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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车站的无人售书处
柏生
新中国有很多新鲜事物，具体表现了新社会生活的特征。北京前门东车站第一月台上的“北京站无人售书处”，便是一个例子。
北京站是从北京到上海、到沈阳、到汉口、到包头的几条大铁路干线的汇合点。每天从这里出入的旅客有千千万万。其中有政府首长、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大学教授、有商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只要他们从这里经过，他们都可能从“无人售书处”买自己所要的书报。
一个旅客在开车以前，把坐位找定了，把行李安置好了，但离开车时间还有一刻，他又下来在月台上散步。这时，他发现了“无人售书处”，这是设在月台上的两个约摸六尺高四尺宽的斜坡形黄色油漆的木制书架，上面摆着有毛主席的著作，有其他理论书籍，有文艺书，有各种各样的新书杂志，还有当天北京出版的各种报纸。他要买几本书带到旅途上去看看，但他到处找不到这里卖书的主人。他仔细抬头一看，才看见几个白色大字“北京站无人售书处”，还有一行黄色大字“自己取书！自己付款！”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并代售贴好邮票的信封信纸”。他又惊又喜，他取了书报，照书上的标价把款装进了书架下角的收款箱里。刚好还有一点零头，他又拿了一个贴好邮票的信封。这时他在书架背面看见有笔和墨水，他把一封尚未寄出的信，封好放进款箱里。他又看到一个刻着“北京站无人售书处纪念章”的圆形章，他就在买好的书上盖了一个纪念章，然后走回车厢去。
北京站无人售书处，已经有一年的历史。它是一九五○年二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个月后成立的，创办者是北京站工会。他们没有经费，只有一颗为旅客热情服务的心。他们的书和杂志是新华书店的，报纸是邮局的，都是代售品。如果有一个旅客缺乏道德，从书架上取了书不付款，他们就要赔偿。但是一年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年二月一日至十二月底，共售出各种书籍杂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册，收款九百零五万四千元；售出报纸一万零三百零八份，收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五元。每天有时能卖到十余万元。每天的收款数与售出的书报的总值，大致相符，有时款数还超过了售出书报的总值，也有很少时候，款数略少于售出书报的总值，这是因为无人找尾数或买主缺零钱的缘故。为了改进这一情况，他们一方面让车站的广播员告诉旅客，可以到车站的食品出售处去换零钱，一方面又代售贴好邮票的信封和信纸，作为零数的筹码。他们还替旅客义务邮信和打电话。如果有旅客在上火车前来不及发信或需要打电话，就可以把信或电话号码和姓名放进“无人售书处”的收款箱里，他们会替你代寄代打。
从每天早晨八点钟起，这两个书架上的书报都摆得好好的，到晚上八点钟（夏天天长要到晚上十点）收好算账。这项工作是由铁路职工家属——三个年青的女同志王大成、张国荣、王云珍在业余时间轮流担任的。
在北京站“无人售书处”开始创办的时候，北京站工会五个执委中就有三个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在这样复杂的车站作这种事，那是冒险的。但是主张办的人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而且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为人民服务，并培养新的道德观念。结果大家都同意试办。在去年二月一日那一天，当第一趟由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还未开出前，他们工会的几个年青的同志，便一股劲的忙着把预先准备好的书籍刊物，抬进了月台。当时布置得很简陋，仅有一张摆书的方桌和一个装款的木匣。他们又贴了一张说明广告，便都回到工会办公室里来了。第一趟车刚刚开走，他们便忍不住又跑到月台上去看，这下可兴奋极了，原来这一会功夫，书已经售出不少，书款并不短少。第一天，共卖了四万元的书报。这一天的实际经验，便给了他们深刻的教育。
一年来，北京站“无人售书处”使许多人受到很大的感动。他们认识到现在的社会是和过去不同了。在新社会里，广大的人民的觉悟已经普遍地提高了，新的道德观念已经建立起来。旅客们到处传颂着这件事，有的旅客写了意见书，说：这表现了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人民的高尚道德。（附图片）
北京站无人售书处 旅客自己取书，自己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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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昌市小学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南昌市文教局来稿摘要
南昌市小学教育工作，一年来在改革旧的教育，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成绩。如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学生自觉自动学习的精神有了进步，老师注意提高教学的质量，师生的政治觉悟也提高了。但是目前在学校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缺点，即有些工作不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工作出发，研究改进办法，而主要是满足于形式。
一、在课外活动方面，课外活动是需要的，但因对这种活动认识不够，发生了“装门面”的偏向。一部分学校，错认为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是只重视搞活动，因而把过多的时间和力量用在扭秧歌、搞劳动、演戏、练歌、出漂亮的壁报和练习体育表演等上面。惠民门小学为了开家长会，儿童练习了一个学期的京剧。有的学校为了开一个运动会，竟准备了二个来月。有的学校认为腰鼓、洋鼓，比图书更重要（学校缺少新的儿童读物），以为没有腰鼓就撑不起门面。有些学校，便占用了课外作业的时间，或让学生晚饭后来校练习，并不考虑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
二、在教学方面，学生的作业名目繁多（大小字、作文、周记、作文謄清、查生字、解词句意义、写课文宗旨、段落大意和读后感，各科有表解、笔记、和问答），很少估计学生的时间，也很少检查各项课业练习和批改后的效果。有的学校甚至不把练习发还学生，而保存在老师这儿，准备开展览会。发回去的，学生也只是看一下记的分数，很少仔细研究批改内容的。有的老师给学生摘一些简要的笔记，或抄一些与课文不相联的补充材料，让儿童记下来，以应付考试。老师的课前准备一般也只能做到看一遍课文，查查生字，然后照抄下词句的意义再写给学生。鼓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检查学生的效果，做得很差，专凭分数和比赛去刺激学生，这样就模糊了学生学习的目的。
三、在管理方面，为要搞好学校秩序，有的学校采取压制的方法，如扣分、处罚、集体制裁等来代替老师的说服教育。有的用加重学生作业的办法，使学生没有办法去玩去闹。学生的会议很多，有级主席联席会、小组长联席会、级会、检讨会，小组讨论会、少年队队日、周会、学生代表会，每个会议都讨论了很多办法，但能做到的不多。
有些老师不在政治修养和业务研究上求进步，不主动钻研教学方法，因此，很难建立起对学生全面负责的革命观点，也很难在学生中建立起威信来。有些老师只以口号和教条教学生，学生也就只学会了背政治口号，不能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四、在行政领导方面，一部分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和一部分教师，存在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怕人家知道学校的缺点，缺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所以在校内是保持一团和气，例如几个老师经常在一起玩，吃东西，就算团结；替某个老师改了几本作业或做了一点旁的什么事，就算互助，实际上常是互相有意见而不肯提出。对外介绍经验和向领导机关汇报工作，只是报喜不报忧，即是报坏也要减轻分量。有的领导人，认为只要增加了班次，添建了校舍，就算是成绩。书院街小学拼命的拉邻校的学生，把一些只读了三年级的学生，拉来读五年级，结果学生功课赶不上。行政领导上不重视帮助教师在政治上、业务上的提高，只忙于教学中的一部分枝节问题。结果很多老师都抱着“交差”的思想进行工作。
五、在教师学习方面，教师的学习仅仅注重在形式上遵守学习制度，不注意实际的学习效果。小组长领导学习只是死板的根据领导上的布置向下传。有的小组长只起了一个主持轮流发言的作用，发完了言的老师，就跑去改作业，结果形成了为遵守制度而学习，为应付检查而写提纲的现象，以至把学习当成负担。上学期为了一次学习测验，有的老师临时抱佛脚，放松了工作，去死读文件，甚至有请“病假”两天，专准备考试的。这样的学习，当然谈不到与实际工作联系了。
以上的缺点，文教局首先应检讨自己对学校的帮助还不够，尤其在教师学习方面，从这个学期才开始重视。同时学校本身领导上应克服形式主义偏向，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课外活动应结合儿童课内学习，培养儿童健康的身体，通过各种活动，使儿童体会社会真实情况，并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各种正当的文娱活动，都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最近一个月来注意了学生正常的学习，非特殊的活动不能影响儿童正课。
教学方面，要加强课前准备，老师除了熟悉课本外，还应结合儿童在日常生活上所易理解的教材和乡土教材来适当地充实教学内容。课业练习项目不必多，应着重检查效果。
在行政领导上，领导同志必须注意本身政治业务水平的提高。首先，应了解教育方针、教育政策并熟悉业务，还应善于团结使用现有的力量以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用各种方式吸取群众意见，了解全面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以改正缺点，顺利进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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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督教自立革新运动 边远地区亦广泛展开
【新华社十一日讯】中国基督教自立革新运动已在全国边远地区和中小城镇广泛展开。西康省的雅安、康定，川西区的名山、洪雅，广东省的阳春、阳江，广西省的梧州，宁夏省的银川、吴忠堡、中卫，青海省的西宁、贵德，河南省的周口镇、禹县、邓县，皖北区的宿县、三河，苏北区的泰州、宿迁等城镇的基督教徒都热烈响应了革新运动。
各地基督教徒纷纷发表宣言，或成立推进革新运动的组织，开展革新工作。西康省雅安基督教人士尹保乾、曾文霁等于去年十二月七日发起成立雅安区基督教革新委员会筹备会，得到该区天全、名山、洪雅（后两地属川西）等地基督教徒的热烈拥护。康定基督教人士龚品珊等并致电该会，表示要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宁夏省银川市、吴忠堡、中卫、中宁等地四百多基督教徒均在去年年底举行了抗美援朝座谈会，并在革新宣言上签了名。青海省西宁市、贵德县基督教徒也先后发表宣言响应革新运动。参加签名的有西宁市基督教会长老张绵元、星天兢、袁生福等。广东省曲江、英德，河南省开封、郑州、洛阳、周口、禹县、邓县及汝南县官庄、洛阳县李村等地的基督教徒，都相继发表了宣言响应革新运动。
各地基督教徒在推进自立革新运动中热烈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广东省汕头、阳江、阳春，皖北区蚌埠、苏北区泰州、宿迁等地的基督教徒都先后举行了反美爱国集会，通过了爱国公约保证实行革新纲领，并捐款慰劳中朝人民战士和救济朝鲜难民。皖北区宿县、安庆、三河等地的基督教徒自发起时事学习后，也先后联名签订了爱国公约。皖南区南陵和广西省梧州等地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联合举行了反美爱国大会和示威游行。南陵县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在上月二十一日联合举行的大会上，通过了革新宣言和爱国公约，与会教徒都在宣言上签了名。
在具体推进革新运动的工作中，有些地方的教会已订好实现革新纲领的计划，并正逐步贯彻到具体行动中去。皖北区合肥基督教会已成立三自运动促进会，提出劳动生产，以逐步实现自养。河南省信阳市基督教各教会订定的三自革新计划，已自今年元旦起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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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朝人民之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周一良
一
中国和朝鲜有一千多里的共同疆界，名符其实地唇齿相依。两千年来，无论在文化上、经济上或军事上，中华民族和朝鲜民族都是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曾经几次去侵略这一江之隔的邻邦，但中朝人民之间却始终保持着友谊关系，不受帝王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影响。近三十年来，为了民族解放，中朝两国人民在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之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日本吞并朝鲜之后，许多朝鲜革命志士到中国境内来活动。以中国为根据地的许多次反抗，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九一八以后，东北初期抗日游击战有不少朝鲜同志参加。一九三六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基干队伍的一二三路军的前身，都是中国和朝鲜的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朝人民联合组成的游击队。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相金日成将军，是朝鲜人民抗日斗争的卓越的领袖。他所指挥的游击师曾经和中国人民的军队相配合，进行了好多次战役。许许多多朝鲜同志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把血流在中国国土上。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统一，到处都表现出来。
去年六月美帝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周恩来总理便代表四亿七千五百万的中国人民首先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十一月四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更明确而有力地说出：“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全国人民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抗击美帝，支援朝鲜，组成了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三十年来已经成为亲密战友的中朝人民，又一度并肩作战，很快地击溃美帝侵略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他们的血写下了许多英勇壮烈的事迹，中朝人民血肉相连的友谊与团结光荣地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种友谊关系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我们回顾一下两千年来中朝人民的关系和文化的交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形势，巩固这两个历史悠久休戚相关的民族的友谊。
二
远在有史以前，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已经具有密切相关的文化。朝鲜有一种大石块叠起的石棚，西南部尤其多，跟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上所发现的形制相同。原始古坟的石棺也是朝鲜和东北所共有。朝鲜有始祖卵生的传说，而中国古代的商民族也说始祖是母亲吞玄鸟之卵而生。再从朝鲜人民的衣食住来考察，也可以看出和中华各民族的关联。从七世纪以来，朝鲜人不论男女都经常穿白色衣服，这风俗迄今不变。而在中国呢，古代东北的夫余族衣服尚白，女真族也俗好衣白，大约后来受汉族影响才改变。食的方面，朝鲜的主要食粮是米，其次是麦和小米，也跟中国差不多。朝鲜人家大都用土砖砌造坑床，冬天从下面的坑口生火。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七世纪，两唐书的高丽传中都曾提到。而女真族也有同样的办法。“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当时称为坑（亦作炕）。直到今天，中国北方还沿袭着这个名称和它所代表的习俗。这些事实都说明，中朝人民在有意识地互相帮助之前，他们已经有一个良好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来建筑他们历久不渝的友谊。
史记里记载，汉初燕国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赶掉朝鲜王箕准，自己称王。聚集燕齐亡命者，建都于王险城（今平壤）。传到他的孙子，招徕汉朝“亡人”越多。所谓“亡命”“亡人”，就是受不了封建统治者的剥削而逃走的人。所以朝鲜北部地方，很早就和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发生关系了。汉代乐浪郡（今平壤南大同江南岸）旧址曾经发现汉墓，墓里有许多殉葬的漆器木器金属器等。从漆器的铭文，知道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后一世纪四川的出品。中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精致的工艺品，两千年前已经传播到朝鲜。扬雄记录方言，所据材料甚古，而“燕之东北朝鲜冽水之间”自成一区域。由方言之相同，可以想像秦汉时代燕之东北定有许多移民到朝鲜去了。
居住在朝鲜的中国人们，在政治文化国防各方面都曾对朝鲜有所贡献。我们试举王氏高丽王朝时代（九一八年至一三九二年）为例。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随封册使到朝鲜，因病留而不返。九五八年建议仿唐朝设立科举制度，试以诗赋颂与时务策，医、卜、地理、律、书、算等等也都列为考试科目。从此科举制度实行了好几百年。宋代温州人周伫、泉州人刘载、福州人胡宗旦等都是随商船到朝鲜，因而留居仕宦。开封人慎修有学识，精医术，官至守司徒左仆射参知政事。他的儿子安之曾任地方官，并且主持起草和中国南北两方面的外交文书。宋进士陈渭因有文艺，被任为秘书校书郎。萧鼎、萧迁，叶盛等三人通晓音律，把宋朝音乐介绍到朝鲜。田盛由于善书札，东养由于有武艺，也都被留在朝鲜，并且“加职秩以劝来者”。林完任国子司业，曾上疏请禁止权贵“挟权恃势，剥削诛求”。劝国王不要“劳民动众、百姓怨咨”。元人罗世任全罗道上元帅。日本侵略者乘船五十余艘来犯，步骑千余登幸安山，罗世率兵四面围攻，把侵略者打得大败。转判开城府事，日本侵略者数次攻江华，都被他击退。后来有一次日船五百艘入镇浦口，“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尸蔽山野。转谷于其舶，米弃地厚尺”。罗世用火炮进攻倭船，“烟焰涨天，贼守船者烧死殆尽”，于是溃败而逃。沈阳人边安烈也曾参加幸安山镇浦口两次战役。后协助李成桂大破倭人于南原。日人寇丹阳郡，安烈打败他们，斩八十余级。又败日人于安东，斩三十余级。这是十四世纪末叶的事，中国人民已经参加朝鲜人民保卫国家抗御外侮的斗争了。
汉人之外，其他兄弟民族也曾在朝鲜形成聚落，与朝鲜人民和平相处。历史上可以考见的，朝鲜常有契丹人“来投”，契丹族聚居耕种的地方称为契丹场。一一一七年散居汉城一带的契丹投化人会合起来，奏契丹歌舞杂戏，欢迎朝鲜国王。契丹人尉貂列名于高丽史的孝友传。女真族也常“来投”，往往自成部落。如果“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蒙古人也有留居朝鲜的。畏吾儿族的契氏十四世纪中叶迁入朝鲜。契长寿曾建议抵御日本侵略之计，以为过去清野之策不利于人民。他主张“计户数众寡筑城堡，以二三百家为率，设官守以居之。俾接屋连墙，仅容其众。除屋舍外，止留谷场。……凡城堑高深，上置楼橹，门置钓桥。其余守具随宜布置。城堑之间多掘品字小坑，树鹿角以遏往来。……禾熟则随刈随输，毋使稽缓。设有贼至，则少壮登城，老弱供食。”又分析倭寇情况说：“贼之往来恃潮水为期，非欲攻城略地，以谋久长。特以寇抄为心而已。既无所得，势必还退”。他的观察与建议都极正确，后来明朝东南沿海一带人民抵御日本往往即采取这种办法而制胜。可惜当时未受采纳。契氏世代相传，今天全罗道还有他们的后裔。从这些片段的资料，我们至少可以晓得，中国有许多民族在不同时期中都与朝鲜人民有过亲密的关系。
三
我们再看看到中国来的朝鲜人民。他们有的形成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安居乐业。有些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名字。有的又回到朝鲜，在文化交流上起了很大作用。总括一句话，这些来中国的朝鲜人民在不同的方面都促进了中朝的友谊关系。
六六八年有二万八千户高丽人移居于江淮以南、山南、京西等地。九世纪中叶，今江苏江都、淮安、东海等县，山东牟平、海阳、文登、荣成等县沿海一带地方，多有朝鲜人聚居。当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所以他们住的地方称为新罗坊，设有勾当新罗所和押衙，管理他们的事务。日本遣唐使回国时，常因自己的船舶不够坚牢，雇用新罗坊的新罗船只和水手。大约他们常往来于江苏沿海一带、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之间。日本和尚圆仁来唐，在东海县遇见十几个新罗人，是从山东诸城载炭到淮安去的。他们引圆仁到新罗人家住宿。圆仁旅行时曾雇新罗人车，乘新罗人运炭船，受新罗“译语”的照顾。文登赤山有新罗人所建佛寺法华院，常住僧二十四人，尼三人。经常依照新罗风俗举行法会，用本国语讲经礼忏。圆仁曾去听正月十四、十五两天的讲经，每天都有二百多男女老少新罗人参加。从圆仁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些朝鲜少数民族是和平而安乐地在中国生活着的。八一六年新罗饥荒，一百七十人渡海到浙东就食。这件事也告诉我们当时中朝两国海上交通的频繁，和中朝人民的友好关系。虽然海贼常掠夺新罗良口卖到中国为奴婢，但八二三年唐朝下令禁止，并且将已在中国者资送回去。
八四○年左右，曾有新罗“质子”和学生一百五人留居长安。像当时日本的留学生一样，他们在吸收唐朝文化上尽了很大的力量。从九世纪到十世纪中叶约一百五十年间，朝鲜人在中国科举考试及第的约有九十人。有个崔致远，十二岁随商船来唐，十八岁举进士。回新罗之后，诗文和书法都发生很大影响。五代时如崔彦撝十八岁到中国游学，四十二岁才回国，作大学士，青年人都师事他。他的儿子一个游学入晋，转至契丹，以才见用。另一个游学吴越，曾任秘书郎，后还本国。宋元时代也不断有朝鲜学生到中国来读书。十二世纪初五个朝鲜学生入宋就学，三年以后策试时，权适试卷文意俱善，“依贡士第一人出身”。回国作国子祭酒，仍致力于教育事业。元代到中国应举可考者十余人，如李穑，在国子监就学三年，试卷为欧阳玄所激赏。回国作成均馆（大学校）的大司成（校长）。“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日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坌集，相与观感”。留在中国的朝鲜人如唐代泉氏一家高氏一家，大都作宿卫的将军。著名的如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在中亚被大食打败，因而中国造纸术通过阿拉伯传入西欧。朝鲜西南的百济国人黑齿常之曾任河源军使，替唐朝防御吐蕃出了不少力。宋代如金行成作安州通判，康戬知峡越二州。清代安岐在中国经商致富，他的书画收藏在近代收藏史上也是很重要的。
四世纪时佛教便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南北朝以来不断有朝鲜僧人到中国来，入唐求法的高僧，史籍可考的就有五十人左右。元晓和义湘是早期从中国输入佛教的主要人物，各宗派也都是在中国佛教影响之下建立的。有些新罗僧人以中国为桥梁，学习之后再到印度访求名师和经论。其中如慧超，西行十年，回唐之后终老于五台山。并且遗留下他用中文所写在中亚和印度的旅行记。虽然已经残缺，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亚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朝鲜和印度这三个亚洲国家友谊关系史上一个重要文件！一○八五年义天入宋，汴京的僧人推为“高才硕学，堪为师范。”九八三年中国刻成大藏经板。五千余卷的汉译佛教经典的结集，便以印本姿态更广泛地流行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各国。八年之后，印本大藏经便输入朝鲜。到一○二○年间，朝鲜依据北宋刻本，起始自己雕制大藏经板，一○八七年完成。佛教的流通传播于是更加普遍。义天又花了二十多年功夫，从宋辽两方面搜集佛经的注疏，共得四千余卷，雕板刊行。也是中朝佛教关系史上值得记念的！
因为地理上的关系，中国东北一带常有朝鲜移民。元时辽阳沈阳等地有不少朝鲜居民，所以设立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来管理。一三六九年明太祖给朝鲜国王的信说：“比移幽燕之民南来就食，内有高丽民百六十五人。”怕他们有“乡里骨肉之思”，于是派朝鲜宦者护送回国。十余年后，李成桂又说：“北界与女直、达达、辽沈之境相连，……今其居民每与彼俗互市，至结婚姻。”中朝人民这种友好关系数百年来不变。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频年灾荒，大批朝鲜农民移居珲春、汪清、延吉、和龙等县，到日本投降时，全东北的朝鲜人口有一百多万。九一八之后东北各地中朝人民纷纷起来武装抗日，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它的主要领导者是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金日成等中朝人民的抗日英雄。第一二三路军中，几乎半数是朝鲜同志。在全部抗日战争中，先后有十数万朝鲜人民参加。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有五万以上朝鲜人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出现了无数的英雄模范。八一五以后有几十万人回了祖国，还剩下一百二十万人，成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东北全面实行土地改革，朝鲜人民同样地分得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情绪提高，农业技术改进，收获量增加，生活大为改善。政治方面，东北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很多有朝鲜民族代表参加。延边朝鲜民族聚居地区，有三百五十七所学校，并有大学一所。全东北共有朝鲜民族的大学校一所，师范学校四所，中学校七十余所，小学校一千五百余所。大中小学生二十余万人。他们通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出版自己的书报杂志。这些朝鲜人民刻苦地同时也快乐地工作，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建设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试一回顾，不由得深感他们比他们的祖先唐代住在中国的新罗人要幸福万倍了。至于中国在朝鲜的侨民，据一九三六年统计，有六万三千多人。我们期望朝鲜人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之下，很快地赶走美帝，肃清李承晚匪帮，统一全国。然后，从事和平建设，让在朝鲜的中国人民也能尽一份力量。
四
朝鲜自古相传箕子传入井田之制，传为平壤有井田遗迹，这是不正确的，所谓井田遗迹实在是古城遗址。中朝人民的经济关系，不在所谓井田，而在互通有无的贸易上。九五八年，后周使人带数千匹帛到朝鲜买铜，以备铸钱，由朝鲜得到铜五万斤。十二世纪初出使朝鲜的徐兢，记载朝鲜人民“不善蚕桑，其丝线织紝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又说朝鲜人喜欢中国茶，也是商人贩卖的货物之一。宋朝商人到朝鲜贸易的人数之众多和次数之频繁，都足以说明中朝人民经济方面之互助。宋朝商人每次至少是数十人同往朝鲜。现在单看百人以上的团体。如一○三八年有明州台州商一百四十七人一起去，一○八九年有宋商一百二十七人，一○九○年有一百五十人，一一四八年有三百三十人，一一四九年有一百零五人，一二二一年有一百十五人。一○六○年、一○八九年、一一○二年、一一一○年等年份每年都有三个宋朝商人集团先后到朝鲜去贸易。一一四九这一年内有四个宋商集团先后去朝鲜，加起来一共有三百二十七人。前后去过两次的有黄文景，去过三次的有郭满、林宁、林庆等人。宋时朝鲜首都开城有几百中国人，大都是福建人，跟商船去的。
明朝不许外国来购买兵器和军用物资，但对朝鲜则因“谊关休戚”，特别例外。例如虽禁止外国互市兵器，但一四七六年因朝鲜提出要求“弓材所需牛角”，兵部便议定每年准市弓角五十。后来因为不够用，又增加一倍。焰硝也是禁品，然一五九二年以后的几年间，为要帮助朝鲜人民抵抗倭寇，国库特拨银两，购买硝黄火药以及“各样军火之物”，供给朝鲜。一六○五年规定，每年贺冬至的使臣来时，购买焰硝三千斛，永为常例。一六○九年朝鲜因为年例焰硝不敷用，要求在三千斛之外，视需要多少，另外收买。明朝也同意，“自后不拘常规，有请辄准。节续许贸，非止一再”。优待办法，直到明末不曾改易。
朝鲜对于中国人民也曾给与不少经济上的帮助。例如东北的建州女真，很早已经和朝鲜接触，并从朝鲜贸易得到铁器耕牛等，在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满清未入关以前，一六三八年便和朝鲜约定，“因宁古塔与会宁接境，宜两相交易”。第二年又有咨文给朝鲜说：“彼国若有愿来贸易者，可会同众商人带各色货物明来盛京，听其两平贸易”。这时的贸易自然也是满清得益较多。入关以后，中朝人民间的商业往来继续不绝，义州的湾商（义州一称龙湾，故名）便是以跟中国通商而著名的。十八世纪末叶的记载，说当时朝鲜人习惯于用钱，而不用银子，于是都通过商人而流入中国，一年不下十万两。
朝鲜自古便种麻，徐兢也说“其国自种苎麻，人多衣布。绝品者谓之绝（？），洁白如玉，而窘边幅。王与贵臣皆衣之”。这种特有的苎布最为中国人民所喜用。十四世纪中常见元朝派人求苎布，和朝鲜赠送苎布的记载。从现在所存有清一代朝鲜表文中看来，朝鲜给与中国的珍物无论多少种，每次都有苎布，而且总列为第一色。虽然次序可能是依照惯例，但在初定此例时，苎布的地位定与其他物品不同。每次都有，更说明它的需要之大。十四世纪时朝鲜有一个国王有洁癖，史书说他“一月汤浴之费诸香十余盆，苎布不下六十余匹，名曰手巾。多为内竖所窃，王不之知”。可见苎布定是柔软而有韧性，所以才宜于作洗澡手巾。直到五六十年前，中国人洗脸还用“高丽布”。这也是中国人民经济上与朝鲜联系的一个例子。
五
从文化的交流，也可以充分看出中朝人民深厚的友谊关系。先从文字语言说起。朝鲜的语言跟中国本不是一个系统，古代朝鲜没有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汉朝在朝鲜北部设置四郡，把中国文字也带了去。以后朝鲜人民所建立的国家或多或少地都接受了中国文化，也就利用汉字作表达记述的工具。辽东省辑安县发现高句丽古坟，砖文有“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字样。四一四年所立广开土王碑也是汉文，叙述击败新罗倭军事。但汉文究竟不是朝鲜人民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于是七世纪中叶起始有所谓“吏读”。这是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来帮助读汉文的工具。相传“吏读”为薛聪所作，其实这是许多人陆续沿用而形成的，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吏读”是中国文化带给朝鲜人民大众的第一个重要礼物，但它还得附属于汉文，不能够用它自由而确切地表达自己的语言，于是又有“谚文”的产生。这是李氏王朝的世宗和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人共同研究制成的拼音字母，一四四六年颁布，一直沿用到今天。从十五世纪以后，朝鲜人民起始用自己的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许多汉文哲学、历史、文学、佛教、道教、医药、农学等书籍，都有了“谚解”即谚文译本。过去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的知识，现在通过“谚文”而普及于人民大众了！这种字母的制定，也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据朝鲜记载，成三问、申叔舟为了制造“谚文”，曾经往来辽东十三次，去见谪居当地的翰林学士黄瓒，研究讨论洪武正韵。申叔舟著有洪武正韵译训等书，他的集子还有赠黄瓒的诗，表示景仰。一四四九年倪谦出使朝鲜，日记里说叔舟每日饭后来见他，“具书籍于案，讲校音韵疑义”。送叔舟诗里也提到“爱问形声校韵书”。从申叔舟对中国音韵学的素养，可以想见制定“谚文”时中国的音韵学以及洪武正韵等书的影响了。
朝鲜人民虽然创制了“谚文”，但汉文在朝鲜因为年代久远，还是有很大的传统势力。据唐代的记载，朝鲜读书人所读的书即有五经诸史文选之类，白居易的诗和张鷟的文章都特别为朝鲜人所喜欢。宋代徐兢记他在朝鲜所看见的状况说：“闾阎陋巷间经馆书社三两相望。其民之子弟未婚者，则群居而从师授经。既稍长，则择友各以其类，讲习于寺观。下逮卒伍童稚，亦从乡先生学。呜呼盛哉！”自崔致远以来，朝鲜文人的著述，官府的公文，国史的记录无不用汉文。明清两代来中国的使人，尽管不通口语，都能用极典雅的文言和中国人笔谈。许多作家所写诗文遣词用字面貌精神无一不与中国作品相同，技巧风格有时在中国作家之上，清代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朱彛尊编明诗综，都收入不少朝鲜人的作品。就连并不以诗文著名的民族英雄李舜臣，都可以作中朝文化交流在这方面的例证。这里是他抵抗倭寇驻军闲山岛时所作一首小诗：“水国秋光暮，惊寒雁阵高。忧心辗转夜，残月照弓刀！”
由于使用共同的文字，便能研究同样的学术。朝鲜西南部的百济曾派人到梁武帝处请求佛经和讲授三礼、毛诗的博士。陆诩因为少习三礼，应命去过。中国书籍自来是朝鲜人民研讨的对象，因此搜求不遗余力。唐代商人因为白居易的诗能值重金，不惜伪造图利。一○九一年宋朝以朝鲜藏书多“好本”，特来传写。十二世纪初临川阁藏书数万卷。一三一四年派人到江南购回书籍一万八百卷。这一年元朝又将宋朝秘阁所藏书一万七千卷送给朝鲜国王。明朝人记载也说朝鲜人最好书。每次使人们到北京来，无论新旧书籍或小说，凡国内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归。”清代朝鲜历次使节团中随员常和中国学者文人相结识，互赠书籍或自己的著作，在文化交流上有很大贡献。洪大容和钱唐人严诚在北京短短的聚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精诚相感，清人把“洪严之交”传为美谈。柳得恭朴齐家两人认识了纪盷、阮元、孙星衍、陈鱣、钱东垣、黄丕烈、罗聘等，讨论学术，赠答诗文。柳朴两人的著作被清人辗转抄录刊印。他们的相识或是由人介绍，或在琉璃厂书店里碰到。例如柳得恭和陈鱣便是在书店五柳居订交，于是连日在那里约会谈论。书店的主人们在媾通中朝文化上也很起了作用。又有的朝鲜人不待介绍，直接登门访问。李调元有一段极生动的叙述：“偶有剥啄声，启之则一秀士。丰神朗润，眉如长松，眼烂烂若严下电。戴笠子，衣道衣，不似中国人。问之则目瞪然，不解一语。因以笔代语，始知为朝鲜来中国。”金鲁敬两次奉使到北京，先后结交了吴嵩梁、刘喜海、邓传密、叶志诜等人。第一次他的长子金正喜同行，那时才二十四岁。正喜对中国文学历史等修养很深，会见了当时学术界前辈翁方纲、阮元，以及李鼎元、汪喜孙等，讨论商量，甚被推重。仅仅一个多月的勾留，给他们长远的友谊打下了基础。正喜回国以后始终和中国的学者们通信，翁阮两人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深切地影响了他。使他致力于朝鲜古代的研究，在朝鲜金石考古学上留下了很好的成绩。
朝鲜的美术也和中国有很深的关系。大体上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受北魏影响最深，西南的百济则跟南朝来往最密，六世纪时从梁朝带回工匠和画师。这说明了百济时代的砖和南京所发现萧梁时的砖上的花纹图案何以那样相似，中国的劳动人民在一千四百年前已经和朝鲜人民携手了！七世纪新罗统一半岛以后，又接受了唐代的艺术，从庆州所存留的各种艺术品很明显地看得出来。朝鲜人的绘画，无论山水、人物、花草、翎毛，都能跟中国人的作品互争短长。朝鲜有不少风俗画家和肖像画家，这种写实的成分是中国绘画里所缺少的。高丽画工常随使人入宋，宋徽宗时朝鲜画家李宁到中国来，画本国礼成江图。徽宗称叹为妙手，让翰林待诏们跟他学画。对于书法的重视也是从古已然。八世纪以来有许多碑是集王羲之、李世民、颜真卿、柳公权的字而刻成的，说明朝鲜人对名家字迹的爱好。朴齐家给孙星衍写大字“问字堂”扁额，一时名士无不夸赞。中国音乐也曾介绍到朝鲜。十一世纪中请宋朝乐工去教授，好几年才回来。以后每次使臣到中国，都派人来跟中国乐工学习。舞乐的歌词、曲调以及演奏次第等等，无不与宋乐相同。我们在今天的朝鲜乐舞里，还似乎嗅到中国古代音乐的气息！
在医学上，中朝两国的关系也是值得纪念的。唐代医书传入朝鲜。到十一世纪中叶，朝鲜因为“医业须要广习”，所以规定“庶人”只要不是“乐工杂类”，都可应医业考试，借以鼓励。偶遇宋朝医生随商船来朝鲜，常被留住下。一一○三年邀来宋朝医官四人训练医生。一一一八年又有太医局教授等五人来教习，过了两年回国，医学才慢慢普遍起来。以后中国的医书陆续不绝地输入，朝鲜人自己也编了不少医方。最著名的书是十七世纪初许浚的东医宝鉴和胎产集要，曾由中国人重新刊刻流传。明清两朝和日本的医学界都非常重视它。朝鲜人民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常常用自己的智慧再加以发扬，许浚的医书便是许多例证中之一。（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