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认真学习中央决定 纠正建立宣传网工作中的偏向
——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张恒轩同志来信编辑同志：
我们这里各级党委已开始重视中央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太来、肇东、白城、肇源、克东等县委及齐齐哈尔市市委，均已召开了区委书记、宣传委员与支部书记会议，讨论与制定了执行这一决定的具体办法；并对过去七个月的宣传工作作了检查。其他县也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在一个区或一个村进行了检查。从各级党委向省委的报告中看到全省宣传网，确已初具规模，并已推动了工、农业生产运动与抗美援朝运动。但是也因各级党委对中央决定研究不够，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有一部分党委委员，还没有深入地学习与研究中央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甚至还有根本没有阅读过这一决定的党委。因此，有的党委把宣传工作仍当作是宣传干部的工作，甚至认为这一工作“可有可无”。北安邮电局刘局长就是如此，不但对本机关的宣传员工作不予帮助，并且向总支提出：“我们机关不能做这个工作。”肇东七区区委书记说：“现在工作很忙，可以把建立宣传网的工作放到闲时候去作。”德都民兴村宣传员郝洪祥向支书刘洪祥请示宣传工作时，刘洪祥说：“你怎样搞就怎样搞吧，这玩艺还不是形式主义！有啥用，光宣传也不能完成任务。”齐齐哈尔市市委召开的短期支部书记、宣传员训练班中，许多工厂的宣传员反映：“虽然我们车间支部都有宣传组织，但是总支、企业党委都不领导，厂长也不管，所以宣传工作没有展开。”以上这些现象，充分地说明了现在仍有一些党委对中央决定中所指出的“宣传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这一正确指示认识不足。因此，目前各级党委急需重新学习中央关于建立宣传网的决定，领会这一决定的精神与实质；并在学习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对建立宣传网工作的一些错误观念，迅速建立起党的宣传网来。
第二、有些地区的建立宣传网的工作是十分潦草的，并没有按照中央决定来发展宣传员。克东县七十一个支部，五百六十七名宣传员中，固然有五十九个村，四百七十九名宣传员是符合中央决定中要求的，并已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据已知道的尚有十二个村八十八名宣传员是不合乎中央要求的，其中有三个村，二十名宣传员是群众大会选举的，有一个村八名宣传员是支部书记假造的名单，还有些是支部已通过，区委也已批准，而宣传员本人还不知道的。绥棱克苏克里村支部书记把三十名送公粮的委员，都登记为宣传员。他还说：“这些人都不错，不然老百姓能挑选他吗？！”所以产生这些现象，主要是这些县区委没有严肃的认真的来进行这一工作，存在单纯的任务观点。因此目前除了提高党委对宣传员工作的认识，以贯彻中央决定外；还应对全省宣传工作进行深入的检查与适当的整理，按照中央所规定的条件，认真的选择宣传员；并确实做到支部通过高一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有些党委虽然已注意发展了一部分宣传员，但还未注意到对宣传员的培养与教育工作。也还有个别党委错误地把宣传员当作行政干部使用。这样就使党的宣传员工作不能迅速展开，甚至在宣传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因此大大的妨碍了党与政府政策的贯彻。洮南某区虽然也建立了宣传传授站，规定了讲授制度；实际上，并没有人去作实际工作，到了讲授日期，区委互相推托说：“去了没啥讲的，算了吧！”肇东九区榛柴村支部书记说：“战勤动员也完啦，汉城光复的胜利消息也宣传了，秧歌也扭了，没什么宣传了，算了吧！”因此有些宣传员的宣传内容是“老一套”，德都三区宣传员高海龙，把朝鲜二次战役胜利的消息，宣传了二十天，群众都说：“耳朵都听厌啦！”太来城区区委，平时不注意宣传员的领导工作，在每次紧急任务到来时，就把宣传员找来分配给必须完成的一定数量的任务。这样给群众一个坏印象：“宣传员是来要任务的，不是宣传的。”这种恶劣现象严重的影响了党的宣传员工作，各级党委应当立即作有效的改进。
各级党委应该逐步的建立起宣传员工作会议、汇报、检查以及报告员等制度，经常的供给宣传员通俗的宣传资料，建立宣传传授站；按期的传授宣传内容，把宣传员的工作水平提高到中央所要求的水平上来。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张恒轩
第3版()
专栏：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中
太原市委建立二百名报告员
对群众思想教育起了重大作用
【本报太原专电】中共太原市委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运动中，曾指定了二百名报告员，他们在宣传中起了重大作用。市委书记韩纯德及常委于林、王大任等均担任了报告员；报告员的分工，首先是把全市人民按社会分工划为职工、文教、宗教、卫生等十三个方面，再按平素各报告员与群众的联系情况分工，对群众作有系统的时事报告。如报告员马真同志是市工会副主席，即负责到职工中去作报告；报告员王中青同志是省文教厅副厅长，即负责到大、中学校作报告。这样，收到的宣传效果较大。报告员的报告，都是根据市委统一制定的宣传提纲，结合群众思想情况进行准备的。因此报告都能把政治任务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将抗美援朝运动引向实际行动。自去年十一月八日起至十五日八天中，报告员共作报告六百二十五次，听众达七万零九百六十三人。每次报告结束后，又组织座谈会，使时事宣传更加深入。这种座谈会共组织过七百零五次，有七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人参加，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市委并组织了检查团，深入到各方面去收集听众意见和问题。此外市委还及时供给报告员各种宣传资料；并出版了供报告员学习的“思想通报”，其中反映各阶层人民的思想状况，介绍报告员的工作经验，或指出运动中的偏向。现在太原市委正在总结报告员的工作，对现有报告员进行审查，合格者将给予正式任命，固定分工，实行报告员责任制，以使这批报告员成为广泛建立宣传网的骨干。
第3版()
专栏：
我们参加了冬学教学工作
张殿京
农业大学的校址设在北京的郊外，同学们和农民的接触机会比较多。去年冬天，我们参加了冬学工作。
开始时，只有小部分同学愿意做这个工作，后来，经过了学生会的号召和政治教员刘炼同志的动员，同学们都明白了这是一件光荣的工作，纷纷报告参加。很多来自四川、广东等省的同学，虽然北方话说得不好，也参加了。我们每天下午五点钟下乡，一直到八时才回校，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过，感动了许多老乡。老乡们每天晚上都自动地跑来上课。
冬学分布的地区很广，我们往往要走四、五里路，最远的要跑九、十里路。有时，同学们病了，也要请别人去代课。
冬学刚开始时，同学们曾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如学员中有老的少的，上课时常常笑闹，或者抽旱烟，或者去烤火，因而秩序很难维持，教员讲课时就特别费力。经过同学们的解释和劝导，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要上冬学，于是都遵守了秩序。有的冬学还订立了学习制度，规定上课时不许谈话，不许抽烟。
学员的文化程度是高低不齐的，使我们在教学时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们于是根据学员们的不同程度分了班。而在学习国语时，学员们往往只注意生字，忽视课文的内容。我们便从课文中找出一些问题，和他们共同研究。例如课本中有一课“毛主席接见农民”，我们便问：为什么毛主席要接见农民？为什么毛主席爱农民？上算术课时也是如此，我们尽可能的结合了实际问题。芦沟桥附近的农民多种白菜，我们在讲乘法时便出了这样的题目：一斤白菜是二百元，你一天卖了二百六十斤菜，收入多少？
我们在最初接近农民时，都不知道如何和他们谈话。后来，同学们在闲暇时，常常和他们在一起研究作物问题，偶而谈些家常。于是，大家都熟悉了，相互间建立起亲密的感情。他们就告诉我们，以前如何受地主的压迫，如何受一贯道的欺骗。他们拿出花生、瓜子给同学们吃；同学们则帮助他们订生产计划，帮助他们复习课文。当我们每天晚间教完课时，他们总是恋恋不舍地不让我们回校。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同学们曾数次下乡宣传，帮助学员们排剧，使他们加深了对美帝的仇恨。政府取缔一贯道时，同学们也抓紧时间向大家宣传了人民政府的政策。我们也给他们讲革命英雄的事迹，教他们唱歌、扭秧歌。学员们有时也提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要求我们解释。
在春节时，各村的冬学都举行了考试，成绩很好。并选出学习模范，于本月八日晚八时在农大大一部举行了一个联欢会，当场奖励了模范学员。他们向大家保证，以后要继续努力，永不掉队！
第3版()
专栏：
中国科学院举行盛会
招待捷克文化代表团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于二月十三日下午假王府大街考古研究所举行捷克文化代表团招待会。到会者有捷克代表团团长普实克博士和团员赫德利奇克博士、斯坦姆贝格先生及秘书赫德利奇卡娃博士，中国科学院陶孟和副院长、丁瓒副主任、范文澜、郑振铎、罗常培所长等二十八人。普实克团长希望中国科学院经常供给他们各种专门的和一般的科学刊物与资料。旋即座谈“中国奴隶社会的起迄”问题。
第3版()
专栏：
针灸术治愈“精神分裂症”的经过
马健行
昨天人民日报公布了我给编辑同志的信——中国针灸术治好了“精神分裂症”，很多人都来问我：杨秀容患病的经过详情怎样？我想，我是杨秀容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在她患病时又是护理人之一，为了提供全国医学界对中国针灸医疗法的研究与推广，因此，将她患病与治愈的经过作一较详细的介绍是很必要的。
杨秀容，今年二十五岁，四川人，一九四五年入成都燕京大学，一九四六年随校复员来北京。一九四七年夏季，发现腰痛头晕，但以全国学运正迎接着解放战争，渐入高潮，杨是燕京学运的积极分子之一，不顾病痛，坚持工作，八月，病况转剧，经北大医院检查，断定系脊椎骨结核，须睡石膏床休养，痊愈时期很难预定。
一九四八年一月，蒋匪帮的魔掌伸向全国各大、中学，许多同学被迫逃亡，斗争尖锐起来，战场日益逼近城郊。杨秀容原在卢永春医院休养，回家，没有交通条件，留在北京，没有适当照顾的人，最后转移到上海。同年四月，到公济医院检查，据陶乃煌医师的报告说，症状大见好转，但仍须静卧数月，并重制石膏床一具。六月的上海，气候极为炎热，因躺在石膏床上很难受，加以缺乏医学知识，盼望离开病床之心太切，遂于七月间开始起坐行动，八月初，再到公济医院检查，陶医师劝令再躺，并经中山医院检查，也提出同样意见，只好遵照医生意见再躺下去。
此后，即偶然发现失眠和大便不通，及思绪飘忽现象。在这时期，病者常自己努力找些事情做，如编织、阅报、听音乐、读小说，但同外界的接触除了通过护理人和偶尔一二朋友访谈之外，可以说是完全隔绝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上海仁济医院检查，经毛文贤大夫主治，施行脊椎固定术，手术前后各输血三百公撮，并注射盘尼西林，手术经过良好，病人精神很愉快。出院时医生嘱咐说：一般病人，经过这样手术后，半年才可以起床，并须穿一个钢丝夹背，即可行动。
但出院后，失眠，大便不通，头晕，沉默，思想飘忽的情况仍不知不觉地继续着而且发展着。
八月间我适返北京，上海经历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风灾，交通断绝，电源阻塞，病者一个人睡在一间楼房里，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戟。
十月，病者再住到仁济医院检查，以为半年已经过去，病必好转，但结果脊椎固定处并未长好，“血沉”很大（每小时五十ＭＭ），不能起床。出院时大夫提出，为了增进疗养效果，应注射连霉素六个星期，每天两次。
经济上的负担增加了，孤独的感觉也增加着，精神方面的恍惚和大便秘结的程度也增加着（经常服用泻药，三——四天一次大便）。连霉素继续注射着。
十二月底，连霉素四十二瓶也注射完了，钢丝夹背也做好了，但根据仁济医院叶大夫的意见，“还要再躺两个月看看”。
几天之后，仁济医院的毛文贤大夫来看她，并且告诉我说她可以起来，但须继续注射连霉素六星期（仍是每天两次）。到了一月中旬，第二次连霉素注射已由一天两次改为一次集中注射（注射量相同），这样注射了二十二天，病者在一九五○年一月九日晚上发生了突然变化。病者漠然凝视远方，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次，略有发烧（摄氏三十七度七），不肯饮食，也不回答问题，第二天送到仁济医院，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并抽验了脊髓液，照了肺部和脊椎骨的爱克斯光片子，一切事实都说明病者生理情况很正常，血沉也较前降低为每小时三十五，脊椎骨固定处也长得很牢固。最后仁济医院特约韩芬大夫（澳籍）会诊，她检查后认为可能是假性木僵性忧郁症，可能是由于注射连霉素的影响（见该院于一九五○年发出的诊断病历书）。韩芬大夫建议，最好使病者多活动，与她的家庭接触，在适当的时期结婚，如果情况不好，“是十分麻烦的问题，脊椎骨的毛病促成了精神分裂，要医治精神分裂；必须使用剧烈的医疗，（电疗或注射因苏林）而剧烈地运动，对于脊椎骨有毛病的人是无法使用的。”
出院后一两天，病人情况略见好转，每天起坐半小时，然后渐渐增加活动时间和方式，有时也说一两句话，但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非常被动，连吃饭和大小便都要劝才肯动作，夜间以为她睡了，扭开电灯一看，她大瞪着眼睛，有时也能唱几句歌，下下棋，到了三月，已能上下楼梯，并且还有一次乘了轮渡，到郊区去游览，但除了吃饭之外，一切行动仍延续着被动情况。经过各处接洽，得到同济教授刘裕德的同意，给病者作了检查，他断定是“精神分裂症”，必须到医院治疗，最好送红十字会医院，注射“因苏林”三个半月，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后来又向专家粟宗华接洽，他的判断和刘相同，并建议不要入红十字会医院，只有闵行县普慈疗养院比较适宜。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已到四月中旬，该院允许收留。当送病者去闵行时，她竟打破了四个多月的沉寂，拒绝离开原来卧室。送去之后，和各种精神病患者一起住在一个极长大的房子里，室外锁着铁门，隔窗相望，她还认识我，并且潜然泪下，再行问话，仍是沉默不语，恍如隔世！
五天之后，得普慈疗养院通知，说杨秀容拒绝起床，拒绝一切饮食已有三天，院方已感束手，打了两针强心剂，又送她回来。接出之后，第一、二两天，精神有些兴奋，行动很敏捷，也肯吃饭，下棋。第三天之后，忽然痛哭失声，并说：“完了！完了！”恰好这时她家有信来，读信给她听，她不胜愤激，撕毁家信，痛哭不止，此后竟卧床不起，闭目不视，闭口不食，每隔二、三日进饮食一次，隔日小便一次，大便一周灌肠一次，渐渐地连灌肠也无效，腹内积便如鹅卵累累，肢体日益消瘦，气息奄奄，再度向粟宗华医师询洽，他的回答大意是：无法可想，时日一久，因营养不足，势将引起肺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七月二十日的早晨到前门车站，第二天下午，即邀到魏玉麟大夫诊视，并到中央人民医院，拍照爱克斯光片，又由钟惠澜大夫、孟大夫会诊，结论是：骨病虽好，尚不能脱去钢丝夹背，至于注射“因苏林”或电疗，更非病者所能担负，这与上海西医诊断完全一致。我的父亲这时介绍我去看朱琏同志（现任中央卫生部妇幼局副局长）。从七月二十四日起，朱琏同志在宿舍里会同她的学生许式谦大夫施行初诊，当时扎了几针，回来之后，病者即能开口饮水。朱琏同志当时就肯定地、亲切地鼓励我们，要细心、耐心地好好护理病者。要按时替病者按摩，帮助病者运动。朱琏同志看了病者的爱克斯光片子后，坚决主张把那个钢丝夹背去掉，并且说这个病症，经过一定时期的调养，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我们不敢完全相信朱琏同志的话，又不能不信；她是那样肯定，那样充满信心，那样认真负责，又是那样慈蔼亲切！此后，每隔三天，许式谦同志就冒着盛暑，骑了车子跑来替病者扎针，一个星期之内，就恢复了病者的饮食机能，每日三餐之外，还吃些水果，小便也正常了，大便还要注射甘油，但再无积便现象。一个月之后，病者已能张目视物（最初一睁眼就流泪），并能咀嚼食物，同时也能起立行走，但胆量极小，极怕生人，心脏跳动极不规律，而且绝不张口说话，也不表示任何意见，稍不如意，便全身僵直，像一个木人，或是全身绵软。两个月之后，肢体逐渐恢复，体重由原来八十几磅增加到一百磅左右。
现在，从去年七月底算起，杨秀容已进行了整整半年的针灸治疗，就正当笔者写这文字的时候，她已能唱歌、写信、写日记、看话剧、电影、打乒乓球、下象棋、围棋、打扑克牌，并且几乎是能够正常地讲话了！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动态
文化生活动态
京新片剧照展览改换地点
京市“新片展览月”的照片展览，因青年服务部场址过小，除将全部剧照加以调整补充外，并自二月二十日起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继续举行。
中国地质学会西安分会成立
中国地质学会西安分会已于一月十八日正式成立。该会选出张更、王恭睦、张伯声、郁士元、杨杰、傅角今、陈贲等七人为理事，并互选张更为理事长。
华东区海员俱乐部成立
华东区海员俱乐部已于二月六日在上海成立。该俱乐部内设有图书室、健身房、音乐室、舞蹈室、弹子房、浴室等，供海员憩息。
文艺报第三十二期出版
《文艺报》三十二期已出版。本期内容有敏泽的《办好文艺刊物》、雪原的《地方文艺刊物的地方性与群众性》与王黎拓的《〈长江文艺〉的通讯工作》等有关地方文艺刊物的文章。
第3版()
专栏：
由“实践论”说到经济工作
——学习“实践论”笔记
王学文
（一）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工作的实践。这种实践是在毛泽东经济思想领导之下进行的。毛泽东经济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列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相结合而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的近代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时形成的理论，是各种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的总结，是通过实践而发现，又通过实践而证实与发展的真理。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列宁主义，并且马列主义的理论又随着各种革命斗争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理论武器并且能够掌握理论武器，这种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故能对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适用。因而马列主义的经济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也同样的适用。
这是马列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是马列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是在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重要成果之一。我们知道，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马列主义经济思想的中国化有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与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经济思想长年间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又产生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理论推动实践提高实践，实践又提高发展理论）与密切统一过程（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密切统一过程）中，证明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经济思想的正确与发展，并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科学的经济思想领导下的实践，能够得到发展和获得显著的成果。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与领导思想，尤其是经济的领导思想，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思想和英明的领导不可分离的。
（二）
毛泽东同志的经济思想有它的哲学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实践论”就是毛泽东同志以有系统的文字表现出来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首先告诉我们，“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根据这个指示，我们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认识生产的重要性，要把生产当作经济工作的基本部分。一切经济工作以生产为基础为中心，要为发展生产的总方针而服务，要把发展生产的总方针贯彻到自己部门工作中去。生产以外的经济工作部门，不是与生产无关，也不是可以无关，而需要在工作上与生产有密切的关联，配合生产推动生产。只有生产这一基本工作做好之后，其他经济工作才有基础，同时其他经济工作配合生产推动生产的时候，才能使生产顺利进行有效地发展，并且作好自己部门的工作。“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一基本原则，是不管我们认识与否以及认识程度如何，是在经济工作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作用着，只有我们经济工作者正确地深刻地认识这一基本原则，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基本原则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使我们经济工作做得好。
因此，判断经济工作好坏的标准，在生产部门要看在经济工作中是否能起“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作用，其他经济部门对于生产部门是否能起配合生产推动生产发展生产的作用。因此也可以判断经济工作者对于这一基本原则的认识掌握与运用的程度如何。
生产，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有两个方面，两个必要因素：一个是生产力，即“人们对于物件和自然界力量的关系”（“这些物件和自然界力量是被利用生产物质资料的”）；一个是生产关系，即“人们彼此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生产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之体现”（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简单说来，生产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必要因素构成的，又是这两个必要因素结合统一的运动。
我们经济工作者，尤其是生产工作者必须在生产中，生产过程中认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其性质和规律性，同时要在生产中，生产过程中认识人与人间的关系，其性质和规律性。只有从生产两个必要因素结合统一运动来认识生产才能具体的深入的认识。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认识与掌握的正确与否以及程度的深浅成为判断我们的认识与工作好坏高低的标准。
（三）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实践是我们知识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来源，“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知识和间接经验两个部分”。我们的经济工作者根据这种指示，不能以自己的工作经验为满足，更不能以书本知识为满足，必须在自己工作中多多积蓄经验（这是重要的），并且要吸取和接受他人的经验；不单注意一个时期的经验，并且须要长时期的经验；不只现在的经验，还要过去的经验；不单注意一部门一地区的经验，还要注意其他部门其他地区的经验；不只是中国的经验，还要外国的经验；不只注意成功的经验，还要注意失败的教训。这样才能在工作经验上充实自己，丰富自己。
毛泽东同志同时告诉我们，经验的知识，不都是可靠的。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属于感性的知识。我们还必须“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
我们经济工作者根据这种指示，不要以自己工作上的感性知识为满足，要知道感性知识还只是低级阶段的认识，还只是表现现象片面的认识。必须经常注意掌握运用唯物辩证法与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总结我们经济工作的经验。要注意经济工作的决议、决定、指示、工作计划布置和执行的过程及结果。实践的结果应成为工作总结重要项目之一，并判断工作好坏的标准。我们能够将工作经验集中积蓄加以科学的总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就能够比较正确地周到地深刻地认识我们的实践，辨别是非好歹，补充我们工作上的缺陷，修改我们工作上的错误。当然全面地本质地在内在的联系上认识复杂错综变化多端的财经现象是不容易的事，也不是一切经济工作者短时期内所能做到的。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全国建设才开始不久，其推移发展有待于今后的工作推动与工作进行，我们现在马上要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全面情况（不只看现象还看本质，不只看外的联系，还要看内的联系与规律）与具体发展（发展的具体情况与具体步骤），当然是困难的，甚至有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全面地本质地在内在的联系上认识经济工作实践是高级领导方面对于我们经济工作实践上的要求，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以避免表面地片面地看问题与处理问题的错误。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如其他马列主义理论一样，是从实际中来又要回到实际中去。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长期大量实践总结中得到某些经济规律，我们就能进一步比较全面地深入的认识了某些经济工作的实践。
我们今后实践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些经济规律，按照这些经济规律办理，更便于推动我们经济工作的实践。
经济规律客观地存在于经济现象之中，在经济现象中起着其应有的作用。这种经济规律是可以被我们认识的。这种客观经济规律被认识的结果就形成为一定的经济原理。但其被认识，需要一定的条件并需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在工作实践过程中，当客观条件还未成熟，主观认识还未提高，我们对于某些经济规律还不能够认识的时候，就要盲目地受某些经济规律的支配，而对于经济工作就可能盲目地起着一定对消、阻碍以至破坏作用。其对消、阻碍、破坏作用的大小深浅要看我们经济工作实践违背它们的范围大小与程度深浅而定。当客观条件已经相当成熟，我们达到能够认识某些经济规律的时候，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就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和控制这些经济规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工作服务，而防止其盲目性的对消、阻碍、以及破坏作用。我们对于经济工作情况经济规律的认识愈能比较全面比较深刻，我们在实践过程中运用这些经济规律，就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与掌握愈能加强，我们对经济上自发性盲目性以及其他的阻碍的斗争力量也愈大，我们的实践就能够比较按照计划方案顺利地进行，并获得效果。
（四）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客观过程的实践”“由于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该跟着推移与发展”。根据这个指示，我们经济工作者要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必须针对具体经济工作实践情况的变化来进行工作。
我们处于战争与农村被分割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掌握战时农村经济的特点与其运动规律。我们由农村进到城市并处在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掌握现在全国经济情况、特点与其运动规律。不单要掌握农业经济运动规律，还要掌握城市经济运动规律，并且要注意城乡物资交流与内外物资交流等等的规律以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等政策。
我们处在农村的时候，有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与个体经济，主要是半自给自足经济的环境，虽有商品经济存在，也是不甚发展的。我们现在进到城市以后，又有比较发展的商品经济和以此为中心为基础的其他经济。
这些经济，经过我们的实践，有的改变了生产关系，也改变了经济的性质；有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经济建立起来了；有的经济没落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上述三种经济也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并且又有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因为生产关系的改变，经济结构也起了变化，经济运动总规律就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支配下的旧中国经济运动总规律。虽然现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中国经济之间还有些共同点，如农村半自给自足经济存在与城市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等等，但重要的不在于这些共同点，而在于这些经济的特殊性，经济运动总规律的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单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较高级阶段也不同于低级阶段，因而其经济的运动规律也有不同。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特点，就在于认识这些经济的特点与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需要针对这些经济的特点定出办法，有意识地运用这些经济的特殊规律。我们要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中，我们又要认识五种经济各带有其自己特点的运动规律。这五种经济形式及其带有自己特点的运动规律互相交错互相影响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现阶段经济运动的总趋势和总规律。我们如果能够比较正确地周到地深刻地认识与掌握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情况，运动规律及其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规律，我们就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比较自由地、因此也就比较顺利地有效地进行我们经济工作。
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推移的每一过程，都需要我们掌握全盘经济情况与其运动规律，次第加强国营经济对于其他经济的领导，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提高新中国的生产力，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新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并加强与巩固国防工业交通事业等等方面的建设。
这一方面需要我们积极努力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同时需要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提高我们对于经济工作实践的认识。我们要注意，不单经济思想不要落后于经济工作的实践，同时我们的经济工作思想还要在工作实践过程中起推动领导作用。因为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具有计划性的经济，并且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这种计划性不单不减弱，还要加强。计划性的经济，并且需要加强的计划性的经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欠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就不能领导以达到其目的。相反地只有通观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过程的全体，掌握明确的经济工作方针，运用经济的力量与经济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向远大的前途前进的，才能有效地担负领导的责任。当然，我们的各级各种经济工作者，不能把这种责任完全推到高级领导方面，自身也要有这种认识，分担一部分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济方针与政策正确地贯彻下去。
（五）
很明显，说到上述等等问题，理论的学习就重要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我们理论学习的最好教材之一，在认识论、思想方法上给我们以正确的深刻的宝贵的指导。这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关联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基本观点与方法的正确与否，是马列主义理论与非马列主义的所谓“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分别。马列主义理论与非马列主义的所谓“理论”不只在各个问题上有重大的分歧，并且在认识论与方法上也有根本的差别。至于自称马列主义者的“左”右机会主义者虽然也以种种形式使用马列主义某些辞句，但其基本观点与方法是非马列主义的，因而其整个论调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说，一切错误的所谓理论都是与其基本观点与方法有关，基本的观点与方法既错，以此基本观点与方法为基础的全部见解也不能正确的。经济思想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果是主观和客观统一，认识和实践统一的观点与方法，就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如果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的观点与方法，是非马列主义的，错误的。
毛泽东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与其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统一着。我们学习“实践论”正是从基本方面来了解毛泽东思想，首先是与我们工作有关的经济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具有科学的正确周到深刻的思想，发展的远见的观点，并具有党的革命的战斗的精神，内容宝贵丰富。如果我们努力学习，深入钻研，能够掌握这一著作的精神与实质，运用其观点与方法到我们工作中去，对于工作推动与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有好的结果的。
一九五一、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