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中国舞蹈艺术的将来
  崔承喜
《人民文艺》的编者要我写一篇关于整理与发展中国舞蹈的文章。这个题目很大,我对于中国舞蹈还不够熟悉,只能发表一点感想。
中国舞蹈很丰富,历史很悠久,无论是民间的、古典的,都非常优美。但中国舞蹈大都和戏曲,如京戏、昆曲等结合在一起,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我这回来中国,一面借助研究中国舞蹈来丰富朝鲜舞蹈,一面帮助中国舞蹈界来完成整理中国舞蹈的工作。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唐朝和朝鲜的高句丽的时代,中朝两国的舞蹈交流是很盛的。我愿在进一步交流中朝舞蹈经验上尽我的一份力量。我幸运地获得了中国京剧昆曲的先辈们帮助,同时我自己曾有过整理朝鲜舞南方舞等各种基本动作的经验(过去的朝鲜和东方的舞蹈都是没有基本训练的),我想可以收到一些成果。
对于中国古典舞的整理工作,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进行。中国古典传统舞蹈艺术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遗产,需要我们很好地来继承和发扬。传统舞蹈的素材是很丰富的,可是还没有整理出来一套基本动作。因此第一阶段应该着重在摄取古典舞中最典型的、优美的、英武的、有它独特性的代表动作和舞姿。这个摄取工作,一方面要尽量保存它原来的特性,一方面要抛弃一些不必要的动作,并再根据需要,把原有的动作稍加提高和加工。譬如,原来软弱的,使它有力;不够美好的,使它更美好;技术不够的,再增加技术。动作是和表情有关的。在表情方面,我们要学习京剧里的一些表达喜怒哀乐等表情的美好的动作,更要把这些动作夸大起来,因为对于舞蹈,身体的表情是很重要的。京剧里的某些表情,动作比较小,例如悲哀和高兴的动作。如果要把它舞蹈化起来,必须把原来京剧里的动作更夸大一点,把身体的表情动作加以规律化,节奏化。如果能够达到这点,那末动作就能成为真正的舞蹈艺术的动作。
中国京剧昆曲中的人物是非常丰富的,为了更易于掌握起见,可以把它分类。女性的可以分青衣、花旦、武旦等;男性的可以分小生、武生、花脸、武丑等。应该把各类人物的典型动作,加以分析和综合。
把各类人物的动作加以分析是很重要的,要由浅而深,由易而难,由简而繁。拿青衣花旦的步行动作来说,就是怎样把单一的步行动作逐渐复杂化。向前步行,斜的步行,横的步行,再合上手的动作,转的动作,坐的动作等等。分成先后秩序,排成第一动作,第二动作……。这些动作的整理和分析都要经过选择和扬弃,然后再研究如何应用的问题,即是如何把几个动作放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在感情上充实它,动作上发展它,这样来表现某一个意图,这与算术的应用题怎样应用是一样的。我们掌握了各种单一的动作,还必须懂得应用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创作的目的。
第一阶段摄取工作是容易收到成效的,第二阶段的创作工作却是艰苦的,长期的,需要不断努力的。朝鲜的舞蹈历史曾经间断,舞蹈艺术被封建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埋没了,有许多古典形式的舞蹈都失传了。我把它逐渐复兴起来,整理起来,发展成新样式的古典舞蹈作品,如剑舞、鼓舞、扇舞等都是原来有的古典舞蹈形式。又如长鼓舞、假面舞等原来都是农民的舞蹈形式,经过我把它重新整理恢复发展起来,成为舞台艺术作品。又从这些动作中整理出来一套富有朝鲜民族特征的基本动作。我也创作了许多新的作品,如:《冲破浪涛》、《童心》等等。这些作品都是从前没有的,都是从生活中收集材料创作成的,这正如诗人收集材料把人民的思想感情提炼出来写成诗是一样的。要把传统的舞蹈艺术形式和现实的新生活、新人物结合起来,成为新内容、新形式、同时富有自己民族特点的艺术,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我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为这个艺术事业努力着。整理中国古典舞的第二阶段也是如此。需要表现新时代的新人物,这些人物的走路不再象京剧里的迈步子一样,因此也需要有新的技术来表现,这样就需要创作新的动作。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需要长期研究试验,靠经验的积累才能完成。需要我们今天的舞蹈艺术工作者,包括京剧、昆曲的先辈,新舞蹈工作者,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新内容、新形式,同时又富有民族特点和气派的新的中国舞蹈艺术。
对于新舞蹈艺术的创造,我想一方面要从昆曲、京剧里去摄取材料。例如京剧里的武生,是很有表现力的,技术很巧妙。但并不是独立的舞蹈艺术。因此没有布局,没有高潮,有些动作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我们可以吸取它丰富的技术来表现某一个意义,如用武生的动作来表现历史上的某一英雄人物的战斗。有布局,有起伏,有高潮,有结局。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舞蹈艺术作品。再如把舞剑、花枪、舞绸子等加以风格化,多样化,也可以成为舞台上的独立的舞蹈作品。这样就使得舞蹈艺术从京戏昆曲里边独立出来。
另一方面要从民间舞蹈中去吸取材料。腰鼓、秧歌、太平鼓等是农民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形式很丰富,很健康,可是技术比较简单、粗糙。我们应该保存它朴素的乡土味道,同时又要从技术上来丰富它,提高它,将它样式化,成为舞台上独立的舞蹈作品。我整理朝鲜民间的“长鼓舞”、“假面舞”等,就是这样做法的。
再一方面我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中去取得材料,进行创作。譬如说我创作的《冲破浪涛》、《童心》、《柴郎与处女》等作品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取得新的人物的感情,新的事件,用朝鲜民族形式的舞蹈技术来表现的。再如现在安圣姬正在创作的《中国志愿部队的爱人》、《游击队小姑娘》、《骑马战》等,都是反映朝鲜的爱国战争中的新人物、新感情,反映中朝人民友谊合作,抗美援朝的人物和事件的。
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新人物,纯粹靠东方的技术和动作是不够的。因为东方的人民,感情比较隐藏、深沉,动作的表现形式,也比较细微、优美。西洋人的感情比较奔放、热烈,动作的表现形式比较强烈,大而有力。因此我们也需要学习西洋的技术和表现方法,使得我们的动作更加有力,适宜于表现新的战斗的生活和人物。学习西洋技术仅仅模仿是不对的,应该把西洋的技术经过自己很好的消化,成为自己的血肉,适应自己的需求,表现自己的生活、感情。同时还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一定要有自己民族的特点,自己民族固有的气息,自己民族的风格。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这是需要不断地努力和实验才能达到的。
中国的传统舞蹈艺术是非常丰富的。这两年来新舞蹈艺术的成长也非常快。如何更好地来创造富有民族形式,表现新人物、新事件的舞蹈艺术,这是需要我们共同长期努力研究的。我只是作一个建议和协助,主要的还是靠昆曲、京剧的先辈、名演员、民间艺术家和新舞蹈艺术工作者来共同努力。象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艺术宝库,只要随便到那个博物馆或名胜古迹去看看,就觉得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多么丰富的产业,今天我们的建设和成就不知道会超过祖先多少倍。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这些伟大的成就一定会超速度地实现。舞蹈艺术在文化大海中不过是小小的一部分,可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定也会健步向前。今天的播种,预兆着辉煌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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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澄清戏曲的舞台形象
  陶雄

旧戏曲是中国重要文化艺术遗产之一,和广大人民有密切联系,但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并长期地被封建统治者用作欺骗与麻醉人民的工具。因在旧戏曲剧本和表演中,有不少地方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丑化,和对他们固有的优良品质的抹煞。这和今天站立起来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完全不相称的。因此,当我们进行戏曲改革的时候,必须对旧戏曲中的这些不良内容加以消毒,同时也要把诉诸视觉的、对观众影响更直接的舞台形象端正起来:一切丑恶的、残酷的、不健康的形象和动作,都应该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肃清。

首先,“小脚”的出现在今天的舞台上,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在它成长发展的过程上,有灿烂的文化花朵开放出来,也不免有粒粒渣滓滞积在花瓣的边缘上。姑无论“小脚”在今日中国早已基本上绝迹了,即在过去的时代,“小脚”这污点,在和中国人民在对历史上的伟大贡献相比照之下,也很微不足道,怎么反把这种污点突出地用舞台形象表现出来呢?
只有帝国主义者才抓住了“小脚”、“辫子”这些把柄,来夸大其词地污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只有奴役女性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才忍心害理地断伤女人的肢体,来满足自己的变态性欲;只有无聊的文人才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享乐,来作“金莲”的吟咏和赞颂。
今天,当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妇女同胞在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表现了和男子同样的英勇和伟大。赵一曼、刘胡兰这些名字传诵于中外亿万人民之口的时候,谁要是再把“小脚”和中国女性联系到一起,他便是有意侮辱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因而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那么,出现在自己舞台上的“踩跷”的形象,必须予以清除,是更不待言的了。
代替“小脚”的那个木“跷”,俗称“尺寸子”,按近几十年来京剧界的习惯,所有武旦以及大部分刀马旦和花旦,都应该踩。但时代不断向前进展,一切事物都在向好的、合理的方向发展演变,“踩跷”也不能例外。今天,京剧舞台上,花旦踩跷的已不多见;刀马旦如“樊江关”的樊梨花等,也只着“蛮靴”,而不踩跷;所剩下的只是武旦(特别是演妖怪戏的)还墨守成规,依旧把这不光彩的形象搬现到观众眼前来。
“国粹主义者”也许把“跷工”看成一种了不起的“艺术”,把由“踩跷”所衬托出的体态视为一种无上的美感。但“美”是不能离开生活而独存的,资产阶级欣赏女性的“弱不禁风”,劳动人民却觉得蕴蓄着力的粗腿壮胳膊才看着顺眼。今天的舞台上已无过分强调“柳腰微摆”的必要,而武旦饰演的那种女性也正好通过一定程度的“雄纠纠气昂昂”才可以显出她的美来。
就戏曲艺术的本身来看,踩跷的存废对于剧情并没有影响,对于演员的演技也无何增损。踩在一副几寸高的木制“小脚”上,翻、跌、扑、“打出手”,样样全来,诚然是一种惊人的工夫,但减去这套工夫,剧情照旧进行,“出手”也可照“打”,丝毫没有损失。
再就艺人的健康安全而言,武旦翻打跌扑,主要是靠腿劲的坚实,武旦两脚却建立在那么脆弱的基础上,其危险性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单纯站在维护艺人安全的立场上,这违反情理、近乎“耍把式”的演技,也是应该予以废止的。

中国人民是善良正直的;因此出现在戏曲舞台上的不少表现了和这善良正直背道而驰的残酷和恐怖的形象,应当清除。
首先,杀头的刑罚,以及杀头以后的悬首示众,或者捧头覆命,在舞台上形象化起来,对于观众心理健康只会发生不良影响,而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不仅《斩经堂》、《一捧雪》里冤死鬼公主和莫成的首级呈现到观众眼前来,会带给善良的人民以恐怖的印象;即《挑帘裁衣》里的恶棍西门庆被武松杀死以后,也没有当着观众枭下首级,并且把首级挂到腰上来的必要。通过好的艺术手法,惩罚元凶巨憝不必一定在观众面前剁他千刀;而表现一个民族英雄的慷慨就义,更无须演到他引颈就戮,割下头来为止。话剧里的文天祥,电影里的赵一曼,都给我们塑造了极好的壮烈的形象,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审头刺汤”里“审头”的一场,罗列了许多拖着几根“髯口”的红布假头在台面上。如果为了引起观众的真实感,这几个红布包根本不能胜任;倘使目的只在配合唱词,则京剧里假想存在的东西尽多——开门开的是空气,作针线手里拈的还是空气——这几个代表血淋淋的人头的道具大可不必特备一格。
和杀头同样残酷的还有许多动作,都值得提出来研究。“五人义”里的副净颜佩韦是一个正面人物,而且是这“五人”义士之首,末场捉住京中派来的大校尉,却把他眼睛挖出来吃掉,不仅残酷,而且不切合人物的身份。
“宝莲灯”里“打堂”的一场,告老太师秦灿把一个十来岁的儿童秋儿从“大边”踢到“小边”,又从“小边”踢到“大边”,踢得满台打滚。编剧把情节处理成这样,观众已经为秋儿叫屈不止;演员再加意刻划,表现人性的残暴惟恐不够逼真!如果这一剧中人物被处理成十足的反派,那么这种残暴的举动还可以发生暴露的作用;然而秦灿的台词里,偏有什么“你来看啊,老夫年过半百,你绝了我的宗嗣了啊”之类的哀鸣,会唤起观众对他的同情或怜悯,此其效果便无异肯定了他的残暴为合理了。
《翠屏山》的《杀山》一场,且不说谁是谁非,石秀把潘巧云杀到那般地步——脊背贴地,两腿直竖,用一种叫作“五龙绞柱”的特别工夫,满台打滚——也表现了过分残酷的形象。
《黄一刀》一剧甚至更残酷。这戏里,副净姚刚和恶霸黄一刀一家开打,杀死了黄妻,劈了她的腿,就拿这腿作武器,继续开打。这里,人物的正反面是很明确的,黄一刀是恶霸,姚刚是好汉,那么,写这好汉如魔王一般的凶残,目的何在?作用又是什么呢?而且姚刚挥腿打了半天之后,忽然灵机一动,把“金莲小脚”凑到鼻前一嗅,然后作出一个丑恶的表情,以示脚的臭不可嗅,这就不仅凶残,而且恶劣下作了。
谈到恶劣,其他例子还有许多。
首先想到《双摇会》。大小老婆吵起架来,惊动了隔壁邻居,排解中,大老婆伤心地哭诉,把自己比作“伤风的鼻涕”,一边说,一边把由于心酸而流出的鼻涕甩到劝架的老丑的脸上,老丑抓起鼻涕就吃下肚去,并且加以说明:“这个好东西,吃下肚去,消痰化气,不放臭屁!”把伟大的中国人民丑化到这种地步,难道还能不加纠正么?
其次,在戏曲里普遍作为刑罚的“打屁股”,也是非常恶劣的。正和刑戮或斗殴中的杀头无须当着观众眼前执行一样,打屁股也尽可以暗场出之。薄薄的一个竹片,当作带给人创伤和痛楚的刑棍;打一下,报十下;这种表现方法,完全不能增加效果,只会对戏曲的严肃性加以破坏。一出常演的京剧“虹霓关”,在打屁股这动作上,作了最恶劣的发挥。在东方氏和杀夫仇人王伯党结了亲,两人对饮交杯酒的时候,家丁不识相地来报“瓦冈贼子前来讨战”,结果吃到了排头,死罪虽免,屁股却捱上了四十大板。打完,他走出去,自解嘲地说道:
“为了小白脸,
打了我四十板;
留了个小心眼,
带了个屁股帘。”
同时撩起袍裙,把遮护在屁股上的一块棉椅垫,露出给观众看看。这种拿受迫害的人的辛酸痛苦来作耍的插科打诨,实在恶劣到了极点。
此外,在若干戏里,丑角净角的赤身露体(例如“打渔杀家”的教师爷,“白水滩”的青面虎)也造成了恶劣的形象,玷污了戏曲的完美。有些极其粗暴的动作,例如“宝莲灯”秦灿的掼桌子等,也破坏了舞台的气氛,给人以很不好的印象。

关于脸谱,这是一个举世无双,中国戏曲里所独有的表现手段。就美术的观点看来,它有着一定的艺术性,好手笔的净角演员能把瘦脸画胖,通过色彩线条的组合,使肌肉平地隆凸起来。但就戏剧的观点看来,它却有悖科学原则,违反了人生的自然规律;即退一步讲,也至少是一种偷巧的表现方法。脸谱的作用,主要在帮助表现人物的性格。在戏剧(不是美术)里,刻划人物,描写人物的性格,脸谱只能尽到“帮助”的责任。把全部责任或大部责任都加到脸谱身上去,那是对脸谱的过高估价。
在目前,我们对脸谱的态度,应该是审慎的。是审慎,却不是不闻不问。也就是说,应该有原则地把它加以初步整理。有许多脸谱,象关公,象曹操,象许多“揉脸”的面型,不仅比较近情合理,而且确实有所表现,当然应该予以保存,甚至再加以润色修整。有的却光怪陆离,匪夷所思,如包公脸上的月牙,公孙胜额上的八卦;有的则狰狞恐怖,不堪寓目,如象杨七郎那副尊容,再配上左额斜插着的一枝箭头,就形成了一种死的象征。这些,都应该提交艺人专家们仔细研究,商定改革和净化的具体方案,逐步推行。
至于那些原本就是蓄意侮辱丑化劳动人民和被迫害人民的脸谱——如象被奴才黄天霸“八大拿”的那些绿林豪杰濮天雕武天虬们,个个都被弄得满脸乌烟瘴气;又象最本份的劳动人民武大郎们被画上了白鼻子——都必须立刻端正过来。
正和“丑”不一定是“丑”一样,“花脸”也不一定是“丑脸”。张飞虽是一个黑炭头,但他的面型却多少含有一些“妩媚”,这是众所共认的。可是有许多演员,却只在脸上歪歪斜斜信笔乱涂几下,结果满台都成了眉眼不分,线条不清的丑恶妖怪。我们主张,没有固定性格限制的武行,家丁……非必要时,尽可多用“俊扮”。粗糙脸谱的减少,对于戏曲没有损害,对于舞台的净化却颇有裨益的。
不要迷恋旧的,不要害怕发展。几十年来,京戏的演变已经不在少数。大家都知道“珠帘寨”原本是花脸的应工戏,可是如今李克用的脸上只剩了几道白纹路。“吴汉杀妻”的吴汉也是净角的本工,但周信芳先生的“斩经堂”是怎样装扮的,爱好戏曲的观众也应该记忆犹新。即是额挂太极的公孙胜,在“共舞台”演出的京剧“水泊梁山”里,不也把面孔擦得干干净净了么?

戏曲是为人民大众所深爱的,因此,它对人民大众所负的教育责任也特别重大。今天,当广大人民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提出把戏曲的舞台形象澄清一下的要求。
在戏曲舞台上,一切积极的、善良的、美好的、正义的、健康的,足以表现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品质,足以加强中国人民对自己、对国家光明前途的信心的东西,都是我们所欢迎的,都是必需保存,并加以发扬的。
反之,所有残酷的、恐怖的、落后的、愚昧的、恶劣的、足以玷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尊严的东西,我们都坚决反对,并要求采用适当的步骤与方法予以肃清。
(摘录上海《戏曲报》第三十五期所载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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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影片《钢铁战士》观后
  袁水拍
影片《钢铁战士》是一部富于教育意义的影片,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它告诉观众,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人民的英雄具有多么高贵的革命的品质。它鼓舞人们向这些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优秀的共产党员学习。影片的这些思想内容并不是用干燥的议论来表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表现,来使观众深深地受到感动。
《钢铁战士》描写解放战争中和人民密切结合的解放军的优秀战士怎样英勇战斗,坚贞不屈,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主人公张排长领导一排人掩护一个团的转移。任务完成后,他们奉令撤退,可是已经受到敌人的包围。张排长指挥全排血战了五昼夜,打退敌人无数次的进攻,一直坚持到最后。当地农民传递情报,指引他们跳崖突围,不幸没有成功。在白刃战中,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张排长、炊事员老王、年幼的通讯员小刘和一个动摇分子被敌人俘虏。敌人用酷刑、利诱、色情的软化和其他胁迫,都不能使战士吐露埋藏机器和粮食的地点。最后,人民解放军发动反攻,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这个地区,从狱中救出张排长,继续向前胜利进军。
张排长是解放军里面无数英勇坚强的指战员之一。剧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来表现主题是非常适合的。象许多战士一样,他是一个受封建压迫的农民出身的兵士,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锻炼成为一个经得起一切考验的《钢铁战士》。敌人无论怎样残暴狡猾,在这样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战士面前,是毫无办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的英雄气概在张排长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
但张排长决不是一个单独的例子、一个孤立的英雄。炊事员老王和通讯员小刘也同样是光辉的解放军的典型人物。他们百折不挠,临难不苟,立场坚定,敌友分明,用小刘在牺牲前的一句单纯明确和充满力量的遗言来说,就是“革命到底”。这两个人物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特别吸引观众的。编剧和导演显然对这样的典型人物相当熟悉,写来毫不费力而真实亲切。演员的表演也称职,没有不必要的夸张。炊事员老王在狱中识破动摇分子所施的离间计的一幕,描写得比较细腻。叛徒的愚蠢,战士的机警,表现得很真实。原来温和的眼睛在发觉敌人奸谋的时候,突然闪烁出智慧和仇恨的光;原来假装得困乏样子的身体,此时突然象猛虎一般扑击奸徒,大呼“打反革命”。这些处理是美妙的。
小刘这个人物很可爱。观众非常喜爱并且尊敬这个“小鬼”。他和审讯他的敌政工处长周旋斗智的一场,是引人入胜的。他答复那时而威胁,时而利诱的特务的问话,说得多么简单有力,而又适合孩子的口吻。例如特务要他说出埋藏机器、粮食的地点,他答回道:“我不说。我说了,不是变成反革命了吗?”作者刻划他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一个受到革命锻炼的战士,同时也适当地表现了他的稚气和活泼的一面。例如他在狱中把敌人送来的点心吃了个饱,说可以“更有劲些”,吃完了把盘子摔个粉碎。这样通过动作来表现性格,就使人物显得真实生动。在解放战争中,曾经涌现了许多年纪还小,可是在党和军队的教育下,成为具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的小战士。他们忠于革命,勇于战斗,是革命的年青一代的代表者。苏联有丹娘和顿巴斯矿区的青年,我们也有很多的象影片中的小通讯员刘海泉。我们的艺术家有责任特别为我们的青年创造出在艺术上完整的典型来。
不但是军队里有这样的《钢铁战士》,在人民中也有无数的钢铁的人物。张排长的母亲和掩护越狱出来的张排长的许多农民,就都是这样的人物。敌人想利用母子之间的爱来动摇张排长,可是非但我们的战士没有动摇,而且敌人所预期的母亲对儿子的劝降,变成了革命的鼓励。当观众看到那衰老的,然而坚强的,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这样的人物是新的、觉悟的人民的典型,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的代表者。同样的,那些宁愿被枪杀而决不出卖解放军的农民们也使观众深受感动。影片描写这些普通人民的伟大,同时也就显出了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关系。一方面,老乡冒险穿过包围圈,给军队送粮送弹送情报,另一方面,军队在万分艰难中还关心着村里农民有没有遭难;一方面,农民宁愿用自己的死来换得战士的生,另一方面,战士不肯连累人民,情愿挺身而出,自己牺牲。这些描写成功地表现了“军民一体”的思想,也说明了人民的军队必然胜利的道理。
影片的情节有曲折,有悬宕,人物的刻划也具体生动,因此主题显得有力量,而不落公式主义的窠臼。例如阵地上宣誓一场,很会变成议论与口号的堆砌。但影片并不是这样,当小刘把笔记本上的毛主席像放在岩石上,战士们都举起手来后,这一镜头就结束了。在这里,手法显得很经济。
影片《钢铁战士》保持了、也发展了原来的舞台剧的一些优点,但有时还嫌拘泥于原作。战士们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所据守的山头在影片中显不出是一个形势险要的军事据点。有些镜头似乎和舞台面差不多,没有充分运用电影艺术的优越条件。灯光和布景的真实性也还不够。此外,影片中演张排长的演员在开始的几场中,表现得不及被捕后那样与角色的身份性格贴切。他的面部的形象以及表情、动作有时似乎还带着一些忧郁的味道;被包围后的月夜的场面以及音乐也显得比较阴暗一些。当然,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是成功的,只是不及老王和小刘那样使观众觉得自然亲切。虽还有这样一些缺点,但可以肯定,这是一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是比较成功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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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国内文艺动态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最近接到从各地寄来国内的新年画约四百幅。有不少地区的年画较去年的出品提高了一步。比如:创作态度都比较严肃,技术上也有了更多的加工,取材上重视了新中国成长中的新鲜事物等等。但也有不少地区的作品还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面。全国美协为了扩大美术宣传活动,并促进各地新年画工作经验的交流,现正筹备“全国一九五一年新年画展览会”。
上海文艺界在今年春节举办大规模的联合演出。参加者有各专业文艺团体和工人、学生组成的业余文艺团体,共二十多个单位,约四、五千人。内容包括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等。演出时间约半个多月。仅仅本月六日、七日、八日三天,在大世界、大新公司、先施公司三处,观众近三十万人。这次演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这次演出是为了慰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掀起爱国主义文艺运动的高潮。在演出中,出现了许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新作品。其中,有不少很受观众欢迎。二、演出地址主要集中在大世界、大新、先施等劳动人民游乐的场所,这是上海文艺界执行文艺普及运动方针、把宣传工作深入群众中去的一个表现。
开明书店编的《通俗本苏联文学丛书》,最近已出版《铁流》(章恺改写)、《水门汀》(秦淑文改写)、《垦荒》(孙惶改写)、《索特河边》(陶均改写)、《时间、前进呀!》(薛昶改写)五种,即将出版的有:《粮食》(朱光辉改写)、《考验》(钱家标改写)、《青年近卫军》(方丹改写)《真正的人》(屠文改写)、《一个家庭的兴衰》(闵君立改写)等,这一套丛书全是依据苏联的长篇小说重写的,它可以给看不惯译文或者没有充分时间阅读的人以很大便利,在文艺普及工作上,目前出版这类性质的丛书是一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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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对“相声”应有领导
  王量才
我最近在天津和北京的广播节目中,以及在天津的剧场节目中,听了和看了一些“相声”节目,其中许多节目,都是最著名的相声演员演出的。这些新的或经过改造的节目的内容,一般地说,都是比较进步的,在听众和观众中,也的确发生了一些好影响。但内容错误,甚至于很严重的错误也不断出现。我想如果不加以纠正,必将造成不良的结果。
比方,天津的相声演员常宝坤是天津甚至于北京有广大群众影响的艺人。他在剧场里、在晚会里、在广播里,都是观众和听众所极端欢迎的人物之一,如果他的演出内容发生政治错误,对一般观众听众的影响不会小。我最近曾看见他表演一个关于“春联”的节目,它的基本思想,主要地反对一般人“向群众学习”。按照他的说法,只有毛主席才可以“向群众学习”,因为毛主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领袖,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向群众学习”,如果有人敢于“向群众学习”,那就必然是很不好的人了。很显然,他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恰恰和毛主席的思想相反。但是,我却看到很多观众向他热烈鼓掌,更奇怪的是许多干部也向他热烈鼓掌。我想,一般干部大概不至于受他的错误宣传的影响,但是,对于一般群众,这就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另外,一月五日我曾经从天津一家电台广播中,听到常宝坤和赵佩如二人说相声,内容大致是说“拆字”,说到拆“桃”为“木”“兆”时,常宝坤说:“木兆念个桃,毛主席问林彪,朱总司令那里去?前去抗美援朝。”这简直是毫无根据的乱说。在北京电台的广播节目中,我也曾听到“假博士”的节目,里面把英雄刘胡兰作为一个滑稽小丑角色出现在听众之前。毫无疑问,这是很不应该的。
至于发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我想,一方面是由于有些演员的政治水平还未提高到应有程度,他们自己还不能从政治上掌握自己演出的内容。这一方面,当然还须要相声演员们继续努力提高自己,以避免错误。另一方面,我觉得有关的文艺宣传机关,似乎对于这些相声节目,没有给以政治上切实的帮助,让它们自流地演出。而后一个原因,恐怕应当说是发生上述这样错误的主要原因。因此,我认为文艺领导机关,应当对于相声的节目加以适当的检查,对相声演员们所上演的节目加以切实的帮助。
此外,我对相声有以下一些意见:“相声”本来是一种简单的演出形式。它的特点是:一、适宜于讽刺;二、形式简便灵活,宜于普及。在反动政权下面,相声经常被利用来讽刺劳动人民,现在,在人民的国家中,我们应当而且可能用这个工具去讽刺敌人,并适当地用讽刺方式批评我们人民中间的落后、保守及各种错误的倾向。如果能正确掌握这个方针,“相声”仍有它一定作用的。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任其自流,就会不利于人民。当然,在解放以后,各地文艺主管机关和相声演员们,已一般地注意了这一个问题,而且有了一些成绩。问题在于有些地方的文艺领导机关,还没有经常对于这一个广泛影响群众的相声节目加以领导。这是应当加以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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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克服怪声叫好的恶习
  董聚贤
新年看新凤霞演出《祥林嫂》,由于坐在最后一排,所以特别感到在一次戏曲演出中台上台下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在《祥林嫂》这个戏之前,是《和睦家庭》(杀狗劝夫),由于这个戏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还没有脱离旧的圈套,所以台下闹嚷、嘻笑、叫好的声音一直不断。坐在后排的人,简直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听出台上在唱什么!新凤霞扮的祥林嫂,开始出台时,场里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直等到祥林嫂后来被骗嫁给贺老六,她不答应,拜堂时在桌上碰破了头后,剧情的发展才把观众攫住。
观众居然很安静地把祥林嫂有一段很长的唱词听完了!而且自此之后,观众便基本上稳定下来。只是在另两个地方,由于她过于着重了尾腔的变化,和表演贺老六死时,跟他脸儿相偎,并搂在怀里抹腿舒脚的情形,观众的情绪才又浮动起来。
从这里使我想到:无论什么观众,都是可以被好戏说服的。根据戏曲界内行人的分析,从前观众在剧场中叫好的,竟有七类八派之多,有专听唱工的,有专看作工的,也有对唱工作工都没有兴趣,只看演员长相的。许多年来,这些观众的趣味有力地影响着和左右着台上。某些淫荡猥亵、低级无聊的唱腔和表演,大体上都是因为某些演员为了要迎合落后观众的趣味,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新凤霞这次在表演祥林嫂和贺老六死时那种过火的动作以及某些尾腔不自然的变化,都可以看出这种痕迹。
要在剧场中克服怪声叫好的恶习气,我以为有两个基本的关键:一个是演员的觉悟。演员能够认真从事一种艺术的创造,严肃地来表达一个戏的内容,如象新凤霞在祥林嫂中所开始达到的那样,怪声叫好自然便不会有了。演员自己表演好坏,不能从叫好来衡量,清代名伶程长庚,就曾主张在他表演时就不要有任何人叫好,连王公大臣皇帝在内。他的看法是这样:“我的戏好,无须喝彩,更不要狂叫。大家的声音一繁杂,我即使唱得好,你们也听不见;大家都安静,我便可以独自叫天(唱)了。”(材料见《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足见中国旧剧艺术传统上也是反对怪声叫好的。第二是观众的道德问题。因为看戏是一种集体艺术的欣赏,一个人觉得唱得好,另一个人觉得作得好,其他的人觉得化装好,各人修养趣味不同,欣赏所得也就不同。每人到了称心得意的时候,要都大声狂叫起来,其他的人就无法进行艺术欣赏了。因此,怪声叫好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尤其是在看歌剧话剧,一个人的嘻笑或突然鼓掌,将会使整个剧场受到影响。演员的表演艺术,如果真的被观众所称赞,那么最好是在他表演结束之后,报之以掌声,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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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建议文艺界检查去年创作工作并公布今年创作计划编辑同志:
一九五○年年初,《人民文学》、《东北文艺》等刊物曾分别发表由全国文联及东北文联等所征集的各地文艺工作者一九五○年创作计划。按照计划估计,全国读者将会见到至少几十万字的新作品。这是可宝贵的,也是被读者们寄予热烈的期望的。
当我看到一九五○年生产公报上,若干生产部门超过任务完成计划的时候,就想到文艺界也应该作一个及时的总结。我建议有关部门(如全国文联)应就所曾征集的作家创作计划进行检查:完成多少,超额多少,质量如何,并予以公开发表。这样,不但可以督促文艺工作者,并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关心文艺创作活动。
另外,我希望看到本年度文艺工作者们的创作计划。希望有关单位从事这一工作,并在书刊上发表。
阿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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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希望看到揭发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的文艺作品编辑同志:
去年年底,政务院发布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这一决定已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斗争,在整个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配合着这一斗争,用文艺创作来揭发美帝的文化侵略罪行,在文艺宣传中,也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目前,我们还很少见到揭发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的文艺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地见到这类作品。
任雪前 谢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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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秧歌队中不应有敌人角色编辑同志:
春节那天,我看了中国建筑企业公司技工训练班的秧歌队在天安门前演出。秧歌队角色中有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学生、商人,还有反动集团的代表杜鲁门、蒋介石、李承晚、吉田等。我觉得这种现象值得加以注意。秧歌队里不应使反动角色与劳动人民的角色一起跳同样的舞蹈。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杜鲁门、蒋介石、李承晚、吉田等反动分子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载歌载舞呢?把他们也列入秧歌队里,是政治上的错误。希望这一问题的提出,能够引起与此问题有关的一些同志们注意。
另外,我还在上述的秧歌队内看到领头的是个老太婆,背上挂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搞对象”三字,这除引人发笑以外,有什么意义呢?这种趣味是极端恶劣的。
谷中凯
编者按:谷中凯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本报一月二十六日第三版发表的《提高春节文娱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力群作)一文中,曾指出这种错误现象,希望各地秧歌队的工作同志们阅读这篇文章,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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