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
各界人民悲愤控诉反革命罪行
坚决要求政府处决王凤巢等罪犯
在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亲身遭受反革命分子毒害的，洪兴工厂工人孙鸿全、农民苏德平、妇女尚林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英超、河北高中学生刘鹏志等十八人悲愤控诉国民党反动匪帮军统、中统特务、惯匪、反动会道门匪首王凤巢、王廷枢、冷少颖等的万恶罪行，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判处这些匪徒以极刑。
第一个走上台去的，是被特务匪徒著名黑枪手王凤巢用绳子勒死过去八次的洪兴工厂工人孙鸿全。他说：一九四九年三月某天晚上七点钟，王匪凤巢和他儿子王秀峰假冒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名义溜到我家，用手枪逼着我的胸口要黄金。没有结果。就用布塞住我的嘴，绑住我的双脚，用麻绳把我勒死过去八次。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两个匪徒才拿了我的自行车、手表、金戒指和许多衣服扬长而去。像王匪这样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人民政府必须严厉惩办，才能给我和以前在河北省河间一带被他杀害的四百多个同胞报仇。
特务史玉龄带领还乡团 杀死革命干部四十多人
京郊门头沟外十三区桥户营村农民王占龙说：史玉龄是有名的特务恶霸。在日寇统治时期，他用一百六十元伪币换了我一百六十块大洋。一九四四年，我们那一带获得解放，实行减租减息，我向史匪讨还这笔旧账，要回了三亩地。以后史匪偷偷地跑到北平，勾结反动地主刘鸿瑞组织还乡团。一九四六年我们这一带被蒋匪军重占，史匪带着还乡团回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被他们杀死后扔在黄土坑的革命干部就有四十多人。我被匪徒抓去，挨了无数次毒打，被灌了五壶凉水，死去活来好几次。我老婆那时快要生孩子，被史匪恶狠狠地踢了一脚，结果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荣誉军人李忠和叶剑英将军的通讯员老彭，都是被史匪活埋的。有一次，史匪带着一伙匪徒到长辛店去，拦劫了人民解放军的十辆运输车，还枪杀了三个干部。若是加上日伪时期被史匪欺压致死的三个老乡，他一共杀害了九条人命。解放后，史匪被人民政府逮捕了，但是人民政府只判了他十五年徒刑。我们全村二十九户都要求要活剥他的皮。
冷少颖制造“四九”血案 毒打师大学生逮捕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英超说：一九四八年，在中统特务华北办事处情报组长兼学运组长冷少颖的主持下，师范大学发生了“四九”血案，我目睹匪徒们毒打学生的暴行，看见满屋满地的鲜血，我曾激愤地发动教授们向反动政府请愿。因此，和特务结下了仇恨。有天晚上，十几个特务围住了我的宿舍，四支手枪前后左右地对着我，甚至我的孩子也被他们用枪指着。我被抓去以后，特务硬说我是民主同盟的盟员，逼着我交出名单和电台等物。我不是民主同盟的，有什么名单可交。特务们就严刑拷打我，压杠子，灌凉水。我先后晕死过去六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间四壁通风的屋子的地上，腿已经不能动了。第二天又有一个叫“人厨子”的特务继续审问我，他们把我的双手反绑，吊在梁上，然后两个宪兵用脚踢我，并用烧红了的铁烙我，烙得我浑身上下满是伤痕。特务匪徒的手段是多么毒辣和残忍啊！我在师范大学二十多年，全校师生都知道我老老实实教书，从不过问政治，但想不到也居然遭到了特务这样的毒手。今天我要求人民政府枪毙这些十恶不赦的匪徒，坚决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像这样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多少就要杀多少，一点也不要留情。因为不这样作，善良的老百姓就要继续受到他们的残害。
“宁错杀一百不放走一个” 陈子丹死心塌地反对人民
河北高中学生刘鹏志说：一九四八年，师范大学“四九”血案发生不久，一天晚上，许多特务拿着手枪、手榴弹、木棍、铁棒，还有日本兵用的大战刀，突然冲进我们学校的礼堂。正在举行联欢大会的全校师生立刻乱成一团，我被几个特务围了起来。有个叫陈子丹的特务照着我的头上就是一刀，鲜血立刻染满了我全身，湿透了衣服。我刚一回头，又被打了一棍，三个牙齿被打碎，头上也打开了两道口。我当时就昏过去了。第二天我和十五个同学被送到伪河北省保安司令部特务连，在那里被关了三个半月，又被送到国民党炮局的监狱，又关了三个月。特务拷打我们的残酷情形，真是难以令人想像。有个叫傅宗舜的同学，特务让他站在砖上，举着双手，不许喝水，一直站了七十二小时。到第三天时，傅宗舜实在支持不住了，双眼一闭倒了下去，特务们却又用浸湿了的粗麻绳去毒打他。就这样，傅宗舜同学的半个身体的神经受了损害，直到现在尚未恢复。今天我们在这里控诉特务的罪行，我还很清楚地记得特务陈子丹对我说过的话：“全国有很多高中学生，杀死你们十六个人，算得了什么。我们错杀一百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共产党。”特务匪徒是多么狠毒！但是今天他们终于落到人民的手里，亲手毒打过我的特务陈子丹也将受到人民的制裁，我心里非常高兴。
电车公司工人王玉忠控诉蒋匪中统特务马振源惨害他的罪行。他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马振源捕去我们二十七个工人，硬说我们是共产党，百般拷打我们。马振源用竹签子刺入我的指缝，用子弹尖划工人季文田的肋骨，用杠子压得工人李子权晕过去好几次，直到现在他的腿上还带着伤痕。”这时，残害工人的凶手马振源被押到会场上全场代表表现了最大的激愤，王玉忠激动地指着马匪说：“就是这个王八蛋！就是他把我们二十七个人捉起来，想在蒋介石面前买好，当伪国大代表。”他说到这里，气得脸色都变了。南郊石家村的居民苏德平一家三口来控诉王凤巢的罪行。苏德平控诉说：“我家在十年内被王凤巢抢劫了三次，害得我全家无衣无食。第一次把我女儿抢走，我花了很多钱把她赎回来。第二次又把我老婆和女儿架走，我倾家荡产把她们赎回来。第三次王凤巢又把我母亲抢走一直没有音信。直到前些天，人民政府才在王凤巢家里一个两丈深的坑里发现了我母亲的尸首，脖子上还绑着绳子。我要求政府枪毙他，给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长辛店第五区的尚老太太颤巍巍地走到台上，指着站在台角的特务分子李铁宝痛骂：“我儿子尚德祥的命送在你手里！那年他挑了一担盐，就被你看在眼里。盐担子给挑走，人也逮走，你丧尽了良心，用铁镐把我儿子劈了。被你劈了的人还不知有多少？！”老太太痛哭得讲不下去，被人从台上扶了下来。
北郊农民范忠控诉中统特务、恶霸兼惯匪路焕仲、路焕山兄弟二人的罪行，他说：“我父亲是被他们兄弟两个用火筷子治死的。家里出不起一千斤老玉米收尸钱，可怜我父亲的尸首也被野狗拖吃了。附近三村有七条人命送在这两个家伙的手里。他们在村里还强奸了十来个妇女。还有一次就暗害了十几个八路军的采买员。北郊老百姓恨不得把他们兄弟两个剁成肉酱！”
人民印刷厂工人王发、温永久控诉外号“南霸天”、“活阎王”的特务流氓兼一贯道坛主王廷枢的罪行。他逮捕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四十多名，光人民印刷厂工人就死在他手里十几个。温永久的弟弟就是被他治死的。被他弄得家败人亡的有十几户。王发的父亲活活地被他气死。“把他拉到南郊去枪毙！”王发喊出了南郊人民的声音。
参加一九四七年“五·二○”学生运动，在西单遭特务围打的北京大学学生邓霄，悲愤地叙说着当时特务逞凶、以铁棒，有刺的“中正棍”追打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情形。他高叫着：“现在有人民政府给我们作主，坚决惩办这些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在会上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还有师范大学毕业生邱锡恩和前朝阳大学学生贺建章等，控诉时，到会的代表及各机关、团体列席人士五千多人纷纷高呼：“血债血还！”“为受害人民复仇！”“要求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被押解到台前的反革命分子王凤巢、王廷枢、冷少颖等反革命分子一个个面无人色。无数愤怒的眼睛，巨大的控诉和示威的吼声，使得这些反革命罪犯低下头来，等候着人民的最后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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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杀人四百名的刽子手王凤巢
宫复
王凤巢是个蒋介石匪帮军统特务，曾经杀害了四百多人，烧毁了民房一千五百多间。被害的冀中人民，正在找他清算血债的时候，这个万恶的特务，竟在北京又连续抢劫，伤害事主。
王凤巢本是冀中河间一带的大土匪，专门替恶霸地主打黑枪，五十块现洋就可以收买他杀害一条人命。这样被他杀害的有孙凤鸣等九十八个人。
抗战开始以后，他又投靠日寇当汉奸。在一九四○年的正月，这个铁杆汉奸特务，带领伪军，血洗了河间一带的张四营、刘古寺、南段村等十五个村庄。这次在他亲自指挥下，抢走了农民的粮食、牲畜和所有的财物，但是，他还不满足，又以“通八路”为名，命令伪军用枪弹和刺刀杀害村民倪志荣等四百多人。怀了孕的妇女被挑破肚皮，不满周岁的小孩，被抓起两条小腿活活劈死。村里村外，到处都躺着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王凤巢用同胞的鲜血，从日寇那里换来了冀中保安司令部大队长的“官职”。一九四二年五月，这个刽子手又带着伪军，在张四营、刘古寺、北马村等七十多个村庄放火，烧毁民房一千五百多间，其中的北马村，只剩一片瓦砾，几里地内不见人烟。数千农民，被迫流离失所，受尽饥寒交迫的痛苦。
日寇投降了，混身染满人民鲜血的王凤巢，又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用，充当军统“报国团”第九组的特务头子。在大特务刁化仁的手下，他不仅刺杀了解放区的村长徐国正，而且在北京南郊一带，竟然公开结伙绑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月黑夜，他把石家村苏德平的母亲苏靳氏，从被窝里绑起来就走，拉到南獐鹿房村二十一号的地窖里，回头要价四十两黄金，叫苏德平“赎票”，可是苏德平的老婆和孩子，已被他绑过一次了，那里有钱再赎？过了几天，王凤巢见“赎票”已不可能，便起了杀机，把苏靳氏饿了十多天，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王凤巢，才用绳子把她勒死。事隔两年零五个月，才发现了这个阴暗的小地窖。苏靳氏的尸体已烂成一堆白骨，当日勒死她的绳子，还隐约的缠在脖子上。
北京解放后，这个专门以杀人为生的王凤巢，丝毫不肯低头悔过。他收罗了一批特务和散兵，继续抢劫人民的财物。在前年三月间，他冒充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户口，闯进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五十三号孙鸿全的家里，用绳子捆绑孙鸿全的全家，并且把孙鸿全按在地上，用绳子勒昏过九次。虽然王凤巢每次作案之后都藏到西郊海淀镇，假装编柳条筐子做掩护，但终于落网被捕。被他害死的几百条人命，现在可以报血海深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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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红门的大恶霸双德立
王敬
双德立，这个恶霸地主，在日寇统治时代是汉奸，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是军统特务。他称雄称霸地当了十三年大保长。霸占农民的土地、房屋，随便打骂农民，甚至拿踢死、逼死农民当闹着玩儿。在北京郊区左安门外小红门一带，提起“双三爷”来，连七岁小孩都打哆嗦。
在双德立家里当了二十三年长工的高顺，就是被双德立踢死的。一九四三年二月，老高在磨房里磨面，因为骡子不老实，乱跳乱跑，跑进猪圈，陷在粪坑里淹死了。双德立的哥哥双德名，当时就用拴牲口的大绳子，把老高狠狠抽了一顿。双德立回来，拿着手枪，怒气冲冲地对着老高，大喊道：“骡子死了，好，我枪毙你！”老高跪下央求。他揪过来连踢带打，对准老高的下部踢了一脚，只听得一声惨叫，老高便不能动弹了。可是还没有死。双德立叫人把老高拖进小黑屋，不许人给他吃喝。老高又折腾了两天才死去。双德立叫人把尸首抬出去，他向天放了三枪，来压住附近农民的愤怒。老高就这样死了！他在双家扛了二十三年活，辛辛苦苦攒下的八十多块现洋和一些裤、袄，也都被双德立吞没了。
小红门村的农民说：“双德立杀人不见血”，真是一点也不差。他会使种种方法，图财害命。他帮助他的丈母娘，霸占贫农赵秉庚的房子和家具，把赵的兄弟媳妇押在保公所。赵秉庚这口闷气没法出，得气臌病死了。他临死的时候，对家里人说：“我死以后，你们要给我报仇！”可是，那时的“衙门”，是给双德立撑腰的；贫农去告双德立，还不是找罪受吗？
高恩惠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日寇统治的时候，曾告过双德立贪污。双德立怀恨在心，总想报复。有一天，高恩惠碰见双德立的叔叔双勇，没有向他鞠躬，招呼他，双勇就把他毒打一顿。可是双德立还没有出气。到国民党统治时，他把高恩惠的儿子高文元抓到南苑拘留所，押了八天，用种种手段吓唬这孩子，把孩子吓的得了重病。等到高恩惠用钱把孩子赎回来，不多几天就死了。
雇工韩德祯，给双德立看青，被土匪绑去。土匪叫双德立拿钱去赎，他理也不理。结果，土匪“撕了票”，把韩德祯杀死了。双德立说：“一个臭扛活的，死了有甚了不起！”
双德立除了血债以外，欺压农民的事，更是说不定，数不清。吊打农民，在他是家常便饭。农民们遇见他，须鞠躬喊“双三爷”。贫农陈玉山的老婆，有一天在路上碰见他，因为背着大柴筐，弯不下腰，没有鞠躬，就被他痛打一顿。他平日诬赖修自行车的王子长卖黑车，王子长分辩几句，就被拖到警察所去毒打。到如今王子长的屁股上，还有许多大伤疤；他老婆也吓成了干气疯。
左安门外菜园子很多，收菜时，全村农民得轮流给双德立看菜窖。在深夜里迎风站着，如果稍一打盹，叫狗腿子看见，就要吃一顿毒打，并且被抓进警察所押起来。他又规定：不交齐“田粮”的农民，不许收菜。所以一到收菜季节，农民们就愁得哭。贫农李春山，就是眼巴巴地看着白菜冻在地里了。白菜收不上，一家人就得挨饿。可是双德立不管你有没有饭吃，到过年过节，必得给他送礼。要不送礼，他会百般刁难你。在国民党统治时，贫农陈玉山的儿子陈庆荣，被他三次抓兵，每次都是用钱赎回来。可是在陈庆荣结婚的那天晚上，还是给抓走了。陈玉山的老婆因此急得发疯。
双德立仗着恶势力，想出各种方法来敲诈民财：粮车经过小红门，要缴车税；集上作买卖的，得给他拿用钱；他还征收过路税、屠宰税、小学开办费……他贪污的数目都计算不清了，只知道他在没当保长的时候，家里才有十八亩地和一所房子，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他竟有九十多亩地（其中菜园三十亩），五所房子。他这些财产，都是农民的眼泪和鲜血积起来的。
北京解放后，农民翻身站起来了，小红门全村农民，联名写了控诉书。他们说：“我等全村人民，已受害十余年矣。民脂民血，已被彼等吸尽。凡我村民，无一不受其辱打者。我等忍无可忍，团结一致，誓必铲除此害群之马，不达目的不止。”今天，农民们得到了人民自己的政府的支持，要向双德立清算血债，要求杀人者偿命，给死了的人们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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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残害学生的特务头子们
卢念高
在蒋介石匪帮统治北京的时候，北京的爱国学生们，为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抗议美军暴行，曾经轰轰烈烈地举行过许多次示威大游行。但是他们每一次的正义行动，都受到特务们的阻挠。成百的学生，受到特务们的毒打和逮捕。有的甚至被特务们秘密屠杀。这笔血债已经欠了好多年了。现在，那些专门残害学生的特务头子赵仲容（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副部长）、冷少颖（中统华北区办事处专员）、张民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副主任委员）、吕坪（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组训科长）、陈仲和（军统北平站学运组副组长）、傅仲义（中统北平区组长）、庞浩（匪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内勤股长）等，到底落入了人民的法网。北京学生们有权利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在解放前，特务头子赵仲容、冷少颖、张民治，曾经主使吕坪、陈仲和、傅仲义、庞浩等，组织了成千的特务打手，屡次封锁学校，逮捕学生。在西单和西直门一带毒打学生的游行队伍。他们冲进河北高中、华北学院、朝阳学院、辅仁大学、师范大学去行过凶。一九四八年，朝阳学院的特务学生王镇，在张民治的指使下，公然在校内设立刑堂，拷打同学，恐怖笼罩着全校。同年的四月八日深夜，一大群特务，在戒严期间，鸣枪闯入师范大学，用带钉的木棒毒打学生。把八个鲜血淋漓，只穿着背心裤衩的学生，从宿舍拖到校外的大卡车上，血洒满路，造成了震动全国的“四九血案”。到十一日，为了对付全市学生在九日举行的反迫害示威大游行，张民治等又组织特务打手，举行“反反迫害”的行凶游行。他们看见挂北京大学徽章的人就打，一连打伤了六个。他们跑到沙滩，打坏了北京大学红楼南面的大部分窗户，刀劈“北大教职员宿舍”的木牌，捣毁吴恩裕教授的住宅。他们想用法西斯的恐怖暴行，来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这些暴行，在当时是用“学生互殴”或“民众自愿行动”的伪装来作掩饰的。但是，在今天，他们不得不供出了真象。吕坪的口供里说，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那天，国民党匪帮听说北京学生要发动全市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罢教，因此大为恐惶，用特务打手和伪军警，封锁了所有的大学，不许出入），“我指挥国术社的白瑾等，率领七百多打手，包围清华、燕京两大学。每个打手发给两万元。”张民治的口供里说，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晚上，他找中国大学的特务学生韩景屺等到他家里开会，决定用各校的特务学生，到师范大学去逮人，由伪警察在外面协助。四月十一日“反反迫害”游行时，国民党市党部给打手们预备了铁杆小旗和木棒，叫他们毒打学生。当时在伪参议会内设立的游行指挥部，就是由张民治和匪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等共同主持。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大捕学生的前夕，匪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拿了黑名单到北京，赵仲容、张民治就和陈雪屏、胡适等一起成立了指挥部，拟定黑名单。张民治亲率眼线，到各校捕人。
从一九四六年起，中统特务冷少颖和军统特务陈仲和等，利用各校特务学生，组织情报小组、通讯小组、中华青年服务社、青年前进会等，搜集情报，监视同学，开列黑名单。冷少颖曾经命令各通讯小组长说：“尽量搜集情报，将各大学进步学生，一网打尽。凡是诋毁政府（指蒋介石匪帮）、攻击学校当局的，一律按共产党嫌疑分子论罪。”学生们落入他们的手中，差不多都是九死一生。庞浩自己供认：“我对于所有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律施用毒刑。”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学生孟宪功、李恭贻、邓特、师范大学教授徐英超，学生邱锡恩、赵学勤等，都被打得遍体鳞伤，筋折骨断。有的更受遍了坐老虎凳，吊打，灌凉水，烙通条等等非刑。徐英超教授在蒙难记里回忆受刑后的情况说：“半死地躺在一块席上。两腿肿得不能动。两臂被吊疼得不能动。嘴被打得出血。眼被打得昏迷。看两手，两手已失去知觉。手腕已皮破血出。满手青紫，肿得不像人手样。看身子，全身被烫得皮焦肉烂的有几十处。”邱锡恩到现在左手小指还短了一截。这是特务们残害爱国师生的铁证。这血海深仇，怎能不报！
这群特务的罪行，还不止是残害学生这一项。当一九四六年四月，北京市的进步人士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集会时，冷少颖、庞浩等亲率特务打手，用鸡蛋、石块、铁棍、木棒，打伤陈瑾昆教授等许多人，搅散了会场。他们还利用权势，贪污敲诈，无所不为。冷少颖就曾强迫九区市民，订阅他办的特务杂志《中国晨钟》。这样掠夺来的订费就有黄金十两！
这群特务都是坚决反革命、反人民的。拿冷少颖来说，他不止解放前欠人民无数的血债，就是在北京围城时期，他还组织突击队，搜捕革命人士五六人。他又利用伪参议员的身份，坚决主战，破坏和平解放，祸害人民。他在临逃之前，还布置下中统特务的潜伏工作；在逃到西北以后，还组织所谓“川康陕甘青武装工作队”，企图继续屠杀人民。人民对这样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是不会宽恕的。他们在供词里自己也承认是“罪行累累，擢发难数”“良心泯灭，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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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
—黄景作—
（十）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十二、三岁的朝鲜女孩子，她拖着一条薄薄的白布裙，用棉花包了自己的脚，她全身冷得在无声地颤抖。——她走过来，睁着一双大眼睛问：“中国？”
（十一）“中国，中国人！”王怀铎响亮地回答了孩子。孩子笑了。走到他的面前来，默默地把她那付瘦小的手安放在他那宽大的膝盖上了，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十二）“这是什么？”孩子好奇地指着在她旁边的两个木箱子。“这是药品，这是匈牙利人民——你知道匈牙利么？呃？——是他们，从老远送给我们的，这些药品要医好人民军和志愿军战士们的伤口。伤好了，就可以再去打美国鬼子！”老金对孩子这么说。“打美国鬼子！”孩子高兴得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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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帝国主义的爪牙 华君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