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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稳步发展
全国近三千个小组应战
各地职工迫切要求加强对竞赛的领导
【本报讯】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在稳步发展中。全国各地已有近三千个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其中华北一千五百多个、东北三百八十二个、中南二百八十余个、华东、西北、西南等地近九百个。
目前运动已由大城市扩展至中、小城市。参加竞赛的企业已由机器、铁路、钢铁、电业等产业扩展至森林、贸易等部门。不仅是直接生产的工人，而且技术人员、职员、教员、勤务员等也参加了竞赛。
各地工会在这次竞赛中，大多能积极组织和帮助各生产小组制订条件向马恒昌小组应战。北京、张家口、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工会组织更先后召开生产部长会议或基层工会小组长以上的干部会、产业工会委员会与地方工会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等，动员职工向马恒昌小组应战和研讨竞赛的具体办法。张家口市总工会曾通知所属基层工会普遍学习马恒昌小组经验，并对工会小组长以上的干部进行测验。在工会的帮助下，上海国营第二棉纺织厂戴可都小组、石景山发电厂生产技术科小组等均曾修改了不合实际和空泛的应战条件。
各地职工在应战中积极地学习马恒昌小组经验，并已有了初步成绩。武汉皮革厂钱达真划面皮小组工友学习马恒昌小组经验，重新调配人力，实行分工专责等办法，使每人每天产量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一办法推广到各组后，各组生产也普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北京市电话二局聂荫昌组学习马恒昌小组经验，将机器进行了全面大检查，建立了每星期三次的技术学习会，制订了每小时机器运转情况的检查制度，使机器效率已接近百分之百。
随着运动的发展，目前各地职工迫切要求党和行政方面注意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进行充分的教育，并能够在党、行政和工会组织配合下有领导地将运动持久地发展下去。 （乔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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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平壤各界集会纪念“三八”节
朴正爱号召妇女奋勇地支援前线
学习丹娘刘胡兰的精神胜利前进
【新华社平壤十日电】平壤市各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于七日晚在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主持下举行。参加大会者有朝鲜内阁副首相朴宪永、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谊、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许宪及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各民主政党、社会团体、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各级组织代表。荣获三级国旗勋章的女战斗英雄金刚淑也参加了大会，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
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委员长朴正爱向大会作了报告。她指出：共和国全体妇女，在祖国解放战争中，一贯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战争开始以来，已有三十四万四千二百余名妇女报名参加军队或参加看护工作；有三万一千三百六十六名妇女参加了战时生产工作。兴南地区有一百七十二名女工，荣获共和国政府的表扬。农村妇女代替了上前线的丈夫和孩子，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和后方的恢复、运输工作。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中，妇女们献给人民军的慰劳品达八十万零二百余件及大批副食品。
朴正爱继称：当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匪军暂时侵入北部地区后，他们到处屠杀劳动党员、工会会员、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和民主妇女同盟盟员及其家属，并大批残杀儿童。但是，敌人的暴行未能征服朝鲜人民和朝鲜妇女，反而更加提高了朝鲜人民和朝鲜妇女的敌忾。朴正爱最后号召全朝鲜妇女学习苏联的丹娘和中国的刘胡兰英勇斗争的精神，高举正义的旗帜，紧紧地团结在共和国政府的周围，代替上前线的丈夫和儿子，参加恢复工作和春耕工作，进一步展开支援前线的工作，并加强与苏联、中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胜利前进。
当平壤市少年团代表举着红旗，进入会场向母亲们祝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声与欢呼声。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给金日成将军、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致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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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壤各界纪念“三八”节大会向毛主席致敬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朝鲜人民的亲密朋友毛泽东主席：
今天我们朝鲜妇女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帮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的炽烈战火中，和所有站在保卫和平的旗帜下斗争着的以伟大的苏联妇女为首的全世界民主妇女一起，来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参加平壤市各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的我们，代表全朝鲜妇女，谨向敬爱的您和全中国妇女，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荣誉。
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我们朝鲜妇女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和荣誉，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犯，正在吸取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在反对凶恶的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匪帮多年来人民革命的胜利斗争中所取得的丰富而宝贵的历史性的经验教训，来克服一切困难和难关而英勇地斗争着。
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我们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有着血缘的友谊关系。用朝、中两国人民和朝、中两国妇女的血凝结起来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团结，今天在消灭我们两国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帮的正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地加强了。相信朝、中两国人民和朝、中两国妇女将更团结一致，为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最后为了全世界的持久和平、民主，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和妇女的自由，以及孩子们的未来幸福，谨祝敬爱的您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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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公党、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拥护调查团赴马来亚
不能容忍英殖民当局迫害我侨胞
【本报讯】中国致公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先后发表声明，拥护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组织调查团赴马来亚调查难侨情况。
中国致公党的声明称：英国帝国主义自一九四八年在马来亚各地开始反对中国人民以来，我海外侨胞受尽无数的迫害，令人心酸发指。这种罪行，最近更变本加厉，惨绝人寰。凡属中国人民，对于英国帝国主义殖民当局这种肆无忌惮的暴行，无不表示无限的愤怒。因此，本党对于最近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所组织的马来亚调查团认为是绝对应该的。我们愿以绝大的热忱来支持这个组织，并尽最大的力量协助其工作。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声明称：英帝国主义对我国侨胞的一贯蹂躏和屠杀的野蛮行为，又一次在马来亚表现出来，这一行动已经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极端愤怒。马来亚侨胞与中国人民是血肉相关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能容忍帝国主义的这种残暴罪行加在中国侨胞的身上。因此，中国工人阶级除向英国殖民当局表示严重抗议外，对于我国各人民团体及救济机关组织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及派调查团赴马来亚调查侨胞受难情况的决定，坚决拥护，并予全力支持。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声明中称：英帝国主义者迫害我国马来亚侨胞的血腥罪行，曾引起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无比愤怒和抗议。英国当局不顾这种严重的警告，最近反而变本加厉，更大规模，更残酷地对我侨胞进行迫害，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必须对英帝国主义这种野蛮暴行，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使千千万万被迫害侨胞的血海冤仇得到正义的申诉，使那些凶犯们受到应有的谴责和惩罚。
因此，我们热烈拥护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派遣调查团赴马来亚调查华侨受难情况的决定，并盼调查团早日起程，把祖国全体人民的热烈关怀，带给遥居海外的侨胞们。
我们再一次警告那些残暴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不是任何人所能任意欺侮凌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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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工商界人士发表谈话
拥护镇压反革命条例
号召工商界实践爱国公约严防特务
【本报讯】首都工商界人士傅华亭、刘一峰、孙孚凌等分别发表书面谈话，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傅华亭在书面谈话中称：《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了，我们工商界对于这项条例不但衷诚热烈地拥护它，而且更决心团结起来，为贯彻这项条例的实施而努力。他认为：北京工商界五项爱国公约中就有不听信美帝国主义的谰言，严防特务活动一项。为了巩固我们的政权，这项工作，是工商业者自己的工作，工商业者，应该切实实践公约，肃清土匪特务，胜利完成自己的任务。
刘一峰发表书面谈话称：站在工商业者的立场，我们坚决拥护并愿协助政府彻底执行这一条例。他指出：革命秩序不巩固便谈不到我们的事业的发展。就最近湖南零陵县发生的特务纵火事件来看，烧毁的仅商店便有六百三十二户！这样重大的灾害，应该是工商界的经验教训。他并指出：对于防止反革命活动，工商界中若干人在思想上还存有“各扫门前雪”“少管闲事”的错误观点，现在应该提高警惕和政治嗅觉，不能再事麻痹和姑息了。
孙孚凌的书面谈话认为：湖南零陵县特务纵火这一事实，说明了内外敌人不单妄想颠覆我们中国人民的政府，而且人民的生命财产无一不是他们破坏的对象。他们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他强调指出：首都的工商业者对肃清土匪特务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他说：我们必须从每个商店、工厂、企业单位、公共团体，动员从业人员随时协助政府监视被管制的分子与可疑分子，使土匪特务无法在我们首都工商业界隐匿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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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朝鲜通讯
守卫在汉江前线的志愿军英雄们
阎吾
从今年一月二十五日起，美国侵略军又在汉江前线发动了冒险进攻，妄图重占汉城，再向朝鲜北部进犯。但是在朝、中人民部队的勇士们面前，敌人的这一梦想始终未能实现。
当敌人进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布置好的泰华山和天德峰阵地前时，激烈的战斗就开始了。敌人用飞机大炮猛烈地向志愿军阵地轰击，并驱使大批士兵反复进攻。可是美国侵略者的大炮炸弹虽然把雪地轰成了一片焦土，却无法摧毁志愿军勇士们的杀敌决心。志愿军勇士们说：“敌人把我们的阵地由白的变成黑的，我们就要把敌人的阵地由白的变成红的！”
志愿军战士们以自己的英勇机智与巧妙的战术战胜了疯狂的敌人。在观音里西南有一块小小的高地，守卫这个高地的是八十多个志愿军战士。侵略军出动了五十二辆坦克和二十四架飞机，掩护步兵一次接一次地向这个高地猛攻。冲上来的敌人最初是几十个人，后来增加到几百个人，最后是成千地扑上来。麦克阿瑟妄想用他的士兵的尸体来铺平他的“胜利”道路。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这个高地始终在志愿军手里。侵略军用汽车拉着成批的伤兵退回去了，还在阵地上遗下了三百多具尸体。在某一次战斗中，志愿军的两个勇士刘坤一和张文胜扼守着一个小山头。侵略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在大炮、飞机掩护下发动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攻击，可是三次都被打下山去，并且蒙受了重大的伤亡。
在另一次战斗中，志愿军某部副班长魏景斌和他的两个战友巧妙地隐蔽在一个地方。侵略军向这三位勇士所扼守的阵地上足足打了六百多发炮弹，然后步兵开始冲锋。这三位勇士沉着地射击，一连打倒十八个敌人，可是敌人却始终不明白子弹是从那里打来的。
有一次，侵略军占领了志愿军有计划放弃的莺子峰阵地。正当他们在那里忙着撑帐篷，开罐头的时候，二十六名志愿军勇士突然出现了，五百名兽兵慌忙丢掉了机枪、火箭炮逃走了。
每到夜间，志愿军战士们就插到敌人心窝里去活动。搞得侵略军不能安眠，整夜乱打枪炮。某部侦察班长韩际生和他的战友们夜摸敌营，一直插入到八十多里外利川南面的敌人后方。他们摸进一座庙去；敌人正在里面喝酒玩牌。勇士们从门口，将手榴弹扔进去，打得兽兵们四处乱窜。他们趁机抓了一个俘虏，带了回来。在前线上有着无数这样的神出鬼没的故事。这里有摸过敌人层层岗哨，一夜连捉六个美国兵的董爱民；有火烧敌人汽车的陈希焕；还有一夜打死四十一个敌人，俘敌三名的二十三勇士。他们日日夜夜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打击进犯的敌人。
在前线上，可歌可泣的故事是层出不穷的。志愿军的战士们亲眼看到在美国侵略者的魔爪之下，无数朝鲜的房屋在焚烧，无数朝鲜的人民被屠杀，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寒风中哭叫。他们心里充满了对美国侵略者的仇恨，因而在战斗中显出了非凡的勇敢与坚定。战士姚大福在一次战斗中腿被打断，指导员要背他离开战场；他坚决拒绝说：“给我个手榴弹，我不会给祖国丢脸的！我还要和敌人拼最后一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当敌人冲上来时，他拉响了手榴弹，壮烈地和敌人同归于尽。许多战士的耳朵被轰炸声震聋了，可是他们的眼睛还是圆睁着监视着敌人。许多战士被敌人炮火轰起的尘土埋住过几次，但是他们爬出来以后继续战斗。四十多岁的老英雄赫德元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躯体依然屹立着，敌人竟不敢接近他。这些英雄们的不朽形象，将永远活在朝、中人民的心里。
在激烈的战斗里，朝鲜许多山岭上的苍松烧焦了，积雪烧干了，可是勇士们的复仇意志，却正像解了冻的汉江里的滚滚激流那样沸腾着，正是这样意志，将要把美国侵略者完全从朝鲜的土地上赶出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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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圣婴婴院”等事件激起广大群众愤怒
各地人民要求政府严惩凶手
【本报讯】近日本报继续收到六十二件对广州“圣婴婴院”、南京“圣心儿童院”、“慈爱育婴院”事件的抗议书。抗议者包括济南、德县、石家庄、天津、张家口及北京市的本报读者，其中有工人、军人、学生、教师、妇女、机关干部、托儿所工作人员、宗教界人士以及市民和医院的病人。他们对帝国主义分子残害我国儿童的暴行极为愤怒。中央铁道部机务总局林克明在抗议书中大声疾呼：我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向政府控诉帝国主义者，它们在“慈爱”的招牌下造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求政府严厉惩办这批罪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华北大学工学院冶金专修科二年级甲班全体学生、济南读者解人达等，均认为南京市人民法院对“圣心儿童院”残害我国儿童罪犯兰义德、华安德二人判刑太轻，主张“重重地惩办凶手”。几乎所有的抗议者都要求政府彻查国内一切外人所举办的“慈善”事业。“圣婴婴院”等事件并引起了不少读者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举办“慈善”事业的回顾。北京市育群托儿所全体职工在抗议书上说：我们所中有一个同学，是从北京的一个外人办的“迦南孤儿院”出来的，因为在孤儿院受尽了折磨，初来时，简直是个神经病患者。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全体工作人员的抗议书中更指出：帝国主义分子不但假借“慈善”之名残害中国儿童，更毒化了中国儿童的思想。他们说：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曾问“迦南孤儿院”一个孤儿：“美国好还是中国好？”孤儿竟答说：“美国好。”继问：“假如美国和中国打仗，你帮谁？”孤儿竟答：“帮美国。”帝国主义的教育使中国的儿童忘掉了自己的祖国！这也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举办“慈善”事业的目的之一。很多抗议者认为：“圣婴婴院”等事件的揭发，对人民的教育意义很大，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慈善”事业的真相。他们要求政府将这些事实摄制下来，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去宣传，控诉帝国主义者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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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斯大林论镇压反革命
编者按：在我国人民坚决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为了更好地教育每一个人，提高对反革命活动的政治警惕性，我们不但应该从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吸取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应该从国际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这里，我们首先从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学习由他们所集中起来的镇压反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这应该是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工作。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意见，散见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这里所辑的只是一小部分。
“反革命势力在我们后方，在我们中间抬头了。反革命势力虽已被战胜，但远没有被消灭。”这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列宁在他所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中所说的话。当时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不足两年的光景，美、英、法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失败之后，正在极力支持邓尼金的反革命势力，向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武装暴乱，企图复辟。这时候，列宁号召“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列宁提出了几项重大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后方肃反工作”。列宁说：“我们知道产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乱和反革命阴谋等等的‘策源地’，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列宁所指的反革命“策源地”就是指的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因此，他号召“要十倍地来监督这种策源地。要十倍地提高警惕性，因为从这方面来的反革命密谋，在目前以及在最近将来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基地上炸毁桥梁，组织罢工，进行各种侦探阴谋等活动，也自然是会多次重复的。凡在反革命‘策源地’稍微可能‘栖身’的一切而无例外的中心，都必须采取各种最强有力的，有系统的，再三再四的，普遍的和突然实行的预防方法。”
列宁特别提出警告，“决不要被他们领袖（指反革命的首要分子——编者）的言词和观念以及他们个人的诚恳或虚伪所欺骗。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履历是重要的。但从政治上，即从阶级关系，从几百万人间的关系上看来，并不重要。”
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列宁说，“我们的任务是应当直接提出问题。究竟怎样办好些呢？”他继续问道：“是去把反对苏维埃政权，亦即拥护邓尼金的几百叛乱分子一律逮捕，关在牢里，有时甚至枪决？抑或是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来把几万工农斩尽杀绝，一律枪毙，一概鞭死呢？”他的回答是：“要选择并不难。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是这样。谁要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谁只会对这决定之‘不公正性’诉泣，那他就是不可救药的人，那他就应当遭受大众的嘲笑和侮辱。”（以上引文均见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下卷，《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
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夫奸细分子进行暗害，侦探和恐怖暗杀勾当被揭破之后，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及三月五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引述联共中央早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因基洛夫同志被万恶凶手暗杀的事，曾发出告同志的秘密信，坚决地警告各级党组织，要抛弃政治上的马虎态度和庸俗的疏忽精神。在这封信中说道：“必须铲除那种以错误设想为出发点的机会主义的马虎态度。这种错误设想，即是以为随着我们力量之增长，敌人就日益驯服和日益软化。这种设想是根本错误的。这种设想乃是右倾思想之复发，这种右倾思想要大家相信，敌人将于无形中同化于社会主义制度，敌人终究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可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决不应当抱这种高枕而卧和疏忽的态度。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马虎态度而是警惕精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精神。要记着，敌人之情况越是没有希望，他们便越爱把极端手段作为与苏维埃政权作最后挣扎斗争之唯一手段。必须记着这一点，而时刻警惕着。”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暗害、侦探以及军事破坏的勾当缺乏警惕性的原因，斯大林指出，这首先是由于这些同志忘记了“资本主义的包围”。“这就是说，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苏联，在自己境内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除它而外，却还有许多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还继续过着资本主义的生活，并包围着苏联，时刻等待时机，以便实行侵犯它，打碎它，或者至少是要损害它的势力而削弱它。”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依然存在，则在我国后方便将继续有被外国侦探机关派来的暗害者、侦探、军事破坏工作者及杀人凶手从事活动，这岂不是显而易见吗？”
其次，斯大林又指出：“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即因有胜利而发生的危险，因有成绩而发生的危险。同志们，是的，正是因有胜利、因有成绩而发生的危险哩。这种危险，就在于政治经验不够的人、阅历不很多的人，一遇到胜利环境，——一看见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一再超过完成计划——，便发生漠不关心的态度、自满自足、铺张和庆祝胜利、彼此颂扬不休，以至于不能辨别大小轻重、削弱政治知觉、懈怠疏忽、高枕而卧。无怪乎在这种妄自尊大、自满自足的昏沉空气中，在这种夸功自满、趾高气扬的空气中，人们就忘记某些对于我国命运有头等意义的事实，人们竟开始看不出这样一些不惬意的事实，如资本主义的包围、暗害勾当之新方式以及因我们有胜利而发生的危险等等。”斯大林一再着重地说：“我们的人之所以发生漠不关心态度、健忘、马马虎虎、政治上昏愦的毛病，其根源就是如此。”
但是，往往有一些人极力要麻痹自己，他们制造了种种的理由来安慰自己，放松了对反革命进行彻底的斗争。斯大林曾着重地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腐败理论，一一加以批判。
第一，斯大林说，“必须打破和抛弃一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似乎随着我们每次的进展，我国的阶级斗争就会日益和缓起来；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就会日益驯服起来。这不仅是一种腐败的理论，而且也是一种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醉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给阶级敌人以重整旗鼓来进行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可能。相反的，我们今后的进展愈大，成绩愈多，则已被击破的剥削阶级残余对我们的仇恨亦更甚，他们将更加决意采用更激烈的斗争方式，更其加紧损害苏维埃国家，他们将更利用最冒险拼命的斗争手段以作最后的挣扎。应当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破的阶级之残余，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从苏联境外的敌人方面得到直接的援助。如果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限于苏联境内，那是错误的。苏联境内的阶级斗争战线，是同时连接到包围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关于这一点，已被击破的阶级之残余，是不能不知道的。正因为它们知道这一点，它们今后也将继续其冒险拼命的袭击。历史正是这样教训我们，列宁主义正是这样教训我们。必须记着这一切，并时刻警戒着。”
第二，斯大林说，“必须击破和抛弃另一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凡不时时实行暗害，而有时尚在工作中表示一些成绩者，就不会是暗害分子。这种奇怪理论本身，就揭露出这理论发明者是如何幼稚。凡是暗害分子，如果不想在短期内就被揭破，便不会时刻都实行暗害；恰巧相反，真正的暗害分子，正应当有时也贡献一些工作成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其暗害分子的地位，才能骗得人家的信任，才能继续其暗害的勾当。据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用不到再加解说。”
第三，斯大林指出，“必须打破和抛弃第三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经济计划之经常完成，就能使暗害行为及其恶果化为乌有。这类的理论只能有一个目的，即鼓励我们工作人员那种狭隘的、各自夸耀自己的机关的态度，安慰他们，削弱他们反对暗害勾当的斗争。”
第四，斯大林指出，“必须打破和抛弃第四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斯达哈诺夫运动，乃是足以消灭暗害勾当的主要的手段。这种理论之所以设想出来，是要以关于斯达哈诺夫式劳动者和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响亮的空谈来撇开对暗害分子的打击。”
在这里，斯大林引述莫洛托夫在这同一次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举出的许多事实，证明当时发现的在库兹巴斯和顿巴斯方面，托洛茨基等反革命分子，如何取得与利用某些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的负责人的信任，经常欺骗了斯达哈诺夫式劳动者，进行各种捣乱和破坏工作。因此，斯大林指出，“如果基本建设工程是以暗害办法进行——例如在顿巴斯——，而结果使采煤工作落后，不能与其他各种采煤工作相配合，那末，光靠斯达哈诺夫式劳动者会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斯达哈诺夫运动本身，为要推动事业前进而完成其伟大的使命，就需要我们进行斗争以反对暗害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而给该运动以切实帮助，——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与暗害勾当作斗争，为消灭暗害勾当而斗争，制止暗害勾当，是使斯达哈诺夫运动能尽量广泛开展的必要条件，——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
第五，斯大林指出，“必须打破和抛弃第五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以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再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了，以为他们现在已在用尽其最后的一些干部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能想出这种理论来。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是有其后备力量的。这首先就是在苏联已被击破的剥削阶级之残余，其次就是国外许多仇视苏联的集团和组织。”
最后，斯大林指出，“还必须打破和抛弃一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既然我们布尔什维克很多，暗害分子很少，既然拥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有千百万群众，而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几十个人，那末，我们布尔什维克就可以根本不去注意这寥寥无几的暗害分子。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种异常奇怪的理论之所以设想出来，是为的要安慰我们某些因为不会与暗害勾当作斗争，而在工作上遭受了失败的领导同志，是为的麻醉他们的警惕性，让他们高枕而卧。说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人屈指可数，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却有千百万，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决不能因此就说，暗害分子不能给我们的事业以极严重的损害。为要实行捣乱，实行暗害，并不需要大批的人。为要建筑第聂伯尔工程，是需要成千成万的工人，但要炸毁这一工程，也许至多只需要几十个人。为要打胜仗，是需要几军的红军，但为要在前线上破坏这一胜利，却只要在某个军部，甚至于只要在某个师部内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而交与敌军的侦探就够了。为要建筑大的铁路桥，需要数千人，但要炸毁这桥梁，却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在结论的终了，斯大林号召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克服自己的弱点，去彻底粉碎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破坏阴谋。他说，“当我们铲除了这种荒谬的弊病时，我们便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任何内奸外敌，我们不怕他们的袭击，因为我们今后也将与过去和现在一样粉碎他们。”（以上引文均见斯大林选集，解放社版第五卷，《论党工作之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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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今天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逝世 二十六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中山先生的陵墓，在南京紫金山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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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慈善事业”！ 华君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