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抚顺矿修理厂厂长汪洋等
对不虚心接受报纸批评的检讨
编辑同志：
去年九月十六日贵报《人民园地》发表了抚顺工人报记者鲁渤对本厂领导存在着严重官僚主义的批评。接着，去年十月十一日贵报又发表本厂厂长汪洋对这一批评的解释。现在我们对这一事件已有了新的认识和检讨，希望能在贵报刊登，以谢全国千万忠心耿耿关怀我们党的事业的读者。
过去由于我们每天沉浸在事务主义的雾海里，对于党的政策领会太差，对新鲜事物感觉迟钝，视野狭小，因而犯了去年那样不接受批评的严重错误。此后经过上级党的领导机关长时间的帮助，特别经过贵报经常发表的有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的教育，最近又在抚顺市委直接帮助与教导下，我们觉悟到：去年以来我们对企业的领导作风与对党报批评的态度，是严重地违反了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决定的基本精神的。
我们在作一九五○年生产总结中，发现很多严重的缺点，领导上漏洞百出。从生产数字上看，全年任务虽完成和超过了，但财务成本计划没有完成，产品质量也未能达到要求。由于对机械保养与技术管理作得不够，造成很多事故。由于对工人教育不够，致使劳动纪律松懈，出勤率降低。党政工关系不够正常，未能集中领导力量来搞好生产。全厂职工与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未能很好的发挥出来。而厂内领导干部过去未认识到这些缺点，满足于平时一点一滴的“成就”，喜欢逢迎，疾忌批评。因而汪洋厂长去年对党报及抚顺工人报记者的批评，不是虚心接受，改正缺点，而是借口“批评不完全符合事实”和“批评的动机不纯”，铿铿其辞地拒绝批评。把人民的企业，狭隘地看作是少数领导者的私业；把党与人民群众对企业的关心与监督之门，紧紧地贴上“谢绝批评”的封条。这就使人民的企业操纵在执迷不悟的少数官僚主义分子的手里，使党与人民蒙受无可补偿的损失。这种党性不纯与严重的官僚主义，对党与人民事业的危害是非常可怕的。而当时工厂党委也未能站在党的立场，严肃地贯彻党关于在报纸刊物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反而跟行政一起，和平共居，随声附和，对党报的批评，采取和行政同一的态度。现在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这些思想作风，是和马列主义的原则和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所指示的精神相违背的。我们除了在此进行检讨外，并保证立刻严格纠正这种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党性不纯和严重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
东北抚顺矿机械修理厂厂长 汪洋
总支书记 杜余庆
副厂长 刘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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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报纸批评和工人建议
道口人民酒厂生产提高
平原省公营道口人民酒厂，行政领导干部过去未能很好依靠工人提高生产，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过度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每日达十四小时，工人因此疲劳不堪，疾病不断发生，以致工人反应：“要饭也不能干酒厂的活。”去年十一月间，经平原日报对此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后，道口镇总工会首先检查了工会的官僚主义作风；并在平原报上公开自我批评。这样便影响了酒厂，该厂行政也跟着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任务观点及不关心工人不依靠工人的错误思想；并很好地采纳了工人的合理建议，每口锅增加三个工人，工作由一班改为昼夜两班，适当地调整了工作时间。此后，工人积极钻研改进技术，每斤酒由用二斤糠秕减到用十五两；使锅的容量由二百斤增至二百五十斤；每斤酒节省粮食二两；每天省煤二百多斤。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量。过去一班制时，每天产酒一千三百斤，现在提高到一千八百斤。工人的生产情绪提高，思想稳定，该厂赵技师说：“如不减少工时，年关回家就不想再来，这样一改，在工厂中就要作长期打算哩！”
高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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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机务段工作为啥搞不好？
编辑同志：
衡阳铁路局武昌机务段，自去年六月以来，工作搞得很坏。全段争取的安全公里运行，连接垮了三次。模范机车先后也垮了三台。工厂管理委员会流于形式。检修任务不是加班加点，就是“拉饥荒”。行车事故一天比一天多。燃料浪费很大，光去年十、十一两月就费煤一千一百余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也没有展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行政领导上不懂得依靠群众搞生产；对生产领导无计划，有计划也没有彻底实行；平时不深入现场，偶尔到了现场也只是口头上喊生产。去年八月份“七三八”机车甲检时，因等料耽误了很长时间，最后工友们只好自动每天延长两个钟头。（二）工会干部立场不明确。不懂得面向生产是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有时帮着行政喊困难，有时又和行政闹对立。不能站在工人方面代表工人说话，工人的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总是敷衍，做得到的也不及时解决。工人要一个工具箱和口罩之类，都要三讨四催，有时还领不下来。工人认为这点小事都难得办，大事就不用提了。由于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所以工人也不依靠工会。（三）缺乏奖惩制度，使工人认为多干也是多余的。比如：干部们升职就加薪，工人升职却不加薪，使工人们感到“有好处还不是干部的”。事实是这样：段长苏世隆升职加了几十分，而工匠张德标、彭耀卿升为装修工长后，还是原薪不动，这就影响了工人积极性的发挥。再如：该段包乘、包检、包修制责任都不明确，出了事故就张推李卸，从来没有检查出来，总是叫大家分担一点。这些情况一直到去年十二月，经过大伙提意见，各级干部才开会检讨，现在情况是好转一些。
曾宪邦
编者按：武昌机务段的工作为什么搞得很坏？基本原因是行政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民主管理的方针没有实现；而工会工作又严重的脱离群众，工会干部不善于坚持正确的立场，忽视工人迫切需要解决与可能解决的劳保福利问题。
因此，改进工作的关键，首先要求党、政、工领导上通过深刻的工作检查，认真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并进一步建立与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只有发挥了工人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并使工人真正的参加了人民企业的管理，工作才会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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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沽公私营工厂
工会权利与义务尚被忽视
自工会法颁布后，汉沽镇公私营工厂对工会法内所规定之工会权利与义务不够重视。在国营、公营工厂行政上很少向工会委员及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公营化工原料厂在建立三防委员会时，竟把工会委员会的牌子摘去，涂改为三防委员会的牌子；工会举办工人游艺活动，买了乒乓球桌子，行政上把它改为吃饭桌。天津分区召开工农教育会议，指定天津化学工厂去两名代表，厂方却强调生产忙，只许去一名；会议时间原为十天，行政只给两天假。公私合营麻袋厂解雇职工，不通过工会。公营碾米厂劳动时间，达十四小时以上，工会代表工人提出意见，但该厂领导人巴子恒说：生产季节正忙时按劳动政策；那么工闲时，可以不要工人吗？私营工厂中有些资本家还没有认识到劳资两利政策对发展生产的好处，抱着和工人对立的态度，不愿意接受工会法，非法阻拦工人参加工会，有些商店把店员叫作帮忙的；或者说是亲戚，暂住几天即走，借此阻止加入工会。私营化学利达工厂，强调厂子小，不能执行工会法所规定百分之二的工会经费。以上现象，固然是由于厂方行政或资方对工会法不重视；但同时也说明工会干部未能很好组织工人提高生产，没有坚持正确的立场，对工人教育不够，致使工会法未得切实执行。
戴国恩、赵嘉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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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有些厂生产运动停滞
牡丹江市各工厂自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以来，很多工厂的产量、质量和出勤率均比前提高了。但由于部分工厂领导不深入，未很好进行宣传鼓动与检查工作，致使运动停滞不前，工人情绪低落，生产受到损失。牡丹江纺织厂在去年十二月平均一台织机的产量是四码六、七，至今年一月中旬，产量降低为三码七、八；质量从零点一二五磅降到零点四磅。精纺的质量也不如十二月份好，疙疸、棒棉、空锭子也都增多了。同时，出勤率也降低了。松江造纸厂自十一月下旬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以来，迄今将近两个月，领导上未进行过一次检查。原来大家订的竞赛条件就很空洞，如什么“加强职工内部大团结”、“发扬积极性与创造性”等，而领导上却满足于这些表面口号。当工人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粉碎机有毛病，并向行政建议检修时，行政领导干部却不予很好的考虑和采纳。制革厂在竞赛开始时，工人劲头很大，他们自动提前十分钟到工厂干活。最初一个时期，一件废品也没有，皮子质量提高；交接班时职工都互相检查，每天研究一次技术。但由于领导上缺少检查和鼓励，现在这些制度和办法多不能坚持。学习马恒昌经验的先进小组也流于形式。领导同志对此不及时纠正，反要等过春节后，再重打旗鼓重开张。这样作的结果，就一定会造成生产中忽高忽低的不正常现象。
建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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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建筑业中残存封建制度
层层转包剥削工人
太原市建筑业中由于残留着层层转包工程和封建把头制度，工人遭受到种种的残酷剥削，国家建设和人民财产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去年一年内发生争议达三百件之多。
本市大部建筑公司单纯营利观点极为浓厚，只要工程转包出去，任务就算完成。部分行政负责干部对于包工头的封建剥削及其对生产的阻碍认识不足，不是依靠工人群众而是依靠工头。建筑公司包揽到工程后，不是招工备料，管理经营；而是抽取一部非法利润后，原盘转包他人。如新中土木建筑公司由水利局包到两千方石子工程，每方工价一百五十斤小米，该公司又以每方一百三十五斤十二两包给了工头李宜敏，李又以每方一百二十二斤三两包给小工头刘子明。大华建筑公司以每方土五斤小米包到水利局在清源县的引河工程，经过四次转包后，到工人手里每方土就成了二斤十二两。此类事实不胜枚举。
太原市人民政府虽于去年六月间颁布了“太原市公私建筑工程放工包工管理及劳动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严禁转包行为。但各公私厂商仍照旧暗中进行转包工程。有的公营公司把工程转包给私营厂商，就临时给加上“工程队”的名义；包工头也多改变了包工方法，几个工头合股包工，声称是劳动组合的劳合班，其实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封建剥削行为。
由于层层转包，致使工程无人负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国家建设受到损失。建筑工会根据广大工人要求，组织和领导工人坚决的向封建把头及非法厂商作斗争，在政府的支持下，罪恶较大的把头张连生、唐永贵、李振生已送法院惩办，违法投机厂商，华兴、华新、新晋、利民、自成荣、同成等已被政府取缔。
为彻底废除建筑工业中的封建剥削制，市建筑工会一月份开始举办了基层干部轮训班，以加强基层组织力量；太原市人民政府也召集了公私厂商负责人会议，并改选了同业公会。现公营太原、新生建筑公司工人及私营大业、华泰等建筑公司及厂商，均计划今年固定一部长期工人，与工人发生直接的经营关系，实行计件工资等办法，废除中间剥削，建立新制度。
丁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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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南纱布走私现象严重
编辑同志：
华南的走私活动是有历史性的，而去年纱布的走私却更为严重。据广东省花纱布公司的估计，在一九五○年中，私运出口的棉纱约九千件，棉布约三十五万匹。走私猖獗的原因有：（一）自去年六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物价普遍上涨，而我国物价则始终保持稳定，因而国内外纱布价格悬殊很大，使走私者有重利可图。（二）朝鲜战争发生后，国外市场纱布缺乏，帝国主义国家有计划的组织一些投机商人，设法在广州等地市场套购，偷运出口。（三）部分资本家，企图分散或逃避资金，利用走私将资金逃避出口。
走私的目的地在香港，而走私的地方则分散在广东沿海二千余公里上的城镇。自缉私工作加强以后，大帮的走私虽已匿迹，但是他们却化整为零进行活动。
纱布走私的恶果，首先是扰乱了国内纱布市场的价格；其次是影响到国家的产销计划，使供求失去平衡。因此我们必须根绝这种走私现象。
中国花纱布公司中南区公司 靳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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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兴安县税务局干部
普遍存在贪污违法现象
专区税局检查后已有初步改进
桂林专区兴安县税务局存在严重的贪污现象。全局三十八个税务工作人员中有二十二个人贪污过，据可查者私吞税款达三千万元。除该局税务股长一人外，全体人员，都曾私自借用税款，至今有七人欠缺税款一百七十多万元尚未归还。该县三个税务所中，有两个税务所工作人员曾有集体进行贪污行为。界首税务所工作人员还规定了分配赃款办法：主任三成，副主任二成，其余五成平均分配。西安税务所税务员李超俊公开领导该所人员策划集体贪污，并有贪污帐簿。这是因为该县税务工作人员多系未经改造的国民党统治时的旧职员，解放后混进税局的。如高尚田税所主任罗廷顗系地主出身，曾当国民党界首乡公所干事，解放后利用关系混入税局。在职期间据可查者，他曾私收酒商酒税，而不开具税票，该所所收临商税、娱乐税、包商欠税等共一千五百多万元，长期不予清理，也不上解县局，私人随便动用，每天大吃大喝，胡搞女人。去年九月间该员曾被调到桂林专署税局进行整风学习，他不但对这些错误不肯坦白承认，反要胁组织说：“要我还税款，除非改成薪金制！”并煽动其他同志拒绝专区税局检查该所工作。
由于群众的检举，以上严重情况已引起桂林专区税务局和兴安县人民政府的注意，在去年十一月间即派人前往检查该局工作，并协助进行整顿，立即扣押案情严重的罗廷顗、李超俊、傅琨等三人。目前该局工作已有转机，欠税已在清理，其他税款亦有增加。
但还必须加强对该局税务工作人员的教育，树立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才能使已得的成绩巩固。
桂林专区税务局 刘长安、莫世贤 阳烈、李湛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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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馀县蔡家沟区村合作社
应加强社员群众监督作用
吉林省扶馀县蔡家沟区有些村合作社干部私自动用社款，个人经商谋利，缺乏为社员群众服务的精神。进步村合作社主任崔永久和村长私自动用合作社资金八百万元开糖坊。胜利村合作社主任王孟周利用工作方便，图谋个人利益。当他得知国家不能大量收购粮食的消息后，就赶紧把自己和其他干部的余粮抢先卖给国家。有些村的合作社成了村干部的银行，他们可以随便借用社款。某村因出战勤，借去合作社资金七百多万元，拖欠了一个多月也没还清，影响了该社资金的周转。
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由于未能实行社员群众对合作社有效的监督，合作社很少召开社员大会，向社员报告工作；同时区的领导上对合作社也缺乏深入的检查。区合作社在发现这些缺点后，已开始注意纠正。
王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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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苑县府应检查优抚工作
军属生活困难，部队四次去信，竟置之不理。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目前部队驻在新疆哈密。
我的家在河北省清苑县（来信未写明区名、村名。——编者）。家里只有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我父亲还有病；因此，家里生活很困难。我曾请我师政治部写信给清苑县人民政府，请他们了解我家的实况，并给予适当优待。政治部在一九四九年末及一九五○年连续去信四次，但是清苑县人民政府和中共清苑县委会却始终没有任何答复。
根据我家里来信看，清苑县人民政府对我家仍没有按照实际情况给以优待。我认为，清苑县人民政府对革命军人家庭问题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希望你们督促他们改正。
李瑞林
编者按：如果李瑞林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清苑县人民政府应该检查自己的工作态度和优抚工作进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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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不要滥用简词
编辑同志：
我们工作中常用许多名词，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本来就是简单扼要的。但有些同志常常将这些名词再省略一次，以至含义不清，使大家看不懂，这是很不好的。我在一个报告中见到有“要展开‘废建’工作”一句，我实在不懂这是指的什么工作，仔细研究，才知道是：“废除旧保甲，建立新政权”。写报告的同志第一次曾把这个名词省略成：“废保建政”以后更省略成“废建”工作了，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又如：我们一般干部都不参加家中的生产，生活由公家供给，习惯上叫做：“脱离生产”。但有的同志写道：“我们的干部大部都是‘脱产’的”，这就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了。也有同志把“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再简为“双拥运动”，这样就失去了具体内容。我们对待谣言的办法有“讲、驳、追、办”四种，讲是指宣传时事和政策，但一月六日济南大众日报“烟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条新闻中说：“要积极‘讲、驳、追、办’谣言”这“讲”字连着“谣言”一起用，就十分错误了。我希望大家再不要随便用这些含意不清的简词。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 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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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古迹文物保管
平原省辉县百泉是豫北的名胜，不但泉水著名，该处苏门山的古迹亦甚多。晋朝孙登隐居的啸台和宋朝邵康节的故居安乐窝都在这里，并且有历代名人颂书刻石多块，这些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去年十二月，新乡市私营锡江营造厂在那里承盖公房，辉县人民政府为保护古迹曾派干部前往接洽请其注意，但该厂监工人员顾国安对此置若未闻，致使部分古迹遭受破坏。县人民政府发觉时，已拆坏苏门山前亭子及古碑十二块（包括：宋朝黄辉大草碑二块，吕邦耀草书二块，赵鹏飞草书二块及清朝张邦俊碑等），没梁庙及啸台也被拆毁了，其他不甚著名的古迹也毁坏了不少。现县人民政府已将监工员顾国安扣押法办。
超韩
云南剑川县石镜山石钟寺内，有石刻的婆罗门神像十座及很多石雀，刻得精致细巧。当地人称之为“仙刻”。据考查，这些石刻是唐代南铭国的遗物，距今已有九世纪。相传这是南铭王宫里的匠人刻的，它代表着唐代中国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但是解放后至今，对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物却无人负责保管，以致寺庙倒塌，石刻任凭风吹雨打。我建议当地人民政府结合当地群众迅速将这些文物保管起来。
陈大鸣
编者按：读者陈大鸣、超韩的来信说明，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工作应进一步引起各地人民政府及群众的注意。早在去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颁布的关于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中，即已规定各地方人民政府文教部门及公安机关对本地的历史文物、古迹应妥为保护。而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政府至今未重视此点。平原省辉县人民政府对在名胜地区修盖房屋的施工人员，虽事先交待，事后法办，但实际上他们并未采取有效的办法来保护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终归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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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卫生局漠视人民生命
此种官僚主义作风应纠正
编辑同志：
本市卫生局对人民生命表现了不够负责的态度，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月二十五日，南郊西红门住户李世明家有十六人因误吃毒药中毒。市公安局南郊分局于当日下午四时半以前得知后，即一面请南苑医药合作社朱大夫前往救治，一面与市卫生局联系请其速派人前往救治。我们先给卫生局二科打电话，他们让叫科长室，给科长室打电话时又让叫防疫队，等我们再给防疫队打电话时，已经是五点多了。经该防疫队张如琴大夫接谈，让我们找南苑诊疗所。我们向他说明南苑医药合作社人员少，设备差，不能解决问题。他又叫找南苑卫生所。我们说：“卫生所没电话，又无快的交通工具，距西红门有二十五里，恐耽误了有生命危险。”张大夫说：“那么你和卫生局二科联系吧！”我们回答：“已联系过，二科叫找你们。”张大夫一听没办法了才说：“你们等着吧！我和二科谈去，有办法了给你们打电话。”到五点半钟张大夫来电话说：“已派人坐汽车去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到了六点防疫队还没到（南苑距市卫生局约三十里），这时已有一个人死了。六点四十分我们打电话催时，该队李队长说：“医疗队已走了十分钟。”直到七点十分才到，其余十五人病情已经十分危险。
我们觉得卫生局这种拖延、支吾、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的态度及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是非常不对的，应该检查纠正。
北京市南郊公安分局
编者按：市卫生局应该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并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建立明确的分工负责制度，使类似医疗任务到来时，不致再有互相推脱，误事害人的现象发生。
第6版()
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严格检查不卫生的牛奶
农业部所属双桥机耕学校的附属农场设有养牛部门，所产牛奶，出售给市民食用。在他们喂养的数十头奶牛中，已发现有若干头害着传染病。这些牛身体消瘦，肋骨突出，不断咳嗽，有一头已病死。有一次苏联专家来参观，他凭肉眼就看出有些牛有结核症。后来经养牛部门进行检查，确系害结核症。但该农场对这些病牛不加以妥善处理，仍把带有结核病菌的牛奶出售给医院、托儿所及市民食用。这些牛奶在吃用时虽经过煮沸，但并不能绝对消毒。该农场负责人明明知道这种情形，可是他依旧让有病的牛和健康的牛住在一起，让有结核菌的牛奶和好的牛奶搅在一起，使每一个吃奶的人都有可能受传染。我希望该农场迅速纠正这种损害群众健康的行为；并希望卫生部门认真检查所有的公私立牛奶场，纠正类似现象，以保护人民的健康。
一读者
第6版()
专栏：红榜
新中国的铁路员工
编辑同志：
我在人民的铁路上遇到一件使我永远难忘的事。一月三十一日我自北京乘京汉路一○七次客车南返，第二日下午六时抵达马头站。我因下车喝水误时，掉了车。一时感到无限的沮丧。我有一个行李包及一把布伞留在车上，心想这些东西恐难找回来。但当我把情形向马头站站长秦瑞国同志反映后，秦同志立刻即给我打电话到前面的光禄站。光禄站鲁站长把我的行李包找到，但布伞没有找到。鲁站长又打电话给前面的磁县站王站长，请他找布伞，结果布伞也找到了。找到了这些行李后，我深深地被这三个站的工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感动。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自己管理的铁路，才能够有这样热诚为旅客服务的铁路员工。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把这件有意义的事，通过贵报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知道。
周保生
第6版()
专栏：
我怎样写批评报道
山东电器厂工人王辉华讲 庄农、郭呈祥记录
我是山东电器厂钳工部的工人。我厂因某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民主，造成工人群众的不满。去年五月初厂内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时，职工对民主管理的实现抱很大希望。大家对如何改进生产及工人福利问题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但领导上不重视解决。群众很失望。以后，工人的意见更多了，个别人并发牢骚、谩骂。当时我曾不断向大家解释，并动员他们继续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但很多人有顾虑、无信心，有的说：“提什么意见，别打发我回家！”这一方面说明了工人因屡次提供意见未被采纳，思想已变为消极，同时更说明了实行民主管理的必要。为了促进民主管理真正实现，改变工作面貌，我初步感到有写稿批评的必要。但我又怕写了稿子，领导上不接受，再来个报复，电器厂我就不用干啦！
但我天天听到工友对工作的意见，自己关心生产，这些问题就放不下。我就决定先把所有的问题弄清楚，就是不写稿，也应该反映给上级党委来处理。这样，我就注意搜集全面情况。我和工人整天在一块，各种意见都能听到，我把各方面的意见都记下来，抽时间就把这些情况加以整理、分析，并和自己了解的对照研究，尽力求得真实全面。我曾把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向某些领导同志谈，但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强调“客观”，或者既不解释，也不解决。如有的领导同志说：“目前是维持生产，一切工作不能要求过高。”对合理化建议则说：“本厂工人觉悟不高，提不出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来。”当面提意见不起作用，我就决定写稿子批评。但也更加重了我的顾虑。经过翻复地思想斗争，和不断搜集材料，一共有三个月，才把材料整理成稿子。稿件写好了，还是不放心，“发还是不发呢？”不发吧！眼睁睁地看着全厂工作搞不好，发吧，刊登以后，究竟能发生什么问题呢？每天这样考虑，几乎成了思想负担。又拖了半个月，稿件还没有发走。八月间，我从过去的报纸上看到中共中央发布的：“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我一连看了三、四遍，特别是看到“……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我反复地思索，就更加明确了批评的目的是为搞好工作，下定决心把稿子寄发了。发了稿子，觉得身上轻快了许多，好像完成了一件艰巨的任务。
稿件发去半个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并发表了短评。继之，山东大众日报也发表了。党的总支为了教育大家，把发表的稿件和短评油印出来，分发到各车间组织讨论，电池部工人座谈了这篇稿件后，情绪大为提高，很多工人说：“这回可得解决一些问题啦！”在工人的一致要求下，召开了全厂工人代表会，会上，大家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领导作风热烈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但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思想是非常顽强的。大会过后，领导干部未能采纳群众意见，认真改进工作，而只是被迫地接受批评，思想上并未弄清。所以开了一次工厂管理委员会常委会，只肤浅的检讨了一下工作中的缺点，而更大的注意力是研究如何答复批评。以这种态度对待批评，当然不能改进工作。因此，过了三个月，原有的问题不但未能解决，新的错误又产生了。我厂中共支部在八月份布置了整风，行政领导干部一再强调“工作忙”而未认真进行。十二月初，又召开了党、政、工干部会议，研究进行整风，行政领导干部又提出：“年前要搞计划表报，建议一九五一年再进行”。因此，整风工作一直被搁置起来。在民主管理上，自八月到十二月的五个月中，没有召开过一次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人代表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再提意见，生产情绪不高，责任心不强；又加领导干部工作无计划，不注意研究提高生产，因之反工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对此，我不能抱妥协态度，在去年十二月份我第二次写稿批评。党总支同志并给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第二次批评稿在北京人民日报、山东大众日报登出后，我厂行政领导干部上表现了对立情绪。某些同志以为这样接连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太丢脸”。背后则说：“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提，向报社反映算干什么呢？”有的以为我这样作是有意找岔子，有的同志甚至公开讽刺，这些同志始终不能正确的对待批评。
同时，写第二次批评稿采访不够深入，所写铜铁的浪费数字有出入，就更给某些不接受批评的人造成借口。
但尽管如此，两次批评稿仍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启发了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思想；同时也引起了领导机关的重视。如第二次批评稿在北京人民日报发表后，华东工业部于一月十八日在北京人民日报公开答复，检讨了领导上的缺点，并决定调配干部以加强对电器厂的领导。
编者按：工人王辉华的写稿态度，对许多工农通讯员及生产中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值得学习榜样。他在自己的工作及写稿活动中，强烈的贯穿着关心工作、关心人民利益的精神。他对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他对写稿、进行批评的态度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他多方搜集材料，进行分析、对照、反复研究，一篇稿子费了三个月的时间。由于他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正确地进行批评和揭露，山东电器厂的工作开始有了改进的可能。该厂的行政领导干部应该认真研究王辉华的批评，并学习王辉华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从而改进该厂工作。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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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名单
近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收到各地革命军人家属寻找革命军人信件甚多。现将被寻者姓名刊登于左。望被寻者见报后即予家中去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请函告军委总干部管理部，以便转达其家中。姓名 性别 家庭所在地刘文义 男 河北省曲阳县南马古庄王双安（王申） 男 河北省安新县二区狮子村佟恩光 男 辽西省山海关市鲍滶鱼 男 湖北省钟祥河西陈塘一乡王家集朱学仁 男 湖北省钟祥河西陈塘一乡王家集王景会 男 黑龙江省海伦县水师营区四合村彭日新 男 湖南攸县小集市张金文 男 江西永丰七区龙岗乡东溪村雷振东 男 江西云都县罗土凹许相仁 男 山西平遥县道虎壁村王建福 男 松江省勃利县双河区治安村王金旃 男 河北省枣强县李洪义 男 河北省馆陶县浅口村南村李贤子 男 河北省晋县李家庄蔡祖筱 男 湖南湘潭花石集中书社佘惠兰 女 四川省巴中县城守镇黎小进 男 河北省深泽县城东赵庄村黎建年 男 河北省深泽县城东赵庄村韩德顺 男 河北省任邱县思贤村陈名兴 男 江西省吉水县水南市胡肇修（龙骥） 男 四川省安岳县大南街三十八号徐干 男 江苏省武进县奚庄（学凯） 男 四川省泸州市慈善路一九一号彭善绪（彭文） 男 湖南省永顺县彭天堂 男 江西省吉安县魏宏卓 男 湖北省黄岗阳逻刘家集魏家尚魏梦龄（王百评） 男 湖北省黄岗阳逻刘家集魏家尚李志 男 湖南省湘乡长桥梅龙潭 男 山东省滨县二区大梅家庄李英祥（李瑛） 男 云南省文山县张婉真（张静）（张竞）女 河北省抚宁县田维城（二元） 男 河北省曲阳县吴光明 男 湖南平江县吴灼桃 男 湖南平江县吴子明 男 湖南平江县杨新民 女 皖北宿县李秀山（任成） 男 河北省晋县北北汪村郭藩 男 江西省吉水富滩村傅业河（桂云） 男 湖南醴陵北乡山下?家湾王永清（王永和） 男 河北河间县大渔庄邓宗煜 男 湖北省鄂城金牛镇符信乡贾元龙 男 山西平遥县张存祥（正人蔚林） 男 山西省忻县董村陈根炎 男 福建龙岩小池区郭迪吉 男 湖南衡山六区灯山村谢凤文 男 河北武清县唐绍林（剑峰） 男 广东中山港唐家湾凌园埔邓国英 男 广东连县共和墟朱渊泉 男 江苏常熟县大东门外小吴市镇谢芸生 男 湖南湘潭邑朱亭陈治人 男 湖南邵阳南正街孙振昆 男 河北省武邑县三区后孙苗村孙毅 男 湖南省隆回县三区孙家陇石猫洞赵银玉（二毛） 男 山西盂县九区红土坡史文文（史汉文） 河北博野县三区小西章村钟澄澈 男 四川德阳县北街龙礄一三八号王晋生（伯诚） 男 河北省蓟县邓超（敬存） 湖南湘乡虞唐方起（亩中） 湖南省平江县方清泉 湖南省平江县方镇民 男 湖南平江县方甫人 男 湖南平江县方规 男 湖南平江县方主 男 湖南平江县谢瑞连 江西赣县田村乡中团村刘盛钊 江西赣县田村乡中团村涂光雄（桂香） 男 江西省永丰县白竹山村涂恩香 男 江西省永丰县白竹山村钱全能（丽琨） 男 四川苍溪县张展忠（晓光） 北京和外前孙公园二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