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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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巩固职工业余学校?
——察哈尔下花园发电厂职工业余学校经验
察哈尔省总工会文教部
察哈尔省宣化下花园发电厂的职工业余学校,自去年三月二日成立后,没垮过。现在参加学习人数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学员情绪始终饱满,出席率经常在百分之七十二以上。自去年七月份把学习时间改到早晨后,到现在没有一个无故旷课的。
下花园发电厂的业余学校,共分为初小、高小、初中、工属、技术五种班次,教材完全采用北京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编的课本。初小班用的是一至三册,高小班用的是高小第一册,每周有一次写作练习。初中班是九月初成立的,课程主要是三角、代数、理化。技术班是按工作性质和工作时间,分成汽机、电气、锅炉、工程画四班。由于教员讲课能结合实际,职工学习情绪很高,上课时没有一个不到课的。工属班成立一个来月,甲班学员大部分即能认会一百到一百五十字,乙班大部分认会了八十到九十个字,据一百五十五个参加文化学习的学员成绩测验统计,识字成绩如下:(一)由文盲半文盲认会四百到五百个生字的学员最多,占全体学员百分之二十九点七;认会二百字到三百个生字的学员次之,占全体人数百分之二十三点九;认会八百到九百个生字的学员,占百分之十一点五;认会一千字以上的学员占百分之十二点九,认一百五十个生字到二百个生字的学员占百分之十二。
下花园发电厂的职工业余学校在工作过程中,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党、政、工、团一致坚持了政务院“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保证了职工业余学习时间。文化班每天早晨七时到八时学习一小时,每周保证学习五小时。工属班每天午后二时到三时,每周学习六小时。技术班按三班轮流工作制规定学习时间:每天午前八时到九时、午后四时到五时、星期日全是技术班上课时间。领导上把职工业余学习工作当成自己经常工作的一部分,利用一切会议和布置工作的机会,进行宣传动员,因此推动了党团员积极分子带头学习。电气班长温洪是个党员,过去一个大字不识,每次行政上给他下通知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找不到。在这半年多的学习中,他每天按时上课,没有缺过一次课,已认会了二百多生字,对群众学习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二)文教委员能够深入领导,坚持制度,帮助具体解决问题,对经过学员讨论后订出的各种纪律制度,文教委员都能坚持执行,如每月进行一次测验,三个月进行一次奖励等制度。奖励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根据每月考试分数对成绩好的进行奖励。为了得奖,有些程度高的学员往低年级跑,使程度低的学员虽然平时非常努力,进步也不小,但得不到奖。为了补救这个缺点,同时又实行了民主评奖的办法。奖励物品主要是笔记本、日记本、铅笔、橡皮等。由于两种奖励办法同时实行,虽然是分等级的,但大部分学员起码都能得到一枝铅笔。在隆重的给奖大会上,叫模范充分讲话,说明学习的重要,纠正学习偏向,作用很大。(三)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比较起作用:首先组织了教学研究会,由学习委员、文教委员、全体教员参加,每周末开一次座谈会,专门研究教学方法和学员学习情绪问题。其次,把全组学员划成七个小组,健全了每星期一次小组学习检讨会的制度。每次开检讨会时,教员和文教委员亲自深入小组参加讨论,发现问题,共同讨论研究,具体帮助解决。再次是坚持了学习中的宣传鼓动和表扬工作,每周检讨会中发现的典型材料,测验中成绩优良的材料,在学习中随时发现的好材料,都及时的用大字报、黑板报、扩大器进行表扬,大大鼓舞了职工的学习情绪。(四)教员工作做的比较好;第一,坚持了教员评奖,也是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评奖;第二,文教委员会加强了对教员的领导帮助,如每周共同参加小组学习讨论会,发现的问题拿到教学研究会去具体研究解决,因此发挥了教员的积极性。教员向学员保证“不误一分钟课!”学员也一致感到“教员热心负责”,这样谁也不愿迟到。
几点经验教训:(一)党、政、工、团具体坚持贯彻政务院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是办好职工业余教育的前提条件;(二)文教委员坚持制度,深入领导,具体帮助解决问题,健全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和小组检讨会,作好教员工作,发挥教员的积极性,是办好职工业余学校的关键;(三)每周从文化学习中抽出一两小时来进行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是必要的,因为结合时事、政策教育,可以澄清学员中某些错误思想,又不会耽误文化学习。有个别厂矿为了突击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完全停止了职工业余文化学习,这是不妥当的。(四)教员必须充分准备功课,必须坚持“四会”——会认、会写、会讲、会用的学习原则。职工中现在仍有些人“会认不会写”,这是值得检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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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学生欢度寒假
【本报讯】首都的青年学生正欢度着一九五一年的寒假。各校学生响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号召,以巩固和发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成果,发展爱国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在各校学生会领导下,展开了各项假期活动。
青年团北京市委在寒假初期向全市学生团员报告了北京市青年团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作用,并组织讨论,总结团员的进步。团市委并组织干部讲座,请最近自苏联返国的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一部分代表向全市团的干部介绍苏联共青团各方面的先进工作经验。团市委单独或与市学联联合在全市各区举办各种青年讲座,请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代表报告代表团在苏联受到亲切接待的情形以及苏联青年和人民和平建设的热潮,请有关部门报告我国一年来的建设成就,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的伟大胜利。
青年团北京市委与北京市学联联合举办的“寒假学生电影早场”,为全市学生在四家影院放映二十余种优秀影片三十余场。北京业余艺术学校学生部举办了寒假舞蹈班和文艺讲座,以辅导学校文艺活动的推进。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则将为全市学生组织春节文艺晚会。
各校学生除了参加团市委等单位举办的各种青年讲座和电影早场外,各大学并分别组织时事报告、电影、球赛、舞蹈晚会等文娱体育活动;各中学则布置了阅览室、俱乐部,及各项文艺、体育活动。各校也适当地组织了温课。
在春节前夕,各校学生纷纷投入在各区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拥军优属运动,向烈属军属及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同学的家长送礼和慰问。各校并将分别举行与部队或烈属军属的联欢会。此外,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市立男三中、女三中等校的话剧团均于春节前后下乡进行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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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军区在职干部文化学校
试办一年取得经验
【本报讯】东北军区在职干部文化学校,试办一年来,已取得相当的成绩。截至去年十月底止,据不完全统计,共成立了机关干部文化学校二十四处、小学七十一个班、中学二十九个班,参加学习的干部达三千余人。经过几个月学习之后,干部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如过去识字较少的,现在已学会了六百到八百个生字;过去没学过算术的,现在已学完了整数四则。
试办的经验,证明了机关文化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乃是提高在职干部文化水平的最有效的办法。但为了保证学习计划的实现,首先必须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参加校委会的人选,应该是各单位的行政负责同志。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工作是无法推动的。其次,必须在参加学习的干部中进行广泛深入地动员,克服部分学员中的“工作忙,学不了”、“年纪大、脑筋笨,学了也白搭”等等错误思想;同时,要批评某些学员的急于求成、好高鹜远的学习态度。这样才能使大家保持饱满的学习情绪。再是要把学习班编好,因为参加学习的干部,普遍是国文程度高、算术程度低。
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了,也做了思想动员,学习班也编好了,还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第一,机关首长、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学习,遵守制度。这是搞好机关文化学校的一个重要因素。辽东军区文化学校,便是一个例子,由于副司令员欧阳稼祥同志的积极参加学习,带动了全体学员,并使他们经常保持旺盛的学习情绪。第二,要认真执行各项制度。假如没有严格的点名请假制度,就无法避免旷课现象。其他如考试、奖惩等制度,亦应严格的执行。第三,教员要有认真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工作态度;同时,发挥教学小组的作用,吸取工作经验,改进教学方法。这样就解决了教员水平不高和缺乏经验的弱点。第四,要建立合理有效的补课制度,因为学员全是在职干部,由于工作的关系,请假的现象是难于避免的。因此,如何组织请假公出人员补课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李正中、谭令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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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
举办国营农场冬训班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为交流全国各国营农场的工作经验,学习新的工作方法,把各场工作提高一步,特指定中央农业部机耕学校开办国营农场冬训班,调集各农场干部进行学习。时间为两个月。先后报到的有华北、华东、华中、东北、西北等地二十个国营农场,两个拖拉机站,三个农场管理局及西北农林部,山东农林厅等二十七个单位,包括正副场长四十一人,机务、农业技术、会计等干部七十六人,机耕队、修理队、供应队队长五十九人,拖拉机驾驶员二百九十三人,技工、供应员三十九人,共计已有五百零八人参加学习。
根据工作干部的性质,冬训班分成经营管理班(内分经营、农业、会计三个组),机务班(内分机务领导、修理、供应三个组)及驾驶员班三个班;经营和机务两班,主要由苏联专家讲课;驾驶员班由机耕学校教员授课。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冬训班根据目前机耕工作的需要,提出了经营管理、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及拖拉机等四种课程。内容有:苏联集体农场基本法、苏联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的组织管理和生产计划的拟定、斯达哈诺夫先进生产者的工作方式及各种报表管理制度。此外尚有米邱林学说,轮作法、牧草、病虫害、畜牧、水利灌溉等课目。
在农业机械、拖拉机课程中,除介绍苏联拖拉机及一般农具机械构造、性能、使用法等外,并讲述拖拉机大修组织及修理技术,康拜因和脱粒机的运用,以及农业机械运用中的工作计算、安全规则等。(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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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佛教徒热烈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新华社讯】山西省佛教徒热烈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太原市佛教徒于上月十五日(旧历腊月初八日)在集会纪念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成功(释迦于是日出家)的同时,举行了庆祝解放汉城胜利大会。大会由山西省佛教会理事长智峰老和尚、市佛教会理事长象离和尚等亲自主持。出席市区及郊外各寺院代表等共百余人。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市妇联亦派代表参加。七十岁的智峰老和尚在大会上说:朝鲜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使得全世界人民兴奋和鼓舞。世界和平的力量是大大地增强了。我们今天的庆祝会,意义是很大的。市佛教会理事长象离和尚在发言中号召教徒们努力生产,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大会最后通过发动募集慰问金和电中国人民志愿军、金日成将军致敬等决议。
全国著名的佛教地区——该省五台山区的佛教徒,亦曾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十方堂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参加者包括该区四十八座寺庙的蒙古喇嘛、西藏喇嘛、尼姑及和尚代表等六十余人。会上,他们一致表示:今后要自力更生,做好生产工作,多打柴、积肥,以实际工作来抗美援朝。造林模范郭能成和尚还献出了小米五十斤,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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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南京举办“伟大的祖国展览”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为配合时事学习,在抗美援朝运动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市民爱国精神,特邀请南大、金大、南京博物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等在春节期间联合举办“伟大的祖国展览”。展览内容如下:(一)地大、物博、人众;(二)五千年劳动人民光辉的文化创造与一贯反对外族侵略、反对封建压迫、爱好和平的革命斗争传统;(三)人民民主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事业的伟大发展与抗美援朝运动对世界民主和平的伟大贡献。
全国各地热烈学习俄文
全国各地中苏友好协会,为适应全国人民迫切学习俄文的要求,普遍举办了俄文夜校或俄文业余补习班,推动全国的业余俄文学习运动。东北区各地俄文夜校共有三十二处,学员一万一千人,高级班学员都已有两年以上的俄文基础。华北区北京、天津、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地,共有俄文班二十三班,学员一千二百余人。北京、天津、山西三地并举办了俄文广播讲座。华东区浙江、苏南、皖南、上海、南京、青岛、济南、福州等地共二十八班,学员一千人左右。中南区湖北、武汉、广州、南昌、江西、河南、衡阳、柳州、长沙等地共有三十六班,一千八百多人。西北、西南地区中苏友协组织成立较晚,有些尚未成立,但兰州中苏友协俄文补习学校招生两期共四百九十人。新疆中苏友协主办的俄文补习班,包括各少数民族人士,第一届毕业学员九十名。有些地区虽然没有俄文补习班或夜校等组织,但适当地举办了俄语广播讲座,组织会员学习。成绩好的学员已能阅读简单书报,作普通会话。
沈阳儿童识字班小先生作用大
东北沈阳市各小学校的儿童识字班,据去年十二月的统计,由于一千零一名小先生的努力,解决了该市一万三千一百八十八名失学儿童得到识字的机会;同时也给政府节省了很大一笔开销。各区文教科曾在一月中旬奖励了在一九五○年涌现出来的优秀模范小先生。
河北妇女积极学习时事
河北省广大农妇积极参加时事学习和宣传工作。目前全省农妇参加冬学学习的有二十一万零四百余人,占河北省全部学员的百分之二十五。并有许多村庄的妇女参加了时事宣讲班和读报组。
浙省准备发动义演义卖劳军
浙江省文化局、省文联全体工作人员,为热烈响应慰劳、救济运动,准备发动义演义卖,扩大宣传,把慰劳中朝战士和救济朝鲜人民的捐献工作,更广泛、更深入的展开。
上海大中学展开土地改革政策学习
上海市各大、中学校为了使同学们充分了解土地改革政策及其重要性,最近纷纷展开土改学习与讨论。各校并号召同学配合当前的土改任务,搞好寒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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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学习改变了我的教学态度和方法
清华大学教授 吴达元
我在清华教书今年是第十六年了。前十四年的教书态度和方法,和解放后的这两年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很愿意谈谈这两年来政治学习怎样改变了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
我自问一向教书是负责的。我不马虎。我用心教书,用心改卷子。同学不预备功课,我不能忍受。在班上,对功课不好的同学,我严厉督促,有时甚至毫不留情的叱骂几句。因此,同学相当怕我,不敢不预备功课,少数胆小的同学甚至从上课怕到下课,直冒冷汗。这是有些同学毕业后告诉我的。听了以后,我自己不但不想想这种教书态度和方法是不是错误的,反而引为骄傲。我对同学的要求有一定的标准,不到这标准的就不及格,好像我把分数当做督促同学读书的工具。解放前的十四年,我一直没改变这种教书态度和方法,一直以为这种态度和方法是正确的。我从表面上看问题。表面上,我的教书似乎有些效果。由于怕我,也由于怕不及格,不用功的同学在我班上不能不用功,跟我读了一年或两年法文,多少总有点收获。当然,本来用功的同学更用功了,他们的法文是有相当成就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有些朋友和同学说我教书是成功的。我很感谢这些朋友和同学给我的鼓励。但是,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从形式方面看问题,没有看出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是有缺点的,而且缺点是很大的。
清华解放后,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彷徨,我失掉了我的自信心。社会向前发展了,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呢?我是不是可以不变?是不是可以和解放前一样的教书?在彷徨中,我的确有过一段苦恼的时期。幸而,这段时间是短促的。我很快就看清楚,我不能不跟着时代前进,我决心努力学习政治。于是我改变了。我明白了我以前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是错误的,而且我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我说我教书一向是负责的。可是,我的负责是对谁负责?以前,我不考虑这问题,我只知负责就是负责,负责就是不马虎。对谁负责,这问题值得考虑吗?学习以后,我才明白负责是有对象的。单纯的把工作搞好是不是就叫负责?工作搞好了,对反动的统治阶级有利益,这种负责是要不得的,对人民有害的。经过学习,我明白了我们工作一定要对人民负责。我必须重新估计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必须用一种对我是新的标准来衡量我的工作。这标准是:我是不是对人民负责?
用这新标准来衡量我的工作,我很快发现我的教书态度是单纯的业务观点。解放前,我和一般教授一样,自鸣清高,不问政治。我虽然对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不满,在昆明也曾写过一些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腐败,但是我的批评只限于发发牢骚,等于隔岸观火。我自己不问政治,当然不把教书工作看做和政治有关系的工作,不管我教出来的学生是思想进步的,还是思想反动的。我教法文和法国文学,文字和文学在我当时看来和政治简直是两回事。我的学生毕业以后作什么,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反动阶级服务,我根本没有想过这问题,也从没有人和我谈过这问题。这种教书态度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明白了单纯的业务观点是错误的,我就努力把业务和政治学习连结在一起。我从积极参加政治课着手。第一学期一直参加外语文系同学的班会,听他们讨论问题,并且参加他们的讨论,和他们谈谈我的意见。这样,慢慢地了解同学的思想情况。这对我的教书有很大的帮助。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了同学的思想总结,我对年青人的思想更清楚了。第二学期,大课委员会要我当外语文系二、三、四年级的班教员,这给我更多更好的机会和同学一起学习,和同学一起向前走。我不但自己接受了业务必须和政治认识配合才能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一观点,而且一直和同学谈这问题,希望同学们明白单纯的业务观点是错误的观点。
从政治学习,我认识了群众观点,明白了任何工作没有群众的基础都是不稳固的,建筑在沙滩上的。站在教书人的立场看,同学是我的群众。要同学努力学习,首先必须要同学了解学习的重要,必须要同学接受我们的教书方法。我的教书有些地方是错误的,同学提意见,我就虚心接受,改变我的方法。我的方法有些地方是正确的,同学不接受,我就耐心地、诚恳地作说服工作。我和同学的接触时间很多,谈问题的时间也很多。回想解放前,我和同学可以说没有来往。除了很少数功课特别好的同学有时到我家来看看我以外,下了课,我和同学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也乐得这样作,因为可以把我的全部时间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面。这是对人民不负责的态度,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在作祟。和同学接触,谈谈问题后,我才明白以前的错误,才明白这不但对教书有方便,对同学有好处,而且对自己也有益,因为我从同学那儿学到不少东西。正确的群众观点的确是对工作有很大帮助。
总之,政治学习改变了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我可以肯定的说:解放前我只作到了教书匠的工作。就算工作多少有点成就,但也不过是教书匠的成就而已。现在,我才开始走上教育的道路,才开始认识教育不是填鸭子,教育是艰巨的工作,是要对人民负责的。
我的教书态度和方法虽然是改变了,但是缺点到现在还是有的,我虽然尽我的力量照顾同学的学习,但是我的工作还作得不够,不够细腻。有些同学还没有完全接受业务不能和政治分开的看法,我还没能够说服他们。这也许由于我的耐心不够,也许由于我不够诚恳。有的同学对功课不注意,自由散漫。我虽然不断地向他们提意见,劝导他们,虽然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他们的自由散漫还没有完全根除。这也是由于我的工作不够耐心,不够诚恳。我知道我的工作缺点还是很多的,我希望我的朋友和同学们给我宝贵的意见,帮助我进步,把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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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与历史的书籍中存在的严重错误
阿·亚历克塞也夫、伊·科佐多也夫、耶·拉苏特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对于周期性摇撼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理论与历史曾作了天才的研究。成为马列主义学说不可分的一部分的危机理论与历史,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历史命运,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不消灭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能消灭的。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的现阶段,阐明马列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历史的这项任务,是特别迫切的。根据对具体历史材料的马列主义的分析,正确地表明危机的原因、其表现的形式、各个国家危机的成熟和发展、其作用和破坏性的后果,并就此表明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基础而创立新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革命斗争,这是很重要的。苏维埃经济学家从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分析危机的工作,应该具有战斗的进攻的性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事业服务,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
可惜我们所刊行的分析经济危机的书籍还很少。在近来出版的关于危机理论与历史的著作中,有些还含有严重的错误,它们歪曲了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的马列主义理论中若干最重要的原理。
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鲁·阿·孟杰尔逊教授所著《经济危机与十九世纪周期》一书,便是这类的著作。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基和它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身。危机的根基就在于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依靠获得最大的资本主义利润而来的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千百万劳动大众(资本家总是竭力把他们的生活水准保持在极端低的程度上)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相对缩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乃是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
不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便不可能对危机的历史作真正科学的阐明。可是,对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分析,在孟杰尔逊的书中却未占据中心的地位。作者一般地谈到危机的原因,引证马列主义的原理,即固定资本的更新乃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它的原因。但在分析具体的危机时,他没有揭露危机自身的根基,却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上。以这样的态度,孟杰尔逊自然不能正确地阐明危机的历史,而且事实上对物质形态中的固定资本的运动作了客观主义的描述。
例如,在论一八九○年的危机一章中,他详细描述铁路大规模的建筑,技术的增长,工业中固定资本的扩展等等,而且把危机的成熟本身看作是固定资本大规模扩展和投机的结果(六三三——六三五页)。恰如说明其他危机的特征一样,作者在危机的原因与危机周期性的原因两问题上陷于混乱,他把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割裂开来。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的资本主义的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对生产无限增长的渴望与大众需求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孟杰尔逊并不彻底地具体地表明这些,却冗长地描述高涨阶段,而没有同时揭露高涨的真正原动力,即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作者在落入对资本主义增长的技术经济的描述时,提给读者一种错误的概念,好像资本主义总是起着进步作用。
作者的“观念”在他描述垄断资本所起作用的特点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列宁主义教导说,垄断资本的统治使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达到了极点,垄断资本是生产力的镣铐,阻碍它的发展并且利用自己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力量来对人民大众进行空前的压迫,列宁在说明帝国主义时期中资本主义的特征时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而烂熟了。它已是苟延残喘。它已成为阻碍人类发展的最反动的障碍”。
关于帝国主义的列宁——斯大林学说,使有可能更深入了解即使是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的性质和特征。不以这个学说作指导而要正确地阐述帝国主义萌芽和形成时期(一八七○——一九○○年)的经济危机,是全然不可能的。
孟杰尔逊就在论述直到一九○○——一九○三年危机(这次危机包括在内)的危机历史的书籍中,无视列宁斯大林的帝国主义学说。他托词他的作品是叙述十九世纪危机的,他说:“这本书对帝国主义时期的危机是不加以研究的,因而这里没有可能对列宁斯大林关于危机的分析也加以详细叙述”(一一页)。因此,无怪乎作者错误地表明垄断资本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了。
他由垄断资本拥有庞大的经济威力这一事实,作出为资产阶级辩解的结论,硬说什么“不仅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是垄断资本所固有的,而且使生产力前进加速的潜在可能性”(七一七页)也是它们所特有的。他就这样将生产力的日益增大的潜在可能性,归因于生产力的日益腐朽的外壳——垄断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孟杰尔逊详述垄断公司生产机构的扩大,强调所谓垄断资本在生产发展中的进步作用。他举美国钢铁托辣斯和德国电气工业公司“西门子与哈尔塞克”及“A·E·G·”为例说明他自己的这个原理。同时,他却没有揭露这种垄断资本在发动战争上,在社会中确立空前的压榨上,在使用犯罪的和政治的竞争手段上,在残酷剥削劳动者上等等的凶恶作用。
没有对市场问题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便不可能科学地阐明危机的历史。可是书中却没有这样的分析。不仅如此,作者并歪曲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造成市场问题尖锐化的原因的认识。依他的断言,市场问题的尖锐化,不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与千百万工农大众(他们到底是主要的购买者)购买力的缩减,而是首先取决于所谓“和平工业生产能力巨大的增加………”(六○八页)。因此,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日益增长的贫困化以及殖民地人民受资本主义掠夺者的扼杀和掠夺都说明得完全不够并不是偶然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危机历史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工资问题,作者只是顺便触及一下而已。
书中的主要缺点就在于:作者使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脱离,隐蔽无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争取革命的出路、为推翻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书中很少提到工人运动,就是这些提到的也只和危机的结果联结起来。在我们批评的这本书中,八百余页中却没有篇幅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进行马列主义的说明,没有揭露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走狗——的叛卖作用。
孟杰尔逊没有揭露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特性,没有指出各该国危机起源的特点。他夸大英美在其他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揭露英美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作者在本质上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立性和特性。他写道,在七十年代以前,俄国的经济只不过是反映了其他国家(首先是英国)的危机而已,这些危机又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及大生产的发展。孟杰尔逊力图小视俄国的经济发展,竟说俄国的工业变革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
孟杰尔逊在论一九○○——一九○三年危机的一章中,以客观主义的立场论述美国资本向其他国家输出的问题,据他的意见,美国资本充斥大陆之后,便到处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他却没有指出资本输出就是大大加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劳动群众的剥削、穷困和苦难。
在不加批判地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料和伪造的统计时,孟杰尔逊便在许多场合显示出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了。书中对这些东西的批评意见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作者往往把有意识的辩解说成“错误”。把不足重视的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亚夫塔利翁称为著名的危机研究者,孟杰尔逊像和同仁一样地和他进行讨论。他并以同样的语调“批评”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希尔费丁。作者把工人阶级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们,好战的法西斯分子松巴特之类,描画成驼鸟的样子,他们好像是以幻想自慰,而不是为挽救资本主义而进行狂暴的斗争。
孟杰尔逊的书是在帕·卡·费古尔诺夫教授的编辑之下出版的。这本书的错误竟没有被编者消除。这也不是偶然的。在费古尔诺夫本人的论述危机的作品中也有严重错误。
例如,在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公开讲演速记稿“马列主义的危机学说”中,以及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与经济危机”单行本中,他在阐述马列主义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与危机学说的基本原理时容忍不少的混乱,抽象——烦琐哲学的叙述这个学说而不与现代联系。
费古尔诺夫在他这个单行本中没有深刻而确切地表明,生产过剩的危机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猛烈的破坏性的形式中的表现。他也和孟杰尔逊一样地以笼统的来逃避,对于在当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大众日益增长的灾难性贫困化没有加以描述。同时,作者却强调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猛烈的”技术进步,写出一些什么危机的结果造成“充分的技术变革”等等之类的话来。
说到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周期的变更问题时,费古尔诺夫完全没有表明,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垄断资本从发动战争、奴役其他国家来寻求生产过剩危机的出路。
作者闭口不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尖锐起来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形成了。在我们研究的这本小册子中丝毫也没有说到两个体系的斗争,没有说到“日益生长,欣欣向荣,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而且以其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并摇撼资本主义的基础”(斯大林语)这样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
费古尔诺夫没有表明,资产阶级的国家如何把危机毁灭性的后果转嫁到劳动大众的肩上。不仅如此,在一次公开讨论上他竟直截了当地断言,说什么“在一定的特殊的情况下和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能起某种程度的进步(!?)作用”(着重点是我们加的——本文作者)。
最后,作者在他的著作中没有表明,生产过剩的危机怎样影响工人的阶级意识的提高,没有着重指出危机的革命出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不能不指出,孟杰尔逊与费古尔诺夫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品时的错误方法。作者在许多场合都对引文加以错误的注释或断章取义。
早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我们的报纸上就曾对若干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书籍(耶·瓦尔加、伊·特拉赫丁堡、斯·维什涅夫和乌·卡普兰等的著作)作了尖锐的批评。这些著作的作者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不用阶级的政治观点去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给以技术经济的描述,因而隐蔽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
对于那时出现的错误著作的揭露,对于为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
从孟杰尔逊与费古尔诺夫的书籍中可以看出,他们重犯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性质的错误。
在当前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使资本主义制度分崩离析的相互敌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帝国主义者使殖民地、附属国以及宗主国的人民大众受到空前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从人民的痛苦和鲜血中榨取巨额利润。劳动者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在全世界各地都日益增长起来。为了建立世界霸权、镇压工人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为了寻找经济危机的出路,强盗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力图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加紧帝国主义阵营内各国的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帝国主义者从煽动新的世界战争,从军事生产的膨胀,从受资本支配的各国的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从窒息民主去寻找出路的这种企图,表现着资本主义的极端寄生性与腐朽性。
基于天才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关于危机的理论与历史的著作,应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阐明进步人类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及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现在我们所批评的这些出版物却只能使读者迷惑。
试问孟杰尔逊与费古尔诺夫的书怎么会出版的呢?这是因为它们在出版之前没有经过广泛的科学界的讨论。作者工作的地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没有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建立起足以消除此类错误作品出现的真正的创作环境。
孟杰尔逊与费古尔诺夫的作品在发表以后,也没有受到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及经济刊物的批评。经济研究所工作者佛·米哈列夫斯基在“苏联书籍”杂志上发表的对孟杰尔逊的书的批评,也没有对这本书给以原则性的评价。在指摘书中个别错误后,米哈列夫斯基把它赞扬成所谓“对我们经济文献的宝贵贡献”。
以马列主义学说、列宁斯大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作指导,在科学工作者中间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苏维埃经济学家应该创造性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过程,因而帮助我们的干部正确而深刻地分析国际形势,在其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的事业上给予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帮助。(译自一九五○年九月廿九日真理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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