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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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我是怎样执行婚姻法的
宋玉芝口述 艾方记
我母亲是被我父亲逼得吊死的。我九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汪家当童养媳。我很知道妇女的痛苦。以后在反对恶霸的斗争中,我加入了共产党。大家又选我当沙王店乡农民协会主席(沙王店乡属河南省民权县)。无论到那个村去工作,我总想着妇女的事。
我们这个乡,十二个村,二千二百多人。检查了
一下,从解放(一九四九年秋)到现在,没有一个妇女被逼死、打死。就是打架、生气的事,还不断有,这还是怨我们宣传的不到。
婚姻法下来以后,我们几个乡干部,先进行了学习。乡财粮委员念,大家一条一条地讨论。在群众会上,也都讲了婚姻法。多数人都说实行婚姻法好:双方自愿,男女平等,不吵嘴,不生气。有的思想不通,可是婚姻法下来了,妇女组织起来了,谁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压迫妇女了。有些婆婆、丈夫,总还想法给媳妇点气吃;这得解决,要不,小事就能越来越大。像本庄(曲庄)李克俭家的婆婆虐待儿媳妇,两年以前,她儿媳妇跳过井,又救活了。当时儿媳妇受了婆婆的气,到娘家去诉诉冤,谁知她娘说:“你活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你看,多么封建!现在二年多了,婆媳还是不和。我们在她们的家庭会上批评了婆婆。又和她们全家商量,给她们分开家,以后都安生了。
李岳村王化礼家的兄弟媳妇是寡妇。儿子已经很大了,是个青年团员,已经娶了媳妇。可是,这寡妇又生了小孩。对这件事,儿子、媳妇都有意见,要是搞不好,关系着两条人命。我们给她儿子解释了解释,也向她本人进行了教育,帮助她把生下的孩子送给别人养活,这样大人孩子都没有出毛病。
我们也帮助群众解决些结婚和离婚的问题。李传勤和她媳妇,两口子不好,都愿意离婚,也到区里登记了。当时女家不愿要小孩,怕赘脚,双方协议,把两个孩子都给了男家。可是女的走了以后,想她的小孩,直想得疯疯颠颠的。我们就和李传勤商量,把一个小女孩送给了女方,女方的病也好了。李传勤又和王裕中恋爱。王裕中是本村的闺女。两个人,你有心,我有意。可是王裕中的母亲不愿意。因为这老婆婆没有人,想叫闺女跟她做活。还能因为做活的事,挡住闺女结婚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和她讲,她没有理讲,就编了一套,说:“全村也有党员,也有团员,怎不选个党员、团员结婚,单选个李传勤?”李传勤虽说不是党员、团员,工作很积极,在村里帮助广播宣传工作,很有成绩。后来老婆婆同意了。李传勤和王裕中结婚以后,工作、生产都更带劲了。
那些逼死人、打死人的,该杀的杀,该办罪的办罪。我们乡里没有被虐待死的妇女,可是在县里整党的时候,大家反省,听别处的同志讲出了不少这样事。花头庙村,去年有一个妇女自杀。牛砦秦金营家,婆婆和秦金营虐待媳妇,打、骂、不给吃、不给喝,关在房里,一关二年,活活把媳妇折磨死了。像这样的案子搁起来行吗?有的人就说啦:
“只见媳妇死了上千上万,没见婆婆坐牢坐监。”这真是不行,应该拿些样子给大家看看。
干部要想很多办法,解放妇女。妇女要积极工作,努力生产。过去我们乡的妇女出的力很大,反霸、减租、土地改革、查田、定产,样样离不了妇女。不论在那个工作当中很多妇女都是跑到头里。就是生产,妇女也不让人,妇女都下地。像锄地这样活,女的还差点;像拾花、打花杈,男的不如女的了。我们村上的互助组,有两个组都是妇女当组长,她们领导得很好。我想别处的妇女一样。妇女出了这么大的力,为什么还虐待她们?她们受了虐待,为什么不帮助她们解放?
过去我们乡的妇女,工作积极,生产努力,今后还要更加积极,更加努力,争取平等,争取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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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千村万组模范丰产运动”是组织农村增产运动的一个良好形式
在河北省工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耿常锁、张希舜和宋洛学发起了“千村万组模范丰产运动”。这就是在明年的丰产运动中,争取发展一千个模范丰产村,要求在今年的产量基础上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发展一万个模范丰产组,要求提高产量百分之三十。这是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号召的好办法。河北省的党委十分重视推广这一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河北广大农村明年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生产的目的,就成为可能。
为了领导这一运动使之顺利发展,要作好以下四件事:第一,要加强对于农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第二,要教育广大农民认真地研究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只有广大农民接受和掌握了这些先进的生产经验,才有可能加强增加生产的信心。第三,要深入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这里应着重宣传组织起来、改进农业技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办法。第四,发动农民党员团结全体农民作好明年的增产计划和增产的准备工作。要环绕着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标,精打细算,作出切实可行的计划。然后团结农民按照计划进行一切准备工作。如调整互助组、准备肥料、整地等等。作好这四件工作,就为明年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生产打下了思想的与物质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可以把增加生产的运动由户、组推向村,再进而推向区、县更大的范围。
河北省的“千村万组模范丰产运动”,是在农村开展大规模增产运动的良好形式。各地可以参照这种作法来组织农村的增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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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转变过程
陈巳生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号召之下,普遍地提高了认识,了解他自身是个革命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有他一定的经济利益,也有他一定的历史任务。自从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更转变了过去依赖帝国主义的思想,在革命的实践中,也参加了反帝的斗争。——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转变过程。
这一个转变过程,除了一部分人具有理论基础以外,其“自在”的觉悟因素,可能是起了决定作用:一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将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势力逐出了中国大陆,遮断了与帝国主义者经济上的联系。二是由人民政权的大力领导,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物价普遍的稳定,减少了盲目性、投机性的追求暴利思想。三是由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领导,对工商业作合理的调整,使个体必须服从于整体。四是由于土地改革的实施,封建势力被彻底的摧毁,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创造了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五是由于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铲除了蒋匪、美帝国主义的残存势力。第六项因素是最重要的,即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师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军队,开始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心理,认
定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从而建立了独立自主、繁
荣经济的信心。这些思想影响,一经结合了实践,就变成了坚强的物质力量。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两重意义。抗美援朝运动是结合了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在反帝斗争中最具体、最尖锐的表现。这一个运动,形成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空前的大团结,更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在百余年来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有切肤之痛的,因此自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是由于过去和帝国主义经济上的联系关系,也有其动摇、软弱、妥协的一面。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起来了,割断了对帝国主义的依存关系,坚定地站在反帝斗争的岗位。第一,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单独组织示威大游行的队伍,是罕有先例的;而在抗美援朝的运动中,全国工商界自己单独组织的示威大游行,如风起云涌。第二,全国工商业者普遍地签订爱国公约,并且把检查这一公约的工作,变为经常化与深刻化。第三,优抚工作的普遍展开,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按照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对烈属军属以及伤员,订出各种不同的优抚办法,如举行慰问、联欢,介绍职业,补助子女入学,减免房租、医疗费、车船乘费等等,使烈军属、伤员,解决了生活上部分的困难,而鼓励了前方的士气。第四,慰劳朝鲜战士,如物品慰劳、书籍慰劳、书信慰劳等等,工商业者都尽了很大的努力;工商界并推派代表,亲往战地慰问,表示在反帝战线上,工商界已与战士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第五,工商业者普遍地签名拥护五大国和平公约,并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投票,表示工商界的反帝与爱好和平,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要求是一致的。第六,关于支持财经任务,工商界从不欠税、不漏税、不逃税,进一步做到集体缴税和提前缴税。第七,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工商业者抛弃了温情主义,推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第八,关于捐献飞机大炮,工商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捐献数字,可能占全国捐献总额百分之八十的极大比重。第九,为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工商界知道依靠工人阶级,搞好劳资关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并增强国家经济建设的力量。从这些事实的表现,都可以证明民族资产阶级从殖民地的自卑心理,转变而成为自尊自重的民族思想,以实际的行动,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同时在反帝斗争的实践中,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国家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是我们最亲切的朋友。
抗美援朝的斗争,基本上已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决不甘心死亡,其绝望的挣扎,企图危害中国的安全及亚洲与世界的和平,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因此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满足已得的胜利,而松懈了反帝的斗争;相反地,我们必须再接再厉地把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毛主席语)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全中国人民,必须坚决实现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所决定的三项运动: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展开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是行动的指导,没有正确的思想,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以中国革命来说,没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不可能得到胜利。以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斗争来讲,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如和平民主力量的壮大、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等等,可能影响他的思想意识,但是这种“自在”的觉悟,是极有其限度的:例如从单方面的经济观点来了解劳资关系,就不可能正确地建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搞好生产,节约浪费,来增加人民的财富;又如从个人主义出发来观察朝鲜战争,打仗要别人去打,流血要别人去流,就不可能建立爱国主义的思想,也就不可能参加抗美援朝的斗争。我们必须通过政治学习、时事学习,才可能把听到的、看到的以及谈到的东西,变成为自己的具体思想,变成观察与处理问题的正确主张,这就是社会科学所说的,由“自在”的觉悟,发展为“自为”的觉悟。所以思想改造问题,在民族资产阶级看来,是在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中,是个中心环节。
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展开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所决定的三项运动,并为完成新民主主义时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历史任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习,是极重要的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学习,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为领导核心,以各业的同业公会为领导的辅助机构,以各业同业公会的基层组织为推动力量。其学习资料,结合了时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材料,由工商联统一印发。其学习方法,采取专题讲演、传达报告、小组讨论及各单元的学习总结。现在已有若干行业,已经开始学习新民主主义经济概论,也有少数行业,开始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唯物辩证哲学、政治经济学了。上海是帝国主义百余年来侵略中国的经济基地,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和帝国主义经济上的联系,比较的密切,一旦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影响,蓬勃地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这是完全由于通过了学习,而不是偶然的了。所以我们还必须强调地说:民族资产阶级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胜利地执行政协所决定的三大运动,为巩固思想基础,为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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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禹县菊王沟村彭坤等聚众打死孕妇周彪
凶犯经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分别判刑
河南省禹县九区菊王沟村于九月八日发生二十一人集体打死孕妇周彪案。同月三十日该县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将主犯袁绣荣、彭坤判处死刑。其他凶犯也分别判处徒刑。
被害妇女周彪今年二十岁,禹县三股洞乡人。从小被父母包办与同县九区杏山坡乡菊王沟村彭永(贫农)订婚。去年腊月被强制结婚。周彪未出嫁前,是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思想很进步。彭永的思想却非常落后。结婚后夫妇感情不合,周彪常受婆母和丈夫的打骂,被管制着不许出门,不许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周彪感到十分痛苦,曾几次向菊王沟村村农民代表王殿提出要和彭永离婚。王殿一直没管。今年九月七日,老根据地访问团在三股洞乡开群众大会,周彪偷着跑到会场,想找区干部诉苦并请求离婚。可是又怕被彭家的人看见,惹出祸来。所以坐在台前,不敢上台。大会开到中间下了大雨,结果她的苦没有诉成。这次周彪参加开会被彭家的族人看到了,回去就告诉了她的婆婆袁绣荣、丈夫彭永和丈夫的哥哥彭坤。袁绣荣和两个儿子商量说:“周彪准是要和咱离婚。到了区上,可就没咱们说的话啦!”接着又把本族的彭同太、彭铁梁找来,共同商量。袁绣荣鼓动说:“这媳妇可没天啦,要疯啦,要跑到会场台上去啦!真丢咱彭家的人!这不打还行?打死也不能叫她离婚!死也要埋在咱茔地里!”这一席话,说得彭家的人更有气了。彭坤就去找村农民代表王殿商量要“管教”周彪。王殿最初犹疑不定,袁绣荣、彭坤又三番两次找王殿,一定要痛痛地“管教”周彪一番。王殿最后也同意了。第二天(九月八日),王殿召开了两次所谓“农民代表会”,参加会议的有彭坤、彭永、彭记、彭东、彭铁梁,彭三江、彭全成、彭秀、彭同太、彭良安、彭锁、彭恒等,都是要打周彪的人。会上经彭坤提议,通过了“殴打周彪,以保持菊王沟村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件”的决议。王殿自己不敢决定,当场彭同太、彭铁梁、彭三江、彭永等人去请示乡政府委员王世鑫。王世鑫起初不同意打。但在许多人坚持请求下,最后也应允了。王殿和彭锁还怕不可靠,又亲往请示,王世鑫答应了。王殿请示以后,回去问大家:“打了以后谁负责?”彭铁梁说:“咱两组负责。”袁绣荣说:“您请打啦!肉打坏了,骨头是我的。”彭坤说:“打了我负责!”商量好以后,全体二十一人准备了白腊条、皮绳等凶器,在王殿率领下前往殴打周彪。王殿又借枪两枝,命彭恳安、王改芝、彭锁三人在彭永家门口站岗,并说:“有人来救就开枪!”一切都布置好了,凶手们就把周彪绑起来,严刑拷打。周彪被打得皮肉青紫,鲜血淋漓,不断地哀呼饶命。但凶手们却越打越狠。彭坤说:“非打死你给你抵命不可!”为了打起来省力,他们后来把周彪吊在东墙上打。绳子被打断了,又吊在西墙上打。几次打死,都用凉水喷活。一直打到天亮,活活将周彪打死。王世鑫得悉,知道此案自己负有责任,怕受连累,连忙集合民兵把凶犯(彭秀畏罪逃跑)逮捕,送交上级政府。
为大张旗鼓地宣传并贯彻执行婚姻法,九月三十日,禹县人民法院协同禹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在禹县九区召开妇女代表会对该案凶手进行公审。参加陪审的有中共许昌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河南省人民检察署许昌分署以及专区、县、区妇联等单位的代表。代表们一致认为必须严惩杀人凶犯。禹县人民法院乃根据婚姻法第二十六条及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命令”,判处该案主犯袁绣荣、彭坤以死刑,王殿、彭铁梁处无期徒刑,彭永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王世鑫判处徒刑二年(缓期二年)。对其他罪犯也按情节轻重分别判处徒刑,或教育后释放。现正按司法程序呈请上级批准。
(禹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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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永淳县式堂村干部屈济朝等
非法对十个妇女施用毒刑
县人民法院判刑太轻应重新处理
广西省永淳县第三区式堂村发生村干部侵犯人权、非法逮捕、吊打妇女的严重事件。
今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六日,式堂村农会主任屈济朝指挥民兵队长屈学进、民兵屈本礼和另一些村干部,假称“奉区公所命令”,将村中所谓“作风不好”的妇女黄秀清等十人逮捕,并召开“斗争会”,用毒刑逼迫“坦白”。五月三十日,黄秀清首先被捕,被逼“坦白”。又以“不够坦白”为名,强迫戴高帽游街。游街中并屡遭毒打。游街后又被弄到太阳地里去晒。当夜又绑押在农会住址。第三天又被逼“坦白”,并当众上“尖手刑”,直到指甲变成紫黑色。同日,妇女屈六妹又被捕,带到群众大会上去上“尖手刑”。上刑后被禁闭一夜。接着,妇女施月金、黄秀莲、屈二妹也相继被捕,同样当众施以“尖手刑”。施月金的左手拇指当时被折断一节。在向黄秀莲施刑时,屈学进、屈本礼硬逼她的夫弟屈本成动手。他们威吓屈本成说:“你不做就是包庇,先给你上刑!”屈本成乃被迫向自己的嫂嫂施刑。六月三日,妇女陈月嫦、陈秀仁、文秀光、梁秀清也被逮捕。他们把陈月嫦绑起来禁闭了一夜。又把陈秀仁绑起,用绳猛勒她的脖颈,几至断气。文秀光被绑后,屈本礼凶恶地威吓她:“你说吧!你想手断还是脚断?不说吊你上梁去!若真不说,吊上去后给你烧红的火砖踩。区长有字给我。上级指示那个都得打,不说就打!”六月五日,屈本初已出嫁的女儿也被捕,夜晚与陈月嫦、施月金等同被吊打。梁秀清再度被逼坦白,并被以“火油烧”相威吓。施月金直被吊到不醒人事时才放在地上,醒后又遭毒打。六月六日,陆秀仁因不满干部作风,也被绑起,挨了九个耳光,经认“错”后才释放。这些妇女,都是在被逼招认“作风不好”、答应带干部去找“奸夫”、并当众“坦白”之后才被释放。
屈济朝等逮捕、吊打妇女的非法行为,曾引起不少群众的反对。如当屈六妹被折磨得十分悲惨的时候,屈乃应的妻子曾对这种暴行加以指责。屈本礼却抓住她的双手喊道:“把她绑起来!”黄秀莲受刑时,她的祖母对干部说:“你们弄断她的手,谁来养活我?”行凶的村干部即大叫大骂,并要把她也绑起来。六月四日,农民屈天泰到农民协会看到屈本礼正威胁被捕妇女,就批评他们不该不按政策办事。村干部却狂喊着要把他捉到区政府去。
事件发生后,行凶的村干部极力封锁消息。施月金被释放后想去区政府报告,被村干部发觉了。他们把她找来威胁说:“你们去报告吧!如果我们村干部有个好歹,就铲平你们全家!”六月十二日,屈本礼经过文秀光家的门口时狂喊:“你要说我压迫你,就要你的脑袋!”本村群众受了村干部的威胁,不敢往外说。县人民政府虽然知道式堂村有过捉妇女游街的不法行为,也只认为是“一般村干部作风问题”,而未追究。区政府竟不知有此事发生。直到六月中,县公安局一位姓屈的工作人员到第三区处理积案,接到妇女施月金等人的控诉书后,才了解了全部案情。县人民法院乃派干部协同区干部同到式堂村就地处理。七月二十四日,将主犯屈济朝与积极从犯屈本礼扣押,分别判处徒刑四个月与三个月。其他从犯当众予以批评教育。(原载广西日报)
编者按:广西永淳县人民法院对这一案件中的凶犯们的处刑,我们认为是太轻的。对犯有这样无法无天罪行的人,仅判三、四个月的徒刑决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保证以后不发生同样事件。该县人民法院应考虑重新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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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文斗侵犯妇女人权
向北京人民法院呈交检讨书
北京市东郊卫生所人事科干事郁文、工会主席李文斗、所长鲁景岱等侵犯人权一案,已由北京市人民法院于上月十七日宣判。北京市人民法院判令李文斗登报检讨。李文斗遵判于上月二十一日将检讨书一份呈交北京市人民法院。
李文斗在检讨书中首先承认:非法拘禁助产士马静承与王立志一事是侵犯人身自由、违反共同纲领的错误行为。他承认北京市人民法院虽然没有给他以刑事处分,但是他所犯的错误是无可掩饰的。
李文斗在检讨书中说:由于他存在着封建思想,以致把马静承、王立志与李华杰的交往认为是不正确的男女关系,甚至无原则地参加了郁文主持的干涉马静承与王立志自由的“检讨会”。在会上,他不但没有纠正郁文侵犯马静承等自由权利的错误行为,相反地还助长了她这一错误行为。当郁文停止马静承、王立志的工作,并侵犯了她们的人身自由的时候,他未能坚定地站在工会的立场上,维护会员的合法权利。对取消马静承的区民主妇联代表资格一事,他虽未参加任何意见;但是,当郁文主使女同志们重新改选妇女代表时,他也没有积极地提出反对意见,以致助长了侵犯马静承的政治权利的错误行为。
李文斗在检讨中最后称:这次,虽然政府对他从宽处理,没有给他刑事处分,但他觉得他的错误是严重的,除登报作自我检讨外,并向卫生局及区工会办事处请求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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