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书报评论
苏联的书籍出版事业
马尔库斯
苏维埃出版物的思想内容
苏联的书籍出版，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事业。苏维埃的书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是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
苏联出版事业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所有的苏维埃出版机关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在工作方面受着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的指导；苏联出版事业是为最伟大的任务——建设共产主义——而服务。
各苏维埃出版机关所出版的书籍，以高度的思想性、深刻的原则性和正确性为其特色。苏维埃书籍以对祖国无限热爱的精神和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人民。
苏维埃出版物是全世界最前进的出版物；它把真实的科学知识供给读者，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读者，使他们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
苏维埃出版物，用苏联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具体事实，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明我们祖国的科学、技术、艺术方面的成就，并与种种对外国事物以及反动资产阶级文化极力奉承和崇拜的现象作斗争。
苏维埃的出版物是有党性的。它和整个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事业直接地联系着，它是苏维埃国家政策的体现者和领路人。
各苏维埃出版机关的任务，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曾经有很明确的规定。在这个决定中说明：“整个的出版工作，必须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全面帮助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地提高理论并与实际相结合，组织和动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暴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跟它们以及跟一切反列宁主义路线的偏向作斗争。”
各苏维埃出版机关所应出版的书籍：“……必须是战斗的和与现实政治任务密切结合的，必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技术、生产的知识，来武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最广大群众。书籍必须成为环绕着经济和文化建设任务，来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工具；书籍的质量，必须适合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注一）
为了这些任务的完成，各出版机关必须积极参加创造国家所需要的书籍。各出版机关的任务不能仅限于接受外来原稿并将其机械地复印出来，就算了事。他们应当从编制自己的选题计划，和从选择原稿起到发行问世止，将全部编辑出版过程，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上。各苏维埃出版机关必须成为思想的堡垒，必须是书籍方面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的精明守卫者。
高度的思想性，不但需要表现在所出书籍的内容上，而且还需要表现在它的美术——技术的设计上。书籍的美术和技术的设计，必须跟书籍的类型、内容、目的的和读者的（注二）使命充分配合。出版和印刷的技术，必须达到现代先进出版——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并能适应读者日益增长的审美要求。必须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来作美术设计的基础。
党和政府曾一再向各出版机关提示，要求各出版机关在出版物的美术设计方面，提高思想性，并改进印刷技术的质量。
例如，在三十年代，为了在出版物的插图中，尤其是在儿童读物中，残留有形式主义的现象，曾促令各出版机关肃清书籍美术插图中的歪曲现象，并严格保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
一九四五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关于书籍的印刷设计”的决议中，再度要求各出版机关切实地改进书籍的美术、技术设计和印刷的工作，并提示了许多注重提高出版和印刷技术的方针。
资本主义各国的各种出版社是和苏维埃的各种出版机关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出版社，依赖着独占资本，为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并且是奴役劳动者的工具。同时，资本主义的出版社也是商业企业。出版事业对于私人企业家只是一种“营业”，是一种利益的源泉，因此它出版的书籍必须能替它保障最大的利润。
资本主义的出版事业的特征，是营业上的赚钱主义和无原则性。他们所出版的书籍，充满了对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憎恨和仇视。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整个资产阶级的报纸经常使用他们所惯用的方法——造谣和中伤。
资本主义各国的出版事业，全部把持在强有力的康采恩、托拉斯和独占组织的手中，并且完全受着金融资本的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出版自由，只不过是反动思想的宣传自由而已。
资本主义各国的作家、新闻记者、采访员，完全处于依赖出版家的地位。他们害怕失去大笔稿酬或丢掉饭碗，于是就不得不变成为执行主人们意志的奴才。
列宁曾经说过：“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只不过是收买报纸的自由，收买作家的自由，贿赂、收买和伪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舆论的自由。”（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版，第四七三页）
资产阶级的出版社，专以麻痹人民大众，解除人民大众的精神武装，使其逃避解决迫切的政治问题为唯一目的。
日丹诺夫同志曾说过：“所有的资产阶级的作者群，都在竭力设法使社会先进各阶层的注意力，离开尖锐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问题。而转移注意力于低级的、无思想的文学和艺术方面……。”（注三）
苏维埃出版物的选题
书籍产量的增加，书籍选题质量的提高和书籍种类的增多，是人民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
各科知识部门的出版物选题的多样性，说明读者的兴趣是多么广泛，他们的需要是如何的不同。同时它也说明出版物创造性的增长和著作者力量的增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改变了出版机关的本质。苏维埃出版机关成为党和苏维埃国家政策的积极的领路人。
党和政府所提出的一些新的重要问题，根本的改变了出版物的选题，并使出版物选题的种类空前地增加了。
一九一三年共出版了二万六千二百种名称的书籍，而到一九四○年，出版书籍的名称数目，已经增加到四万四千种。
我们看一看一九一三年的出版物的选题，是极为有意义的。当时，一些低级下流的出版物，所谓“国民读物”，宗教的和冒牌爱国主义的出版物，占了总书名数的百分之一三·五和总册数的百分之二六。
如果把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出版物（基本上就是虐杀犹太人的书籍），充满了神权和君权精神的有关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出版物，商业公司和官厅的《报告》，以及股份公司的“章程”等等也计算在内的话，那末，反对人民的和黑色百人团（尼古拉二世时代的极右派反动团体——译注）的出版物，达总名称数的百分之三十。
各苏维埃出版机关编制自己的选题计划时，遵守着列宁的指示：“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掌握人类在科学、技术、艺术和全部文化方面所有的一切优良的成就。”所以在各苏维埃出版局所印行的出版物中，世界文献中的古典作品，以及外国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进步分子的著作，都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苏维埃出版物的选题计划，充满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统一精神，并且全力地注重在帮助苏维埃人民实现其当前的任务。
在苏维埃政权的三十年期间，各出版机关已印行了八十八万九千种名称的书籍。
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出版物，占出版物名称数量中的头等地位之一。
这完全是当然的现象，因为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对政治问题的正确立场，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是极为必要的。
从一九一七——一九四七年的三十年间，苏联出版了一万二千五百种的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有很多再版了几十次或几百次。这些书替广大群众带来战无不胜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把他们团结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面。
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书籍，在整个出版物选题计划里面占书名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技术书在图书分类中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党和政府所提出的关于精通并发展新技术的任务，以及培养社会主义工业新干部的任务，使专门技术书籍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起来。与革命前相较，技术书的种类及其在整个图书分类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许多倍。
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的突飞猛进，使农业书籍的出版大量增加。在苏维埃政权的三十年间，关于农业问题的书籍出版了九万种，只此一端，即可想见此种发展的情况。
在技术书籍和农业书籍里面，技术和农业科学的古典著作，以及斯达哈诺夫式工作者和先进农业生产者交流经验并总结经验的斯达哈诺夫读物，都占着很大的地位。
科学书籍的出版数量正在逐年增加。苏维埃科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不是和人民隔离，不是远离开人民，而是决心服务人民并把全部科学成果贡献给人民的。同时此种科学上的服务不是基于强迫，而是自愿自发、心悦诚服地来做的。”（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演说，见于一九四八年版《高等学校》文集第三页）这就是与千百万人的劳动大军的实际活动有着密切关连的苏维埃科学的特征。此种特征在科学书籍的大量推广和书名种类的多样性上面充分反映出来。
除了研究现代问题的科学著作以外，还在大量出版自然科学、哲学、数学等方面的古典作品。科学书籍的种数达总图书种类数的百分之十——十二。
苏联百科全书和大辞典（不管是一般性的还是专门性的）在科学书籍的出版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教科书和高等学校的参考书，在书籍出版的选题计划里面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中小学教科书几乎是用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出版的。
对于教科书的质量，也赋予了极大的注意。莫洛托夫同志在第一届全苏高等学校工作者会议上，曾强调教科书对高等教育的意义说：“保证供给高等学校以良好的、配得上我们的伟大事业，即社会主义事业的教科书，是当前的重大任务。”（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在第一届全苏高等学校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三八年版）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曾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的特别决定里指示说：必须要编订各科的定本教科书，以便提高教学质量并使教学得以按照新的固定的教授提纲和教学方法来进行。
除了教科书以外，儿童读物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也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在一九三三年，为了很好地来组织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提高它的质量，增加它的数量和种类，而成立了独立的出版机关《儿童书籍出版局》。它把优秀的儿童读物作家、儿童艺术家和儿童教育家都联合了起来。
为儿童出版的传记作品，古典文学和丛书（如《儿童丛书》，《我的初步读物》，《小学生文库》，《我们的祖国》，《学者写给小学生们的东西》等等）的数量增加了起来。
文艺作品在教育人民大众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当资产阶级文学的全部内容只是用在挑动低级的色情和低级的本能的时候，当它只是用在鼓吹厌世思想和种族歧视的时候，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及各兄弟民族文学的革命的与爱好自由的优秀传统的苏联文学，是一贯地在为人民、为人民的利益与愿望而服务。
只有在社会主义胜利了的国家里，才有最先进的与最富思想性的文学。
“从来不曾有过一种文学会像苏联文学那样，把劳动者与被压迫者组织起来，为彻底摧毁一切剥削制度与雇佣奴隶制度的羁轭而斗争。也从来不曾有过一种文学像苏联文学那样，把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生活，把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当做自己作品主题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和任何国家也没有一种文学，会捍卫并坚守所有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平等权利，坚守妇女的平等权利。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没有，也不会有一种文学，能够像我们的文学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彻底地去粉碎所有一切的蒙昧、神秘、僧侣主义和魔鬼主义。”（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日丹诺夫同志在第一届全联盟作家大会上的演说，党书籍出版局一九三四年版，第八页。）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列宁格勒》及《星》两杂志”的决定里面，很清楚地确定了苏联文学的基本特征与目的，里面说道：
“苏联文学，即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它的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它除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以外，没有，也不能有其他的利益。苏联文学的任务，就是帮助国家正确地教育青年，满足他们的要求，把新的一代教育成朝气蓬勃、对自己的事业有信心、不害怕障碍并决心克服一切障碍的人。”（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苏联文学的主题，也像整个苏维埃生活一样，是丰富而多样的。苏联出版机关每年出版的文艺作品种数，占总出版物种类数的百分之十二——十三。除了现代苏联作家的作品以外，俄国古典作品和苏联各民族古典作品，以及外国作家的优秀作品的出版数量也很大。
苏联出版机关业务在思想方面与经济方面的统一性
出版机关要实现自己的业务，必须要有生产的物质基础，即印刷所、纸张及其他器材。
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物质基础都掌握在独占资本手里，掌握在有着印刷企业和造纸工厂的大出版康采恩手里。言论出版机关的全部生产手段都集中在资本巨头的少数集团手里，这一事实使出版物变成独占资本的武器，变成资本家用以保护私有利益和反对人民利益的武器。
在苏维埃国家里，言论与出版的自由为斯大林宪法所确认（第一百二十五条），其保证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为实现此种权利所必要之物质条件，均供劳动者及其团体享用。只有在苏维埃国家里，一切现代印刷技术和其他文化工具才为劳动者的利益而使用。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夺取那些资产阶级文化为欺骗人民保护资本家而创造的一切东西，用以满足工农的政治要求。”（《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版，第一三○页。）
一九一九年，苏联政府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出版事业，使书籍杂志出版物能够广泛地为劳动者服务，而成立了国家出版局。国家出版局的初期活动，主要地是给各部门所属出版机关分配纸张，及审核各个人民委员会和各个团体的出版计划。其后，特别是从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国家出版局按照事先拟定的选题计划展开了自己特有的出版业务。国家出版局及其他出版机关在出版业务方面的这种计划化的基础，逐年加强了起来，并且正像整个苏联国民经济的一般的计划性一样，成了苏联出版事业的显著的特点。
苏联的出版机关，在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首先是执行政治、文化任务的组织。
每个苏联出版机关业务经营的基本要点是，要努力用最低廉的价格供给国家尽可能多的迫切需要的好书。价格低廉一点，在准备供给广大人民阶层的书籍和小册子方面，特别来得重要。在某种情形下，基于政治的和国家的利益上的考虑，书籍和小册子的价格甚而可能定得较生产成本为低，这样做只是为了促进书籍深入广大读者群众。
苏联书籍的思想内容是以人民大众的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养这一目的为指针的。而出版事业的经济方针则是保证出版物的大众化，使广大读者都能购买得起。
由此可见，苏联出版机关业务的思想方面和经济方面是朝向一个目的的：就是使书籍的生产量丰富起来，这种书籍要在思想的、科学的、艺术的质量上符合高度的要求，并且对读者来说，价钱也要便宜。达成这一目的，是国内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之一。
尽管苏联出版机关在出版书籍的质量和数量方面有很大的成功，它们还是应当进一步增加出版那些研究现代各种科学方面问题的书和解决社会政治生活上迫切问题的书。它们必需使自己出版物的主题更加接近苏联的现代性，因为“人民、国家和党都要求文学不要远离开现实，而是要求文学能够积极地深入苏维埃生活的各方面。”（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一九四六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版，第三八页。）
苏联出版机关应当特别注意出版最主要的科学理论问题方面的专门著述。同时要增加人民大众读物的数量。
书籍的思想内容应当提到更高的水平上去，使具有更高的政治尖锐性。
（本文译自马尔库斯著《出版事业的组织与经营原理》一书中的第一章的第一、第二及第五等节。）
刘丕坤、李延栋译
（注一）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家书籍出版局联盟所作《出版工作》报告的决议。见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真理报》。
（注二）目的使命指教科书、学术书、通俗科学读物的区别，读者使命指高等、中等程度的区别。——译注
（注三）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版，第三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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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北京市翻译工作者座谈会
北京市各翻译机构和翻译工作者，在一月三十日举行了一次包括了八十多人的座谈会，就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翻译工作、筹备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座谈会中讨论了制订全国性的翻译计划问题，准备按学科部门和各地区计划并按中央各领导部门的急迫需要，综合编成全国性的较长期（一年、三年或五年）计划，提出全国性的翻译书目。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准备在本年内召开，筹备工作正开始中。
征求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料
出版总署编译局鉴于我国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历时已久，特向全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提出如下问题，希望得到解答：“一、您在何时何地根据何种文字译过什么书？二、您翻译这些书的经验和感想？三、能否将您收藏的各版译本借给我们一用？或告诉我们如何去寻求？四、你认为比较好的译本是哪一些？五、您对今后翻译马列主义书籍的意见。”
两种现代史著作出版
一月份内有两本讨论现代中国史实的书籍出版：一本是华岗著、海燕书店版《五四运动史》（二二○页，定价八六○○元）；另一本是叶蠖生著、开明书店版《现代中国革命史话》（一二二页，定价四四○○元）。前一本书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结合了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世界形势，作了系统的分析。后一本书以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至反美蒋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三十年中的历史做题材，是一部简明、平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从发生到胜利的纪录。
纪录亚洲各国人民斗争与胜利的新书
苏联冶金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方诺夫，在去年曾率领苏联工会代表团访问北朝鲜，适逢美李匪帮发动了侵略战争。他纪录了朝鲜人民在最初两个月英勇与艰苦的反侵略斗争的实况，发表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号苏联出版的《新世界》上。现由张茀龄译出，题名《战时朝鲜扎记》，时代出版社出版（一一○页，基价四元八角）。
《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印，定价一二○○元）是一本小册子，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东南亚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
世界知识社出版、世界知识小丛书的一种《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定价一五○○元），也是一本小册子，概括地报道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成长与发展。
上面三本书都是值得阅读的：它们告诉我们围绕在我们祖国周围的亚洲各国人民力量的巨大增长，以及这些国家已有的和正在展开的新的面貌，这些努力与成就是和我们的努力与成就不可分的。
《金圆帝国主义》的译本
列昂节夫新著《金圆帝国主义》，葛辛译，世界知识社出版。原书名称是《金圆帝国主义在西欧》。本书叙述虽以美国在西欧的扩展为典型，但系统地解剖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力地驳斥了美国资本主义“和平”长成的神话。它从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的日益增长，说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及其必然的溃灭；也具体指出了和平阵营的强大。这是一本可以帮助读者加强对美国认识的好书。（全书四三一页，定价一万五千元）
《世界知识》有进步
《世界知识》二卷五期的内容比以前充实些。本期刊载《漫谈杜勒斯》一文，介绍了这个现正在日本活动的美国战争贩子的生平，和他所著《战争或和平？》一书；这本书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和战争贩子们的凶狠而绝望的情绪，希望有人能作更详细的介绍。该期译载了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的一些评论，表现了帝国主义阵营在目前情势下的扰乱与恐慌。在《梵蒂岗与美帝侵略阴谋》一文中，对于天主教的罗马教廷的反动历史及其现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结，有简明扼要的说明。
《世界知识》是目前国内唯一的评论国际事务的刊物，在这刊物上应该充分增加有研究价值的资料，以帮助读者认识和研究国际事务。该刊按照这个方向进行改进，是值得欢迎的。
三种科学刊物的革新
以报导国内科学界动态和科学工作为任务的刊物《科学通报》月刊，在一九五○年出了八期以后，征求了读者意见，作了改进。读者提醒他们对于综合性的、批判性的、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的科学论文，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研究理论以及科学书刊的评介都做得不够，他们表示诚恳的接受。在一月份出版的二卷一期该刊内容已有显著的改进，且比以前充实，本期中译载的李森科著《论威廉士的农业学说》，费拉托夫著《组织疗法》，海登著《论自然辩证法》都是有价值的论文。《科学工作报导》，《国际科学界介绍》，《科学界动态》各栏均甚丰富。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农业科学通讯》第三年、第一期（一月十五日出版），也作了革新的说明，同时提到“五一年我们的编辑计划，完全是依据读者意见来制定的。”但我们以为对读者意见还是应该善于区别才好。该刊为了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开辟的《讨论园地》一栏是很好的。《经验交流》一栏也很有一些有价值的报道。
《科学普及通讯》月刊，从本年一月起改名为《科学普及工作》，主要对象是科学工作者和一般文教干部。一月号新辟了《人民科学馆讲话》《大家谈》《参考资料》等三栏，这些对它的读者都是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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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之声
读者之声
纸制万国旗应该停止印售
宣教仁先生来信对纸制万国旗的悬挂和印售提出意见，说：“我国向有在公共场所悬挂纸制‘万国旗’的风气，我以为这种风气是不好的。第一，按照过去习惯，纸制万国旗是一种点缀品，悬挂地点多为私人婚庆喜事和娱乐场所，这样对本国和友好国家的国旗是不够尊重的。第二，把我国、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旗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旗挂在一起，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敌友不分的不良影响。第三，纸制万国旗除了作为点缀品外，并没有实际的用处，因为真正国际性的集会，除了悬挂有关国家的较大型的布质国旗，并不用纸制的万国旗。因此，对于这种只有害处而没有实际用处的点缀品，我建议不应再行印售。其次，除了纸质的万国旗外，也有许多文具店印制和出售较大型的各国国旗的，这些国旗的颜色和图案往往不合规定标准，这也是很不妥当的。我以为除了禁止印售纸制万国旗外，对于各国国旗的印制应该经过一定机关予以审定，以昭郑重。”
编者按：我们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同时，据我们知道，关于纸制万国旗，已由出版总署通知各地新闻出版局（处）转告各出版机构及销售商店停止印制和出售。关于各国国旗的印制标准和审定办法，也希望有关行政部门从速规定，予以公布。
《洪秀全》中的一个错误
马学良先生来信，说：“我偶尔翻阅了文德书局出版的一本连环画：《洪秀全》，是对于儿童的一本很有益的小书，但书中四四页还将傜民族写作‘猺民’，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至少是一个疏忽）。我建议文德书局赶快把这本书的这一错误改正，同时希望各出版家也予以注意。”
编者按：马先生的建议值得出版者普遍注意，希望在一切出版物中，不只在内容上，而且在称谓上尊重兄弟民族。
慈禧照片不应当作风景片卖
任俊先生来信：“北京颐和园等地，在销售北京名胜、风景区照片中，竟把‘慈禧太后’的照片，也当做‘名胜’来销售，这是很不妥当的。慈禧太后是腐败昏黯的满清皇朝掌握着实权的顽固派的魁首，是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之一，也是屡次向帝国主义屈膝献媚、割地求和的洋奴之一，并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搜括压榨中国人民血汗的工具。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不会怀念她的。对于这样一个残酷剥削过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们是不应该去让她‘流传芳世’的。希望有关方面注意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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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动态
报纸动态
学会用图片宣传
一月二十七日松江日报发表了被服局第二工厂田玉璞小组（松江全省、哈尔滨全市最著名的马恒昌式的先进生产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并向全省各厂矿挑战的公开信，和社论《学习田玉璞小组的榜样，向马恒昌小组展开应战》。
松江日报的这一报道用了第四版五分之四的篇幅，刊载了标题为《田玉璞领导小组的经验》的照片十一幅，这十一幅照片系统地介绍了田玉璞小组的几个主要经验，使这些经验直接地、形象地显现在报纸上面。这样的图片会使宣传更生动，经过宣传员的利用，就可以使这种宣传真正深入到一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群众中去。
图片是有力的宣传武器，在报纸上用画刊、连环画、插图等各种办法刊载图片，可以大大地增加宣传的效果。但是，我们有些甚至居于领导地位的报纸却还不善于用图片作宣传。松江日报在这方面的改进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不过，由于制版条件的低劣，使松江日报的这些图片因网纹粗大而减低了它的价值，报纸在用图片作宣传同时，还应该注意改进当地的制版技术。这是可能的，如果报纸时常需要制版，这就会成为改进制版技术的一种推动力。
严厉批评袒护地主的干部
浙江省农民协会委员会为了华东空军预科总队司令部秘书葛风袒护亲属中的不法地主，在一月十一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了给该司令部的公开信，浙江日报并于同日发表了题为《袒护包庇地主者应受法纪的制裁》的社论；十三日华东空军预科总队司令部作了公开的答复，将葛风扣押，准备给以严格处分，并公布处分结果。这个事件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发表他们的意见，有的读报组写来了他们的讨论结果，浙江日报已发表了一些这样的稿件。因此，这一次突出的公开的批评检举，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的作用。
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中，通过这样的事例，对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立场的教育是有益的。
《中国的世界第一》不可夸大
上海大公报的《中国的世界第一》专栏中，发表了一些有兴味同时又可以帮助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短文，已见于这一栏中的大部分材料是好的，但却有几处是不完全实事求是而近乎夸大的。
例如，指南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无可怀疑的，但因而说如果我们没有发明指南针就没有航海术，就不会发现美洲……，这就是逻辑上的浮夸了。再如孙子兵书是世界最老的兵学著作，我们值得加以重视，但如说它至今还是世界最高的兵学著作那便是不合乎事实的。孙武的兵学思想无论如何不可能赶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论战争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的水平。
应该作爱国主义的宣传，应该使人民知道祖国在许多方面确是伟大而可爱的，是“世界第一”的，以建立起正当的民族自傲心；但应该注意，必须实事求是而避免浮夸，这就是爱国主义的宣传不流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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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五年计划时期苏联经济的新高涨》
苏·顾雷维奇、巴梯古尔合著 张廷铮等译 三十二开本 一二四页基价六元二角 天下出版社一九五○年十月初版
《战后五年计划时期苏联经济的新高涨》系统地报道了苏联战后五年计划的建设情形：横的方面，包括了苏联战后的工业、运输、农业、人民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各面；纵的方面，贯串了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战后新五年计划的发展。就叙述方面看，还随时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照，拿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在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是梦想、不可能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却着着实现。人类的奇迹，凭了社会主义创造性的努力，在不断的出现。早在列宁提出全国电气化计划的时候，英国的著名作家威尔士就称列宁是梦想家了。但十五年后，电气化不仅实现了，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所以后来斯大林告诉威尔士：“如果你们不从资本家的手中解放你们自己，如果你们不废除生产手段私有制的原则，你们是不能创造一种计划经济的”。这就是一切奇迹的秘密所在。
二次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强盗所加于苏联的破坏，是十分沉重的。德国的强盗在破坏时甚至向希特勒保证：“对于我们所作的破坏，俄国需要二十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这不仅是法西斯德国强盗的愿望，也是一切战争贩子所同具的愿望。但事实怎样？在一九四七年第四季，工业生产的每季平均水准，已经达到了战前一九四○年的水准。一九四八年，整个工业的生产总量已经超过一九四○年水准的百分之十八。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都曾对新五年计划的实现可能性，不断表示怀疑。而事实是不但实现了，并且提前实现了。
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不传之秘，没有独占出现奇迹方法的狭隘思想。本书对经济不断高涨的原因与方法，随处都有很详尽的说明，并且举出了典型的事实。譬如说“高度生产工作组”怎样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工人是用什么方法在党的支持与鼓励下发挥了创造性的智慧，用什么方法减低了成本、提高了品质。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实在有不少可以汲取的养分。（黄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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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苏联贸易的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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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消费合作社》 克里莫夫著 刘群译 三十二开本 四○页基价一元三角 新华书店一九五○年十二月初版
《苏联的贸易》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苏联贸易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并说明社会主义贸易的优越性。从苏维埃贸易产生之日起，它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新的性质和新的内容。苏维埃贸易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由于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管理计划化，苏维埃贸易也是具有计划性的。苏联的商业贸易，就是为了极力减轻商品成本，极力减少商业费用，加速商品的流通过程，以满足广大社会日渐增加的商品消费的。立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苏联商业，当然不会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没有产品滞销的威胁，商品生产不是为追求利润，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除上述之外，本书对于苏维埃贸易的形式，诸如国营贸易、合作社贸易和集体农场贸易，也作了简明的介绍。
《苏联的对外贸易》是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一节，很明确地说明了苏联各历史阶段的对外贸易的特征和所起的作用。苏联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而苏联的对外贸易必然地要由国家来统一经营。苏联对外贸易的这一特色，使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发挥重大的作用。它不是为追求利润盲目进行，而是服务于当前国民经济的需要，依据全国经济计划来决定的，因而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的经济任务上，也就有着不同的对外贸易方针。苏联贸易政策，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是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革命的互助，以及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苏联的消费合作社》这本小册子，简明地介绍了苏联合作社的性质和它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中的发展及其作用。列宁曾说明：“消费合作社，就是工人和农民为取得并分配他们所必需的物品而成立的一种组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费合作社，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脆弱的合作组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丝毫不能抵抗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进攻。本书指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合作社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组织了城市和乡村间的商品结合，从而巩固了工农的联盟。同时消费合作社也是教育农民的一所学校，农民可以从此学习到城市和工业的文明，和集体经营的方法。总之苏联消费合作社，用种种的办法来满足城市、乡村劳动人民的需要，并且促进了社会主义蓬勃的繁荣。（丁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