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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山西平定维社村支部是怎样领导宣传网工作的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平定一区维社村的党的宣传网，是今年建立的。由于宣传员的积极活动，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各种工作都搞好了。这村已经成了先进村。这村的党的支部在领导宣传网工作上，有如下五点突出的好经验：
第一，随时发现群众的思想问题和工作中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比如在推行爱国捐献运动时，村里群众不大了解捐献的意义和办法，有的说“国家多出些票子就行了，何必捐献”，有些妇女不从增产着眼，认为“要捐献得家里拿钱”。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决定着重宣传为啥要捐献，怎样捐献，说明国家不能随便印票子，捐献是每个人的爱国表现，并要从增产做起。经过宣传员的宣传，迅速解决了上述的思想问题，掀起了热烈的捐献运动。在朝鲜停战谈判消息传来时，许多人说：“这下可好啦，用不着捐献啦！”军人家属则以为自己的亲人不久就可回来了。这种麻痹松懈的情绪普遍而且严重。支部当下研究了这个问题，让宣传员广泛展开宣传，着重地指出：“美国现在答应和我们谈判，是打的他受不了啦，并非心甘情愿，我们应提高警惕。毛主席说过，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我们当然是希望和平的，因为和平对我们有利，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们就应争取。可是不管怎样，抗美援朝决不能松劲。”结果，群众中的松一口气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抗美援朝工作没受影响。军属刘四海还给他在朝鲜前线的儿子写信，要他好好打仗，不要上美帝国主义的当。
第二，领导宣传工作，紧紧为生产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如今年春耕时，恰遇天旱，支部就发动群众点种，说服群众不要采取“天不下雨先下窑”
（该村农民兼当煤窑工人的很多）的老办法。在点种时，獾吃种子，大大阻碍了农民群众点种的信心。这时他们就请这村的农业技术委员会研究出办法来，由宣传员作了实验并进行了宣传，结果顺利完成了点种工作。发动群众普遍锄四遍苗时，许多人抱着老观点，说是“一伏锄，一碗油，二伏锄，半碗油，三伏锄，没来由”，不愿动手。支部就请技术委员会研究出锄四遍的好处：“头锄要深，二锄要坑，三锄要遍，四锄要拉到草根，秋后耕地省工。”宣传员根据这作了宣传，秋田锄四遍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他们又以本村的具体实例，用总结评比的方法，宣传组织起来和改进技术，并发动宣传员自己带头，使全村劳力的百分之七十二、畜力的百分之九十一参加了互助组，百分之百做到浸种，还做到精耕细作。
第三，领导群众的“爱国日”活动。这是教育群众，推动工作最有力、最经常的方法，也是他们的一个突出的创造。“爱国日”是每半月一次，自今年五月建立以来，一直坚持到现在。它的内容主要是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检查修订爱国公约。凡是村中的重要工作，都通过“爱国日”去宣传。“爱国日”的活动方式，是轻松愉快的：利用晚上的两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先搞文化娱乐（说鼓书、快板，扭秧歌，演小剧或小花剧），然后由支部书记或村长报告目前的时事和工作，接着再进行爱国公约的检查或修订。“爱国日”的建立，推动了各种工作，成绩很大。它已经成为支部和村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法。再加上宣传网和村人民代表会，就能使党的各项政策和人民群众直接见面，一切工作都能顺利进行。
第四，运用各种宣传工具，组织各种宣传力量去作宣传。常用的宣传工具有广播筒、黑板报等，宣传组织有读报组、民校、文娱队等。为了把这些工具和组织很好地运用和领导起来，成立了材料（收集宣传材料）、编写、读报、广播、文化五个股，统一由支部领导进行工作。各股股长都由宣传员担任。各股又都团结了许多积极分子，能经常参加工作的积极分子有七十多人。这样就统一了宣传力量，使宣传网发挥了更大的战斗力。
第五，建立了必要的适用的宣传员工作制度。他们规定半个月开一次宣传员会议，研究布置宣传工作，五天领导宣传员学习一次，因此宣传员能不断提高，工作都能胜任，积极性也高。宣传员也都作了明确分工。分工的方法兼用几种：一是按能力分到各股；二是按每人工作职务分到各组织系统；三是按居住地区，分片分户，负责宣传（也叫包干制）。支部很关心宣传员工作上的困难，经常帮助他们解决，特别是经常把宣传资料供给他们。对传授站上每次传授的宣传内容，他们也能作到开会研究，具体布置，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教条式地去宣传。
维社支部就是这样领导党的宣传网工作的，所以村中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以优军代耕工作来说，全村九户军属的土地都做到了固定包耕，其中五户作到包耕包产。他们规定每三个月跟本村在朝鲜前线的战士通信一次，报告优军情况。现在他们已和在朝鲜的志愿军某团取得直接通信联系。团部曾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来信鼓舞了我们全团的战士，教育和巩固了部队。”以秋征来说，今年秋征任务，只两小时即全部完成。这许多成绩，都是由于支部正确地领导了宣传员工作和“爱国日”活动，使党和政府的政策可以不断和群众见面，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的缘故。农民们说：“没有宣传员，耳就要聋，眼就要瞎，生产也搞不好。”他们给宣传员一个光荣的称呼，叫做“毛主席的传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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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
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侯仁之
（一）一个文件打得我的
“思想列车”出轨了
当这一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对于学习的认识已经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初，还在两年多以前，当我刚从欧洲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时，我实在没有觉得自己还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好好参加祖国的建设。那时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正是国内人民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现在我回来了，革命已经胜利了，这是多么可庆幸的一件事啊。摧毁旧社会的工作可以让别人去作，我来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这不就是跟着时代前进么？这不就是进步么？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思想正是一种最怯懦最自私的思想，正是一种不求改造就希望可以马马虎虎混进光荣的建设祖国的队伍中去的坏思想。
其后，在我初步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之后，我首先感觉到自己的业务有进行改造的必要了。我原是学历史的，以后才改学地理。我还记得当我回国之前，有人向我半开玩笑地说道：“你现在幸而是改行了，否则回去以后就非要重新学起不可；不然，会失业的！”他这话虽然是半开玩笑的，但是我却以为并不是全无道理。可是回来之后不久，我发现连我所学的地理学也非要彻底改造不可了。我在达到了这样的认识之后，首先是想学俄文，以便多多吸取苏联地理学界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其次，我又着手研读政治经济学，以为这是改造我的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但是现在回想，这种要求业务改造的觉悟固然不错，可是其动机却仍然是为了自己。我要求自己在业务上能够站得住，使我仍然可以在新中国的地理学界立足。这种首先为了自己而进行的业务改造，是永远不会改造得好的。要想改造得好，就必须先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首先能够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在当时还远没有认识到。
最后，人民政府给了我参观土地改革的机会。在土地改革中我首先发现了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有着极大的距离的。除非我能够从思想上把自己彻底加以改造，否则我就不可能很愉快地生活在今天的人民新中国，更谈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到这时为止，我算是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必要了。所以到这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的时候，我确有一种自觉的要求。我愿意迎接这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学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彻底改造我自己。在学习当中，我曾经把自己比做一个带病求医的人，至于如何去医治自己的病，那我就不知道了。
学习开始之后不久，我就逐渐感觉到最大的问题不仅在于肯定自己有病，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抓住自己病症的症结。否则只是翻来覆去检讨了自己态度或作风上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徒然把“自我批评”这个宝贵的口号庸俗化了，而仍然不能发现自己病症的症结。但是如何才能发现自己思想上病症的症结呢？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脑子里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我们自己的思想常常在这个体系之中来回打圈子，而永远冲不出它的范围。作一个比喻来说，这就好像儿童玩具的火车轨道，已经十分牢靠地安置在桌面上了，只消把小火车上好了链条，它就可以在既定的轨道上转来转去而永远不会出轨，如果要它出轨，就必须先把轨道上的一节打开才有可能。以我个人今天所获得的初步经验来说，我以为思想改造首先就在于能够使自己思想上的列车出轨，然而要使自己思想上的列车出轨，第一步就得先把自己旧日的思想轨道上那最弱的一个环节打开。等到这个环节一旦打开了，整个的“思想列车”就要出轨了！到这时候，我们才谈得上另外铺设新的轨道，使自己的“思想列车”在新的轨道上向前开行。
如果在过去两个月的学习中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收获的话，那就是说我旧日的思想体系已经在一个最弱的环节上被突破了，我已经有了第一次“思想列车”出轨的经验了！帮助我打开自己旧日思想轨道上那个最弱的环节的，就是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
（二）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
思想家”在我眼前崩溃了
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这篇文章。那一天我在城里开了一天会，一直到夜晚回家才看到了当天的报纸。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时，它就立刻吸住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曾经受过威尔斯极大的影响。远在二十年前，当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曾经因为读了他的“世界史纲简编”（还不是他的“世界史纲”）而大受感动。他这部小书初次启发了我对于历史阅读的兴趣，并且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关切人类未来的心情，好像自己的眼光忽然放大了似的。其次，在我进入大学之后，我又遇到了他的一部八百多页名叫“人类的工作财富与幸福”的巨著。在这部书里他大大地宣传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明白地告诉读者说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已近崩溃，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就要诞生，以我们现在科学生产的能力和技术，我们应该好好地组织起来，从全体人类的生存和幸福着眼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增加我们的社会财富，并用新的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方法，解除人类之间的仇恨，促进彼此的谅解，以求进入一个有无穷财富和无限幸福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新世界。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人类未来生活的远景啊。这在我青年时代的心灵里真是激起了无限的憧憬，因而也就使我对于这部书的作者有了无限的敬服。
一直到十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在我拿起当天报纸的那一刻，威尔斯在我的思想中仍然是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当下我用了约摸一个小时的功夫把这篇谈话读完。在寂静的夜里，我完全沉浸在斯大林和威尔斯的谈话中，细听他们每一个人的理由。但是谈话一旦终了，当我再从自己的椅子里站起来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自己的“思想列车”出轨了。我旧日所习惯的那种评判事物的是非和善恶的标准忽然倒了个儿了。这时威尔斯在我的想像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了，在一个智慧的巨人面前，他好像忽然缩成了一个“思想上的矮子”。
当时我何以忽然会有如此想法，我自己也说不十分清楚，总之我觉得威尔斯的一套理论终究是站不住了。我觉得他已被斯大林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但是如果让我来重述斯大林的道理我仍然是抓不住他的要点。于是我就要求自己更进一步地来学习这个文件。最后，我曾用了一个笨法子来帮助自己的学习：当我看到威尔斯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或比较尖锐的问题时，我就先由自己来试行答复，然后再细看斯大林的答复。这样，我就使自己更深刻地体会到斯大林所坚持的道理。在经过这样的一度学习之后，我就开始发现威尔斯的理论之所以不能成立，最重要的就是在于他死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这一基本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在他的眼睛里不能看见阶级，只能看见个人。因此，在他“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思想”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强调组织“技术知识分子”个人的重要性，却不能看见——甚至故意不要看见阶级斗争。所以当斯大林问他说：“……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与劳动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他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反对这种把人类简单分为穷人和富人的方法。”因此，斯大林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他说：“……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与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的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底这一基本划分和两大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抹煞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着，而且将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决定于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斯大林的话还能说得比这个更坚定更明确么？而威尔斯却依然不肯承认，就又把谈话轻轻转到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们能说威尔斯是没有阶级观点么？不能，完全不能。因为在他的谈话里，他表现了极其顽强的阶级观点。不过他所坚持的阶级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是新兴阶级的阶级观点，而是没落阶级的阶级观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只能主张改良而不敢正视革命。因此，每当斯大林提到世界上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最后革命胜利的时候，威尔斯总是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来替资产阶级辩护。所以他说：“我以为不应该特别强调两个世界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运动，一切建设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那是不难了解的。
在我学习这个文件之前，我常常谈到“阶级观点”这个名辞。但是，这个名辞对于我始终是抽象的，是缺乏内容的。一直到我学习了这个文件之后，我才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名辞的具体含义和具体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具体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个名辞的衡量下，我一向所推崇的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在我眼前崩溃了，——彻底崩溃了！同时回想我自己，我也是一向只能看见个人而不能看见阶级的，但实际上我却是坚持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衡量事物和思索问题的。结果，在主观上我虽然认为自己是“超阶级”的，实际上却是死心踏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主观上我虽然认为自己是“清高”的，实际上却是甘心乐意作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例如以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在燕京大学努力教书和积极担任行政工作。纵然我认为当初自己也是本着“良心”来作事的，可是这并不能帮助我来洗刷过去的错误。因为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就是一个人的“良心”也是有一定的阶级立场的。以往我之所以死心踏地留在燕京大学工作而拒绝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招呼（远在解放之前我曾经有两次被争取到西山里面参加老解放区的工作，可是我都拒绝了），就是因为我的“良心”已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分了家。
（三）“乌鸦的窠里孵不出
凤凰来”
现在，在我初步树立了这个阶级观点之后，对于威尔斯这样的人，我不但不能再推崇他为一个“伟大而且前进的思想家”，而且使我认识了他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者，是一个最富有诱惑性欺骗性因而也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以前我认为他是“伟大”的，因为他口口声声说是为全人类着想的；我说他是“前进”的，因为我认为他敢于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而公然宣传“社会主义”的未来。我想威尔斯自己在主观上也是颇以这一点而自负的，所以在谈话中他曾经说道：“近几年来，关于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界、飞机师界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思想，我已作了许多、想了许多。”甚至他还在斯大林面前夸口说：“我觉得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已经接近于旧制度死亡的日子了！”威尔斯说得不错，资本主义的旧制度是一定要死亡的，而且已经开始死亡了，但是威尔斯先生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情来加速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死亡呢？我认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作。相反的，他所作的正是要把这个旧的即将死亡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加以改造，使它能够苟延残喘。这个改造的办法就是他所宣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意味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里所提到的当时所谓“社会民主主义”。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但是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就必然是反动的。因为它不但没有促进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崩溃，反而支持了资本主义旧制度。所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的最后一段里，就十分明确地写道：“现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思想支柱。列宁说得万分正确：现时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在工人中间的代办’；……除非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当我自己认识到了这
一点的时候，威尔斯所代表的那种伪装进步而实在是反动的思想的危害性，就赤裸裸地暴露在我眼前了，而我却一直作了这种反动思想的俘虏。不但如此，甚至我还在有意无意之间“贩卖”了这种富有诱惑性欺骗性的反动思想，把它散布在我的朋友和学生之间，使我自己作了敌人最忠实的“义务宣传员”而仍不自知。在我的思想中，“敌我不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回想，那真是危险极了，可怕极了！
就在以上所说的这种惶恐不安的情绪下，我再一次读到了两年多以前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写下的一段话：“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从前我不是没有读过这一段，但是那时读了硬是在这一段里看不到我自己，因此也就毫无体会。原因就在于那时我还未曾觉得我自己受过什么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或是有什么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现在我才知道，在以往我不但受了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而且还把许多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一直保留到今天。如果在两个月以前有人说我有反动思想，我一定会和他争个面红耳赤，可是现在我再不否认这一事实了。但是我竟因此而消极和失望么？不，一点也不。反之，我却因此而愈益增加了自己学习的勇气和热情，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人民的国家，有了改造自己各种错误思想的一切可能的条件。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因为有了以上的认识，现在我对于这一次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也就得到了一个更明确更积极的看法。今天祖国对下一代的青年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一定要他们能够成为光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如果我自己还不能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我又如何能够使我的学生成为光荣的新社会的建设者呢？北方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乌鸦的窠里孵不出凤凰来！”如果我自己在思想上还是一只丑陋的“乌鸦”，我怎么能够希望我的学生成为美丽的“凤凰”呢？但是，当前的任务一定要我能够在自己的“窠里”孵出美丽的“凤凰”来，因此我就一定要为这个光荣的任务奋斗到底！我相信自己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一定可以改造我自己并且可以圆满完成我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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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科学研究工作者展开思想改造运动
郭沫若在动员会上号召丢掉思想包袱
北京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已从十二月上旬起展开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参加这次学习的有中国科学院所属在京各单位的研究技术人员三百二十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铁道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百人也参加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科学工作者的思想，使他们认清时代，划分敌我，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立场，以改进科学研究工作。学习时间定为四个月。为了领导这次学习运动，中国科学院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由郭沫若院长任主任委员，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等任副主任委员。
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动员大会。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邵荃麟作了报告。
郭沫若在报告中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国家建设的前途说明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在今天国家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上，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担负着非常重大的任务。但在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思想，首先要把这些思想包袱丢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担负起国家所赋予的光荣的任务。因此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必须首先改造自己的思想。他接着对当前科学工作者中所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指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是有碍国家发展和个人进步的，应该下决心抛弃。郭沫若指出：现在有人唱着“革命分工论”，他们说：“你做你的革命家，我做我的科学家。”也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水平已经够高，科学水平不高，现在我们主要是提高科学水平而不是政治水平。这一类看法是片面的。科学技术本身虽没有阶级性，但是科学家和技术家一定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正如武器本身无阶级性，而用武器的人可以用来革命，也可以用来反革命一样。在这里他还着重地批判了把科学论文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发表而自以为光荣的那种敌我不分的糊涂思想。他并且指出，由于上述这些错误思想，有好些科学家对国家的号召、人民的需要漠不关心，而沉缅于无目的的研究，使有用的人力物力形同浪费。郭沫若号召科学工作者以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于国家有用的人力物力的热爱，来努力学习，纠正自己的错误思想，克服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
邵荃麟在报告中指出了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国家逐步走向工业化过程中的任务。他指出，作为人民的科学家必须与工人阶级结合，为劳动人民服务，才能发挥科学服务于人民的作用；而要和工人阶级结合，要能很好地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首先就要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改造自己。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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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津高等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第二阶段学习有成绩
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自十一月十八日彭真同志作了“有关三大运动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报告后，已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从国际和国内方面划清敌我界限，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残余思想。为了更有效地推动这一学习运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曾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召开第二十九次委务会议，会上着重讨论了加强学习运动的领导问题。会上，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针对过去一阶段学习中的缺点，明确地指出：今后各校分学习委员会要切实负责领导教师们的学习，各校负责人必须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来。他着重指出，教师们今后要加强对文件的学习，以掌握理论武器，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根据胡乔木的指示，除具体规定学习步骤，拟定文件讨论提纲，督促各校分学习委员会认真组织文件学习外，并聘请了报告员二十多人，辅导员和联络员十多人，分别到各校作辅助报告，并协助各校分学习委员会进行工作。
各校教师在进入第二阶段学习以来，普遍地加强了对文件的学习。各校平均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教师，认真阅读了文件，并作出心得笔记。许多学校的负责人还作了有关学习文件的报告。教师们每星期学习文件的时间一般为十二小时到十五小时。他们在认真学习文件以后，都有很大收获，并解决了许多思想问题。为了帮助教师们研究文件，教育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十二月十六日请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长邓拓作了“学习文件的目的和方法”的报告。他的报告对教师们进一步学习文件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由于各校分学习委员会加强了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教师们的学习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大部分学校都建立了经常的会议和汇报制度。许多学校的负责人都亲自听取汇报，指导小组工作。许多学校分学习委员会的委员也组织了小组，认真学习文件，研究问题，掌握教师思想情况，布置和计划工作，并注意运用各校为教师学习举办的“学习报”来指导学习。不少学校的分学习委员会的委员还作了学习文件心得的报告。在前一阶段学习进展较慢的学校，大都进行了补课，各小组进行了学习态度的检查，改变了过去某些学校存在的“夹生饭”现象。
为了使教师们有充分的完整的学习时间，同时又不致影响下学期教师们教学计划和其他工作，教育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第三次委员会议上决定教师们在寒假期内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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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欢迎科学工作者改造思想
继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和北京文艺工作者展开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以后，北京科学工作者在十二月上旬也开始了以改造思想、改进科学研究工作为目的的学习运动。这是中国科学界一件重要的事情。
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就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服务。两年以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了不少的进步；许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上，已经开始注意到与国家建设的需要相结合，并且有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进步和国家建设的迅速进步相比，还是太小了。已有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国家逐步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还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科学研究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实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还未能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不少人在思想上还没有摆脱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甚至还浓重地存在着盲目崇拜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倾向。这些思想的障碍如果不去除，所谓科学工作服务于人民，便只能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因此科学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科学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些都是根本的问题。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自然科学是产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它的发展是受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支配的。而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自然科学家是不能没有阶级性的。如果我们要努力作为一个人民科学家，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能满足国家建设工作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要求，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就不能不首先彻底改造还留在自己身上的那些欧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具有明确的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为使科学研究工作者这一次思想改造的学习真正收到良好效果，进一步推动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应该动员每一个参加学习的科学工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目前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及时将这次学习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科学研究机构中去。我们相信科学工作者的这次思想改造的学习一定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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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文献纪录片“抗美援朝”第一部，已自二十八日起在全国四十二城市二百六十五家影院同时映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为增强这一影片的宣传效果起见，已派出曾去朝鲜前线的电影工作者徐肖冰等二十多人分赴各映出该片的城市，在影院中向观众报告前线情况。
▲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新故事片“六号门”，已开始了拍摄的准备工作。这部影片是根据天津搬运工人描写搬运工人反封建把头斗争的集体创作“六号门”舞台剧本改编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为和平而战”也开始了拍摄的准备工作；“人民的战士”正在加紧拍摄中。
▲上海市一九五二年新年画八十多种已在二十日开始发行。
一九五二年的新年画，在反映抗美援朝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比较出色的有丁浩的“强大的和平阵营”，闵希文的“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高孟焕的“抗美援朝最光荣，光荣人家最光荣”等作品；在反映祖国的建设和解放后城市和农村的新气象方面，邵克萍的“修治淮河、造福万代”，蔡振华的
“农民参观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和沈柔坚的“劳动英雄，得奖荣归”也都比较成功。这些年画在画面上都发挥了民间年画的优良传统。
为加强新年画创作的领导，早在今年六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就和上海市各美术团体组成了上海彩印图画创作推进委员会。参加创作的新旧画家有六十多人。他们精心地搜集材料认真地从事创作，并先后举行了十多次座谈会和三次作品观摩会。最后，上海彩印图画创作推进委员会才从八十多件作品中评选出二十多种优秀的作品，连同经过审查整理的去年的年画共八十多种一起付印。
一九五二年新年画的出版，采取了“精画多印”的原则。新年画的发行工作，将力求深入农村，作到每家每户都能买到新年画。根据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的估计，华东全区新年画可发行到一千多万张，比去年发行数将增加八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