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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共产党员杜荣敏积极改进工具
领导全组每月节约一千余万元
山东造纸总厂引擎房工人、共产党员杜荣敏团结全体工友创造了瓦漏〔注一〕；并研究利用乏滑机油，每月可为国家节约一千二百三十五万元财富。
山东造纸总厂（原名华兴造纸厂）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三十年来，机器上的瓦漏和盘根〔注二〕都是从国外输入。后来因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外国瓦漏和盘根断绝了来源，厂内存货也逐渐用完。工人把已经坏了的瓦漏和盘根钉起来、绑起来进行生产。老工人聂方才说：“对付着用吧！”老工人朱少第说：“没有瓦漏和盘根，咱有什么办法！”就在这个时候，杜荣敏开始下决心团结全组工人，开动脑筋，要克服这个困难。
在全厂开展“红五月”生产竞赛时，厂里存的瓦漏只剩下一个，盘根也仅剩下一盒五分的。新从青岛和天津买来的瓦漏和盘根，用七、八个钟头就折了。杜荣敏非常着急，他想：“为什么这么容易折？”他开始研究。并且把盘根随身带着，有空就拿出来研究。有一天他想到为什么胶鞋底有的容易折，有的却非常坚韧。想到这里，他忽然想起用旧皮带作鞋底不折的事，就马上找了一块旧皮带和瓦漏对照研究。发现皮带的纤维比瓦漏的纤维细密，所以不容易折。于是他把全组工友找来，商量用旧皮带来造瓦漏。他详细地说明了旧皮带可以制造瓦漏的理由。大家虽然也感到有些道理，但总觉得：“如果旧皮带可以造瓦漏，就用不着制造瓦漏的工厂了。”杜荣敏决定先做给大家看，就立刻向行政领导方面提出了这个合理化建议。行政领导方面马上发给了杜荣敏很多旧皮带供作试验之用。杜荣敏抓紧休息时间，依照瓦漏的样子，三天内造出了新的瓦漏。于是开始第一次试验。全组工人一齐动手，拆开机器，安装上新的瓦漏。开车后，杜荣敏目不转睛地瞅着开关汽门和汽缸两头，结果汽缸里的气，溢得很厉害，第一次试验失败。有的工人说：“咱早说不行，偏要麻烦！”有的说：“自己能造，要制瓦漏的工厂作啥！”但是，杜荣敏从水柜里取出旧皮带做的瓦漏，发现并没有折坏，还有些信心。于是拿来和外国货对比研究，发现主要毛病是尺码大小不对。后来，他又根据一定的规格量了又量，比了又比，第二次制成了瓦漏。这次制的瓦漏在机器上工作了六个钟头以后才渐渐漏水、跑汽。这给杜荣敏鼓舞很大，增强了信心。经过全组同志讨论，发现跑汽的原因是：制造的粗糙、不合规格，尺码大小不对，缺乏成品加工。在第三次制造时，全组同志都动手了，量的量，裁的裁，修理的修理。制成后，又经过测量、压平等手续，最后举行第三次试验。
第三次试验成功了。新制的瓦漏一直使用了四个星期。新瓦漏不但不漏汽、不跑水，并因为皮带柔软，减少了水柜的震动。全组同志都兴奋地说：“土造货大大超过外国货！”行政方面更深地体会到工人阶级的无限创造性。杜荣敏和大家的创造，既解决了生产问题，又节省了每月八十万元的开支。现在，山东造纸总厂不仅在引水柜里换上了自造瓦漏，连自来水桶底也用了自造瓦漏。
杜荣敏领导全组制造瓦漏成功以后，又领导大家节约用油。杜荣敏很早就发现引擎房用油有些浪费，并且发现了浪费的原因。杜荣敏先和党员董凤武商量了怎样利用乏滑机油，克服浪费现象的办法。以后，又在全组生产会议上提出克服浪费的办法，请大家讨论。（讨论时特别征求了老工人朱少第和聂方才的意见。）这个办法立即在工友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经过杜荣敏的试验，这个办法获得了成功。各班试用效果也都很好。这时，杜荣敏向大家提出：“引擎房三个月不领油；三个月以后，每月减领滑机油十二斤、汽缸油六斤，汽油每月改用五斤。”这一建议在全组通过了。这一来，用油量大大减少。为了不使油漏到匿水槽里，杜荣敏最近又在汽缸上装置了一个铁瓦，把漏下来的油再输送到油桶里。这就进一步地避免了浪费。总计每月可节省滑机油三百六十斤，汽缸油一百八十斤，连节省瓦漏等的价钱计算在内，每月可节省人民币一千二百三十五万元。
毛主席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以后，杜荣敏和引擎房的全体工友立即响应。他们说：“过去成绩太少了，今后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再接再厉，增产节约。”（徐杰、李修文）
〔注一〕“瓦漏”是橡胶制成的，俗称“胶皮瓦漏”，宽九寸、长十七寸，厚一寸，长方形，用于汽力机引水入水柜内，使其吸水供给机器使用。
〔注二〕“盘根”是黑铅粉制成的，俗称“黑铅粉盘根”。在汽力机上用三分、四分、五分三种，圆形。用于开关汽门、错汽门、汽缸两头，使汽缸的汽不能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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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宣传员要宣传增产节约
加强增产节约的宣传工作，是党的宣传员当前的主要任务。东北地区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党的组织已经注意到发挥宣传员的作用，因而对推动运动的前进起了一定作用，可是，忽视宣传增产节约的现象仍然存在。据松江日报报道：哈尔滨市大部分国营工厂的宣传鼓动工作有名无实，以致影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该市蛋品公司有些黑板报上还写着“苍蝇自述”等宣传材料。这说明那里的党的宣传工作和当前的政治任务是完全脱节的。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也是我们积累资金，建设伟大的祖国的长期政策。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只有群众自觉地投入这个运动，并在运动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政策主张才能完全实现。为了发动群众，党委必须有计划地运用宣传网组织，发挥报告员和宣传员的力量。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农村党的支部应该认真组织宣传员学习有关增产节约的文件，研究有效的宣传办法。各种样式的宣传工具，都应该被运用起来服务于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宣传员可以采用“包干制”、“分工负责宣传一定对象”等办法来进行工作，务使每个人都懂得爱国增产节约的道理，动员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为实现毛主席的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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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资本主义的包围
苏联乌·米赫耶夫
编者按：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的有些读者致函该刊编辑部，请求阐明关于资本主义包围的问题。乔治亚共和国梯比利西市读者乌沙柯夫及乌克兰共和国巧尔特柯夫市读者高夫曼问：“国际形势既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否说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莫斯科市读者史良金及滨海省读者莫洛佐夫两人问：“由于人民民主制度在与苏联接坏的许多国家里的胜利，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包围这个概念已经失掉意义，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本文就是对上述问题的答复。
资本主义包围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斯大林同志曾指出，不能把资本主义包围看作一个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过：“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有一个国家即苏联，在自己国内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它们继续进行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包围着苏联，并等待时机以便进攻它、粉碎它，或者不论如何毁损它的威力，而削弱它。”
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并存，是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后果。远在一九一五年，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分析，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由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定会最初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
列宁写道：“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俄文版，三一一页）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证实了列宁理论的正确。十月革命突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推翻了它在一个庞大的国家——俄国——里的统治，并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胜利的纪元。因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发展着的。这种包围的存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决定苏联国际地位的基本因素。
苏维埃国家，从它存在的最初几天起，就进行着争取和平的始终不渝的斗争。这是从列宁、斯大林关于两个对立制度可以同时并存和和平经济竞赛的指示出发的。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指出：“我国与资本主义各国关系的基础是在于对两个对立制度并存的假定上，实践已经完全证实了它。”（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俄文版二八九页）
但是，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获得胜利的苏联，虽是奉行着和平政策，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却对苏联曾经、而且现在仍然实行着敌视的侵略政策。十月革命之后，他们立刻组织了对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干涉，企图以武力在苏联恢复旧的资本主义秩序。但是，在遭到苏维埃人民的歼灭性的回击后，帝国主义者们也从未停止其消灭苏维埃国家或损伤其威力的企图。在反苏的斗争中，他们用尽了各种不同的手段：军事侵犯、经济封锁、派遣密探、组织暗害与破坏分子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以希特勒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匪徒大举进攻苏联时，他们第二次企图以武力消灭苏维埃国家。但是，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遭到了彻头彻尾的破产。
苏联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争取共产主义、争取其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与繁荣的斗争中，已赢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反对人民的凶恶敌人、祖国的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复辟分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捍卫了并全面地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内可以获得胜利的学说。在论证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国内可以获得胜利的学说时，斯大林指出，应将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与国际方面加以区别。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斯大林同志写道——包括我国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问题……我国的工人阶级能否与我国的农民联合在一起粉碎我国的资产阶级，从它的手中夺回土地、工厂、矿山等，并用自己的力量建成新的、无阶级的社会，完满的社会主义社会呢？……
列宁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列宁教导我们说：‘我们有着建设成完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所必需的一切。’”
遵循着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已经克服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内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在苏联成为现实了；而苏联人民在共产党与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正顺利地执行着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国际方面，——斯大林同志指示说，——这就是苏联与其他各国相互关系的方面，对外关系的方面。
“在社会主义——斯大林写道——仅在一个国家里胜利、而资本主义包围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能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就是最终的胜利，认为我国已经摆脱了军事侵犯和恢复资本主义企图的危险呢？……
列宁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教导我们说：‘从免去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充分保障说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
因此，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也就是铲除资本主义包围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包围产生着武装干涉的危险。显然，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形势存在的时候，也就会有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第一次武装干涉的失败，并没有消灭新的武装干涉危险，因为武装干涉的来源——即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还继续存在着。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还存在着的时候，新的武装干涉之遭受失败也还是不会使武装干涉的危险消灭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文版三三七页）为了消灭这种危险，“便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却至少要靠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才可做到。”（联共（布）党史，中文版，三三六页）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所产生的苏联国际地位之变化，是不是表示资本主义包围这个概念已经陈旧了，失去了现实的意义，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和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危险已经消除，而我国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所引起的国际舞台上的变化，当然，是非常巨大的。苏联击溃了国际反动派的先头部队：三个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法西斯国家之被击溃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使欧亚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依靠苏联的援助，实现了对世界帝国主义阵线之新的突破，随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发生，帝国主义统治的范围大大地缩小了。战争的结果是消灭了苏联西境的所谓的“防疫带”。苏联的敌人本来企图借此把我国人民与欧洲隔离开来，孤立苏联，并在我国边境上挑起冲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乃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中国革命的胜利，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对于那在马来亚、越南及缅甸等地发动殖民地战争的帝国主义者们的武装反击，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削弱了资本主义在亚洲的后方。近几年来，近东与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正在增强着。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乃是国际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它摇撼着殖民地制度的基础，从而削弱着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阵地。
当资本主义制度接连遭受失败而越来越削弱的时候，苏联却无可计量地发展与巩固了。它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良好而公正划定的疆界。同时我国也摆脱了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而成为强大的国际民主阵营的中心，它团结了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并且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拥有千百万积极真挚的友人。
苏联现在已不是挣脱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国家了。与苏联友好的各人民国家正在与苏联并肩发展与巩固着。各人民民主国家——波兰、捷克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劳动群众，学习苏联的榜样，并依靠它的帮助，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些国家里的经济、文化的繁荣，明白地向欧洲各国人民指出：只有坚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各国人民的解放及其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苏联并肩为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还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首先是与苏联友好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也与苏联一道站在统一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
摆脱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阵营，从太平洋沿岸伸展到欧洲中部，团结了八亿人口。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之阵地也增强了。法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的巨大成长，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中的共产党的成立，各国人民群众组织——工会、妇女、青年，反战等组织的成立，便是这种标志。美国、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人士们都在热烈地赞助和支持苏联巩固普遍和平的政策。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英勇的共产党人底决不参加反苏战争和全力支持苏联的号召已经得到日益扩大的响应了。
战后数年来，苏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中间的威信日益提高与巩固起来了。为自身独立而斗争的印尼、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亚、印度等国的人民把苏联看作足以信赖的朋友，这个朋友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坚决不渝地维护被压迫国家的利益的。由于苏联坚定而一贯地为和平而斗争，由于它保卫弱小国家的主权以免帝国主义强盗的侵害，由于它揭穿了帝国主义者在亚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域的侵略政策，所以苏联获得了东南亚、近东、菲洲各国千百万朋友。
这样，苏联的国际地位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国际阵营的力量大为壮大，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剧烈缩小和削弱了。但是，两种制度底力量对比之这种变化，决不意味着目前不再有资本主义的包围了。不能忘记：在大多数国家里，包括许多大国在内，其政权依然是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资本主义的包围形势继续存在和起着作用，它派遣间谍与奸细潜入已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去策划阴谋，并妄想挑起新的世界大战来反对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
随着与苏联接壤的许多国家里的人民民主制度底胜利，资本主义包围的界线已由苏联的边界后退了数百公里。某些同志将与苏联毗连的许多国家中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误认为资本主义包围的消灭。显然，这些同志把资本主义包围看作纯粹地理上的概念。这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
目前的国际局势特别明显地表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并没有保证免去帝国主义者对他们发动新的武装侵略的企图。众所周知，以前每当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到苏联，看能不能牺牲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堡垒（它存在本身便使各国人民革命化，并妨碍新战争的爆发）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一矛盾或全部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首先是美英两国的统治集团，明目张胆地准备新的战争来反对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正在转上战争的轨道。美国政府把数百亿美元用于扩充军备，训练军队，并在世界各地建立数百个海、空军及其他军事基地。美英帝国主义者们已在重新武装西德与日本。他们凑合了以反对苏联为目的的侵略性的大西洋集团。他们正在建立以美国将军们为指挥的西欧的侵略军队，帝国主义者们在亚洲进行着一系列的殖民地战争，它们侵入朝鲜，屠杀了数十万人民，并蹂躏它已经一年多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所揭穿的间谍与奸细的罪行，都再一次地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包围形势的存在及其猖狂性。
每个共产党人，每个苏联公民的任务，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并以自己的劳动去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巩固苏维埃国家。
斯大林同志在其“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著作中写道：“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社会主义革命底胜利只发生在一个国家内，而所有其他国家则为资本主义所统治，这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不应当削弱自己的国家、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军队，而应当用一切办法加强它们，如果这个国家不愿意被资本主义的包围所击溃的话。”
其次，斯大林同志指出，关于国家的这个说法
“对于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或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当苏联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资本主义包围形势还没有代以社会主义包围的话，因而如果外来的武装侵犯的危险还没有消灭的话，那末，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教导的，在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国家仍要保存着。
共产党与苏联人民以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为南针，正以全力巩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力。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来完成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斯大林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对选民的演说中所提出的，就是：做到使苏联工业每年能生产五千万吨生铁，六千万吨钢，五万万吨煤，六千万吨石油。斯大林同志指出说：“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才能认为我们的祖国有了免去任何意外事件的保证。”这个计划的完成是巩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威力及全世界和平事业的一种伟大贡献。
为了实现其伟大的经济计划与共产主义的巨大规模的建设，苏联是关心持久和平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广泛合作的。苏联的强盛——乃是其自身安全的保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的保证。
（谢戈嘉译自一九五一年布尔什维克杂志
第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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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必须翻身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系教授董渭川
武训问题一刀划开了我的改良主义包袱，使我恍然了我过去一直是运用自以为进步的改良主义给反动统治效劳的，并且承认了我这个人过去虽不太反动而头脑中却是潜伏着许多反动思想的。最近由于周总理的报告，使我进一步检查三十年来给反动统治效劳的种种事迹，感到自己是由帮闲、帮忙一直发展到帮凶，才因环境若干事实的教训，转而和反动统治对立，却还是以改良主义作对立的。我陆续有了这些反省，但还不敢说完全认识了我自己。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都当军阀混战的时代。我进的是师范大学，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我愿意一辈子从事于“清高的”教育事业，而厌恶“混浊”的政治。我羡慕每天挟着皮包来去的教授先生们，当“教授”、有“学术”威望，是我人生的最高理想。所以在大学时代，我只埋头读书和教书（办夜校、在中学兼课），从未参加罢课游行等事。后来干教育，还是单纯把心思用在教育上，认定其他与我无涉。我对于同乡会、同学会等也概无兴趣，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不想做官发财，不拍谁的马屁，倚靠自己的本领吃饭，独往独来，合则留不合则去，自命为“孤立派”，而且以此自豪。我恨谄上骄下的人，不论在哪里做事，从不靠近我的“上峰”，并且几乎每处都对我的“上峰”拍过桌子，甚至拂袖而去。
我对政治有没有一套看法呢？没有。“五四”运动使我喜欢看介绍新思潮的书报，赫胥黎、达尔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的学说我都重视。由于苏联革命的成功，使我相信马克思的学说，必然会推行到全世界，所以我在中学里教国文，也就经常介绍这些思潮；那时有一小部分青年因我而晓得了阶级斗争，而到后来走上革命之路。可是在我自己只是“谈谈”学问，与行动毫不相干。在天津南开时，同事范文澜先生介绍我加入一个进步的组织，并介绍我和负责人见过面，而我畏惧革命斗争的实践，一跑了之。
跑到上海，第一次看见青天白日旗，以为蒋匪介石领导革命成了功，此后在乎努力于三民主义的实现，并且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差不多，就在心目中建立起了盲目的正统观念；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再也不注意了。
在江苏当一个中学的校长，自以为有新的作风，而青年和我疏远了，甚且敌对了。为了他们闹风潮反对伪中央大学行政院（那时尚无教育厅）对于膳费的处置，我感于青年们不听我的话，又是一怒而去。他们闹风潮本非对我，这一来，就贴标语骂我“献媚中央”。经过二十多年，我不明了他们和我敌对的原因，直到解放后才恍然于我那时已是一个“正统派”了。
后来我当过三个省的督学，深入各县与农村，知道了若干问题，而并不了解其本质。有一次，山东教育厅派我去曲阜师范查一件“赤化”的案子，我只玩了一趟，敷衍了事，原因是有了头一阶段的思想作基础，使我不反对共产党。这几年的工作，就我和反动统治的关系论，还可勉强说是帮闲，以后就开始帮忙了。
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几年，我在山东办民众教育，认为民众教育是一条“救国”的路，跟着“乡村建设运动”走，大卖力气，为反动统治起了搽粉的作用。这一段，是认真帮忙的开始。可是在我主观上仍旧是“超政治”的，我效法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在一个民众教育机关内，蓝衣社、第三党、改组派、进步青年各色人物都有，我只要求他们努力于教育工作，其他不管。我自己有无爱憎呢？我瞧不起蓝衣社，不明了第三党和改组派，喜欢向左走的青年。
济南行将沦陷，有杨希文、梁竹航等几位朋友想留我在山东打游击，我无此勇气，只有逃难。逃到反动派所谓后方，于是乎走上了帮凶之路。起初是替伪教育部领导从各省逃出的民众教育工作人员，宣传抗战，时期甚短，并没干了什么。后来就不同了。我被邀去广西，帮邱昌渭设计过一套把人民训练为奴隶的“成人教育年”，在主观上却以为是加紧教育人民起而抗战。接着看见蒋匪介石手订的“管教养卫合一”的“新县制”和“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公布，我竟然以为这都是有助于抗战的，遂左一篇、右一篇地发表文章，对之大捧特捧。这因为，我既然跟着蒋匪介石逃难，而又由蒋介石匪帮的节节败退，认识了伪政权的贪污腐化，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一看见有新花样出来，就产生希望与幻想。并且我受一种谬说的欺骗，认为蒋匪介石本人是好的，只是他的左右不好；所以对他本人总怀着好感。我厌恶“新生活”的那些琐碎条款，却觉得“青年守则”是正当的，所以我在桂林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时，曾随同轮值讲解“青年守则”，以制造奴隶。
后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在学校中逐渐地有短兵相接之势。我呢？抱着“超政治”的“中间态度”，而且因为在内心中对共产党有一点点同情，遂滑稽地自封为“中间偏左”。可是每遇学校大批开除学生，我以系主任或教授代表的资格出席校务会议，看到势必出此，心中虽然气愤，却一声不响，只有回家发发牢骚完事。有时我预先得知伪政府要逮捕学生，即通知某些学生当心或者准备离开，也有时帮他们设计出走，但从未积极反抗过。甚至于在开会时看见学校当局拿出来的黑名单是伪教育部来的，遂真以为学校当局系奉令行事、无可奈何，会后还把这种话欺骗学生。
最深刻的一次印象是：江苏教育学院的反动院长高阳在阴历除夕开除大批学生，并立即把他们驱逐出校，使他们在元旦前夜无处栖身。我在那次会上噤若寒蝉。
在江苏教育学院关门之后，院长高阳因压制进步力量有功，调升为广西大学校长。他拉我当秘书，我虽不愿干行政，而无法推脱。跟着他，用大批宪兵武装“接收”，接着逮捕和开除了若干学生。我干了一个月就坚决辞职，专门教书。他那些反动行为，我毫未与谋；但不容否认，事实上又是我帮凶的一次纪录。
在璧山时，伪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特务学生发动反苏游行，标语中有威胁教职员参加的字句。我看了虽然也不满意，但是有几位教师准备向训导主任许公鉴提出质问，邀我签名时，我不仅辞谢，并且竟然为怕学校塌台愿意调停这一冲突，这不是进一步的帮凶是什么！
蒋介石匪帮的所谓“青年军”成立时，我一面名之曰“御林军”，又一面为他们写壁报稿子宣传，还代为募捐慰劳。原因是我不敢得罪那些特务学生。
在苏州时，选举伪立法委员的运动进入学校，我不闻不问，但是训导主任来我家要图章代我选举时，我又无法拒绝了。
还有一次，学生们罢了课，半夜里来敲门要我次晨对他们讲演。他们对我抱有多么大的期望呵！但是我无勇气，推辞不掉，就走上台去，面对着坐在前排的伪“苏州城防司令部”的几个特务，讲了一套
“扫除文盲”完事。于今想来，简直是演了一幕滑稽丑剧！
就以上回想所及的这些事，足以说明我这个人虽然承认了真理，却不敢接受真理，面对真理，为了过安逸的生活，为了向上爬，不惜一头倒在反动统治怀里，由帮闲、帮忙一直发展到帮凶，然而还自命“清高”、“超政治”，到解放后还自以为“历史清白”，“中间态度”。有时我心里小有矛盾，但为了“明哲保身”，卑怯的思想压制着正义感，畏首畏尾了几十年！
最近和一个朋友谈起这些，他说：“你也战斗过呵！”这是就我在苏州的最后一段而言，但也令我惭愧！由于特务的无法无天，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为所欲为，通货膨胀到不可收拾，学生运动的再接再厉，……我对蒋匪介石由完全失望而恨入骨髓了，接连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几篇给学生运动打气的文章，越写越冒火，不再怕什么了。这一来，从南京的新民报开始，一路到上海的几家报纸，说我被解聘了。不得已而北上。到了这个学生运动澎湃的文化故都，我在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公开讲演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在课堂上也分析这些问题，并且在围城期间，还对一部分中小学校长讲过“我们为谁而教育？”因而我获得了“进步教授”的头衔，可是我所讲的种种，骨子里还是从我的改良主义和教育万能论出发的。这种“战斗”，又是多么荒谬可笑呵！但无论如何，我那时确实有勇气站起来了。
算总账，我在检讨武训问题时之所以自命为“不很反动”，是因为我没和蒋匪帮的任何小组织发生关系，我拒绝过朱家骅派我去西北师范学院当院长的任命，拒绝过北平师范学院聘我当训导长的邀请，还拒绝过特务们要我坐飞机南逃的胁迫，我没作这种种，遂自认反动而不很，但是在学习过周总理的报告，对于划分敌我的界限有了初步认识之后，自己过去的种种，越回忆就越觉得反动的程度够“很”的了！
从这些回忆中，使我获得的教训是：我在大革命之后一直到抗战胜利这二十多年中间，始终和蒋匪介石一个立场，事实是很显然的。至于“中间路线”、“超政治”、“清高”等等，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在双方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尽管有“又吃鱼，又嫌腥”的感觉，事实是在天天吃着鱼，而且研究如何改良鱼的做法，到哪里去找“中间路线”？既然不可能有“中间路线”，还自鸣“清高”，“超政治”，岂不是当了几十年的骗子！
解放后，虽然我主观上要求改造，但因背上了一个“进步的”包袱，没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也就未触到自己思想的本质，因而不断地犯过一些错误。歌颂武训只是我的显著的错误之一例。此外，我再举一个重大的例子，以说明我和人民立场的距离：北京解放不久，军管会派我当师范大学的校务委员兼代教育学院的院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院是一个烂摊子，其中五个系，从系的任务、方向起，一直到人事、课程、教材、方法、年限处处是问题。我辞不掉，只有硬着头皮干；既然干了，而又遇上这样一个难题，就恨不能把各种问题一下子解决。这是为了工作，也为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一方面因为我不研究政策，而又操切急躁，首先得罪了许多人，另方面因为有些人不肯改变自己的成见和特别强调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搞得很坏，到今天还有人对我不谅解。虽在校内外各方面的帮助下，陆续把问题解决了一部分，但新的难题层出不穷。每通过一个难关，就沾沾自喜；被难关挡住，就灰心丧气。后来因为有几次遭遇到预先征得上级同意而又被否定的事情，我既不肯对上级提出意见，而又不能忍耐，遂致老毛病复发，一甩袖子坚决不干。不管别人怎样劝说，反正我不再进那个院长办公室了。拖延两个月之久，赶上学校改组，取销了“院”，我的问题才算完事。这两个月未了，我已觉醒过来，觉得这是自己的自由主义和闹独立性的无限制的发展，是不负责任的最高表现，急于想法补救。那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动师范大学的全体师生职工从事研究改进的工作，在那一个月中，我尽了些力量，才算稍稍弥补了我的过失。但每次想起，总觉这是一件对不起师范大学的事。后来在许多事上我能服从组织分派，就由于那次过失时常谴责着我自己。通过最近的学习，再回忆这件事，就觉得：假如那时我懂得什么叫站稳人民的立场，一定不至于荒唐到那种程度。
总之，我必须通过这次学习，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使我由改良主义者翻身为马列主义者，使我由反动统治的工具翻身为人民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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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经常性的体育活动
一九五一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于十二月一日在天津开幕了。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二次全国性的体育比赛会（第一次是今年五月举行的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参加比赛的有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铁路工会等八个单位。这次大会是新中国的人民体育活动正日益蓬勃发展的标志。
体育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项事业。因为广大的人民特别是青年参加了科学的体育锻炼，才能改进健康状况，锻炼出坚强的体格和充沛的精力，提高劳动效率，更好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加强国防力量。
过去反动统治时期的体育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解放后，体育活动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已得到极大的发展，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逐渐认识到了体育的重要。但是在今天来说，体育活动的群众性和经常性还是极其不够的，还远远赶不上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种情况必须积极加以改变，使体育成为广大人民和青年的经常活动。只有这样，体育才能发挥它对于祖国的国防生产建设和人民健康的贡献；同时，也只有这样，体育的水平才能不断地提高，优秀的运动纪录才会出现。今天必须坚决防止体育工作中单纯培养少数运动选手的脱离群众的现象发生。
目前，国家尚不可能用大量的经费从事体育建设，我们应当以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战斗的精神，在各种不同地区的广大群众中普及各种各样为群众所熟悉的体育活动和与国防有密切关系的军事性体育活动。最近的广播体操就是一项最好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形式，人人都可以参加；同时，除了各种球类以外，还有田径、器械、举重、爬山、射击、国术、跳绳、踢毽子、骑马、滑冰等等都是很好的锻炼体魄的方式。一切体育活动的方式，都应当加以充分利用，以便开展群众性和经常性的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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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戏剧界应注意纠正浪费现象
在全国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今天，戏剧界也应该检查并消除各种浪费现象。据上海文汇报反映，目前上海戏剧界所存在的浪费现象是相当严重的。许多剧团竞演大戏，不顾剧情需要，以布景豪华、服装华丽相夸耀。许多所谓古装戏，实际上是奇装戏，一位名角往往唱一场戏换几套衣服。演出一出戏，个别演员的服装费用竟有达两千万元以上的。有些剧团规定服装由演员自备，常常一出戏演毕，服装便被废弃或改制，不能给第二个演员穿用。其他如灯光、装置、人员编制等方面，也由于脱离了实际需要存在着严重浪费现象，需要彻底改变。在增产捐献运动中，戏剧界曾表现了很好的成绩，希望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戏剧界有更好的成绩出现。戏剧界各单位应将“厉行节约”作为“爱国公约”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做出具体的节约计划，反对那种离开剧情、单纯在服装布景上翻花样，以花钱多来号召观众的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