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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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北京市五区区委建立宣传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中共北京五区区委会
在开始进行建立宣传网工作时,北京市五区有的党员与团员,表现出对中央建立宣传网的决定的认识还很差,如说:既然党员都作宣传工作,为什么还要建立宣传员呢?以前按各系统作宣传工作,不是也很好吗?!建立宣传网很好,但影响了工作和学习怎样办?由于认识不足,因此在建立宣传网过程中有的支部发生了一些问题。
在挑选宣传员中,有一部分党支部把宣传员“应当具有必要的政治觉悟”,了解成要政治觉悟很高,因此认为自己支部的党员,都没有作宣传员的资格。但是另有些支部却把十四岁的初中学生或与群众联系不好的人也挑选为宣传员。还有的支部委员与行政负责同志不愿作宣传员,强调工作忙,最好不兼职。根据以上情况,区委向各支部指出:建立宣传网的工作要慎重进行,基础要打好,但也不要“关门”;对中央的决定应认真学习,妥确的了解。同时又指出:宣传员工作与本身行政工作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过去所以宣传工作影响了本身工作,是因为宣传工作进行得不经常,有时突击一下以致影响了一些经常工作,这种现象,正说明过去宣传工作作得十分不够,如果每个党员都把宣传当作自己的天职,结合自己工作进行宣传,不但不会影响本身工作,并有利于自己工作任务的完成。由于区委指导的及时,正在建立宣传网的支部,对审查宣传员作得都很慎重,因此批准时也很顺利。
各支部审查宣传员的方式有:支委会讨论通过的;支委会提出名单,支部大会通过的;支委与小组长联席会通过的;还有党支委或团支委提出名单,再经党支委会讨论通过。五区区委认为在这几种方式中,最后一种好些。但无论采用那一种方式,支委会必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审查通过,再交区委批准。
起初,各支部的宣传员经区委批准后,有的支部及时向群众公布了宣传员的名单,有的支部就拖延了好久,才向群众公布;有的学校支部强调放寒假了,开学再公布。在各支部公布宣传员名单时,有的配合公布名单,慎重的说明了宣传员的意义与作用,结果使宣传员与群众都很重视这一工作。但有的学校支部只是简单的贴一张宣传员名单就算公布了,没有向群众进行交待,结果很多同学不了解宣传员是作什么的;有的认为放寒假了,组织宣传员是向市民进行宣传的;宣传员本身也不知道宣传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事实上,宣传员被批准后,应该早向群众公布,交待清楚。因为及早公布宣传员名单,是使宣传员一开始工作就能够接受群众的监督,促使宣传员更好的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同时使群众知道党的宣传员所在,有问题有地方去问,更好的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因此应把公布宣传员名单认为是对支部委员会挑选宣传员及宣传员本人的一次考验,也是给群众上一次课。这样公布宣传员名单就不得草率,应郑重其事,像五区工会办事处采取的办法就好:公布宣传员名单前,党小组曾把建立宣传员与公布名单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使大家对此有了正确的认识。此后即在全体干部会上,以支部名义公布宣传员名单;同时行政负责同志向大家说明建立宣传员与公布名单的义意、宣传员的任务、大家对宣传员应抱什么态度。这种作法是十分必要的。五区区委也及时向各支部传播了这一经验。近来有的支部公布宣传员名单就很慎重,群众反映很好。
宣传员批准后,支部应根据上级计划,马上订出宣传员工作计划及各种必要制度,但有些支部的计划却流于一般化。各支部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订出切实的计划,并要坚持执行会议、汇报、学习、检查等制度,以保证工作计划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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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宛平全县干部和劳模坚决表示
不能容忍美帝重新武装日本
【本报讯】美帝国主义阴谋重新武装日本的消息传到宛平县山区,引起了当地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恨。二月十八日,参加宛平全县干部扩大会议的县、区、村干部暨劳动模范,对美帝武装日本的阴谋进行了讨论并通过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日寇在宛平的暴行的控诉书。控诉书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宛平县境内芦沟桥畔发动了向中国全面侵略的战争,并即侵占了宛平全县,在境内每隔十五华里设一据点。各村人民终日被迫去为日寇修路,筑碉堡,或做其他苦工。人民无法进行生产,大部土地荒废,衣食无着。八年中,日寇在宛平县杀死了一千余名和平居民。王家山村的四十二名农民,被日寇锁在一间屋子里活活烧死。东斋堂村谭德被用铁丝绞死。翅雁村李永珍、张大马等六人被日寇用刀大卸八块。妇女们——由十四岁的女孩子到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有不少人都遭受到日寇的奸淫。全县一百八十五个村庄,被烧毁一百四十二个,有的村庄被烧七次之多。八年来,被日寇抢走和杀死了大批牲畜。据不完全的统计,计有牛三千五百六十八头,驴二千一百三十四头,骡马二千三百零五匹,羊五万二千只,猪一万二千五百口,鸡三万六千一百只,蜂八百五十群。金鸡台村原有骡子七十匹,驴一百一十余头,牛七十头,羊一千八百多只,被日寇抢掠后,只剩下一匹骡子,八头毛驴,十五头牛,二百只羊。全县被烧毁及抢走的粮食、衣服、家具,共折合小米达六千八百九十万斤。日寇将宛平人民推入极端贫困的境地。宛平县境内每个村庄到现在仍然带着被蹂躏的伤痕。
但是,宛平人民并没有屈服,一九三八年,中国人民的救星——共产党、毛主席所领导的八路军到达了这里,与坚持该地斗争的共产党员会合后,即领导宛平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宛平人民出公粮,出战勤,大力支援了抗日战争。八年中,全县有二千四百二十六人参加了子弟兵,有一千四百七十六人参加了地方工作:六百七十人在抗日战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光荣牺牲了,八百五十名带着光荣伤痕的荣誉军人现在在家参加生产。终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地人民一致努力下,在我们伟大友邦苏联的帮助下,我们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现在,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加紧了武装日本的阴谋活动,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目的是想把日本做为侵略亚洲的爪牙,这一点,我们宛平人民看得非常清楚。我国周恩来外长早在去年十二月四日就作了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我们表示坚决拥护。在抗日战争中遭受重大牺牲的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美帝武装日本的罪恶行为的!
宛平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热爱和平,热爱正义。我县百分之五十三的人民曾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名。去年,我县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生活比较困难。但在美帝发起侵朝战争之后,我县工作人员与群众仍然捐输了大批粮食、款项救济朝鲜难民。截至目前为止,已捐出粮食六千一百七十九斤,款四百八十四万六千六百元,且正继续捐献中。
今后,我县全体人民将努力提高生产,做好时事宣传,整顿好代耕工作,肃清匪特及反动会道门,尽力支援中朝人民部队。我们决以这些实际行动,作为对美帝武装日本阴谋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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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共戴天之仇
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阴谋激怒了全中国人民,更激怒了全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北京汽车公司司机刘康麟。刘康麟愤怒地告诉工友:“咱们要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对于美帝武装日本的仇恨,粉碎这个可耻的阴谋。”
刘康麟原是南京工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向南京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刘康麟被迫离开了家庭。临走时,他的母亲还安慰他:“你们年青人,赶快走罢!鬼子会迫害你们,但不会把我们老年人怎么样,你放心!”刘康麟匆匆地逃难到六合的叔父家里,天天想念着南京,想念着年老的双亲,可是不几天,鬼子的炮火也打到了六合。他无处可逃,只好乘船返回南京;在船上,他看见长江水面上翻动着无数个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尸体都被江水泡得发胀了,它们从船的两旁流过,有时还横挡着船头的下部。每一个坐在船上的人看见这样的惨象,莫不愤恨流泪。
当刘康麟到达下关的时候,呈现在他眼前的南京已经成了一座死城,无数建筑物被毁了,交通断绝了,商店关门了,腐烂的尸体堆满了池塘,鸡犬不见,满目荒凉。刘康麟心酸地环顾着这被毁的一切,急速地向着他家走去。他走了很久,始终找不着他的家,他清楚地记得他的家是住在石观音,但是现在石观音的房屋已烧毁了大半,他心慌地辨别他家的方向,忽然碰见他的幼年朋友龚长发。龚长发用惊奇的眼光打量他:“你是老刘吗?你在这儿?你知道你家已经没……”,他发楞地反问:“怎么,没有?……我爹,我妈和弟弟妹妹……他们在那里?…”“唉!都不……在……哪!”刘康麟顿时昏了过去,倒在瓦砾堆旁,还糊糊涂涂地说着:“我妈说,鬼子不会把老年人怎么样……”
一直到今天,刘康麟还不知道他的父母和弟妹是怎样死去的。他只听见别人说,日本鬼子打进南京城的那一天夜晚,鬼子放火燃烧了石观音居民的房屋,居民们从梦中惊醒,纷纷向外逃窜,鬼子野蛮地用机枪扫射,用大刀砍杀;把妇女抓走。居民们痛哭狂呼“救命”的声音和鬼子的枪声、砍杀声交织着,终夜未停。
刘康麟的家就是这样被摧毁的,千千万万个刘康麟的家也就是这样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毁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深深地记得南京大屠杀的仇恨。在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民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有三十多万人。刘康麟亲眼看见在南京上海路一带有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土坑,每个土坑都埋葬着三四百个中国人。过了三个月,从远处还可以闻见土坑内发出的腐尸的气味。避难在难民区的中国居民,常常被日本鬼子成串地捆起来,每串有五六十人,被押到南京江边,抛入江中。日本鬼子尽情地抢劫人民的财物,几乎城内外每一家庭都遭受日本鬼子的抢劫。食粮、衣服、被褥、金钱、钟表、地毯、书画、各种车辆和各式珍玩都是抢劫的主要目标。活着的中国人民都陷入了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可耻的日本鬼子不分昼夜地奸淫中国妇女,有时竟在大街上奸污。金陵大学附近有个女孩只有七岁,她的祖母已七十多岁,她们两个同时被日本强盗奸淫。鬼子奸淫了妇女,还用竹竿插入阴道,有的甚至用刀划破阴道。在中华门,鬼子强奸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还要一个十八九岁的年青男人照着他们的模样,奸污这个妇女,他们却站在旁边拿着大刀,狰狞地笑着。有些尼姑也没有逃脱鬼子的奸污。
在日寇统治南京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民是极其悲惨的:吃不饱,穿不暖,时时刻刻受着死亡的威胁。刘康麟告诉我,七年前的腊月天,他的五岁的男孩子生了病,没钱买药吃,他只好天天祝祷着孩子自己能战胜病魔。他记得他这个孩子曾经生过病,没钱买药也好了;他以为孩子还能像过去一样可以好转过来。到了春节——旧历正月初一日的清晨,孩子睡在床上,摇动着干瘦的小手,睁着眼睛,喊了一声:“爸爸!”刘康麟听了好高兴,以为孩子的病好转了;但是就在这天的下午,孩子不再呼吸,离开了他的爸爸。
刘康麟回忆着悲痛的往事,流下仇恨的眼泪,他斩钉截铁地说:“鬼子杀死我的爹妈弟妹,又夺走我的儿子,弄得我家破人亡。日本鬼子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美国强盗武装我的仇人,我要和他们拼命!”(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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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长 史良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事业的一件大事。各级司法干部应即认真注意研究贯彻。
根据三十二个地区人民司法机关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报告(计大行政区三、省院十九、省分院三、市院六、县院一)都证明:反革命用组织武装暴乱,窃取情报、抢劫杀害、破坏经建、造谣惑众、破坏土改等方式,无孔不入地在企图危害人民民主政权及人民民主事业,应高度提起全国人民,尤其是我们司法工作者的警惕性。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过去对反革命活动,虽曾予以打击和镇压,并获得了些成绩;但检讨起来却有“镇压不足,宽大有余”之憾,其主要偏向是:该办的不办,比方热河熬汉旗某国特在村中秘密发展反动组织,并造谣破坏生产,法院以“该犯系中农成份,没啥”而马虎释放。其次,是该严办的又判的轻,比方陕北定边武占奎虽反革命达二十余年,曾杀害我高级干部六人,欺压人民,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法院却以“该犯年已六十,行将入木,并以犯罪事实均在解放以前,而处徒刑十年”。其三,是办的慢,即法院常将反革命案拖延不办,越是案情重大者越是拖延得久,有拖至一、二年未结者,致失去及时镇压反革命的效果。再有,是管的松,即监狱工作中片面强调教育改造,视监狱为学校、为工厂,犯人可以管犯人,不给犯人以应有的管制,给反革命犯造成逃跑或暴动的空隙。
为什么产生这些偏向呢?应如何进一步克服这些偏向和正确贯彻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呢?根据各地人民法院的检查总结,我认为对下列问题有指明的必要。
首先是由于有些司法工作者对法庭与监狱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这一点认识不足,不了解对于人民的敌人,它们“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同时存在一些轻敌的思想,以为革命胜利了,几个特务还能干得了什么,不注意斯大林所教导我们的“国家威力越增长,垂死阶级余孽的抵抗也就愈猛烈”;不注意毛主席再三告诫我们的:在公开的、有形的、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之后,隐蔽的、无形的、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而且“必然的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
其次,由于在有些干部思想中对镇压与宽大,惩罚与教育问题上存在着糊涂观念,把对于反革命分子“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完整政策割裂地了解为“镇压”就是“杀”,“宽大”就是“不管”,因而对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原则的掌握亦有偏差,机械地以为一案或一地的首恶只有一个;其余的反革命分子,纵然罪恶滔天,也都不算首恶。以为“胁从不问”即是根本不管,而把“胁从”与“从犯”甚至“共犯”混同一起,可以概予“不问”;“立功”也不区别立的是真功与假功,有把坦白认错,据实招供和在监狱中的假积极也就认为是“立功”应予奖励。基于这样错误的认识,便在审判工作的量刑上失去了准绳,一般地是偏向于宽纵,甚至在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对于其中所指示的四条量刑标准的精神仍是贯彻不够。在狱政政策上则把犯人与人民群众混同,监狱干部拿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去为犯人服务,片面强调对于犯人的教育改造,忽视监狱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管制,并且管制本身就是一种惩罚,于是便产生了群众所批评的“监而不牢”偏向。而这种偏向又是与片面地强调“教育万能”的思想以及无原则地对于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首恶分子,也主张“少杀为原则”的“仁政”思想相联系着的。
必须记住列宁所教导我们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因此,“对反革命分子来说,首先是镇压,只有镇压才能使他们服罪,只有在他们服罪之后,才能谈到宽大”。“宽大只能结合着镇压来进行”,(政务院“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决不可把“镇压”与“宽大”割裂开来看,“镇压”不一定只是杀(杀当然是最严厉的镇压),也还包括着徒刑等惩罚;“宽大”也不是完全不管,而是在反革命分子服罪之后,人民司法机关得斟酌情形,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我们必须正确地掌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首恶”在一案中不一定只有一个,次恶也一定要办,至于一案中有几个首恶与次恶,则应按其反革命情节的轻重来判断;“胁从”指在反革命势力胁迫之下,失去了意志自由,不得不给反革命做点事情而言;“立功”是指真诚悔过立功者而言,所以“宽大”是有条件的是有边的,正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所明白规定的“得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者必须是:“(一)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过者;(二)在揭发、检举前或以后真诚悔过立功赎罪者;(三)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自愿者;(四)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者。”
同样地,对于监禁在监狱里的罪犯,也“必须给以惩罚,只有惩罚才能使他们认罪,只有在他们认罪之后,才能谈到教育改造。教育只能结合着惩罚来进行,片面地强调“教育改造”是不对的,在惩罚认罪之后,忽视教育改造工作,也是必须纠正的”(政务院“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但惩罚管制与教育改造,在分量上既不是半斤八两等量齐观,在关系上也不是互相割裂的或先后阶段的关系,而是在惩罚管制的大前题下对于犯人进行教育改造工作。所以,对于犯人的惩罚,单是以监禁来剥夺其自由还不够,还必须强制其劳动,使之在劳动的改造中认识这是应得之罪,并建立劳动观点,以便重新做人;在思想上则必须给以知罪、认罪的教育,使其“痛改前非”。总之,对于犯人的监禁、强制劳动与教育都是在使犯人认识国家法纪之不容破坏,感受犯罪之错误后,彻底改过自新。
第三,有些干部思想中尚存在“六法观点”,常常对重要反革命案件判得轻,其理由有如下之多:“犯人年轻或年老”,“虽血债累累,但尚肯坦白”,“虽系主谋,但未动手”,“虽罪大恶极,但非主谋”,“虽罪大恶极,但已畏罪逃走或未逃走”,“既往不究”,“阴谋破坏是未遂罪”,“是职务内的犯罪”,“逮捕后表现服从”,“初犯”,“虽然血债累累,但过去与革命方面曾有过关系”,“虽有反革命目的,其组织尚非匪特之正统组织”,“虽系匪特杀人,但系出于自卫”等等。
其中更有所谓“未遂”论,即对于反革命活动还大谈其“已遂与未遂”,说反革命分子的潜伏和待机暴乱是“未遂”,似乎必须等到敌人推翻了人民民主政权、杀了人、放了火或完成了破坏了人民民主事业,那末才叫做“已遂”,才应“罪不容诛”;否则反革命既未遂其搞垮革命之“目的”便应叫“未遂”,便应予以宽容。显然,这是把普通刑事犯与反革命犯的既遂未遂混为一谈。应该了解:凡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有了反革命目的,即有了反革命行为,即应以反革命定罪,而不应再叫“未遂”。所谓“坦白就宽大”或“逮捕后表现服从应宽大”,也是不正确的,一般的反革命分子,如若真诚坦白悔过自新,我们应给予酌情宽大,但不能把真诚自觉坦白与法庭上的招供完全混为一谈,这是旧司法人员轻信口供或光看表面而忽视调查研究的一种表现,没有把犯人被捕后的“坦白”“服从”与完全出于自动自觉的坦白,服从区别开来。同时,必须认清:反革命分子的“坦白”与“服从”,有时是不尽可靠的,审判工作人员与监狱工作人员不能毫无警惕地为狡猾罪犯的假坦白假服从所迷惑。如因是“职务内的犯罪”,或“只是执行反革命命令”,或“只是发出反革命命令”便可减轻其刑,这无异于承认一切反革命的职务、命令等等都是合法的。有的把反革命犯的拒捕杀人,视为可原谅的自卫行为称为“正当防卫”更是毫无立场,无异放纵反革命分子反抗人民政府,承认匪特有反革命的自由,而政府或人民却无追捕之权。还有的对于曾经我教育释放而又继续作恶的匪特予以轻判,以为政府曾对他宽恕过一两次,便应该永远对他无条件无止境的宽大,而不考虑到对一个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宽纵无底,将会给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至于单纯从反革命罪犯的年龄、出身,或什么社会原因予以原谅,也是一种糊涂的、不分敌我的“替被告着想”的观点,不知人民所受的实际危害丝毫不能因此而减轻。总之,这一切都不是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着想,其结果是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我们必须彻底清算这些极端错误的观点,并正确的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去判辨罪质,决定罪刑,在执行中必须切实领会和掌握这一重大条例的精神。万勿机械的执行,如遇条例上未尽规定的反革命行为,应按该条例第十六条办理,即“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务期对于一切反革命活动给予坚决镇压,对于人民利益给予确实保障。
最后,在审理反革命案件时,必须防止粗枝大叶,草率从事。一切判决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对不重证据轻信口供或“逼、供、信”的不良作风,以达到不放松坏人,也不误中敌人反噬好人的奸计,而使判决合乎政策;同样地,对已决罪犯,如果在判决上有重大错误,经检举机关控告,群众不满或自己发觉者,均应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重审改判,不得将错就错。但不应对所有已决反革命案犯都进行一次翻案改判。目前我们应集中力量处理未决的反革命犯并对尚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让我再将毛主席的告诫重复一遍:反革命决不会自甘死亡的!希望全国人民司法工作同志好好研究“惩治反革命条例”,一致努力为执行这一重大条例,为完成“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光荣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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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宣传员
马许
在公布宣传员名单的当天(一月十一日),曾有不少同学和教职员来问宣传员:“你们打算怎样进行宣传?”“你看朝鲜局势怎么样?”“我有个问题闹不清,请你们答复。”宣传员立即获得了大家的关心和信任。宣传员张国华当天下午就找了几个同班同学漫谈时事,在漫谈中,张国华根据支部传达的时事报告的精神,宣传与解释时事问题。大家感到这样很好,“咱们虽然每天看报,但不能这样系统地了解这些问题,以后最好经常有这种漫谈时机”。他们了解了这些问题后,更觉得祖国可爱了。
但是,也有些同学认为:在党领导下的宣传员,一定是一个“万事精通”者,因此如果他问的问题得不到满意答复时,就感到失望。这种对宣传员过高的估计,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宣传员并不是一个万事精通者,有些问题他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来研究解决。
有些同学开始当宣传员时,深恐自己工作忙,没法进行宣传,不敢担任宣传员的工作。事实证明并不是如此,宣传员可以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的,如宣传员周云在和注册科一位同志一起印考试题目时,就从中国的矿产谈到国家的可爱,谈得很热烈,就没有耽误工作。助教宣传员许庆斌利用教授临时请假的空堂时间,就给同学讲朝鲜形势,大家反映:“得到的东西真不少。”也有些宣传员想找一个长时间来给人作一个大报告,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办不到,并且大家也不欢迎。
宣传时应该把具体任务与群众思想情况联系起来。俄文专修科宣传员宋景超,把学习俄文与建设祖国联系起来作为谈话内容,更坚定了大家学习俄文的决心。宣传员刘振一接触商人市民较多,所以他除了向市民宣传时事外,还宣传一贯道的罪状。而当时市民中正展开了取缔一贯道运动。
有这样一些宣传员,以为多听些报告,可以作好宣传工作;否则就喊:“没东西可宣传了!”当然,领导上应该加强对每个宣传员的领导与帮助。
但是宣传员也必须自觉地经常地向各方面学习,特别是深入群众发现问题,并与群众研究解决的办法。支部委员宣传员张绪潭,他听完支部传达的时事报告之后,就根据报告精神,每天用报上的新鲜材料充实内容,经常向同学们宣传时事问题。他说:“有了这个报告再加上人民日报,我就不愁没东西作宣传工作。”因此,宣传员要作好自己的工作,就应当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搜集各种材料,丰富自己的宣传内容,提高自己的宣传能力。
一个好宣传员还要会团结周围群众来共同宣传,这样才能发挥宣传网的作用。宣传员郭尽有是电信系的班委,他团结了其余五个班委一起进行宣传工作,这就等于六个宣传员在工作。宣传员龚惠芳是青年团分支部委员,在开分支部大会时,她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她说这是“党员和团员应尽的义务”。
虚心和坦白不但不会使宣传工作受到损失,而且更会得到同学拥护。宣传员如果不懂得装懂,就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有一位宣传员答复同学的问题:为什么七国会议要埃及参加?他凭着自己的推测回答:“因为埃及是三大文明古国之一。”同学们就批评他:“不懂冒充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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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主教的败类——于斌
陈迹
去年八月,罪恶昭彰的于斌发现蒋介石的外国伙计不多了,就连忙和战犯陈立夫、曾琦跑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勾结佛朗哥,商谈蒋介石和佛朗哥恢复邦交问题。于斌一向就很崇拜佛朗哥,羡慕佛朗哥的间谍工作。他以为佛朗哥和蒋介石勾搭起来,对于垂死的蒋介石或许有点用处。于斌很早就听说,佛朗哥曾被梵蒂岗誉为“天主教会的忠诚之子”,这位“天主教会的忠诚之子”正是于斌的学习榜样。
其实于斌更崇拜比佛朗哥高一筹的墨索里尼。当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取得政权,被教皇庇护十一世称做:“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人”的时候,于斌正在罗马,充当教皇的忠实走卒。墨索里尼侵占阿比西尼亚之前,教皇曾派出“阿比西尼亚考察团”,进行阴谋活动。于斌就是这个考察团团员之一。墨索里尼并吞了阿比西尼亚,教皇说这是“基于高度博爱的传布文明的使命”。当然于斌对于这一“传布文明的使命”是极其钦佩的。一九三三年,于斌为考得法西斯蒂政治博士,曾在罗马写了一篇论文,对墨索里尼大加赞扬,说墨索里尼是“世界的救星”,是天主教会“唯一的功臣”。一九三二年于斌为了表示其对墨索里尼的爱戴,曾组织了“中意友善会”,自为副会长,竭力宣扬法西斯主义。因为于斌这样热心法西斯主义,一九三三年意皇特别颁给他一枚法西斯勋章和爵士头衔。从此于斌的身价增高了,教皇也很赏识他,一九三三年派他为“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并兼任教廷驻华代表公署秘书。第四年——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这位法西斯爵士就被教皇提升为南京区主教了。
于斌在罗马的时候,就一直和蒋介石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孔祥熙就是于斌的“最好的朋友”。在蒋介石进行十年反人民的内战时期,于斌始终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失陷,于斌紧忙逃到国外,并在国外发表了一篇“告欧美人士书”,书中无耻地说道:“剿共费时十年,惟其因共产党危及整个国家,此种绝不妥协之方法,始可称正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着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流血奋斗,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这个墨索里尼的忠实信徒却大叫其“剿共”“始可称正胥”,他主张进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他反对中国人民抗战,他曾嗾使蔡宁主教留在北平,和日本帝国主义保持密切合作,当时天主教出版的“教务年鉴”就曾公开承认伪满洲国和伪南京政府。
在抗日战争时期,于斌又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工作:在纽约他创办英文中国月报,诬蔑中国共产党;并在华盛顿开设“中国文化学院”。这个“中国文化学院”是个什么组织呢?甚至于斌的同伙——战犯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它非学院,又无文化,更说不上中国文化。”这个“无文化”的学院就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一九四一年底,于斌又在重庆蒋匪统治区域内,策动各地神父组织“天主教文化协进会”,自任理事长。这个“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和c.c.特务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于斌进行特务活动的大本营。香港华商报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曾揭露了这个组织的罪恶事实。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于斌就赶快从梵蒂岗回国,带回教皇赠给蒋匪的亲笔签名照片,蒋介石经过戴笠之手一次付给于斌两万万伪币,让于斌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重庆、西安六大城市办益世报。同时于斌又在南京成立“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企图在全国一百三十个教区成立分会,并准备在全国二十五个大都市出版益世报。于斌就利用这些宗教的文化的机构,协助蒋匪,反对中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梵蒂岗,企图利用天主教推行其侵略政策。于斌就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忠实的走狗之一。教皇自然也很宠爱这个忠实走狗。于是,于斌被教皇提升为南京总主教。一九四七年元旦于斌举行就任总主教之职的典礼时,教廷公使黎培理公然宣称:天主教要辅助蒋介石匪帮的建国工作(依靠美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人民)。
于斌怎样辅助蒋介石匪帮进攻中国人民呢?当蒋介石匪帮疯狂地发动内战的时候,于斌披着宗教外衣,在东北、华北和华南等地作政治旅行,到处发表反动的言论,侮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配合蒋匪进攻解放区。一九四六年他在广州作了四次可耻的演说,有一次,他对广州新闻记者造谣说:“东北……共军到后,大肆抢劫,若干城市被共军纵火焚烧,成为灰烬;惟在国军(蒋匪军)收复区内,呈欣欣向荣景象。”一九四七年初他卑鄙地自造了“东北民众代表团”的名义,请求蒋匪迅速“收复”东北各地。他又在幕后指挥东北特务工作,破坏中国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斗,不断击溃了美帝国主义支援的蒋匪军的进攻。于斌眼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无敌,曾企图在美帝国主义驻蒋匪军事顾问团支持之下,组织“天主教反共十字军”,准备在华北成立五个军,来支援蒋匪。但是这个企图没有实现,于斌非常伤心,他只好去向美帝国主义者求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他曾两次会见杜鲁门,“力争美援”。一九四八年他在伪参政会驻委会报告访美观感,他说杜鲁门曾经向他保证:“美国纵在极困难情况下,必须积极而彻底援蒋”。同时,他又吸收各地学生,扩大其特务组织。他早就和曾在山西传教的基督教士——美国反动议员周以德吸收一批中学生赴美留学,加以特务训练。
尽管美帝国主义“积极而彻底援蒋”,尽管于斌之流怎样进行特务工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终于胜利了,法西斯爵士、美帝国主义走狗于斌也终于露出了他的狐狸原形,跑到美国,以华盛顿“中国文化学院”和纽约“英文中国月报”为据点,公开进行特务活动。他又奉美帝国主义之命,以新加坡为中心,组织东南亚反共特务网,加紧进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还指派毛振翔(中国神父)协助臭名远扬的飞贼陈纳德,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公开在美国搜罗空军人员,组织“空军志愿军”,帮助蒋匪,轰炸中国人民。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香港华商报载:于斌特务系统正由毛振翔收集一批留美学生中的天主教徒,予以特务训练;同时又由雷振远在香港训练从华北南逃的天主教神父和修士,派回大陆进行破坏活动。
特务走狗于斌还不断地在阿根廷、智利、秘鲁、墨西哥等国游说,无耻地请求这些国家不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又加紧在拉丁美洲替蒋匪及其爪牙找寻藏身之所,他通过教廷驻智利公使蔡宁,要求智利政府,准许四大家族把他们几十年来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资金窝藏于智利。
走狗们仇恨中国人民的凶恶心肠是相同的,去年于斌和胡适勾搭起来,在美国建立了“自由中国”、“真福会”等组织,以进行其反对中国人民的勾当。美帝国主义者也看中了这两堆垃圾,认为他们两个是唯一可以组织“第三种势力”的人。美帝国主义还想利用这两条走狗来欺骗中国人民,继续危害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和中国爱国的天主教徒早已识破了于斌的狐狸面孔。法西斯爵士、美蒋匪帮的重要帮凶于斌就是当年耶稣所说的“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于斌不但是中国人民所要逮捕的战犯,而且也是中国天主教徒们所要清除的“残暴的狼”。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天主教徒是和于斌誓不两立的。爱国的天主教徒在自立革新运动中,坚决表示要肃清教会中的反革命分子,割断和美帝国主义的联系,是应该而且必要的,是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的。中国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所切齿痛恨的于斌,是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审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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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沈市小学学习苏联教学法效果很大
沈阳市五所初级学校学习苏联分段和五级分的教学方法获得良好效果。此种教学方法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来准备课业,针对某些学生的缺陷来作教学补助计划。这样不仅照顾了劣等生的学习,也巩固了优等生的学习成绩。过去以自学为主的辅导制的教学方法,是服从优等生,忽视中、劣等生受理解力限制的困难。现在的新教学方法并克服了作业拥挤的现象。
京卫生局争取本年基本扑灭天花
北京公共卫生局为响应全国卫生会议“三年内扑灭天花”的号召,决定一九五一年(第二年)以预防天花为中心任务之一,争取本年内基本上扑灭天花。京市一九五○年由于大力接种牛痘,全年发生天花的仅十一人,死亡四人,五月以后未再发生;发病率比一九四九年减低百分之九十五点一,死亡率减低百分之九十六点三。今年牛痘接种,以初生婴儿和学龄前儿童为主要对象,争取作到全部接种;其次是三年未接种的和新迁入本市的成人和儿童,根据实际情况普遍接种。春季预定接种二十八万人;实施接种日期,自三月一日起至三十一日。
南宁红十字会医院组织志愿医疗队出发
南宁红十字会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覃一南等十六人组织志愿医疗队,于十七日离南宁赴北京转赴朝鲜工作。
农业科学通讯第二期介绍
农业科学通讯第二期已于二月十五日出版。该期发表了“华北农业技术会议”、“抗美援朝笔谈会”两特辑和“麦垅棉花种植方法”、“介绍另一种棉苗移植器”、“清除谷茬、消灭粟螟”等交流经验的文章。“华北农业技术会议”特辑的内容主要是劳动模范介绍,有“杨见善种谷子(粟)的经验”等文。“抗美援朝笔谈会”特辑有靳自重的“美帝如何利用农业或农业有关组织来进行经济侵略”等文章。
四川北碚托儿所建立教学表演制度
四川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托儿所,建立教学表演制度,教师们轮流示范教学,交流教学经验,使儿童保育教学工作不断提高。
北影中南区新闻摄影队本年度拍片计划
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南区新闻摄影队,在一九五○年中共完成“景德镇瓷器”、“广东蔗糖和锑矿”两个中型纪录片和“林彪将军凯旋回汉”等二十八个新闻简报短片。今年决定拍摄“洞庭湖鲤鱼”(已拍成)、“中南区土改”、“解放后的海南岛”、“面向海洋”、“富饶的湖滨区”五部纪录片。今年的新闻简报计划每月或每半月出地方新闻一本。该队保证在质量方面要比去年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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