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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
关于华北区一九五一年几项主要工作任务的指示
根据目前形势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任务的指示及华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华北区各级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内应努力完成下列几项主要工作任务，以为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奠定基础。
第一、继续深入抗美援朝和反美爱国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和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加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工作，彻底扫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有步骤地消灭美帝国主义侵华的一切文化据点，提高广大人民热爱祖国、仇视美帝国主义的觉悟程度。这是当前的也是长期的中心政治任务。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充分重视这一运动的领导，使这一运动深入到小城镇及广大乡村中去；特别要注意作出具体计划，使这一运动贯彻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使每处每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以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二、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华北工农业生产。
（１）在工业生产方面：应保证和监督国营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事业计划的完成；同时调整和充实省营现有厂矿，发挥现有机器效能，使其适应国营工业生产的需要，并有重点地恢复和发展小型的民用机器制造业和农具、杀虫药械、肥料等制造厂以及加工工厂，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专署和县政府经营的地方工业亦应加以整顿，逐步发展，使之完全适应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对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应从改善经营管理、组织联营、加工订货以及适当解决其原料和技术困难等方面，积极加以扶持和指导，使其有利可图，并向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发展。此外，应注意保护矿山，禁止乱开采，对现有土窑（小矿）经营应加改进，逐渐采取合并小窑实行联营方式，使其经营趋向合理化。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的领导，明确在城市建设中为工业生产和为工人群众服务的观点。加强工厂管理工作，克服因管理不善而产生的浪费大、成本高、质量低的现象，做好工业调查，克服盲目性。这就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技术人员的方针。建立和健全工厂管理委员会，实现民主管理。不合理的工资，应有步骤地加以适当调整。改善生产安全设备和卫生设备，实施劳动保险，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渐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在本年以内务须彻底肃清一切残余的或变相的封建把头制度。在一切公、私厂矿中开展反美爱国生产竞赛运动和合理化建议运动，启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劳动组织，提高生产技术；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培养劳动模范，推动生产，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有条件地经上级批准后实行定额管理，纠正工务、财务无计划而产生的一切浪费现象。提倡国货，积累资金。加强经济保卫工作。工厂管理人员，应进一步熟悉与学会生产知识和技术。
全区应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２）在农业生产方面：争取今年农业丰产。在现有基础上增产一成，将全区农业生产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全区种棉二千二百五十万亩，争取每亩平均产皮棉三十斤。并增植烟、麻等经济作物。
为达到上述要求，必须特别注意：（一）贯彻互助组和农业技术、副业生产、供销合作社相结合的方针。奖励和优待互助组。在老区有基础的地方，充实互助组内容，发挥集体力量，精耕细作，开发水利，改良现有农具和购买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对于群众所创造的互助组中的若干先进办法，如积累公积金（义仓）及公共财产等，领导上应注意实验和总结，并按农民接受程度及各种条件谨慎地适当地推广。互助组基础薄弱的地区，则要有计划地去发展和改进。（二）各级人民政府应将防灾、救灾工作经常重视起来，继续启发“人定胜天”的思想，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积极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防旱防涝、浸种拌种、捕虫挖卵、除杂草、防畜瘟等项运动，总结和传布群众固有的防治各种灾害的经验。提倡使用新药械，做到减少以至消灭病虫害。（三）积极兴修水利，进行水土保持工作，改进农田水利管理。（四）开展农村信贷事业，提倡储蓄，奖励生产投资，扶助农民解决牲畜、农具、肥料等困难。（五）正确执行依率计征、民主评定、固定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利用农闲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评产订量，争取今后二年内完全做到固定负担。（六）贯彻奖励生产政策。及时奖励各种发明、创造和劳动模范；适时召开劳动模范会和生产展览会，充分发挥劳动模范作用，推广其经验，带动群众生产。（七）奖励种植工业原料作物，坚持棉粮、烟粮和麻粮的合理比价，认真解决产棉区煤、粮、饲草、肥料等缺乏的困难，尽一切可能保证特产区的农民利益。（八）农村工作干部应逐步学会农业生产技术，团结有技术经验的农民及农业技术人员；发展农村文教工作。（九）特别注意解决贫苦的烈士、军人、工作人员家属及各省偏僻山区和老根据地的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为保障上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各级人民政府应开展城、乡卫生工作，进一步团结中西医，切实预防疫病，并注意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工作。
第三、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开展贸易工作和合作社工作。
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贸易工作，以刺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商业工作。在国营商业领导下，大力发展合作社商业，正确指导私人商业，组织一切群众商业力量，通过合同制、联营等方法，使合作社、私营和独立小生产者的经济与国营商业密切结合起来；同时国营商业要继续改善经营方法，正确掌握价格政策，注意全国物价和地区物价、市价和牌价、货币投放和回笼的正确配合，掌握各种商品间的比价和地区差额，以便坚持和巩固物价稳定。扩大土产经营，实行土产加工并保证规格；组织内地推销，偏远地方酌设一揽子土产公司，同时充分利用集市、庙会等，大力开辟国内市场，供给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货品推销必须注意季节及时和群众适用，并保证商业利润上解任务的完成。鼓励私商经营土产；恢复与建立商业网，调整运输，发展河运，修整道路，组织群众运输，并增进运输的计划性。
对于合作社，必须贯彻为社员服务和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的方针，整顿和发展各地合作社，树立社内民主生活和专责制度。在业务方面，应继续加强供销业务，在农村大力推销农、副产品，供给社员生产、生活资料；在城市加强社员消费供给。结束一切脱离下级社的零售部，代之以为下级社服务的批发部、加工工厂或合作货栈。有重点地推广定额、定价、定时的配售制。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开展农村信用贷款。有条件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城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广泛发展预购、订购、赊购等合同业务，增强业务计划性，使合作经济在整个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建立与健全省（市）、专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县成立财政经济办公室，逐级负责计划和检查所辖地区内的财政经济工作，并积极重视财政经济资料的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各省（市）应加强对所属政法各部门的统一领导，取得密切配合。首先是加强治安、司法工作，加强人民防奸工作，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肃清特务，坚决彻底地消灭少数地区的残余土匪，肃清一贯道，严厉制裁反动不法地主。重视地方武装与民兵建设，保卫各种经济生产。为此，必须继续克服部分干部存在的麻痹轻敌观念，彻底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思想偏向，正确地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切实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必须使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的镇压，而应该宽大的给以宽大；必须配合抗美援朝与反美爱国运动的开展，充分发动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领导群众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保障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人民，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健全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继续纠正有些地方对此重视不够和会议的形式主义偏向。今后凡属制度规定须召开而必需召开的会议，应适时召开。凡属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范围，必须遵守规定办事，使人民民主生活更加充实和扩大。各省（市）人民政府应系统地总结城市政权建设工作经验，加强城市建政工作的领导，并在各种集会上报纸刊物上对刘少奇副主席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加以宣传和讨论。各地对区、村人民代表会议，应有重点地吸收经验，以求推广；并逐步整顿村政权工作，使之适应当前任务的需要。
第五、培养和训练干部。这是准备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一项严重任务。各省（市）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必须迅速建立，统一管理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轮训区、村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办事能力，继续改进干部作风。并注意各种专门干部的培养。加强在职干部的理论、文化学习的督促检查，争取今后一、两年内消灭区以上干部中的文盲。同时注意其他各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发展工农群众教育；办好各级学校并注意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健康状况求得适当地调剂，务使学校教育更加适应国家长期建设的需要。
部长 刘澜涛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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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召开市、区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
讨论镇压反革命罪犯问题
受害群众愤怒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各界人民一致要求迅速处决特务首恶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人民政府二十四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五千五百多人的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罪犯问题。到会的有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各大工厂、学校、机关及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北京市公安局罗瑞卿兼局长所作的《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报告。市公安局并将已逮捕的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押到会场，列举出他们的罪状，由遭受他们迫害的市民及家属当场进行控诉。到会各界代表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这些罪犯，坚决拥护政府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
彭真市长讲话
彭真市长首先讲话。他说明今天的会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一次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是要讨论惩治一批反革命罪犯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指出当前的中国人民有三个主要的斗争任务，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深入展开抗美援朝运动。他说：“如果抗美援朝这项工作做得不好，那么，我们的一切经济文化建设等工作都难顺利进行。我们在今年五月一日将举行全国人民抗美援朝游行示威，要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自我教育，都参加这个运动。”彭真市长指出中国人民的第二个斗争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去年冬季全国有一亿二千万农业人口分得了土地，今冬明春，全国土地改革就可以基本上完成。他说：“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消灭封建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就有了顺利条件，民主化、工业化就有了基础。”第三个斗争任务，他强调指出，就是镇压反革命活动。他说：“谁都晓得，不打走美帝国主义，不打倒蒋介石匪帮，不会有今天的胜利。但是，还应该明白，不镇压反革命活动，不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就不能巩固今天已得到的胜利。”彭真市长指出：要巩固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镇压反革命。他严重地警告：“假如我们因为胜利而骄傲轻敌、麻木不仁，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做得不好，就不能巩固革命胜利，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能保障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他说：“坚决镇压反革命问题，就是我们对待敌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认真保护胜利果实，是不是认真保护人民自己利益的问题。这是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最后他说明北京市的人民和各方面干部，特别是公安部门、军事部门过去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大成绩，但是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他指出：主要缺点是宽大无边和镇压不及时。因此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首都的革命秩序，保卫首都人民的安全，保卫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首长的安全。”
罗瑞卿兼局长报告
继由罗瑞卿兼局长报告最近清理出来的一批反革命案件（报告全文另发），并详细列举长期进行反革命的首恶分子、解放后仍然怙恶不悛继续作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匪首、恶霸及反动道会门特务道首的反革命罪状，请到会代表讨论。他说明，人民政府对待反革命分子，从来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现在也还是这样，就是坚决镇压那些应该镇压的，宽大那些应该宽大的。最后，他对于顾虑群众检举告密会冤枉好人、牵连无辜的问题作了明晰的解释。
当罗兼局长报告反革命罪犯屠杀人民、残害人民的血腥罪行时，全场爆发了此起彼落的愤怒呼声和要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五千多到会代表的声音，震撼了整个会场，接连打断了罗兼局长的报告。他们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枪毙重要特务！枪毙匪首惯匪！枪毙恶霸！枪毙反动道会门头子！”
受迫害者控诉
会议接受曾经遭受迫害的市民及家属当场控诉反革命罪犯的要求，并将这批反革命罪犯依次押到会场，当场被控诉的有蒋介石匪帮军统特务王凤巢，中统特务、北郊恶霸“北霸天”路焕仲、路焕山，西郊恶霸史玉龄，中统特务马振源、冷少颖、陈子丹，南郊恶霸“南霸天”、“阎王爷”王廷枢，军统特务赵振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副主委、军统特务张民治，混入丰台机车厂进行破坏的中统特务田丰，汉奸、特务李铁宝，中统特务、恶霸杨金芳，一贯道头子、东郊恶霸唐绍谦。
曾经被这些反革命罪犯摧残迫害，出来控诉的，计有工人李永禄、王文秀、王发、孙鸿全、王玉忠、温永久，农民王占龙、范忠、尚林氏、高德强，师大教授徐英超和过去在校的大、中学生邱锡恩、刘鹏志、孟宪功、贺建章、邓霄等十七人。他们在控诉时，咬牙切齿，声泪俱下。他们历数这些特务匪徒的血腥罪状，一致要求人民政府立即枪毙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为死难及遭受迫害的同胞报仇。会场上不断发出“枪毙重要特务！枪毙匪首惯匪！枪毙恶霸！枪毙反动道会门头子！为人民报仇！为革命烈士报仇！”的怒吼。
各界代表发言
要求控诉的接连不断，但因为时间已晚，不能不中止控诉。最后由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曼筠、天主教中华若瑟修女会修女卫秀蓂、工商界代表张献庭、清华大学教授周培源发言。张曼筠说：“刚才我听到被害的同志们控诉特务和恶霸的罪行，心里感到无限的愤恨。我们要巩固人民政权，要人民过幸福日子，那我们就要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厉镇压美蒋特务匪徒。希望大家提高警觉，使特务钻不进我们队伍来！”天主教修女卫秀蓂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是每一个人民的利益，也为人民出了气。毛主席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好领袖。”张献庭说：“我代表工商界要求政府严厉惩治这些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我们相信反革命分子逐步肃清后，我们工商业就更能稳步发展。”周培源说：“我们清华全体师生保证，要用行动来支持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我们一定随时提高警惕，严密注意反革命的活动，每个人把镇压反革命的工作都担当起来！”
王斐然处长讲话
代表发言之后，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兼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讲话。他说：“所有这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解到军法处后，我们就加紧工作，进行审理。现在审理的结果，都是证据确凿，铁案如山。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因为事情很大，想再和大家商量，所以提到大会上来讨论。今天，全体代表一致要求严厉镇压，国人皆曰可杀，军法处丝毫不犹豫，也不敢犹豫。今天回去以后，漏夜工作，办好一切法律手续，明天就把他们枪决。”他说：希望代表们在会议后，帮助和督促军法处，把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时，到会代表一致热烈鼓掌，一片欢声。
彭真市长讲话
最后彭真市长讲话。他说：今天大家在这里开了四、五个钟头的会，大概有点累了。但是，最后我还有几句话，和大家商量。刚才罗局长报告的和大家控诉的，有这样一批坏人：有用机关枪杀死一千多人的特务头子，有放火烧毁一千多户民房、杀死四百多革命人民的特务黑枪手，有解放以后行抢多次和准备暴动的特务头子。代表们，同志们，对于重要特务、匪首、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高喊：“枪毙！”）大家的意见很对，应该枪毙（热烈鼓掌）。对他们还应不应该宽大？（全体代表又不约而同地说：“不应该！”）是的，不应宽大，不能宽大了！如果对这些人再宽大，那就是人民政府的错误，甚至是罪恶了。
有人问：枪毙这些特务头子、恶霸、匪首、惯匪、反动会道门头子，算不算残忍？（全体代表：“不是残忍！”）是的，不是残忍！乃是最大的仁慈。有人觉得一个反革命分子杀一千多人民，不算残忍？不算可恨？！一个特务黑枪手烧毁一千多间民房打死四百多干部和群众不算残忍？！不算可恨？在广西特务匪徒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四千多也不算残忍？！不算可恨？！现在我们要枪毙这些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特务头子、恶霸、匪首、惯匪、反动会道门头子，来为人民除害，为人民报仇雪恨，来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安全，他们反倒认为是残忍，要我们“仁慈”些，就是再宽大得无边些！代表们！同志们！到底是他们对？还是我们对？（全体代表高呼：“我们对！”高呼口号：“拥护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拥护彭市长！”“毛主席万岁！”）代表们，同志们，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一定按照你们的意见办。（全体代表一齐高呼：“拥护市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万岁！”）
同志们，我们是大家选举出来的，是大家委派的。我们是大家的勤务员，我们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勤务员。你们大家要办的事，我们一定办；你们不赞成办的事，我们一定不办。（全体代表一齐高呼：“感谢英明的领导！”“毛主席万岁！”）
我们镇压反革命，拿什么作标准呢？上次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我曾经和大家讲过、商议过，我们是以各个反革命分子的犯罪的事实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标准。根据这样的原则，该杀的，即判处死刑；不该杀的，一个也不杀。可以杀、可以不杀的，我们也不杀。但是，该杀的，必须杀的，我们一个也不纵容，通通依法治罪。该监禁的，监禁；该管制的，管制；不这样，就没有我们人民的安全，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人民政府的眼睛是最亮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最亮的。我们量刑是放在天秤上的，罪重的重办；罪轻的轻办；当然，诚心悔过，或戴罪立功，因而应该受到宽大的，还是要宽大。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犯过错误：应该镇压的，没有镇压；镇压了的，也不及时。现在要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纠正这些错误。
王斐然处长刚才讲过，公安局和军法处对于这次案件，已经审慎地、详细地、反复地研究过多少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也研究过几次。一切法律手续已经准备好，等着和大家商量后就办，现在大家既然都一致主张镇压，明天法庭就宣判、执行。（全体代表热烈欢呼，大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请大家回去告诉曾受特务匪徒残害的苦主们，我们一定给他们报仇雪恨。（全体代表纷纷高喊：“拥护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
代表们，同志们，这个时期我们曾从各方面听到各界同胞的批评，说政府“宽大无边”，“对特务这样宽大简直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说“政府睡着了，不给人民作主”。请你们回去之后告诉他们，他们的批评是对的，我们通通接受。我们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我们决不允许有任何反革命分子在此活动。我们市人民政府愿意和各界同胞，和各位代表们，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肃清反革命残余，以巩固首都的革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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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北京市公安局罗瑞卿兼局长在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市长、副市长、各界人民代表同志们：
关于镇压反革命和处置反革命罪犯问题，北京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经切实地讨论过，并且作出了专门的决议，最近，在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一次，今天再一次请大家开会，来商量，来讨论。为什么我们翻来覆去地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情，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既严肃又谨慎的态度，必须与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充分的讨论与商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使镇压反革命这样一件重大的工作，成为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的共同行动。
我们的首都北京，已经解放两年多了，北京还有没有反革命呢？还有。反革命活动怎么样呢？反革命分子仍然很猖獗，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政权，仍然常常受到反革命分子的骚扰和破坏。这种情况，我们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二百万人民，实在不能够、也不应该再容忍了。
最近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一个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武器。对反革命分子怎样宽大、怎样镇压，中央人民政府给我们规定得更明确了，我们要拿这个武器来打击反革命分子，拿这个条例作为我们惩治反革命罪犯量刑的标准。过去我们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上，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对有些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解放后仍然坚决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处理得太轻，把不应该宽大的宽大了，有重罪的判轻了，应当处死刑的没有坚决处死，就是说我们的错误是“片面宽大”和“宽大无边”，这不但为人民群众所不满，妨害了人民群众对反革命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在客观上，对反革命分子是一种纵容和鼓励，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如果我们再不纠正“片面宽大”或“宽大无边”的错误，人民群众就再不能原谅我们了。他们说：“解放了，我们还没有真正翻身。”的确，过去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彻底清除，如果任凭这些反革命分子继续猖獗，逍遥法外，人民的安全如何能够保障呢？
从我们最近清理出来的一些反革命案件来看，就有许多坚决与人民为敌、与人民政府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有些是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首恶分子，他们都有长期残害人民的罪恶历史。例如军统特务李肃侯，曾经在山东沂水县用机关枪射杀过群众一千多人。朱士林在保定逮捕过二百多个革命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并亲手勒死了十五个。中统特务冷少颖是一九四六年在北京中山公园殴打陈瑾昆教授和其他爱国人士，严刑拷打爱国学生六十多人的凶手。军统特务、伪民政局兵役科长李效愚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为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抓兵一万多人。这些家伙们，算不算首恶分子呢？我想是算的，假如他们不算首恶，那么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到了，而且这些反革命分子如果都不算作首恶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有些是解放后仍然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专门从事于破坏、抢劫与暗杀。例如军统特务王凤巢是一个有名的黑枪手，曾经在河间杀害过四百余人，烧毁过民房一千五百多间，解放以后潜伏本市，继续作恶，曾经结伙行抢十一次；中统特务刘英男，解放后连续行抢，并在行抢时用烧红的铁条烙伤事主；军统特务王玉恒，是去年国庆节准备在天津罗斯福路和北京东车站放火的主谋人；中统特务董化昌是“平津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一连三次破坏机车。像这些人在解放后仍然进行反革命的活动，难道不算是怙恶不悛吗？
有些是阴谋组织武装暴动的匪首。例如军统特务陈公黻，在解放后组织“华北游击纵队司令部”，搜罗汉奸、惯匪、散兵，组织反动武装，准备在太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企图以武装颠覆人民政权。
有些是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的道首。例如九宫道反动道首李泰成，纠合道徒五千余人，阴谋在去年二月二日、三月三日举行暴动；九宫道坛主金汉魁专门制造反对政府、侮辱政府、鼓吹三次大战为美帝国主义张目的谣言，由他亲手制造写成的反革命的谣言，被搜出来的就有七大本、九十多种；一贯道坛主王殿荣是中统特务，又是汉奸、伪保甲长，曾经在敌伪统治时期抓捕青年百余人，交给了敌人。
有些是恶霸。例如南草园恶霸王廷枢，外号“南霸天”、“阎王爷”，曾经当过日本宪兵队特务，抓捕爱国学生四十余人，霸占夏同和的土地，逼死人命，毒打当地居民；恶霸阎文辉是西郊三大流氓之一，是国民党员，加入过八方道、一贯道，充当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保甲长和兵役分队长，曾经给日寇抓去民夫八十余人，给蒋匪抓兵三次，强奸过九个妇女。像这样反革命的恶霸分子，我们还能容忍他们吗？
有些是一贯持枪行抢的惯匪。例如惯匪蔡继贤，解放后聚众行抢四次，勒死事主两人；惯匪杨星寿行抢四次，勒死事主一人，扎死事主一人；有的惯匪一连行抢十七次，有的惯匪一连行抢三十二次。
有许多反革命分子经过宽大以后，还继续进行破坏。例如“华北游击纵队司令部”匪犯之一的秦鹏，在保释在外的劳动期间又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进行罪恶活动；中统特务张友民在东北被俘，释放来北京后，又与军统特务韩放取得联系，密写情报供给蒋匪。有些反革命分子在监狱中、在劳动改造中还在进行破坏；有的在监狱内串通在押的特务匪徒组织什么“蒙难同志会”，发展军统特务组织；有的阴谋夺枪暴动；有的在拘禁期间，不但不悔改，而且梦想什么在将来美蒋重来时，要“用机关枪点名”的手段来对待现正在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进行工作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的日记本上不是写着怎样悔过，怎样向人民低头，而是写着一定要与我们“周旋到底”；有的在劳动改造中破坏生产工具、机器。管制的分子中也有一些利用我们片面宽大，进行假登记，隐藏枪支、电台，坚持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时，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经混入了我们的工厂、学校，进行破坏。例如有两个当过“少将”的特务做了我们的司机和厨子；美国帝国主义间谍朱良云混入贸易部当了记录员窃取我们的国家机密；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少将组长谢厥成混入了师范大学进行破坏活动；企图进行武装暴乱的“冀察热边区挺进纵队”司令杨守德，也假充进步，混到我们民主党派里来了。反革命分子，已经打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混进我们的工厂、学校、机关，有些已经被发现，有的还没有被发现。他们钻到我们的肚子里来，他们的企图是可耻的，但是也是毒辣的、阴险的。
同志们，你们大概已经感到我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我只是说了许多罪犯中的一部分事例呢。
像这样坚决与人民为敌、与人民政府为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人民极为痛恨的特务、匪徒反革命分子，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后还继续作恶，还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兼有几种罪恶的身份，当过汉奸、当过特务、当过土匪、当过伪保甲长，同时又都是一些恶霸、地主、兵痞、流氓等败类，他们踩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造下了无数的罪恶，杀害了无数的人民，霸占了土地房屋，抓兵抓夫，强奸妇女，诈骗钱财，造谣惑众，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因此，北京市的人民不断向政府控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他们说：“如果再宽大，我们就活不了了”，埋怨政府“为什么不给我们作主”，“为什么总是宽大”，并且提醒政府说：“要是再宽大，反革命分子就要造反了”。我们认为人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如果再宽大，反革命就真造反了，我们是不能够再忍受了。（⑴⑶）
各位代表同志们！难道我们不应该马上接受广大人民的意见并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给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坚决反革命分子，以最严厉的惩治吗？我们应该坚决地毫不容情地惩治那些反革命罪犯。大家的意见是对的，应该坚决镇压，如果不镇压他们，我们就要吃更大的苦。同志们！如果要巩固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要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要使北京的建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要使广大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我们就必须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口号）。而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首恶分子，则是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必要步骤（鼓掌）。同时对于那些经过宽大仍然作恶的反革命分子也要严厉惩治他们，绝不能再宽大了（口号、鼓掌），因为再宽大下去只会助长反革命的气焰，只会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付出更多的流血和牺牲的代价。我们能不能这样办呢？我们不能不这样办。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为了自求解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已经流了无数的鲜血，这个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女的英勇斗争换得来的。解放以后，当着人民和人民政府对隐藏的敌人还缺乏斗争经验、警惕不高、对反革命分子镇压不够坚决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又付出了不少血的代价，难道我们现在血流得还不够吗？难道还应当容忍反革命分子来杀害人民危害国家吗？难道我们对那些狼子野心的反革命分子还要宽大吗？不！不能这样！我们不能宽大了，相反地我们应该坚决地打倒反革命！彻底地肃清他！（掌声、口号）那末，我们现在对待反革命的政策，是不是只讲镇压，不讲宽大了呢？不是的。据说有些人曾经有此看法，其实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误解。我们的政策从来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现在也还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这乃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对于那些虽然有过严重罪行，而现在确已真诚悔改并为人民立功的分子，对于那些曾经被迫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或者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的分子，过去是宽大处理，现在还是宽大处理，在这方面，今天和过去仍然一样，并无改变。譬如说：我们就要释放一百多人，过去已经解除了一大批被管制的分子，今后对于那些诚心悔改并向人民低头认罪的一般反动分子，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以宽大处理。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做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但是我们只能够也只应该宽大这些人，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对于那些经过宽大后又再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罪恶严重的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对于这些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可救药的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宽大的，是应该予以严厉镇压的。因为宽大了他们，我们国家就要受害，人民就要遭殃。但过去却错误地宽大处理了，客观上等于纵容他们为恶，纵容他们残害人民，危害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必须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的镇压，必须迅速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
还有一个问题：镇压会不会引起恐慌？过去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时候，彭真同志的报告已经回答过了。北京的实际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回答是完全对的。不久以前处决了五十八个反革命罪犯以后，群众的反映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人民不仅没有恐慌，而且一致地称赞政府做得好，他们说：“政府为人民除暴，大快人心。”“事情办得好，就是办迟了。”“这些人早就该杀。”“枪毙的五十八个，都是罪大恶极的。”他们并问：“还有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决？”
有没有人恐慌呢？我们说有。什么人恐慌呢？特务匪徒是恐慌的。在坚决镇压的威力下面，他们“面如土色，混身发抖”。我们是“满面红光，欢呼万岁”。他们“面色如土，混身发抖”好不好呢？我说是好事，他们应该发抖，他们要是满面红光，欢呼万岁就坏了。有些过去死不悔改的特务匪徒，把隐藏的枪支、子弹、电台缴出来了，这就是“面如土色，混身发抖”的好处！有些过去抱定主意要和人民周旋到底的，现在表示要老老实实立功赎罪了。不仅迫使一些反革命分子悔过自新，减少了他们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而且由于自动缴出武器、电台等，获得从轻处置的宽大待遇。如果没有镇压，这些人还是继续搞电台，发电报，从事反人民的活动。他们这样搞下去，将来就不可能获得从轻处置的宽大待遇，也许会杀头。所以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首恶分子，这是一件好事，首先对于人民是好事，对于这些恐慌得回了头的一般反动分子，也是好事。难道不是吗？还有一些因为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而发生恐慌的，是一些反动党团的一般党、团员和胁从分子，他们是胁从分子，但他们过去还是不低头，不认罪，还躲躲闪闪，表面装没事，这一回，他们恐慌的结果，是急忙到政府来登记，保证“与反革命一刀两断”，这样就减少了他们被反革命所利用的机会，挽救了一批本可挽救的胁从分子。这岂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有人恐怕群众密告会冤枉好人，牵连无辜，这种关心是应该的、善意的、有理由的、正当的，但又是不必要的。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态度是严肃的，谨慎的，绝不冤枉好人。人民的密告，我们是很重视的，但是，决不会根据一两封告密信去捉人，去杀人，我们主要是依靠调查研究，依靠证据来办事的，人民的密告仅是一方面。同时，我们还会防止反革命分子伤害好人，因此，我们对于告密的信件都是慎重地加以调查研究与审查，绝不会草率处理。当然，我们各级公安工作人员必须以十分负责的态度、严肃谨慎的态度来这样做，绝不准许粗心大意。同时我们也要求各界人民监督我们的工作，随时提出意见。这样做，我相信就不会发生大的偏差。总之，我们是决不牵连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走一个反革命分子。
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目的是在于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并为保卫经济建设，为我国今后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所以必须坚决镇压一切应该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经宽大，又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决不再宽大了，这样做才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首都二百二十万人民的利益，因此我请求到会的代表全力协助我们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我相信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二百二十万人民，共同行动起来，一定能够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叫那些反革命在我们面前恐慌吧！叫那些反革命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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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的祖先，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发明了指南针。这是周代和汉代古书上所谓“司南”的模型。在一个刻有二十四方位的铜盘上，放一个用天然磁石琢成的勺子。它能在盘上旋转，而静止于顺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