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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干部群众一起开会
中共贵州省委会委员 徐运北
贵州修文县提供了新解放区干部和农民一起开会的经验，不少的县分也开了这样的会。事实证明，在总结征粮，布置下一阶段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并吸收二三百农民参加（成份好的农会会员、农民和一部分村干部；过去历次开会的农民代表不一定都参加），一起检查工作、布置工作是极为成功的。
在这样的会议上，首先是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布置了今后的工作。在总结和布置工作中，不仅是解决了方针政策与提高了干部思想，同时解决了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因为有农民参加，他们朴素地、客观地对过去的工作那些地方作的对、那些地方作的不对提出了意见，这就补足了领导上对下面情况不了解与干部中的片面性——夸大与缩小。到会农民提供出许多情况，是我们干部平时都不了解的，就大大帮助了领导上了解情况。在布置今后工作中，同样地，到会的农民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提出意见，使方针政策具体化。开展清匪、反霸运动，他们指出了有那些匪首尚未逮捕，有那些散匪尚未肃清，还有多少枪支未搞出来，这样就使清匪、反霸的内容丰富起来，而不是泛泛地讲清匪反霸的重要。同时也克服了某些干部的政治觉悟不高与麻痹思想。如有的同志认为已经肃清土匪的地区，似乎已经无事可作，但经过农民以具体事实说明后，才清醒过来，认识到清匪、反霸的重要。
其次是经过这样的会议，使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得到改善，干部在阶级立场与群众路线上得到大大提高。现在农村工作的干部，有老干部、新干部、旧职员，他们经过这一段工作，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同志虽然经验不足，但是在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完成征粮中，绝大多数都能积极热忱地工作，爬山淋雨，日以继夜，立场坚定，坚决为农民办事，团结群众从群众的要求出发，创造了许多生动的事迹。可是也有不少的同志图享乐怕吃苦，强迫命令一意孤行；有的动用群众果实，违犯群众纪律，甚至有的不是给农民办事而是给地主办事，关心地主而不关心农民；有的打骂群众，镇压群众运动。这就说明了目前不仅是群众队伍不纯，在干部中间同样存在复杂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可能贯彻反封建斗争。在会议中经过干部和农民一起，以具体事实证明了那些干部立场坚定、真正为人民服务、善于团结群众、为群众所赞许；同样也揭发了立场模糊以及脱离群众的事实。被揭发的这些同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要求改正，使全体同志思想觉悟起来和眼睛亮起来，这就使领导、干部、群众中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所谓达到“三层亮”。解决干部的阶级立场与群众路线，在八月党代表会议以及整风中，各地都取得了成绩，因而使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现在随着工作的进展，随着下一段工作的展开，继续深入地解决这一问题，使干部阶级立场和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对今后反封建斗争是有重大意义的。
另外也教育了到会的农民。开始时，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目的，不知为啥要开这样的会。在开会的过程中，大大教育了他们，使他们学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会民主、改进工作。经过到会农民将会议的精神带回村子里去，使村干部、积极分子学会团结群众，检讨工作，在农村中树立民主作风；发动群众总结检查工作，展开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样的会是领导上检查布置工作的会议，又是群众讨论工作的会议，是干部进行整风的会议，又是培养农民积极分子的会议。为了开好这种会议与不出偏向，必须紧紧掌握以下三个环节：
一、从总结工作到布置工作，会议的进行始终是从工作中来又回到工作中去，不是“群众整干部”，也不是“领导培养积极分子”，而是领导、干部、群众共同总结工作。会议中一定要联系到干部的优缺点，这是先从检查工作出发，而不是先戴帽子后找材料。会议中一定分清是非，这是总结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单独进行整干部。要使犯错误的同志从检查工作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感到难过，在研究今后工作中给他指出改正的道路和机会，这样，他便会感到愉快而积极。这就是党代表会议所指出的整顿干部必须结合工作。
二、会议的进行必须肯定成绩批判缺点，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始时，到会农民不敢发表意见，尤其不敢批评干部缺点，只讲干部好、群众落后、群众不懂政策。当领导干部认真地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暴露缺点，他们才大胆而真诚地批评某些干部“对地主很关心”，“对农民不关心”。当缺点暴露之后，又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多的缺点，回去后无法领导农民了，在典型报告中许多发动群众的模范事迹，又树立起今后反封建斗争的空气，这些顾虑也打消了。肯定成绩、批判缺点、认真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会议开好与否的重要关键。
三、会议进行必须紧紧和群众结合在一起，贯彻群众路线。这样的会议是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到会农民一起开的。有的同志认为农民在这个会议上是“客人”、是请来的“老师”，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讨论的工作是农村工作，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也正是与他们联系的，因而他们来参加会议，并不是客人而同样是主人。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到会农民结合成一个整体，毫无隔阂地将方针、政策、工作情况、干部情况、群众情况，大家来共同分析共同认识，因而会议的进行必须时时注意到农民的思想情况与倾听他们的意见，让到会的干部和农民根据方针政策共同出主意想办法，而使方针政策真正和群众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会议开的好，才能使目前的清匪、反霸这一方针迅速贯彻成为群众的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在群众监督下，进一步解决干部的阶级觉悟与群众路线。
这种会议是成功的，是领导与群众结合、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之一，这样，真正做到“遇事和群众商量”，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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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区各级领导机关深入下层
树立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工作作风中官僚主义倾向大为减少
西北区各级领导机关在整风运动后，采取了深入下层，进行调查研究，加强群众工作的领导方法，已经大大地减少了工作作风中的官僚主义倾向。
去年十月，西北区整风运动结束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着重指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力开展群众运动，是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基本关键。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多数领导机关在解决了当前工作中若干突出问题后，即纷纷轮流调派干部，在主要干部率领下，有目的地深入下层，通过帮助工作的方式发动群众，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培养干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领导机关的办事效率，更加密切了共产党的组织、人民政府与广大群众的联系。
西北区领导作风上这一巨大的转变，是由西北区一级若干领导机关开始，并逐渐推及所属各省的。西北区一级领导机关在解决整风中提出的若干突出的问题同时即提出了深入下层，了解情况，联系实际的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整风中严肃批判了去春因收购与保管棉籽草率失责，致使若干棉田遭受严重损失的事故后，该部即通过西北农业技术会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首先使各地农业技术干部奠定了技术与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基础；继在陕西泾阳农场召集农民植棉能手百余人，举行植棉丰产座谈会，使机关技术干部吸取农民丰富的植棉经验，并开始与农民中有植棉技术的人取得联系。接着该部又派人赴陕西、甘肃、青海等省，检查一九五○年农业贷款的使用，并组织机关干部分别参加西北各省农业生产会议，进一步了解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发现去年农业贷款发放太迟，影响春耕；因此，今年第一季度的农业贷款已提前于去年十二月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于去年六月以后，曾组织了占该部百分之六十九的干部深入下层，由领导干部率领，协助各省、县进行民主建政、复员和优待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工作干部家属的工作。该部副部长吴志渊所率领的工作组到甘肃平凉专区检查工作时，首先在专区与县级机关了解一般情况，然后下到区、乡直接参加具体工作，立足于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了解领导思想与领导作风，再回到专区领导机关进行重点检查。这种上下结合检查工作和帮助工作的方法，对下层干部的帮助极大，因而许多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西北区各级领导机关都普遍抽调干部，参加去年秋冬两季在该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减租运动。西北区一级领导机关已于去年十二月先后抽调干部一百三十余人，到陕西省关中地区参加土地改革。陕西省从省级和分区级的机关中抽调干部万余人参加土地改革，其中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部长以及省人民政府厅长等。他们到农村中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运动发展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教育干部；并特别注意在运动中培养新区农村中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等问题。甘肃、青海及宁夏等省的省级领导机关中亦抽调干部千余人，组成工作组，由负责干部率领，分赴各县协助进行减租和征粮工作。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普及这一领导工作方法，决定今年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做群众工作，并以此作为经常的领导方法，继续克服工作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不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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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民政部提供良好范例
派遣大批干部深入下层，推动了各项工作
西北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现正普遍展开改进领导作风运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已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该部派遣了大批机关干部到下层去参加实际工作，了解情况，进行典型试验，从而提出办法，推广良好经验，并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向，使政策得以正确执行。在过去一年中，该部曾运用这一领导方法，协同有关机关解决了许多关系千万群众利益的大事，及时纠正了下级机关若干不正确的认识，有效地克服了某些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该部于去年一月间建立。由于一般干部对新区情况不熟悉，再加西北地区辽阔，各级行政机构还不够健全，因此许多工作布置下去，往往不能圆满完成。该部领导人研究了这一情况，认为只有把机关干部大批派到下层去发动群众，才能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于是，当去春西北各地政府普报灾情严重，纷纷要求上级拨发粮食救灾时，该部即派出大批干部，协同有关部门深入各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除陕南，陕西省大荔县和甘肃省临夏等少数地区灾情较重外，其余地区灾情都较轻。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灾情较重的地区发放粮食救济，在其余地区就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结果各地都安然度过了春荒。
去年八月，全国民政会议闭幕以后，该部又分派干部赴西北各省帮助召开了省的民政会议，将全国民政会议的精神及时而普遍地传达到县，为以后整个民政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该部又先后派出干部协助甘肃、青海等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进一步派工作组到陕西省长安、咸阳，甘肃省临夏、定西、西吉，青海省民和、西宁等市、县，协助进行有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工作组在协助各地工作中，进行了检查，及时纠正了工作偏向，推广了好的工作经验，使各地干部对人民政权的根本性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容，特别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当前任务的结合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现西北各地除少数游牧区外，均已开过一次到七次人民代表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建设工作。
在改进领导方法上，西北民政部又采用了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试验，然后推广的办法。去年秋后该部选择甘肃省榆中县为典型区，派干部协同当地政府试办优抚工作。由于发动了互济互助运动，当地人民群众自动捐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除解决了全县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工作人员家属的生活困难外，尚余粮食三百多石。这一例证，有力地改变了某些地方干部认为只有政府拿出大批粮食才能作好优抚工作的错误观点。
西北民政部在去年整风以后半年中，下乡干部占全部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该部所属五个部门干部分别下乡四十六次，平均每个工作组在乡间工作一百一十八天。该部轮流派出干部的结果，不仅推进了各地的工作，并且在处理机关内部日常工作上，由于有了实际经验和熟悉了情况，人员虽减少但工作效率反而提高。如处理往来公文的速度，一般已较前提高二分之一左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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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报纸巡礼
（一）西北群众日报检查该报的地方性
西安群众日报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了“为什么我们的报纸缺乏西北色彩？”的专文，这是对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批评群众日报反映西北情况不全面的公开答复。该文在检讨“西北色彩”不足时，曾根据去年十月份的用稿情况分析说：去年十月份，全部西北用稿共计三十余万字，而西北区一级及陕西省、西安市的新闻通讯就占二十五万八千字，计百分之八十五强。其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四省的报道，合计才有四万三千字，不足百分之十四。西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状况与现实斗争，为整个西北以及全国人民所关切，但群众日报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却很少。该报既很少派往各民族地区的记者，而对各地报纸所反映的各民族问题的稿件，又没有充分利用。这种严重的片面性，就把西北广大地区和广大人民的报纸——群众日报——局限于陕西一省或西安一隅。因此，就引起一些关心报纸的同志和党委的注意。一月二十五日，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写信给群众日报说：“青海给西北新闻局发稿并不太少，但群众日报登出的极少。”“……有些稿子还可以登，而且有必要登，如群众日报未登的专稿，人民日报反而从青海日报上转载了。”
该报原文刊登了青海省委宣传部的批评，并诚恳而坦白地回答说：“这是缺乏西北观点的具体表现。缺乏西北观点实质上就是缺乏群众观点。群众日报，应当是西北广大群众的报纸，但是未能很好地反映西北各地群众的生活和需要，实在不符《群众日报》的名字。”该文认为青海省委宣传部的批评，是改进报纸工作的有力鞭策和鼓励。因为群众日报早就察觉了新闻报道上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并提出过加强西北色彩的口号。但是“由于对这问题认识不够深刻，因而没有采取应有的必要的办法。”该文最后宣称：今后决以加强报纸的群众性，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来克服局限性与片面性。并将抽出大批记者，深入各地区报道各地人民的新人物与新事情。同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主持研究工作与对各省各地报纸的利用，以及健全读者来信与读报通讯工作。
（二）“学会向千百万群众讲话”
“学会向千百万群众讲话”是西安群众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论。该社论号召和动员西北的党政工作者，尤其是党和政府的高级负责同志给群众日报写文章。也就是利用报纸对千百万群众说话。
自从去年三月，党中央号召各级负责同志亲自为报刊写文章，和西北局发布“关于各级负责同志亲自为报刊写文章的决定”后，西北区的党和政府的负责同志，曾给群众日报写过不少文章，据该社论说：“仅西北大行政区一级和各省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已有四十三人亲自动手给报纸写了一百四十三篇文章。”因而大大地增强了报纸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报纸本身也呈现出一些新气象。例如：习仲勋同志所写《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论文，马明方同志所写《论土地改革中群众工作中的两种立场和两套作法》，以及贾拓夫同志所写《贯彻财经政策与改进工作的方向》等等专文，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和西北区土地改革运动以及财经工作的正确开展，都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然而，运用报纸向千百万群众说话，并借以推动工作的方法，“并没有引起全党的普遍注意。”“西北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三十七人未动笔。”其中，某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党中央与西北局关于负责同志亲自为报刊写文章的重大意义。他们“停留在已往的思想水平上，为经验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所束缚，对本身工作缺乏分析研究，因此也就很难写出有情况，有分析，并真能解决问题的文章。”因而有些同志曾经再三催促而不动笔；有的同志却潦草应付；有的说写文章不是“实际工作”，或不算什么重要工作；更有的说：本身工作做好就算了，何必发表在报上？他觉着完成工作任务是本分，在报纸上写文章是宣传自己…………。这些错误思想，妨碍了报纸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群众日报本身，在执行中央与西北局指示上也不够认真。还没有经常主动地组织负责同志写稿等。至此，社论号召各级党和政府部门所有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工作加以系统地思考、研究和总结，学会利用报纸向千百万群众说话。群众日报本身决定定期召开座谈会，订计划，出题目，分配任务，把组织写稿当成报社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以此来达到党中央所指示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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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天津市中医师公会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
天津市中医师公会决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二月二十八日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组织中医志愿医疗组，加入该市志愿医疗队第三队，到朝鲜为伤病员服务。会员现正踊跃参加，已有十五位医师报名参加。
京市各中学加强保健工作
北京市各中学开学后，按照北京市文教局的指示，改善环境卫生，加强伙食管理，减轻学生过多的课程负担，开展体育活动，以增进同学们的健康。有些学校订出具体的保健计划试行劳动卫国制体育教学。市立第一女子中学保证每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体育活动，八小时的睡眠，课程不超过九小时。市立四中、第二女子中学校并在体育活动方面进行必要的动员和组织工作。
华东军区加强部队图书馆工作
华东军区政治部于二月中旬召开全军随军书店图书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将结束随军书店的工作，加强部队图书馆工作。会上决定军区暨野战军建立一级图书馆，藏书应扩充至二万册以上；兵团、军及二、三级军区建立二级图书馆，藏书应扩充至八千册；师、团建立图书室，藏书应扩充至三千到五千册。
浙江省设工人高级工业预科班
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业厅为增进在业优秀工人的科学理论知识，本学期起在省立工业干部学校添设工人高级工业预科一班。学习时间为四年（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学员都是各工厂中的生产积极分子，劳动模范。该班已于二月十四日正式上课，现有学员四十四人。
内蒙乌兰浩特市农民要求常年学习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自去年冬学结束后，学员普遍表示“学一季，旷三季”的学习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希望成立民校。该市人民政府针对这一情况，与各街道学习委员会研究后，决定将有基础的七处冬学转为常年民校。布特哈旗雅尔根楚努图克也已完成冬学转入民校的试点工作。
唐山专区在职干部大都参加业余文化学习
河北唐山专区十三个县，除昌黎县（该县机关人员直接参加专署直属机关业余学校）外，均建立了比较正规的业余补习学校，并配备了专职教员四十一人，兼职教员九十八人，成立了十二个初小班、九十二个高小班和三十九个初中班，吸收了学员四千六百零一人。包括已参加学习的两千六百零八名区干部在内，全专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在职干部都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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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加强党的工作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章伯钧
中央人民政府于二月二十一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为着巩固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为我国今后建设工作扫清道路的必要措施。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中国人民自打垮了反革命势力，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权以来，由于各地人民政府遵守共同纲领第七条镇压反革命的原则，根据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精神，对于反革命活动的镇压和惩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全国城市和农村的革命秩序已因此更趋安定。
但是，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和死亡，它们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还在梦想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匪帮复辟。特别是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后，在有些地区它们更活动起来，破坏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破坏土地改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些猖狂的反革命活动，是任何一个革命的人民绝不能容忍的。列宁说：“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对待反革命必须坚绝的施以镇压。”
为什么在全国人民已经站立了起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建设上都正在迅速地胜利发展、和在人民的爱国热情大大的提高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内部，还会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呢？
显然的，这是一方面，由于当前反革命分子的残余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完全铲除，土地改革在全国有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地主阶级，和其他残余的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它们还企图报复，蒋匪还暂时窃据着台湾，并在梦想登陆；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着企图复活它所依赖剥削中国人民的反动政权，不仅时时刻刻的进行阴谋破坏，而且还派遣特务潜入我国大陆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同时，更由于我们阵营里面还有些人，在政治上的麻痹、落后，只看到胜利的一面，使反革命分子有隙可乘，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内还会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主要原因。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并确保国防的安全，对于这样残存和暗藏的敌人，就不能不给以严厉的合法的镇压和惩治，这是人民的政府对于人民负责的态度。
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我们的党应该怎样负起应有的任务，并完成这个任务呢？
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敌人是极端刁顽的，它们不仅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公开的阴谋破坏，而且有时还会利用我们阵营的弱点，钻进里面潜伏活动。由于我们的组织，还是小资产阶级型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的性格，正是敌人进攻的空隙，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封建关系，部属关系，和亲戚关系钻进我们的组织，而且还可以伪装革命的姿态，进行反动的分化，和破坏活动。在二十年前，我们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同志，就是被钻入党内的特务陈敬斋陷害了。再如最近一年来在重庆、广东、湖北、福建、江西、广西以及北京等地区都发现过特务分子和可疑的分子混入了组织的事情，这些有教育意义的事实，是说明了小资产阶级党派的组织，在政治上的麻痹是多么严重！革命的警惕性和敏锐性又是多么贫弱。
因此，我们要战胜反革命的一切活动，首先必须战胜自己，从整肃组织，健全组织，巩固组织作起，我们认为：（一）必须调整各级组织的领导骨干，以坚定的、进步的干部担当领导，把那些在政治、思想上动摇的分子，清洗出去。（二）必须根据最近中央决定的检查运动，立即在党内展开党员历史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检查，和学习检查。（三）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在搞好党内团结的斗争中，提高干部的政治和思想水平，作为每个同志的考验。（四）在全党内进行肃特的工作，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随时随地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检举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只有这样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在组织上加强自己的队伍，在行动上努力于镇压反革命的实际工作，才可以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的警惕性，使我们的党战胜一切的反革命的敌人。
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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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
许德珩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业经中央人民政府于二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广大人民利益的必要措施，各级司法、公安人员，应即认真研究，并严格执行，全国人民更应以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势力，为当前最迫切的共同任务。
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活动的镇压，已经获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反革命分子还未完全肃清，他们并不甘心死亡，他们还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匪帮指挥之下，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破坏我们国家的生产建设，破坏土地改革，破坏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盗窃国家的机密，供给敌人，甚至公开散布反动谣言，杀人放火（如最近湖南所发生的零陵事件）组织武装暴动妄图进行所谓“大陆游击”。这种猖狂的破坏行为，说明了我们政府过去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政策虽然有了一些成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显然还是不够的，而且在执行上是表现了相当严重的偏向的。
这偏向的发生，主要是我们过去没有切实贯彻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于许多反革命活动没有采取严厉的、及时的、稳准的镇压：有些执行人员，对政策精神的领会和掌握都不够，特别是把镇压与宽大对立起来，片面地强调宽大，而没有认识到镇压与宽大原是一个政策的两面，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宽大只能结合着镇压来进行”，“对反革命分子来说，首先是镇压，只有镇压才能使他们服罪，只有在他们服罪之后，才能谈到宽大。”（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
必须指出，这种“片面宽大”的右倾偏向，不但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使群众对政府发出了“宽大无边”“有天无法”的怨言，而且使匪特反革命的活动更形猖獗起来。广大群众亦由于政府在许多地区对反革命镇压不够，存有若干顾虑，不敢积极大胆的检举和控告匪特，不敢勇敢地向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例如辽东省复县一贯道头子刘成芳管辖两万多道徒，造谣煽惑，骗奸骗财，破坏土改，破坏参军，被捕经教育后释放，仍然大肆造谣并继续反动，发展三百余道徒，企图于一九五○年暴动，夺取政权，破案后经省院批准才判五年徒刑。以后经过一次大检查，才由原审提出，改处死刑。又如东北对密谋暗杀李兆麟将军的蒋匪保密局组长南守善，仅判以短期徒刑。福州市匪特陈功政等八人，均系武装反革命分子，曾迭次抢劫公私财物，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并准备收编北岭股匪投奔白犬岛，福州市公安机关只判处前二名死刑，其他判以短期徒刑。新疆捕获的伪兰州二处技术课长刘永年，竟未判刑，轻率释放，而刘永年却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兰州解放后，他还埋地雷一千六百个，并炸毁了享堂桥。原是老苏区的福建龙岩县，去年逮捕了两名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连文镳林秀峰，这两个罪犯在解放以前和土地革命时期，就无恶不作，杀死我革命干部和群众五十余人，强奸妇女，抢劫勒索，更不计其数。逮捕后，有十八个寡妇联名告状，群众都恨之入骨，但是县政府逮捕一年多也没处理，致使群众由失望而不满。有些群众则看到我们的工作同志也不敢靠近，使得开展工作都遭到了困难。特务分子因此更肆无忌惮，他们竟公然说公安局是“公安店”，称法院为“司法旅馆”。这些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匪徒利用“宽大”的空子，继续进行危害国家的罪恶活动，而犹豫动摇的反动分子也因此得到了鼓励。“宽大无边”实际上是纵容了反动派，帮助了反革命。
产生这种“片面宽大”的偏向的思想因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必须郑重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在胜利的形势下面，一部分干部表现了严重的太平麻痹思想，对敌人所进行的隐蔽的破坏活动，失去了应有的政治警觉性。他们满足于既得的胜利和成绩，认为“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个别的反革命分子，土匪，特务成得了什么大事”，因而对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准备扩大侵略的阴谋估计不足，对敌人正自各方面千方百计钻入革命阵营进行破坏注意不够，对匪特、反动道门的抢劫、暗杀、造谣、放毒等反革命活动未予以及时地严厉地揭露和镇压，对反动的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或反攻夺地未作有效地制裁等等。很明显的，这种认为随着革命胜利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推进，敌人就会日益驯服和安静的想法，是一种脱离实际，对于阶级斗争无知的想法，其结果只能是麻痹了自己的嗅觉而给敌人造成了若干进行破坏的机会，造成了对人民的损害。毛主席说过“在公开的、有形的、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之后，隐蔽的、无形的、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而且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何况今天有些反革命分子竟拿着武器，公然和我们作斗争，破坏人民革命事业，因此，我们对敌人的一切阴谋活动不但不应该麻痹无知，而且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理智，主动地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样做的目的，正是在于保障人民民主的利益，保障国家的利益。
其次，产生这种“片面宽大”的偏向，是由于有的人还存在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仁政”观点，他们对人民内部的教育改造和对人民外部敌人活动的严厉镇压还没有完全正确地区别清楚，还没有充分娴熟地运用国家机构对敌人进行专政。应该认识，对反革命分子首先必须镇压，只有镇压使他们服罪之后才谈得到宽大。所谓宽大，也是有一定的分际的，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共同纲领第七条也具体规定：“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这便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教育改造是可以使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改邪归正立功赎罪的良好办法，但却不是“万应灵丹”，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事实证明：有些地区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时，轻率地采取“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针，发生了多么危险的漏洞，给予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另外也有些人存在着“革命是讲仁爱的”“不能实行报复”等超阶级的看法。他们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行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革命自然不是采取报复主义，但试看自从大革命失败以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杀死了多少革命志士、爱国英雄！反动派用尽了一切骇人听闻的残暴手段对付革命者和善良的人们，试问人民何尝采取了什么“报复主义”？为了镇压元凶首恶，给“国人皆曰可杀”的坚决反革命以必要的无情的制裁，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事，不能够叫做什么“报复主义”的。
再次，产生这种“片面宽大”偏向的原因，是我们许多人的理论水平与业务水平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不能密切的配合的缘故，我们有些人在思想上、认识上还或多或少地被旧的国家观、法律观所束缚、所影响，因之，在实际工作中，对反革命犯罪的认识仍旧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毛主席常常指示“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的重要性，他明白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贯串在毛主席革命原理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与法律观的态度，往往不是很切实的，而是浮面的，不能很好联系实际去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我们有些人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时还不能坚决摆脱旧刑法观点和超阶级的形式主义思想的束缚，感到旧刑法分则上没有“反革命罪”，无所依据，就把敌人的反革命罪和人民的其他犯罪混淆在一起，漠视原则的区别，有意无意地使敌人和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因为如此，对于量刑，就感觉漫无标准，于是将旧法律上处理一般刑事案件的未遂犯、从犯、预备犯等概念经常无原则地运用到处理反革命案件上去。对“首恶”不是按照罪恶的大小来区别，而是按照职位的大小来区别。这样就把作恶多端，杀人无数，但在反动职位上不是“首”的反动分子的犯罪行为，看做是“受命”，是“职务犯罪”，是“胁从”，因而在量刑时便予“从轻”或宽纵，甚至把其中较小的头目，也看成是“胁从”，不当作“共犯”处理。对“立功”也有错误的认识，往往把被迫投降或被捕后被迫“坦白”也看成是“立功”，因而不从具体事实情况出发，不看“功”“过”大小，不问“功”“过”能否相抵，以及主动被动等具体情况，竟机械地搬用“立功受奖”的原则，予以减轻或减免，这正是破坏了政策原则的精神与实质。也有的过分强调“犯罪动机”“社会原因”“年龄”“成份”以及“初犯”与“现实性”“时效性”等，而忽略了其破坏活动对革命的危害性。例如福建某县处理一件武装匪特抢劫群众，群众抗拒和匪特互殴，匪特开枪打死群众的案件时，有位同志却说：“这个土匪不是故意杀人，而是不得已而开枪的。”这便是从所谓“犯罪动机”而忽视了反革命对人民的危害性，好似匪特杀人还是出于正当“防卫”。这种糊涂思想虽然是个别的，却是严重的。另外有些同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反革命分子个人的年龄还青，“还可能有前途”，“成份并不太坏”等等，而不是根据反革命分子所给予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危害大小，来给以应得的惩处。显然用不着说明，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处理案件，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个别的，旧法律观点出发。这是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观点，必须在一切司法干部中巩固地树立起来。
总之，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在处理反革命案件上所发生“片面宽大”的右倾偏向，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自然，乱打乱杀的过左偏向也是有的，但那还是个别的，而且自各地人民法院建立以后，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纠正。所有这些“左”右倾的偏向，都应当切实纠正和防止。大家应当彻底了解，我们过去“宽大无边”的偏向对人民革命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害；在另一方面，又怎样无形中鼓励了反革命分子去积极作恶，加紧其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尤其是自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自从美帝国主义以武装力量侵占台湾、公然宣布继续支持蒋匪帮的反革命活动以后，匪特的破坏活动是更加猖狂更加露骨起来了。在许多地区，已经发生了匪特和恶霸地主枪杀我政府干部，向农民倒算斗争果实，放火抢劫，以及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事实。这种无法无天的反动行为，是每一个革命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人民政府对这种现象尤有纠正和制止的责任，以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最近以来，由于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以及人民政府几次三番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地对反革命分子“片面宽大”的偏向是逐渐地纠正过来了。例如湘西是数百年来匪患猖獗的地区，在军民坚强合作，军事围剿与政治进攻之下，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人民头上的匪霸反动统治是根本被打垮了，歼灭了土匪九万二千余名，罪大恶极的匪特恶霸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此外如福建、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新疆以及其他各省，只要政府积极发动了群众并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差，反革命分子的凶焰都被打下来了。正气抬头了，邪气自然下降。这是必然的趋势。
斯大林说过：“国家威力越增长，垂死阶级最后余孽的抵抗也就会愈猛烈。”毛主席也号召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最近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是适时的正确措施。我们晓得土匪特务不消灭，土改就不能顺利地完成，土改不完成，封建势力就不能摧毁；全国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公安干部应当认真地学习这个条例，很好地执行这个条例，彻底纠正“片面宽大”的偏向，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法律观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并在实际工作中加紧对一切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严厉惩治反革命分子，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