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书报评论
敬答各方面对于教科书的批评
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于一九五○年秋季的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的批评和指正，经我们看到的，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登载在报纸和杂志上的，计有上海大公报二十二篇，光明日报、新教育、东北教育各两篇，人民日报、长江日报、松江教育、湖南教师各一篇，共三十二篇。
第二类是我们在《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刊载了征求批评教科书的意见的启事之后，各方面写给《图书评论》的，共收到三十二件。
第三类是直接把批评的意见寄给我们的，到现在为止，共收到二十三件。
对于所有写文章写信的同志们，我们诚恳的表示感激。我们的工作做得粗疏，由于同志们的帮助，得以纠正一些，改善一些，这应当感激。学生们读的是些距离完善还远的教科书，由于同志们的帮助，得以或多或少的减少那个距离，这尤其应当感激。我们人手少，不能够赶早给同志们去信，除了表示感激而外，再把我们怎样接受批评，怎样另有意见，怎样心有余而力不足，详详细细的说一番。现在先在这篇文章里总说一说，希望同志们都能看到这篇文章，并且能鉴谅我们的不得已。
为求头绪清楚起见，我们分语文、历史、地理三个方面来说。
先说语文教科书。
对于语文教科书的批评文字，共看到三十八篇，可分中学与小学两方面来分别答复。
解放以后，大部分地区采用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有两套：一套是新华书店出版的王食山编的《初中国文》和周静等编的《高中国文》，一套是新华书店出版的宋云彬等编的《初中语文课本》和周祖谟等编的《高中语文课本》。后一套从一九五○年的秋季到一九五一年的春季陆续出齐，前一套从一九五一年春季起不再出版。因此，我们单就关于后一套的意见来说。
按同志们的意见分析起来，大约有以下几方面：关于教材的选择的，关于教材的排列的，关于注释的，关于帮助教学进行的提示的。
教材的选择是编辑语文教科书的主要工作，编得好不好，就看选得适当不适当。选材的标准，一方面要求内容充实，通过内容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一方面要求表达形式完美，通过表达形式来完成语文教育的任务。我们认定了这个标准，做出来的成绩可不尽合标准，见到的和做到的不能够完全一致。《大公报》的《笔谈》上就曾经提出来说：《高中语文课本》的选材，第一册比较好，第三册差些，第五册更差。《初中语文课本》的选材，也有人提出，如第二册的《屈原》，第三册的《蚕和蚂蚁》，都不十分适当。又如高中第一册的《雨来没有死》，刘三先生就指出这篇文章写作上的许多缺点，不是应该入选的作品。这些意见很宝贵，我们愿意接受，将来重编的时候一定要调整。现在为了供应及时，除了做一些必要的订正之外，还来不及重编。希望教师们在讲授那些不很适合的选文的时候，加以分析，加以批判，那么学生们还是会受益的。
在语文课本里，翻译文章是否应该入选，如果可以选，分量应该占多少，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君健、陆丹林两位先生就提出译文分量太多，而且有些译文译笔欠佳，词句费解，主张不宜多选。玄常先生认为译文应该选，从译文中可以吸收外国的语汇、语法和精密的表现方法。我们认为这两方面的意见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就译文在教材中所占的分量说，我们选的译文确实多了一些，而且有的译文就文字上说，并不完全适合作范文。
关于选读文言，各方面的意见颇不一致。有的说高中根本不应该教文言，有的又说不应该从二年级教起，应该从一年级教起；有的嫌我们选得太多，有的又嫌选得太少。我们认为浅近的文言，高中还是应该选读一些，选读的目的“在使学生明确地了解文言跟现代口语的异同，养成阅读文言参考书的初步能力”（《高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当然选的篇幅不能过多，而且文字也不能过深。我们感到我们选的文言有些太古典了些，如《战于郎》跟《杜诗三首》（第五册）。
选择适于做语文教材的文章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的不多，见到的不广，鉴别力又不够，希望教师们多多给我们帮助。
教材的排列，我们也没有做好。除了选文的深浅不尽适合各年级的程度以外，主要的是先后次序、单元配合不能完全惬当。王世民先生提出“每一个学期的教材要假定一个重心，有计划有系统地来选”。这个意见，我们仔细研究过，认为这样做法基本上是对的。但是重心不可能只有一个。因为同一个学期的教材，要照顾到内容和文体的多样性，只能做到一册里的教材分隶几个单元，每个单元之中的选文要互相发明，互相参证，各个单元之间又要有联系，能从前一部分的教材引发后一部分的教材，在“多样”中力求有关联，有组织，不至于成为活叶文选的汇订本。这个标准，我们没有达到。至于怎样明定每一册的重点，各册之间怎样相互联络，循序渐进，我们是考虑到的，但是没有成熟，还不能想得明确。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各方的指示。
在注释方面，我们做得粗略（《高中语文课本》更因为赶着及时出版，还没有加注释）。哪些应该加注，哪些不必加，辨别得不够仔细。哪些应该详注，哪些略注就可以了，也考虑得不够周到。关于这些，将来重编的时候都应该订正。注释里有作者介绍一项，有些作者我们没法查考，只好从略。教师们就有写信来询问的。我们认为除了专门从事著述的作家应该比较详尽的介绍以外，对于其他的作者即使不知道他的经历，在教学进行上并没有多大妨碍。这个意见，不知道对不对。
为什么要学习某一篇文章，学习那篇文章应该注意些什么，应该得到些什么，都是教师必须掌握的。为了帮助教师掌握这些问题，我们在《初中语文课本》每篇选文之后附有《思考、讨论、练习》的材料（《高中语文课本》还没有做）。由于分册编辑，赶着出版，所以就全套看起来，这些材料就见得散漫，零碎，没有一贯的系统。有的没有把重要的地方给指出来，有的牵涉太广，不免支蔓。这些缺点，将来都要订正。关于语法的提示，没有系统的编排，北京温泉中学景地先生曾经向我们提出意见。对于语法教学，我们认为需要另编教材来进行，才容易收到效果，现在正在考虑中。
小学语文课本，大部分地区是采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刘松涛等编的《初小国语》和《高小国语》。这一套教科书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版的，后来经过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跟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加以好几次的修订。修订的时候，有的地方是订正个别的错误，有的地方是调换一部分材料，工作做得很枝节；又为着迁就生字搭配的关系，有的地方就不免牵强。因此，几次的修订都没有从全书的精神上体例上材料上来作全盘的考虑。这一套教科书的缺点是很多的。
这一套教科书取材偏重农村生活。原因是这套书最初是供华北解放区学校用的（初版时北京尚未解放），为着结合实际，多取乡村的教材。后来城市的学校也采用，就感到不尽适合，好些词汇、名物、生活习惯，城市的教师和学生教学上都感到难于了解。同时，编写用的语言不仅是北方话，而且有许多流行区域较狭的方言土语。华北西北的学校对这些方言土语问题还小，华东、中南、西南区的学校就没法解释，造成教学进行上的大障碍。我们就曾经收到过好些来询问这些方言土语怎样诠注的信。
对于这两个问题——教材偏重乡村生活，生僻的方言土语，我们在供应一九五一年秋季开学用的课本的修订上，正在努力求得解决。一方面把一些区域性很强的仅属于个别农村情况的材料加以淘汰，另换比较一般性的材料，生僻的方言土语加以删除，不能删除的加上注解。
小学语文课本的教材排列，为着联系实际，有些地方必须跟时间节令相配合。这一套书是就春季始业来排列教材的。秋季始业的学校采用，就感到教学上的困难，国庆纪念、儿童节等，教学的时候不能配合节日的活动，自然界的变化不能在适当的季节进行教学，给学生以实际观察的条件。我们接到的意见当中，提出这个问题来的也很多。要解决这个问题，惟有分编两套课本来适应春季始业跟秋季始业的不同需要。我们有这样的拟议：想把这一套书修订后专供春季始业的学校用，另外把原来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加以修订，专供秋季始业的学校用。这个拟议，正向中央教育部提出，请求指示。
此外还有一些同志提出关于选材不当的意见，如《一粒种子》《东郭先生和狼》等主题不明确，《红军到了杨家洼》《驴脸上的字》等不宜于作小学教材，又有一些同志替我们指出生字的提出有前后倒置的，有遗漏或重复的，我们都分册分类抄存，用作修订时的参考和依据。
许多同志还指出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上文字、标点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我们在重版时均要改正。
其次说历史教科书。
在我们看到的收到的对于教科书的意见中，关于历史方面的共三十六篇，其中有二十九篇是关于本国史的。大家这样的注意本国历史教材，一方面固然由于我们出版的历史教材缺点多，错误多，一方面也表现了大家对本国历史的热爱。大家的意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属于观点和方法的，属于材料的，属于写作技术的。
在观点方面，许多同志指出，我们的课本是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写的，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写的。我们在编写时也确实有这样的存心。但是我们历史唯物论的修养不够，我们对史料不能全面掌握，以致我们的教材中有了不少严重的观点上的错误。
李厚泽先生指出我们小学历史教材对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得不够。他说：“我们应该通过讲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农民领袖、民族英雄的具体史实来唤起儿童对英雄的热爱，进而培养儿童们爱国主义的高贵品质。我们都清楚：儿童对英雄的敬爱是特别强烈而真实的，儿童对祖国英雄的传记、故事是特别喜欢阅读和倾听的。所以通过讲授民族英雄的伟大事迹使儿童对历史的了解和记忆比平铺直叙当时社会情况和一堆史实来得更有教育效果。例如讲宋代的外侮，我们就应该以岳飞的故事为中心来论述，指出岳飞的失败是由于统治阶级大官僚大地主的投降卖国，使儿童们对岳飞挚爱，对统治阶级的无耻和罪恶认识得更清楚。”他还严正地指出，我们讲鸦片战争，“把三元里平英团人民反帝的斗争忘记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广州市的教师们更指出，小学历史第三册中，“对美帝侵略中国暴行的材料叙述得不多”，“在讲述太平军失败时，没有指出是由于满清政府勾结了帝国主义势力”。张允和先生在批评我们的《高中中国历史》中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材料时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优良的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高中同学，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上文化进展的情况。”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没有充分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变、伟大人物、伟大创造来具体生动地刻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这是首先应该指出来的观点上的错误。
张允和先生又指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对于“历代各民族没有系统的说明”，“讲到各民族的关系，不容易叫人连系得起来”，“在各章节中只说到许多奇怪的民族名字，而没有说出各民族的渊源和关系，使读者摸不清头绪，好象这些民族是突然出现的”。牛维鼎先生与张允和先生提出同样的批评，他指出我们的历史教材不能够使学生“正确地了解中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他并且说，“中国过去的典籍记载，存在着很多民族歧视和偏见”，如果不批判的来引用，就“很容易陷入大民族意识及狭隘的民族意识的泥潭”。马坚先生在他的《穆罕默德的宝剑》一文中，更严正地指出《初中外国历史课本》叙述得不恰当之处。这些意见，也都是正确的。我们的本国历史教材，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叙述得实在太少了。
牛维鼎先生批评我们没有很好的运用中国史实来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于在社会发展上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张允和先生指出：“历史教科书应以历史事件、人物为主，把社会经济情况和制度等等问题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和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场合来讲述。这样才可以了解社会各方面的进展。不是平面的静止的讲述社会经济状况就能够达成教学目标的。”他以这个标准来检查了一下《高中中国历史》说：“上册两编共五十二节，几乎一半以上是分析社会与制度的。春秋史中八节有六节，战国史中六节有四节，南北朝史中七节有五节是讲述社会与制度的。”萧果忱先生在批评《初中中国历史课本》时指出书中具体史实说得太少，抽象的叙述和结论太多。“如第十二节‘另一个农民起义和另一个汉朝’的第三段‘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讲外戚与宦官的斗争（页四○），在一百年的长期斗争的叙述中，竟没有提到一点事实，只说明了一个外戚太监循环斗争的公式。第二十三节‘唐的衰亡与中国再分裂及外族侵入（中）’的第一段‘中央政府的内争’，仅仅短短四行，用它说明太监得到兵权的由来，宦官废立和大臣们党争的情形（页七五），结果没有一句不经详细解释学生就会明白的话。”陈旭年先生在批评同书时也指出，“从一个历史阶段或一个王朝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和王朝的转变关键，有些地方写得太简略”。张允和先生把《高中中国历史上册》中讲到年代的句子作了一个统计之后，说：“以上摘录了三十一例，此书中讲到年代的句子大致都节录了下来。除了每章前面的公元年代表明某朝某时外，一本历史教科书只有三十几处表明年代是不够的。”“全书没有拿公元纪年作为线索，一会儿公元，一会儿年号，一会儿某帝几年，尤其春秋战国，公元，周天子几年，鲁史纪年，又有秦宋诸侯的纪年，把春秋战国列国的年代混淆在一处。”这些意见指出了我们的历史教材的写作方法上的一个严重缺点，我们不能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来叙述历史，没有把最重要的史实叙述清楚，没有以历史人物的特点来叙述历史，没有认真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讲述历史事件。
属于材料方面的错误的，如史实、年代、人民、地名、数字等，承各方面指正很多，我们已在可能范围内加以改正。在这方面，各位同志的热心与关怀是特别值得我们感谢的。有的先生逐一开列错误，并提出改正意见，有的先生为了一个人名、地名、数字作了详细的考证，提出了宝贵的资料。因限于篇幅，恕我们不能一一说明了。
对于历史教材的文字，各方批评也很多。萧果忱先生批评《初中中国历史课本》文字“艰深干燥，比国文还难读”，姜观吾先生批评《高中中国历史》“句法生硬，简直是古文笔法”，刘拜山先生批评《高小历史课本》“文字太深，叙述枯燥”。中小学历史教材在学生方面的反映是“比国文还难懂”。文字难读的原因，除了文字本身的问题以外，萧先生指出：“在一课极简短的课文中，包括的内容太多，说明就不得不简，为了节省文字，自然就要艰深起来。”李家骥先生更指出，《高中中国历史》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缩本，《初中中国历史课本》则是《中国通史简编》的提要。《高小历史课本》的前两册，更可以说是《中国通史简编》缩得最紧的缩本，后两册则是中国近代史的大事记。程度愈低的学校所用的历史课本内容愈压缩，文字当然就愈不容易懂。许多教师指出我们的历史教材中各种图表太少，不易启发学生的兴趣，这个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
现有的历史教材，没有一本是令人满意的，我们正计划重编或修改。但是重编与修改的工作，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在新教材没有出来以前，旧的教材仍然需要采用，因为在当前再没有另外的教材可以选用了。这套历史教材的错误和缺点再多，可是比旧历史教材总好得多，因为它究竟是企图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写的，它究竟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些真实情况。
最后说地理教科书。
对于地理教科书的批评，共看到十三篇文章，大致可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思想的，关于教材编排次序的，关于插图的，关于材料错误的。
关于观点方面的意见，主要的集中在《高小地理课本》上。卜一先生指出我们的《高小地理》第四册，讲美国“不应该引用不晓得几年以前的统计材料，向小孩子宣传美国帝国主义生产力的强大，客观上招致不良的后果”。“夸张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就不能正确的帮助小学生提高对和平民主阵营力量日趋强大的信心”。在讲述南美洲各国时，只说阿根廷是南美民主和平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没有指明南美人民的最大敌人正是美帝国主义。“提到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是空洞的说‘越南人民正在斗争’，没有具体指出越南人民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九十的国土。”他批评我们对上海辟为商埠后的繁荣时的叙述说：“这一段叙述，是那么冷静，那么平淡，丝毫没有表现上海一百年来在帝国主义残酷的侵略下畸形发展起来的事实。”沈作汉先生对于《初中本国地理课本》批评说：“在两三年之内，约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将先后进行土地改革。这是全国性的一个伟大的艰巨工作，毛主席曾说这是使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地理课本中，讲述东北与华北的时候，很自然的可以谈到土地改革对东北与华北的工业建设、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政府财政工作与经济状况的好转所起的作用。但这本书上竟没有提到（只在最后一章带上一句），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这些批评表现了我们的地理教材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上注意得太不够，以后我们该严重的注意。
在过去，自然地理安排在高中三年级下期讲授。我们认为学生在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已经学了一般地理和区域地理，接下去综合学习自然地理的基本知识，该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把本国地理和外国地理的学习提高一步，所以就把自然地理安排在高中一年上期了。关于这样编排，我们得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北京市文教局提出的意见说：“有个别学校认为高一的自然地理，一般说来内容太繁。学生缺乏立体观念，在教学过程中实感费力，学生收益却不多。自然地理似宜到高二以后再讲。”屈家璋先生提出的意见说：“关于高一上讲自然地理的问题。朋友接谈间，有些人认为就现在阶段的师资看，这样安排在有不少学校是行不通的。这大概由于编者心目中所想象的现在的地理教师，都是大学地理系或者史地系毕业的，以致把客观的事实忽视了。应该知道现在中学地理教师还有很多是外行呀！”但是沈阳市教育局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高中地理教材的排列：在高中一年级上期讲自然地理，下期和二年级讲本国地理，三年级讲世界地理，这种顺序，我们认为很科学。”我们把自然地理安排在高一上期，仅凭了同人和少数教师讨论得到的结论，的确没有征求过更多的地理教师的意见。新的课程标准正在拟议中，自然地理到底安排在哪一阶段最合适，只好留待新的课程标准去解决。
高小地理教材没有按大行政区的次序排列，各方面也提出了意见。卜一先生说：“大行政区的划分是新中国民主建政的一件大事，而上海、武汉、重庆、西安等地除了原有的重要性之外，应加上大行政区首府的名义。……又如江苏、安徽两省，现在都没有设立省人民政府，而划分为相当于省的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个行政公署。这样，无锡、扬州、芜湖、合肥就成了行政区的首邑。”这一种课本是根据以前老解放区的课本改的，因为我们图省事，没有把课文全盘调动，以致形成了这个缺点。
对于插图提的意见也很多。沈作汉先生批评《初中本国地理课本》说：“地图版面太小，不容易看清楚，再加上山脉划得太粗、太复杂，省界也太不明显，不能使学生一目了然，也不易获得全面的清晰的印象。”嵇同耀先生除了指出我们高小地理附图中的一些疏忽之处以外，并给了一个概括的批评：“不够清晰”。地理教本的附图中，是进行地理教学中的一种重要工具，我们的教材中的插图，还应该力求改进。
对于我们的地理课本中的材料的错误，由于各方的细心指示，有许多处我们已及时改正了。这中间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易宜曲先生，他除了表列了一些意见直接寄给我们之外，又向《书报评论》寄了意见。这样的热忱，使我们感动。
当然，地理教材中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新编成的课本太少。现在初二和高三用的课本，都不是我们新编的。高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适当的代用教材可选。
作为教科书的出版者来说，我们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是教科书不能及时供应。有些教科书，往往在开学很久还不能达到学生手里，特别是在西南与西北的偏僻地区，有的地方要到学期快终了方才运到，个别地方还在用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教材。为了供应不及时，教师责难我们，学生责难我们，学生的家长责难我们，他们责难我们无能，责难我们不负责任。对于这些责难，我们用不着拿我们的困难来多加解释，我们愿意以加倍的努力来答谢各方的督促，愿意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来逐步减少各方的责难。
编者按：本报前《图书评论》两周刊于第十五、十六两期中，连续刊登为征求对中小学教科书批评意见启事，请求各地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对这些新编和改订的课本加以批评和讨论，借供以后改进的依据。启事刊出以后，陆续收到稿件共计三十二件。这些文章，早应在《图书评论》择要发表，后来因为转送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该社是由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一处、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改组成功的）参考，以致延搁了下来。从本年一月起，《图书评论》与《新闻工作》两种副刊合并为《书报评论》，性质有所变更，对于上述稿件一时无法刊出。现在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对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在本期里作了一个总的答复。以后仍当选择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刊登一部分。未能刊出的，稍缓当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个别答复并致谢。最后谨向各地热心投稿的朋友们致衷心的感谢与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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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部队通俗读物续印九千五百套
关于群众读书运动的展开，本刊第四期已有报道。新华书店总店最近又重选了一部分适合士兵阅读的通俗读物，供应各部队图书室的需要。该店已向出版家定印了五千套，又代华东区定印了四千五百套。现正与各有关机关联系，研究分配办法。
《文物参考资料》将公开发行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编印的《文物参考资料》，已经出版了十二期。该刊的主旨在报道全国文物发掘、搜集、推广工作的情况，交流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政策、业务。为协助做好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其他有关文物的工作，这样的刊物是很需要的。该刊第十二期载有伪满溥仪从故宫劫去的历代书籍书画目录一千二百项，这些书籍书画大部已经佚亡，这个目录值得关心和爱护国家文物的人注意。该刊原属赠送交换性质，以后将公开发行，现正在征求读者对该刊改进的意见。
反映工人阶级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一月份出版的《劳动公报》第六期，以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为中心，介绍了东北、中南一些地方的工人爱国主义竞赛的情况、经验和方法。又表扬了全国纺织工人突击增产二十支纱，保持物价市场的稳定的胜利。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应该是经常的，事实上，它已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建设中经常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了。各地报纸期刊应该充分反映这种情况，及时交流经验和方法，借以推动国家建设更迅速地前进。
加强职工教育的工作在发扬工人阶级劳动能力上有重大的意义，本期《劳动公报》发表了刘子久同志的《目前职工业余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存在着的问题》一文，也颇值得注意。
东北《宣传员手册》的特点
最近全国各地方刊行了不少适合地方特点的时事宣传刊物，对于帮助各地人民学习时事和帮助宣传员进行宣传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北新华书店出的《宣传员手册》旬刊，是其中编得相当成功的一种。第一，它能够结合抗美援朝生产、等实际工作来进行宣传；第二，尽量运用实例实人实事，写得具体活泼，感染力大；第三，文字通俗，恰当的运用地方话和工农人民的口语，便于宣传员采用作口头讲授；第四，配合插图，增加宣传力量。但插图和表示政治意义的地图线条还嫌不够清楚。
其他各地出版类似刊物也已有了不少，例如西北新华书店的《宣传员手册》。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宣传员》。绥远省委宣传部编印的《宣传员手册》，天津知识书店出的《宣传手册》等。
《中国金融》讨论货币管理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实施的货币管理制度，使全国主要物资调拨都由国家银行集中清算，这一措施对国家经济建设有着巨大意义。北京《中国金融》杂志一卷四期，发表了如下五篇文章：王兰的《货币管理的意义和作用》、贺琦的《短期信用的集中》、刘万铮的《关于划拨清算问题答读者问》、曾祥文的《解释有关基本建设投资的几个问题》。另一篇是介绍苏联基本建设投资的经验的。除本期外，一、二、三期也都刊登有关于货币管理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和了解这个关系全局的金融问题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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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动态
报纸动态
关于《实践论》的文章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实践论》发表以后，各地报纸除了发表经新华社播出的几篇论文之外，发表自己或读者的这一类文章的已有以下几种：长江日报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马铁丁著的三篇一千多字的思想杂谈，《读实践论之后》，题目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和《调查研究》。察哈尔日报一月三十一日在专刊《学习》中发表了李钟英著的《学习毛主席〈实践论〉的收获和心得》。江声报（厦门）二月三日在学习生活栏中发表了年丰著的《学习〈实践论〉做好工作总结》。
发表学习毛主席这一光辉著作的心得，从各方面将它的深湛的内容加以阐发，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应该更慎重一些
重庆大公报二月五日适应读者的要求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学习〈实践论〉的提要》，列举了一些问题和参考文献。
用各种方法帮助人民学习《实践论》是报纸应该担负的责任，但重庆大公报的《提要》却有很大的缺点，其中有的题目是不妥当的。例如：“学习《实践论》时怎样去联系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论？”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难道是两个东西么？把思想方法论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别列出有什么意义？《实践论》本身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怎么能说是“联系”？这样的问题除了引起读者的混乱以外，又有什么作用？
此外，在文末列举的十一种“参考文献”中，包括了五部十余万字直至数十万字的哲学著作，如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等，不是任何人能在较短时期内读得完的。这样的介绍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编者在发表这个提要时，表示了应有的慎重——希望得到指正，但如果更慎重一些，在发表之前改正那些可以改正的错误，那就更好了。
重视劳动人民的来信
东北日报在二月三日第一版上刊登了东北人民政府指示所属部门改进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有些机关“不认真阅读群众来信和解决问题，多是照例转送，甚至一些重要信件被搁置起来，无人负责，久悬不决。”因此，东北人民政府规定，应该把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列为各部、局，各省、市政府秘书工作中的一项业务，要指定适当人员负责，对群众来信要采取认真负责严肃的态度来处理。要建立制度，规定登记、转办和催办检查的办法和手续，争取及时办复，防止积压。来信的处理要有结果，并须告知本人，同时按月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重大事件应报告东北人民政府。通知中并规定：“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工作中，应和东北日报社会服务部及各地报社之处理群众来信部门经常联系，取得协助。”
再一次提醒各级机关和报社重视读者来信的工作是必要的。新湖南报二月五日发表了对中共衡阳县委会和衡阳县第九区政府轻率处理读者来信的批评，显示有些机关对待劳动人民的呼声还有着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包括舆论的批评和行政的方法，为克服这一缺点而斗争。
同时，报纸也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加强读者来信工作，山西日报二月十二日以第一版的全部篇幅发表了读者的各种来信，并转载真理报社论：《慎重对待劳动者来信》，要求各部门学习。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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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学生对出版物的意见
涂树平
最近我们调查了北京两个中学校的学生读者对出版物的意见。这个调查证实了我们已经发觉的出版界亟待克服的某些缺点，并且更显著地说明了我们出版界对于中学生层读者照顾得十分不够。
按照我们的调查表，调查的主要项目是他们“喜欢看的书”和“不喜欢看的书”。调查的结果，在下列几点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一、他们欢喜“故事性强，政治性也强的书”、“政治性强的、通讯体裁的文艺作品，如朝鲜战场上的通讯报导”、“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抗美援朝歌选”、“小说、战斗故事”。总之，他们欢喜故事性、政治性都强的文艺作品。在他们看来，政治性如果和故事性联系在一起，那就更容易接受和消化。
就有关抗美援朝的出版物来说，显然很少注意到中学生们的需要。正如中学生们自己所指出：“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太少”、“朝鲜战斗故事太少”、“缺少故事”。因此他们建议：“多举些实例”、“应把抗美援朝中英雄事迹多搜集出版”、“希望名作家多编写关于模范战斗英雄事迹”、“时事手册应加朝鲜通讯，多举生动例子”、“希望把朝鲜通讯汇集出版”。
二、他们一般都欢喜抗美援朝宣传读物，许多调查表上都填了他们欢喜《抗美援朝小丛书》、《时事手册》等。但这些读物对于初中学生说来内容嫌太深了。不论初中高中学生都有这种反映：“文字不够通俗”、“许多名词看不懂，应多加注释”。还有的认为“应有作者介绍”、“应多加插画”、“字体不要太小”。这证明编印中学生读物应该和一般读物有所不同。我们希望负担着供给中学生读物任务的出版机关对这方面要特别加以注意。
他们也指出了抗美援朝书籍的一些其他缺点：“种类太少”、“内容重复”、“有些书数字不相符合，使人不敢相信”。
三、他们提出爱读的书籍中，有《科学小常识》、《少年科学丛书》、《通俗自然科学小册子》等，但关于这方面的书不但出得“太少”，而且嫌一般售价“太贵”。
四、连环画也是他们（特别是初中学生）所爱好的，但是也认为售价“太贵”了。
五、“游记式的地理”、“伟人传记”，也是他们所欢迎的，但是这类书籍也出得“太少”。
在某些问题上，学生们中意见有着出入。例如关于理论书，很多学生把它列入“不欢喜”的项目中，有的还说“不欢喜较深的社论”。但这不能说明学生们完全不能接受理论，有的学生明明表示欢喜《社会科学》、《较中国史话为深的中国史》、《学习杂志》、《世界知识》等。事实上，有些学生的兴趣很广泛，他们欢喜《关于苏联经济建设》、《劳动英雄的创造》、《苏联青年人生活》、《论共产主义教育》、《土改后的农民生活》、《少数民族习惯介绍》、《民主党派介绍》、《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幕》、《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斗争》等等，既然有这种广泛的兴趣，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理论，那是不合事实的。由此可见，目前出版的理论书，一部分水平高的学生可以接受，大多数的中学生可接受不了，原因不是他们不需要读理论书，而是现有的理论书写得“太枯燥”了。他们也不欢迎“数字太多的书”和篇幅“太长的书”。这说明了要使中学生接受理论读物，那就应该写得生动活泼，篇幅也不宜太大。
又如对翻译小说的看法也颇有分歧。许多学生表示他们“不欢喜”甚至“最不欢喜”翻译小说，认为“句子太长不合中国文法”，有些学生提出了那些翻译小说不受欢迎，这中间竟包括着一般人认为译得比较好的作品，如：《青年近卫军》、《暴风雨所诞生的》、《真正的人》、《面包》；但有的学生却说明他们欢喜《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马》。有些创作小说也受到较多的欢迎，如《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如何使有价值的翻译小说能接近大多数中学生，这也是个问题。名著的缩写本似乎是一个办法，然而它常常容易损坏原作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特点而变成普通的故事书。我们认为：在翻译者详细掌握原作的精神的条件下，尽可能避免倒插句、长句，使能合于中国语法特点，该是个好办法。这自然要费更大力气，而且也容易弄得伤害原作的艺术气氛，然而这是值得提倡的。由于这件工作的困难，也许对不同的读者应该有不同的译本和不同的要求，为中学生所准备的译本应该特别强调读起来顺口。
目前出版界某些不合理的情况，也反映在中学生们的意见中。他们主张“审核读物，慎重出版”。这在目前条件下，自然是比较难办的事。但有些事是能够办到却还没有办到的，例如他们指出同样的书用不同的名字出版，显得很乱，象高尔基写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的文章，就有好几种名称不同的译本。又如有些书虽经本报批评，但出版者仍然在大量销售，如《苏联新儿女英雄传》。再如对有毒的书应该禁售之类。这些情形，一部分关系于出版者的政治责任心和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一部分要依靠出版领导机关更好地进行对出版工作的调查研究和指导。积极指导是很重要的，这可以使出版者有信心和有方法把出版工作办好。
下面一个意见很值得注意：“出版新书应有统一领导，使读者可进行系统学习。”出版界和批评界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确是做得太不够。例如，正确编制出来的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各种学习书目，以及有计划地出版《中学生必读》的学习书籍，都是值得做的。
对于教科书，他们认为一般地内容仍嫌深。这个意见很值得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机构注意，目前通用的一些中学教科书，除了某些内容上的不妥外，材料浓缩（如本国史）、文字艰深也是通病。
此外如《历史课本没有历史图》、《教科书出版不及时》，的确都是缺点，应该改进。
他们表示不知道出版了些什么新书，希望新书出版要登广告要有介绍词，书店发行机构应该用各种方式向同学介绍有关青年的书籍。他们希望书店对学校购书应派人分送（特别指明新华书店不送），又指摘书店关门太早。这些意见，一般书店发行工作者均应加以注意，考虑采纳，以满足中学生读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