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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须沟》写作经过
老舍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错，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鬚的了解了龙须沟。
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看吧！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苦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其实，不是水，而是稠嘟嘟的泥浆。）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的为人民除秽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
可是，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假若我随便编造一个故事，并不与臭沟密切结合，便是只图剧情热闹，而很容易忘掉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我不能那么办，我必须写那条沟。想来想去，我决定了：第一：这须是一本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第二：它不一定有个故事，写一些印象就行。依着这些决定，我去思索：假如我能写出几个人物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我不就可以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语言与动作不必是一个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好！我开始想人物。戏既小，人物就不要多。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沿儿。几位老幼男女住在这个杂院里，一些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沿上的一块小碑，说明臭沟的罪恶。是的，他们必定另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是不能都管到。我的眼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这样，我就能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颂。至于其中缺乏故事性，和缺乏对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写，就没法兼顾了。
这本戏很难写。多亏了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者与工作者给了我许多鼓励与帮助，才能写成。他们要去初稿，并决定试排。我和他们又讨论了多次，把初稿加以补充与修改。在排演期间，演员们不断地到龙须沟——那里奇臭——去体验生活。剧院敢冒险的采用这不像戏的戏，和演员们的不避暑热，不怕脏臭，大概也都为了：有这样的好政府而我们吝于歌颂，就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焦菊隐先生抱着病来担任导演，并且代作者一字一句的推敲剧本，提供改善的意见，极当感激。假若这本戏，在演出时，能够有相当好的效果，那一定是由于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的工作认真与努力，和焦先生的点石成金的导演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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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龙须沟》
李伯钊
我记得在讨论一九五○年北京都市建设计划时，中共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这样指示：首都市政建设，应该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东西城一带，历来为市政建设注意中心，而群众居住甚多，常来常往的地方，过去反动政府倒是从来不放在眼里。因而我们人民的市政建设计划，首先要替生产替劳动人民着想，明显地区别于反动政权的都市建设方针。让我们首先消灭掉北京历来统治阶级从来不去，从来不管的肮脏臭沟——龙须沟。这个提示，标志了人民政府首都都市建设的出发点和基本内容。
作家老舍先生抓住了这个主题，深刻地刻画了龙须沟的一群穷苦勤劳的老百姓，描写他们怎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自己人民政府的过程。这个作品是人情和理智的高度结合，所以感动人也深。北京已经解放了两周年，对于少有机会去了解和熟悉北京顶穷苦的一群劳动人民的人，老舍先生的戏是一本好课本。
看彩排的时候，我仿佛不是在看戏、看表演，而是置身剧中，与剧中人同患难共欢乐。除了剧本的成功以外，这也是焦菊隐先生现实主义导演方法的成功。
韩冰、叶子、于是之及其他演员同志，花了不少时间生活在龙须沟。他们的表演，在话剧演剧艺术上的成就，和全部从事舞台艺术部门工作的人员有创造性地完成了《龙须沟》的演出工作。这也是值得戏剧工作者学习的。
全剧小的缺陷比起成功方面来是小事，但我们应该精益求精。在现有基础上，把剧作中，表演中的小疵去掉，特别是对读词的功夫下更大的苦心，那么可以料定得到更大的成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愿意拿反映首都建设的《龙须沟》——精制的礼物，慰劳一年来辛苦勤劳，负责首都党政领导工作的干部和从事市政建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且帮助首都人民，认识人民的首都是如何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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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文艺创作中的几种倾向
阮章竞
一年来，我断断续续地读过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的文艺刊物和一些别的文艺作品，约五百余篇，将近二百万言。这些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华北人民由战争胜利、土地改革结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新的社会生活面貌。我们的文艺园地上出现了很多有希望的、有才能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年青作者。
新的主题，已在许多较好的作品中出现。反映工人生活比较突出的有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的剧本《不是蝉》，山西陈志铭的小说《一件意外的事情》（《山西文艺》创刊号），张培洪的小说《团结就是力量》（《山西文艺》一卷二期）。反映华北农村新的生活的有谷峪的小说《新事新办》（《河北文艺》五期），李束为的短篇小说《春秋图》（《山西文艺》创刊号），李方立、王云波的小说《余粮》（《平原》一卷六期），平原林县五十二岁的老农民板人秦易的短诗（《平原》二卷四期）等。这些主题，已不是只停留于反映过去的痛苦，而是着重地描写今天如何愉快地建设幸福的祖国。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新的青年作者写的，有的虽然写得并不完美，但应该承认，这些作品都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
从总的情况来说，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还不够多。我们在创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人民在要求我们改变这种状况。
所谓“化装宣传”与“不解渴”
我们的某些作品，还不善于从人民的真实生活中，去阐明党与国家的政策，而是借某几个人物的外形，概念地去讲解政策。有些戏剧或时事政治诗，政治名词术语太多，很少表现人民的真实情绪和语言，缺乏深刻的说服力，因之群众评它为“化装宣传”，感到“不解渴”。
我们国家的政策是符合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现实生活面前摆着很多问题，群众要求我们正确地解答，只要深入现实生活，深知群众的内在要求，以政策思想指导群众行动，群众是会接受的，而不致感到是在“化装宣传”。可惜我们有些作品，表现作者是不熟悉生活，不熟知人民的思想和要求的。不但如此，作者有时也并不了解政策，如有些作品笼统地反对一切剥削。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土改完成，社会生活安定，人民热烈地要求生产发家，要求提高技术，要求在新的生产条件下组织起来。这是广大群众的内在要求，群众要求领导，要求正确的回答。但我们的许多作者不会正确地观察新鲜事物，不会深刻地了解群众真实要求，还在写《农民苦》之类的作品。难怪农民说：“老是诉苦倒苦水，谁过去没有段苦？”觉得腻了。有几篇写组织劳动力的作品，仍停留在多少年前克服劳力畜力不足的原始状况，不知道今天的劳动力的组织已有了更丰富的新内容，如要求改良技术，运用新农具，科学方法除害虫，发展生产等，因而引不起群众的兴趣。
不可否认，我们有的作品对群众所迫切关心的新问题，仍未给以足够的注意。人民渴望更多的有一定高度水平、创作态度严肃、充满现实战斗意义的作品出现。人民不满意当现实斗争逼得无法，我们才出来“应景”一番，潦潦草草，马马虎虎地凑上个《保卫和平》、《生产发家》、《生产自救》。“补补空白”，“有比无好”的创作态度必须克服。当然，描写过去的伟大斗争场面，而对更好的将来指出远景的作品，特别是描写革命战争的作品，还是十分需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关起门来创作，应当经常和生活保持密切的接触。然而我们有几篇这类的作品，也写得很草率，革命人民的战斗气息和群众语言都不够饱满。这也说明我们过去和生活联系是不密切的。今天如果再脱离现实斗争，将来也不能了解今天。脱离现实，是不能理解历史的。
“锄地、抡铁锤”、“小家庭”
老区的农民看罢我们的戏后说：“看见的净是锄地，有什么意思？”工厂的工人听罢歌咏晚会说：“在车间成天机器轰隆隆响，看戏听唱歌也是机器轰隆隆响，唉！”我以为，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批评。很多写生产的作品，只是写生产过程和数目字，像篇成绩报告书，不能发掘到生活思想的真实活动，是一般的缺点。写农村的不应该只是开生产会，订计划，开荒锄地；写工人的不应该只是机器房，抡铁锤。艺术作品不是外形摄影，而是描写人的生活，写人对事物的思想和态度。作品没有思想批判，思想性就低，教育意义就少，不能感动读者（观众）；作品没有艺术加工，只是生活外形的记录，不能使人喜欢看。文艺作品，是不能命令人硬着头皮看完的，应该是使人不能不看才好。
写人民新的愉快生活，非常必要。但各地的作品，太多地出现《小俩口订计划》，《夫妻竞赛》、《夫妻顶嘴》等等。绝大多数在作品中插上个笑话，闹个玩儿，逗个乐儿，最后是转嗔为喜，歌唱几句感谢领袖、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算心满意足了。把如此广阔的新社会生活，锁在一个小生产者的小家庭里，这也是作品缺乏思想性的表现之一。新的家庭幸福生活，应该写，但作家的任务，还应当引导群众走向更高有美好前途的理想生活上去，需要以先进的阶级思想教育农民。而这些作品的思想，恰和目前某些农村革命队伍中的落后分子的思想“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同出一辙。“天下太平，无命可革了”，满足于狭小的天伦之乐，忘记了祖国交给我们全体人民的伟大任务。缺乏积极的战斗意志，这便只能引导人们“退坡”，而不能鼓舞人们前进。
“人民经过长期战争的紧张生活，现在应该给人民以愉快”，今年在创作问题讨论中，常听到这句话。如果以此去提高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克服形式主义，老一套，就是积极的；如果错用它去追求纯粹个人的享乐和庸俗的滑稽，那就是消极的。新现实主义应该是充满新鲜愉快的风趣，充满天真的笑容，对生活充满无限的乐观。前进的诙谐，是从活生生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和矫揉造作的庸俗噱头有原则的区别。
我国人民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应该描写这些高尚的美德。华北的劳动人民，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中，像神话上的巨人似地，尽了伟大的贡献。我们要写他们，写我们人民祖国的新人，因此我们是不许可把他们写脏的！但还有少数作品，还未注意到这一点。常常为了逗个乐，结果把健康主题弄脏了。如有一篇写农村新生活的诗作，写得很好，但最后写道：“老俩口越谈越高兴，老头觉得身上有点刺痒。急忙脱下大棉袄，开言叫声孩子他娘，我拿拿虱子你替我挠挠后脊梁。”这就是不适当的。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应该帮助新的作者工作，帮他们改改，或提出意见，就会减少这些过失。关于妇女的“小脚”，这个已经死去的黑暗时代加在我们一些姊妹身上的创伤，早已脱痂了。但有几篇作品还在提它。有一篇是着重地写在一个英雄身上。有一篇作品，写得很好，但作者为刻划主人公的保守思想，在他的头上出现一小根辫子。这些都是错误的。
“老一套”与“僵化的形式”
翻开近五年到今年的文艺书刊报章，看见不少的什么《拜年》、《四女（或十女）夸夫》、《识字牌》、《二流子转变》、《劝懒汉》、《光荣花》等等区别不大的作品。还有歌颂新英雄，最后必定是受奖大会戴红花，听了开台锣鼓，就知道将是如何煞尾收科。赞美新时代的诗歌中，过多的是《红花》、《太阳》、《红旗》、《胜利》、《前进》、《万岁》、《锣儿鼓儿》、《加油，努力》、《唉噢咳嗬》等等。人民的大时代在突飞猛进，人民的斗争生活广阔无边，人民的语言丰富美丽，但我们在作品上表现的情绪和词汇，太单调狭小了。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应该写，“红旗”“万岁”等字不可以用，而是应该根据人民的生活感情，写在必要的时候。
许多说唱词上，开头一定是段《西江月》，或“弦子一拉嗡嗡响，老乡同志们坐两旁”，“撇开闲言书归正，打起鼓板开正封”，接着从东到西，从天到地，古今中外，“不说这”“不表那”的一大套提纲引子，枉费周章，半天才书归正传。每篇不知多少“听心间”、“把话明”、“表其详”、“为那桩”、“地溜平”、“明理端”；还有类似“暗愁惨”、“院当阳”等衰老腐朽的奇言怪调。把新鲜活泼的生活内容，埋在一座古坟里去，这是很可惜的。有的过于迁就旧形式，不加批判地套用陈旧的词句，把工厂的女工模范，写成“两道眉弯秋月样”，“唇如丹朱牙赛玉”，还有的写“走路像杨柳遇见了风”等等，把新的劳动妇女，装进古画框子里去作病态美人来欣赏。写我们的战士是：头戴一顶什么帽，什么皮鞋脚上登，身上穿着什么装，牛皮战带系腰中等等，几乎是神奇小说里的二十八宿。把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英雄这样来写是不恰当的。要学习人民的传统形式，要尊贵民族遗产，但应以新的生活思想语言去创造，突破它，扔掉已经僵死的部分，把它变为充满朝气的，战斗的青春的形式。
任何一件工作，不用脑子是做不好的。创作是需要艰苦地用脑子，是需要艰苦地去熟悉生活。技巧是从生活中提炼加工来的，用现成的形式去套，摹仿，是方便，但是低级的。文艺作品是要创作，不是要摹仿，开头创作得不好，幼稚点，不要怕，每个人的成长都有个幼稚时期。可怕的是千篇一律，没有进步。
我们都是在学习写作，发生上述的缺点并不奇怪，只要我们知道了，就能克服。人民在热烈期待能“解渴”的好作品产生。人民需要我们工作，党和政府都在关心帮助我们，我们的工作需要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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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文艺》是怎样开展通讯员工作的？
王黎拓
编者按：《长江文艺》开展通讯员工作的经验很好，希望全国各文艺刊物编辑部门都能够注意研究采用。
《长江文艺》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创刊起，现在已经出满了三卷。自二卷一期改版后，为了进一步加强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联系，交流各地文艺活动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工农兵及其干部中培养出一批新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开展了组织“长江文艺通讯员”的工作，吸收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和广大业余文艺工作者、文艺青年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十个月来，发展“长江文艺通讯员”的号召，获得了各地热烈的响应。
在遍及中南区六省二市，我们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了八百三十二个“长江文艺通讯员”，其中包括工厂的工人、职员一二二人；农村的翻身农民、区乡干部、民间艺人、乡村知识分子一一○人；部队的战士、连队干部、宣教工作者一七六人；机关团体的职员、干部一七三人；各地方系统的文工团团员一一四人；学校的教员、学生一○七人；其他各阶层三○人。在十个月中，我们收到他们的来稿与信件八千多篇。这些稿件除了创作外，还有对当地文艺活动情况的报导，经验的介绍和对文艺工作与文艺作品的批评、建议，以及通讯员在学习文艺工作和创作上的问题。
从二卷一期至三卷六期，我们发表的一百三十多篇创作中，“长江文艺通讯员”的作品占九十多篇。至于《笔谈会》、《中南民间艺术研究》、《文艺通讯》、《作者与读者》、《读者中来》栏发表的通讯员的文章数量就更多。
用各种方法来启发、诱导、巩固通讯员的学习文艺的兴趣，提高他们的文艺修养，是我们编辑部的一个长期不变更的中心工作。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执行的。在十个月当中，我们对通讯员进行了下面的一些工作：
（一）我们的整个编辑部的组织，是服从于发展“长江文艺通讯员”工作的需要而建立的。在整个长江文艺编辑部的工作中，我们以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通讯员工作上。我们编辑总共有十四个工作人员，其中就有十二个人参加通讯员工作，内中又有九人专作通讯员工作。不管通讯员有稿无稿，每月至少主动保持和通讯员联系一次。对每一个讯通员进行着有系统有步骤的帮助和培养，分期对每一个通讯员的作品进行评结。
（二）负责处理通讯员寄给我们的稿件。首先，在刊物上尽量发表通讯员的作品；对一些时间性较强，不适合于《长江文艺》发表的，便介绍到其他报刊上发表。我们与全区各种报纸，各省的地方文艺刊物，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文艺刊物大都建立了互相交换稿件的关系，常介绍推荐一些适合于那些报纸刊物性质的通讯员的作品给他们；对于通讯员寄来的较长的作品，如具备较高的水平，便介绍到书店出版。截至目前，通讯员作品出版的计有：曹桂梅的诗集《曹桂梅小传》，《槐底乡变迁》，《回忆石家庄》；陈牧的诗集《红灯》；乔林的歌剧《夺红旗》；沈沙的小说集《火炼过的英雄》；李文元的诗集《鬼计》等。最近，我们决定单独编印一套《中南群众文艺丛书》，专门编选通讯员及工农兵群众的作品。
来稿水平过低，我们就提意见退回。我们要求每一个编辑，同样以严肃、热情、耐心的态度来给通讯员写退稿信。我们的口号是：“给通讯员写退稿信，就要像给自己爱人写信一样！”让通讯员从每一封编辑部的来信里，都能得到一些热情的鼓励和诚恳而又有详尽的批评，从每一封编辑部的来信里都能发现他在写作上继续努力的方向。回信要抓住中心，避免空洞和乱扣帽子。每封信至少要给通讯员解决一个主要问题。
（三）为了在通讯员中加强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教育，每隔两个多月我们便编印一种《长江文艺通讯员》的对内的不定期刊。现在已经出版了三期，按期赠发给通讯员，通过它对通讯员介绍一些典型的写作经验，具体帮助通讯员写作与研究文艺理论，逐步提高通讯员的艺术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这对通讯员交流文艺学习的经验，巩固通讯员的组织与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为了多方面满足通讯员在文艺学习上的要求，我们在长江文艺上特辟了《文艺问答》栏，专门解答通讯员在创作上或文艺理论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告诉通讯员一些简单的文艺知识，这是通讯员最喜欢的一栏。另有《编通往来》（编者按：这个栏名太费解，文艺刊物应当纠正这种滥用省略的坏习气），刊载通讯员对刊物的要求和意见，吸收通讯员参加编辑工作，除此也发表编辑部对通讯员来稿中所存在的普遍性的缺点的分析与指正。《读者中来》是供给通讯员反映群众对文艺工作与文艺作品的批评与建议的“窗户”。另外，我们设有《习作》，专门发表通讯员来稿中有一定内容，但加工较少的作品。如其他《写作漫谈》《习作意见》都是具体为通讯员服务的，前者告诉通讯员一些写作的基本知识或经验，后者是对通讯员作品的分析与评介。《作者与读者》是通讯员与专业作家在一起自由交换意见的园地，通讯员常在这里要求他所敬爱的作家回答：“最近干些什么？”“为什么没有写出新作品？”如《长江文艺》三卷二期就发表了《丽尼给本刊通讯员王爱仁的信》。也有通讯员在这里请他最爱读的一篇作品的原作者，告诉他怎样写出这篇成功和出色作品的写作经验，如三卷三期西虹同志回答通讯员陈薇，“关于《家》的写作”。通讯员鲁庚——一个汽车工人，要我们转一封信给诗人李季，他这样写着：“这封信你接到手里会感觉得陌生吗？不要着急，我俩并不陌生。自从那天读过你的《王贵与李香香》后，就在我的幻想中出现一个健康、勇敢的人，拿着一只似枪的笔，写作革命的文章。这幻想不知对不对？而你呢？绝对不会晓得有个十七八岁的爱好文学，热心工作的汽车工人，在爱着你，祝福你，很想和您握次手！”在这里也有通讯员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如三卷四期，王洪延的《关于木船记》的意见和《木船记》的作者田涛同志的自我检讨。在这里充满着通讯员对作家们的热情督促和爱戴，这是通讯员与作家心声交流的一个桥梁。
（五）为了更有效地帮助通讯员，我们把编辑工作扩大到中南区所有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中去。我们经常吸收和组织六十多个有成就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为通讯员服务，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顾问会”，解答通讯员所提出的创作上和文艺学习上的疑难问题，为通讯员修改稿件，写习作意见，或者介绍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与自己的创作经验。
（六）举行文艺讲座，选择通讯员最迫切须要解决的在思想上和创作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聘请专业讲解。这样作的效果很好。我们经常召集通讯员积极分子座谈会，交换在学习文艺中的经验和讨论一些问题，更多的是经常请一些通讯员来编辑部交谈。此外我们也举行文艺晚会，吸收通讯员参加文艺界所举行的各种文艺活动如鲁迅纪念会，文艺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等，通过这些活动来启发和引导通讯员学习文艺的志趣，巩固通讯员的组织，收效也很好。
由于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和通讯员是从情感上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友谊，这种友谊就是巩固“长江文艺通讯员”工作的一个稳固的基础。通讯员是把编辑部的人员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常把自己除了写作以外关于思想上，生活上的问题和事情告诉我们。管理各省通讯员的编辑人员，经常互相以把自己所熟悉的通讯员的各种情况能尽量告诉其他编辑人员认为是自己最愉快的事情。我们常常接到通讯员来信，指出我们文艺运动中的缺点，某些地方的应该建立文艺组织还没有建立，有些我们出版的文艺书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有些演出的戏剧节目不恰当，对反映群众现实的斗争与翻身生活表现得不正确。这些来自群众中活生生的批评与监督，是中南区整个新的文艺运动向前发展的有力鞭策。
从八百多个长江文艺通讯员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忙》，《曹桂梅自学记》，《木工》，《文化司令就是咱》，《鬼计》，《土地还家》，《反封建把头》等。这些作品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内容与形式都非常生动，丰富，活泼，主题新鲜，意境深刻，充满着健康豪壮的情感，有很鲜明的民族气派。作者大都是工人，农民，战士。他们的聪明才智，长期被禁锢了，直到现在的人民时代才开始得到了发展。
抗美援朝运动一开始，编辑部的来信和来稿数字就增加了几倍。编辑部为了满足广大通讯员的爱国热情，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组织“长江文艺通讯员”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运动，曾先后按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情况，召开了三次武汉市通讯员座谈会。有许多“长江文艺通讯员”，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今天在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持枪战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组织“长江文艺通讯员”的工作，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所得到的这一点经验还很肤浅，零碎。至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经验加以很好的研究。这里所谈的只是我们十个月来摸索过程的概述。希望能得到多方面的，指导帮助我们继续扩大这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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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国内文艺动态
上海木刻研究会于一月二十一日召开座谈会，讨论《木刻杂志》发刊问题。该杂志将于三月末发刊第一期，现已开始征稿。
我国木刻艺术在二十年来已有重大的成就，但近年的发展却比较慢，并且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希望木刻杂志的发刊能对这种现象加以改善。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政治部都编印了各种文艺专集、文艺刊物，有的还大量出版了通俗读物、战士读物、部队文艺丛书等。这对于中国人民文艺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例如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编印的丛书收有刘白羽等的小说集《无敌三勇士》、白华的剧本《杨勇立功》，华山等的通讯报告集《英雄的十月》和萧向荣等的文艺论文《论部队文艺运动》等，现已出版八册。它所出版的战士生活丛书，包括西虹的《家》、陆荧的《唐二虎》、李啸仓的《大泽乡起义》等十多册。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出版的部队文艺丛书，有寒风的《党和生命》、曾克的《突击》等，现已出版十八册。它所出版的人民战士小丛书也已出版了四本。此外，华北军区也编印了刘白羽等的《火光在前》等部队文艺读物丛书多册。
《长江文艺》月刊在三卷四期中组织了对曹桂梅作品的笔谈。曹桂梅同志是工人出身的警卫员，曾写了《曹桂梅小传》、《回忆石家庄》、《槐底乡变迁》三本诗集，出版后，引起读者很大的注意。这三篇长诗，都是描写他自身经历过的生活，内容真实、朴素，表现了作者对革命的巨大热情。在笔谈中，有四位同志针对他的作品提出了意见，并指出了他在创作上的优缺点，和应当采取的努力方向。这样的对工人写作者的帮助和鼓励，值得提倡。
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东北画报第三十一期，是一个中国人民援助朝鲜解放战争的专号。这一个专号对于朝鲜的“美丽的山河，劳动的人民”，对于美国侵略军的万恶罪行，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和朝鲜军民的亲密团结以及英勇的胜利的作战，对于被俘虏的美军，对于东北人民热烈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形，都搜集了许多动人的照片。这是登载同一类图片的画刊中最好的一册，值得改编为画册在全国大量发行，并且介绍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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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文艺动态
国外文艺动态
一九五○年波兰的全国性的文艺奖金的获得者一共有十五位。
获得一等奖的是瓦拉吉斯拉夫·勃洛涅夫斯基的诗，还有李昂·克罗奇可夫斯基的剧本《德国人》以及米雅奇斯拉夫·雅斯特路的亚丹·米茨凯维奇的传记。
瓦拉吉斯拉夫·勃洛涅夫斯基属于老一代的波兰诗人，去年庆祝了他从事文学事业的二十五周年纪念。
当诗人玛雅柯夫斯基在一九二七年访问华沙时，他特别指出勃洛涅夫斯基是当代波兰诗人中最进步的一个。勃洛涅夫斯基在进步群众中，尤其是工人阶级中得到了广大的读者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了那些压制自由思想的统治者的迫害。他曾经被捕坐牢，他的作品被没收，禁止印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诗人用他的笔热烈歌颂了波兰人民的新生活以及他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前途。这些作品是《巴尼雅托夫斯基桥》、《五月之歌》、《我向十月革命致敬》等。
勃洛涅夫斯基自己强烈地感受了玛雅柯夫斯基的作品有益的影响，同时他也影响了波兰近代诗歌的发展。
李昂·克罗奇可夫斯基也是属于老一代的作家。他的得奖剧本《德国人》是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并强调波兰人民和新民主的德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米雅奇斯拉夫·雅斯特路是现代波兰诗歌最好的代表者之一。他的《亚丹·米茨凯维奇》首先是一本诗人写的关于波兰伟大诗人的书。他重新塑造了这位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的，拥护各民族平等友爱的，作为反抗暴政的战士的诗人的真正的形象。
新波兰文学的进步也可以在其他得奖的作品中找到痕迹。其中之一是维克多·伏罗希里斯基，他以关于斯维尔契夫斯基将军的诗得三等奖。诗人克雷希托夫·格罗希尼斯基也因他描写今日波兰工业生活的剧本《好好先生》而得第三奖。格罗希尼斯基区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惊惕性和《好好先生》的无原则的宽大的善心，他们的优柔寡断给阶级敌人造成了机会。
李昂·派姆斯基因关于恩列克·卡明斯基的传记体小说而得第二奖。恩列克·卡明斯基是上世纪的一位波兰革命者。
其他奖金颁发给写作关于波兰人民为组织社会主义生活，建立新文化新思想而进行斗争的作品的作家们。这些书大多数是青年作家的试笔，但是他们却能比他们那些还没有完全摆脱战前颓废的波兰文学影响的年长同行们更好地处理这些新的题材。
获得一九五○年国家奖金的作品表现战后的波兰文学已经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已经确定地以人民的生活为自己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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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反对不正确的文艺批评编辑同志：
我读了文艺报第三十一期老舍先生的“谈方珍珠剧本”一文，受到很大的感动。
老舍先生的这个剧本，基本上是一个优秀的作品，但是也有显然的缺点。这个缺点是不正确的文艺批评所造成的。
老舍先生的文章说，他写这个剧本的原来的计划，是全剧共写四幕，前三幕写在旧社会被蹂躏得毫无出路的艺人方珍珠和她周围的一群人，后一幕写她在解放后的狂喜，“教她见到光明，成为典型的人物”。结果因为“友人们嘱告”，改变了计划，在第三幕以后突然提出许多艺人们所遇到的新问题，包括钟惦棐同志所指摘过的到农村去的问题。原定的第四幕勉强拉成了两幕。“于是，前后不一致，至全剧闭幕时，没有一个总的，自然的，有力的效果，使观众失望”。
老舍先生既然选定了一个正确的主题，又充满了政治的和艺术的热情，又充分熟悉这个戏剧中的人物和环境，又有表现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充分戏剧才能，但是结果却没有能够充分地如愿以偿，在作品中留下了作者自己所公正地指出的两个重要缺点。这一切是为什么发生的呢？怎样补救呢？教训在那里呢？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当放过。
上一期的“人民文艺”，重新发表了俄国共产党中央一九二五年关于文艺政策的决议，这对于我们发展正确的文艺批评是有益处的。但是在事实上，仅仅发表无论多少决议，是不会自动地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些决议来检查和改善我们自己的工作。这个决议说：
“对于无产阶级作家，党应当采取这样的立场：以一切方法帮助他们的成长，并用各种办法支持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同时还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的出现。正因为把他们看作苏维埃文学将来的思想领导者，所以党应当以一切方法与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艺专门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
“共产主义批评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这种批评只有以自己思想的优越性为依靠的时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从自己中间驱除狂妄的、半通的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给自己提出‘学习’这个口号，并且应当打击自己中间的一切废话和胡说。”
“党应当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的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的尝试。”这些方针，对于我们今天是多么亲切啊！我们也需要同样的方针。那么，用这个观点来看看“方珍珠”剧本的故事吧。在老舍先生的友人们中间，是不是也有这里所提的摆共产党员架子的人们呢？他们是不是应当由于这个文件的提醒而进行一种检讨呢？我以为，只有出现了这种检讨，才能证明发表这类文件是有反响的，有意义的。
而且，甚至单从责任上说（主要点当然不在研究责任），我也以为，老舍先生既已写出了他的自我检讨，那么，曾经热心地劝告老舍先生改变创作计划，认为作家不可以根据合理的想象创造典型人物，认为一个剧本必须提出和解决与主题无关的问题，认为一个作品的政治性必须与尾巴的长短成比例的批评者们，也就应当来答复他的问题：究竟是谁的意见错了，和为什么错了。
我相信，讨论这样的有广泛代表性的问题，一定会帮助建立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正确的文艺批评。
一读者
第5版()
专栏：读者来信
年画和广播歌曲要有说明编辑同志：
对于新年画的绘制者和出版者，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每一幅年画下面加上必要的文字说明。现在年画的下面或上面，只标着几个字，常常不能使人领会画的全部内容。描写甲地群众生活的画，乙地群众不一定能看懂。描写这部分群众生活的画，另一部分群众也不一定能看懂。例如题着“毛主席来了”的一幅画，就应该简单地说明这是一九五○年一月毛主席同周总理从苏联回来在东北一个车站参观受到工人们欢迎的情形。又如题为“少数民族向毛主席献礼”的一幅，应该写明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事，献礼的是些什么民族的什么人，和毛主席在一起受礼的又是些什么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有一幅署名黄均的画，连题目也没有，只在画里的标语上写着“向毛泽东号看齐”，“我们要争取劳模发明新计划”（这句话文理欠通）。这样一幅画，在农村中怕很难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相信好的绘画本不应该依赖“题词”而存在，但一来年画和有些故事画宣传画讽刺画似乎又当别论，二来这种说明也与旧时中国画的题词的作用不同，它并不妨害绘画的独立性，而只是对于具有独立地位的绘画的一种外加的通俗解说。没有这种解说，群众就不容易完全领会画的意思，画的通俗教育作用也就大受损失了。因此我建议在每幅年画上要有简单的说明。
此外，我还建议广播电台广播歌曲时，为了使听众听懂歌词，在广播之前把词念一遍。理由和上面关于年画所说的差不多。懂得了歌词，听起来才有意思，而且才便于歌曲的普及。广播戏曲时除了念词，还可以简单地说明情节。当然听众最熟悉的和字音最明了的歌词无须费这道手续，但是我想在多数的情形下这是需要的。
王化东
编者按：从本期起，我们决定在本刊添设读者来信一栏，发表读者对于当前文艺工作的各种批评、建议和询问。这些来信，或者由本刊答复，或者由本刊请专人答复。
本期所发表的一读者的来信，向文艺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反对文艺批评中的自然主义（反理想主义）倾向，从概念出发和不承认艺术品的完整性的公式主义倾向。这种不正确的批评往往借口政治理由而破坏了作品的政治力量。我们希望这个尖锐的指摘能够引起广泛的讨论和确实的结果。
王化东同志的来信，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分别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