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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华北农村的互助组
孙子英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是过着个体经济的生活，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经济基础，是农民长期陷于穷困破产的根本原因。华北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被消灭，官僚资本已被打倒，帝国主义者已被赶跑，这就给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近年来华北区的农业生产虽有很大进步，但基本上仍保持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广大农民便不能富裕起来，农业生产也难得到迅速发展。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经过合作社逐渐走向集体化。就是说：除在供销方面将农民组织到供销社里以外，还要在生产上把农民吸引到合作互助的组织中去。这种合作互助组织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是农民由穷困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是现阶段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道路，也是逐渐克服农业生产的分散落后状态，并走向集体化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互助组工作，加强对互助组的具体领导，使它更加普及和提高。
华北各地互助组已有很大发展
但还不够普遍、不够巩固
自从一九四三年毛主席指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向以后，华北地区的互助运动就有了广泛的发展，到现在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互助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克服劳力、畜力困难，维持战时生产水平，保证军需民食，支援大规模战争，以及近几年来在迅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农村经济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但有一个时期，在组织互助时，曾犯过强迫命令、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和侵犯中农利益等错误；在纠正了这些错误以后，若干地区又发生了放任自流现象。各级领导机关对这些偏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所以互助组仍能坚持和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全区组织起来的户数约达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组织起来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形式是临时性、季节性的小型互助组，是最初级的形式。但它在目前是为最大量的群众所容易接受的形式，应大量发展，逐步提高。第二种形式是常年固定的互助组，是互助组中较高级的形式。这种互助组约占互助组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它的特点是有领导骨干，有生产计划，有生产分工，其中有一些组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和伙有财产，一般都和改良技术发展副业相结合，并和供销合作社密切联系，也可以有计划地去发展。第三种形式是土地和劳力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互助组中最高级的形式，是由新民主主义农业生产到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目前全区共有七十多个，应有计划、有步骤地适当地去发展。
“组织起来胜过单干”，已为几年来的事实所完全证明。不论哪种形式的互助组，优越性都是很明显的：第一，组织起来劳动效率高，能精耕细作。山西潞城劳动模范刘聚保，在组织起来以前，耕三遍的土地只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五；组织起来以后，就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三；组织起来以前每亩地施肥四十六担，现在是九十二担。第二，组织起来打粮多，财富增加得快。据山西四个县四个村的调查材料，单干户每亩的平均产量只一点零四石，互助组的组员每亩平均产量为一点五八石。第三，组织起来能兴办一家一户不能举办的事业，如集体开荒、造林、修地、修滩、打井、开渠、伙买大农具、新式农具、水车及搞大宗的副业、运输等（这些事业“单干”农民都不容易兴办），既解决了农民资力、劳力不足的困难，同时也能使游资和剩余劳力找到出路。第四，组织起来能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便于按每人的专长进行技术分工，也便于研究和改进农业技术。第五，组织起来能使生产比较有计划。第六，组织起来便于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这些优越条件是互助组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互助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坚实基础。
但是，华北区互助组的发展还不普遍不平衡，已有的互助组也须进一步加以巩固。据各省统计：山西省农村组织起来的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五，河北为百分之四十九，平原为百分之四十，察哈尔为百分之三十三，绥远为百分之十。各地相差甚多。全区约有一半农户还没组织起来。已有的互助组有些也欠巩固。这就是目前华北区互助运动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为什么在华北老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还不普遍、不平衡，而且已有的互助组有些还不够巩固呢？原因是很多的。如有些地区解放较晚，工作基础较差；有的地区对自愿两利政策执行不够彻底；有的地区存在有老一套形式主义的作法，没有充实互助组以新的内容等。但这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有许多领导同志对组织起来还有一些错误认识。他们满足于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了土地，生产情绪高涨，认为“土地改革非领导不行；生产群众自己会，用不着领导”；或把组织起来狭隘地了解成只是为了克服劳力、畜力缺乏的困难，“现在劳畜力不缺乏了就不必组织了”；有的则只注意从经济上满足互助组组员的要求，忽视了对组员进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的基本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不了解改造小农经济的长期性，艰苦性，因此也就忽视了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他们不了解：农民有了土地，只是取得了发展生产的条件；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迅速地发展生产，农民的生产热情也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满足于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积极提倡互助合作，是十分错误的。当然，如果害怕或打击农民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是既要宝贵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要积极提倡互助合作，以更好地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农村生产的发展方向。很显然，我们提倡组织起来，目的绝不只限于克服劳力、畜力的困难，这仅仅是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步目的；更大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使个体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逐渐改变为集体化、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使农民真正过着富裕的生活，促进国家工业农业的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农民几千年来都是走着旧的道路，他们开始往往不易很快摆脱分散的旧的生产方式，接受“组织起来”的新道路。因此，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列宁曾说过：合作社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最好的学校。我们要认真地组织他们，使他们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引导他们走向现代化、集体化的生产。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和个体农民竞赛的过程。不可过急，但决不能放松。事实证明，凡是互助基础好和加强了集体主义教育的地方，生产就发展得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就显著地提高了一步。但是为什么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意义呢？就因为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有保守的小农经济观点。他们不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领导农民，而是用小农经济的观点来领导农民。他们缺乏改造小农经济的远大理想和气魄。因此，他们往往易为暂时的、眼前的利益所满足，而放松了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放松了对农民的教育，实际上就是放松了党对农民的领导。这就是目前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不普遍、不平衡和有些互助组还不够巩固的根本原因。纠正这些错误思想，是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一环。
争取两三年内把大部分男女
主要劳动力组织起来
为了使华北区的互助合作运动进一步地发展和巩固，并争取在两三年之内把大部分男女主要劳动力组织起来，以迎接新的生产高潮，我觉得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必须从思想上把互助合作运动重视起来，认真学习关于互助合作的理论和政策，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反对各种轻视和歪曲互助合作运动的偏向，坚决贯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
二、今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头等重要任务是大量发展，力求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求得巩固和提高。具体方针应是有领导地普遍地发展简单的临时性的劳动互助组。如果认为这是初级形式便不去领导或不重视，那就是错误的；在有初步互助运动基础的地区，应根据群众自愿，有领导地逐步地推广常年固定的互助组。如果只满足于临时性的和季节性的互助组，而不去逐步加以巩固和提高，使农民获得更多利益，这也是错误的。在有多年互助运动基础，群众有丰富的互助经验，又完全自愿，并有坚强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不注意互助运动有无基础和群众是否愿意，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这也是错误的。一般的发展过程，应该是由小而大、由低级到高级、由临时到固定，逐步地发展提高。
三、发展和巩固互助合作运动的中心一环是提高生产效率。就是说：要使互助组成员比“单干”农民生产得好，收入得多，光景过得更美。这是互助合作运动能否发展巩固的物质基础。为了作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从各方面给互助组找寻生产门路，并有计划地解决互助起来以后剩余劳力、畜力和游资的出路。因此，继续提倡互助组与改良农业技术、发展副业相结合，就十分重要了。农业技术的改良目前主要应从增置大农具，采用新式农具，集资开渠、打井，修整梯田、滩地，改良沙地、碱地，实行种子消毒与推广良种，改良耕作方法等方面着手。副业生产主要应发展有出路的手工业、加工工业、运输业，及培养果树、繁殖家畜等，并应根据互助组的发展情况逐渐实行分工分业。供销合作社要和互助组建立推销、订购等合同关系，以解决组员推销农业、副业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困难。
四、必须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这是组织互助的基本政策。为了真正作到自愿，就必须入组自愿，出组自由；对于愿意“单干”的农民，不准有任何排斥或打击。因为这是农民的觉悟问题，也是如何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对于农民，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要耐心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并用组织起来的优越事实吸引他们逐渐向互助组靠拢。在执行两利政策上，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增加生产，使组员比单干农民有更多收入。不注意增产而斤斤于评工、记工，或空定一套繁琐的形式主义的计算方法，是不对的。但在生产逐渐发展，互助内容逐渐增加的情况下，不注意评工、记工、清工，是会影响互助组的巩固的。这就需要制定一套简单易行的制度。
五、为了克服农民资力不足的困难，防备天灾人祸及兴办较大事业，可以在群众完全自觉自愿的条件下，建立一些伙有财产和公积金。群众如果不同意，就绝对不要勉强。征集比例不宜太多，数量可由组员议定。组员出组时，应有带出所纳公积金的完全自由。
六、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土地和劳力分红的比例问题，原则上劳力分红应多于土地分红；但不宜规定得太死。具体比例如何，应根据土地、副业等具体情况由社员讨论决定，然后在生产发展以及土地由于加工所引起的变化过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逐渐变动到更合理的比例。
七、加强对互助组组员和一般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也是互助组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条件之一。要经常地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舞他们的爱国生产热情，使他们懂得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培养他们的爱祖国、顾全大局的观念。要用事实经常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逐渐培养农民集体耕作的习惯和集体观念。不注意教育，仅仅注意从经济上满足组员要求的作法是片面的。
八、定期普遍地召开互助代表会议和座谈会，是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华北区今年的重要创造。通过这种会议，可以总结与交流经验，解决问题，培养典型，以推动互助组向前发展。
九、建议国家经济机关要在各方面支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用种籽、肥料、农具贷给农民，并给以技术指导。帮助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十、建议各级领导机关设置专人或适宜的领导机构，专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定期布置、检查和总结工作，训练互助合作干部、组长和积极分子。领导同志应经常和一村一组取得密切联系，作为创造经验指导一般的依据。农村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参加和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并起带头作用，争取爱国丰产运动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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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大名县张希顺互助组的发展道路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史林琪
河北省大名县娘娘庙村张希顺互助组，在一九四五年组织起来。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相结合的大型互助组。它在发展生产上有很大成绩，成为河北省互助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全组三十二户，十七个男劳动力，三十三个女劳动力，共有耕地五百一十三亩。伙有财产有水车六辆、喷雾器五架、锄草机一架、七吋步犁三张、骡马五匹、胶轮马车一辆、油房、孵鸡房、养鸡场各一个、蜜蜂四十箱、流动资金一千二百万元。组内还设有技术研究室，内分畜牧、肥料、杀虫、种籽、文化等小组，各有专人负责。
娘娘庙村在抗日战争以前没有水田。旱地每亩平均产量折合谷子一百七十斤。张希顺组一九四九年每亩旱地平均产量折合谷子二百斤，水地合五百斤。一九五○年每亩旱地平均产量折合谷子三百五十斤，水地合八百五十斤。今年在抗美援朝爱国生产运动中，张希顺互助组带动全村，开展了爱国丰产竞赛，制订了爱国丰产计划，产量比去年又有增加。每亩旱地平均产量折合谷子四百斤到四百五十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到一百六十五；水地每亩平均产量折合谷子九百五十斤到一千斤，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九十到一百。组内有两亩多丰产试验地，创造了每亩产谷一千一百一十八斤的新纪录。
张希顺互助组是怎样发展壮大
起来的？
一、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常年结合，副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
张希顺互助组一九四五年春天开始建立的时候，只实行农业生产上的人力畜力换工。当年冬天，他们利用闲散人力，开始集股经营副业；到一九四六年，陆续赚了钱，买了牲口，又集股伙开了一座油房，年底每股分红得油饼三百五十斤。这样，就给组内的副业生产打下了基础。这时，互助组已由五户扩大到十七户。一九四七年开始喂猪积肥，把猪粪和上年分得的油饼，一起上到地里。这样比单上油饼强。这一年，每亩产量达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
（收谷一百七十斤）。副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一九四八年，互助组扩大到二十三户；除农业丰收外，在副业方面每户分红得豆饼九百斤。一九四九年，为了抗旱，他们这个组又开始伙打水井、伙装水车，保证了按时下种。这一年，每亩平均产量超过战前七十斤。在副业方面，除油房外，又组织劳动力搞运输；并且吸收游资开了粪厂和信贷社。一九五○年春，为了提高农、副业生产技术，设立了技术研究室，领导全组实行浸种、选种和试用化学肥料，而且添了些水井、水车，扩大了水地面积。这一年，他们和县供销社取得了联系。互助组给供销社榨油，供销社给互助组推销产品。副业得利很大；他们除用赚得的钱投资农业生产以外，又伙买了骡、马、胶轮马车，还增加了孵鸡、养鸡、养蜂等副业生产。互助组越来越富了。村里的农民说：“组织起来就是比单干强。”因此，这个组去年扩大到二十七户，今年又扩大到三十二户。
二、统一使用劳动力，按技术科学分工。
张希顺互助组，在一九四六年建立油房以后，就分出一部分人专门打油。一九四七年农业生产和油房都确定了专人负责领导。一九四九年又组织了一部分人专搞运输。一九五○年更进一步，按照各人技术特长，在农业、孵鸡、养蜂、喂养牲口、运输、油房等方面实行分工负责。今年又分出专人管理养鸡场。专管副业生产的人，地里的农活由农业生产小组负责完成。负责农业生产的人共分三个小组，除主要进行农业生产外，根据其他生产需要，可由互助组长临时统一调配劳动力。比如油房需要添人打油时，可在这三个农业小组里轮流抽调人力。负责副业生产的，闲时也参加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技术上也有分工，分为种籽、肥料、除虫等小组。种籽组负责领导本组和带动组外农民选种、浸种、推广优良品种等；肥料组专作肥料效力的比较试验；除虫组负责研究和试用各种杀虫药。
在统一使用劳动力的原则下进行科学分工，这一方面更加密切了组员间的合作关系，使大家感到谁也离不了谁，一方面也更便于提高技术。如果没有分工合作，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是不可能掌握各种技术以进行多样性的生产的。
三、生产一天比一天发展，组员间在经济上的联系也就一天比一天密切；同时，分红制度、等价办法也越来越完善了。
在开始实行人力畜力换工时，做到了两不吃亏，因而互助组由临时变工发展到长期互助。一九四七年因为组里副业生产需要资金，规定了劳力分六成、资金分四成的分红办法，吸收了组员的游资。
一九五○年因组里伙有财产增加，资金也不太缺乏，分红办法改为劳力分七成，资金分三成，这样可以发挥劳动力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上的等价是采取“平耕点”的办法，就是一个劳动力带到组内的土地，拿十亩地作“平耕点”，“平耕点”以上每亩出米六斤半，“平耕点”以下每亩得米六斤半。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简单易行。但劳动力有强弱，技术有高低，土地有远近、好坏，按这种办法不能做到真正等价互利。当生产逐渐发展以后，这种办法就会限制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因此，今年就废止了“平耕点”的办法，把全组男女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按劳动力强弱和技术高低评为不同的等级，记工按做活时间长短、做什么活和做活的好坏为标准。畜力也按人力的记工办法记工。这样就做到了基本等价，能够发挥各人所长，也能发挥半劳动力的作用。在副业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积累了更多的资金。为了进一步发挥劳动力的积极性和避免个人资金股扩大而发生剥削他人的劳动力的现象，今年这个组又把劳七资三的分红办法改为资金随劳力的分红办法。互助组内每个全劳动力（这个互助组的半劳动力不经常参加生产，不入副业股），随带三百斤花生的资本，有特殊技术的经大家评定后也可减少随带的资本。副业得利百分之二十作为组内公积金，其余由全组统一分配。参加农业或副业生产的每个劳动力都可得一份。（因为每个劳动力不是参加农业生产就是参加副业生产，并且都带有同样数量的股金。）组内又定有“超额奖励”的办法，如油房就规定一百斤花生要打多少油饼，出多少油，超过定额就给予奖励。有的组员得了农业工资或副业分红，家中又一时不需钱用，就可存到组里，分得少许利息；有的组员如果有困难，也可以经过民主讨论，挪借组里的伙有资金。这逐渐走向公平合理的等价制度和分红办法，是巩固和扩大互助组的具体保证。
四、互助组发展壮大和巩固的过程，同时也是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
在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五户中有牲口的两户怕吃亏，想退出互助组。组长张希顺召集全组开会，讲明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道理，要求翻了身的农民互相帮助；并且具体地算了账，说明人力换畜力两不吃亏。这两户有牲口的农民想通了以后，互助组就由临时换工干活，转为长期互助。在生产内容日益复杂和组内伙有财产逐渐增加以后，这个互助组由于
一度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在一九五○年冬天曾发生了组员退组问题。有一个组员因为学会了养蜂技术，认为自己单独养蜂比在组里得利大，想退组；有两户看见组里副业经营扩大了，怕赔钱，也退出了组；另一个组员则是因为自私，和一个组员吵了嘴，退出了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娘娘庙村支部领导这个组里的先进分子，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对这些退组的人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大家对学会养蜂技术要求退组的人说：“你学会养蜂是因为组织起来实行分工，你地里活组里给你作了，其他副业你也照样能分红。你到外村学习移蜂时，
一切赔贴都由组里负责，这就是一人为了大家，大家也为了一人，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好处。现在你想退组个人去养蜂，你的农业活谁干呢？”经过大家说服教育之后，这个组员想通了，就没有退组。对那两户怕赔本的，大家针对他们不敢大发展的保守思想反复进行了教育。但也不勉强他们留在组里。到总结冬季生产时，这两户看到副业生产又得了利，就又自动要求重新入组了。因吵嘴退组的那一个农民，先经过组里的中共党员和他进行个别谈话，又经过全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定下纪律和制度，他也自动回到组里了。从发生这些问题以后，中共娘娘庙村支部更加重视了对互助组进行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使互助组在不断和落后思想进行斗争中巩固起来。
今后这个互助组应当注意解决
的几个问题
从张希顺互助组的发展过程看来，在经济上加强联系和提高生产、在技术上分工合作、注意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健全等价两利制度，是巩固和扩大互助组的四个主要环节。这四个方面是逐渐发展的，又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但张希顺互助组并不是每一方面都已经做到了完善的地步。目前这个互助组还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互助组的发展方向问题
今年夏天，这个组的组员们，有以下两种思想：一种是想把土地入了股，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思想：这个互助组因为副业得利大、发展快，互助组的组长和组员都十分重视副业。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放松了农业。大力发展副业生产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因此而放松了农业生产是不对的。正确的作法应当是以副业支持农业，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二是产生剥削组外劳动力的现象，如这个组吸收组外劳动力去搞运输，形式上是分红关系，实质是雇佣关系。因为帮这个组搞运输的人只分了一部分脚价，而经营运输所得红利却比脚价要高。互助组富了，决不应去剥削组外群众，而应当吸引农民加入本组，或是帮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三是想把一些副业变成单纯做买卖。比如今年夏天这个组曾计划开磁货店、铁货店等。从这种观点出发，很容易走上做投机生意的道路。以上这些现象现在虽还不十分严重，但已是值得加以注意的问题。就张希顺互助组的实际情况看来，它已经具备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条件：第一、互助有基础，组员已初步有了集体习惯。第二、组员已要求土地合伙。第三、有较强的领导骨干。
第二、普及和提高农业技术问题
根据组里的人力、财力和自然条件，这个组的农业丰产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张希顺本人和互助组的丰产纪录都还只限于小块试验地。经过两年的丰产试验，已得的经验应普及到全组各户去，应更进一步地提高全组的以至全村的农业生产量。然后，还应再在推广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试验、提高，然后再加以推广。试验和推广必须结合起来，不然，小块地的提高和试验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应吸收妇女劳动力参加生产
张希顺互助组有许多生产活动妇女是可以参加的，如养蜂、养鸡、孵鸡等。但这个组妇女参加生产的很少，而且不经常。如果妇女参加了副业生产，就可以腾出男劳动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附图片）
张希顺拿着丰满的谷穗
张希顺互助组订计划向陕西省兴平县七十二个互助组应战 （克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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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欢庆郭沫若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编辑同志：当我们在报上看到郭沫若先生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的消息以后，真是兴奋极了。我们向毕生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郭沫若先生致崇高的敬意。我们感到无限的光荣和骄傲，因为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这并不是给予我个人，而是给予我们在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为‘加强国际和平’而奋斗的全中国人民”。去年宋庆龄先生荣获斯大林奖金，今年郭沫若先生又得到了这一荣誉。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光荣，这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有着多么重大的贡献。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的设立，保卫世界和平的卓越斗士的不断增加，证明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日益增长。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加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光荣和胜利！
北京重工业学校探矿科学生 许际坤等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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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北省通县许多砖窑
接受订货有严重欺骗行为
北京有关建筑单位应速检查
河北省通县人民法院，近来受理了十几起砖窑工人控诉资方违约欠付工资的案件。我们从案卷中发现，这不只是违约问题，而且是奸商投机、钻空、骗取国家财富，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通县人民政府对这个问题极为注视，特抽调干部组成检查小组，对通县境内的私营窑业作了重点检查。先后查出通城、大兴、宝华、和顺、宝城等十二个砖窑的资方，都是些投机奸商，买空卖空的骗子，现正在进行处理。和顺窑设有四个窑厂，实际上一个窑一亩地都没有，租了个“窑桶”，不领取营业证，私刻了图章，就到北京到处骗钱。为了大量骗款，他们更纠合其他奸商，在北京、通县两地成立了
“联营社”，又用和顺窑名义在两地成立了两个
“办事处”。宝华窑在没有筑窑前，拿了大兴砖窑的砖，去北京卖。订砖人来验窑，宝华窑经理就把他领到大兴窑去。这十二家砖窑的欺骗方式不同，但到处骗钱的实质是一样的。合计十二家砖窑的资金总值不过一亿多，而接受北京的订砖款数竟达二十亿元之巨。向这些奸商订砖的，计有中国建筑公司、兴业投资公司、时代建筑公司、八一窑厂、新民营造厂、新民建筑工程部、兴业建筑公司、北京建筑公司、铁道部丰台材料厂、北京建筑器材公司、大中华建筑器材公司、建平营造厂、北京内四区人民政府、北京内二区人民政府、裕升营造厂等单位。批砖时，他们预付砖窑订款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动辄几千万甚至几亿。这些砖窑，到期交砖的很少，甚至不交。不只耽误了首都的建筑，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奸商投机钻空，还影响了公营和正当私营砖窑的营业发展。
推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建筑单位的领导干部对国家利益重视不够。他们承揽工程，购瓦砖缺乏计划。其次，是因为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不深入调查，只从形式上看手续完备（有铺保）就马虎成交。通城窑向外批砖，预支订款达四亿元，都是这个窑经理沙玉符设立的洪泰玉记小米粮店的保，这商号根本不值几个钱。双盛合是一个罗底铺，就保了上亿的交易。这些都给奸商造成投机空隙，致使国家财产受到巨大损失。有关建筑单位的领导干部须作深刻检讨。至于那些采购人员，实在值得研究。我们觉得，他们之中除去部分人员是有官僚主义作风外，其他的人是否有贪污行为，嫌疑很大。在这次反贪污浪费的运动中，有关机关应作深入而严格的检查，分别给失职或贪污人员以适当的教育和处分。陈 真 万殿荣 赵宗田
编者按：我们从这封来信中，清楚地看到了奸商使用的手段是多么卑鄙龌龊，也清楚地看到了某些建筑单位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已经达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他们用国家的资财，养肥了奸商，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这是国家、人民所不能容许的。有关单位应该迅速检查处理这些事情，给奸商和贪污失职的人员以应得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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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私商的教育
编辑同志：我部最近处理汽车司机张云龙的贪污案件时，发现有些不法私商，卑鄙地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贿赂。去年十一月间，张云龙去北京西四大街聚合汽车修理厂修理汽车时，修理费仅八十万元，而这个厂的经理王某就贿赂了他二十万元。一九五○年七月，这个司机又去北京聚合汽车修理厂修理汽车，王某更进一步地拉拢他，请他吃饭，并再一次贿赂他一百万元。王某还向张云龙说：
“回去给伙计们分，（指随张去修车的人员）今后有活多联系。”
去年六月，张云龙在保定西关大街文山汽车修理厂修理汽车，这个厂的经理郭文山竟怂恿张云龙共同窃取吉普车内蓄存的二十五斤汽油，事后分给张十八万元。我们建议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私商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发动群众，随时检举奸商，消灭这种用卑鄙手段拉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盗窃国家财产的违法行为。
段景然 举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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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上海铁路管理局不应忽视乘务员健康
编辑同志：上海铁路管理局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机务段行车乘务员的健康。比如，梁立金机车班自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二时五十七分起，连续工作了三十小时，共担负了三次出车任务。邵炳良和沈波光机车组的工人也说：洗炉的机车第二班曾两次往返南京和上海之间，连续工作约四十小时。南京机务段段长姬庆荣和工会主席达应松曾向上海铁路管理局书面报告了这种情况，上海铁道报也刊登过批评文章。但这种情况，始终没有改正。我希望上海铁路管理局检查纠正这种现象。 邹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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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蚌埠市医务人员
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收到效果
编辑同志：蚌埠市医务工会对当地的医务工作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已取得一定成绩。蚌埠市医务工作者的思想情况，本来是相当复杂的。这里的医务工作者派别多，意见分歧；中、西医之间，彼此歧视，相互攻击；许多医师的单纯技术观点和“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很浓厚。医务工会成立后，在今年上半年开办了一所职工业余学校，动员了三百四十三个医务工作人员参加学习，系统地向他们进行了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
通过学习，医务工作人员的政治认识大大地提高了。基本上清除了“超政治”、“超阶级”、单纯技术观点等错误思想；认识了技术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它应该为人民服务。有一位年老的中医说：“我当了一辈子医生，只知道开方子，要钱；现在，我认识到中医应该走向科学化的道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中，他们订立了爱国公约，踊跃捐献，并且定出了优待烈属、军属的办法。今夏防疫注射工作开始时，西医提出“保证教会中医注射方法”的口号。全市中医组织了防疫大队，使全市霍乱预防注射工作在四天内完成。由于政治认识的提高，中医和西医团结起来了。他们创立了集体诊断和中西医会诊等办法，因此也就改进了自己的医疗技术，提高了业务水平。
梁群 廖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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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希望各地邮局改进“中国少年报”的发行工作
编辑同志：“中国少年报”从十一月五日创刊后，到最近虽才出了八期，但它已发行到二十四万份。它已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期望，“中国少年报”每期都是提前两天付印，同时，交邮局发行，也从来没有延误过时间。
可是，最近很多读者来信提出“不能按期收到报纸”的责难，如邹平县王传伦来信说：“中国少年报”第三期也出来了，我们才收到第一期。山东实验中学徐人忠来信说：每逢星期一出版的“中国少年报”，要到星期六才能收到，但“中国青年报”在出版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可收到。信阳邮局发行股的同志来信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中国少年报”，直到十二月六日还没收到。
这说明“中国少年报”的发行工作是有问题的。我希望各地邮局负责同志检查一下“中国少年报”的发行工作，使“中国少年报”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中国少年报社 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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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年关”应该改称“年节”
编辑同志：本月上旬，各地报纸先后刊载了新华社播发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发出稳定新旧年关物价的指示”。我们觉得其中“年关”二字，用得很不妥当。
过去所以把年节称作“年关”，是因为在旧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受着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生活极端贫困，每逢过年，地主、高利贷者就要逼债讨债，因此，劳动人民视过年如过“关”。例如电影
“白毛女”中的农民杨白劳，因为地主黄世仁凶恶地向他逼债，他吓得不敢在家里过年。这就说明，年节在旧社会对于劳动人民并不是什么可欢庆的节日，而是一个生死“关”。现在，我国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打倒，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永远再不会把过年当作过“关”了，而是把它当作快乐的节日了。我们建议各地宣传机关，最好通过新年宣传，向群众说明，应该把“年关”改称“年节”，并且应该说明为什么这样作，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
盛红 余生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