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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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而斗争
中共广州市委企业党委和市总工会
应当重视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济南市几个棉纺织厂的推广工作也迟了一步
中共广州市委员会企业党委会和广州市总工会,应当积极参加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工作。广州市已经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委员会,市总工会的代表也参加了推广委员会。但是,有的同志害怕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会影响中心工作(民主改革运动),因此,就没有参加推广工作。中共广州市委员会企业党委会的同志告诉推广委员会说:“在不影响中心工作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推广”,这是对的,但他们很少派人参加过推广委员会的会议。实际领导推广工作的,只有中国纺织工会广州市委员会,和两个棉纺织厂中的行政领导干部和青年团组织。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郝建秀工作法已在细纱工人中普遍推广开来。为了更好地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希望中共广州市委企业党委加强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工作。
济南市的几个棉纺织厂的行政领导干部,也是单纯地把调整工资作为中心工作,而不重视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直到该市中共企业党委提出意见后,方才改变了不注意推广工作的情况。但是,推广工作已经晚了一步。这种把中心工作和推广先进经验对立起来的现象,应该引起各地棉纺织厂的领导干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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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国棉一厂领导干部发生自满情绪
没有坚持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国营青岛第一棉纺织厂细纱间,在今年六月就开始推广郝建秀工作法。青岛市郝建秀工作法推广组在该车间重点试验,取得经验后,才推广到其他厂。所以,该厂工友在学习郝建秀工作法、减少皮辊花方面,有过相当的成绩。但是,由于该厂、车间领导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满足于一般号召,未能继续充分发挥组织力量,细致地掌握职工思想及技术情况,也没有组织落纱工学习工作法,发动群众性的互助,致使运动未能顺利开展,迭次发现藏白花的事件(最近一次在车盖里发现二十几磅白花),九、十两月份,皮辊花率又逐月上升。
该厂未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前(一月至五月),皮辊花率平均为百分之一点五。六月份,该厂初步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时,皮辊花率即降为百分之○点八五(十八支纱,下同);七月份皮辊花率为百分之○点六;八月份为百分之○点五九;九月份则为百分之○点六一。但十月下旬皮辊花率(二十支纱)又升至百分之○点七二。十一月一日至十四日,皮辊花率(二十支纱)已达百分之○点八四(下绒辊花在内)。
该厂九、十月份皮辊花率逐月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一)厂和车间领导干部对郝建秀工作法的政治、经济意义认识不足,满足于一般成绩,因此,推广工作不深入、不具体。以厂长、工程师为领导的推广委员会于八月份成立后,截止十月中旬,没有开过一次会,也没有领导车间职工进行测定。因此,他们心中无数,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工友掌握了工作法?掌握的程度怎样?有那些工友还不会?主要存在什么问题?车间的推广工作检查组也形同虚设,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二)没有对职工进行细致的深入的爱国主义及主人翁的思想教育,因而部分工友感到学不学没大关系。如四组老工人陈世鑫,说起郝建秀工作法,头头是道,做起来还是自己的一套。
现青岛市纺织工会正协同该厂领导干部,深入了解情况,制订计划,准备进一步加强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工作。(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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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企业领导干部必须推广先进经验
企业中的党组织、行政领导干部以及工会组织,必须十分注意推广先进经验。这是不断提高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具体地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人民企业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是,许多企业中的党组织、行政领导干部和工会组织,至今还忽视推广先进经验。本报今天发表的广州市没有注意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不重视推广先进经验,当然有许多原因。中共广州市委企业党委会和广州市总工会,就是因为害怕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会影响民主改革运动,而不敢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但是,基本的原因,还在于许多党组织、行政领导干部和工会组织,忽视工人的创造性;不懂得企业领导干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总结广大工人创造的先进经验,及时推广这些先进经验,以教育工人,提高生产。这样,必然是故步自封,不但不能提高现有的生产水平,还会压制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些同志口头上承认依靠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既然忽视工人阶级的先进的生产经验,所以,他们实质上是没有依靠工人阶级。
我们建议,全国各企业都把推广先进经验的状况,作一次深入的检查,并把检查结果,在报纸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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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副业结合、分工分业的韩恩互助组
白村 罗颖民 任雪松
吉林省蛟河县保安屯韩恩互助组,是一个带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性质的互助组。
保安屯在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以前,是一个很穷的屯子。全屯二十一户,都是贫农。他们耕种的土地,极大部分是外屯地主的。土地改革以后,他们分得了土地和一些生产工具,全屯组织成一个互助组。经过几年来经济的发展,全屯二十一户贫农,均已上升为中农,其中十五户且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去年迁来的三户难民,到今年年底也可上升为中农。现全屯共二十四户,一百零四人。
韩恩互助组现在共有三十二个男女劳动力,耕种五十七垧地(每垧等于十五市亩)。有马二十四匹,牛三十七头(作为副业生产的饲养牛在内),胶皮轮大车九辆,铁轮大车四辆,苏联式马拉农具一套,铲趟机一台。互助组组长由韩恩担任。全组按操作性质分为旧农具、新农具、水田、副业等四个小组。每一小组有两名小组长,小组长的工作是固定的;组员按个人特长分组,但又可以按工作需要由组长统一灵活调动。
韩恩互助组是一个由低级的、单纯农业生产的小型互助组,发展成农业和副业结合的、分工分业的、较高级的互助组,积累了一些公共财产(新式农具、副业资金都是全组公有),有些土地已打破地界,共同以新式农具耕种。
韩恩互助组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合理使用劳力,——从小
型插犋换工到分工分业。
韩恩互助组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夏为第一阶段,这时的组织形式只是小型的插犋换工;一九四八年夏到一九四九年底为第二阶段,由小型插犋改成“死组活编”即统一调剂劳力的互助形式;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一年为第三阶段,这时使用了新式农具,农业和副业有了比较完备的专业分工。
(一)合理整编劳动组织,使全屯劳力在统一领导之下互相调剂,提高了劳动效率。该屯一九四七年最初组织起来时,共有四个小型的插犋换工组,除三户外,全屯农户都参加了组。这时的组织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分工死板,以一个小组为单位,互不联系,轮流种地,种完这块种那块,人与活都有些耽误;二是违反两利原则,牲口、人工不分强弱,平均计工,农具大车无代价使用。虽有这些缺点,但在组织起来的第一年,就显示出互助组的优越性,不但适时地种上了全部熟地,还开了五垧熟荒。由于上粪多,铲趟及时,多打了粮食。三户单干农民看到了互助组的好处,在冬天也参加了互助组。一九四八年夏,为克服以上缺点,改为大组领导小组,即“死组活编”(以小组为基础进行劳动,必要时由大组调剂劳动力)的互助形式。认真实行了评工记账,人畜力均按强弱评分;每天按活计分,一个生产阶段结束后即结账一次,并订了使用农具公约。这种形式的好处,在于人力可以灵活调用,避免浪费。种地时每组一般有三付犁杖,人、畜随犁转移。铲地时由小组会协商,确定次序,计算出所需工数,由大组长统一调配,克服了劳力经常随地块移动,因而经常误工的现象;也避免了因铲趟不及时发生荒芜田地的现象。合理使用劳力的结果,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过去一垧地从种到收需要三十八个工,这时有二十九个工就够了。因牲口大车都按强弱好坏评工,农民就更愿意添置牲口大车,因此一九四八年全屯即买进大车四辆。
(二)使用新式农具,促进分工分业,因而有了剩余劳力。一九五○年,该组使用苏联式马拉农具后,开始了农业分工。共分为新式农具、旧农具(有些山坡地不能使用新式农具)、水田三个组。一九五一年又增加了一个副业组。为了便于使用新式农具,有七户的地已打破地界。使用新式农具的好处,第一是省工。今年从春耕到夏锄,每垧地节省了十点七五工。第二是可以调剂闲忙。使用旧农具,连翻地带下种,得同时进行,不到时候不能下犁,因此活挤在一起,忙不过来。使用新式农具,地翻耕得快,人畜力得到适当的调剂,并缩短了农忙时间。这一年春耕比一九四九年缩短了三天,夏锄缩短了十天。第三,使用新式农具后,地能深耕一寸半到二寸,耙的碎,雨水易于渗入土内,农作物扎根深,能抗旱抗风。自使用新式农具后,平均每垧地约可增产四百八十斤粮食。而且有了剩余劳力,农忙时也能抽出部分劳力出外进行副业生产。一九五○年铲地时,抽出八个人,十二匹马,四辆胶轮车出外拉脚。
(三)实行分工分业,农业技术很快提高了。该组按组员的特长进行固定分工,使每人都能专研一种耕作技术。今年由专人使用新式农具,操作熟练,春耕时每一垧地即比去年同期节省了两个人工和四个畜工,夏锄时新式农具组不但克服了去年趟垅宽窄不准的毛病,而且提高了效率,一人一马一天即可铲趟一垧,比去年多二亩,还省一个人工。水田组因有专人从事技术指导,全部采用了进步的插秧作法(过去是撒种),并使用新式除草机锄草,所以苗比往年茁壮。
由于合理地整编了劳动组织、使用新式农具和实行了分工分业,提高了生产的计划性,改变了“人随活走”的被动状况,做到了“人支配活”,同时提高了劳动效率。今年该组除抽出一部分劳力去经营副业外,并抽出了更多的人力、畜力去种植经济作物和垦荒。今年全组大豆及其他特产作物面积,已达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以上,较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全组耕地面积由一九四七年的三十八垧扩大到五十七垧,增加了十九垧。铲趟次数亦逐年增加。一九四七年一般为二铲三趟,一九五○年大部耕地做到三铲四趟,部分作到五铲五趟。施肥面积也显著扩大,一九四七年为百分之六十六,一九五○年增加为百分之九十点五。每垧地的施肥量也由一九四七年的二十车增加到一九五○年的五十五车。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农业产量逐年增加。一九四七年平均每垧地打原粮三千一百二十斤;一九四八年增加到三千四百八十四斤;一九四九年虽遭天旱,仍增加到四千零三百二十斤;一九五○年则增加到五千五百二十斤。
二、农副业常年结合,农民
收入大量增加,打下了扩大再
生产的基础。
该组合理使用人力,实行分工分业后,除提高了劳动效率,改进了耕作技术外,又腾出剩余劳力,进行了常年的副业生产。一九四七年组织起来后,即开始组织全屯男女老少进行做鞋、编席子、打烟绳草等副业生产,到冬天,全屯集股开了一座粉房,附带养猪。一九四八年后,在这一基础之上组织起来,从事运销。一九四九年采用了“插车挂马”的合作形式,好几家插起一台车来拉脚,按股分红;后进一步改成全屯的大宗副业(粉房、运输及今年成立起来的牧畜合作社等),统一经营。一九四八年副业生产共收入人民币一千七百余万元;一九四九年收入三千万元;一九五○年农忙时也能经常出车拉脚,半年中即收入人民币二千六百万元;今年在准备春耕中出车拉脚,收入一千余万元,到秋收时约收入一亿二千万元,等于去年四倍多。由于收入大量增加,全组车马也逐年增加。今年增加了胶皮轮大车四辆,马七匹。车马增加后,大大缩短了送粪、收获等农活的劳动时间。在准备春耕中,三、四天工夫全村的粪都可送到地里。
该组的副业生产是在副业组长统一领导之下进行的。农忙时搞副业,则通过大组长召集各组组长协商,作出农副业生产计划,统一分配劳力。原则是除保证完成农业生产的车马及人力外,剩余劳力抽出去拉脚。农闲时由副业组组长统一计划,原则是使大家都有活干,都能增加收入。经营副业的资金是由全组各户按人口入股(一人一股),副业资金即作为组里的公共财产,设有财产管理委员会统一计划掌握。现该组已有公共资金一亿二千万元。
该组在经营副业中,也注意掌握了等价两利的原则。副业组组员的土地由农业组耕种,按工付给工资
(由参加副业的人付给)。副业收入除去工资成本外,所获利润,按资金和劳力分红。副业资金限定每口人只能入一股(尚未成家的单身汉可入一股至三股),经营副业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按股平分。这样,就避免发生资金多而劳力少、或不愿劳动而单纯用资金坐收利润的现象。使这些人能集中余钱,添车买马,投资农副业生产,不致以资金去剥削他人的劳动,形成不等价交换。按劳力分红的办法,是由参加副业的与给副业组耕种土地的,按脚力与代耕工资为比例分配。除拉脚、经营粉房和牧畜合作社等全屯的大宗副业外,组内各男女劳动力从事其他编席、编草袋、割靰鞡草等副业时,也都采取自由组合的变工方式进行,都有评工等价的办法。由于副业生产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并掌握了等价两利的原则,又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这样就使互助组日趋巩固。
三、是生产模范,也是爱国
模范,韩恩互助组遵循着新民
主主义的道路稳步前进。
韩恩互助组不仅在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上获得巨大成绩,并且能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遵循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
(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一九四七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政府动员青壮年参加人民解放军,该组即有七个青年自动报名参军。未参军的农民自动组织担架队,参加了战争勤务工作。在参加四平战役中,该组并出现了战勤模范。去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威胁到祖国边疆的时候,韩恩第一个要求抬担架到朝鲜去,并要送儿子参加人民志愿军。副业组组长迟殿文,组员张继臣都把牛卖了,换成壮马,准备参加战勤工作。全组提出了“把马喂肥,车准备好,祖国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到”的口号。去秋该组把车上好了车棚,编了一个战勤队,等待着祖国的召唤。一九五○年九月,韩恩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接受了工业劳动模范用挑战竞赛来提高生产的先进经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在中共蛟河县委员会的领导下,韩恩互助组向全东北农民提出增加生产,加强抗美援朝力量的挑战竞赛,推动了东北农村的抗美援朝运动。今年三月,该组又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的号召,向全东北互助组提出爱国主义丰产竞赛挑战,并向李顺达应战。今年六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三大号召后,韩恩互助组首先热烈响应。该组共捐献购买飞机大炮的款项五百零七万元,保证革命军人家属的地做到三铲三趟,家家户户订立了爱国公约。八月下旬虽遭受严重水灾,庄稼遭受损失,但大家的生产热情并未降低,全组提出“生产自救”的口号,不但提前四个月在八月末缴齐捐献款数,又订出积极搞副业补救水灾损失,并增加捐献四百万元的计划。
(二)加强思想教育,建立组织起来劳动致富的正确观点。韩恩互助组在未组织起来时,因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一部分刚翻身的农民怕“变天”,劳动不够起劲,有安于贫困的思想;部分有牲口或劳动力强的农民,怕互助起来吃亏。这些错误思想,妨碍他们积极参加互助组。这时韩恩、迟殿文等村干部挨家劝说,向大家讲明生产政策和组织起来劳动致富的道理,特别着重批判了“安于贫困”的思想,又强调自愿两利的组织原则,互助组才组织起来。一九四九年全屯农民的生活普遍上升以后,一般农民滋生了剥削思想。一九五○年春天,该组发生了用“批青”(即以低价购买青苗,秋后收粮卖出,坐获厚利)方式向外屯买入三石大豆的事情。秋收时韩恩从中共蛟河县委员会学习回来后,认识了这是一种高利贷剥削方式,即召集全屯党员开会讨论,在大家认识这一问题以后,又召集全组组员开会讨论“批青”问题。组员张继臣在会上向大家诉说了他因“批青”给地主受了一辈子苦的事实,给大家很大教育。韩恩、迟殿文等又向大家进一步说明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组织起来劳动致富的道路,才有前途。当大家明白过来以后,决定仍按秋收时的市价,把三石大豆的价钱补给要求“批青”户。以后部分组员虽仍发生此类思想,但经过不断地说服教育,全屯直至现在还没有发生过一件放高利贷的事情。
(三)准备走向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应着经济发展的要求,并给全组公共资金找到正当出路,韩恩互助组今年已成立了一个牧畜合作社,大家集资买牛,集体喂养。全组并订出了建设计划,准备在三、五年内将全屯房子改造成砖瓦房(原来的房子都是草房),并准备建筑公共的农具仓库(新农具),学校校舍、公共畜圈、澡塘等。为实现这一计划,决定明春开砖窑一座,五月出砖,秋后即可兴工。该组并准备把屯子周围的荒地变成沃土,计划最近一、二年内开荒地十垧。
现在韩恩、迟殿文等互助组的领导骨干和一部分积极分子,正在准备将互助组进一步提高到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他们认为就该组的现实情况看来,已具备走向生产合作社的主要条件:1、全组已实行分工分业;2、有了大量的公共资金与公共财产;3、用新式农具耕种;部分耕地已打破地界;4、有韩恩、迟殿文等坚强的领导骨干;5、群众有多年的互助经验和互助习惯;有强烈的发展生产的要求。因此,只要全体组员在思想上酝酿成熟,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实现。
韩恩互助组因为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指示,并作出了优异的成绩,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两年被连选为吉林省的特等模范互助组。在一九五○年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上,该组荣获毛主席亲笔写的“生产战线上的模范”的集体奖状。
韩恩互助组的成就,是韩恩及迟殿文等四个村干部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韩恩是中共党员。他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渐锻炼成为一个出色的农民组织者,他以自己的模范劳动行为教育农民,在组内发扬民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一切工作都有周密而恰当的计划,因而获得很大成绩。自一九四七年起,韩恩当选为区县特等劳动模范,一九五○年当选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委员和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附图片)
劳动模范韩恩
这是韩恩互助组的畜力发动机
韩恩互助组听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三大号召后,马上召开会议,修订了爱国公约。韩恩当场捐献了一百万元,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购买武器。
韩恩互助组保证给军属先铲先趟,完成四铲四趟。这是韩恩向军属表示做好代耕工作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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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应该把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推广到全国
编辑同志:清华大学华罗庚教授在“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一文中,对清华大学以往的“天才教育”“选民教育”的错误的教育方针,进行了批判。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现象在我们西北工学院至今还存在着。今年暑期后,我校留级的同学多得惊人,仅二年级即有三十余人;没有留级的同学也在担心着今后自己是否会留级。他们为争取升级而死读书。于是形成了只管业务、不闻政治,只顾读书、不顾身体健康的现象,使不少同学存在着单纯的技术观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学校的领导者未能掌握正确的教育方针,来迅速地大量地培养各种建设人才。
因此,我觉得这次高等学校教师必须好好学习,进行思想改造,高等学校教育的改革才有可能。为了使全国教师都能有学习机会,我认为应该把北京、天津的教师学习运动的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
杨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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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
编辑同志:我们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严重地存在着混乱现象:在分科方面,有一年制的交通运输管理科、土木工程科,有二年制的机械、土木两科和五年制的管理、土木、机械等科。我校的校址狭小,设备简陋,没有图书馆,没有实习工场,缺少供实验用的机器。但学校领导方面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化了二十亿元人民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并大事铺张浪费。由于学校行政领导的松懈,我校至今还没有订立爱国公约。有很多教师仍用英文讲课,使同学们听也听不懂。学校行政方面对学生的退学、转学事宜亦不加过问。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注意我校的混乱情形,将来在进行院系调整工作的时候,对我校加以适当的调整,或把我校全部归并入大学的工学院(我校离交通大学是很近的)。这样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省教育经费,并且可以集中力量办好专科教育。
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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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朱光潜应继续深入检查
分清敌我界限站稳立场
编辑同志:从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一文看来,他在这次教师学习运动中有了一些进步。但是我觉得朱光潜的检讨是不够深刻的,他还没有把过去的错误思想完全暴露出来,并作批判。他虽用了不少“超阶级”、“超政治”等字眼,但对于他过去的反动的言论和行动,却说得很少。他只是抽象地说“我站上了反动派的立场,替反动派服务”。
朱光潜曾提到他过去“任过伪中央委员”,“赴过蒋介石的宴会”,“加入了国民党”,“调到‘中央训练团’受过训”。从这里看来,朱光潜确曾推动过那座反动机器,而且他所起的反动作用并不很小。希望朱光潜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否则,他今后怎么能分清敌我,站稳立场呢? 赵瑞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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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组织农村干部参观工厂
和展览会的办法值得推广
编辑同志:今年十一月六日到十二日,山西省各地有一千五百余农村干部有组织地到太原参观了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七个工厂和一些展览会。他们受到工人兄弟和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招待。他们又和工人兄弟举行了好多次联欢会、座谈会,还听了各级首长的报告。这一切使得他们对工业生产和城市的认识大大提高一步。他们中间有些人说:
“这比住五个月学校还强”。高平县的海云和法贵说:“这回可真知道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没他们,叫咱农民一万年也到不了社会主义。”洪洞县王生茂来太原之前曾有“退坡”思想,不愿当干部,现在思想转变了,他说:“我一定要好好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他们之中有些人当面对工人提出保证:“回去一定带头动员群众把所存棉花完全卖给国家。”他们并一致保证,回去后要把在太原所见所闻完全传达给群众知道。
薄一波同志今年六月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时发表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曾指出:“引导他们多多参观近代化的大工厂和由领导机关举办的工业生产品展览会,这是教育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了解工人阶级能够充当革命的领导者的最好课堂。”现在山西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值得在全国各地推广的。
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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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反对浪费群众的时间!
编辑同志:列宁曾把不遵守时间和浪费时间的情形,严厉地批评为“丑恶与野蛮”,足见列宁是如何珍惜群众的时间。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我们同样应注意节省群众的时间。可是据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二十二日北京新民报以及苏北日报读者来信所提出的批评,还有一些机关团体,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浪费了群众很多的时间。如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北京市分会于十一月十八日在先农坛体育场举办的足球比赛大会,因利用旧参观券而没有改正时间,致观众空跑了一趟。据估计:(一)如交通费平均每人一千元,以四千人计,即要浪费四百万元。(二)时间方面,四千人浪费的时间,合起来也是很大的。又如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所召集的全市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和市民宣传队员大会,因迟开了一小时,致与会者四、五千人,就须浪费四、五千小时。苏北崇明县人民教育馆通告于十一月十日下午六时半在崇明中学放映“光芒万丈”影片,但由于放映前没有详细检查和试验发电机,到放映时马达坏了,使二千多观众(估计数),从六点一直等到九点半,还没有放映。以每人浪费三小时计,就浪费了六千余小时。类似这种因开会缺乏充分准备而浪费群众时间的事情,并不是只此三件,而是各地相当普遍存在着的现象。因此,我希望各地各单位,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把时间节约的问题,也附带地进行一次检查,并订出改进的办法来。
古生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永茂公司等所属石灰厂
应停止在周口店龙骨山开采石灰岩
编辑同志:河北省房山县周口店地区是发现中国猿人(即北京人)化石的地方。在周口店龙骨山一带,不但发现了中国猿人的遗骸和各种文物,还发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动物和植物化石。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地区在人类学、考古学的学术价值上可以和周口店相比拟的。中央人民政府对各种文物遗迹都很重视。从今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领导下,正式重新发掘周口店的遗迹。
据我们所知,在周口店龙骨山上,有公营北京永茂公司所办的石灰厂及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所属的石灰厂任意在龙骨山附近开采石灰岩,以致这一重要的文化、历史遗迹遭受破坏。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一九五○年颁发的关于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的办法的。为了保护这人类远祖的历史遗迹,我们认为公营北京永茂公司和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所属的石灰厂应迅速停止在龙骨山任意开采石灰岩的行动。各有关主管机关及房山县人民政府亦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此遗迹加以保护。 刘志民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市东郊观音堂村干部赵敬明
敲诈群众财产被政府逮捕
编辑同志:北京市东郊观音堂村赵敬明,解放前当过伪司法警,解放后混入了村政权。
他当上干部以后,就欺压群众,诈取群众财产,作风极其恶劣。一九四九年冬天,他没有棉大衣,便向李文祥等四户诈取玉米一百二十二斤做了大衣。去年春节,他又向萧海等四户敲诈了七万元。今年春天,他将所辖七个大车户找去“开会”,让每户从城内给他拉一车粪,说定每车给十斤玉米。有五户给他拉了粪,结果一粒玉米没给。今年五月前后,在发放土地所有证工作中,他又诈取了群众约一千斤玉米。
赵敬明的不法行为,引起全村群众的反对,一致要求人民政府惩办他。现在,北京市第十区人民政府接受人民意见,已将赵犯逮捕法办。王政民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安新县寨里村干部杨凤池等
非法贪污救济粮和生产贷粮
河北省安新县第一区寨里村村干部杨凤池、刘济生、赵连清等非法贪污救济粮和生产贷粮,引起群众很大不满。今年安新县人民政府发放给寨里村农民的救济粮和生产贷粮中,有的粮食比较潮湿,政府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特另拨出一部分粮食发给农民。但这部分补加的粮食却被村干部杨凤池等贪污了。计:第一次贪污六百余斤,第二次四百余斤。该村群众对此事非常不满,背后议论纷纷,使人民政府威信受到很大影响。希望当地的人民政府对杨凤池等的贪污行为,抓紧进行处理,并公开向群众宣布处理结果。 潘文敏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新华社湖南分社
对迟发斯大林“九三”复电的检讨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十月十一日“文化生活”栏内所载“严肃地对待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函电”一文,批评了本分社迟发斯大林大元帅“九三”复电的错误,兹作如下检讨:
因为新湖南报截稿时间早(一般是早晨一点钟),我们就错误地认为这项消息发来估计要在二时以后,发给报社也不会用。这种思想是造成这次错误的直接原因。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当夜就没有把这项新闻送给报社。
人民日报批评前后,我们已在电台同志中进行了两次检讨,主要缺点是没尽到通讯社应尽的责任,加以政治水平很低,致使对这一重大问题发生不应有的疏忽。现有关同志已进行检讨并与新湖南报夜班编辑重新订立发稿合同,保证今后不误重大新闻的发稿时间。
新华社湖南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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