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人人都应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编者按：
北京市读者方虹、安宁，提出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应深入到大杂院及一切无组织的群众中去。这是一个正确的建议。
北京市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得比较好，也有很大成绩。如果我们是以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去衡量，即每一个人都应当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并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那还是相差很远的。以方虹来信所指的大杂院来说，关于抗美援朝，妇女比男人知道的少，无组织的小手工业者，比有组织的工人知道的少。就是这个大杂院了解抗美援朝道理最多的几个人，他们的认识，也多半来自生活上的感受以及某些零碎片断的道理，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运动缺乏系统的了解。在思想上，很多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难以达到彭真同志在京市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所说的：使每个市民都能自觉地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如何把抗美援朝的教育工作深入车间？深入到偏僻的街道？深入大杂院？普及到每一个人的思想深处？这些问题现在必须有步骤地加以解决。欢迎各地读者反映各种情况和问题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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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一个大杂院看北京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编辑同志：
北京市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运动在各阶层人民中发展的程度是很不一致的。据我所知，在许多劳动人民中，尤其是无组织的劳动人民中，这个爱国运动发展的深度是很不够的。
以我所了解的北京市第七区卧佛寺二条十号后门的一个大杂院为例：这个大杂院中住有十四户，四十七个人。男人中，有八个是三轮工人（都参加了工会），其他则大部是做小工、做小买卖或做小手工业的无组织的劳动者。妇女和小孩大部出去捡煤，只有两个孩子在小学念书。他们大部是文盲，全院没人能看报。他们都比较贫苦，整日忙于生活，对国家大事不太关心。这一类型的群众，在第七区是比较多的，在全北京市也占相当数量。
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这个大杂院的居民或多或少地接触了这个运动。提起“抗美援朝”这四个字，大家都是知道的。很少出大门的六十多岁的军属李陈氏也知道了“抗美援朝”，但她不知道现在朝鲜是否还在打仗。参加了工会的三轮工人们则知道美国是纸老虎、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等道理。
但是，从这个大杂院看，在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上，距离“使每个市民都自觉地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到反美斗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彭真同志在北京市三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的开幕词）的要求还很远。大杂院中，没有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第七区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治安公约（内容是不漏报户口，防止特务破坏，追查谣言，防火防盗等），是七区居民参加抗美援朝实际行动的一个公约；但大杂院的居民对此都说“不记得了”。三轮工人们都捐过慰劳品，但他们对慰劳的意义却不很了解。他们说：“工会号召大家自愿捐。我们相信工会，就捐了。”许多糊涂思想，如“高丽棒子”论、美国“救济面粉”等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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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美援朝的宣传应该深入到无组织的群众中去
这个大杂院的群众对抗美援朝的认识程度，绝不是个别的稀有的例子，而是代表着一部分市民群众的。因此，我对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几点意见：
一、为了更加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今后对无组织的群众应该加以适当的注意。以北京市第七区来说，有组织的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受的教育是较多的；但无组织的群众所受教育则很少。以这个大杂院来说：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刘启龙对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能够说得头头是道；三轮车工人们对抗美援朝运动的认识还比较好；而做小买卖的、家庭妇女等的认识就很差。当然，首先对有组织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是对的，向无组织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要使全中国每一个人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二、应该善于通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这个大杂院的居民，工作都很忙。他们很少有时间参加会议或听报告。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很多是居民们互相传述的。因此，由他们熟悉的积极分子经常向他们进行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宣传教育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据了解，第七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分会委员，区、街代表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共有四百五十人以上。如果给他们及时的帮助，推动他们向群众作系统地宣传，其作用是很大的。
三、宣传内容应与群众生活相结合，宣传形式应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样才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才能使群众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提高一步。这个大杂院的居民们对演剧、唱歌、漫画等宣传比较能接受。他们说：我们在戏里看见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李承晚几个大坏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理儿。三轮车工人们学了《杜鲁门，你这大坏蛋》的歌子，就很喜欢唱。而三轮车工人王文亮对工会开会则表示不感兴趣，因为：“开会时，干部们在台上讲了一遍，最后举起胳膊喊：‘人民力量大，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不懂他们也不管。”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把群众感性的认识向理性的认识提高一步，是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的。如三轮车工人们知道美国坏，但理由却只是“过去美国鬼子喝醉了酒，坐车不给钱，还打人”和“美国卡车碾死人不管”。而对美国历史上和现在侵略中国的事实知道较少。因此，他们对美国的仇恨就不深，感到“美国比日本还好些”。
四、应该结合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不断地进行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大杂院的居民对抗美援朝运动还或多或少地有了认识，但对美国企图片面对日媾和和重新武装日本则知道得更少甚至完全不知道。连住在大杂院附近的七区区代表钱顺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这个事情也感到“说不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些意见，只是根据第七区卧佛寺二条十号后门大杂院的情况而提出的，可能不全面。希望你们把这些意见发表，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普及、更加深入。
北京市读者 方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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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注意繁华地区不深入偏僻小巷是北京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弱点编辑同志：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这样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但目前在宣传工作上，我认为还不够普遍和深入，特别是对广大的无组织的市民群众。因为这些人整天为生活奔忙，再加认字的不多，不能看报纸，也很少能听广播，没有时间学习。即使偶尔在派出所开一两次会，而有些人又不惯于开会，对开会不感兴趣；有的则叫孩子去顶数。以致不少群众对抗美援朝的意义还不大了解，不能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因此，某些群众对此采取观望及漠不关心的态度，以为“天塌压大家”。这说明我们在宣传工作上没有做到“家喻户晓”的深入程度。宣传工作者及宣传队，只注意到工厂、学校及繁华的街道，如前门、崇文门内一带。在背街小巷等偏僻的地方，却很少看到有什么宣传活动，这就使很多人停留在运动之外。
我建议对抗美援朝的宣传形式，最好多利用适合广大群众喜爱的演剧、唱歌、腰鼓队、秧歌队等，并配合着各种宣传或发动群众控诉美国帝国主义及日寇的侵略罪行等办法。总之应改变过去只注意大街及繁华地区，不管小巷及偏僻处所；只顾有组织的群众，不顾一般无组织的群众的偏向。
北京市家庭针织业者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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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起了我的双脚 荣誉军人张树义控诉日寇罪行编辑同志：
二月二十五日，我到灵寿县参加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灵寿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听到县委书记梁芝田同志报告：美帝国主义要重新武装杀害过无数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来侵略中国。这事把我的心都气炸了。提起日本鬼子来，我就想起了我的双脚。在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疯狂的向晋察冀边区阜平县龙泉关进行屠杀中国人民的残酷的“扫荡”。当时我所在的八路军某部，和日本鬼子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一口气刺死了七个敌人。日本飞机投下了炸弹，将我的双脚炸掉。这种血海深仇，我永远不会忘掉。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又妄想武装那万恶滔天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准备再向中国侵略。中国人民的伤痛未了，怎能不坚决反对？别看我没有了双脚，但是还有双手。这些年来，我积极的领导群众生产，弥补日寇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去年在党和上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家努力生产，使我们的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咱们刚开始过安稳的日子，能够吃上顿饱饭了。美国帝国主义要把战败的日本强盗武装起来，卷土重来！为了保护我们美好的日子，我向人民宣誓：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不停止和敌人的斗争，我要好好领导群众生产，增加抗美援朝的力量，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侵略行动。
河北省灵寿县山门口村荣军旗帜生产模范 张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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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到日本野兽我就红了眼
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控诉编辑同志：
我在二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记载日寇在河北省阜平县制造惨案的“千人墓”一稿后，使我不由地回想起家人惨遭日寇杀害的情形。
一九四三年六月，日寇在河北省南部大平原上，进行疯狂的大“清剿”。六月十三日那天，五百多日本鬼子和伪军把我们的村庄包围了。野兽们把全村男女老少都集合在村外广场上，要找出八路军及抗日工作人员。其实，这样的举动日本鬼子到处不知干过多少次了。它们往往是当众惨杀妇女和小孩，或者把老百姓集体射杀，人们至死也不会把八路军或抗日工作人员说出来的。这次，因为日本人带着告密的汉奸，使十几个抗日工作人员被敌人发现了。我二哥是八路军的侦察员，敌人当场拿他枪杀示众。我的十七岁的姐姐被日寇野兽奸污后，又被野兽们用手榴弹把她炸死。当时我才十三岁，日寇野兽说我是小八路，将我双脚倒置，摔到水坑里。我的大哥和三哥也被日寇抓去。我家的房子也被烧光了。母亲为营救我哥哥，被野兽们连牙齿都打掉了。大哥被日寇押到矿山去做苦工；三哥向来勇敢、刚强，终于在夜间抓破牢窗，逃出后就参加了八路军。当我稍大之后，为了替二哥和姊姊报仇，也参加了咱们八路军，一直到现在。
过去，一提到日寇野兽我就红了眼；而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却有些认识不清，我还觉得日寇和美国帝国主义总是两回事。但事实一次一次教育了我，在历史上，近百年来美帝国主义和日寇始终互相勾结和我国为敌；美国帝国主义以日本为基地，利用日本的物力、人力，侵略朝鲜；现在又进一步准备单独对日媾和，重新武装日本。我们是决不能让日寇再来糟害我们的。我是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我将加紧学习近代化军事技术，以充实国防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李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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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寇屠杀华侨的罪行
菲律宾归国侨胞陈曲水的控诉
日寇在侵略太平洋的战争中，对我华侨大肆屠杀，其残酷毒辣的手段，在现在历史上，只有希特勒纳粹匪徒、蒋介石匪帮和美帝国主义者可与比拟。下面是我亲眼所见的日寇屠杀华侨的罪行：
在菲律宾怡朗省的一个小市镇——巴西，住着一百多个华侨。离开这小市镇约莫半里的地方，有一个蔗糖厂，是侨商杨德霞所经营的。糖厂附近住着七八家华侨，共有八十余人。他们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从大城市——怡朗搬到这里来避难的。
一九四三年秋，日本强盗为了镇压菲律宾人民的解放运动，疯狂地到处烧杀。因为这个糖厂处地比较偏僻，日寇就怀疑这地方有游击队。一天上午，大队的日本野兽兵把这地方团团围住，除了三四个事先离家的以外，其余华侨全被逮捕。日寇野兽先把年轻的少女一个个强奸了；再把这些无辜的善良人民捆绑起来，然后用刺刀向他们身上乱穿；继又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一时天昏地暗，哭声震天，八十多人中，只有一个小孩受伤后偷溜出来，得以幸免。
一九四五年的四月，美国帝国主义军队重占菲律宾首都马尼剌，日寇撤往南吕宋。在南吕宋内湖省的一个中等市镇——三巴洛，住有七百多个华侨，被日军强迫集中在三巴雾的一座天主教堂里。隔了两天，由日军首领亲自指挥，把七百多个华侨每十人分成一组，一批批的押到旷野，迫令每组挖掘一个土坑。等到土坑挖成，鬼子便用刺刀把他们一个个搠下土坑，活埋在里面。这些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罪行，印在每一个爱国侨胞的心坎上。在今天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斗争中，我们决心贡献所有的力量，为死难的华侨兄弟姊妹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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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许美帝武装日本再来制造“肉丘坟”编辑同志：
辽东省新宾县郑家村西边的草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坟墓，里面埋着被日寇所屠杀的二十八个善良的中国农民。周围各村的老百姓，为了使自己的儿孙后代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强盗屠杀中国人的仇恨，把它起名叫“肉丘坟”。
一九四三年五月间，日寇的“讨伐队”到新宾县去“讨伐”，结果在山里又被抗日联军打了个埋伏战。日寇在败兴回走的时候，在路旁看见了几棵野生的大烟，就想在中国老百姓头上找是非。后来，碰上在地里锄地的农民赵麻子，鬼子就上去问：“你的家那边？种大烟的那边？”没等赵麻子分说，鬼子就把他绑上。接着就把小西沟村子包围起来，挨家搜查。全村十岁以上的二十八个男子都被绑走。并当众把赵麻子装在麻袋里，活活摔死。他们被带到郑家村后，鬼子就抓人在村外挖了一个大土坑，让被绑的二十八个人跪在坑周围。鬼子就抽出刀来，象发疯一样，胡乱砍杀。有的还在哭喊叫骂着，就被推进坑去。第二天早上，有人从坑旁路过，只见坑上面的土还在动弹。因为村里驻着日寇和伪警察，谁也不敢去动。二十八个善良的中国人民，就这样被埋进土坑里。以后，当地老百姓就把这杀人场叫作“肉丘坟”。人们为永记这一仇恨，曾唱出一只歌谣：“日本小鬼丧魔神，无缘无故乱杀人。佟家村一把火烧个净，小西沟杀死二十八个人。家留老母和妻儿，天天哭望‘肉丘坟’。受罪的日子何时了，谁能躲过肉丘坟？中国人民团结起，赶快参加抗日军。”
日寇在中国各地不知埋下了多少这样的“肉丘坟”。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又想武装日本再起，再来杀害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决不能允许美国帝国主义这样作。
苏廷范
第6版()
专栏：红榜
援朝战士英勇救护机车编辑同志：
中国援朝志愿大队铁路警卫战士张温和、谢文登、佟耀卿等在朝鲜英勇救护机车的行为，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与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
张温和等三人都是东北铁路员工。他们经过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对援助朝鲜弟兄抗击美国侵略者与保护祖国的安全，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队伍，在朝鲜铁路的火车上，担任警卫工作。
一月二十三日夜晚，他们所在的列车在开赴前线的路上，遭到敌机的袭击。列车被迫停下来，司机及其他车上的人员都下车到道旁地沟里躲避去了。一架敌机低飞扫射轰炸，紧挨机车的一辆货车被炸起了火。这时，张温和、谢文登、佟耀卿在地沟里看见，机车有炸毁的危险，心里万分着急。他们三人决定要去救护机车，他们并互相嘱托，活着的一定要将其他两人的枪枝带回去。
他们就向机车匍匐前进。突然一颗炸弹落在他们近旁，崩起来的石土落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敌机飞得那么低，随带的风把他们的衣服都吹动起来。
但是他们不顾这些，很快地爬到机车跟前。谢文登迅速地摘开机车的挂钩。张温和跳上机车，搬了一下闸，车没有动。佟耀卿这时想起来，过去作调车工作时，曾听司机说过：先推好闸，再拉汽门，车就能走。佟耀卿上去照这办法动作，机车果然开动了。张温和、谢文登就上去帮助烧火。他俩不会焚火，把煤都添到炉口，汽烧不足，车走的很慢。
敌机看见机车开动了，就紧紧跟在头上扫射、轰炸。炸弹一个一个落下来，但总象瞎子投石子一样，投不中机车。他们三个人就这样勇敢地把机车开了三里地，走进一个百米左右的山洞里，使机车安全得救。
他们三个人都是不会开车的“外行”人，这个“外行”人英勇救机车的事件，已传遍了他们所在的援朝大队。现在，部队正在给他们三个人评功。
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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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红榜
学习李玉良的优良品质编辑同志：
二月二十八日，贵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建筑工人李玉良坚决与不法厂商进行斗争》一文，引起我们职工学校第四期全体同学（都是建筑业工人）的注意。我们认为李玉良同志认真保护人民财产，坚持向不法厂商作斗争的正义行动，不但表现了工人阶级热爱祖国的优良品质，而且保证了工程质量。在过去，我们对于厂商偷工减料及工程好坏等，认为与自己无关，我们是抱着“吃谁向着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经过学习后，我们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一砖一瓦都是祖国的财产，都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今后我们不仅应加强工作，改变旧的劳动态度，还要认真地向李玉良同志学习，监督厂商不许偷工减料，保证工程质量。同时希望全国工人同志们学习李玉良同志的优良品质。
此外，我们认为防疫总队对此事处理上的麻痹态度和官僚主义作风是不对的，应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学校第四期全体同学
第6版()
专栏：
李玉良保护人民财产有功
防疫总队赠给奖金三百万编辑同志：
为奖励建筑工人李玉良检举不法分子，热爱国家建设的积极表现，本队经与本市七区工会商讨，决由建兴营造厂损失赔偿费二千万元中，提出三百万元发给工人李玉良作为奖金。本队副科长王安九同志不重视李玉良同志正确建议的麻痹行为，已由本队责成其作深刻检讨，纠正错误。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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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江煤矿领导干部不依靠工人
竞赛搞不起来，事故却增加了编辑同志：
我们湖南湘江煤矿一直未发动起生产竞赛，而死伤事故却不断增加。
去年十二月，湖南全省煤矿职工代表会议在我矿召开。会议曾号召各煤矿开展生产竞赛。会后，我矿工会和行政领导干部总是强调客观困难，一直没有搞。直到中南工业部指示以开展竞赛为中心工作时，我厂行政领导上才开始提出要开展竞赛。但是竞赛如何搞，根本未发动工人讨论，只是由少数行政领导干部写了计划，报告上级。
计划原定今年二月十六日以井二段开始竞赛。二月十六日到了，竞赛并没有开始。当天晚上工会开会，工会委员谷钧瑞仅略提了提竞赛的事。井二段车间主任黄孝麟觉得竞赛很难，向大家求援，这才有人想起说：“不是早有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宣传鼓动委员会”吗？第二天，工会才找出这个组织的名册，但这个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却出差去了，他们的工作也没有交代下来。
开展竞赛中各方面的配合也很不够。文书股写了几十条标语。在木工场院子里贴了一张“不要穿着油鞋木屐下井”。其余的标语也是“不要这”“不要那”的。这样一条条的命令，怎么能提高工人的生产情绪？黑板报也不提竞赛的事，在二月十八日的黑板报上，登的却是赌博工人的悔过书。
很明显，我矿的竞赛既无组织，也没有人领导。工会和行政对竞赛不够重视，一直拖到现在，竞赛还未发动起来。
竞赛没有搞好，事故却增加了！
去年八月到今年元月底，这一阶段虽未发生责任事故，但轻伤事故却逐渐增加。原因是工资增加了，工人只想多挖煤，没有很好地向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工人下井第一件事，原为“敲梆问顶”以测安全；但却变成了拿起镐锹狠狠一下，“问问今天运气好不好”？一镐下去是软煤层，便“欢天喜地”；若是硬煤，便喊倒霉。这样只顾挖煤，不管安全，当然容易造成事故。二月三日，工人郭云生正在六下井暗井半腰工作。上面另一工人吊着木板往下放。有一块木板没有绑牢，掉下来正打在郭云生头上。郭云生落到井下水中，受伤身死。检讨起来，这事故牵连人很多，当时还有些人想报“跌毙”，企图推卸责任。事后，对这次事故的经验教训以及今后如何防止等，也未向群众说明。
直到三月份，才将事故经过写出报告，连同初步处分意见报告了上级。
湘江煤矿亚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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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
东北机械十三厂工会主席王荣贵脱离群众党的支部压制工人批评编辑同志：
国营东北机械十三厂工会主席王荣贵脱离群众，不关心职工身体健康和工人福利，该厂工人王明武为此写稿批评，反遭到该厂中共支部书记的阻挠。
该厂在去年对全体职工进行了一次Ｘ光透视，发现有二十三个职工患轻重不等的肺浸润症。当时工会本应建议行政给轻患者调换适当的工作，使重患者得到适当休养；但工会主席王荣贵却把患者名单收起来就不管了，以致使患者病状加重，如李宗涛已因病死亡。
王荣贵平时不关心工厂卫生及工人的福利事业，工厂澡塘里的厕所被总务科随便封闭了，职工去洗澡时只有往洗脚池子里小便，澡塘子里臭气逼人。工人向工会提意见，希望行政设法解决。王荣贵不了解情况，反批评工人反映的不合实际。去年，该厂全体职工成立了互助委员会，当时很起作用。后来，互助金的使用，由工会主席王荣贵一人随便决定，致使真正困难的职工借不到钱。
对工会主席这种脱离群众的作风，该厂工人王明武于今年二月曾写稿子批评。他为慎重起见，把稿子送交行政和党委看，党支部书记刘振武看了稿子之后，却说是“内部问题”，不应该在报上发表，就把稿子压下了。这种压制批评的作风，在该厂其他干部身上也严重存在。如过去该厂卫生所保健员因职工两个多月喝不到开水（现已解决），曾向总务科提出过三次意见，也不予解决。后来在黑板报上向总务科提出建议，总务科长张惠宗看见后，当时便叫人把黑板搬走了，并说：“卫生所由总务科领导，我有权力不许你们出黑板报。”引起群众很大的不满。
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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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北县工会组织不起作用编辑同志：
黑龙江省通北县工会委员会领导工作不深入，使下级分会组织徒具形式。如县工会主席及委员从来没有到过下级分会。要了解情况，只是把分会主席叫到县工会谈一下就完了。对各分会的具体帮助和指导更谈不上，因此下级组织极不健全。如百货公司店员分会作用就不大，分会主席到省开会回来也不传达开会意义；文教委员不关心职工文化学习；大部职工没有参加工会，工会也不理睬他们，因此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会员不愿拿会费，甚至有的要求退会。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建议县工会领导应深入下层，了解情况，帮助把下级分会搞好工作，才能巩固与扩大工会组织。
通北县百货公司王善元、史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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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按照劳力情况决定代耕
邯郸三区区长康振生应作检讨编辑同志：
河北省邯郸县第三区区长康振生同志，在处理代耕工作上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现在我把具体情况写在下面：
一、执行代耕政策有偏向：该区西孙庄有两家革命军人家属（以下简称军属），按照劳力等具体情况来说，都是不应享受代耕的；但是区里却批准给他们代耕一部分土地。另一家军属见到比他还有办法的两家已享受代耕，他也就不断去找区长康振生同志，并控告村干部的不公道。这时，康区长不但没有即时纠正代耕中的不合理现象；反而对要求代耕的军属发了脾气。康区长说：“不给你代耕是区里决定的，你要告状，到县里告区长好了。”也正因为康区长没有纠正代耕中既存的不合理，所以也就没法解答不批准后一家军属代耕的理由，在他坚持要求下，康区长终于批准了代耕一部分土地。就这样，康区长又继续批准了另外两家军属代耕一部分土地。后据邯郸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五家军属都是不合乎代耕标准的。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康振生区长在执行代耕政策上是缺乏原则的。
二、不接受上级指示，不听取群众意见，一味的感情用事。该区军属赵永信，本来是应该享受全部代耕的。去年八月间区里检查代耕工作，突然给减了代耕地八亩。赵永信将此事反映到县民政科以后，民政科打电话告诉第三区人民政府，说明赵永信家应该享受全部代耕。后来并经过县长亲自写信给第三区的领导同志，请他们研究代耕中的问题。赵永信本人也曾打电话请康区长说明减耕的理由。但是康区长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复，就这样拖了五、六个月还没得到解决。
邯郸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高永昌
编者按：代耕是一种社会互助。革命烈士和军人把他们的身体和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为人民服务；因此，对于居住农村而又缺乏劳动力的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家属必须予以代耕帮助。但对于有耕种能力的烈、军属，则应鼓励其努力生产，不应享受代耕；因为今天群众的劳力也是缺乏的。但邯郸三区康振生区长在批准代耕户时，恰恰是和这个原则相反，该批准全部代耕的赵永信家，已经拖了五、六个月还未得到解决；不该批准代耕的五户，却享受了代耕。显然，康区长在执行代耕政策中，是毫无原则的。这说明了康区长对于代耕的意义认识不足，把社会互助性的代耕，作为自己对烈、军属的“恩赐”，一切决定于他的高兴，这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群众既有反映，上级也有指示，但康振生区长却坚持不改自己的错误，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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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德州地区统筹代耕粮办法编辑同志：
我们看到了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加强代耕工作的指示。现在我们把山东德州地区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山东德州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经有一部分区村初步实行代耕工作。开始是互助帮耕，由互助队（组）助耕（即大小拨工的方式），后来发展到固定代耕（即是固定组固定户）。这种代耕办法，虽经政府努力倡导，但收效总是有限，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以下简称烈、军属）的生产和生活仍然没有保证。这是由于我们动员教育工作不够，而且负担上不够合理所致。以一个村说，户与户之间的劳力负担不平衡；以一个乡说，村与村之间的负担轻重悬殊，因之某些群众就抱着消极态度来对待代耕工作。
我们认为：要改革代耕制度，必须从生产上着眼，在效果上衡量。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一般烈、军属人数不多且不集中的地区（德州地区情况就是这样），实行按代耕群众劳力收集代耕粮的办法是好的。德州地区在一九五○年参考华北地区的代耕规定，试行以村为单位收集代耕粮的办法（将全村应代耕亩数全部折成代耕粮，由应负担代耕的劳力平均负担。一般的一亩地一个工，每工六斤粮，分春夏秋三季交纳），结果，凡是按期将代耕粮收集起来交给代耕者的村，代耕成绩就显著。一般的代耕地的产量和群众自耕地的生产量相等；个别的代耕地还超过群众自耕地的产量。凡不能按时收集代耕粮的村，随后又变成小拨工，成绩很坏，普遍的少锄一遍到两遍，因之代耕地的产量低于群众自耕地的产量。
但是，上述办法中却存在着村与村之间的负担不平衡的问题。烈、军属多的村，负担重；反之，负担就很轻。因此那村积极收集代耕粮，努力代耕，那个村就吃了亏。在去年冬季，我们根据这个经验，为了求得负担的较为合理，即改以乡为单位，按劳力畜力，统筹代耕粮，并将代耕粮直接交给烈、军属，由他们自己管理；只是对一些好吃懒做以及无经营能力的，仍继续采用旧的代耕办法（即将代耕粮交于代耕户）。这种新的办法，已在我们德州专区的几个乡试行过了，现在已为各方面（烈、军属，群众，村干）所接受。临邑县袁郑区双庙乡实行全乡统筹代耕粮的办法，平均每个整劳动力负担二十九斤多米，德县十二里庄平均每个整劳动力负担二十二斤多米，代耕的成绩，比拨工固定代耕（光用劳力调剂不出代耕粮）强的多。一个军属大娘说：“这个办法我可不要每天光找村干部了，愿意代耕我就代耕；不愿代耕，我叫短工；再不，我自己多干点，省下粮食改善生活也好。”另一个军属说：“把代耕粮交给咱有把握，烧饼在咱手里，不给咱好好的代耕，咱就不用他。”一个老农民说：“拿出点粮食来倒也省心，好多计划自己的活。”也有的说：“以乡为单位统筹代耕粮，到是比较合理，要不然那个村工作积极，那个村吃亏也不好。”
我们认为这个办法的好处有四点：（一）对烈、军属的生产有保证，并能鼓励烈、军属自己努力劳动。（二）群众虽然负担一部分粮食，但比起用拨工代耕所浪费的劳力来并不重。（三）代耕户得到粮食，作为代耕的报酬，干起活来也就积极。（四）负担较为合理。
高汉章
第6版()
专栏：
关于代耕中的劳力统筹问题
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加强代耕工作的指示中说：“代耕由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畜力执行，原则上以村，或以区为单位，不应冒然采用以县为单位的统筹办法”。请问：这里所说的统筹是指的劳力统筹还是指的物力统筹？
答：所谓劳力统筹或物力统筹实际上是一回事。总之是以村、乡、或以区为单位，统一计算应服代耕的劳力，以求代耕负担的公平合理。一般的通称为劳力统筹。
问：如实行劳力统筹，根据我区经验，别说以区为单位，即以乡为单位，也是有困难的。从相隔三、五里的甲村拨工到乙村去帮耕，不仅工作上有很多不便，而且也浪费了劳力。我们的认识不知是否正确？
答：甲村拨工到乙村去代耕，工作不便且浪费劳力，收效不大，不应该采用。在实行劳力统筹时，以村为单位的户与户之间的差额，或以乡、区为单位的村与村之间的差额，一般可以用粮食来偿付。即甲户参加代耕的工多，乙户参加代耕的工少，乙户即应找给甲户粮食；甲村参加代耕的工多，乙村参加代耕的工少，乙村即应找给甲村粮食，以求负担平衡。
问：德州地区试行统筹代耕粮的办法是否可以普遍推行？
答：在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不太多且不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在新区，按应服代耕的群众劳力收集代耕粮，然后交给应享受代耕者去雇工，或作为报酬的办法，是可以试行的。但在山地、灾区及群众粮食不多，而闲余劳力不少的地区，则不宜实行。在实行统筹代耕粮的地区，亦应注意下列各点：（一）统筹的范围要小，以乡为单位即可。统筹范围大了，容易发生村本位现象，不好掌握。（二）代耕是群众和烈、军属的社会互助行为，应经常教育群众了解代耕的意义和作用。这种收集代耕粮的变通办法，要出于群众的自愿，并应在乡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决定，由在乡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专门委员会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