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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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美援朝运动改变了榆次工作面貌
本报特约记者 吴象
山西省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是从去年十一月初开始的。经过三个月的时间,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已在全省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据该县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寰的统计:运动中有一千多名青壮年自动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鲜参战,还有三百多妇女也要求赴朝参军或做看护工作。父送子的有五十二个,妻送郎的有十七个。经过这一运动,有几百个原来躺倒不干有严重“退却”、“换班”思想的干部,变得积极起来。运动中并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仅据该县五十二个村的统计,就有一千三百八十二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更密切了,党、团的威信更提高了,要求参加民兵、要求入党入团的人也很多。
如果把运动前的情况拿来与现在的情况对比一下,就更可以明白,这次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使榆次的工作前进了多么大的一步。榆次是一九四八年夏天“晋中战役”时解放的。在蒋介石、阎锡山匪帮长期残酷的压榨之下,这个原来相当富足的平川,已经变成“蒿草包围着碉堡,碉堡又包围着蒿草”的地带了。两年以来,经过土地改革、互助生产、勤劳耕作,群众生活已显著提高;但在同时,却滋生了“关门建设、埋头生产、过太平日子”的思想。“庄稼人交了粮,就是太平王;闲事不管是正经。”许多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现在竟连开会也不愿参加了;许多村干部因为嫌耽误自己生产而对工作采取应付的态度,等着“换班”。因而工作推不动,展不开,死气沉沉的村子,数目很是不少。二区郭村,每次开干部会最多到不了一半人。四区东聂村共五百九十六人,经常上冬学的只有二十几个人,有的还说:“上冬学有啥用?利益不兑现,成绩不见面,冬学里又没有小米。”三区六堡村有二十七个党员,除了八个还比较积极,其余都是推一推才动一动,有五、六个干脆就不干了。党员边山说:“现在咱房也有啦,地也分上啦,咱也不担任主要工作,把自己生产搞好就行啦!”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没有惊动了他们,齐富理老汉说:“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毛主席领导好,美国人来不了。”这几句话,很可以作为当时群众思想的典型代表。
这种情况是怎样扭转的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是怎样掀起来的呢?
主要的是领导干部和群众进行回忆和诉苦。在这里,不妨再举郭村的例子。区长到村里作了时事报告之后,就召集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引导他们联系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很自然地,大家都诉起苦来了:有儿子被“二战区”抓跑了的;有父亲被阎锡山匪帮“自白转生”乱棍打死的……苦太多太深了。散会时,好多原来工作消极的干部,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再不能像过去一样应付工作了,一定要坚决地干下去。因为敌人正愿我们不干,好重新来欺侮我们。”干部讨论之后,接着又开群众会讨论。这村原来开干部会也到不了一半人,群众会就更不用说。但这次在干部的积极动员和带头影响下,却几乎全都来了。在群众会上,诉苦更深入了,人们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做了显明的对比:解放前全村七千多亩土地荒芜了四千多亩,现在已全部种上;解放前全村只有三十六头牲口,现在增加到七十多头;解放前家家吃莎蓬(草名),现在顶坏的也能吃红高粱;解放前村里根本看不见猪和鸡,现在猪鸡成了群。郭三太老汉说:“过去身上不离四个证(身份证、通行证、自白转生证、上地证),现在黑夜到城里看戏也没人问。我虽然五十三岁了,也要坚决保卫咱这好时光。”最后,大家做了一个结论:“美帝进来,二战区回来,地主起来,老百姓倒霉。”——这是真理,而且是群众根据自己切身经验总结出来的真理,因此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一切工作前进。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最落后的郭村,各种工作都活跃起来了。
回忆诉苦对比生活最能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但在同时,必须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判,引导群众进行自我批判。事实上,只要联系实际展开了争论,群众是能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并且解决得很好的。东聂村有一部分群众,因为吃过美帝国主义“救济”的“洋白面”、“代乳粉”,穿过“烂皮鞋”,竟错误地把美帝国主义当成朋友,争论了很久不能解决。后来齐学进说:“刘杰!你给我两亩好地,我情愿送你两条纸烟。美帝国主义给咱些小恩小惠,人家是有利才干哪!”经他一点,大家思想都通了。有的说:“吃上白面暖你的心,造出子弹来要你的命。”有的说:“蒋介石打内战的本钱,都是美帝国主义送的,人家用的是杀人不露头的软办法。”就这样解决了亲美的思想。聂村因为解决了群众的错误思想,提高了觉悟,冬季生产、代耕优属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大有起色。上冬学的由二十余人激增至三百余人。一直收不起的补征粮,一天就完成了一万一千多斤。干部的“退却”思想和“怕误工”思想也都“治”好了。正像该村中国共产党村支部书记曹顺瞒说的:“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我们就要向它斗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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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榆次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
山西省榆次县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自去年十一月开始到今年一月,运动是由城市到农村,由干部学习到向群众宣传和发动群众的爱国行动的,是逐步扩大和深入,逐步走向高潮,而真正形成了一个反美爱国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在开始阶段,以教育干部为主,除组织所有干部进行学习外,在各种会议(干部会、各界代表会、劳动模范会、民兵检阅会)和各种训练班(党员、团员、武装、教员、评丈)都作了报告,组织了学习。在城关组织了教员、学生的各种宣传活动,出版了墙报,设立了电影院的时事讲座等,对市民进行宣传。当时干部中有两种主要思想妨碍着学习的深入,一种是一部分老干部对敌人的麻痹,另一种是一部分新干部的恐美、崇美思想。榆次县的领导机关在十一月二十日的扩干会上,着重对以上两种思想加以解决,采取报告讨论,大胆暴露的办法。当时一共提出了七、八十条问题,绝大多数是“原子弹”和“世界大战”,有的新干部甚至提出:“和平总得有一家让步才行”,有的不赞成援朝,怕惹出祸来。经过该县领导机关的讲解和组织讨论争辩,得到一些解决,但很不彻底。以后决定在十二月份每天进行两小时时事学习。十二月初,城内各街曾发现不少反革命标语,同时,粮食公司有一干部在晚上睡觉时被特务拖出打死。该县中共县委抓住这一事实向所有干部作了动员,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认清敌人,树立斗志。经过这次痛苦的教训,老干部大部有了转变,甚至有的以前想回家的,这时也表示要好好工作。经过学习,新干部的思想也有所提高,并有四十余人要求到朝鲜去参加志愿军,这样抗美援朝运动就初步有了骨干分子。
与此同时,城关的宣传工作逐渐走向深入。作法是:通过工商联合会把各行各业的所有经理、店员组织在十九个讲座里进行学习,参加者一千五百十九人;另外组织了手工业讲座两个,参加者三百六十六人;市民则主要是在十座冬学里进行学习;学校把政治课改为时事课,历史课讲美国侵华史,地理课讲朝鲜的地理。商人也已开始发动,他们回忆和控诉日伪阎匪统治时期的关门歇业、物价不稳、苛捐杂税及派款抓兵等痛苦和敌人罪行,联系认识到如果美帝进来,阎匪回来、美货倾销、自己就没有活路了。同时,对比了解放二年来,由于物价平稳,工商业的调整,生意蒸蒸日上,从而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打破了他们中的“谁来也是做买卖”的错误认识,树立了“大家努力,就能取得胜利”的思想,并体会了新社会新国家的可爱。在第四季工商业税评议时,不少人自报数比第三季评议数还要高,全部税款在三天之内缴纳完毕。新年元旦各界人民举行了七千余人盛大的示威游行,工商界有一千三百人参加,并制定了六项爱国公约,印发给各商号,共同信守。以后工商界的各个讲座仍坚持经常学习,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剧团,以进行经常的宣传工作。
至去年十二月初,运动即向农村发展。中共农村支部党员和干部首先组织学习,随即分头发动群众,以冬学为进行抗美援朝教育的主要依托。在进行中又根据运动发展情况分别召开老年人、青年、妇女、民兵、在乡知识分子、荣誉军人和退伍军人、军人家属等各种人的会议。在讲解时事中,同时启发大家自由暴露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发展争辩,并引导群众回忆和控诉日寇统治时的抢粮、抓兵、杀人、奸淫等残暴行为,和阎匪的“三自传训”、“自白转生”、“兵农合一”,弄得家破人亡,吃草籽、树皮的痛苦生活。在懂得了美帝国主义和日、蒋、阎相互勾结杀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后,农民群众一致认清了“帝国主义没有一个好东西”,“日、美、蒋、阎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接着,农民们又进一步控诉了地主、反革命分子和一贯道的罪恶,最后完全划清了敌我的界线。农民们又将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和主人地位,与解放前的情形作了对比,因而他们就深深地感到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可爱。许多农民都说:“咱们吃的红面(高粱面)里头都有八路军的血哩。”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兵进来,阎锡山回来,地主起来,老百姓就要倒霉。”就这样,农民群众的抗美援朝的斗争情绪便迅速高涨起来了。
在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农民们便自觉地要求行动。许多人说:“光空口说白话顶不住敌人,非实干不行!”群众们喊出了“不当亡国奴,坚决做主人”的口号。青年人提出的响亮的口号是:“当好汉,不当软蛋!”东聂村自动报名到朝鲜去志愿参战的就有八十余人;六十多妇女表示绝不拉男人的后腿;另有二十多人声明退出了一贯道。该村全村补征欠粮,两天之内全部完成。此外,各村农民自动捐献了大批慰劳品,写了不少慰问信,慰劳了光荣军属和人民解放军,壮大了抗美援朝的力量。
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运动的主要收获:
首先,这一运动把所有各阶层群众都卷了进来,其广阔和深入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城关二十一座工商业界自己办的讲座包括了各行各业从经理到店员共一千八百八十五人。农村中四区十五个村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群众卷入了运动,大张义等少数村参加运动群众达到百分之八十。不但广大青壮年、妇女,甚至向来不过问国事的老年人也卷了进来,有不少并成了积极分子。不但翻身农民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而且还有一部分过去的地主、富农和一些过去的敌伪人员参加,表现了反帝统一战线更进一步的扩大与巩固,造成了反美爱国运动的高潮。
其次,在爱国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农民群众中涌现了不少新的积极分子。据全县五十二个村统计:农村群众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共达一千三百八十二人,村干部积极分子三百十八人。一、四、五三个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共有二百八十人。在运动中党、团威信大大提高,广大青年要求入团和参加民兵。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抗美援朝运动,四十六个村共发展民兵三百八十七人,十三个村发展青年团员九十人,因而加强了农村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再次,抗美援朝运动也考验和教育了工作干部。在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工作干部明确地认识了斗争方向,坚定了斗争意志。据四个区统计:原来躺倒不干、有严重思想问题的村干部,经过这个运动变得积极起来的有一百五十二人。党团员经过运动积极起来的:党员五十三人,团员九十人。许多村子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例如八达、什贴、西长寿等村就从三等村变成了一等村。
再次,运动走向高潮,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减少了,谣言听不见了。在运动中群众控诉出一些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揭发了六个现行犯,政府当即予以扣押。其他有反动行为的分子,也分别受到了农民的严格批评,公开向群众表示低头。农民群众并对少数不法地主,实行管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农民群众在此时真正感到了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因而使农村的社会气象为之一新。
最后,运动给各级党的工作人员上了一次群众路线的课,使他们真正体会到“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真理,因而打破了部分工作人员中,原来的以为新区群众落后,受阎匪反动宣传影响深,对我们不相信等等的错误认识。大家都感到榆次群众情绪从来没有这么高过的,甚至比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时情绪还要高;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所表示的亲近和信任也是空前的,一切工作的进行也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其原因主要是:1、以往一切工作只从任务出发,简单作风,行政命令,没有发动群众并加以领导,也就是说没有走群众路线。2、一九四九年虽然进行了土地改革,但群众思想发动不够。3、对反革命分子镇压不及时或没有镇压,群众对我们有意见。4、没有把具体工作任务和总的政治斗争任务结合起来进行教育。
总的看来,榆次县的抗美援朝运动有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领导机关必须亲自负责,亲自动手,并且对待这一历史性的政治任务,不应该把抗美援朝当作是一个单纯的学习运动或宣传运动,而应该当作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的政治思想运动,当作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发动群众并推动各种工作向前发展的有力武器。榆次县的抗美援朝运动所以取得以上所述的成绩,首先是由于中共榆次县委书记曾亲自领导,并动员全体党员干部一齐去进行。
第二、讲解时事,回忆过去,控诉敌人,对比解放前后生活和地位,是发动群众划清敌我界线,鼓舞爱国热情,树立仇美思想,激发斗争意志的主要方法。单纯的“干部讲群众听”的说教,不接触群众具体思想,不和群众切身经验和利益相连系,是不会形成群众自觉行动的。
第三、抗美援朝运动必须和当前工作密切结合。这个工作既不能和其他工作平列起来,又不能孤立进行,而是应当把它看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经验证明:反美爱国的思想教育,对生产、缴粮、纳税、冬学、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取缔一贯道等工作,都是经常起作用的动力。
第四、通过各种会议和训练班培养和训练大批积极分子作为运动的骨干,通过他们去发动群众这是使运动普遍发展的方法。在城市中可组织各行各业的讲座,发挥他们自己组织自己的作用。在农村中,根据运动发展情况,可适时地召开各种人的座谈会,培养各种人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回到群众中活动,发挥酵母的作用,这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
目前榆次农村的抗美援朝运动,发展还很不平衡,以上主要是根据八十二个重点村(占全县二百零八个村的百分之四十)和城关情况写的。该县今后的任务是使运动普遍开展,务使每村每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在已经有了发动的村,必须继续巩固和深入,防止干部和群众的自满和“松一口气”的现象发生。反美爱国思想教育是长期的工作,要想真正巩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之成为开展各种工作的经常起作用的动力,就必须继续把抗美援朝的教育当作一个严重政治任务去坚持进行。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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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榆次抗美援朝经验值得重视
中共山西省委会宣传部
伟大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推动了山西榆次县的工作,干部和群众政治积极性百倍提高,各项工作都表现了新的活跃。各民主党派的抗美援朝号召集中了人民共同利益。榆次人民说得好,不抗美援朝,便要:“美帝进来,二战区回来,地主起来,老百姓倒霉”。
榆次县党委成功地抓住了群众的共同要求,并把它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他们有步骤地进行了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发动群众控诉美、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加在人民身上的一切罪行,同时进行解放前后的生活的对比,划清了群众敌我的思想界限,燃烧起人民仇恨敌人要求复仇的怒火,同时也唤起人民对祖国,对解放后的生活的亲切的热爱。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榆次县党委有意识地引导运动同实际工作结合,他们在政治斗争口号下,动员干部和群众奋起参加生产,缴公粮,建立民兵等项工作。使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成了一切工作的推动力。成为在转变榆次县工作中经常起作用的决定因素。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普遍地掀起抗美援朝运动,这些地方的同志常常把抗美援朝只当作是开会游行示威热闹一阵了事,这是完全错误的。榆次经验证明: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就在于能通过抗美援朝运动从思想上发动群众。有步骤地形成群众自觉的运动,依靠群众的力量把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思想深入到每一个人心上,以提高人民的觉悟,从而推动一切工作的开展。
当然,榆次的抗美援朝运动还应进一步深入。截至一月份为止,该县发动的人数只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四十五。我们等待着他们深入运动经验的报道,同时,我们欢迎全国各地党委都将所领导的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在本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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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若干私营企业获得盈余提发股息
职工福利将获改善股东经营信心倍增
天津市若干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由于获得大量盈余,已提发去年股息。这些企业中包括私营东亚企业公司,私营寿丰、福星两面粉公司,私营辅中贸易公司和公私合营的耀华玻璃公司、华新纺织公司等大中型企业。东亚、寿丰、福星、辅中四公司并已分发红利。私营永利、久大两公司提发了一部股东生活维持费。此外,尚有部分私营企业正酝酿提发中。东亚公司一九五○年麻袋产量较解放前产量最高的一九四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获纯利达八十二亿余元。寿丰、福星两公司去年获纯利均在十亿元以上。耀华公司去年盈余较前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华新公司去年三月至十二月纱、布产量较前年同一时期增加百分之六十至八十,获纯利一百一十九亿元。各公司在分配盈余时,一般都根据营业情况和原有章程,有的并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东亚、寿丰、福星、耀华四公司都提出了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公积金。各公司并从盈余中提出一部作为职工福利金和奖金。耀华公司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在分配盈余时,首先提出百分之二十作为公积金;再从余额中抽出二十八亿分派股息(未超过百分之八);然后从余额中抽出百分之六十作为股东红利及监察人、经理人等的酬劳金,百分之三十作为职工安全卫生福利基金,百分之十作为研究试验费用。在讨论提发股息中,该公司公股董监事都细心听取私股董监事的意见,双方认真研究,私人股东对提发办法甚为满意,经营信心倍加提高。目前部分公司正准备进一步扩大生产。华新公司已准备增添纱锭一万枚。东亚公司计划今年产量较去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寿丰公司准备在今年将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并准备兴修新的职工宿舍。耀华公司亦决定扩大秦皇岛工厂,并争取沪厂早日开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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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特务就永远过不了好日子
郑中光
我是一个商人,因为我受过特务狗腿子的害,所以一提起特务来心里就冒火。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天津市和北京市枪毙了好几十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土匪和恶霸,虽然枪毙的这些匪徒里,没有害过我的那个特务,我也痛快极了。我知道,只要是特务,就是我们的仇敌,尤其是那些罪大恶极的特务匪徒,在日寇和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他们杀害了数不清的中国人民。解放以后,他们还为非做歹,跟人民作对。这些不知道悔改的特务,都是该杀该枪毙的;要不然,咱们人民永远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在天津市做了有二十多年的买卖,西药业也干过,五金业也干过,就在这二十几年当中,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的气,我都受过。
在敌伪统治时,我开了一个小西药房。那时候做买卖,处处得留神,遇上客人来买药,只要一觉得来的人有点邪气,要来找岔儿,卖了不但不敢要钱,还得满脸陪笑恭恭敬敬地把他奉承走了。有一天,我刚上后院去打药包,就听见前边柜上吵起来了,赶紧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柜上一个新来的伙计,跟一个买主正吵得脸红脖子粗的。那个买主看我去了,马上气势汹汹地就朝我来了,开头一句就骂我“八个鸭路”,明明是中国人,偏偏拿日本话骂人,我知道有点来头不对,也没问吵架的原因是什么,赶紧就道歉。他一半中国话一半日本话地把我骂了半天,才知道是因为伙计没答应赊账。“什么赊账呀?明明是硬拿药不给钱!”我心里这么想,可没敢说出来。为了快点把他打发走,我捧着药瓶子,送到他的跟前,请他拿走,谁知道,这小子一巴掌把药瓶子就给打碎在地上了,接着就是一脚,把我踹倒,没等我爬起来,他就转身大模大样地开门走了。打骂都挨了,药瓶子也碎了,受了一肚子窝囊气。他走了以后,我连气儿都不敢吭,心里还直嘀咕,别再惹出祸来,果然,没出一个礼拜,出事啦。那天早晨刚下板,来了两个日本宪兵,进门就找掌柜的,我躲也来不及了,大着胆子问他们有什么事,也不容我说话,连推带拉地就带走了。到了日本宪兵队,过堂问话时,原来审我的就有那天买药不给钱的那小子。他们说我私通八路,硬叫我招出来。这莫明其妙的事情,叫我从哪儿招起呀!好!不招!日本鬼子跟那个狗腿子,立刻像恶狗似地收拾起我来了,一阵压杠子,一阵灌凉水,收拾得我死去活来。头一天,什么也没问出来,第二天,照样来。连着三天,第三天晚上,最末一次收拾完了,他们说,我的心坏了,叫我回家去好好反省反省,西药买卖不准我做了。放了以后,迷迷糊糊地回家,到家才知道,抓我去的第二天,那个中国狗腿子就用日本大卡车,把铺子里的药品全部“没收”拉走了!我又是生气,又是着急,再加上身上的重伤,差点没要了命。在家足足躺了半年多,这条命才算保住了。
这口冤气蹩在心里,好容易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来了以后,我东凑西借的,又开了一个小五金行。因为我受够了日本鬼子的气,最初,对国民党真看得像天神一样。哪知道,日子长了,慢慢发觉越来越不对头。怎么?日本那会儿的特务狗腿子又当了国民党的官儿啦?国民党里怎么也有给日本当过狗腿子的?这个疑问可把我绕住了。光是我知道的,稽查处里就有好几个官儿是日本那会儿的特务!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是给国民党作地下工作的。我更糊涂了,给国民党作地下工作的,为什么拿日本当祖宗专害咱们中国人民呢?这个疑问,最后我明白了。
国民党来了的第三年,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个亲戚从静海县老家来看我,住在我家。就在那天的后半夜,人都睡着了,也没听见叫门,突然有四五个便衣闯进我的屋里,等我醒了时,那个亲戚已被绑上了。这几个便衣凶狠狠地提着枪,满屋里一顿乱搜。起先,我还以为是土匪,搜完了,他们告诉我说是稽查处的。他们问我还藏着八路没有。这个没头没脑的事,也没等我弄清楚,就把我也捆上了,叫我到稽查处去问话。我还想,反正我什么事也没有,他们决不会像日本鬼子那么不讲理吧!
到了稽查处,谁知道他们比日本鬼子还他妈的不讲理,硬说我是八路工作人员,非叫我招出来谁是共产党不可。最奇怪的,前几年在日本宪兵队收拾过我的那个中国狗腿子,又碰上了。他还是那个神气,还是那么问我,就是没拿日本话骂我。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又碰上这个仇人,我就再也顾不得死活,破口大骂起来。我想,国民党反动派与汉奸狗腿子是一家子,这回又落在这群畜类手里,要好好出来就别打算!就是那天晚上,特务们把我按在地上,用大皮靴狠狠地踢我的脑袋,踹我的胸口,我的脑袋好像撞在铁锤上那么沉重,一次一次地昏死过去。第二天,还是在夜里问我,问不出来再收拾。以后,也许两天一次,也许三天一次,弄得我只剩下一口气了。他们眼看人要完了,觉得不捞点什么不合算,这才叫我家里花了一大笔钱把我赎出去了。
这两次遭遇,虽然侥幸没死,但是一条腿瘸了,还瞎了一只眼。光我就受了匪徒们这样的蹂躏,像我还算比较轻的,除我以外,中国人民在特务匪徒的压迫屠杀之下,所尝受的痛苦就更无法形容了。据我知道的,有些父母死了儿子,有些妻子失掉了丈夫,也有人被特务敲诈得倾家荡产,至于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就更大了。今天,国民党的统治虽然被打垮了,但是他们还不会甘心,他们要在各方面钻空子进行破坏活动。比如湖南零陵县的特务放火,一下烧毁了房屋五百十二栋。
特务匪徒们这么可恨,有他们存在,老百姓永远过不了好日子,仅仅从我所受的痛苦和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就已经叫人无法容忍了。解放以后,我最关心的,就是想知道政府怎么对付这些特务狗腿子们。最初,我感到有点失望,因为那时候,政府对特务匪徒们好像太客气了,许多大特务关起来了,但没结果,也有的关了没多久又放出来了被我想,对待特务是不是也像对待小偷一样呢?!特务被逮住了,也不严格处置一下,这要是长了,特务们倒是高兴了,老百姓可真受不了!幸亏后来政府发觉了这个宽大无边的偏向,及时纠正,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管的管,天津市今年一月二十六日,一批就枪毙了三十八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匪徒。这么一来,我才真佩服我们的政府了。尤其最近,政府又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我逐条仔细阅读了。有了具体规定,并且又接连枪毙了好几十个大特务、大恶霸。我看到了这些,心里的闷气才吐了出来,胆子也壮了,感到人民政府真给我带来了温暖,也给我带来了安全的保障。
(转载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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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检举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分子过去曾欠下人民无数的血债,今天他们仍然时时在想法进行破坏,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检举反革命分子,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北京市民邸正刚、全不换等先生就是担起了这样一个光荣责任的好榜样。各地人民应当向他们学习。用实际行动拥护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本报热烈欢迎人民经过报纸检举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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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市民邸正刚检举特务韩锡厚编辑同志:
我是贵报一个最忠实的读者,我爱我们自己的祖国,我爱人民,我知道我们的祖国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所以我时时注意与警惕破坏我们好日子的敌人。俗语说的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本月十五日晚上那天我终于碰见了一个过去惨杀我们爱国人民的魔鬼——韩锡厚,现在是人民公审他的时候了,我决不能亲眼看见杀人民的凶手逃脱法网,所以我得报告你们。
从前他在唐山宪兵队当宪兵,唐山陷于日本鬼子以后,他就在唐山日本宪兵队当汉奸(便衣)特务队长,他叫韩大五,因为他作恶杀人多的缘故,市民在暗地里都叫他韩大虎。这是一个吃人的绰号。那时他借着敌人的势力,看着人家的妇女好,只要他想奸,如同家常便饭,手到拿来;如要谁家不愿意,他就给日本宪兵队说他通八路,弄去就没了命,唐山人民惧之如虎。
有一次我在唐山街上亲眼看到他(指韩)带领日本兵抓了二十多个老百姓,都背捆着手,气势汹汹,路旁有走路的小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手拿着枪,指着被捆的人说:“这都是共匪的特务,不怕死的土匪,非枪崩不可。”这些被捆的人我也不认识,听说是一部分好老百姓,还有人说是八路军的村干部,后来听说这些人,除送往日本当劳工外,都活埋了。这只是沧海一粟的小例子,其余的我不知道的还多着哩!只要去问唐山人民就能清楚。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匪帮知道他杀共产党、调查“共匪”(人民)对付“共匪”(人民)有特别的办法,是个能手,就特别请出他当唐山宪兵队副队长,继续做杀害人民的凶手。韩当队长以后,我就迁移北京来了,以后的事我不知道了。我听说他的宪兵队长到北京解放时才不干。我今天碰见这样的人民的死敌还活在世上,这口不平的气真闷在我心中没法出,而且可能又混在我人民机关的里边,我想这样人民的死敌绝对不肯对人民坦白过去的罪过的,一定还有其他阴谋活动。
北京一市民 邸正刚上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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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市公安局致函本报
感谢市民告发特务
反革命分子韩锡厚已予逮捕编辑同志:
二月二十四日接到你们转来的市民邸正刚、全不换密告日伪宪兵特务、国民党宪兵特务韩锡厚犯罪行为的信件,当即转我处五分局调查,经反复调查属实,现已将特务罪犯韩锡厚逮捕管押。
韩犯本名韩锡厚,又名韩大五,日寇占领时期在唐山充日寇宪兵队特务,先后曾任宪兵队翻译、队副及中尉队长,依仗日伪势力残害人民。有一次他带领日本宪兵抓走老百姓二十多人,有的送往东北等地当劳工,有的就被活埋了。日寇投降后,他与国民党匪帮相勾结,先后任伪北平保警总队副官及山海关长城总队副官等职,继续作恶。北京解放后,他仍不改悔,竟冒充我机关工作人员,伪造印信,买卖枪枝,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
我们在执行镇压反革命的重要任务当中,收到了市民很多的告密信,并且根据告密信的线索,逮捕了很多的罪大恶极的特务。邸正刚、全不换先生等正义行为即是其中一个例子。
从这些事实也说明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了。也说明了群众密切与政府合作检举特务,这个力量是伟大的。我们除向给我们破获此案以帮助的邸正刚、全不换先生等谨致谢意外,并望全市人民进一步协助政府整饬反革命罪犯,以保卫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巩固人民民主社会秩序。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益华纱厂医生污辱女工事件
五十余读者致函本报 主张依法严惩郭月宇
编者按:本月四日本报发表了河北峰峰矿区益华纱厂医生郭月宇污辱女工事件,及中央各有关部门对此提出的处理意见后,立刻引起读者的注意。截至七日止,写信给本报的读者不下五十余人。其中包括工人、学生、革命军人、机关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他们的来信一致对郭月宇的行为表示极端愤慨,要求政府对郭月宇依法加倍治罪。华北人民医院史岩同志的来信中指出:“郭月宇身为人民企业中的医生,对人民政府的法令是应该懂得的,但却明知故犯强奸未成年幼女,惨坠胎儿。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法院应对这种不良分子加以严惩。”华北军区政治部读者朱培来信称:“郭月宇这种强奸幼女杀害婴儿的行为,处两年半徒刑实在是太轻;应从严惩办,最少处十年以上徒刑。”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工连吉平,读者们一致表示同情与慰问。读者对中央各有关部门对这件事调查后所提出的处理意见感到非常满意。
对中共峰峰矿区党委会高福东同志坚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勇于和不法现象作斗争的精神备加赞扬,他们并建议本报应大力培养并启发大家树立这种新社会的新道德。下面是冯培等两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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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极恶毒地侮辱了工人编辑同志:
三月四日贵报登载河北省峰峰矿区益华纱厂医生郭月宇强奸十五岁女工连吉平一事,读后我非常愤恨。我觉得郭月宇不但犯了强奸未成年女子、强迫坠胎和反口诬告的罪行,同时更严重的是他不把工人放在眼内,以为还可以像在旧社会里那样,对工人胡作非为。从他诬告连好坤父女通奸这件事来看,这是对工人阶级极为恶毒的侮辱,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矿区人民政府法院原判他二年半徒刑,实在太轻了,我以为起码要判徒刑十年以上。
厂长郝诚除撤消其现行职务外,应在党内给予严格的处分,并检查其工作。
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应该全心全意为工人谋福利。但是该厂工会正副主任郁高翔、刘金富却这样脱离群众,对厂长包庇郭犯和开除连吉平事件既不进行斗争;对连吉平带病往返六十里地到矿区人民政府受审事,也不提出改善意见。因此,我认为撤消他们的职务是应该的。
最后,我向连吉平同志表示同情和慰问。希望她好好休养,早日恢复健康,今后更积极地工作。我认为连吉平同志不应该有什么“丢人”的想法;丢人的是郭月宇他们。今天工人阶级解放了,你应该勇敢地站起来和一切旧意识旧作风作斗争。大家都同情你,支持你。
人民解放军某部 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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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坚决向流氓行为作斗争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女学生。当我读完了三月四日贵报《读者来信》栏刊登的“河北峰峰矿区益华纱厂医生污辱女工案,中央有关部门调查明白,提出处理意见”一文后,心里非常愤慨。也许因为我是个女孩子,所以特别容易体会到连吉平同志不幸的遭遇,同时也倍加痛恨郭月宇的无耻行为。
郭月宇这种强奸未成年女子、威胁非法坠胎的目无法纪行为,完全是可耻的流氓作风。过去在蒋匪帮统治下,这种作风是到处存在的,合法的,被“法律”保障的;但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郭月宇这流氓必定要受到人民法律的制裁。今天生活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必定要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像郭月宇这样的败类作不调和的斗争。
我完全拥护中央各有关部门对这件事调查后提出的处理意见。我严正地向政府要求对郭犯应依法加重治罪,以惩前毖后。最后我谨向不幸的连吉平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
读者 筱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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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邯郸农场场长对不关心工人疾苦的检讨编辑同志:
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河北省立邯郸农场应注意工人宿舍的防寒设备”一稿,对本场不关心工人疾苦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一批评很对,这对本场今后改进工作有很大帮助。我们在依靠工人阶级搞好农场生产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在检讨如下:
工人要求宿舍生火炉,轧花工人要求发口罩,这些要求是对整个生产有关的,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只机械地强调了财政制度,强调了省府农业厅不准报销;没有积极地想法替工人解决困难,更没有向工人很好地解释。以致拖延时日,到一月初防寒问题才解决。这可以说明我们对工人的疾苦不关心,依靠工人阶级的观点不明确。
但工人提出以上正当要求后,我们曾数次报告河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均未获答复。特别是关于工人宿舍生火问题,我们曾亲赴保定与省政府农业厅会计张文竹同志面商两次,均未蒙批准。今年我们到省政府农业厅报销时,农业厅还是不让报销此项开支,一直到现在问题仍不得解决。
河北省立邯郸农场场长 沈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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