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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更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首都的建设
北京市张友渔副市长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五零年度工作的报告各位代表：
一九五零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所提出的一九五零年度工作计划是否已经完成？我现在谨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大会简要报告如下：
第一、在一九五零年度工作计划中，我们提出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继续巩固革命秩序，做好政权建设和司法、公安工作。一年来，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在政权建设方面，由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效地代行了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对于市人民政府的重要措施和重要工作，都曾有所讨论和决议，并向广大市民做了普遍而深入的传达，这就使得政府和人民保持和加强了系统的、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效地代行了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人民的组织和觉悟程度也迅速提高，所以我们的政权建设就可能再向前推进一步。本届代表的产生，已经是绝大部分采取了选举办法，并且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实行了直接选举。这可以说向着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又迈进了一步。
同样，城区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也是成功的。城区九个区到现在为止，都已召开过两次会议。区代表会议的召开对于集中群众的意见，贯彻政府的政策，监督政府和干部的工作，都有极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届第四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已有所报告，这里不再赘述。但必须着重指出：第二次会议比第一次会议开得更好，更成功，更表现出人民的力量。因此，我们认为下一届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可代行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了。同时，郊区在土地改革后，各区都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十二（丰台）、十六（门头沟）两区并试行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于农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已有可能在各区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逐渐代行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此外，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我们于去年六月间，成立了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今年一月初，成立了市人民检察署。前者工作已获有成绩，曾处理了辅华矿药厂爆炸事件等案件三十三起，正在处理的二十一起；后者也正在积极展开工作。
在公安工作方面，我们坚决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都给予了严重的打击。一年来，共破获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案件二百二十五起，其中，有重大特务案件二十九起，还破获盗匪案件二百三十九起。彻底取缔了一贯道，逮捕一贯道头子三百零一名；登记了暗藏在专科以上学校的反动党、团区分部以上分子二百三十八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盗匪已依法处以死刑。至于一般特务分子和区分部以上反动党团分子则由公安局派出所加以管制，有些，在管制中确已表示悔过，已解除其管制，有些，在管制中仍继续作恶，已加逮捕并将严惩。
在司法工作方面，市人民法院全年共收案一万九千六百三十一件（刑事七千九百四十八件，民事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三件），连同一九四九年旧案二千九百九十八件，共二万二千六百二十九件；全年共结案二万一千六百二十五件。经过两次突击清理积案，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和建立了区人民法院后，市人民法院已逐渐消灭了积案现象。
建立区人民法院是司法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措施。现在，已在城区设三处，郊区设一处，并在区法院所在区以外的各区，都设了审判组。这一方面便利了人民；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司法工作本身的效率。自去年八月开始成立，到去年年底，各区人民法院共处理案件四千八百七十件。其中，经调解解决的占一半以上，判决的案件也比较迅速而妥当，上诉的很少。司法工作中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把监狱的管理，由法院移交给公安机关，实行以来，在管理和教养上，已较前大有改进。
由于我们在公安、司法工作方面的努力，已使本市的社会秩序日趋安定。举盗匪情况为例，去年第一季平均每月抢劫案约有二十七件，以后，逐月减少，到十二月份，城内根本没有发生抢案。
此外，我们还对一切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斗争。郊区土地改革已于去年春耕以前全部完成（在第二届第三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已有详尽报告）；恶霸流氓组织如“搂包”、“猴车”、“锣车”等已被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已被摧毁。特别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上，起了很大作用，它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促进了人民内部的团结。这就使得我们人民的政权更加巩固了。
但是我们在公安、司法工作方面，并不是没有缺点。我们对反革命分子，虽不是“宽大无边”，但镇压不及时的毛病却是有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公安、司法机关对于保障人民权利做得还不十分够，甚至还发现过个别侵犯人民权利的事情，这是需要我们检讨和改进的。
第二、在一九五零年度工作计划中，我们是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一年来，我们为实现这个任务而进行的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
首先，就公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来看：一九五零年，新建立的有东郊面粉厂（公私合营）、化学试药厂和由公营企业公司建筑工程处改组成的公营建筑公司。扩充设备的，有新建面粉一厂、燕京造纸厂、新建玻璃厂、新建窑业厂。清河制呢厂增设的精纺部分正在修建（京西煤矿则已交还中央经营）。工厂的新建和扩充，没有能够完全按照第二届第二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计划进行。这是因为客观条件有了变化，而我们在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上有缺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在投资方面，公营企业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三十二，其中，百分之八十用于基本建设。公用事业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三十三。因此，职工人数也有所增加，公营企业和公用事业合计较一九四九年底，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七六。
在产量方面，面粉、制呢、造纸、玻璃等主要生产单位都超过了原订计划。月平均产量，除石灰、制冰外，普遍超过了一九四九年。例如：面粉增加百分之六十一点七，清河制呢厂各项主要产品平均增加百分之六十四点二，纸增加百分之九十八点七，玻璃制品增加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砖增加百分之八十九点七。
在生产竞赛当中，各厂生产效率有很大的提高。例如：清河制呢厂毛纱产量十二月份较一月份提高一倍；新建面粉厂十二月份较一月份提高百分之七十六。同时，产品质量也提高了，例如：清河制呢厂毛织部一等品率在七月份是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十二月份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五点四。
在经营方面也有改进。产销渐趋平衡，积压资金的现象已有转变。
缺点方面，主要是管理生产的经验不足，对产销情况了解不够，因而计划性很差，也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建立经济核算制。有些工厂对民主管理还做得不够好。
其次，就私营工业和手工业来看：一九五零年全年私营工业二十一个行业开歇业相抵，实增一千六百二十一户，职工五千五百三十四人，较一九四九年底户数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点二，职工增加百分之十八点八；手工业也有增加，据不完全的统计，开歇业相抵，实增一千一百二十九户，职工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较一九四九年底户数约增百分之二十一点五，职工约增百分之二十五点五；此外，特种手工业开歇业相抵实增六百七十六户，职工二千一百一十四人。私营工业、手工业和特种手工业，合计共增加了三千四百二十六户，职工一万零九百九十三人。在这些增加的工业中，户数最多的是机器铁工业、冶制业、织染业、针织业和化学工业。
同时，在机器设备方面，许多行业都有增加。例如：面粉业的单式制粉机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点三，针织业的电动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二，印刷业的三十二页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制材业的电锯增加了一倍。
在产量方面，绝大部分行业超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水平。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二十一个行业全年的生产总值达五亿零六百余万斤小米，超过一九四九年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点五。
最后，就农业来看：我们所提出的较常年产量增加一成的生产计划已经完成，并已超过。一方面，是由于在春耕以前及时完成了全部土地改革，使农民的生产情绪大大地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及时地以较大的力量帮助新分到土地的农民解决了生产上的各种困难。在去年一年中，发放农业贷款共五百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七十六斤小米，帮助郊区农民增加了牲畜一千三百八十三头，水车五百余辆，农具三千余件，添置和修理大车四百七十九辆，并进行了选种和挖沟排水工作，领导并组织农民和各种灾害进行了斗争。
随着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商业在去年一年中也是发展的。在三月以来的经济改组过程中，商业方面曾经表现了暂时的萧条，歇业一度增多，据统计，前半年开歇业相抵，实际减少了九百户。但是六月以后，由于我们大力调整工商业的结果，由于城乡贸易的扩大，很快就转入了繁荣阶段，后半年，开歇业相抵，实际增加了一千六百三十五户，也就是全年实际增加了七百三十五户。在营业额方面，根据市税务局征收营业税的一部分材料统计，一般行业的营业额，冬季比春季增加了一倍。商业的发展是生产发展的结果，但反转来，它又刺激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我们在金融、贸易、工商、劳动行政以及合作社等方面的工作，对于生产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另外，我们的财政税收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因为这些工作已另有口头的或书面的报告，我在这里就省略不提了。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外，稳定物价也是去年财经工作中，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一件事。从三月份以来，本市的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二十六种主要商品的物价总指数全年仅上涨了百分之九十；而且，十二月份的物价还比三月份低。这主要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而我们在财经方面的各项工作也起了相当作用。
第三、在一九五○年度工作计划中，我们曾提出适当发展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教卫生事业。我们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具体计划，在教育工作方面，是以发展社会教育（中心是发展业余补习学校）、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为重点。但因失学的儿童和青年还很多，所以在学校教育方面，在数量上发展了很多。市立中学增加了五十五班，私立中学增加了四十八班，共增加学生九千二百余人，超过原订计划一倍。市立小学增加了四百二十六班，私立小学增加了十四班，共增加学生二万一千四百四十人，超过原订计划约七倍。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共增加十五班，增加学生五百四十七人。另外，还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一所，六班；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一所，六班，合计十二班。一般中、小学在招生时也特别给工农子弟以入学的便利，小学录取的新生当中，工农和烈、军、干属子弟占百分之五十一，中学约占百分之三十。并且，新增设的中小学，主要是设在劳动人民密集而学校较少的地区。在教学的内容方面也有一些改进，就课业成绩看，一般地较一九四九年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当中，教员和学生在这方面的提高，更加显著和普遍。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学校教育在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不可否认，在质上的改进，却还很不够。这是我们今年需要继续努力的。
在社会教育方面，首先是大量设立正规的业余补习学校，现有四十九校，学生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二人，如果加上各区的工人补习学校，则学生共达四万二千余人，也超过了原订计划。连成人补习学校学生计算在内，则现有五万多劳动人民参加业余文化学习。文化馆在城郊各区都已建立，共十三处，其中，新增的四处。书报阅览室共达四十一处，其中，新增的三十四处。都超过或完成了原订计划。
在文化工作方面，首先，是在文教局内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即文艺处，来负责领导和管理文艺工作。由于把行政管理工作和群众性的文艺运动配合起来，广泛地团结了旧艺人，开展了新文艺运动（例如新的电影和苏联电影完全代替了美国的电影，新的歌曲、话剧、曲艺的广泛演出，新的音乐、美术的传播，旧剧、旧曲艺的改良，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由于对好的，有益于提高人民政治觉悟的各种作品的鼓励和表扬，对坏的作品的批评，已经使首都的文化活动对人民的思想和觉悟的提高，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已能面向劳动人民，下工厂，到农村。
在卫生工作方面，原订计划已基本实现，有些工作并超过了原订计划。
就防疫工作看，去年一年，接种牛痘八十万零四千余人，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六十；卡介苗接种八万七千余人，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九；伤寒预防注射共做了四十二万四千余人次，超过一九四九年百分之四十八。一九四九年本市天花患者是二百二十五人，伤寒患者是三百二十七人，去年则仅有天花患者十一人，伤寒患者一百三十八人。这说明本市主要传染病的数字已大为减少。
就卫生医疗措施来看，我们曾建立卫生所四处，妇幼保健所一处，工人诊疗所五处。一般都增设在劳动人民集中的地区。原有各院所，也有所扩大。总计新增了病床六百一十四张，卫生人员三百七十四人。解放前，医疗机构分布不平衡的状态，已获得初步改善。并且，为了照顾贫苦劳动人民疾病的医疗，市立医疗机构实行了免费门诊、免费住院和免费接生等办法。同时，并委托私人医院也实行免费办法，由政府给以一定补助。去年一年门诊人数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十八万余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住院人数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千六百余人，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其中，免费门诊十七万二千二百七十六人次，免费住院二千三百三十五人。另外，还有难产免费住院二百三十九人，适当解决了贫苦劳动人民的医疗困难。
此外，为了加强对中、西医的团结，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使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组织了开业中、西医和助产士的学习，提高他们的觉悟，因而在他们积极参加之下，建立了卫生保健站九十五处，城区都成立了妇幼保健工作网，协助政府进行防疫保健工作。
卫生宣传工作，也较一九四九年加强，在妇幼卫生、学校卫生、工矿卫生各方面，都有进步。
一年来，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如流行性脑炎仍然很多，旧式接生婆还未得到大量改造，医药管理工作还不够强，特别是市立医疗卫生机关由于机构、制度、设备、技术等都不很健全，还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和教育工作一样，也是在量的方面已有发展，而在质的方面尚待改进。
第四、一九五零年度市政建设方面的成绩是很显著的。按照原订计划，去年的市政建设是围绕着改善环境卫生和改善市民交通两个中心来进行的。因为其中大部分工作在前半年即已完成，并已在第二届第三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做过报告，所以这里只作一个概括的说明。
（一）由于疏浚了全市的河湖，掏修和新建了不少的下水道，增建了男女公共厕所、秽水池，加强了清除垃圾的工作，改善了自来水的供应，环境卫生是大大改善了。
总计掏修了旧下水道八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公尺，新建下水道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二公尺（包括雨水口沟线）。疏浚了金河、长河、护城河、筒子河、玉带河、菖蒲河、织女河以及三海、积水潭、什刹海等（积水潭、什刹海的工程都是在原订计划之外增加的），共浚土一百七十余万方。增建了男女公共厕所一百零八座，秽水池四百零一座。以上各项都超过了原订计划。并由于采取了以工代赈和直接经营的方式，节省了一部分经费。
在自来水的供应方面，水质已经改善（化验次数由去年一月重点抽查九十一次，增到十二月普查六百三十八次）。用水户到去年年底已增到三万五千三百余户，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二千五百余户，用水人口到去年年底，已增到一百零八万余人，比去年一月增加了四十五万余人，也超过了原订计划。特别是门头沟矿区按装了自来水管，使矿工们从此可以不再吃矿井排出来的水，将大大减少在矿区流行的肠胃病。
（二）由于修建了许多新的道路和许多胡同的土路，并对旧路进行了保养，改进了交通设施，增建了一些桥梁涵洞，增加并改善了电车和公共汽车的行驶，因而使市民的交通比以前便利得多了。
道路方面，全年共修建了各种路面四十四万余平方公尺，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十一（其中，包括规模较大的林荫大道），修了九百一十九条胡同的土路（城区九百零六条，郊区十三条，内有十六区主办的四条）；保养旧路共五十七万余平方公尺，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七十。
公共交通方面，电车第四季每日平均出车已达一百一十一点六辆（最高达一百一十五辆），超过了原订计划，比一九四九年同期增加二十八点六辆；全年乘客总人数四千八百余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四。公共汽车第四季每日平均出车八十五点八辆，比一九四九年同期增加了六十八辆，即增加了三点八倍；第四期乘客人数五百六十万余人，比一九四九年同期增加五点八倍。
（三）房屋问题也是关系人民生活较大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我们除了调整租赁关系（在房地产交易所下并设有租赁介绍所一处），并通过各区的房屋修缮委员会，动员房东、房客协力修房以减少倒塌外，还采取了各种办法鼓励投资增建房屋。例如三年内免征房产税，筹设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吸收游资建房等。另外，还新建了房屋三百余间；修缮了旧公有房屋二千三百余所。没收妓院老板的房屋一千三百余间，已拨作工人宿舍。但是，房屋问题还很严重。今年，我们准备用大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五、优抚工作是巩固部队和增强军民团结的重要工作之一。本市现有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和干部家属共一万九千一百五十三户，七万三千四百九十六人。其中，贫苦的占多数。我们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优抚政策，按照城乡不同的特点，分别采取了代耕或组织生产、介绍职业和实物优待相结合的方针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已经组织起来的生产有二十七种，六十六个单位，参加生产的已有五千余人。全年介绍就业的一千零五十余人。帮助军属子弟一千二百余人进了学校。对于老弱妇孺，无劳动力的则直接发给优待粮，并组织了军属安老所一处，长期收养年老无依的烈、军、干属。
我们去年的优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其中，主要的缺点是过去对全市的干部和人民广泛地宣传优抚政策，开展群众性的拥军优属工作，还做得不够。此外，在组织生产的时候，曾主观地规定了以百分之七十的优待粮去组织生产，结果影响了该发的优待粮发不下去。这缺点，已经很快就纠正了。
救济失业也是一九五零年度的重要工作之一。因为在第二届第四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已做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所以这里不再赘述，只作如下的补充，即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已登记的人数，到去年年底，累计达到一万零一百八十三人（包括暂时失业的矿工二千人）。其中，先后就业的，已达四千五百六十九人。此外，去年一年中，城郊受过救济的贫民累计达二万二千余户，六万三千余人。移民到察绥去的七千五百十四人，介绍到东北做矿工的三百五十一人。乞丐被收容的累计达二千七百余人。
总结上述各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一九五零年度工作计划是完成了，并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
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对我们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和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一年来，北京市建设的经验，再度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人民民主制度是真正符合于人民利益，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制度。
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这些缺点的来源，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干部城市工作经验不够，业务水平不高，或对政策了解得不够深刻，甚至还具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作风。因此，怎样培养和教育干部，怎样整顿和改进干部的作风，就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在去年一年中，曾由行政干部学校轮训了五百二十名在职干部（另外，还训练了编余人员一百五十人，绝大部分已分别介绍工作），开办了公安学校及其他干部训练班。对于在职干部坚持了业余的学习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曾进行有重点地检查工作和全面整风。前半年，先后检查了公共卫生局和卫生工程局的六个附属单位的工作，对于改善卫生工作人员的作风和加强卫生行政机关的领导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有的单位也进行了作风纪律的检查。在公安干部中曾进行过两次检查，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和反对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城区九个区经过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了干部作风的检查，郊区在土地改革前后，曾两次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去年八月，我们制订了全面整风的计划，在干部中间展开了全面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以从上而下地总结工作为主，根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法令，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市人民政府的工作计划，全面地检查过去的工作，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这一次整风运动，相当地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改进了干部工作作风，调整了组织机构，建立了若干必要的工作制度并增进了干部之间的团结。整风的经验，再一度证明了在我们革命的队伍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动我们前进的最好武器。定期的和总结工作结合起来的整风，应当成为我们的一种工作制度。
以上就是我对于一九五零年度工作的报告，请各位代表审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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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吴晗副市长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工作的报告
自北京市第二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产生办法》后，由第二届市协商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推定吴晗、钱端升、薛子正等二十三人，组织选举委员会，负责进行本届会议的代表选举工作。选举委员会于一月二十六日成立，并由全体委员分工组成党派、机关部队、人民团体、工商界、工会及公营工矿企业、专科以上学校、区域等七个选举小组，负责推动与指导有关单位的代表选举工作。自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各选举单位大部分按系统先后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展开选举工作，截至二月十六日，除政府代表及邀请代表外，经由选民直接选举和由代表会选举产生的代表四百三十一名，已全部选出。
本届代表总数为五百十九名。其中，由选民直接选举和代表会选举产生的四百三十一名代表，约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直接选举产生的公营工矿企业职工代表及专科以上学校代表共一百十五名，约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这比第一、二两届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办法在民主形式和内容的充实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次参加直接选举的，是公营工矿企业和专科以上学校，这次经验证明他们现在即可实行直接选举。但有些较分散的小工厂和作坊的工人及其他各阶层人民，目前还很难由全体选民来直接选举。例如：有一部分工人代表、全部农民代表和工商界代表此次均系由选举代表大会所选出；此外，区域代表则系由区人民代表会议所选出。这次选举之后，有些当选的代表，就接到了选民的提案，有的选民要求代表开会回去要好好传达。这样就加强了群众对代表的监督，并使代表能更广泛地更直接地联系群众，将群众的意见更迅速地集中起来，将代表会议的决议，更好地贯彻到各界人民中间去。
这次选举工作证明：经过民主协商提出候选人是很好的方式。它能够充分集中群众的意见，使提出的候选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关键是协商必须充分和民主，因为协商实际上就是选举的酝酿准备过程，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复地多方地协商，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精神，使大家的意见达到真正的一致；反之，如果协商候选人时，没有在群众中进行酝酿，就会引起群众对选举工作的不满：“不知道候选人是从那里来的？”例如北京大学最初提出的候选人，没有经过广泛讨论，所以大家对选举表示冷淡。以后，从新自下而上地分组讨论候选人，然后将意见集中起来，再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就获得了大家一致的重视与拥护。又如市府秘书厅等部分机关在初选时，未提出候选人名单，结果使票数太分散，以致有的当选人，得票不及五分之一，因此不得不重选。这都是值得记取的教训。这次选举中的协商工作，作得较好的，有区域、文教和教育工会及部分公营工矿企业和专科以上学校等单位。这些单位因为事前酝酿协商得较好，整个选举工作也都做得较好。
选举委员会由于缺乏经验，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缺点：
第一、开始时，强调了限期完成，而期限又只一个星期，且时当春节与寒假前后，没有照顾到各选举单位工作繁忙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习惯，又加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对选举工作不够重视，既未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又没有经过很好的酝酿协商，只图按期完成选举，因此，一部分代表选得比较草率。如清河制呢厂，只开了十多分钟的会议，就进行选举。有若干单位或因学生正在考试，或因春节关系，都使选举工作受了影响。选举委员会发觉这些情况之后，当即按实际情况，延长了选举时间，使各单位能及时进行宣传教育和民主协商的工作。如工会及公营工矿企业在代表选出后，又进行了一周的民主建政的宣传，并召开座谈会，由当选代表直接向选民征集意见。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等，选举前就进行了较充分的宣传和协商，北大等单位，为慎重起见，且重行布置了选举工作，因而也做得较好。
第二、没有做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宣传，除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社论之外，没有印发宣传材料，在报纸上的宣传做得很不够，因此，各单位负责选举工作的人员，一般感到缺乏宣传内容。这样，就不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宣传。事实证明：凡在群众中进行过普遍而深入宣传教育的单位，选举工作就做得好，如人民印刷厂在讨论选举工作时，结合了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成绩，举出许多群众亲身受益的事实，如在该厂所在地白纸坊一带修路、按电灯、建厕所等实例，经过宣传后，有的工人就说：“这可是大事，选举可得慎重点儿”。清华大学在选举前，由选举委员会吴晗主任向全校作了有关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使选民知道政府的具体工作成绩、代表会议的作用和代表的具体任务，加强了群众对政府的热爱与对代表会议的认识，选民对选举就非常重视。没有进行普遍而深入宣传的单位，选举也就办得不好，参加选举的人数也较少。其次，选举的时间必须注意不要和业务时间冲突，这次石景山钢铁厂选举时，因为和生产时间相冲突，到会参加选举者只占全厂职工总数百分之五十七。
第三、组织机构不健全，有好些单位未及时成立选举委员会，更没有建立宣传机构，组织必要的报道。市选举委员会对各单位的选举工作也缺乏检查和帮助，没有及时地具体指导，致使各单位感觉到上级选举委员会交代不清楚，处理问题时无所依据，增加了选举工作的困难。
总的说来，这次选举工作的意义很大，扩大了选举的民主范围，为北京市人民民主生活的继续前进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验证明：今后进行选举工作，必须深入的宣传动员，经过充分的酝酿协商，还应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急于求成，反会使工作受到损失。
在这次选举工作中，证明北京市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普遍地提高了，是能够有效地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也证明了这种多样的混合的选举方式，在目前是较妥善的选举办法，是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人民享受民主权利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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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政府委员会委员简历
市长
彭真 男 四十九 山西曲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书记。
副市长（二人）
张友渔 男 五十二 山西灵石
国立法政大学毕业，留学日本。曾任北平大学等校教授，新华日报等报总编辑、总主笔、社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天津市副市长，现任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 男 四十一 浙江义乌
清华大学毕业，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副市长。
委员 （二十六人）
聂荣臻 男 五十二 四川江津
留学法、比、苏等国，曾参加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均任军职。现任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萧明 男 五十六 湖南新田
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
舒舍予 男 五十四岁 北京
文艺作家，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蒋光鼐 男 六十三 广东东莞
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薛子正 男 四十四 四川梁山
上海大学肄业，留学苏联。曾任团长、师政委、军区参谋长等职，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罗瑞卿 男 四十五 四川南充
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现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市公安局局长。
王文斌 男 四十六 河北通县
十四岁做杂工，十八岁至石景山发电厂当学徒，“二七”以后即参加工人运动，二十六岁升为工匠，三十五岁为领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为助理工程师，现任发电厂副厂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马玉槐 男 三十四 河北任邱
保定同仁中学毕业，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年历任冀中区、晋察冀边区回民抗日救国会主任，回民支队政委，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回民工作委员会主任。现任回民学院院长，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
翁独健 男 四十四 福建福清
燕京大学文学士，文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法国巴黎大学及东方语文学校研究，历任云南大学副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兼任教授，现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干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市文教局局长。
刘仁 男 四十二 四川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
王斐然 男 四十九 河北阜平
中法大学肄业，曾任晋察冀边区第一专署专员，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华北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审判长，现任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
柴泽民 男 三十六 山西闻喜
曾任中共太岳区地委书记，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郊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农民协会主任。
徐楚波 男 五十三 河北威县
直隶高等师范史地专修科毕业，曾任河北威县教育局长，天津中日中学史地教员，北京师大女附中教员，北京成达中学、河北高中、辅仁男中、市立一中、大同中学等校史地教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京津代表，现任北京市立一中校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张晓梅 女 四十一 河北良乡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
梁思成 男 一九○一年生 广东新会
清华学校毕业，美国彭雪维尼大学建筑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赠授荣誉文学博士，曾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主任，纽约联合国大厦设计团中国代表，美国耶鲁大学聘问教授。现任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教授兼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牟泽衔 男 四十五 四川武胜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供给科长、校务部长，中共中央工委供给部长，军大供给部长，及北京市军管会供给部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企业局局长、工业局局长。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市财政局局长。
程宏毅 男 三十七 山西盂县
天津南开大学肄业，曾任晋察冀边区晋东北主任公署秘书科长，边区抗战建国学院校务主任、第四专署专员、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共阳泉市委会书记兼阳泉市市长。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局长。
李永禄 男 四十五 河北天津
中国铁路工会北京分区委员会副主席。
雷洁琼 女 四十六 广东
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教授，全国民主妇联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文教部副部长、民进京市分会妇委会主委。
严镜清 男 四十六 浙江鄞县
燕京大学理学士，协和医学院毕业，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曾任协和医学院助教，贵阳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市公共卫生局局长。
薛愚 男 五十一 湖北襄阳
齐鲁大学理科学士，巴黎大学理科博士，曾任齐鲁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著有书籍五种，论文三十余篇。
李国瑞 男 二十八 天津
北京自来水公司工会主席。
乐松生 男 四十四 北京
北京汇文中学及天津育才专科学校毕业，现任北京同仁堂老药店经理，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韩诵裳 男 六十七 天津市
日本东京高等学校毕业，南开学校教员，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主任，中国银行南昌、营口、大连、沈阳、哈尔滨各分支行副理及经理，现任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郑芸 女 五十四 北京
一九一七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即在国立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服务，至今三十三年，现任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级任教员。
焦寰五 男 四十二 山东章历
北京瑞蚨祥绸缎店、瑞蚨祥西鸿记绸缎店、瑞蚨祥鸿记皮货店、东鸿记及西鸿记茶庄等五号总经理。
第2版()
专栏：
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名单
主席：彭真
副主席：（四人）
刘仁 钱端升 梁思成 宁武
委员：（六十三人，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之相 王宝初 毛鹤龄 古奇踪 田常青 申葆和 朱长江 吴晗 余心清 余贻倜 李伯钊 李乐光 宋凤祥 林汉达 林铿生 林砺儒 侯俊岩马玉槐 徐悲鸿 凌其峻 浦洁修 陈垣 陈铭德 张友渔 张奚若 张致祥张鸿舜 曹言行 曹宪波 梁思成 许德珩 彭真
彭泽民 汤用彤 程宏毅冯佩之 冯基平 曾昭抡 陆志韦 傅华亭
杨伯箴 杨造新 杨振北 杨蕴玉 董汝勤 费孝通 宁武 闻家驷
邓拓 赵复三 赵紫宸 叶企孙 刘仁刘一峰 刘桐恩 黎锦熙 钱端升 薛愚 薛子正 聂荣臻 罗旺 罗瑞卿苏民
秘书长：薛子正
副秘书长：（六人）
廖沫沙 崔月犁 张文松 曹志麟 李健生 孙孚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