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
周扬
同志们！关于目前文艺界存在的严重现象，刚才乔木同志已有深刻的、中肯的批评。
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的状况，是到了不能再容忍下去，必须加以澄清的时候了。在文艺工作中，以至在文艺领导工作的某些部分中，表现出一种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毛泽东文艺路线就不能够贯彻，人民文学艺术的事业就不能够前进。由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放松或放弃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放弃了对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批判、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工作，这就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很大的间隙来占领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这也就是电影“武训传”所以能够拍摄、放映以及一度受到盲目赞扬的根源。
我们的文艺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的国家是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所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思想。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文艺的领导工作人员，负有以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去教育全体人民的重大的责任，我们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像高尔基所说的“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阶级的感觉器官”。如果我们不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去武装自己、教育人民，而允许非工人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去教育人民的话；如果我们不以一切努力使文艺和自己阶级的政治和广大人民相结合，而允许文艺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话；如果我们在文艺工作中，不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允许自由主义发展的话；那末就不能不说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即使不是在全部的问题上，而是在部分的问题上犯了这种错误，都是严重的。我，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这就是摆在目前文艺工作日程上的一个迫切的任务。我们必须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常常讲文艺的思想性。什么叫思想性呢？这就是，文艺应当和最进步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相结合，如果没有这个结合，那末，那样的文艺就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就是不能引导人民前进的；那样的文艺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积极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文艺总是表现一定阶级的意识，不是表现这一阶级的意识，就是表现那一阶级的意识。因此，在我们前面就有一个任务，必须对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情感，以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文艺观点，进行一番阶级分析的工作，区别其中那些是工人阶级的思想，那些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思想。
革命的文艺家、批评家，特别是文艺的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这种思想辨别的能力，否则就必然会在文艺领域内引起思想的混乱。工人阶级不但要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划清思想界线，肃清一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同时也要和人民内部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线。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只能由共产主义思想领导，而决不能由任何其他阶级其他思想领导。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明确地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如果在文艺工作中放弃了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那末，就是容许资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那末，文艺就不是人民的了。毛泽东同志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比它政治上的东西更落后。资产阶级是早已不能充当文化战线上领导的角色的。在文艺界影响比较最大的是小资产阶级文艺家，他们在政治上是倾向革命的，但是在他们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以前，他们的思想和艺术作风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文化战线的领导力量。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由于在经济上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和小生产者个体经济成分的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就还有它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础，这些思想就不能不在人民事业的各方面（包括文艺方面）顽强地表现出来，而且采取各种“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线，用自己先进的思想去批判、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就是思想战线上一个长期的斗争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这一段话是极端重要的，它指出了文艺工作以及整个思想工作的最中心的、最根本的任务。文艺必须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帮助国家来教育人民，帮助人民成长，领导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用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用农民阶级思想，能不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任务呢？那是绝对不能的。
资产阶级思想嘛，我们在电影“武训传”中领教过了，它宣传的是政治上的反动的改良主义和个人奋斗的路线。这难道和我们所要宣传的人民民主革命思想和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的思想是相容的吗？
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嘛，我们在小说和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中也领教过了，它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和趣味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玩味着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把政治庸俗化。这难道和我们在创作上所提倡的，要正确地表现人民中的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要严肃地表现政治主题的要求是能够相容的吗？
农民阶级思想行吗？不错，解放区的许多文艺作品都是写农民的，写他们的生产和斗争的，但那并不是农民文艺。有些教授把解放区的文艺看成农民文艺，那是错误的。它们写农民，但是它们不是从普通农民的立场，而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写农民的，它们是用工人阶级的眼光来观察农民的命运，并且表现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觉悟过程的。所以这些作品是工人阶级的文艺，如果不是这样的文艺，就不会在人民的运动中发生像“白毛女”“刘胡兰”等剧本所已发生的那样巨大的作用了。表现农民思想的作品也有的，例如有的作品中简单地宣传“发家致富”，就是表现农民思想的，实际上就是宣传资本主义的思想。因此，很明白，我们要教育人民是既不能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不能用农民思想，而是只能用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的。
前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过不久，上海的文艺界就提出了一个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讲过，第一是为工人，第二为农民，第三为士兵，第四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个地位是摆定了的。问题是在：如何为法？是教他前进呢，就是说，把小资产阶级提高到工人阶级水平呢，还是教他落后，就是说，降低工人阶级的水平去迁就小资产阶级呢？有的人说电影的观众主要是小市民，所以就应该更多地注意小市民。要不要注意小市民呢？当然要的。问题仍然是在：是降低工人阶级的水平去迁就小市民的趣味、思想、爱好呢，还是把小市民的趣味、思想、爱好提高到工人阶级的水平来？我们的国营电影事业，执行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没有采取迁就和迎合小市民的做法，那是正确的。
全国文代大会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文艺界是“平静”的，没有思想斗争，思想批判。直到“武训传”的讨论，这才打开了文化界，艺术界思想斗争的风气。这一时期，“文艺报”做了一些有益的批评的工作。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主要就是采取思想批评，文艺批评的方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关于文艺的学说来批评一切错误的文艺思想和作品，以巩固和扩大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自然，还有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作品竞赛，用前进思想和高度技术相结合的作品去排挤和代替一切思想错误、技术低劣的作品。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文艺只有在自由竞赛中，在广大群众的严格的鉴别和考验中才能真正地成长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反对文艺创作上粗制滥造和怠工的现象，因为那样就是削弱和缩小工人阶级文艺的阵地，使人民文学艺术的事业受到损害。
我们强调思想斗争，思想批判，不是为了削弱文艺上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正是为了使这个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全国文代大会以来，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党与非党的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一般的说是合作的。一个根本缺点是相互间缺少批评，缺少真正诚恳的、坦白的、推心置腹的批评，缺少事业上的相互督促和勉励。我们和非党同志之间，日常工作上的接触多，思想上接触就比较少。党外同志感觉党的同志对他们的帮助不够。什么地方不够呢？我想主要就是在政治上的帮助太少。党外同志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同样需要他们的帮助，需要向他们学习。他们有比我们许多党员同志更丰富得多的社会经验和艺术经验，他们可以帮助人民和青年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帮助他们的工作做好了，他们也就会更好地来帮助我们的。只有经过这种相互帮助，相互批评，相互督促，才能使我们的关系更亲密更好；是真正好，而不是表面好。
要达到真正的更好的团结，没有思想改造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在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重大意义。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这次会议提出了广泛展开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作为当前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之一。这个任务，对于文艺工作者说来，是格外地重要的。因为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教育人民和改造人民的思想。要教育和改造别人，首先就得教育和改造自己。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解决了文艺上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问题，但是其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想改造。毛泽东同志在那个讲话中用了很形象化的、通俗的语言向所有文艺工作者，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屁股”坐在那一面，如果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就“一定要把屁股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什么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如果“解决”了，那都是假的。“屁股”坐在那一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立场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都可以迎刃而解。许多文艺工作者没有认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我们放弃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的工作，那就是去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革命内容，使这个讲话降低到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都可以接受的程度；放弃思想改造，就是放弃共产主义的原则立场。因此，每个同志对待思想改造，都应该采取自觉的态度，缺少自觉，是改造不了的。老解放区的经过改造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在延安经过了整风学习，就没有问题了。不是也有老区的经过整风的同志，到了新的环境，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包围之下，就又露出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容易断的，而他们和工农群众之间的联系，却是常常松懈的，容易断的。至于新解放区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同志，他们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是根本没有改变的。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讲工农兵，心里喜欢的却依然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老的左翼的文艺工作者还有
一个自以为很“革命”的包袱（这个包袱我也曾有过的），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必须丢掉这个包袱。今天，全国的文艺工作者绝大部分都是需要改造的。不经过这个改造，向他们要求提高文艺的思想性，如果不是空谈的话，就只能提高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性。只有经过整风学习，经过思想改造，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他们所创造的文艺才会有一个崭新的气象产生出来。
在目前文艺工作中，存在有一种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群众的严重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文艺工作缺乏蓬勃生气，创作不够旺盛，相当多的文艺作品缺少饱满的情绪。
两年来，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工人农民的爱国增产运动。对于这些伟大的人民的运动，文艺工作者中，有不少人是参加了的；但也还有许多人没有参加，他们离开这些人民斗争的大风雨远远的。就是参加了这些运动的，很多也都是不深入的，有的简直就是抱着一种单纯的“访问”、“采访”或“搜集材料”的态度。许多文艺工作者对新事物缺乏一种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的努力；他们对于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缺乏高度的热情。为什么魏巍同志所写的几个短篇朝鲜通讯，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战士和祖国”等，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那样热烈的欢迎，引起了他们那样强烈的感动？这就是因为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传达出了为许多别的作者的作品中所缺少的那样一种鼓舞人心的阶级的热情、群众的热情。他真正探寻了英雄们的心灵深处，他从那里获得了灵感，获得了力量，于是他就用全部生命的力量和热情来歌颂那些英雄们。魏巍同志对于战士们，那些“最可爱的人”们，是熟悉的，他真正爱他们，这就是他的作品能够那样打动人的秘诀。
我们经常强调文艺应当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表现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是十分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对文艺工作者脱离人民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那末，他们是不可能创造出新的人物的英雄形象来的。曾经有各种提倡脱离人民的倾向的错误议论，譬如说，生活是到处都有的，重要的是个人体验，就这样把自己关在个人体验的狭窄的小天地里而自满自足，过着他们所谓的“真正艺术家”的生活。有的作者就在这种安逸生活环境中使自己的头脑迷迷糊糊起来了。在他们中间政治空气渐渐稀薄起来。政治热情开始衰退。他们也到群众的生活当中去，却不是积极地去参加群众的活动和斗争，满腔热情地去关心人民的命运，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创作。他们不是按照生活本身的法则，而是按照书本的法则，如像“剧作法”之类，去表现生活。他们斤斤于在生活中去寻找“戏剧性”的材料。这样，他们怎么能够发掘和表现人民生活中新的人物、新的英雄呢？因此他们在自己作品中处理政治主题的时候把政治庸俗化，描写工农兵，就把工农兵的形象歪曲。他们丧失了他们创作的生命源泉。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的失败就是这样来的，那正是在文艺工作上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必然结果。
文艺与人民脱离的另一个最严重现象，是一些高级文艺机关和文艺专门家对广大工农群众中蓬勃发展，充满生命力的文艺活动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和指导。轻视普及工作的倾向依然存在，没有受到有力的纠正。
脱离政治的倾向还表现在政治和技术学习的关系上。在我们艺术学校里，有一种忽视政治学习而片面地强调技术学习的偏向。他们把提高艺术性，错误地了解为就是单纯地提高技术，没有了解，提高作品的艺术性是同提高作品的思想性、群众性不能分开的。同时他们又错误地以为学习技术只是单纯学习一些技术的方法。技术的方法是应该学习的。但学习了这些方法，并不等于解决了技术学习中的全部问题甚至主要问题。主要问题，还是在培养文艺学徒一种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能力，特别是从政治上观察生活的能力。以为技术加上政治就是好作品，这就完全是一种既不懂政治，又不懂艺术的单纯匠人的观点。谁也知道，要创造真正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作者必须广泛地深刻地观察生活，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作品的真实基础。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原则。片面地强调学习技术，又是和盲目崇拜西洋的错误倾向结合着的。这种倾向在我们的艺术学校里是占据相当地位的。一些专家们认为学习技术就是学习西洋，中国是没有什么技术可学的，他们轻视中国民族艺术遗产，没有把对自己民族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摆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地位，这一切表现，都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
由于放松或放弃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由于文艺工作中存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倾向，其结果，就必然在文艺工作中产生出一种严重的自由主义的作风。在文艺工作者中间几乎没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些同志开始公开表露厌恶批评的情绪。没有了批评的地方，那里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就陷入了停滞状态，并且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严重失败。文艺工作者中间的学习很差；既少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又少对业务的钻研。文艺工作者是一种精神劳动者，他们的任务是生产文艺作品这么一种与广大人民有密切关系的精神食粮，他们应当是有劳动纪律的。一个文艺创作机关，或一个文艺作者一年两年没有产生作品，或产生的作品是不能用的，那他就是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按劳动纪律讲，就是不允许的。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间，这种劳动观念和纪律观念是很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文艺的队伍，既然没有了战斗观念，劳动观念，纪律观念，就自然而然地涣散起来，失去了战斗目标和战斗力，失去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骨干，文艺也就不成为一条战线了。
我在以上说了文艺工作中，特别是文艺领导思想上许多严重缺点和错误，同志们也不要以为整个文艺的领导都是一团糟的。无论是在文艺工作领导上，或广大文艺工作者中间，正确的、健康的因素是存在着的，而且起作用的，否则就不能说明两年来我们所已经取得的成绩。问题是领导方面没有很好地发动和组织这个正确的力量，去同那些错误的倾向进行斗争，并以正确的东西去克服错误的东西，因而使得领导的方向成为不明确的，不稳定的，使文艺事业的前进受到了障碍。
我们要整顿文艺领导思想，就不能不改进文艺领导的具体工作。文艺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集体的事业。文艺事业，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是国家的人民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文艺事业，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外，再也不能够有其它任何的利益。所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十分注重这个事业。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团体应当很好来推动这个事业。
要改进领导工作方法，就要建立有思想的领导，反对事务主义的领导；就要建立集体的、科学方法的领导，反对个人灵感式的、手工业式的领导。
所谓无思想的领导，并不是思想上真正成了真空状态，只是缺少工人阶级领导的思想，缺少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既缺少了这一方面的思想，那末，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就可以很方便地窜到领导的地位来。任何领导工作都应该是有思想的，何况文艺工作本身是关系对千百万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种思想工作，就更需要具有高度思想性的领导了。现在，我们的文艺事业已经成为具有广大群众性的事业。电影观众已将接近全国人口的数目。文艺刊物过去销行不过几千份，现在十几万、几十万份了，起码也是几万份。我们的文艺已经成为全世界进步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东方和世界的人民注视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事业，也注视着我们文艺的事业。我们的国家，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在他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同心协力的奋斗，已经在世界上赢得了这么一种崇高的光荣的地位。我们的国家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新的巨大的成就和胜利。我们文艺上的成就和这些一比起来，就显得是太不相称了。我们必须以一切努力使得它更相称一些。我们必须以高度的严肃性和政治责任心来对待文艺这样一种重要思想工作。我们不能容许文艺上粗制滥造的现象，不能丝毫降低我们对于文艺作品的思想要求。由于群众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上成长了，群众对文艺经常提出批评意见。群众批评，这是文艺领域内的一个新的现象，一个值得十分重视，拍掌欢迎的现象。这表示，人民对文艺的关系和过去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他们把文艺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经常提出批评，提出要求。如果我们自己降低对文艺的要求，允许粗制滥造，那就使我们的文艺事业脱离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我们是不能够那样的。各方面文艺的领导工作人员，必须把审阅电影剧本和影片，审阅戏剧音乐上演节目，审阅刊物，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责任。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批评事务主义，似乎行政事务做得多了，所以就放松了思想工作。这是一方面的理由，但不是全面的理由，甚至不是主要的理由。你如果能够在工作过程中经常掌握思想动态，预见事情的发展的话，那末你做任何行政工作都会是有思想的；如果你缺乏这种思想能力，那末，即使行政工作少，你的领导也不一定能保证具有思想性和预见性的。与其说行政事务多，妨碍了思想工作，不如说，正因为没有抓住思想领导，所以才陷入了行政事务的圈子。
行政当然是愈简化愈好，我们必须提倡文艺行政工作上的精兵简政，要求文艺行政工作中的纪律性和效率。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目前很多地方把主要的创作力量移用到文艺行政工作方面去的危险倾向，这是一种喧宾夺主、杀鸡求卵的办法。没有作家，没有作品，文艺行政工作和文艺组织工作还有什么服务的对象，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但是无论如何，
一切担任文艺行政工作的人员却不能藉口行政事务多而放松了他们对于思想工作的责任。国家的事业是一天一天发展的，我们的工作任务总会一天天繁重的，群众的要求也会一天天增多和提高。我们不努力提高自己工作的质量，改善自己工作的方法，是不行的。
其次，就是必须建立集体的、科学方法的领导。现在我们的领导是灵感式的、手工业式的。这种领导的主要表现，就是缺乏计划和检查，工作秩序凌乱，问题来了，一个一个零碎地、被动地去解决，而不是主动地、系统地去解决。文艺工作者是比较习惯于这种个人灵感式的工作方法的。我们应当老老实实承认，我们这些在文艺团体做主席的，在文化机关做部长局长的，都还不大会运用国家机关，运用群众团体，运用社会力量，经过群众路线，采取科学方法去做工作。我们还得好好地认真地来学。
最后，必须切实地加强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现在这些文艺团体的工作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普遍地存在着有名无实的现象。今后必须使得文联和各个协会真正成为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和学习的中心。这些团体应当经常组织文艺工作者到人民的实际斗争中去，组织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学习，组织广泛的创作研究和讨论，大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刊物必须办好，要使它们具有明确的战斗方向和生气勃勃的内容。
经过这次整风学习，让我们克服文艺工作中一切错误的思想倾向，发扬一切正确的、健康的因素，在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导之下，使我们文艺的队伍变成为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坚强的队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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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除各种错误思想，提高自己，改造学校
天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杨石先
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大家发现了存在于学校和教师中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每一个不同的学校中是有其一定的特点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充分地揭发出来，分析它的思想根源，然后进行深刻的批判，以达到教师思想改造的目的。在南开大学所存在的，主要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在南开大学来说，院与院、系与系之间，甚而系内教师与教师之间都不团结。这种情形在理工两院更是严重。因为南开大学在解放前历来是个穷学校，经费总是不敷，而理工两院所需的经费比其他院系更多，你如果不强调你的重要和夸张你的成就，就得不到你所需要的名额和费用！对于这个风气，我自己是应当负起一部分责任的。张伯苓先生过去在大学里所最重视的是工学院，其次是商学院（现改为财经学院），他对于文学院最为鄙视，认为一无所用。对于理学院亦只当作工具之学，可以为工科的研究打点基础而已。我深知他的看法，故竭力强调理学院的重要（我当时是理学院的院长），如提出大学必须培养科学师资，应该训练实业中的研究人材及为将来的发明创造建立良好条件等等，并且尽量夸大理学院在全校的成就，如说我们水准不亚于任何大学，毕业生可以毫无困难地升入国外著名大学的研究院，同人的研究著作已在国际上有学术地位的专门刊物登载等等，利用他的好胜心理来达到我多分经费的目的。这样就使文学院的发展遭受到更大的困难，我的院际本位主义的作风，后来逐渐蔓延全校各系，成为今日校内教师不团结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构成这种风气的因素是抗日战争前南开大学教师的待遇问题。当时南开大学教师的一般待遇是低于他校的四分之一的。这种情况，使所有的教师都感觉不满，所以凡是稍有成就或有声誉的人，常常摆架子，耍脾气，提出甚苛的要求，以宣泄心中的不平。解放以后，这种表现仍然有增无减，因为它和各院系一定程度的本位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了。一位教师批评校委会的委员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如关己，坚持到底。”从这一批评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南开大学的教授十之八、九都是欧美留学生，受资本主义教育的薰陶很深，许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已变成他们的文化俘虏，养成了根深柢固的“超阶级”思想与极浓厚的技术观点。拿我个人来说，因我屡次出国，在外前后八、九年，对于欧美的科学造诣和应用是十二分欣赏的，认为科学是“无国家与民族界限”的、“超政治”的，完全漠视了当它为侵略者所掌握时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悲剧！我又非常羡慕它们工商企业与科学研究的密切配合与联系，企业不是与大学合作，就是有它委托的或自己的研究机构，两者相辅相成，所以科学和它的应用的开展一日千里；但是我忽视了它们的经济制度，使资本家独占研究的成果，甚至利用一切的手段来扼杀和防止同他企业利润有害的新研究与新发明。因为我的盲目提倡和推崇，使南开大学科学工作者的“超阶级”思想和纯技术观念得以滋长，以致现在在不少的南开大学教师的头脑中，仍有“我的业务在国民党时期是如此，在今日新中国亦依然是如此。科学是科学，工程是工程，技术是技术，和思想改造联系不到一起”的思想。这种看法除在理工学院外，在财经学院亦表现得很厉害。过去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做了不少的实际工作，如物价指数，各地工商业的调查和分析，经济学术刊物和大学财政经济方面的教本的编著等等，在国内外颇著声誉。所以现在的若干财经工作同人，仍然认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块金字招牌，值得炫耀。他们完全忽视了经济研究所的欧美经济学者反动思想的本质，忽视了他曾经接受了美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和美国财阀罗氏基金的经济协助，并且忽视了美帝国主义利用这项研究资本来进行侵略的事实。
在南开大学的教师中，强调个人的兴趣和志愿，对学校的行政工作不加过问的思想也是很严重的。这个思想的根源很多，如“清高自赏”，如雇佣观点，如业务高于一切，如行政是吃力不讨好的看法等等。于是许多教师都只顾埋头著作，进行研究，造成人人对行政不热心的现象。有的人很勉强地担任了学校行政工作，总看作是额外负担，敷衍了事，也不起积极的作用。我个人过去的作风，虽然未表现得如此极端，但我的态度总是有保留的。我常说我一面作行政，一面又进行教学研究和著作。我的解释是行政工作有许多人可以去作，而对于研究和著作的工作，可以做的人实际上是少些，这是应该兼顾的；同时大学研究是研究学术的场所，多有几个学者总比单纯做好行政紧要一些。其实这还是掩饰我个人兴趣的一种遁词，这种作风，当然仍是不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表现，应该深自检讨的。这种对学校行政不加过问的态度，也是有历史根源的。过去张伯苓先生做校长时，向来是独断独行，素不采纳旁人的意见，除非你的意见和他的意见吻合或者是和他的意见没有基本上的冲突。所以大部分的员工和同学往往心里都有意见，只是消极地按他的决定来做；一遇到困难，当然大家袖手旁观。解放后，因为许多思想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保持着以往的互相对立的态度，甚而在校委会中也有人经常地说校方如何如何，忘记了他自己就是校方的一员；有时有意见，在校委会上不说，会后在群众面前提出批评。
以上是我个人在工作中所体会到的一些问题——阻碍着南开大学前进的问题。现在整个南开大学已经卷入了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提高自己，改造学校。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决、彻底地将所有的错误思想加以清除，以便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才不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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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
最近，报纸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文章。这些文章普遍引起了各大学教师的注意。他们对某些教师的检讨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多数人认为这些检讨“好得很”，“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启发了我”，“看了他们的文章，我觉得自己的学习太不深入了，根本没有检讨到自己的痛处”。有些教师表示：要学习他们勇于暴露缺点的精神，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改造自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少数人则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想不到他们有这样重的包袱，我年纪这样大还没有他们的重呢！”有的说：“他们的检讨是深刻的，但是我仍不相信他们能进步这样快，恐怕是投机，出风头！”个别的教授甚至说：“他们受人利用！”
这两种不同的反应，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包袱轻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许多青年学生，揭发了自己的亲美崇美的思想，说到沉痛处，他们往往痛哭流涕；而几十年来受到旧思想、旧习气侵染的某些大学教授，反觉得自己的包袱不重，这是事实吗？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旧的思想包袱，“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事实吗？
人人皆知，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广大中国人民的思想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而某些人却对别人的进步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不相信他们能进步这样快”。这正说明了他自己已经落在时代车轮的后边了，解救之道无他，只有急起直追。
“他们投机，出风头”“受人利用”吗？这是一种十足的糊涂思想。别人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有勇气在大庭广众之前暴露自己的错误，愿意扔下包袱求得进步，而你却认为这就是“投机”，“受人利用”；那么，死抱住从欧美反动资产阶级那里贩来的、从封建地主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些脏东西，钻在蜗牛壳里“孤芳自赏”，这算是什么呢？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自我改造的武器，要是放弃了这个武器，是谈不上什么思想改造的。一切对思想改造运动持有错误见解的人，应该猛省，不要站在运动之外，指手划脚地硬挑别人的岔子，甚至存心诬蔑别人，而应该老老实实地投入这个运动，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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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八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八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报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四周年”，并登载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契皮茨卡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真正民主制度的胜利”。
本期发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巴休的“阿尔巴尼亚在奠定社会主义基础”一文，庆祝十一月八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十周年纪念日。斯巴休说：劳动党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切胜利的组织者，是劳动群众的真正领袖，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坚决战士。这是由于劳动党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建立的；是由于党选择了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打败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及托洛茨基分子；是由于党不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还是在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时候，都以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和伟大斯大林的英明意见为指南。斯巴休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军队解放了阿尔巴尼亚。英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想破坏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斗争的企图完全失败以后，就竭尽全力来阻挠阿尔巴尼亚的复兴。但是，敌人却抑制不了人民革命的发展。劳动党领导群众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进行了根本的改革。工人阶级变成了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者。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这些改革给计划经济和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作作了准备，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斯巴休接着叙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宝贵援助下，粉碎美英帝国主义走狗铁托法西斯匪帮的破坏阴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就。斯巴休最后强调说：美英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正在准备另一次战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着劳动群众的利益，因此它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各族人民的自由。党永远记得伟大斯大林的这些话：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
本期刊载了比利时共产党总书记拉尔曼的“在战斗岗位上的比利时共产党”一文，纪念党的三十周年。拉尔曼说：比利时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九月成立时，只有几百个党员。敌人轻蔑地称之为“五百一十七人营”，并且不遗余力地破坏这一支献身于劳动人民事业的战士的队伍。但是，党的英勇斗争赢得了劳动人民日渐增加的同情。干部们在斗争中锻炼得像钢铁一般坚强，大量新党员参加了这支队伍。三十年来党经历了前进和挫折的时期，但是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拉尔曼接着指出：比利时共产党人是在伟大的斗争异常尖锐化的条件下庆祝党的三十周年的。热烈献身于和平事业的全世界人民，正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美帝国主义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已迅速地变比利时为战争贩子的侵略基地。比利时政府准备战争的政策已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中间阶层的人民也感受到了这种政策的恶果。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增涨。尽管有着反动派的暴力、恫吓和挑衅手段，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愈来愈广大的人民热烈拥护党的口号。这都表明了比利时共产党近几年来反对战争贩子和那些造成贫困现象的人们的斗争，已经产生了效果。拉尔曼强调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和群众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把争取面包和自由的斗争与争取和平的伟大斗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党将努力使所有的党员愈益透彻地精通马恩列斯的学说，提高党内思想水平，使党便于对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偏向进行斗争。拉尔曼最后说：在庆祝我党成立三十周年时，比利时共产党保证将加倍努力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他们的首要任务——团结比利时所有的爱国人民和民主人士，以争取祖国的独立及和平事业的胜利。
本期还报道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维也纳举行会议的情况，并刊载了比利时共产党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和芬兰、奥地利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本期还继续报道了各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节三十四周年的盛况。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