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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受了共产主义教育以后
林一志 述 赵时烈 记
我是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从小就从事农业劳动，只读过四年书。一九四七年参加共产党。当我入党时，我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是模糊的。我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入党后，虽然也知道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什么叫共产主义，怎样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都认识不清。所以当全国解放后，我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虽然我也知道胜利后中国革命还要继续前进，可是，认为毛主席所说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却未免形容过分。我认为革命胜利了，政权在人民手里，今后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革命至少可说已经完成大半了。
到上海后，满眼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汽车、电车，真是要啥有啥。这时候，我就忘记了将来还要实行共产主义，认为眼前的生活，已经很美了。我想，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自有毛主席领导，不用我操心，跟着走就可以，眼前倒希望多享受享受。我虽然也知道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比现在好，但是“千羊在望，不如一兔在手”，我觉得现在就可以了。
但是，对这样的“享受”，慢慢地又不满起来了。我看到有的同志和某些新干部，都是薪金制，他们的生活比我好，钢笔手表样样齐全。我自己除了一支旧钢笔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被子还是从农村里带来的，不像他们床上铺的那样漂亮。虽然我也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想克服它，但接触到具体问题时，老觉得干革命工作“真吃亏”。有时看到报上再三指出：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革命干部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要继续努力前进，可是在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我回想抗日战争时，黑夜里打游击，什么也不怕。身上穿着破棉袄，也从来没有嫌不好。一九四七年敌人进攻胶东时，上级把许多贵重物资交我保存，我把自家的破旧东西丢开，空出坑洞放公家的物资，我从不想贪污一点东西。胶东全境解放后，上级因我保留物资有功，发给我物质奖，我不要，曾经说过：“这是党员应尽的义务。”怎么到上海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我自己想来想去，总想不通。
在上海市委党校学习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后，知道了以上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这次学习，使我得益最深的是：
一、夏衍同志的报告，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和人民生活情形。又看了好几次苏联电影
（介绍苏联集体农庄和工厂的），就使我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有了深刻的印象。过去虽然也听说苏联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美，但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好法。这次在电影上看到那成排的拖拉机，一开过去，一大片土地就翻过来了；想想自己过去种地，拿着镢头，一下一下地“啃”
（刨的意思），一天才能开出一小块土地，还弄得满手硬茧、血泡。再看看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生活多好呀，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一个个穿红披绿，跳呀舞呀，那真是个快乐世界。我看到集体农庄的运输车，就想起了死去的父亲。他过去给地主当长工，扛了东西，力气不足，一下被骡篓压断了肋骨，不久就死了。苏联集体农庄农民不但有汽车运东西，而且车子上还装着自动机械，装卸东西都不用人力，只要机器一开动，东西就自动地上去下来。另外，我家乡山地多，过去总认为不能用拖拉机耕种，这次在电影上看到那巨大的铲掘机一开动，那些地上的小坡小沟都平了，这样看，自己家乡将来也是可以用拖拉机的。所有这些大大地提高了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的热情。
二、刘瑞龙同志关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报告，给我的启发也很大。南下前，我曾经听过刘瑞龙同志的报告，我记得他那时曾说过：“南下到城市以后，革命干部应保持自己的艰苦朴素作风。”那时，我认为过了这么些年的艰苦生活，还能被城市生活迷惑住吗？那知一到上海，就被花花世界迷惑住了。这次刘瑞龙同志又对我们说：“有些同志认为军事上胜利了，土地改革完成了，政权已握在自己手里，革命就算完成了。不知道中国革命还没有最后胜利，目前还应该为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我听了心里很激动。好像这些话是专对着我说的，我真想跑上台去向他当面检讨检讨。我深深感到惭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竟变成这样一个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眼光短小的庸人呢！
在小组讨论中，我更明确认识了共产党员应该是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应该“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带领人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不会有阶级、有剥削；大家才能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但这样美好的社会，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的带头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共产党员的称号所以光荣，原因就在这里。
我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过着艰苦的生活，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在英勇地和敌人搏斗，我就更觉得应该努力前进了。
我检讨我过去所以会产生这样不正确的思想，主要是因为学习不够——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的系统学习不够，许多狭隘的农民意识还没有克服。我决心把这次学习作为思想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将尽力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把自己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而奋斗，为中国转变到社会主义和最后建设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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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走了弯路
任迁乔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战士出身的美术工作者，参加八路军前曾作过学徒、工人、苦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创作了一些为工农兵服务的连环画，很受群众欢迎。进入城市以后，他被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所俘掳，片面强调技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直到此次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以后，他才猛醒过来。任迁乔同志在中央美术学院作这个检讨的时候，感动了许多美术工作者，推动了学习运动。我们认为这样的检讨是好的，所以刊登出来，给各地美术工作者参考。
抗战初期的时候，我是一个战士，在战斗生活里，受到宣传画的鼓动，使我更加勇敢。有一次，我们在开赴前线的路旁，看到一张巨幅的漫画，标题是：“勇士们，你甘心让敌人蹂躏我们的国土吗？”我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农民来送水给我们喝，我们说：“打了胜仗再喝！”当时我想：图画对抗战的贡献多么大啊！我将来要好好地学画，用图画教育战士勇敢杀敌。从此以后，我有空就学画。起先是在墙报上画些小连环画，后来也能在墙壁上画宣传画了。这时上级准备送我到山东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我想，还是留在部队上一面作战一面作画好一些，同时战争情况也很紧张，所以没有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一九四四年，我被派到乡下去参加减租减息工作，领导同志向我说明了这个运动对群众的解放和支援抗日战争的伟大政治意义，我感到责任的重大，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通过群众诉苦，使我更深刻地了解到封建制度的惨无人道，因此我决定，要用我的图画唤起广大农民，向封建制度作斗争。那时我和工作队在一起生活，早上学习政策，早饭后到晚饭前就动员组织群众，晚上创作连环画，有时直到半夜才睡。画到群众受压迫的时候，眼睛含着泪水，用手擦擦再画。就这样不到二十天的工夫，创作了一册五十幅的连环画，名字叫“翻身”。出版以前，为了使它不出毛病，我把所有的画幅贴在墙上请群众提意见，他们都说：这画本很好。许多佃农还要求我给他自己画一套。这些群众同时也教育了我：他们不仅指出人物的比例、季节和服装的不恰当之处，而且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这套连环画有一幅描写佃户的女人被地主强奸，这个女人愤恨地跑到财主的门口服毒而死，她的丈夫把尸体抱起来，表示愤恨和悲痛。群众说：“这样不大合适，人家看了会笑。”我接受了这个宝贵意见，把它修改了。
这册连环画发行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个战士恨得把每幅画上的地主的眼睛挖了去。有一个农民开始不敢和地主讲理，看了这本连环画后，拍了一下桌子说：“我要和地主算账！”他以后积极地参加了斗争。
以后我就长时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和群众一起生活，劳动和战斗，从而吸取材料，进行创作。那时我知道：要创作必须了解政策，不然，我的作品就会发生错误。因此，当我要创作一本画册的时候，总要向区党委宣传部取得和创作有关的政策书籍，或者请教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他们都很周到地帮助我，从原则到具体问题，给我指示，使我在了解实际情况和吸取形象进行创作时有了把握。
这些时候，我很明确地知道：我的创作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其它目的。我在创作“翻身”连环画的时候，有个曾在一个什么艺术学校学习过的地主，用讽刺的口吻说：“先生，你的画算是那
一派呢？”我回答说：“我不懂得什么派别，只要对群众有好处就成了！”就这样，我在党的培养和指导下，在群众的鼓励、教育下，前后共创作了十七本连环画册。这些画册也得到了群众的好评。“翻身”连环画出版后区党委宣传部长曾在报纸上鼓励这种创作方向。“人间地狱”连环画曾得到一等文艺奖金。
抗战胜利后，大批新的知识分子进入解放区，他们对我的作品也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有些同志肯定我的方向是正确的，并鼓励我发扬以往的成绩，继续前进，并认为技术问题在不断的创作和学习中可以得到解决。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我的作品虽然受群众欢迎，但不能作为艺术作品看待。他们说：
“当群众饿着肚子的时候，粗糠也是好东西。”“连环画在农村是可以的，但在都市里是最使人看不起的一种东西。革命眼看要胜利了，大城市眼看就要解放，要作一个名符其实的画家，非会画油画不可。”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开始对我的艺术事业动摇了。我想：我革命这些年，弄了个“一事无成”，很不高兴。有时想：不如改行算了，但想来想去还是舍不得丢开它。我又去请教一位“画家”，问他我是否还能继续工作下去？他说：“老实告诉你，没有五年的素描基础，就别想创作。”我听了他的话以后，狠狠心，拿定主意：五年之内不创作，专门提高技术。当时我思想上曾作过一番斗争。我想：过去群众对我的作品是那样的热爱，当他们看见我的时候，又是那样的亲热。我能抛弃他们吗？可是我又为自己解释：我提高技术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啊！于是我就关着门画石膏像或挟着本子到处乱画速写，热心执行别人的建议，寻找所谓“曲线美”。我既不愿意作美术协会的组织工作，也不愿意学习政治和政策，对一切事物都不发生兴趣，认为除了提高技术之外，别的事情都是额外的负担。
为了片面追求技术，把过去的成绩否定了。我曾把我过去的作品写上这样的评语：“技术低劣，幼稚可笑。”好像这些作品是一些不光彩的东西。就是这样从思想上逐渐脱离群众，脱离了正确的道路。这时期，有些群众和同志都问我：这几年为什么不创作了呢？莒南县拥军模范姚大娘写信给我说：“孩子，几年不见了，你一定画了很多的画，你给我捎几张来看看吧！”这说明群众多么希望我在正道上前进。但是，这些意见我一点没有采纳，这些话成了耳边风。我想：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技术，别的暂时不管它。特别是自从进入城市以后，产生了享乐思想，使我更加脱离群众。几次想下工厂或者下农村，都因怕生活条件不好而作罢。虽然曾经到过工厂和农村几次，但不过是走马观花地“旅行”一趟而已。
为了提高技术，我就不安心工作，要求离开工作专门学习技术。来中央美术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想单纯提高技术。因此，来此以后，除学习技术之外什么工作都不愿担任。选我担任什么职务，总想办法推诿。画素描很积极，甚至星期日都不休息。为了全校的事情参加两小时的会，却感到很大的苦恼。
别人批评我有单纯的技术观点，我就会说：“提高技术也是准备为人民服务！”其实我的想法是相反的。我想，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二年，不一定能达到真正提高技术的目的，学了二年以后，要求留在北京工作。因为北京的人材多，可以继续提高技术。这样，个人成就就更大。至于学习到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却没有很好去想。
这些纯技术观点和个人主义倾向，到最近才开始动摇。前些日子看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我觉得吴雅这个人有很多地方和我相像：由于自满自足，不学习政治而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我开始觉得：如果坚持错误，就会阻碍自己的进步。不久，学校举行了一次时事测验，我没有及格。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觉得这些有关国家和全人类的大事，我竟一无所知，或者是一知半解，这不是落后是什么呢？后来听了乔木和周扬等同志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心里非常惭愧，我觉得每句话都是指着我说的。因此我认识了自己错误思想的严重性。
我曾经走过正确的道路，为什么后来又走入错误的道路呢？这不能推到客观原因。主要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彻底清除，在后来就死灰复燃，甚至发展起来。我在少年时代，受了旧社会的影响，不满家庭生活的现状，幻想将来也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事实相反，不但没有爬上去，反而掉下来。碰了钉子之后，对旧社会不满意，因而又要求革命。这就是说：我参加革命一方面有一定的觉悟，另一方面却也多少带有个人主义的成分。在革命队伍中，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没有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当革命利益和个人的要求一致的时候，也可以作出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没有脱离政治，没有脱离人民。当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矛盾的时候，这种本质就原形毕露了。过去的成绩，主要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教育、鼓励的结果。而我呢，当时只满足自己的成绩，而没有去严格地检查思想，以至使它发展到现在的严重程度。现在我要坚决改造自己，勇敢地改正错误。我知道技术是应当学习的，但是只有在正确的前提下，用正确的方法去学习，这种学习才是有意义的。我知道，片面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脱离政治，脱离群众，一定会被人民唾弃，结果也不可能真正学到技术。（原载“文艺报”五卷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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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的壁报的作用
谢觉哉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的壁报，我很少去看它；今天为“增产节约专号”所吸引，把它看了一遍。
哎呀！有这么多的事：
国庆招待处为擦碗筷花一百二十五万元买五令油光纸，裁成十八万块，只用了三分之一，剩下十二万块；
又，租用私商三部旧汽车，为好看，刷上漆，化二百八十万，但我们只用了十八天；
又，大批买水果，吃不清，烂掉三百斤；
又，招待处二所修澡塘，花一百四十万，根本没有用；
城市救济福利工作会议买的水果，放在库房忘掉了，烂了一箱多。
六条电灯线通到隔壁汽车修理厂，两年了，没有人察觉；
有的同志以报夹子当火通条用；
盖花房，木料是自己的，只工钱即花一千一百万；
小、中灶食堂隔一个薄薄的墙，花了八百万；
给一个宿舍修下水道，不用铁管而用烟筒代替，坏了三次，因小失大；…………
这些事，好多是我没有听到过，且没有想像过。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应该首先检讨。在工作人员大会上讲几句要节约，要爱护公家财产的话，如果不接着有实际的检查，是不会发生效力的。检查的方法颇多，最能深入与有效的是发动群众检查。群众把意见写成文章贴在壁报上，让大家看，又比一般的会上的发言要来得实在些，有力些。壁报是机关里的民意集中所在，是改进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园地，我们要重视它；要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机关里形成运动，更非有它不可。
壁报的编辑委员会要加强，使成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的推动机。使贪污浪费的大小事实，各层次的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都在壁报上现形。
壁报，应学习人民日报的样，凡在壁报上揭露的，必须在壁报上答复。不对呢，有辨明的自由；对呢，应作检讨。领导人员必须时常看壁报，以了解情况，及时决定改进的方法。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壁报编辑委员会正在催促有关方面作答复，办公厅也正在协同总务科检查壁报上所载的各项报道，并决定改组生活委员会，给生活委员以一定权利，凡开支在若干万元以上的，必须经过生活委员会检查、讨论，才能使用，较重要的须报告部首长批准，停止那种无组织，不负责任的用钱的现象。
这办法是好的，希望大家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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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举行第一届保育工作者代表会议
北京市在十二月十三、十四两日举行第一届保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出席各托儿所、保育院、乳儿室的代表共一百八十四人。会上选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保育院丑子岗等二十五人为委员，组成保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委员会作为经常执行机构。
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吴晗副市长讲话，他说：政府是重视保育工作的。保育工作者必须对保育工作的意义有明确的认识，负起为国家培养后一代的光荣任务，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得到良好的教养。他并指出保育事业今后的方针是“先普及，后提高；少花钱，多办事”。市妇联张晓梅主席指出保育工作是一项新兴事业，需要加强领导，因此就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代表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形式。他说：保育工作今后的努力方向是为广大劳动妇女服务。为此，不但要巩固提高发展已有的托儿所，而且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举办简便的托儿所，如街道托儿站、变工互助带孩子等。要运用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使保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旧到新，从少到多，逐渐发展起来。
大会秘书长于陆琳，传达了全国妇幼福利会议的决议。在典型发言中，六一幼儿院陈剑戈副院长介绍了如何作好儿童保健工作的经验。并指出保育工作者必须具有妈妈的爱，细致耐心地做好这个工作。全国总工会托儿所介绍了保育员夏静言创造的多收儿童的办法。这个办法经过全所保育员的补充，使得这个托儿所由五十四个儿童增加到七十一个儿童，但没有增加保育员。其他托儿所也介绍了许多经验。 （韩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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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取消小学半日二部制的观点是错误的
——对于太原市小学中应否实行半日二部制的意见
史纪言
太原市还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学龄儿童，即三万六千余人失学，其中很大部分是工人子女。怎样对待这些失学儿童？在太原市教育工作者中，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张在小学低年级推行半日二部制，即每班上半日课，原来的教员和教室，就可容纳一倍的学生，使失学儿童在目前就能够迅速地大量地入学。另一种则不赞成半日二部制，认为半日二部制有很大缺点，实行起来，困难很多，现有的失学儿童问题可以等将来增建大批新的正规的学校时来解决。这两种意见的斗争，集中地反映在太原市若干小学实行半日二部制的演变过程上。
太原是新兴的工业城市，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广大人民对于送儿童入学的要求日益迫切。但是，现有小学已经容纳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太原市的一部分小学从去年开始在小学一、二年级实行了半日二部制。到今年上半年，半日二部制曾发展到九十六个班，约五千三百九十名学生，解决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失学儿童的入学问题。太原市现有小学二百五十八所，共有全日制的一年级班四百一十二个（每班约五十人），如果将这些班一律改为半日二部制，则可比现在多吸收约二万零六百名学生，从而使太原的入学学龄儿童和全市学龄儿童的比例由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八以上。如果把半日二部制在山西省的二万零三百余所小学所有一年级班次中加以推广，则可以使山西省的一年级小学生由现在的五十六万余人增加为一百一十二万人，山西省现在失学的六十一万余学龄儿童将因此有百分之九十得到入学机会。如果把半日二部制推广到全国，它的作用就更大了。现全国有小学四十四万余所，以每所一个一年级班，每班五十名学生计，全国的小学一年级全部改为半日二部制后，大约可增加学生二千二百余万名，这等于全国近四千万失学的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五十多。
但是，半日二部制这个革命办法，在太原市却没有继续充分地实行起来。到今年下半年仅剩第十二完全小学的两个班了。为什么有些教育工作者不赞成半日二部制呢？他们有下述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有些人说：“家长不欢迎半日二部制”。这是不合乎事实的。我们曾经访问了住在太原市永安路一号的半日二部制学生张志全的母亲王淑媛等三位家长，她们的一致结论是：“孩子上了学，比在家里时好得多了。”这说明：如果把半日二部制和失学加以比较，家长还是欢迎半日二部制的。当然，用“半日制”和“全日制”比较，家长们是愿意全日制的。有些人又说：“教员反对半日二部制。”因为一个教员管两个班，忙不过来。二部制教员比较辛苦是真实的，是应该也是可能设法加以调整解决的。但是，教员们并不都是认为忙不过来的。事实上，在和我们接触的教员中，有不少是坚决赞成半日二部制的。那些思想暂时不通的人，也是可以说服的。他们的第三个理由，是“房子问题解决不了”。在一个教员负责两个半日二部制班（共一百学生）的条件下，二、三年级较难实行半日二部制，因此，如果将来升全日制的班次时，要增加教室。这确是一个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按照第十二完全小学的标准，有一个长二丈、宽一丈二市尺的教室，就可以办两个半日二部制班。虽然目前房子少，又不能大批增建，但如果在校内厉行房屋节约，并善于依靠群众，设法调剂一些小房子，不是根本办不到的，而且升班是一年以后的事，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何况又有国家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这个有利条件呢？第四，他们说：“如果实行半日二部制，必将破坏五年一贯制。”的确，实行半日二部制，小学课程可能要延长一年半载才能读完。但是，这样延长是应该允许的，因为合乎广大人民的要求，也合乎中央教育部用革命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儿童初等教育的方针。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的决定，是要求各小学在五年内逐步实行五年一贯制，而不是要求在今、明年马上整整齐齐地开始五年一贯制。因此，目前实行半日二部制和实行五年一贯制的规定是并行不悖的。
所以，取消半日二部制是没有正确理由的。特别在太原这样失学工人子女很多的城市，取消半日二部制更为不妥。我们以为主张取消半日二部制而以等待增办新小学来解决儿童失学问题的思想，应该改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