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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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处理中国文学遗产
冯至
《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在一篇论白居易的文章的前边有一段编者的按语，按语里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开始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的财富。”这是一句使人兴奋的话。如今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了，我们长期埋没的文化遗产自然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文学作品和艺术品本来都是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成果，但是在过去被统治者利用他们优越的地位掠夺去了。这些成果一入了他们的庭院，美丽的光彩便被蒙蔽，正义的声音便被搅乱了。所以人民在获得政权之前，由于憎恨统治者也往往憎恨到他们居住的宫殿，以及宫殿里陈列着的艺术品，并不问那些壮丽的宫殿是谁建筑的，艺术品是谁制作的。这种憎恨的情绪在革命过程中是自然的，甚而可以说是正当的。但是现在，人民的敌人消灭了，被统治者霸占多年的宫殿和艺术品又回到人民的手里。现在的天安门是多么雄壮，多么美丽！它是劳动人民一块砖一片瓦地建筑起来的，自从它落成的那一天起就被统治者盘据着，人们在它前边只感到畏惧和恐怖，如今我们在它前边走过，却没有一人不怀着无限的快乐与无限的希望，它随着人民政权的成立放射出埋没了数百年之久的光芒。
我们愿望我们所有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不管它们大得像龙门与云岗的石窟，或是小得像一首“锄禾日当午”五言绝句，都能像天安门一样，本着它们所有的热力，放出它们所能放射的光来。所以我们面对着它们，已经不是要不要，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怎样要，怎样处理，怎样使它们放出光来的问题。
自从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从抗美援朝以来，中国的人民没有不感觉自己的祖国是可爱，是值得热爱的了。工人，农人，战士，知识分子，人人都自愿贡献出他最大的力量去保卫和建设这可爱的祖国。在这样的爱国高潮中我们祖先的一切创造也更引起人民的敬爱。近来我们读到不少颂扬和研究这些创造的文章，它们多少含有些肇端的，试探的性质，但它们预示着一个丰富的将来。加里宁在《论共产主义教育》里说：“苏维埃爱国主义乃是那些把我国人民推向前进的我们祖宗们之一切创造事业的直接继承者。”那么，我们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文化遗产，也由于我们深切意识到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祖宗之一切创造的优良方面的直接继承者。
我们面对着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当然不是要不要接受，而是怎样接受的问题。我们不能讳言，在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古典文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这距离是由于两种现象造成的：一种是语言上的距离，许多古典名著的语言已经不是我们现代的语言，有些地方需要注释，而过去的注释家往往不但没有能够解释出它们语言的特质，反而给予很大的破坏；另一种是那些作品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致使它们含有的意义被人曲解，模糊不清，无论多么美好的诗歌和散文，从表面看来都好像穿着一件不相称的封建的外衣，使人望而却步。——这两种现象所造成的距离如果不消除，那些文学遗产恐怕仍不免要继续摆在古老的尘封的书架上，很难能成为人民共有的财富。
要克服我们和我们古典文学之间的语言上的隔离，就需要适当的注释。但过去的许多注释家既不注意文学的发展，也忽略语言的变化，只把文字当作固定的东西来看。例如从前有人说，韩文杜诗无一字无出处，于是注释家就在他们的诗文里一字一辞都要找到所谓最早的出处，却不知韩愈的散文和杜甫的诗在他们时代里是大的发展，他们在语法上有许多新的创造。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都在说明他们要摆脱因袭，要把当代的新语言采用在自己作品里的努力。而低能的注释家却反过来给他们扣上一顶“无一字无出处”的帽子，好像是恭维他们，事实上是给他们一个最大的诬蔑。就以杜甫《石壕吏》开端的四句而论：“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写得又自然，又活泼，这正是杜甫所提炼的唐代的语言，我们现在诵读，依然感到那种新鲜活泼的语气。但是他的注释者仇兆鳌怎样注呢？关于“暮投”，他注作“谢灵运诗，冥投剡中宿”；关于“老翁”，他注作“陶潜诗，区区诸老翁”；关于“逾墙走”，他注作“战国策，曾子之母，投杼逾墙而走”；关于“出看门”，他注作“乐府东门行，投剑出门去”。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由于商务印书馆的翻印，流行最广，在旁的方面有它可取的地方，可是关于注解“出处”的这一部分却是笨拙可笑！他不知道杜甫许多诗句的“出处”是唐代的语言，而不是任何一部古籍。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诗集的注者用这个方法来注诗，不但不能使作品和读者接近，反倒使作品离读者更远了。这样的注法除了使人觉得注者费了些劳而无功的气力外，对于原作品和读者没有半分好处！
我们要使这些作品成为人民共同的财富，那么过去一些所谓“权威”的注本恐怕都要从新改编。一个注者对于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最重要的在于具有分辨的能力，他能深深地领会这个诗人的语言，分辨出哪些是因袭的，哪些是创造的。关于因袭的部分，尤其是从前任何诗人都不能避免的典故的运用，当然要注出它的出处；至于独创的，也就是诗人亲自从民间提炼的，注者则须给以阐明。这样，许多作品才会活泼泼地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它们，接受它们。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给这些作品一个新的评价。过去伟大的作品，只要一被人民爱好，便同时会被统治阶级利用，给它们附会上一些有利于统治者的意义。从前儒家对于《诗经》和《楚词》的看法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五四”以后，这种看法似乎改变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各就自己的立场和爱好来“欣赏”古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人人的眼前豁然开朗，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尺度去衡量古代的作品了：凡是爱人民，为人民，具有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式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反过来说，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品不可能是好的。
这个尺度说出来不难，实际运用它去衡量却并不容易。过去广大的民间文学一向被人忽视，所以真正从劳动人民里产生的作品，除去诗经和乐府里的一部分外，在我们的历史里大多数都随着时代被忘记了。但是我们并不缺少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学习了人民的语言，体会了人民的生活与痛苦，写出伟大的著作：其中最辉煌的名字是屈原、杜甫、白居易、施耐庵……这些人。他们的出身或多或少都属于为统治者服务的阶级，（施耐庵我们在这里不提，因为关于他的身世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由于自身的遭逢与时代的不幸使他们得到机会与人民接近，他们本着诗人的良心写出来他们爱人民，为人民的作品。但是他们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每一章都是为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相反地，写自己悲欢荣辱的还是占大多数，就是颂扬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代言的，也在所难免。在统治者与人民中间他们常常感到极大的矛盾。这矛盾在旧日的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个进步诗人是无法避免的，并且也只有进步的诗人才能感到；若是一个诗人只站在自己特殊阶级的立场，看不见人民的痛苦，安心于现状，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
我们若要阐明一些古典作家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努力去发现他们的矛盾，像是对于他们的语言一样，我们要从他们的作品里分辨出哪一些是进步的，哪一些是因袭的。我们不能只从一方面去看他们：既不能因为要表扬他们只强调他们进步的方面，而忘却批评他们落后的部分；也不能因为要批判他们而向他们提出他们在他们时代里不能办到的要求。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能使一般权贵读后切齿痛恨，是实在的情形，但若硬说这些诗能鼓动农民革命，就成为不切实际的夸张了。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为他的道家思想，饮酒携妓的生活（这当然要予以批判）而否定他的《秦中吟》与《新乐府》所发生的作用与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意义。——我们对于文学遗产的处理，要审慎小心，不要成为反历史主义者。
但是我们也不是客观主义者。我们不要让它们死，我们要让它们活；不要让它们死在图书馆的书架子上，要让它们活在人民的心里。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文艺界的祖先在他们那时的社会里曾经克制了什么样的困难，推进着文学向前发展，而他们又怎样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有时呈露出狭窄与偏私。对于前者，我们表扬他们，学习他们；对于后者，我们批判他们，同时我们也自加警惕。这样，他们的真实才能显现出来，洗涤掉过去封建社会里在他们身上涂抹的泥垢。
这工作是一个朴实而又新鲜的工作。朴实是实事求是，从有限的材料中虚心研究古人和他当时的社会情况；新鲜是由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新认识会从他们的作品里发现新的精神。但是朴实绝不等于像过去“整理国故”那样只满足于烦琐的考证；新鲜也不等于像一些西欧印象派的批评家似地用些自己的彩色油墨在古人的面上任意描画鬼脸。最后，我们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提出：在我们评介古典文学时，不要把我们正在发展着的新文学放在视界的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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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朝鲜前线通讯
解驭珍
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出现了许多反映朝鲜抗战的通讯。有些是十分感人的作品。不论是暴露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罪恶暴行，脆弱和狼狈，不论是歌颂中朝人民战士的英勇、坚强、智慧与亲密的团结关系，不论是反映人民支援前线的勇敢、积极，以及游击队和非武装群众与敌人的各种斗争，一般地说，都具备着新鲜、活泼、精炼的特色。由于作品有真实感，形象新鲜，所以能够使读者仿佛身历其境，与主人公共感受，共呼吸。在提高群众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情感上所起的作用，在仇视、鄙视、蔑视敌人的思想教育上所起的作用，决不是某些从概念出发、凭空杜撰人物和事件的文艺作品所能比拟的。
二月十七日杜高同志在本报上发表的“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描写中国、朝鲜、匈牙利三国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共同意志和行动，是一篇很好的、生动的、感人至深的国际主义的教材。
这篇通讯，通过关于中朝战士为了共同目的艰苦斗争，他们彼此的亲密关怀，年幼的朝鲜女孩对志愿军的热爱、感激，志愿军战士王怀铎对朝鲜小女孩的热爱等等场面生动的描写，非常真实地，有力地告诉了读者：中朝人民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坚实，任何东西也不能打破它。这些富有真实感的描写，告诉读者一个真理：我们的情感，是在共同的目标下，并肩作战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颠扑不破的。
全文里面，没有正面地描写匈牙利人民如何援助朝鲜，和这些药品如何救治了伤员；但是我们可以从张政委对于担负运输任务的战士的叮嘱，王怀铎与老金同志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所表现的艰苦的智慧的英勇的行动及其思想情感，十三岁的朝鲜女孩子用生命来换取药品的安全等等情节，表现匈牙利人民的帮助在亚洲兄弟国家里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容我在这儿抄录几句虽然平易，却很动人的精练而又形象的描写。
“王怀铎仇恨地望着前面燃烧的药品。火越来越大，子弹也越落越多。他站起来，脱下自己的大衣朝火堆扑了过去。一边大声地喊着：‘同志们！抢救呀！药品烧了，我们还有什么脸见匈牙利人民呢？’”
“老金和司机也不顾一切地跟着扑了过去。孩子在这个时候，一下俯在她旁边的两个木箱子上，用手紧紧地把它们抱了起来！”
敌机飞走以后，出现了一段异常真实、异常生动、异常感人的场面。
“当五十六箱药品平安地搬上汽车的时候，在车的旁边，在两只完整无损的药品箱子上，静静地躺着孩子的尸体。她的背朝天，在背上面，有五个子弹的窟窿，鲜血冒了出来，浸透了她的衣裳，一直流到木箱子上。她的手紧紧地抱住箱子像拥抱着匈牙利人民；她的嘴里还咬了一块没有咀嚼的干粮。……”
从这一段精练而又十分形象的描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屈的战士，也可以看见不屈的人民。因为连稚弱的孩子都已懂得什么是恨，什么是爱，什么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作品所以如此感动人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作者的技巧的熟练，而在于题材的真实，和对于选择题材处理题材的能力，特别是从生活实际当中所燃烧起来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其它的通讯，如像杨朔的《朝鲜前线的另一种战斗》，李庄的《复仇的火焰》，丁帆、戴庆余的《平凡的人》，新华社前线记者通讯员集体写作的《如此美帝“王牌”军》……其主题、题材、文章形式都各有各的特点。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矫揉造作的花样，但却把生动的事实集中了起来，给予读者以很强烈的真实感。
我们迫切希望文艺家们创作出更多的如同前方的这些通讯那样有真实感的作品，用这种作品来代替那些不能说服读者的从概念出发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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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对要求音乐批评的答复编辑同志：
《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所载国华等三同志要求加强音乐和歌曲的评论的信，已经读到。他们希望加强对于各种新旧音乐，对于中国各民族的音乐，对于各种外国音乐，对于戏曲、曲艺和电影中的音乐，对于各式的唱法和奏法的批评；并且希望对各种优秀的作品作有系统的介绍。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人民音乐》也曾把这些工作列入自己的计划中，并开始去做。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编的两本抗美援朝歌曲选，就是从几百首抗美援朝的歌曲中选出来的。但由于对各地音乐运动情况不够了解，又缺乏经常的研究，因此这些推荐介绍工作就显得既无力量，又不系统，距离客观的要求很远。
全国音协已就国华等同志提出的意见召开扩大常委会，检讨了《人民音乐》第一卷的编辑工作（已作出初步总结，载于二卷一期《人民音乐》），研究了今后加强评论、介绍工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在音协常委会下成立一理论研究小组，推动这一工作。同时提请各地音协进一步健全领导核心，经常研究音乐作品，负责推荐优秀创作。
我们希望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各地广播电台也和我们一起来克服这种严重存在的无领导状态。
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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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对批评的答复编辑同志：
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一九四一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一九四三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
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张春桥二月五日，上海
编者按：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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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欢迎音乐批评编辑同志：
我一向是比较喜欢音乐的，我常常看一些关于音乐的文章。因为爱唱歌，所以对歌曲评论就比较注意，最近在《人民文艺》上登过一篇周巍峙同志的《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我看了以后很满意。后来又看了孙慎同志的《抗美援朝歌曲创作中的某些倾向》，我觉得说得也挺对。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很好的，它能帮助不懂音乐又喜欢音乐的人——如我——批判地去看一个歌，怎样是个好歌，怎样是个不太好的，并加强我们对歌的正确认识。我希望以后能经常有这类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文艺》上，我还希望以后在《人民文艺》上能刊登些好的歌，新鲜的有力的群众的歌，高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的歌。它不但能便于群众歌唱，还会起些示范作用。我还希望那些有作曲经验的同志多多地应时地创作些歌来，群众对好歌的要求是很迫切的。
还有，如果好歌太多太长不能全登在《人民文艺》上，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出来，告诉我们歌的名字，作者，出版处呢？最好能经常地及时地介绍。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公安干部学校一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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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舞蹈《无穷花》应加修改编辑同志：
中央戏剧学院最近演出一些新型的舞蹈小品，如《小司号员》、《收割的时候》等，很受观众欢迎。但我对其中的一个节目《无穷花》有一些意见，现在写在下面。
这舞蹈描写一个朝鲜的女郎在田野中采摘牵牛花，她愉快地优美地舞蹈着。后来来了一个美国兵，要侮辱她。那些追逐的场面也是用舞蹈来表现的：一扭、一搂、一扑、一躲，后来终于给美国兵搂住了，女郎乘隙在美国兵的背后拔下他的手枪，把这兽兵打死。这舞蹈的主题——反对美帝国主义，当然是很好的，可是我觉得它的表现方法不妥当。难道没有别的方法来表现吗？美国兽兵强奸妇女的罪行怎么能用抒情的舞蹈来叙述呢？用这样的男女对舞来表现这类故事是多么不调协呵！而且后来的追逐场面，也根本破坏了人们对于原来的女郎的劳动的舞蹈的优美感。尤其是在一搂、一扭、一扑、一躲之间，演员充分表现了那女郎的柔美的体态，与动作的合乎旋律。越是美丽越是令人作呕。
我认为，如果要保留这个节目，便应该加以修改。
我是个外行，但看了后很不愉快，直率地提出上面的意见，以供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的参考。
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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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电影广告应当严肃编辑同志：
北京的电影广告，一年来有很大改进。不切实际的描写和吹嘘，如“美妙绝伦”、“空前杰作”之类的词儿，已经差不多不见了。但某种程度的生意经和缺乏政治思想的广告也还是有的。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之类的新形容词，有时也言过其实。“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原是新艺术创作上的很高的评语，不能随便运用。
关于在广告上刊登剧照，最近也看到一些不应有的现象。比如《党证》，在广告上无论如何不宜刊登像帕维尔·库甘诺夫这样一个奸细分子的照片，而应该刊登为了保卫党而逮捕了那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安娜的照片。广告上好像不分清这点，只把他们看做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将照片轮流刊登出来，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姊姊妹妹站起来》的广告，也常刊登马三抓住佟大香的剧照，或则是老鸨胭脂虎和恶霸崔胡子的剧照，或则把翻身姊妹们的剧照和他们一块刊出，这都是不很恰当的。在我看来，电影广告的照片，应该注意到它的政治宣传意义，应该是和该电影的中心思想紧密相关，《姊姊妹妹站起来》的广告，应该用众姊妹翻身后的剧照，《党证》的广告，应该用最后终于识破了奸徒阴谋而取得胜利的安娜的剧照。
如果是随便登一张照片，甚至是影片中并不重要而又是被否定人物的剧照，那么，这个广告的宣传价值在那里呢？在苏联电影广告中使我久久不忘的是《易比河会师》的广告，苏联军官顾子明上校那种深邃隽永的表情在广告上被加以特写。他们有许多广告是在主体的位置用鲜明的色彩描写正面人物，而在阴暗处用蓝色或灰色描写被否定人物的。在报纸上刊登铜版照像虽不能有此种条件，但基本精神则应是一致的。尤其是电影广告，它的作品每天与成千万的观众接触，便特别应该注意在它的宣传上不要使观众引起错觉，或者竟得到相反的宣传效果。
我希望影片发行方面与影院方面在做电影广告时应注意到对群众教育的责任，而不要单纯从营业观点出发。
董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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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对漫画工作的意见编辑同志：
最近我感到时事漫画对今天国际上所发生的事件反映得不够。像以下这些题目我认为是需要画的：
（一）斯大林同志的谈话，使千百万为和平奋斗的人群加强了信心，这在和平与战争的斗争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富有历史性的事件呀！但直到现在我没看见关于这事的漫画。
（二）世界和平理事会最近的宣言，建议五大国签订和平公约，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在宣言书上签名。希望漫画工作者加强宣传这个运动。
（三）苏联政府第四次减低物价，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降低，这一对比，也应加强宣传。
我希望中国漫画工作者不要懈怠，应当以尖锐的政治眼光去观察时局所发生的事情，用艺术的形象来表现它们，使漫画真正成为战斗的武器！
于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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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制造我们语言的混乱
王化东
我国劳动人民开始脱离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和愚昧的生活，开始过新的生活，接触到许多新事物；因而他们很自然地感觉到他们过去生活中的语汇不够用了，他们努力学习使用新的语汇，因而许多新的语汇，逐渐地为革命群众所接受，不断地在他们的讲话中运用着，来表达他们新的思想，新的情感，表达他们对一切新事物的喜悦。这种革命后的新气象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去他们长期缺乏文化，对许多新的术语，新的名词，一时运用的还不够熟练，甚至因为没有理解它们的概念，用的很不恰当或完全用错了，这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相信，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之后，这种缺点是可以消灭的。
现在有一些文学作品，如电影、戏剧在描摹劳动人民的口吻时，常故意纪录下这种用错了的语汇，说错了的话。例如把“文化水平不高”说成“文化水不高”，“向他进行斗争”说成“斗了他一个争”，“做一个报告”说成“报一个告”，“清洁运动”说成“打扫卫生”，“发脾气”说成“发态度”等等。为什么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故意去表现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缺点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许多作家这样地纪录语言，固然并不是为了嘲笑劳动人民，而是为求增加所描写的人物的真实感。因为劳动人民中有许多人是这样说的，所以就这样记录下来。但是文艺作家要善尽他对于语言的任务，就不应该是鹦鹉学舌地把口头的话照录下来，而是要对群众的口头语进行选择和提炼。一般说来，经过文艺作家的提炼而出现于文艺作品中和舞台与银幕上的语言，应该是民族语言中最好的语言，这样才能对语言的表现力的提高与丰富起积极推动的作用。因此一个认真的作家不应该当宝贝一样地去收集与记录那些支离破碎的，说错了的语言。为了增加人物的真实性，应该采取别的方法而决不应该采取这种错误的办法。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这样的语言就是劳动人民的语言，甚至有些同志认为言语是有阶级性的，他们称赞这种病态的跛脚的语言是劳动大众的语言，是劳动人民在语言上的创造性的表现。他们错误地了解群众观点。固然我们应该承认，人民群众在语言上是有创造才能的，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可以离开我国语言的基本文法规则与基本词汇，而另外创造一套“阶级性”的语言。在基本文法与基本词汇的基础上发展我们民族的语言，使其表现力更加丰富、更加生动、更加精确，那才真正是创造性的表现。如果我们认真地去研究群众中的语言，我们是可以发现人民群众在语言上的创造能力的。但是如上所述的那种用错了新名词，说错了话的情形，却决不能视为语言上的进步现象。
我国的语言，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为这样多的人口所使用。我们工农兵群众的语言，是十分活泼生动的，具有健康朴素等等优美的特色。人民用这样的语言，在“顺天游”以及很多民歌中抒发他们心中的爱憎。我们热爱我们民族的语言，热爱我国劳动人民的语言。我们要学习这些语言，熟悉这些语言，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教导我们的“要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开始”。但必须弄清，学习群众的语言，是学那些生动活泼的语言，学习是为了丰富和提高我们的文学语言，并从而促进我们的民族语言的丰富与提高；是为了在我们的作品中正确地去表现新人物的面貌与情感，而不是为了猎奇、装饰、炫耀或其他目的。我们在创作中应该大量地运用群众的（特别是工农兵的）语汇，但对于在群众中暂时流行着的某些错误的说法，则不应该照样记录，加以提倡。因为如果对错误的说法加以提倡，其结果就是损害我们的民族语言，造成我们语言中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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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国内文艺动态
全国美协举办新年画展览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举办的一九五一年全国新年画展览会，已于三月一日在北京正式开幕，共收集各地出版年画四百另八幅，包括全国各地的三十二个出版单位。作者包括三百余人。作品中《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毛主席和农民谈话》、《伟大的会见》、《和平签名》以及反映新婚姻法的施行的几幅连续画《小二黑结婚》、《新事新办》等都受到观众的欢迎。对于一些有缺点的画，参观者亦加以批评。如题名为《毛泽东时代的新儿童》一画中，不应该只是一战争武器的玩具；有几幅画中的领袖像画得不好。
上海新连环画出版工作有进步
上海解放以后，新连环画的出版，据连联书店统计，已有七百八十种之多，内容包括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科学卫生、婚姻问题等各种主题及历史故事等。其中《从猿到人》、《女英雄赵一曼》等，发行到五万份以上；有些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销售到七万份左右。最近连环画作者联谊会，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所绘制的十四种连环画中，《美帝侵华史》等出版不到一月，都已销售两万份左右，这说明新的连环画为广大的群众所欢迎的趋势。但是，目前旧连环画还有很大市场，新连环画无论在绘制上，发行上，还不能完全适应群众的需要。有的书店及连环画的作者，对于连环画的绘制、出版工作，还存在着不严肃的态度和粗制滥造的作风。上海负责编绘及出版方面正设法改进中。
南京《文艺》月刊改变编辑方针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从第十三期起开始改变编辑方针，以普及为主，以工人、学生、干部作为该杂志主要读者对象，设立《青年习作栏》和《文艺顾问栏》，发表工人、学生及干部的作品，并为他们解答各种文艺问题。因之读者范围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密切了，作为地方性的文艺刊物，南京《文艺》的改变编辑方针是适合群众需要的。
中国文学作品在外国
北京外文出版社的世界语月刊《人民中国报道》所译载的我国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为国外读者所欢迎。赵树理小说《田寡妇看瓜》已先后为斯洛伐克文的《劳动报》、日共机关刊《赤旗周报》及保加利亚农业学会机关报《农民旗帜》三个报纸所译载；田间的小诗《自由向我们来了》译载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互助委员会主编的《生活》杂志；张明权的小诗《我要他粮食堆成山》译载于日本《石千庄文艺》；谷峪的小说《新事新办》译载于斯洛伐克文的《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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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文艺动态

　　国外文艺动态
苏联作家讨论语言学问题
最近莫斯科作家集会讨论关于语言学的问题。著名苏联语言学家费诺格拉特夫院士在会上发表关于去年夏季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的论文。他详细阐述斯大林的一系列的论文的重要性。这些论文说明了语言是一种具有特性的社会现象，它们说明了语言的发展与人民的历史的关系。费诺格拉特夫引用了高尔基对于语言的见解。高尔基把语言称为文学的构成材料。“我们必须追求文字的高度的表现性和引起联想的力量。我们是能够达到这目的的，只要我们训练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尊敬语言，把好的与坏的语言区别开，不再歪曲文字，使它们变得不易了解和丑恶。文字越简洁，语句的力量也更大。”费诺格拉特夫结语说：“分析一个作家的文体和他的语言，以及分析他的语言与人民的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语言学家、文学家和评论家共同努力的对象。”他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作家的讨论，一致认为斯大林的论文具有异常深刻的科学思想，和含有无穷的创造的灵感的源泉，并且和苏联作家的事业有直接关系。当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从事于发动新战争的政策时，苏联政府的领袖却发表了精粹的关于语言学的科学著作，这证明了苏联人民领袖的伟大和苏联对和平、文化事业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出席者一致指出作家必须充分注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充分利用俄罗斯语言的财富，使他们的思想与感情通过完美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说：“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以辛勤不倦的努力来从事。在语言上所用的劳力并不少于人物创造和作品的结构上。你不能不经过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十次的修改，就能发表一部散文作品。”讨论会结束时通过了一个决议：作家协会各部分必须继续讨论斯大林论语言的天才著作并为作品的技巧的完美而奋斗。
全苏艺术展览会上关于毛主席的绘画
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艺术展览会上，陈列了苏联画家的一些关于毛主席的绘画。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乔治亚青年画家纳班江是以油画描写斯大林及其战友的能手，画了《斯大林大元帅和毛主席会见》。在这幅画中，画家传达出了历史性的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友谊，深刻体现在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安详、真诚的形象上。毛主席稳重、朴实、谦虚的神态，画家做到了认真的描写，但在面部表情上处理的过分紧张，没有完全正确地表现毛主席的性格。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画家费诺格诺夫的版画，大都是描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和新中国人民生活重大的事件，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都有独到的成功。
朝鲜文艺工作者涌上前线
朝鲜卫国战争开始后，朝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已经组成了一百三十多个文艺工作队，活跃在战地和后方。在战争初期，曾有韩雪野、李泰俊、玄卿俊等四十多位作家走上了前线。他们创作了很多作品。现已出版了《战线文库》一种，其中有《为了祖国》、《英雄战斗集》、《给祖国宣誓》等优秀作品。郑律成、李冕相等作曲家写下了《我们是坦克部队》、《人民游击战歌》、《鱼雷艇颂》等歌曲。电影工作者摄制了《告世界人民》、《正义战争》的记录片。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文艺工作者们更多地涌向了前线。诗人赵碧宕正在收集安州少年游击队打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其他的文艺工作者们都正在运用各种创作形式来记录和歌颂朝鲜人民的英雄斗争和光辉的胜利。战斗在前线的文艺工作者也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与鲜血。著名的演员黄信子（女），舞蹈家李熙朝（女），电影演员柳玄等在前线工作中已光荣牺牲，名演员黄澈被炸断了一只臂膀。现在还有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在前线以及游击队里忘我地为祖国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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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群众大会去 （红黑两色套色木刻） 古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