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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
何其芳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是流行得最广泛的中国民间传说之一（一）。它这样流行并不是偶然的。它十分强烈地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爱情，无论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无论死亡，都不能把他们分开。梁山伯虽然饮恨而死，祝英台却并没有被马家抬去，而是在她的祝告之后，梁山伯的坟墓忽然在大雷雨中裂开，她跳了进去。有些地区的传说还有一个尾声，那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后来变成了一双蓝色的蝴蝶，或者变成了天上的彩虹（二）。这样的结局自然都是浪漫主义的。然而这正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它使得这个爱情的悲剧不但符合古代的现实，而且又带着坚强的希望，乐观的精神。其实整个梁山伯祝英台故事都有一种传奇的色彩。梁山伯的性格是那样朴质，单纯，和祝英台同床三年却并不知道她是女扮男装，而一旦发现了她的真正性别但又断绝了结合的希望以后，他就以死殉情。祝英台的性格是那样机智、大胆，她既善于在平时掩盖她的改装，又敢于在和梁山伯分别的时候表达她的爱情。在梁山伯死后，虽然她的父亲极力阻止，她却不顾习俗地去吊孝，并且完全违背了她父亲提出的不穿孝，不大哭，速去速来这样三个条件。所有这些虚构和夸张不但是文学艺术所允许有的，而且也是这个故事能够广泛流传的原因。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的要求，并且预言了这种要求最后一定会得到胜利。因为它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那些无名的民间创作家一方面固然要在某些点上使梁山伯祝英台的性格适应两人的社会身份，故事的结局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自然会按照劳动人民自己的面貌和愿望来创造这一对他们所喜爱的人物及其结局。
由于抱着这样的看法，我读到北京新民报副刊上的一篇有关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文章（三），就不能不感到很大的惊异了。这篇文章本来是评论东山越艺社演出的《梁祝哀史》的，然而它却首先否定了许多唱本和地方戏：
我从别的一些地方戏里以及一些小调唱本里，看到过或听到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那里，梁山伯是一个十足的傻蛋，不特毫不理解人生里面的爱情，甚至连生活里的小节都一无所知。而祝英台在此时候，也就变成了淫贱的婢女似的，毫无羞涩，风情毕露，下流而恶劣。我看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民间艺人未免糟踏这两位屈死的情侣。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作者或演出者对于这个事情的思想内涵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而多半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处理它。他们所坚持的还不就是男性永远统治，女人总是贱妾，稍微越出钦定的道德规范，他们就会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大加非责，高唱世风之不古么。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是这个规范之积极的破坏者，将女人搜罗在他的周围，听其纵欲。竖立贞节牌坊，以实行对于女人的性欲宣泄。将女人推入沉渊似的，疯狂的夸饰着坏女人的范例，怂恿着文学艺术来表现他，以达到道德的惩戒作用。同时，又矛盾的支持与培养着娼妓制度。这是不公平的。可是，乡野的农民却是从这种思想影响下扮演着祝英台，这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教养里造成的结局。
《乡野的农民》和许多表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唱本、地方戏，就是这样胡里胡涂地被戴上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者他们的“思想影响”的帽子。接着这篇文章就批评东山越艺社演出的《梁祝哀史》并没有对原来的传说“给予一定的批判”，并没有“将前人给予梁山伯祝英台的思想面貌加以清刷”。为了“美化祝英台与梁山伯”，这位批评者说，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应当写成这样：
祝英台应该是热烈、勇敢、坚定、聪明、多情、美丽的女性，其矛盾的一面可能有超世的思想，表现为放荡不羁。同时，她过着贵族生活，使她的封建观念被给予培养，而在情绪上总是较为苦恼矛盾的人。
梁山伯的性格是善良、诚恳、勤苦、有些拘谨，然而热烈真挚，固然不是利禄薰心，而是被迫的走着士大夫求功名的老路。晋家天下是四方有难的，现实给他刺激，可能使他同时保有傲物厌世思想，因而也有着一股“清气”，不是“俗子”，所以方获得祝英台的好感。封建束缚增厚了书生风味，因而也就在日常生活上不大精明，有他的纯厚可爱之处。这位批评者又认为《梁祝哀史》里缺乏“斗争”，“只看到祝英台背信弃义，不敢有积极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祝英台成为柔弱无刚的人物”，没有能够“使多少年月里被一些艺人歪曲了的祝英台获得解放”，“树立一个不屈的自由的女性塑像”。最后，他说“《梁祝哀史》在尾声里添了一个充满迷信的收场”，并且“由此想到，吊孝里面的梁山伯死后不闭眼睛的问题，也觉得还是旧的荒唐观念的因袭”。
我并没有看过东山越艺社的《梁祝哀史》的演出。这个剧的全部脚本我也一直还没有找到，只读了他们印的《剧词选刊》。但这篇批评所接触到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脚本的好坏，而是对于民间原来流传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看法。它所指责的东山越艺社的脚本的缺点，主要就是对于原来的传说“批判”不够，改动不多。就我所看到的《剧词选刊》说来，的确那是保存了许多民间传说原有的情节和色彩的。然而我的意见却和北京新民报副刊上的那位作者刚刚相反，我认为这正是一个优点。因此，我觉得那篇批评代表了目前已经存在的一种不好倾向，这种倾向就是简单地鲁莽地对待过去的文学遗产，并企图以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想法来破坏那些文学作品原有的优美地方。
我这并不是说过去那些表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唱本和地方戏就没有缺点。已经印成书的唱本常常是经过了城市里的某一类作者的加工，比起劳动人民原来的朴素而又美丽的口头传说，难免要加上一些杂乱的不高明的成份（四）。至于改编为旧的地方戏来演出，更可能增添了一些不必要的噱头，特别是有关两性的地方很容易作一种夸张的低级趣味的表演。然而，必须看到这些缺点都是次要的。就我所看到的各地表现这个民间故事的唱本和地方戏脚本说来，它们一般都是保存了相当多的劳动人民的色彩和想像，并没有从根本上歪曲了这个传说的面目和意义。虽说它们常常难免有缺点，甚至即令其中个别作品或个别部分真是受了地主阶级的思想的侵蚀，无论如何也不能笼统地说许多表现这个传说的唱本或地方戏都已经变质为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其“思想影响”的东西。梁山伯的质朴，祝英台的大胆，不是“傻蛋”，也不是“淫贱”，这样的性格正是劳动人民“美化”的结果。如果说《西厢记》里面的张君瑞和崔莺莺是古代地主阶级的平庸的儿女的典型，《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古代地主阶级的优秀的因而更带叛逆性的儿女的典型，那么民间传说里面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虽说按照故事里讲的情形看来，他们的身份同是地主阶级的儿女，但他们的性格却已经超出了地主阶级的人物的限制，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劳动人民的本色了。所以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结局应该是“始乱终弃”，而不是虚伪的大团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结局只能是悲剧，而且是看不见希望的悲剧；而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结局却与这两种都不相同，达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美妙的结合。像北京新民报副刊上的那位批评者所设计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性格，不但是杂乱的矛盾的，远不如原来那样单纯，明确，而且什么“可能有超世的思想，表现为放荡不羁”，什么“同时保有傲物厌世思想，因而也有着一股‘清气’”，倒反而可以说才很像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
那位批评者对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所要求的“斗争”也大概是他主观幻想里面的，为古代的实际情况所难于允许的“斗争”。其实这个故事本来是有斗争的。吊孝，尤其是最后的结局，都是高度的反抗性的表现。他说尾声里面“添了一个充满迷信的收场”，如果是指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为一双蝴蝶，那也是错误的。那不是“迷信”而是美丽的想像。祝英台吊孝时哭梁山伯死后眼睛不闭，东山越艺社的《剧词选刊》上有那一段，那是别的唱本也有的。比如上海广益书局过去出的唱本《梁山伯祝英台》，就还要写得多一些：
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堂上二双亲？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楼房共敞厅？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家财与别人？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安童小使们？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四季好衣裳？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亲戚邻舍人？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书籍与文章？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功名与前程？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访友到庄门？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少个披麻执仗人？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在日不曾来看你，死后来上你的门？欲要到府来看你，恐怕旁人说短长。哥哥你是明白的，男女授受不相亲。左思右想猜不到，不知哥哥什么心。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莫不是舍不得妹妹薄情人？说到山伯心上话，闭了双双两眼睛。英台不顾羞和丑，一把抱住放悲声：难舍就可带我去，甘心愿意见阎君！尽管这一段唱词有些字句上的缺点，它却是十分感动人的。它表现出来了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人之间的深厚的爱情。它造成了一种悲恸的气氛。这实在是一段很强烈的诗！然而那位批评者却说这是“旧的荒唐观念的因袭”。
我说这种批评代表了目前已经存在的一种不好倾向，因为它并不是个别的例子，而是相当带普遍性的看法。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的河北文艺丛书中，也有一本根据旧评剧和旧秧歌剧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者在《前言》上说：
旧评戏和秧歌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命运的，迷信的，因此祝英台在全剧中没有一点反抗的意义。而“死”给人的印象只不过是“命运”而已。这是封建统治者愚骗群众的地方。由于改编者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改编本差不多完全丧失了民间传说原有的色彩和想像，成为一个很平庸的脚本。最后的结局当然也不会再是“迷信”的坟墓裂开，祝英台走了进去，而是改为祝英台“用剪刀刺入喉中而死”。而且祝英台的父亲讲起这样的话来，于是全剧就结束了：
这都怨我把事做错！逼死了女儿，这会我明白啦，也晚了……（唱）包办婚姻起祸根，逼死女儿骨肉亲。屈死的女儿啊……
上海广益书局民众书店联合发行的新改编本《梁祝哀史》里面，改编者也在《前言》上说“英台祭坟，山伯显灵，双双化为蝴蝶飞上天去”是“迷信”，所以把结局改为祝英台“向石碑一头撞过去”，“气绝而亡”。她的父亲也是因此就“觉悟”了，认识到自己是“刽子手”，并且说：
古往今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约束之下，不知葬送了多少儿女的幸福！如今为父觉悟了，就使你和梁相公的阴灵相伴一处吧！
在旧剧改革运动中，我们已经提出来要注意区别神话与迷信。但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例子看来，许多人还是不能够区别。这是有原因的。神话与迷信的最初的起源本来是相同的，都是由于人类还不能够正确地理解自然界，所以它们在某些点上很相像。加以神话又可以转变为迷信。梁山伯祝英台故事还并不是神话而是传说，但它广泛流传以后，就居然有了梁山伯祝英台的庙宇，而供祝英台的地方甚至成了《送子殿》（五）。要区别神话与迷信，要区别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迷信，不是从它们的外表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细心地体会它们的内部意义。仅仅从外表看来，它们都是事实上不可能有的事情。但从内部意义来考察，它们的区别就明显了。迷信是歪曲现实的，引导人走向无知，愚昧，并屈服于自然界和过去的统治阶级；好的神话和积极的浪漫主义却是曲折地或者大胆地表现了人的可贵的梦想与愿望，并且常常通过一些美丽的形象来表现。梁山伯的坟墓在大雷雨中忽然裂开，祝英台跳了进去，她被人扯下的裙子变为一双蝴蝶，或者他们本人变为蝴蝶，那正是庄严的形象，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爱情最后战胜了当时的婚姻制度，这绝不是迷信。民间文学作品的评论者和改编者不但要善于区别神话与迷信，不但要善于区别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迷信，而且要善于区别美好的形象与丑陋的形象。坟墓因了人的祝告而就忽然裂开，人又忽然变为蝴蝶，是事实上不可能的，然而它们是壮丽的形象。剪刀刺入喉中，或者在石碑上撞死，是事实上可能的，然而它们是拙劣的形象。有的唱本和地方戏说梁山伯祝英台死后，想娶祝英台的马姓男子向阎罗王告状，阎罗王叫判官查簿子，原来梁山伯祝英台应该是夫妇，马姓男子应该另娶（六）。那的确带有迷信或“命运”的色彩，我们改编的时候是应该删掉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尾巴就断定整个故事是宣传迷信或“命运”。现在的改编者在最后大写祝英台的父亲如何“觉悟”，并且讲起一些新名词来，那同样是一个很不高明的多余的尾巴。
我们对待文学遗产，绝不可采取一种简单的鲁莽的态度。要认真去批判它们，或改编它们，我们必须有洞彻事物本质的思想能力和较高的文学修养，必须十分细心地去了解到底哪些真正是优点，哪些又真正是缺点，而在改编中应该尽可能保存那些优点，不可把优点也当作缺点抛弃。这既不是仅仅有了一点自然科学的常识，也不是仅仅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能够胜任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些怪论：说表现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民间文学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或其“思想影响”；说杜甫是一个“庸俗诗人”，脑子里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七）；说“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水平比之封建社会更高级”，因之《红楼梦》的文学技术就不行，“每回大都用吃饭作结束”，“太单调”（八）；说《水浒》上的“一百单八位”以恶霸为多，“如果存在于今天，至少也是发展生产的大障碍”，因之梁山泊的“好汉”以至“小喽罗”都不能代表当时的农民（九）。所有这些怪论都是不能够细心地科学地分析一个具体作品的思想性或艺术性，企图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去妄加“批判”。
五四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对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重新估价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锋芒主要是针对着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它的成就也主要表现在对于旧文学旧文化的彻底破坏方面。在这以后，思想贫乏的资产阶级学者满足于琐碎的“考据”，不可能对我国许多重要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作出科学的定论式的估价。这样的任务，左翼的文化工作者也还没有来得及去完成。而且可以说，其中的许多人还没有用足够认真的努力来对待这个巨大的任务。因此，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的今天，必然要产生再一次的对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重新估价的运动。这就是认真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估价。然而，如果我们的准备不足，既未能真正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历史知识，再加上缺乏自知之明，就很容易有这样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以为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可以“批判”一切，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这就必然要发生许多错误，并且要发生笑话式的错误。其实早在六十年以前，恩格斯就作过警告了。他说不可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标记”来随便贴用。他说，“一般地说，‘唯物论的’这个字，对于德国的许多较年轻的著作者，只被当作一个简单的套语来用，人们不加深究地把它贴在一切东西上，也就是说，以为只要贴上了这个标记，事情就算作完了。其实我们的历史见解主要是研究的向导，而不是黑格尔学派式的构造的杠杆。”他慨叹当时很少人肯认真地去研究历史和实际材料，“历史唯物论的套语（其实一切都可以被人弄成套语）对于许多较年轻的德国人只有这样的用处：最急促地把他们自己的比较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的历史甚至还睡在摇篮里！）造成体系，以便使自己显得非常有权威的样子”。这些话是说得多好呵！恩格斯接着还讲了一段非常动人的话。他说，“这些先生常常以为所做的一切对于劳动者已经够好了。如果这些先生知道，马克思是怎样地认为，他最好的东西对于劳动者也还不是够好的，他是怎样地认为，贡献给劳动者的东西不够尽善尽美便是一种犯罪！”（十）
不仅是文艺界，而且是整个著作界，都应当时常记住恩格斯的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或许是一个太高的标准。然而，如像中国的一位古人所说的，“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把这样的标准悬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它就可以有力地鞭策我们，提高我们。
（一）不但流行中国南北各省，并曾传到国外。《民俗》周刊第九十三、四、五期合刊上钱南扬的《祝英台故事叙论》说，有人曾在朝鲜得到过朝鲜文的梁山伯祝英台印本。
（二）我见到的多数民间故事和唱本是说祝英台走进梁山伯的坟墓中去的时候，被人扯下的裙子或衣衫变成一双蝴蝶。但也有说蝴蝶就是他们两人的化身的。化作天上的彩虹，见广东黄诏年编的《蛇郎》。我的家乡四川的传说又说他们变成了一对鸟。并且真有一种身如鸽子大，羽作深蓝色，雌雄总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拖着尺来长的红色尾巴的鸟被人们叫为梁山伯、祝英台。
（三）这篇文章题目为《论〈梁祝哀史〉的主题》，作者龚纯，发表在一九五○年九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的北京新民报副刊《新戏剧》上。
（四）我过去看过的四川的《柳阴记》，后面加了一个离奇的长尾巴，说祝英台后来在什么地方当了女王，梁山伯去招安，然后结为夫妇。最近找到的上海广益书局过去印的唱本《梁山伯祝英台》，虽说基本上保存了民间故事原有的情节，但也加上了许多烦琐的描写。上海锦章书局的唱本《梁祝姻缘》，和这似是根据一个底本。但不知他们用的是什么底本，流行于何地。最近还看到过一本过去上海出的，有黄警顽题词的，用下等的礼拜六派小说笔调改写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非常庸俗，肉麻，那倒真是完全改变了这个传说的面貌。
（五）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八期上钱南扬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
（六）《民俗》周刊第九十三、四、五期合刊上，刘万章的《海陆丰戏剧中的梁祝》说，广东海陆丰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剧就有这样一个节目，叫《阎王审》。四川唱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花鼓词，最后一段与这略同。阎罗王末了说：“姻缘本是前生定，不差半毫分。”
（七）见《文艺生活》新五号上王迅流的《评冯至〈杜甫的家世和出身〉》。
（八）见《文艺报》第一卷第六期上叶蠖生的《关于中国旧文学的技术水平和接受遗产问题》。
（九）见工人出版社印行的《大众文艺论集》上王春的《读王亚平同志的武松夺酒店》。
（十）恩格斯的这些话见一八九○年八月五日他给康拉·史密特的信。解放社编的《马恩通信集》和《思想方法论》都收入了这封信的两个片段。我这里引用的译文和以上两书的文字有些出入，是参照原译者最近的校改稿斟酌改了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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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对舞蹈《无穷花》批评的答复编辑同志：
在人民文艺第九十一期中，看到了易光同志所写的“舞蹈《无穷花》应加修改”一封来信。我认为他的意见非常宝贵。首先，我应该向这样热心给我们提意见的忠实的观众，表示真挚的感谢。
易光同志说，《无穷花》的主题是很好的，但表现方法却不妥当，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在《无穷花》排演之初，我团的负责同志已经感觉到存在着这样一个缺点，向我多次提出意见，让我修改。但当时由于我个人激荡着抗美援朝的热情，只求作品的能够演出，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以为在结束时让美军死在朝鲜人民的脚底下，总是会使人兴奋的。因此没有充分考虑到它在观众中的实际效果，没有彻底修改。以致无论在舞蹈动作上或音乐上，都显露出斗争气氛不够，以及形式内容不统一的缺点。
易光同志的这个意见对我个人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教育。我以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如果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不慎重地考虑客观的效果，那是无法搞好他的工作的。我获得了这次的经验后，应该更严格地来要求自己，以期更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高地安
高地安同志这个复信，其中的意见我们是同意的。应当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虽然一再向他提出意见，但未能坚持彻底修改。而在演出时，我们又以为既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可以让它在观众面前去受考验；这对于锻炼我们自己也是很好的机会。这是我们考虑不当的地方。
新舞蹈艺术还在萌芽时期，从事这门工作的同志都年轻，没有经验。能够得到观众这样热心地提意见，我们是十分感谢的，对于这样的宝贵意见，希望以后时常听到。 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
编者按：《无穷花》作者高地安和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对读者批评都作了答复，对这个舞蹈在表现形式上的缺点有所检讨，这是很好的。有些读者看了易光同志的来信以后，由于其中一些字句不完全恰当，以为这个舞蹈有色情成份。应该说明，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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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工人欢迎像《龙须沟》这样的作品编辑同志：
我们是一群印刷工人，也有几个是校对员、警卫员、通讯员和勤务员，大部分是北京人。我们都看了话剧《龙须沟》，后来还开了一个漫谈会，交换了一下意见。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戏。
《龙须沟》好在哪里呢？我们觉得主要有这样三点：
一、《龙须沟》表现了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大部分人是十分熟悉的。戏里的角色都演得很像，仿佛不是我们的同院邻居，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有的甚至很像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中，有的就是在北京的大杂院里长大的。大杂院，“穷八家”，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解放前，大家整天奔波，还“揭不开锅”，每家人家免不了要像丁四夫妇一样吵架。我们亲眼见过地痞流氓怎样欺压人民，有的还亲身受过他们的欺侮。像勤务员戴秀清吧，她的哥哥就曾经被两个流氓找过岔子，挨过打，坐过牢，几乎弄得家破人亡。她说：“我一看见冯狗子，就恨死了。”我们当中，有的还在龙须沟那儿住过家。像勤务员王德泉吧，他在解放前，曾经在那儿当过三年织布学徒。他说：“那儿哪是人住的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像黄河决了口一样，一片汪洋大水，房塌屋倒，砸死人，淹死人，西瓜皮、青菜、垃圾、杂物，冲得满街都是。水一退，炕上，窗台上，爬满了蛆。那个苦劲儿、脏劲儿，以前谁知道啊！现在，老舍先生写出来了。”
二、《龙须沟》写出了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这种高贵的品质特别表现在阶级友爱上。这个小杂院里，一共住了四家，大大小小九口人，却很团结互助。遇有危难，甚至拔刀相助。就拿最落后的王大妈说吧，逃大水逃到茶馆里的时候，她抱着包袱，挽着篮子，叨念着丢在家里没有带来的烙铁。可是，当丁四家吃不上饭的时候，她赶紧送去了半盆棒子面。
三、《龙须沟》写出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和新社会怎样改造人。在旧社会，地方那么脏，那么臭，国民党政府还要收卫生捐。在新社会，人民政府“还没要钱，就不言不语地来修沟”了。在旧社会，好人吃不开，程疯子被气疯了，不能登台卖艺；在新社会，他找到了事，还在庆祝大会上说快板。在旧社会，冯狗子狗仗人势，欺人打人；在新社会，他改邪归正，积极工作。在旧社会，丁四喝酒吵架，不务正道；在新社会，他当了工人，夫妻也和美了。所有这些改变都是因为人民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人民政府的原故。《龙须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并不一般化，它不像有些戏一样，台上来了一个穿灰制服的干部，就算是政府属于人民了。我们从赵老头当了政府委员、刘巡长当了派出所副所长这两件事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权的根本改变，而这也恰好说明了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政府。
我们欢迎《龙须沟》，欢迎像《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个戏在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普遍上演，更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地写出像《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来。
此外，我们对《龙须沟》还有几点小意见：头一幕是在解放前，第二幕是在解放后，其间还缺少明显的交代。我们建议在两幕之间，加一过场，用鞭炮声，解放歌曲等效果来表示这个改变。其次，黑旋风被捕了，政府究竟如何处理，最好也要暗示一下。因为我们恨死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十分关心他们的下落。最后二嘎子在解放前，出出进进似应挎个篮子，表示他是检煤核的，全剧就只他一人没有事干，不像劳动人民的儿子。
黄文龙、刘敬杰、张恩铭、禹平、方开平、徐景弼、张居生、李培安、吴润堂、胡仲康、杨春长、张恩林、戴秀清、王德泉等共三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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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各地文艺工作者参加土地改革
自华东、中南、西南等区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以来，当地文艺工作者已有不少参加这一工作。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如华东区有李健吾、郑君里、许杰、周小燕、丹尼、魏金枝等；中南区有丽尼、王西彦、田涛等；西南区有艾芜、沙汀、汪子美等。小说家蒋牧良曾深入湘西，随部队工作，现计划写一长篇小说。
编校注释鲁迅著作
鲁迅著作的编校和注释工作，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冯雪峰、孙用、王士菁、杨霁云、林辰等人。冯雪峰在三卷九期《文艺报》上发表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一文，他认为：关于注释工作，其方法和观点，必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和观点，注释目的固然在于使读者能够更容易读鲁迅作品，但还必须能起一种对鲁迅思想的阐明作用，使鲁迅思想的进步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更昭明于世。关于编校工作，计划草案建议：鲁迅著作将来在国内以最完整的全集本、注释单行本、注释选集本三种由国家出版发行。三种版本的编校注释工作均分别于二年中完成。
群众迫切要求文化娱乐
在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中，农民迫切要求文化娱乐。中南区某农村中妇女看到下乡来的干部时，就热烈提出她的要求：“你从城里来，快教我一个歌吧！”巡回放映队将电影送到村里去映，农民尤其欢迎。川东涪陵农民争先给放映队抬机器材料。他们不让非农民协会的会员担，更不准地主抬。一面为了要保证影片的安全，一面因为所抬的影片《红旗漫卷西风》中有毛主席，应该特别尊重。中南区苗族人民也非常喜欢看电影，有时因山路交通困难，苗民自愿担任运输，数十人轮流日夜翻山赶运，以满足深山中同胞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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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会师 李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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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报纸上登载歌曲的问题
编者按：本文作者对报纸上刊登歌曲的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反映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目前歌曲创作状况的不满。群众的意见是尖锐的，也是正确的，他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值得报纸编者、音乐工作者和诗歌工作者的重视。本刊除希望各地音乐团体与作曲家、文学家将优秀的歌曲作品向我们推荐外，更希望全国音乐工作者创作更多更好的、真正适合群众要求的歌曲，并通过各种媒介，如广播、电影、报纸、刊物等，有计划地加以推广，这是目前全国音乐界首要的严重的任务。
全国广大人民，对于报纸登载的歌曲，经常是很注意的，一致认为今后唱报纸上的歌，既能结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又能很快地把歌子拿到手中来，不论形势变化多么快，报纸会给我们一些适当的歌唱材料。由此，群众对报纸上的歌曲，有了深刻的信仰，唱的是一天比一天多，有些人更以先会唱报纸上的歌曲为光荣。于是工厂里，学校里，部队中，电台上，以及有关部门的行政领导干部，每当选择新歌的时候，都是先找报纸，在这样情况下，报纸又成了新歌曲的传播者。尤其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不论是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或其他阶层的群众，他们都迫切要求学会几支与当前政治形势相结合的新歌；一方面是为了唱出他们内心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另一方面是通过歌唱的力量，使他们更有劲地完成工作的任务。因此，见到报纸上一旦有了新歌，便想及时学会。可是我们的某些报纸所选登的歌曲，并没有进一步达到群众的要求。因此，近几个月来，唱报纸上歌曲的人，日渐减少，虽然负责教歌的人，仍多选择报纸上的歌，而学歌的人，不是唱不起劲来便是学会后不愿再唱。两年来我在徐州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教唱新歌曲的节目，了解一些情况。下面是工农兵群众的一些反应：
工人：“为了抗美援朝，全国工人阶级，都展开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与马恒昌先进小组应战，怎么报纸上没有这样的歌呢？要是有，咱唱起来才对劲，又能鼓舞生产情绪，更能提高产量质量，既表现了工人的实际行动又增加了抗美援朝的力量。”
“报纸上的歌不如从前好了，曲调不易学，歌词多半相同，好像专为青年学生们登的。工人虽然也可以学，总觉得与本身的工作，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也就不爱唱了。”
“要抗美援朝，就得实际行动，近来报纸上的歌，号召性的太多，如：前进，反对侵略，跨过鸭绿江，打打打，把侵略的野兽消灭在太平洋……等，像咱们这些还没到朝鲜去的工人，现在应该用什么行动，才能完成以上的任务呢？歌词就没有很具体的说明，偶而有“机器就是武器，工厂就是战场”这样的好句子，在整个歌词的分量来说，也仅占极少的一点。”
战士：“报纸上的歌曲，当然有些是好的，可惜到咱嘴上一唱，不是走了音，便是转了调，因此越唱越没情绪。”
“我们的部队已开始走向正规化，报纸上最好登几支结合大练兵，学文化，加强战斗意志，加强科学技术学习，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等任务的歌子，不仅我们几百万的正规军愿意唱，就是近千万的民兵，也须要这类的歌子唱。”
“当前全国军人比较统一会唱的，仍然是抗日时期的许多老歌，例如《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同志们都希望报纸上，能登几支结合军事任务的，适合军人性格的军歌，如能分陆军的、海军的、空军的，那就更好。人民日报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登载的《我们是坦克部队》那个歌对学习坦克的同志们来说，就是一个好歌子。”
农民：“咱依靠共产党的领导翻了身，分了地当了家，人人心里都是非常的高兴，谁都愿学几个小曲唱唱，从前会的那些新《小放牛》、《锯大缸》等，觉得有点腻了，想学新歌，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常见报上登着些抗美援朝的歌，大家有心要学，可就是洋味道太重，几百户的一个大庄子，找不到几个能唱的人。”
“从前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报上常登咱农民能唱的歌，现在美国鬼子又想侵略咱们了，报上怎么不登咱农民能唱的歌了呢？有时见到好像农民的歌，但是那只有请城里的学生们唱给咱听，咱自己唱不了。”
以上群众的反映，完全是正确的。我们的报纸，在今后选择歌曲上，我认为除了登一些专为学生、妇女，或一般群众都能唱的歌曲外，应大量地登载反映工农兵的实际生活与斗争的，并且是他们能唱的歌曲。但数月以来各地报纸所登载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题材的歌曲中，绝大部分都是《四面八方》的歌子，看起来人人可以唱。而实际情形呢？唱的人百分之八十为学生，仅有百分之二十为工人、战士和其他群众。为什么工农兵群众唱的少呢？第一个原因是某些歌的曲子难学难唱，如：上海解放日报，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占了副刊大半篇幅的《和平的愤怒》这个大歌，如果发表在专门的音乐刊物上，供给音乐程度较高的人唱，是很合适的，但登在报纸上就不相宜了。以徐州来说，近四十万人口，唱这个歌的，还没听说有那几个人。这样，便失去报纸介绍歌曲的政治作用。反之，在该报今年一月十四日登的《慰问信飞满天》，群众即认为是结合自身行动的好歌子。第二个原因是某些歌的歌词空洞，一般化，标语口号太多，群众不喜欢，唱不起劲来。在报上登些这类《四面八方》的人都能唱的歌子，固然需要，倘数量太多了，就会使群众感到不亲切，工人觉得不是工人的歌，战士觉得不是战士的歌，农民更觉得不是农民的歌，不易引起兴趣。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报纸虽然登载了不少歌曲，但能在全国普遍流传开的却实在不多。
由此证明了报纸上的歌曲，应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应注意工农兵唱歌的水平。一个作品有它一定的对象，也有它一定高低深浅的标准，报纸是应当注意到这些客观条件的。因此我对报纸选择歌曲应以普及的作品为主，一般应注意曲调大众化，易学易唱，适合群众口味，曲子不可太长，音域不可太宽。给农民唱的歌曲，更要注意采用民歌小调，最好有一个人学会了，别人听他唱几遍也能会唱了。在歌词方面应生动通俗，力求表现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与思想情感。特别注意选择歌颂中国人民伟大力量，歌颂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歌子，歌颂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大生产，歌颂农村新的生活与新的面貌的歌子。至于有时间性的歌子，如“三八”、“五一”、“七一”、“八一”等，最好提前数星期发表，这样到时候有更多的人能唱。同时应当注意曲词并重。一般情形是对曲子重视不够，有些很好的歌词，因受曲子的影响，所以不能广泛流传。
歌曲的校对工作必须力求正确，如大众日报转载的《表表咱的一片心》这个歌子的曲子，错误很多，群众实在没法学唱，不能达到刊载歌曲的目的。
最后，如对某个歌曲是否发表的问题没有把握作决定时，除了请教音乐工作者外，还可以先拿到群众中去试唱一下，群众可以提供很好的意见。对于发表过的歌曲，最好也经常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那些是受欢迎的，那些是不受欢迎的，这样便能使我们的选歌工作能及时改进。
以上几点意见，很可能有不当之处，希望大家研究指正。中国人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