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
周巍峙
用诗和歌曲来歌颂和赞美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描绘领袖的英雄形象，表达人民对领袖无限的尊敬与深厚的感情，这是很光荣的但也是很艰巨的任务。陕北农民所作的《东方红》，已成为全国流行的群众歌曲；解放后的工人群众及其它劳动人民也写了许多充满纯真感情的诗歌来抒发对于自己领袖的挚爱。去年国庆节，各兄弟民族更带来了许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节目。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
我看了二十几个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有的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在这些歌曲里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救星”、“恩人”、“像爹娘”，或者“北斗星”、“帮助咱们把身翻”、“跟着他”，以及“饮水要思源”等等，仅仅有少数歌子提到人民的力量。这些歌曲虽然反映了群众对毛主席衷心的敬爱与感激，却没有充分反映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或者反映得还不够恰当。领袖的伟大就依靠于他是真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众的力量，因此他才能领导群众在十分艰巨与复杂的斗争中赢得胜利。陕北民间的诗人孙万福曾用：“高楼大厦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这两句话歌颂毛主席，“蟠龙卧虎”要依靠“高山”，“高楼大厦”要从“平地”建起。这样他就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了。而不是把领袖写成了“超人”与“救世主”。
许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还不能完满地表达群众敬爱领袖的真挚的热情。与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我们要求用最热烈，最亲切，最富于情感的语言与音乐歌颂我们的毛主席。这种情感的发挥是由于作者深刻地感觉到人民革命事业的至高无上。他十分亲切地体会到胜利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亲眼看到人们在新的生活中都变得那样的聪明、勇敢，富于创造精神，因而不可抑止地产生一种冲动，一种急切要求歌颂自己领袖的冲动。这是真情流露，毫无拘束地倾吐，要在领袖面前，在广大人民中间歌颂新的生活，畅述自己内心的欣喜与真诚的感激，表达自己对领袖的崇高敬爱。因此它的情绪是健康愉快，充满向上精神的。它是真正的颂歌，绝不是那种轻佻肤浅，矫揉做作的“流行歌曲”，也不是那种呆板的“仪式音乐”。可惜，我们的某些歌曲却存在着很不少的缺点。
如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加上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特别是：则更带有感伤的成份。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十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有的歌曲是词句空洞，缺乏热情。如《歌唱毛主席》的一首叙事歌中（大民、朱孟词，耿介、怡明曲），作者从中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像太阳，毛主席像爹娘写起，接着就写毛主席如何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组织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粉碎五次围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北上抗日，建立陕甘宁边区，深入敌后，打得鬼子投了降，后来又进行解放战争，农民们实行土改闹生产，翻身作主人，一直唱到“军民团结消灭贼老蒋，全中国解放，幸福永无疆”，总共七段词中，感情的描写极少，很不生动。另一词更是平板地写着：“毛泽东你真好，共产党你呀领导，你的呀队伍能呀打仗，你的呀同志本呀领高，爱人民真周到，打败蒋匪立呀功劳，咱们呀有你毛呀泽东，日子呀越过越呀是好！”像这样句子，简直不能算做歌词，怎么能感动人呢？另一种不好的倾向是用一种非常肤浅的与不庄重的情调来歌颂人民的领袖，如：魏风作词，贵彬作曲的《西北农民歌颂毛主席》一歌，整个情调也是不热烈的和无力的。开头几句和陕北民歌揽工歌相似，情绪很沉闷，特别是：等句，更显得轻浮与滑稽。用这样的乐曲来歌颂毛主席是不相称的。又如吕呐作的《人民四唱》里，每段歌词，加了五个“龙格龙”，有的竟长到二十拍，如：听起来觉得油腔滑调，十分不庄严。
还有《歌唱毛主席》一歌，每段词中有五个“那个”——“太阳那个出来哎照四方，中国那个有了共产党。哎，共产党啊，像太阳。那个毛主席那个像爹娘。哎，他给人民出主张，那个辛苦日夜忙。哎有了毛泽东中国就有了希望。”作曲者似乎为了求得曲调活泼，竟没考虑到加了这许多“那个”，对一个庄严的颂词起着怎样坏的影响！
我想，颂歌的情绪应该热烈也可以写得活泼，具有群众风格，但绝不是要用油腔滑调的口吻，用一些旧的趣味来代替人民歌颂自己领袖的情感，在人民群众中传布这种不健康的，肤浅的情调。上述不适当的表现方法虽不一定都是由于创作态度不严肃所造成，但至少在情感掌握与创作方法上是值得加以检讨的。这里面还包括了对民歌曲调如何正确运用的问题。在民歌中有时加了一些“哎嗨哟”的语助词（有些是作感叹词）以及“那个”一类的虚字，有的是为了表现劳动的呼声，或者是由于民歌的语言趣味与补助曲调的不足而产生；在今天我们写歌颂领袖的歌词，也搬用这些东西，那就错了。过去甚至有人用山西的一种很坏的小调配上“毛主席是太阳”来唱，听起来使人十分难受。民歌中虽有不少健康的、明快的曲调，在集体劳动中还产生许多雄壮有力的歌声，但是一般民歌既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农村，思想情感无论如何都和新的生活有很大距离。用它来表现新的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情感，它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因此当我们采用民歌的旋律，来表现新的思想情感，如果不加以选择和发展，将无法达到我们的创作目的。特别是写群众唱的歌颂领袖的歌曲时，需要更大的发展。就是写抒情的独唱、对唱时，如果选用旧的民歌，也要根据新的感情，加以改造。对于那些不合适的、落后的、不健康的民歌曲调，绝不能无原则地搬用。
创作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本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人民对领袖的情感，善于选择某一侧面，某一角落来描绘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人民热爱领袖的情绪。本来在一首短短的歌词与乐曲不可能装进很多的东西去，我们不必写到许多事物，详述历史的发展。最主要的要求是深刻的思想与饱满的情感，生动的语言与有力的曲调。我们不一定都写大合唱，大器乐曲，也可以写成齐唱、对唱、与小的独唱，小型器乐曲等，不必强求一律。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广大群众能唱的歌颂毛主席的齐唱歌曲。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多写些更好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正是献给伟大的人民政党与人民领袖的好礼物。我想我们应当勇敢担负起这一任务，更多地学习，更多地思索，更多地写作，一定能够产生有力量、富有思想性，能够充分表达群众与领袖间诚挚深厚的情感的歌曲。（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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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居易的思想和艺术
游国恩
编者按：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遗产，是一个巨大的，发掘不完的宝藏，值得我们的重视和珍爱。我们应对它们作新的估价、分析和批判，从它们吸取丰富的养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开始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的财富。我们欢迎研究中国文学艺术遗产的学者和专家们撰写对中国古典作品作新的估价与研究的文章，以引起广大人民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学习的兴趣。这里所发表的游国恩先生的文章，希望成为一个开端。
对于人民的热爱
诗人白居易的时代，正当安史乱后的建中元和时期（公元七八○——八二○），那时由于地方藩镇反抗政府，造成长期内乱。统治者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和满足自己无限的贪欲，尽量榨取民间财物，人民穷困，达于极点。开元时代的太平盛世早成过去。以前的“租”、“庸”、“调”税法不能再行。德宗李适命宰相杨炎改为两税法，按人丁及财产定等第高下，每年征收两次。两税法规定收现钱，可是农民只有实物；官府计价折算，物价越贱，所纳的实物就越多。两税外，还有许多苛捐杂税。所以那时一般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比从前增加三倍。富豪地主乘机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农民越穷，土地就越集中；土地越集中；农民就越无法生活。这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从陆贽的奏疏中看到一些：
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占田条限，裁租价。损有余，优不足，此安富恤农之善经，不可舍也。这一个严重的土地问题，即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也有人看到了。所以白居易在他的《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就发了这样的议论：
……导岷既艰远，距海无咫尺。胡为不讫功，余水斯委积？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
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流似剪纸，决壅如裂帛。渗作膏膄田，踏平鱼鳖宅。
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
他很怪夏禹当日治水，为什么不把这个工程搞完，让长江上游诸水一直流入大海；却偏偏留下这么一个“巨浸”，占去许多土地。假使把洞庭湖的水全部泄出去，这湖便可以变为陆地，解决几百万人民的生活问题了。这诚然是一个空想，但这却一方面反映当时土地问题的严重，另一方面反映白居易热爱人民的感情。当然，即使有人能把全湖变成陆地，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对农民还是没有多大好处；因为在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下，最根本的土地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白居易爱人民的热情，随时都在诗中流露出来。例如《新制布裘》诗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又如《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一首有云：“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又如《醉后狂言，赠萧殷二协律》一诗有云：“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复杭州人。”同样的意思，诗中见过三次。这可以说明他是真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了。由于他能够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同时又因自己的生活物质条件相当优越，“肥马轻裘还且有，麄歌薄酒亦相随”，于是在思想意识上起着强烈的矛盾。例如《村居苦寒》诗云：“……乃知大寒岁，农者犹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复絁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又如《观刈麦》诗云：“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又如《观稼》诗云：“停杯问生事，夫种妻儿获。筋力苦疲劳，衣服常单薄。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他屡次从实际生活经验中了解劳动人民的痛苦，反躬自问，内心一再感到疚愧。他虽然没有觉悟到自己的幸福是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痛苦分不开的，但对于自己的阶级特权却起了根本的怀疑。所以他常常想自己去种田。例如《归田》第二首云：“种田计已决，决意候何如？卖马买犊使，徒步归田庐。迎春治耒耜，复雨辟菑畬。策杖田头立，躬亲课仆夫。……学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余。更待明年后，自拟执犁锄。”第三首更进一步说：“三十为近臣，腰间鸣珮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
对诗的看法
白居易对于诗的看法和主张在当时来说是比较进步的。第一，就诗的目的来说，他认为诗必须反映现实，治病救人。他主张作诗必须言中有物，必须有所为而作，不应该只是“嘲风雪，弄花草”，同现实脱节。他与元稹书云：“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治）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手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他这样从实际出发的创作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他正确地提出了文学的任务，指出了文学的目的。他的最重要的《讽谕诗》，就是这一文学理论实践的集中表现。在这一部分诗篇中，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所以他在《新乐府》序中郑重地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不为文学而文学，正是白居易比一般诗家进步的地方。第二，就诗的作风来说，他主张必须是平实易晓，朴素无华。诗从汉魏以后，渐渐成为文人的娱乐品。齐梁以来，多数作家专从文学形式上用工夫，词句雕琢得很华美，锻炼得很深奥，内容却贫乏得可怜。这在白居易看来，简直是“诗道崩坏”，应该设法挽救的。所以他说：“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又在《新乐府》序中表明其作风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诗如果浅近朴实，就很容易了解；能够“直而切”，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他的《新乐府》所以必须用那种自由的形式，就是想把文学同音乐打成一片，提高文学的职能。通过这种形式，忠实地服务于一定的目的。第三，就诗的功用来说，他强调可以了解舆情，帮助政教。他非常重视《三百篇》和歌谣，因为从它们中间可以听到人民的声音。所以他说：“……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见长庆集四十八《策林》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条。）因此，他极力主张政府要恢复古代采诗的制度，采集一些民间的诗歌——尤其是讽刺时政的歌谣，使统治者可以不出户而知天下，而不至于“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见《新乐府》《采诗官》）。他虽然由于历史的限制，还是替统治者着想，从帮助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而不能更进一步，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但他觉悟到诗的功用是反映人民的实际生活，与政治有密切关系，较之一些诗人把文学同现实隔离起来，只作为自我陶醉的工具，是大有区别的。
这就是白居易对于诗的基本观点。
理论和实践
白居易的文学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创作动机也是善良的。他的《讽谕诗》，主要的如《秦中吟》和《新乐府》，其中一大部分明白地揭露了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具体地描写了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勇敢地攻击自己阶级的统治集团，激烈地反对支配势力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的现象。这是广大群众所欢迎的。他的《讽谕诗》与他自己平日所持的文学理论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他不是在空喊口号，而是在实践着自己的理论。
由于他生平有“兼济”之志，所以热爱人民的感情特别浓厚。这不但表现在文学的实践上，而且表现在事业的实践上。他在外郡做了几任刺史，优良的政绩又是他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另一说明。例如他在忠州时，极力扩充园艺，研究种植方法。画木莲荔枝等图，记其形状，有《木莲树图诗并序》及《题郡中荔枝诗并图序》，又作《东坡种花》、《东涧种柳》、《种桃杏》、《种荔枝》等诗。《东坡种花》一首从树艺推到养民的道理说：
……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忙俗苏。
这首诗的用意与柳宗元郭橐驼种树之说相近。他的抱负于此可见。后来他为杭州刺史，更做了许多切实有利于人民的事。据史传记载，他在杭州，曾领导发动民工，建筑钱唐湖的堤坝水闸，既可以蓄水，又可以放水，灌溉田亩一千余顷。并作《钱唐湖石记》，记载蓄水放水的管理办法，极合乎科学。后来三年任满，将去杭州，有《别州民》诗云：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潜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篇末二句就是指这件事。他又疏浚以前李泌在杭州时所掘的六个井，解决了广大市民的饮料问题。这样实际地为人民服务，无怪乎人民舍不得他走了。他离开杭州时，什么东西都不要，只拿了两块石头，一只白鹤。他的《三年为刺史》一诗第二首曾提到这件事：
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又《洛下卜居》诗云：
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白居易就是这样拿出实际行动来表现他对人民的热爱。他不只是空谈理论，也不只是形之于歌咏，而且见之于事业。
《讽谕诗》的技巧
白居易的《讽谕诗》既以讽刺晓谕为目的，所以首先必须求其发生效力。要使它发生效力，最好是通俗浅近，容易了解；或者结合音乐，广泛传播。于是诗的形式问题不能不考虑到。据他自己在《新乐府》序里说，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这就是说他要采用比较自由的形式来表现诗的内容。《新乐府》五十篇，经常是把三、五、七言的句法错综变化起来，既灵活自然，音节又好听，大体上是采用民间歌谣的形式。例如：
……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飨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馁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黑潭龙》）短短的十几句，不过八十几个字，其中有三言句，有五言句，有七言句，还有七言骚体句法，既复杂，又变化。这就是他自己所谓《顺而肆》的体裁，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的。他想利用音乐来传播诗歌，所以必须注意作品的形式，让美妙的形式同音乐相结合，使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发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他所以命名为《新乐府》的理由。
其次是通俗。一般地说，白居易的诗是比较浅近的。相传他每作一诗，必须念给老妪听，问她懂不懂。她说懂了，然后留稿，否则改作。这个传说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但当时却受到一部分人的鄙弃，甚至连作风相近的苏轼也说过“元轻白俗”的话。这在以前自然是一种诬蔑，不过今天看来，与其说是诬蔑，无宁说是表扬。而且也确实值得表扬，因为他作《讽谕诗》——尤其是《新乐府》，是有计划地想做到符合于读者容易了解的原则的。
现在略论白居易的《讽谕诗》的艺术技巧。
白居易的《讽谕诗》所写的政治、社会、艺术等方面极为广泛，归纳起来，其重点有：（一）反映人民疾苦者（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道州民》等）；（二）讽刺横征暴敛者（如《重赋》、《杜陵叟》等）；（三）攻击豪门贵族者（如《伤宅》、《轻肥》、《歌舞》、《杏为梁》等）；（四）描写贪婪强暴者（如《黑潭龙》、《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等）；（五）反对侵略战争者（如《新丰折臂翁》）；（六）关于妇女问题者（如《上阳白发人》、《太行路》、《陵园妾》、《井底引银瓶》等）；（七）劝戒奢侈浪费者（如《买花》、《牡丹芳》、《红线毯》、《缭绫》、《草茫茫》等）；（八）表扬忠义廉洁者（如《寄唐生》、《青石》、《立碑》等）；在以上各类诗篇中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大体说来，有下列这几种：
一、直说 这种作法诗中最多。例如《宿紫阁山北村》、《秦中吟》的《议婚》、《伤宅》、《买花》，《新乐府》的《新丰折臂翁》、《太行路》、《牡丹芳》、《红线毯》、《卖炭翁》、《母别子》、《盐商妇》、《杏为梁》、《井底引银瓶》、《官牛》、《隋堤柳》、《采诗官》等篇，都是属于这一类。其中除《宿紫阁山北村》和《卖炭翁》二首全用叙事体裁外，都在篇末郑重说明正意。如《伤宅》云：“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买花》云：“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红线毯》云：“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井底引银瓶》云：“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官牛》云：“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济世调阴阳，官牛领穿亦何妨！”《隋堤柳》云：“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以上诗篇都是先将题面全力描写一番，最后结出作意，使读者印象格外深刻。
二、对照 也就是运用对比的方法，也多用之于篇末。例如《观刈麦》一首，既拿抱子拾穗的贫妇与贫民对照，又把自己坐享禄位，不事农桑，同农民贫妇对照。又如《采地黄者》写荒年的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乃采掘地黄，卖给豪家喂马。所以说：“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残马粟，救此苦饥肠！”这又是拿贫苦人民来同豪门对照。又如《秦中吟》的《轻肥》一首，全篇极力描写一班贵官们的骄奢生活，而最后突然地用两句诗结尾：“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霹雳一声，迅雷不及掩耳。同样《秦中吟》的《歌舞》一首也是如此。它在描写寒冬大雪，公侯们夜以继日的歌舞宴乐之后，也突然用两句诗结尾：“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这两首诗充满着愤怒与不平，充满着诗人反对压迫劳动人民的情绪。
三、隐喻 也就是运用影射的方法。白居易的《讽谕诗》中所用的隐喻法有两种：一为全篇皆用譬喻，并不点破正意；一为全篇虽用譬喻，但篇末仍将正意点出。前者如《羸骏》、《废琴》、《感鹤》、《燕诗示刘叟》、《虾蟇》、《寓意》的《豫章生深山》、《翩翩两玄鸟》、《婆娑园中树》三首，《和答诗》的《答桐花》、《和大嘴乌》、《和松树》三首，《有木诗》的弱柳、樱桃、洞庭橘、杜梨、野葛、水柽、丹桂共七首，《新乐府》的《黑潭龙》、《秦吉了》等首，表面全为咏物诗，其实是一种明显的影射。后者如《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栽莲》、《折剑头》、《紫藤》、《放鹰》、《杏园中枣树》、《有木诗》咏凌霄等首，虽亦属借题发挥的咏物诗，但最后仍点明正意。例如《孤桐》诗末云：“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又如《紫藤》诗云：“愿以藤为戒，铭之于座隅。”又如《有木诗》咏凌霄一首云：“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这些虽与前者稍有不同，但具有严肃的教育意义则没有不同。假如前者每一首完全是谜的话，后者就把谜底说出来了。此外即物寓意的诗尚多，如《文柏床》、《浔阳三题》（《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新乐府》的《涧底松》等皆属此类。
总之，白居易的讽谕诗无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绝大部分都是接近人民的。它继承着汉魏乐府诗中的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它有丰富的现实的内容，又有完整和明白易解的表现形式。白居易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虽则属于统治阶级，但在创作中却能为人民说话，表达他们对社会现象的愤怒和抗议，透露出人民的思想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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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内文艺动态
国内文艺动态
朝鲜名舞蹈家崔承喜自去年十一月来京后，和梅兰芳、韩世昌、白云生等合作，已完成了纪录并整理中国京剧中的青衣、花旦、小生、水袖等舞蹈的基本动作，还准备继续纪录并整理武生、武旦以及京剧中各种用枪棍来舞蹈的基本动作，腰鼓和秧歌的基本动作等。
最近中央戏剧学院已附设一崔承喜舞蹈研究班，由崔承喜亲自主持，目的在整理中国古典与民间的舞蹈，创造富有东方民族色彩的人民舞蹈艺术。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另外，崔承喜及其女安圣姬等正准备创作一个以中朝人民友谊合作抗美援朝为主题的舞剧。
《说说唱唱》最近几期发表了一些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作品。如第十二期中葆深作的短篇《永远不会忘记你》，生动地描写了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与一个朝鲜老汉的抗日故事。第十三期中孟浪作的短篇《老赵头回来了》，是叙述一个复员战士怎样回到他的故乡东北去的故事。那战士看到他过去曾经作过工的煤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矿工们积极而愉快地劳动着。人民的幸福的生活的图景和过去受敌伪迫害的痛苦的记忆，在小说中显示了强烈的对比。第十期到第十一期连载了陈登科作的《活人塘》。这是一个出色的中篇小说，虽然它还有一些缺点，但整个说来它是吸引人的，内容充实，情绪饱满。它生动地描写了苏北阜淮公路上的一个村庄在解放战争中的战斗经过。解放军与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在这作品中，获得了极其动人的反映。
上海市工人戏剧观摩预赛，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今年一月八日止，共十六天，六十三个演出节目中有四十四个是工人自己的创作，半数以上获得了好评。上海《群众文艺》五卷三期（上海工人戏剧观摩演出及广播表演特刊）对初选的优秀戏剧：《工厂就是战场》（话剧，国营棉纺织厂十厂演出）、《老王的胜利》（话剧，国营棉纺织厂十五厂演出）、《变》（越剧，太平洋织造厂演出）、《鸭绿江上》（淮剧，国营棉纺织厂一厂演出）、《动员起来》（话剧，华东税印厂演出）等二十二个戏作了简单的评介，这些作品多半是与当前的抗美援朝的政治任务相结合的。它们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文艺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应当加以重视和培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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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要求音乐和歌曲的评论和介绍编辑同志：
我们是一些不懂音乐但是常常听听音乐和歌曲的青年，我们要求关于音乐和歌曲的评论和介绍。
对于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的批评现在渐渐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对于音乐和歌曲，这种批评却非常少。《人民音乐》虽然间或发表一两篇，但是这个刊物流行还不够广，而且这些文章也不够通俗。
我们希望，对于中国的各种新旧音乐，对于中国各民族的音乐，对于各种外国音乐，对于戏曲、曲艺和电影中的音乐，对于各式的曲调和各式的歌词，对于各式的奏法和唱法，都能经常有通俗的评论。
评论当然也就是一种介绍。但是我们认为还需要其他的更有效的介绍。真正好的乐曲和歌曲，应当做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这就需要有系统的传播工作。应当经过广播电台，电影，中小学音乐教师，工厂机关的俱乐部，和编制完美的歌曲集，来进行这种传播工作。但是我们觉得，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很严重的无领导状态。似乎并没有什么负责的选择和推荐，也没有什么推广的计划。
我们的见闻有限，这些意见可能不尽合乎实际。希望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的负责同志能给我们一个答复。
国华、夏坚、徐芸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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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毛主席的画像编者同志：
现在的毛主席的画像，有许多是画得认真的，但也有许多是不认真的。例如北京东车站和午门所挂的两幅像，面部都画得不好。希望这两处的主管同志能够设法加以修改或重画。我建议美术工作者注意改善这一方面的状况，同时各个挂画像的机关也应当负责检查一下再挂。
陈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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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年画和广播歌曲的说明编辑同志：
二月四日《人民文艺》上“读者来信”栏内发表了王化东同志的来信，要求年画要附加简单说明，更便于读者了解画的内容。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将于今后印年画时这样做。过去印的旧年画上面都没有说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新的年画上面也就不印说明，但是旧年画多半是一般性的题材，或者是历史上为群众所熟悉的事件，不加说明读者也可以了解。现在新的年画多半画的是一个具体事件或者是新近发生的事件（当然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件），确实有必要附加简单的说明，以帮助群众了解。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同志：
王化东同志在上期本刊建议广播电台广播歌曲时，为了使听众听懂歌词，在广播前把词念一遍；广播戏曲时，除了念词，还可以简单地说明情节。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从下星期起（就是从本月十一号起），在播送新的或是较新的，以及歌词不容易听懂的歌曲时，先念一遍歌词；在播送戏曲时，如果唱词可以听懂，也准备在播送之前，把词念一遍。至于说明情节，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不主张在播送每一歌曲之前都要先念唱词，因为这是没有必要的，还会引起听众的厌烦。在播送京剧唱片时，也不准备介绍唱词，因为这些唱片绝大多数已流行多年，唱词也不通俗，即使念了，对那些不熟悉京剧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广播事业局
第5版()
专栏：
旧彩印图画的改革问题
蔡若虹
彩印图画范围包括年画、月份牌画、连环故事画、领袖像、教学挂图等等广泛的类别，出版数量极大，发行遍及全国。因此，如何改革旧有彩印图画是一极重要的问题。
关于这一工作的改造方针，应该和一切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造工作一样，既不能过于性急地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企图用禁止和限制入境的办法来对付那些有害的出版物；同时，也不能迁就地听其放任自流，所以政府文教主管部门必须主动地、耐心地、有步骤地帮助他们进行改革。
彩印图画的改造重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而且，我们应该强调在表现方法上采用多种多样的、既为群众所能接受又为作者所习惯运用的形式。月份牌画家们所习惯采用的擦笔画加水彩就是一个例子。绝不能把什么“单线平涂”的方法当做唯一的表现方法。从过去老解放区的情况来说，“单线平涂”的方法其所以广泛推行，一方面是由于它是群众所喜爱的民间形式的一种，一方面也由于它比较适合于当时的印刷条件的缘故。今天，在不同的印刷条件和不同的群众欣赏水准之下，就完全没有把“单线平涂”当作唯一的表现形式的理由。同样，对于其它的那些已被群众所熟悉所喜爱的表现形式来说，也完全没有把它们看作是“庸俗的”“油滑的”“低级的”而加以坚决反对的理由。
彩印图画的内容改革，应该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甄别和逐步的改进与提高。首先要在原有的题材范围之内，辨别那些是对人民有害的，那些是对人民有益的或无害的，那些是应该首先进行改革的，那些是可以逐渐加以改变的。
譬如说，美女画仍旧可以画，需要改革的是将那些不事生产的剥削阶级的“美女”改换为参加生产的劳动人民的美女。采茶的少妇、摘棉花的姑娘、以及一切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都可以作为新美女月份牌画片的主题人物。对月份牌画家们不要苛求，如果他们在作品中正确地表现了劳动者的美丽，从而引起观众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重视，这就是帮助了社会风气的转移。
风景画也仍旧是可以画的。当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在生活水平上逐渐提高的时候，美丽的风景就不再是少数人的享用品了。而且，我们可以将美丽的风景和美好的生活联系起来，可以将人民对于大好山河的热爱和对于祖国的热爱联系起来。不要苛求风景画作者们一定去表现风景画以外的他们所不熟悉的主题，而应具体帮助他们如何在风景画中逐渐渗透进新的思想情感。
一切表现群众心理愿望的“吉祥”“福利”之类的题材都仍旧是可以画的。需要改进的，是将这些朴素的心理愿望加以正确的合乎生活发展的指引。（例如：希望“发财”，就要指引他们加紧生产。希望“多子”，就要指引他们注意妇婴卫生。）不要将人民对于生活的合理希望一律看作封建迷信和陈腐思想，应该尊重人民的合理希望，应该有批判地运用这些吉利的题材。
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仍旧是应该画的。需要改革的仅仅是那些灌输封建道德和奴才思想的内容，需要删除的，仅仅是那些丑恶的、野蛮的、恐怖的形象（如小脚、拖辫子、抽大烟、杀人的酷刑和十八地狱等等）。而且，我们可以将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的图画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和发扬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等传统的优良品质结合起来。不要要求画家们一律制作现代内容的题材，不要认为只有画机器、农具、枪炮才算是与工农兵结合。对于习惯于绘制历史题材的画家们来说，这种要求是逼迫他们制造那些所谓“避重就轻”的“千篇一律”的八股图画。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些抛弃历史传统的，认为群众已经不要旧题材的作品的“左”的论调；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些违反历史观点的硬在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中乱加标语口号的所谓新内容的作品。
在原有的基础上，先从内容入手逐步加以改革，这就是改革旧有彩印图画出版工作的具体方针。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解除老画家们思想上的束缚，才能打破出版家们思想上的顾虑，才能在新的大众图画事业上开辟广阔的道路。
旧有彩印图画出版工作的改进，主要是依靠原来就从事此种绘画的画家们和原来就从事此种出版工作的出版家们，因为他们有较为熟练的绘画技术和较为丰富的出版经验。在他们的旧的思想作风没有改变之前，这些技术与经验都可能成为他们业务进步上的障碍；可是当他们学得了新的思想，新的作风以后，他们的技术与经验就可以帮助发展新文化教育事业。所以，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在团结中改造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业务上的进步，并且依靠他们来进行这一改革工作。
对于从事绘画工作多年的老画家们，除了组织他们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帮助他们深入实际和体验生活，还应多方供给他们在创作上所需要的材料和参考资料，向他们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以帮助他们解决业务改进上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对于出版家们，我们不要希望他们不为赚钱而从事出版工作，而且要照顾他们不能在营业上受到损失。应该向他们解释，今天的赚钱不能与人民的利益有所违背。改进出版工作，正是为了他们在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使他们的营业能够得到发展。凡是违背人民的利益而从事出版的行为都是应该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