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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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国语文学系教授 罗常培
解放以来,我对于自己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曾发表过一些言论或文字。起初,我曾经自己以为抱着“超阶级”的思想,并且丝毫不懂从发展看问题。只知道故步自封地保守着所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精神,简直是茫昧的。后来经过群众的教育和黾勉,学习初步的政治理论,又自以为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了群众观点,懂得了民主集中制和统一战线等问题。自从知道了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更大言不惭地说:“恢复了阶级意识,确认了阶级立场。”其实,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既不是这么容易,也不能这样速成。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政治学习,先后听到了周总理和彭真同志诚恳、深刻的报告,又读了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越发使我觉得过去两年只是口头说说,笔下写写,并没能实事求是地联系自己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来切实改造自己。认真检讨起来,我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意识中还存在着许多很严重的问题。
抗日战争前一年,日本人知道我是满洲人,想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包围我作汉奸。在我的班上充满着日本拓殖大学一类学校的毕业生,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可是我并没有背叛了中华民族。北京沦陷后不久,我就随着北京大学迁到衡山、长沙、昆明、蒙自,在当时我很以为有了爱国思想和民族立场。但是真正有民族立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不但要反对投降日本的汉奸,而且要反对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民贼;我固然抛妻弃子地脱离了日伪的统治,可是又糊里糊涂地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圈子;苦熬了七年之后,一经美国大学邀请,又高高兴兴地自以为得到“国际荣誉”,实际却跑到了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沾润了洛克菲勒剥削美国劳动人民的余沈,并且妄想在那里寻求“民主”。这就说明了我存在着敌我不分的糊涂思想。
能够严格分清敌我的人才会有明确的人民立场。我过去总以为一向在学校教书,或者作研究工作,并没有陷入政治的漩涡。其实一切教育和学术是离不开政治的,在反动政府主持下的学校或研究机关工作,除了少数参加革命的以外,直接间接都起了一些反人民的作用。拿我自己来说,在北京,在昆明,一向对自己标榜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对学生一方面鼓励他们竞争官费留学生的考试,一方面劝告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多念书少管“闲事”!况且,一九四二年我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曾经搭顾毓琇的便车到过一次大理,后来伪教育部又发表我作“东方语文专门学校”的委员,我虽然没参加过任何筹备工作,可是昆明的朱家骅党徒恐怕我被C·C·拉去,曾经拿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头衔来引诱我,劝我入国民党,当时被我骂退了。随后,朱家骅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我入国民党,利用小资产阶级喜欢受人奉承的弱点,经他百般恭维,我就虚与委蛇。以后,我虽然没填表,没宣誓,没交党费,没参加过任何活动,也从来没登记,又没答应朱家骅拿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作饵,引诱我到新疆,但是,对于入党的事并没公然地严词拒绝。无可讳言地,我在皖南事变后,当斗争很尖锐的时候,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我还给西南联大国民党支部办过两次文史讲演会。我对他们虽然提出了条件:一、不给国民党作宣传;二、不得干涉讲演内容;三、不得限制讲员人选。但也替他们号召一部分青年来听讲,起了帮闲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春天,昆明各大学的十位教授应李根源先生的邀请到大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去讲演,我也在内。这十个人现在大部分参加了人民的行列,可是其中也有一个现在不知去向的中统特务蔡维藩。再从所谓“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本质来看,团长由蒋匪介石自兼,宋希濂兼教育长,完全是一个反动派统治下的军事特务机构。我的目的虽然想借机会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讲演的范围也没出了本行以外,可是在作用上又一次给反动派壮大了声势。所以在解放前,我确乎给反动统治阶级起了几次帮闲的作用,既然不能算是“超阶级”,更不该自命“清高”!
解放以后不久,我颇以为懂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不过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就会露出马脚。现在让我举两个例子:第一、在抗美援朝运动还没有正式揭开的时候,曾有两位同志来问我的意见。我当时一方面不了解敌我的情况,没有坚决的革命乐观主义;一方面搬出毛主席过去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几句话,完全没能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发挥新爱国主义,并且多少含有“恐美”的情绪,和希望“太平”的思想。第二、从前我也晓得反动的外国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先遣队,可是,当我审查马学良所作“撒尼彝语研究”序文时,对于其中的严重错误竟自熟视无睹,让它照样付印,以致两人同样犯了很大的错误!不但如此,正在那部书快要出版的时候,我还利用耶稣会教士何大化替汤若望辩解的文件作了一篇“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题目中的“贡献”两字既不妥当,文章里又把那份文件叫做“昭雪汤若望文件”,对于杨光先斗争汤若望的经过又题作“杨光先诬陷汤若望案的概略”……尤其犯了认敌作友的错误。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可是由此很可以看出我自己思想混乱的一斑。假若我有明确的人民立场,划清敌我界限,无论处理事情,运用材料,都不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样结果。
至于工人阶级的立场是我们这次学习的目标,更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长期的实践、锻炼才可以达到,并不能一蹴而及的。解放以前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意识,解放以后又自以为从十八岁起就以脑力劳动所得作主要生活的来源,因而俨然以工人阶级自居。其实,划分了阶级成份不等于改变了阶级意识。因为工人阶级应该大公无私,互助互爱,不应该尔诈我虞,互相猜嫉。过去两年来,我对于汤用彤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前校务委员会时期所表现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发挥计划性、积极性的敷衍、拖延的作风,心里很不满意,可是并没抱着互助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当面劝告,却在背后乱批评他。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旧习气,绝对没有工人阶级的修养。我想正在改造中的旧知识分子如果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镜子自己照一照,一定有好些位可以发现和我有类似的面孔,或许更丑恶一点儿。此外,我和钱端升先生共同办过一次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一次北京大学工会,我们俩不单没发生过阶级友爱,反而减低了旧日的交情。原因是他既主观,我也自大,而又不能彼此说服、帮忙,以致两年来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没有互相访问过,也没通过一次电话。这样不合作的主席和秘书长,如何能搞好工会呢?至于我在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对于唐兰教授过去处理系务的作风不满意,但是不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来批评他,帮助他,反而用轻薄的口吻去打击他,尤其是无原则的纠纷,犯了狭隘不能容人的错误。
工人阶级是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但是我经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作福利部长的时候,却一再坚辞,后来虽经群众说服,勉强担任,终于没做出什么有关本阶级利益的事情来。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各方面,尽一切方法,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福利部正是可以发挥这种巨大作用的机构,而我所以要坚辞,无非怕因为担任这件有关集体利益的工作,妨碍了个人的业务,影响了个人的身体。这纯粹是从个人出发,没有组织观念的具体表现。
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他们看清楚了社会发展的前途,追求着人类光明的远景,为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着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斗争;同时,他们的理想虽然远大,工作却非常切实;遇到困难设法克服,有了问题冷静地分析、解决,绝没有狂热、急躁、灰心、失望的毛病。至于个人的地位、名誉,眼前的鸡虫得失,微末的身边琐事,在有修养的工人阶级哪里还有功夫计较呢?但是,我自己主要的病根就是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解放以前如此,解放以后还没消除。我喜欢别人奉承,因此解放前曾经误入歧途;不肯虚心接受批评,因此得不到群众的真正意见。好跟别人计较高低,由于地位的私欲作祟;好逞能、好表现,由于好名的孽根未拔。稍有所得,就沾沾自喜;小不如意,便盛气凌人。对于青年干部有封建家长和旧式塾师的作风,只能强迫命令,很少说服教育。对于一般同事往往“以讦为直”,恶语伤人,而不能从原则上帮助他们去克服弱点,改正错误。至于教书和办事,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颇能认真负责;仔细检讨起来,却处处没能忘我。因为是我教音韵学、语言学,所以总想比别人教得好,因为是我领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以总想比别人有成绩。最近听见有人批评我说:“如果北大跟别的机构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北大一边;文科研究所跟北大其他单位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文科研究所一边;一旦语言研究所跟文科研究所发生矛盾时,他就会站在语言研究所一边了。”这种本位主义的私心,我的确还没克服掉。一九五○年国庆节为了各少数民族语言录音事,我跟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主任发生争执,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假如大家工作的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又何至于彼此误会呢?还有急躁、褊狭是我第二个严重病根,无论在说话、作文、处事、接物的哪一方面都表现着这种毛病;就是高血压的病征也是跟褊急的性情互为因果的。有了工人阶级修养的人,眼光远,胸襟宽,遇事对人可以应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哪里会急躁褊狭呢?
工人阶级应该继续不断地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我呢,只有在北京大学担任政治课的一年,在“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下,读了一些初步的政治理论书,作了几次背诵教条、不能联系实际的启发报告;以后总因为业务占了大部分时间,没能继续不断地研究政治理论。直到现在,不单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一类的经典著作还没敢摸,连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没能结合各种文件去仔细精读!要想改造自己,而不能有计划地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随时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那怎么能够有预见地教育后一代或领导研究工作呢?
因为立场站不稳,自然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照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所分析,我应该属于“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的一类。过去也偶尔发生一些正义感,不满意于反动统治和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反抗的决心,并且多少在客观上推行了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有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地位还会不知不觉地维护旧制度。这正如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中所说:“旧制度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在不至于根本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限度内,有时也许表示相当的反抗,一到反动政权快要推翻,影响了个人的生存地位的时候,反到有所顾惜,不再表示反抗。汤用彤先生作自我检讨时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足见这是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通病。我在昆明的一段,一方面跟国民党反动派若即若离,一方面也跟闻一多先生等领导五四文艺晚会,推动了进步的空气,这正可以表现我极端矛盾的思想意识。恩格斯说:“在任何时候,没有谁可以把矛盾长期掩蔽起来。矛盾须由斗争来解决。”这次展开学习以来,我不断地反省、自讼、实行思想斗争,现在坦白地暴露出来,更希望得到群众的帮助,使我可以向前推进一步。
思想意识是跟阶级性分不开的。在我所揭发的许多思想意识中,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动摇、急躁、惧怕严重的斗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至于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和个人英雄主义那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了。从前我总以为从十八岁起就靠作速记技士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后来也一直在中学或大学教书,到现在还是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市民,而且三代以内都是“吃钱粮”的军人,并没作过大官;照阶级成份来划分,自认可以算是一个脑力劳动的工人,即使作过多年的教授,生活比较优裕,顶多也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哪里来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呢?要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不然了。从前满洲人管钱粮叫做“铁杆儿庄稼”,因为农民的收获还怕旱涝蝗虫,而旗人不论年成好坏,都可以按月有饷,按季有米。这句谚语充分可以表现我的上辈曾经是不劳而获的。我所残余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从这个根源孳衍出来的。四十年来受了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在我的青年时代老存着自卑心理。那时曾经给人写信说:“余以孤臣孽子之意结,时存力争上游之壮志”。这足以表现我因为受压迫而极力想往上爬的情绪。及至后来靠着一些跟改善人民生活无关的知识,爬到了相当的地位,那种自卑心理又一变而为自尊心理,这样一来,更助长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思想意识绝对不是工人阶级所应有的。
我们如果不能坚定革命的立场,以正面的革命行动来彻底澄清以上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单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作个很好的人民教师或科学工作者,就连这次学习也恐怕不能深入。要想决心改造,我们就先得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毫无留恋地否定过去,丢掉包袱;然后有系统地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中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依靠组织,接近革命人民,坚定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们在教学上引导下一代走上更发展的前途,在科学研究上随时配合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并且要有迎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见。我们不要妄想作尼采所假设的“超人”,也不要妄想作易卜生所描写的“人民公敌”;我们只应该向群众学习,在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作一个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无名的细胞”。必须如此,我们脑力劳动者才可以名副其实地转换成工人阶级。不过这次学习只是我们除旧更新的转捩点,要想彻底改造还得靠着以后许多实际工作来长期考验。假若有人在实践上经不起考验,那就表明他并没认真学习,并没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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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举行华北区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十二月二十日举行华北区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出席的有华北文学艺术界筹备委员会、华北军区、华北事务部、华北级其他机关团体干部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察哈尔、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文艺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共约二百余人。会上首先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讲话。他明确指出这次全区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他在说明了过去历次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之后,着重提出,为了准备我国大规模的建设,为了迎接国家工业化的光辉灿烂的前途,全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及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并指出这些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都是要扫除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为国家大规模的建设作准备。
会议继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磐石作报告。张磐石在介绍了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的情况和经验之后,着重指出: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华北区也同样地存在着。华北区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同样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倾向,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目前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在文艺界中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队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张磐石指出:两年来华北区文艺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些成绩和我们国家的各项成就还极不相称。文艺工作中还存在着如下几种不正确的倾向,阻碍着我们前进。首先是文艺统一战线问题。进入城市后,由于某些从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开始抱着自满情绪,排斥新区的文艺工作者;经过党指出这种错误之后,他们也作了不少团结改造的工作。但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向他们捧场时,他们就又放弃改造的工作,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放弃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其次是文艺领导工作大部分是领导行政事务工作,忽视思想领导。不是集中精力研究有关文艺创作、批评等问题,而是集中注意于扩大编制、房屋、生活待遇等问题,以致使文艺团体的工作,没有战斗性、没有实际内容。第三,文艺创作上,曾经存在着严重的不问政治倾向。反映工农业生产的作品,常常是不联系国家利益的。某些作品穿上劳动人民的外衣,实际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思想感情。由于作家脱离现实、脱离政治,所以创作上普遍存在着老一套的毛病。进城两年多来,很少见到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表现工人生活斗争的作品。劳动人民要求文化艺术生活,作家们却不能在创作上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些作家不愿参加实际斗争,关起门来,钻在古书堆里,专写历史题材,但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写的常常是反历史主义的东西。第四是严重的形式主义,不考虑当地情况,不研究如何提高思想内容,一意摹仿大城市,特别是学习铺张华丽的形式。有些文工团进城以来,基本上没有把工农兵作为服务的主要对象,一心向往于西洋技术,轻视民族和民间艺术。第五是严重的粗制滥造和创作怠工的现象,同时并存。一方面粗制滥造,乱出刊物;一方面有些人名为作家,实际游手好闲,长期不写东西。第六,无组织无纪律和严重的自由主义。有些党的文艺作家的作品,不经领导机关审查随便出版,或经领导方面指出错误,他们也不愿修改。对一些有错误的文艺作品和作者,也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张磐石说:去年八月以来,华北局宣传部曾两次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华北局去年九月和今年十一月又曾两次发出指示,批评了这些现象,因而在今年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通俗化工作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绩。今年八月的文艺工作会议,又着重指出在文艺领导上忽视思想领导的严重情况,提出整顿文艺刊物和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创作运动,也已初见成效。但因没有广泛地系统地在华北文艺界中开展一个确立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思想教育运动,因而使得文艺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状态和个别严重的思想错误,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张磐石继又指出:有些老作家,缺乏政治热情,对新事物丧失感觉;有些新的青年作者,在党和人民的培养、督促下,稍有成就,便生长自满情绪和骄气,逐渐脱离群众;广大新生的作者自生自灭,这是华北文艺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的作家们,普遍看不见伟大时代的新事物和人民的新要求,不认识今天,也看不见明天,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张磐石在历述了这些错误思想和倾向之后,着重指出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同时提出改进文艺工作状况的几点要求:
一、文学艺术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艺术必须为革命事业服务,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二、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改造思想。文艺必须由工人阶级思想所领导。文艺工作者必须经常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一定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三、作家的任务是教育青年一代,从思想上武装人民。每个作家应经常以自己的劳动成绩贡献给人民,不能拿粗制滥造的废品或次货来搪塞任务。作家应有劳动纪律的约束。四、作家要把自己的生活作风严肃起来,反对那种封建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反对那种嘻嘻哈哈懒懒散散的习气。全区的文艺工作者们,应在工作和道德上成为无愧于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文艺战士,成为任何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五、文学艺术事业是战斗的事业,文艺队伍是战斗的队伍,不能降低为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的乌合之众。
张磐石在详细阐述了整风的方法和步骤之后,他号召全区文艺界同志,要和正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认真开展一个整风学习运动,搞通思想,端正立场,确定制度,订出工作方针和计划,以新的姿态迎接更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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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新版本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胡乔木同志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新版本。新版本包含一些对于初版的修正,所以篇幅较初版本增加了十七页。新版本所作的修正大部分是文字上的。有一处是重要的订正:初版本第二十五页第三行“保护富农”一语,从上文看来,“保护”显然是“保存”的印误。在新版本第三十页上,这句话已改正为“限制富农”。
除了文字上的修正以外,也有几处历史事实的重要补充和订正。比如关于“五四”运动的叙述,初版本是较为简略的。作者在新版本第五至第六页作了如下的补充:“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帮助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中国工人力量的兴起,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口号,是要求民主和科学,但是‘五四’运动中的左翼,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却传布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传布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他们抱着这样的观点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新版本第二十六页对初版本第二十一页关于秋收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各地组织起义的叙述作了如下的补充:“……此外,在一九二七年秋冬到一九二八年春,党还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湖南南部、广州市、广东东部、海南岛以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起义。其中湖南南部的起义,是朱德、陈毅、林彪等同志领导的;他们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后保留的一部分转入湖南南部,在领导当地起义后不久,又率领部队和起义中组织的农军与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其他地方的起义中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也多少留下了一部分。凡是对这一部分武装部队实行了正确领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武装斗争就逐步地发展了起来。从此,就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些部队,就是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即现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初的来源。”
新版本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对初版本第二十八页关于“左”倾路线的叙述也作了补充和订正:“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初版本作十月)间,党中央以李立三同志为首,曾经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这个错误计划曾经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组织的严重损失。但是在红军中,却由于毛泽东同志坚持着正确的方针,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一九三○年九月,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受到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纠正。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从‘左’面来攻击六届三中全会。他们认为李立三同志的主要错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并且责备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他们终于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倾派别,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这个‘左’倾派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又在国民党区秘密工作的问题上,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形式和积蓄革命力量的思想,继续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虽然在严重环境下作过许多英勇的斗争,最后却差不多全部受到了破坏,而由‘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也不得不迁入中央红军根据地。临时中央到达红军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等会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
新版本也对初版本个别历史事实作了订正。如初版本第二十九页“陕甘红军”,新版本已订正为“陕北红军”(见第三十六页)。
新版本的另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把第一至第四各章题目上的“时期”字样删去了。因为这本书是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六个时期的历史分作四个段落来叙述的。第一章和第四章各包含两个时期:第一章包含党的成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原题为“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四章包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原题同)。可是读者往往误以为这两章每章都只包含一个时期,而最后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的划分和名称现在也还不便确定,所以删去“时期”字样是适当的。
这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历史的叙述,作了很好的尝试。新版本对初版本所作的文字上的修正和若干历史事实的补充都可以给读者以更清晰的观念。但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这个书的工作上留下了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作者把新版本称为“再版”(见“再版声明”),而人民出版社在版权页注明为“重排三版”。究竟是“再版”呢,还是“三版”?叫人弄不清楚。这个疏忽应当在续印的时候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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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区成立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
将从明年一月起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将在明年一月起有计划地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为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西北区高等学校已在十二月十一日成立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轩任主任。参加这次学习的,有西北大学、西北艺术学院等十一个高等学校及其附属单位的教职员二千五百多人。学习时间预定为六个月。
西北区各高等学校教职员在解放以来,经过初步自我改造学习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政治思想水平已有某些提高,自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后,他们都希望这一运动能在西北区迅速展开。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成立后,许多学校教职员都热烈拥护。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和该院各单位的负责人曾联名写信表示:“要在院内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并保证把全院的思想改造学习搞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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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在十二月十九日到了康定,受到当地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该队经过重庆、雅安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又各调了一批医务人员参加该队工作。
▲西康省人民政府和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分别组织医疗队到大、小凉山地区为彝族人民治病。今年五月到十一月,各医疗队已先后医好了约两万个人的疾病。现在,西康省人民政府和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彝族人民地区的卫生工作,已分别在大凉山的昭觉县设立了防疫站,小凉山的马边县等地增设了医疗组。
▲贵州省人民政府一年多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许多基层卫生组织。各专区除镇远、遵义外都成立了民族医疗防疫队,专为少数民族人民防治疫病。各专区和县的卫生院也开始免费替少数民族人民治疗疾病。镇远、毕节等专区还开办了少数民族卫生人员训练班,帮助各民族训练了大批卫生干部。今年秋季,贵州省土地改革卫生工作队又帮助各地训练了一千五百四十多个少数民族初级卫生员和接生员。
▲西北各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已有很大发展。西北各地两年来有计划有重点地创办和改进了大行政区、省及专区三级的维吾尔、哈萨克、藏、蒙、锡伯、俄罗斯等十七种民族语文的报纸。据不完全统计,各民族语文报纸的发行总数已达二十多万份。各地还用各民族语文大量出版了毛主席的著作和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政策法令,仅新疆一省用少数民族语文出版的毛主席著作和各种政策法令的书籍,就有八十多万册。
▲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老舍的舞台剧本改编的“龙须沟”故事片正在拍摄中。该厂另一故事片“一贯道害人”在拍摄时,有许多已悔过自新的一贯道道徒参加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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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秘密的偷窃和公开的破坏 华君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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