第6版()
专栏：
报纸上的镇压反革命宣传
在发现了对反革命匪徒“宽大无边”的偏向以后，各地政府正确地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不知悔改的反革命匪徒实行了坚决而正确的镇压。各地报纸在近数月来也已纠正了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的现象，开始大力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向群众揭露坚决的反革命匪徒的滔天罪行，并公布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匪徒的破案和结案的材料。这样的宣传是有成绩的，它已在提高人民群众的警惕性，警诫反革命分子并为其中的胁从分子指明出路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从以下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报纸业已开始注意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根据检查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大行政区十九份省级及省级以上报纸的统计，一月份发表的关于公安工作的新闻评论等稿件共三百八十六件，其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稿件二百九十件，占全部稿件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其余为一般治安新闻。二月份关于公安工作的新闻评论等增加到四百八十三件，其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稿件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数量上的增加是非常显著的。同时，有些报纸也注意了利用通俗活泼的文艺形式来进行宣传。为了配合取缔一贯道，西安群众日报发表以“一贯道信不得”为题的连环画，山西日报也发表了一些连环画和以镇压反革命揭露一贯道的罪恶和欺骗行为为内容的快板、鼓词等民间文艺作品，这些材料对于宣传的普及是有作用的。
但有些报纸却显得对于镇压反革命的宣传重视得不够，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道很少而不集中、不完整。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有些报纸工作者存在着一种不必要的顾虑，害怕这种宣传会“引起震动和恐慌”，这种顾虑必须加以消除。人民政府杀了一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匪徒，这是群众所欢迎的，善于选择重要的镇压反革命匪徒的案件，把这些匪徒的罪恶加以充分的揭露，对人民有极巨大的教育意义。抓住这些重要的典型的案件，进行大张旗鼓、动人心魄的宣传，就可以扩大这种镇压的效果，而完全不会引起什么“震动和恐慌”。不分主次、件件登报固然是不对的，但不宣传或很少宣传也是不对的。
在二月份各地的报纸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镇压反革命匪徒的典型报道。例如天津日报二月二十四日报道了以“公教报国团”、“民众建国协进会”等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匪首金玉培、王际五等一案的破获，发表了一些新闻、图片、评论，揭露了特务匪徒的罪恶活动及其帝国主义背景，反映了群众和天主教徒对这一事件的控诉和意见。在揭发这一案件之后，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赵振亚和许多教徒发表谈话拥护政府措施，并认为揭发了这个案子对宗教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好处和推动作用。这样的宣传是全面而具体、生动而有力的。也有许多报纸在报道镇压反革命案件时，没有注意充分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和他们对人民的严重损害，没有利用生动的通讯特写等形式以补简单的新闻稿之不足，这些报纸常常以“罪恶多端”之类的空洞辞句代替了土匪特务的具体罪行，以“群众称快”之类的空洞辞句代替了人民群众的生动的反映。甚至有个别的报纸列举了处决反革命匪犯的人数和名单，而几乎全未提到他们的罪恶。由于阉割了应加宣传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新闻就显得极少或没有鼓动力和说服力了。
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理论上的宣传一般地显得很薄弱，缺少通过镇压反革命案件来教育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量的文章。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形，从政治上法律上加以说明和阐述，并约请各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写文章，反映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使政策和条例能深入地传播到群众中去。但是除了少数几家报纸做了一些这样的宣传之外，大多数报纸只是转载了本报的社论，发表了一两篇文章或消息，而没有组织有力的宣传。山西日报、平原日报、绥远日报都没有发表社论，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报纸上没有声音，不表示意见，是不应该的。镇压反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报纸不仅应该针对某一具体案件控诉土匪特务对群众的直接危害，也应该系统地揭露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背景，说明不镇压反革命便无法保卫祖国的独立安全、无法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道理，以教育人民具体地认识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达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加强镇压反革命的理论宣传，在每一报道中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教育，仍应成为各地报纸努力的目标。
自然，在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中，造成一种土匪特务似乎力量很强大的印象，是一种偏向。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对反革命破坏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指明虽然只有很少的特务便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不应该造成一种土匪特务力量如何庞大的错觉。有些报纸在处理新闻时没有认真注意到这一点，在新闻中和标题中不正确地将土匪特务的番号加以煊染。这些番号和职衔，并不足以使人们了解他们的罪恶，有时反而引起人们的错觉。例如二月二十五日河北日报发表了处决反革命匪首孙鹏飞等二十名的长篇新闻，标题为“破获蒋匪反革命指挥机关巨案”，其实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挥机关”呢？在新闻中列举了匪首孙鹏飞等所使用的这个“总司令”，那个“军长”，这个“省主席”，那个“专员”、“县长”之类的衔名，究其实不过是一小撮特务土匪所用的空头名义而已。他们自称什么什么，报纸也称他们为什么什么，便容易引起一种似乎敌人如何庞大的错觉。类似的疏忽或错失会造成不好的结果，值得引起注意。
做好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是一切报纸共有的责任。报纸编辑部领导机关应该经常检查和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并应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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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六种美帝侵华史
王大白
一、刘大年著《美国侵华简史》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二、钦本立著《美帝经济侵华史》 世界知识社一九五○年四月初版，一九五一年一月修订四版
三、汪敏之著《美国侵华小史》 三联书店一九五○年八月初版
四、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历史系小组编著《美帝侵略中国史话》光明日报一九五○年十二月初版
五、王春著《美国侵华史话》 工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六、施瑛编著《美帝侵华演义》 通联书店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美国侵华简史》中的一些问题
在我国出版物中，以正确观点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一百余年来美国侵华政策和史实的第一本书，是刘大年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写成的《美国侵华简史》。本书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以来，截至本年一月北京六版和其他地区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数字的统计，在全国范围内的累积印数达二三八、八○○册。这说明它是怎样受着广大读者的欢迎，它在中国人民的抗美斗争的教育中，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就它对著作界的影响来看，去年和本年一二两月陆续出版的几种讨论美国侵华历史的书籍中的观点和材料，极大部分是以本书为依据的。直到今天为止，在同性质的书籍中，它还是比较好的一种。
然而本书因为最初写作时条件的困难，也还存在着若干缺点。后出的若干种书籍既然大体以本书为蓝本，本书中的错误就成为一再重复的错误了，这是不能不指出的。
（一）“一八六二年美舰炮轰马关，取得日本的妥协”（书八页）。据各种史料纪载，美舰维奥明号在一八六三年曾单独轰击马关一次；此处所指应为美英荷法四国联合舰队轰击马关，迫使日本开放马关海峡、承认一八五八年的通商条约并允许英法在日本驻军这一事件，时间应为一八六四年。
（二）“至一八六八年先后由皮雷与哈利斯帮助日本开辟商务和策划维新运动，”（同上页）作者在这里注明这一资料是引自“美苏考勒斯基著，赵公皎译：美国远东政策，外交月报，三卷三期。”笔者没有查考这一资料来源，但事实是：皮雷在一八五八年三月已死于纽约，哈利斯从一八五六年起任驻日领事六年，也在一八六二年四月回到美国。因此，这句话是不正确的。但如果说皮等对日本的开辟商务乃至一八六八年的维新运动有影响，是可以的。
（三）“一八七二年美国……派军舰至朝鲜强迫与美国订立通商条约。”（同上页）正确的年份应为一八七一年。
（四）“一八七三年……美国前驻福建领事李仙得……竟率领美军向台湾进攻，”（同上页）正确的年份应为一八六七年。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有记载，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八期蔡美彪作《一八六七年台湾高山族的抗美卫国战争》，详细记述了这一件事。
（五）“一八七四年……美日联合向台湾大举出兵。”（书九页）与史实不尽相符。李仙得曾参与此事，也曾介绍了两个美国人给日本人做顾问，但说美国“有陆军参加”就不正确。在若干后出的书中更说成“组织美日联军”，那就离事实更远了。
（六）“一八七四年……，便辟台湾为商埠，”（同上页）是错误的。“台事专款三条”没有这一条。台湾之辟为通商口岸早在一八五八年的中美天津条约里就规定了，从那时起，美国已经获得了这一特权。因此，接下去所说的“美国利用日本达到了插足台湾，开辟市场的目的。”（书十页）也是多余的。
（七）“天津海关税务司英人德璀琳……”（书十六页），德璀琳是德国人。
（八）“美国著名的煤油托辣斯（即美孚油公司）是一九○○年成立的。”（书二十六页），依据各种记载，美孚油公司是在一八七○年成立的，它一开始即具有了托辣斯的性质。刘书虽有所据，但一八七○年是更确实的。
（九）“……司戴德为美驻奉天总领事（原为路透社驻朝鲜访员，以侵华有功累升至此），……”（书二十八页），司戴德在一九○二——○四年间，曾在南京、北京我国海关任职，一九○五年任美国驻朝鲜公使私人秘书，指出他这一经历是更好的，因为这可以作为“侵华有功”一语的说明。
（十）“一九二九年二月美国人克末勒获得‘财政顾问’，前此又有美国人甘梅尔获得财政部设计委员会主席兼银行币制专门委员，……”（书五五页），克米（末？——笔者）勒和甘梅尔原是一个人（即E.W.Kemmer），此人在一九二八年应蒋政权之聘来华，担任伪财政部顾问，并与其他所谓财政专家十二人组织了“财政设计委员会”，在一九三○年提出了一个所谓币制改革计划。
（十一）书中另外也还有些需要改正的译名：（１）如书四页把Major Shaw译为“梅耶·萧”，这人是美国独立战争时一名少校，Major应义译少校；（２）“马瑞慕”在书中五四页和五五页凡二见，照音译，应为“马慕瑞”（Mac Murray），过去外交文献上译为“马克谟”；“中美‘汤格斯坦’借款”宜通称为“钨砂借款”。
对《美帝经济侵华史》等五书的意见
在这一节要进行讨论的著作，包括了文前书目顺序二至六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汪敏之著《美国侵华小史》（以下简称汪著）和钦本立著《美帝经济侵华史》（简称钦著）是比较好的两本。钦著、汪著都出版较早，两书除采取了刘著若干史料和观点外，兼采了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若干材料。两书也个别掘发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汪著关于早期中美通商和一九四八年以后的材料，钦著关于经济侵华的若干材料）。钦著在经济侵华方面作了较系统的叙述。汪著和钦著大体也做到“按照历史年代的顺序，讲述并分析了历史事件”的要求。但汪著、钦著都沿袭刘著的大部分错误。汪著的其他错误较少（但不是没有），钦著初版本以至三版本特有的错误很多，一九五一年一月的第四版虽已经作了大部分的修正，然而还保留了一些错误。
钦、汪二著在与其同类的读物中，在出版时间上可以算是仅次于刘著的“先行者”，因此钦著有些错误又为后出的书所保留，例证可以从王春著《美国侵华史话》（简称王著）中找到。王著是把美国侵华史实，用比较通俗化的活泼生动的文笔加以纪述，鼓动性强，适合一般工农干部阅读，也是一本好书。但除了同类书的一般性史料错误外，也还有些个别错误。与王著同性质的书是施瑛编著的《美帝侵华演义》，这是依据刘著材料，用章回小说体改写的，因为是“述而不作”，特有的错误很少，但文字上有些缺点。
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历史系小组编著的《美帝侵略中国史话》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依照《时事手册》第二期中的宣传提纲，作为学习资料而写成的，史料有些错误，用语也有几处不妥。
下面将具体指出上举几本书中的错误和写作上的缺点。刘著中的若干错误为这些书所重复的，这里不再引证。
（一）钦著（以一九五一年一月四版为据）：（１）“两广总督程矞”（书二页），应为程矞彩。（２）“中国新施与他国人民商业上的便利……”（同上页），“新”字为“所”字之误，这一字差别很大，是不能乱改的。（３）“美国供给英法薪饷一个月”（书四页），事实是：英法供给了美国军舰薪饷一个月，这个错误为王著所接受了（见王著十二页）。（４）“通商口岸增加八处”（书四页），依据中美天津条约，是通商口岸从五处增加到七处。（５）“到了一八九九年，英国已占有威海卫港口”（书七页），应为一八九八年。（６）“海约翰的照会提出后，英国首相张伯伦答复说，……”（书九页），那时的英国首相是在一八八五至一九○二年间三度组阁的沙律士伯雷（Marquis of Salisbury，即Bobert Ceeil），约瑟夫。张伯伦那时是沙律士伯雷内阁的殖民大臣。（７）“……美商和吴佩孚做了一笔大军火的买卖，步枪一万支，子弹二千万发……”，这一史料是从刘著引来的，刘著为“子弹二百万发”，钦著这一错误也为王著所沿用了（王著五八页）。（８）该书初版将一九三五（四？）年上海存银误为“四六亿元”（书五○页），曾经上海大公报“读书与出版”指出，王著改为“四亿六千万元”（书七七页），钦著修订本又改为“六亿元”，但这数字还是不正确的。据“申报年鉴”（二十四年版）所载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上海存银的统计，最高量为一九三三年底之五四七、四四六、○○○元，在一九三四年下半期流出约三分之一，这一年底的存银量仅为三三四、九九七、○○○元。据此，可以判断“六亿元”是臆度的。笔者以为：如果并无确实根据，在修订时随便更改，这种修订也是不足取的。
（二）汪著：（１）“美使华德（Frederic T.Ward）……”（书三六页）Fsederic T.Ward是在太平天国时组织洋枪队的流氓兼海盗华尔，这里所指的美使应该是John E.Ward，一般历史文献中译为华约翰，这里是搞错了强盗们的名字了。（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美国在中国采取攻势的十年”（书一○九页），“美国势力的扩展，到了四十年代开始时受到严重的顿挫”（书一一○页），按照现在通常的说法，“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应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之误。（３）汪著三十二页有一个“注”，说明“见蒋恭（误排为‘发’）晟著‘中美关系纪要’第六十四页”，三十八页只有一个“注”，注明“同上”，“同”哪一个“上”呢？经查对蒋书，原来三十二页的脚注应该移到三十八页，三十二页的注还查不出来源。而且汪著在这一个引文上是不忠实的。因为它把所引的桂良的话有改动，有删节，譬如把原文“当其请换约”改为“当其请约”（三十七页），这意义是不同的。
（三）《美帝侵略中国史话》：（１）“一八七四年台湾的生番杀了五十四名琉球漂流的难民……”（书九页），第一是年代不符，第二“台湾的生番”一词太不妥。（２）“李仙得………卖‘纽约丸’及‘社疗丸’两条船给日本运兵………”（同上页）也不符事实。（３）“李仙得在一七八四年还公然作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向天津办交涉………”（同上页），李仙得曾随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来华，可是他并没有“公然作日本全权大使”。（４）“一九三一年六月，蒋介石又举行第四次，‘围剿’。”（书二十二页），“就在一九三一年美国帮助蒋介石对工农红军作第四次‘围剿’的时候………”（书二十四页），第四次“围剿”是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这里两次都说错了。
（四）王著：（１）“美国又派了一个叫伯加的人，联合英人、法人重行提出修改条约的内容………”（书一○——一一页），著者提出了四点，但第一点（关于保护美船在各海口自由巡逻）已经列入望厦条约的第三十二条，第二点（领事裁判权）已列入同约第二十一及二十五等条，第四点（利益均沾）也在同约中有了规定，对第四点著者也在同书第二十一页自己说过“………第一是要求‘利益均沾’，这一开头就成功了，………”。其实这时美国政府要伯加提出要求的是另外三件事：一、美国外交官入驻北京；二、通商范围无限制扩大；三、废止一切限制美国人民在华活动的个人自由的禁令（见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页二十四，转引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２）“可是美国帝国主义却不肯白完，………结果是强迫满清政府开台湾为商埠，还赔款五千万两”（书二十页），“五千万两”是“五十万两”之误，而且这五十万两是赔给日本的，这里语意不明。（３）“原来美帝国主义侵略菲律宾的时候，陷入了和西班牙的抢夺战争”（书二十一页），这是与史实不符的，在美西战争时，西班牙军队的抵抗一下就垮了，美国陷入的是菲岛人民的抵抗不是“和西班牙的抢夺战争”。（４）“一八五七年天津条约规定……”（书四十六页）一句，是将原通牒的原句“……我国坚执一八五七年我国倡始之对华和平……政策”（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四，十六页）改写的，可是这样的改写就错了，因为天津条约是订于一八五八年。（５）“袁贼……便真正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做起皇帝来了。这无耻的皇帝共做了六个月零六天，……”，袁世凯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接受“皇帝推戴书”，次日便正式称帝了，预定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登极”却一直未成，到同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撤销帝制，这里的说明是与历史不相符合的。（６）“一九○八年……两个侵略强盗签定了……‘高平、卢特’协定”（书三十三页），“……结果由美国代表路德替改为四条，……”（书五四页），这在一九○八年签订“高平、卢特协定”的卢特和华盛顿会议时拟订四原则的“路德”正是一个人（Elihu Root），为什么译成了两个人名呢？顺便可以提到的，王著常把一些比较通用的人名加以更改，如把顾兴（顾盛）改作“苦兴”，伯驾改成“伯加”，把芮恩思改成“瑞恩思”，实在并无必要，因为“顾”、“驾”、“芮”等字在同书中还是出现了的。
（五）施著：“有一艘琉球海船，被风浪打到台湾海岸上，那批遭难的琉球水手登岸躲避，尚未站定脚跟，谁知山林里冲出一伙生番，不由分说，就把那批琉球水手，杀得砍瓜切菜一般，……”（书二十八页），这段描写虽是“生动的”（这是作者的企图），然而却生动到有害的地步了。作者运用了他对“生番”的想像，可是这想像可能是从美国野蛮的西部电影诬蔑“红番”的影响中得来的，这就不能再用来传播给读者了。
编者按：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几本美帝国主义侵华史中的一些史料上的及个别观点上的错误。应当承认，《美国侵华简史》、《美帝经济侵华史》、《美国侵华小史》等书虽然提供给我们一些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但是无论就观点上及材料搜集上来说，都还不是理想的著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内容正确、材料丰富的典型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著作，而这种著作，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从一些叙述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小册子中看出一个著作界的不良倾向，那就是有些作者太不严肃，太不认真，不耐心搜集史料，不耐心分析问题，辗转传抄，以讹传讹，顺笔一挥，潦草从事。这种态度的典型例子是宣谛之作，世界知识社出版的《美帝侵华一百年》及谢牧编著，潮锋出版社出版的《美帝侵华政策的百年总结》，我们打算另组织一篇文章在下期发表。还应该补充一点，高一涵等著、光明日报社出版的《美帝侵华初期史实》，虽然是编集了几篇零碎的文章，但能正确地揭发了美帝国主义早期侵略中国的一些主要史实，这类文章对读者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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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几本有关日本问题的书籍
美帝国主义正在力图重新武装日本，单独对日媾和，复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它重新成为破坏东方和平的力量，成为美国侵略主义者的工具。现在，日本人民与世界人民、中国人民一道，正为着反对美帝阴谋，争取全面对日和约而斗争。下面的一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斗争的情况及其可能的结果。
《艰苦斗争中的日本人民与日本共产党》
新华时事丛刊社编 新华书店出版
本书是目前有关日本问题的最重要的文献的编集。这些文献指明了日本人民斗争的现势、前途以及日本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
目前世界局势的特点之一，是美国军国主义者在东方集中主要注意力于日本，企图使日本成为反对苏联、反对人民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军事冒险主要基地。战后日本的形势，一直是，现在更加是：美国帝国主义制造和支持着日本一切反动政策。为获得日本真正的民主、亚洲的永久的和平，日本共产党人就不应该止于反对日本本国的反动派，而且要揭露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日本的阴谋，揭露使日本成为反人民战争基地的危险。争取日本的民主的斗争，必须与反对单独缔结牺牲日本人民利益的单独和约与要求撤退美国占领军的斗争联系起来，但日本共产党人起初没有正确认识这一点，因而不能把日本人民的斗争导向于正确的方向。
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正确地批评了日本共产党这一原则错误，本报亦曾发表重要社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忠诚恳切地提出虽然日本人民和共产党人的处境十分严重，但决不能为了策略上的灵活而放弃了正确地团结和教育人民从事严重的革命斗争的根本立场。
在国际兄弟党这种热情坚定的帮助下，日本共产党人显示了它的高贵的品质，迅速纠正了它的错误，重新建立了领导日本人民走向胜利的正确的政策，并为此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党内斗争，保持了党的生命——团结和统一。
这一小册子，主要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文件。但应该指出来，本书在编辑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毛病，它把本报为日本共产党的统一而写的一篇重要社论《日本人民斗争的现势》和其他报刊中的一般论文通讯合编成第一辑，而把有关上述斗争的许多文件编成第二辑和第三辑，并且也没有照顾到时间的连续性，这样在编排上就显得零乱，不能使读者正确了解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它的发展过程。
《美帝占领下的日本是法西斯主义的苗床》
新华时事丛刊社编 新华书店出版
这本书集中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国麦克阿瑟总部的卵翼培养下，已经复活起来，变成美帝国主义侵略远东和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在日本国内，武装警察在大量训练着。日本的陆军早已在警察名义的伪装下重建起来，又用加强海上保安队的办法来重建日本的海军。组织了大规模的日本消防队员和与美国情报机关有勾结的日本失业军官和特务。这些反动的武装集团，都是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搜捕民主运动和进步领袖，并作为侵略朝鲜、中国、进攻苏联以及袭击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帮凶而组织的。
美帝国主义积极鼓励日本恢复战争工业，复活财阀势力，努力发展火药、钢铁生产。美国资本控制日本的铁道、电讯和电力工业，绞死日本的和平工业，加重了对日本人民的剥削，企图变日本为殖民地。同时美帝国主义一刻也不放松在北海道到九洲南部的地方，到处修筑海空军基地。
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不法行为，立即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反抗，也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在日共领袖德田球一的论文里，生动地说明了日本在美国占领下，军事基地化和殖民地化的情况，并且有力地表示了日本爱国人民的前卫——日本共产党的战斗决心，他们肩负着伟大的战斗任务，他们的斗争一定要取得胜利。
《美帝怎样扶日》
翟一我编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明确地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在日本五年多来所积极实行的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政策，把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具体的罪行，美帝国主义到底在怎样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用实际的例子和具体的统计数字揭发了出来。
美帝国主义起用侵华战犯领导“警察后备队”，派侵华战犯去台湾帮助蒋介石匪帮作阻挠我军解放台湾的军事布置，公开起用法西斯军人参加侵朝战争，更悍然违反波茨坦公告，解除对罪恶滔天的军国主义战犯的整肃，一句话，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纵容和扶植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复活。
美帝国主义这一阴谋是凶恶的，曾经身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对此绝不能容忍。然而人们看到，这也表明了帝国主义阵营是多么的软弱！不论美帝国主义如何张牙舞爪，它的力量却押在还是未可知的日本军事侵略力量重起的这一宝上。
《日本人民为粉碎奴隶的枷锁而斗争》
邓超著 世界知识社出版
本书叙述了一九四六——一九五○年日本人民为反对美日反动派而斗争的许多重要问题，这是一本比较系统的读物。第一章论述和约问题；第二章揭露美帝在日本的疯狂备战；第三章分析美日反动派镇压日本民主运动，迫害日本人民，企图沦日本为殖民地的阴谋；第四章着重介绍了日本各阶层人民英勇斗争的情况；第五章叙述在国际兄弟党协助之下，日本共产党建立的引导日本人民走向解放的正确政策，毫无疑问，在日本共产党坚定而正确的领导之下，日本人民必然要一步步走向胜利，党的成熟乃是革命成熟的主要标志，这是一切革命历史都充分证实了的；第六章叙述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兄弟的友谊。
本书也有一些缺点。它对于日本人民斗争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密切关联性，叙述得很少，对于在日渐壮大、胜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中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必然胜利的前途，没有给以应有的郑重的指明，这应该是很重要的缺点。此外，对于反对美日反动派的广泛的日本人民统一战线，也缺少深入的分析。
《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
天津宣传手册社编 知识书店出版
本书内容包括周恩来外长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本报有关反对美帝国主义单独媾和、武装日本的阴谋的两篇社论，苏联和美国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交换文件，以及我国和苏联抗议美帝国主义擅释日本战犯的文件，最后附以一九四二年的二十六国宣言，一九四三年的开罗会议宣言，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公告（节录），一九四七年的远东委员会对日基本政策。这是编辑得相当完整的一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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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农村出版工作
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大量出版以农村读者为对象的出版物，这种专业方向是正确和必要的。该社去年一年共出版新书一一二种，印行一百三十四万多册，一般说，推广量还不够高。其中以《抗美援朝宣传资料》、《农村应用文》、《怎样办供销社》、《新婚姻法读本》、《对联大全》等书销数最大，《农村应用文》已销四万四千册。该社今年计划出书二百种，印二百三十万册，已出版或即将出版者有《绘图庄稼新字》、《绘图农村日用新字》、《简易珠算入门》、《自然科学二百问》、《自然科学常识解答》、《苏联青年怎样热爱他们的祖国》、《美国统治阶级在混乱与分裂中》及剧本、连环画、歌集等。
加强对农民的出版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出版界在这方面还缺少完整的经验，希望河北人民出版社通过出版物联系广泛的读者，进行读者兴趣和接受能力等的调查，研究出一套经验来。
在工农兵刊物中刊载连环画
有很多工农兵刊物，经常刊载连环画，内容、技巧、印刷也都好，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因而推广了销路。这样的刊物，在工人刊物中如东北的《工人之家》、天津的《工人文化》、北京的《北京工人》，在农民刊物中如东北的《新农村》、保定的《河北农村》；在通俗文艺中如东北的《群众文艺》、上海的《群众文艺》；在画报中如张家口的《内蒙画报》、东北的《火车头画刊》、第四野战军的《战士画报》，都做得很好。但有些工农兵刊物还没有这样做，或做得还不大好。现在期刊界还没有专以连环画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这种刊物的出版，在目前很有必要，它一定能受到广大工农读者的欢迎。
《义和团》的史料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已有《义和团》一种出版。全书印二千余面，分四卷，包含史料四十八种，其中有三种是辑录成的，末附本书主编翦伯赞所撰《义和团书目题解》，极便于研究者，这套丛书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教师月报》创刊
这是以北京市教育工作者为对象的刊物，它以推进教育工作、提高教育质量、交流学习和业务经验为要旨。创刊号里有曾昭抡的《自然科学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丁浩川的《关于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王宜民的《开展中等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等论文。此外谈教师学习的文字占不少篇幅，又有教育论文“文摘、索引”一栏。在教育刊物中宣传爱国主义，指导中小学教师如何在教育中贯注爱国主义的精神，这是一切教育刊物应该注意的问题。目前的中小学教科书，在阐发爱国主义上都做得不够，希望《教师月报》及其他教育刊物，能结合教材，根据具体科目，有计划地发表一些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与教案。
加强工会法的宣传
新湖南报三月四日在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长沙、衡阳等地检查工会法执行情形的三篇稿件，指出各地漠视和违反工会法的现象很严重、很普遍，检查的结果显示“好些职工群众、党、政府、工会和行政干部及资方仍对工会法是国家大法这一点领会不够。”新湖南报发表了题为《端正对工会法的认识》的社论，批判了流行于少数政府干部、公营企业行政干部、私营企业资方以及一些基层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中的对工会法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希望“掀起一个广泛而又深入的重新学习工会法运动，端正对工会法的认识”。
在长沙和衡阳所检查出来的那些现象，在其他各地也是存在的，报纸应该发表这些材料，监督各方面正确地执行工会法。目前还有一些报纸，包括某些工人报纸，对于工会法的宣传不够，发表了一些资方粗暴地违反和破坏工会法，以及干部对这种情形只限于采取“说服”“批评”等不充分的处理方法的材料，报纸并没有表示态度，这种现象是应该注意纠正的。
不适当的挑战
上海大公报三月四日发表了一条新闻，报道上海市纺织工会手机工厂基层组织在接受市贸易公司委托加工织袜后，提出四项条件，“向全市纺织工人挑战”，其第一项条件就是“工资八五折”。同一性质的消息出现在三月十日新闻日报的新闻中，上海同丰印染厂许多部门订立了爱国公约，其内容之一是“延长生产时间，借以提高生产质量”。
这样的挑战和公约是不适当的。在目前没有必要叫工人减少工资，即使手机工人的工资还可以适当降低，也决不适宜拿来“向全市纺织工人挑战”。至于延长生产时间也并不一定能真正提高生产质量，这样的爱国公约会引起妨害工人健康等不良的结果。报纸上应注意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挑战公约。并应帮助工人纠正这种错误。
第6版()
专栏：读者·编者
读者·编者
加强科学图说的科学性
本刊第六号发表了王奎克君对华东书店版《大众科学图说》中的一本书——《从猿到人》（编绘者左本、云泉）的意见后，《图说》的主编人薛鸣达先生来信表示：这“还是我们所读到的第一篇正式的批评”，“我们已参考了王同志的意见，把《从猿到人》的内容详细检讨一番，决定重新改编，并重绘全部的图画。”来信也说到《图说》已出版了十几种，还有二十多种正在编绘中，从销数上看可以反映这一类书“是大众急切需要的读物”，但“因为编者与绘者都在尝试地做着工作”，“希望读者多提出批评”，“那是对于我们的求进步更有帮助的”。
这一套书的出版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我们建议这一套书在编绘时应该和专家们密切联系，要注意到通俗性，同时也应该加强其科学性、系统性。
重视原稿整理工作
本刊第一号曾经登载丁传信君对《税收与工商业》一书的意见。顷接该书出版者中南人民出版社来信，表示接受，并检讨该书发生错误的原因，是原稿整理不够清楚，以及对政令文件的校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该社现已规定有专人负责原稿整理工作。
因原稿整理不好而发生许多错误，是出版界常有的现象，我们希望所有出版机构都要注意改进这一缺点。
编辑法律文件须注意时间著录
谢怀栻君来信提出下面一个意见：凡是关于法律文件的出版品，包括翻译的外国法律文件，务须注明该法律文件通过或公布的年月日。如该文件经过修改，并须注明其最后的修改年月日。——这对于法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新华书店出版、法制委员会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没有注明该宪法是在何年何月通过公布（制定）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一样。（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制定过两次宪法，又曾有多次修正，这册书内均未说明）。我们同意谢怀栻君的意见，并借此唤起公私出版家的注意。
《新儿童》印错了各国国旗
李本昭君来信说：“天津知识书店出版的《新儿童》四十二期（一月一日出版）封底面印了‘十二面和平民主国家的旗帜’，把我国、苏联、朝鲜、蒙古、罗马尼亚和捷克五面国旗都印反了，其中罗马尼亚的国旗中间黄色部分漏印了一个图案。此外，把紫地、黑鹰、红星的阿尔巴尼亚国旗印成了暗红地、黄星；把保加利亚国旗白色部分上的图案漏印；把匈牙利国旗上的图案也印错了。我以为《新儿童》的这一错误同样值得凡印制各国国旗者加以深刻注意。这类错误是应该消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