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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批判我的旧思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王家楫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完全是从旧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过去关在实验室里,自命“清高”。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检查一下,觉得以前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多,差不多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容易犯的毛病,我没有一样没有犯过。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很愿意提出来讲讲,使得大家明了,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把脑筋改换过来,是不配当人民的勤务员的。
我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自从进了初等小学,脑袋里就充满着向上爬的思想。在小学的时候,父亲曾经请了一位算命先生,这位先生将我的八字排好之后,恭恭敬敬地说:“这位小少爷的八字,是双飞蝴蝶格,格局高贵异常,一旦矢志攻书,定许名题雁塔。”父亲当然兴奋得不亦乐乎。那时我只有七八岁,站在旁边,也不禁笑逐颜开,说不尽的高兴。等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以后,出洋留学以前,暑假寒假回到家中,还要翻翻我的命书,引以为快。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初入门径的生物学工作者,对于达尔文的学说,也有了一些认识,但还是很可怜地为这个“命运”的胡说所迷惑。在旧社会里,无疑地,我的思想意识里,只有一个个人的前途,时时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决不会为这个“命运”的胡说所迷惑。到后来我还要讥笑比我爬得快、爬得高、或者一直爬到人民头上的人,说他们投机取巧,卑陋龌龊。但现在反过来想一想,当时自己也何尝不在爬的过程之中呢?不过爬的速率和方式,有一些不同而已。
自从进了南京高等师范,我就没有用过老家一文钱。那时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以为可以对得起老家。不知道老家的钱,都是从农民身上剥削得来的;在高等师范所吃的白饭,出洋留学四年,用江苏省官费四五千美金,也同样是人民的血汗。总之我一生都是用人民的血汗来念书的。等到留学回来,虽然在中央大学教了五年书,但所教的学生,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没有教过一个工农的子弟。虽然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但都是在自己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兜圈子,并无计划性。心血来潮,今天愿意做变形虫,就做变形虫;明天愿意干纤毛虫,就干纤毛虫。不去问问做出来、干出来的东西,究竟对人民有什么利益?一直到解放为止,将近三十个年头,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脱离实际的,我的作风是一贯自由散漫的。当时我所专门研究的一个范围——原生动物学,在国内没有第二个人的资格比我还老,而且很享盛名。今年在国内多发表几篇论文,可以提高我一些地位;明年在外国杂志上再发表几篇论文,更可以大大地提高我的地位。人家恭维我,我表面上虽则谦虚,心里头着实好过。大有“而今中国的原生动物学舍我其谁哉”的感觉。那时我也希望把我的工作搞好,但希望的目的是:工作搞得愈好,我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可以站得愈稳,还可以倚老卖老,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到解放以后才听到的。
过去的中央大学,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发展改变而成,因此后来中央大学的一个小集团,旁人就称之谓“南高东大”集团。这个小集团充满着陈旧崇古的保守性和宗派主义的狭隘性。我是从这个小集团内很早孵化出来的产物,小集团的一般思想情况,也就大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情况。五四运动刚才开始的时候,北京大学提倡做白话文,南京高等师范起而反对。当时南京高等师范所出的“论衡”,就是反对白话文的工具。我虽没有在“论衡”上发表过文章,但也是口口声声反对白话文的一人。等到我女儿上学之后,读书不到两年,就会提起笔来写信,我才不反对了。不反对的原因,也只是为我子女容易读书起见,自己还醉心于古文。有时写科学的文章,还想套袭桐城派的章句。从未自己问一问,这种文章写出来,广大的群众是否能看得懂呢?当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四川北碚的时候,至少有两三年为了做好古诗费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业务工作,做得很少。我自己“陶冶了我的性灵”,但前方后方的劳动人民,天天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蹂躏践踏之中,他们的性灵是什么样呢?相形之下,如何对得起人民呢?
中央大学从开始到抗日战争末期,历任的校长如朱家骅、罗家伦、顾孟余等,都自北京大学出身,或者是和北京大学很有关系的人。“南高东大”的集团,始终是满肚子里不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并非因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的头目,否则像蒋匪介石也居然一度做过校长,为什么并没有人出而反对呢?不高兴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一个宗派观念。中央大学的架子是摆得很大的,但高高在这个大架子上面的人,并非自己集团出身的人,而且换来换去,还是一个“老冤家”,感到不成体统。面子上既不好看,心里头更不舒服。一方面朱家骅等做校长的时候,对于全校师生,有很多压迫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个小集团也在一院之内,一系之中,尽量酝酿着“南高、东大、中大”清一色的把戏。自己的学生尽管糟得很,癞痢头儿子亲生的,终是要另眼看待。我到中央研究院以后,添聘年轻的人,有时多聘了别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少聘了或者不去聘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就要受严重的批评,说我没有照顾到母校母系,忘怀了自己的根本发祥之地。有时要添聘年纪较大、能领导研究的人,如果和集团中人商议,说来说去,被推荐的终不外乎是自己的同学。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先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昀其人者。解放后不久,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有好些人感觉得很不自然,人民政府为什么不把中央大学改成原来的东南大学呢?很明显,这完全由于宗派主义的传统思想还在作祟。
现在新中国所有的大学,不论什么名称,都应该由人民掌握的了,不能为一个小集团所支配了。我们必须打破宗派观念,放弃小集团,站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伟大的立场上。
从前我是不习惯于集体的生活,怕组织,怕纪律。我所欢喜的是单独的生活和单独的工作环境。同群众是非常隔膜的。一九三四年进了中央研究院,真是适合我的胃口。直到解放为止,整整有十五个年头,做了反动政府当点缀用的一只花瓶,更看不见群众的力量。群众对于我呢?不要说反动政府“翰林院”内的花瓶,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花瓶,安安稳稳放在客厅里面,劳动人民也是难以看见的,即使偶尔看到,望也不敢多望一望,还敢去亲近他用手摸一摸么?我还记得当蒋匪介石要做总统的时候,伪政府进行了改组,以朱家骅、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争取了直接隶属于伪总统府的机会,于是花瓶声价,更增高了百倍。全院的人,十之八九,也都引以为喜。我又记得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前中央研究院的朋友们开了好几次会,讨论关于新中国的科学院应该如何组织,有好些人对于所谓隶属问题,还想考虑,希望要隶属得高一些。但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乎隶属的高低,而在乎要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建立新的立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学术研究,和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密切相配合。隶属得高,隶属得低,都一样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决不再把我们当作花瓶用了。我们应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了。
本位主义和关门主义,是过去中央研究院一贯的作风。一个所长经费争得愈多,表示他的行政权威愈高,一个研究员图书、仪器买得愈多,表示他的研究能力愈大。大家只管扩充自己的地盘,地盘大了,可以夸耀于人。那里有闲工夫照顾整个院的全面,更没有闲工夫照顾人民有没有痛苦。认为自己的工作终要比人家的工作高出一层;自己训练出来的人终要比人家训练出来的好得多。表面上虽然互不得罪,但背后头彼此常说坏话。研究员和研究员之间,所和所之间,时常存在着不少的隔阂。特别是各所之间,大家很少来往,仪器药品也难得借用一下,整个的象牙塔,当然也关得紧紧的了。内部尚且如此,对外更谈不上有联系。而且自高自大的态度,人家望见了还要退避三舍,如何敢来亲近我呢?过去人家骂中央研究院关门主义,我终是以为与我无关,被骂的不是傅斯年,就是汪敬熙。等到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的时候,各所的任务和工作计划,都在小组会议上请院外专家及产业部门的代表提供意见,加以批评,真是见所未见,我方才觉得自己在从前也犯过关门主义的错误。
解放以后,我忽然听到了“买办的科学家”这个名称,我觉得很奇怪,科学家为什么会变成买办呢?后来分析分析,过去即在中央研究院中,就有不少科学家的确有买办的思想和作风。最特出的是汪敬熙。他对于中国国内研究科学的人,没有一个瞧得起的。在他周围的同事,都不在他的眼中。少不如意,还要大发雷霆,肆口谩骂。但是对于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恭而敬之,态度完全两样。在他脑筋里面,在中国只有他是可以配得上做科学家的,其他真正的科学家,都生长在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没有资格生得出来的。只有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做的工作,可以做得比他还好,其他的中国人,如何能及得来他。这种行径和想法,还不像洋行里的买办么?中央研究院历任的总干事,我所最佩服的有两人:一是丁文江,一是萨本栋。这两人脑袋里也是充满着买办的思想。无论什么东西,说来说去,终是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比中国的好。二人对于我觉得样样都不差,只有一样他们认为美中不足,就是我的英文说起来不很流利;写起来也不十分高明。但是我在当时写研究论文,篇篇都是用英文写的。嘴里头说,用英文写因为要和国外科学家交换;心里头实在另有一种想法,用中文来写,恐怕要降低我的论文的价值。丁、萨两人后在中央研究院所执行的英美式的政策,当时我都非常拥护,他们做了中国科学的大买办;我也做过中国科学的小买办,自己还不觉得呢!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
一九四九年的年底,中国科学院把以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重新调整的时候,我的情绪闹了许久,经过了许多剧烈的思想斗争。当时大家所犯的毛病,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不肯放弃小圈子,
一个是不肯改变自己的兴趣。小圈子就是小集团,现在不能再存在,必须打破。个人的兴趣,当然很重要,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感兴趣,做起来就很难做得好。但是人民的需要,比较个人的兴趣,尤其重要。如果真正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向群众学习,彻底了解目前国家的迫切需要,我想新的兴趣,也会产生出来。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愿意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向,以配合目前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人民。科学不能例外,当然也属于人民。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无条件地为了人民,为人民解决问题,为人民谋福利。我们不能再效法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英美式的科学家了。我们不能再强调个人的兴趣了。我们必须向苏联科学家学习,效法他们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方法。
过去的缺点和错误,是说不尽的。但我们如果能够虚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抛弃一切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有勇气向群众学习,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变旧的态度,革除旧的作风,我想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有可能成为人民的一个勤务员,都能够为建设新中国而发挥我们最大的力量。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二○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二○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以“工人阶级的团结是争取和平与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为题的社论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决议曾指出: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上,工人阶级在一国范围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团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的团结,对于保卫和平、防止法西斯统治的建立、坚决打退独占资本向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进攻和争取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改善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社论接着说:随着资本主义和整个殖民制度的总危机的日益尖锐化,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的失业和贫困日益加剧,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是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有成绩了。社论叙述了国际的民主工会及妇女和青年组织的力量日益增加,千百万人民都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人民民主国家在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方面已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并且列举了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的劳动人民最近斗争的成绩。社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个别的党组织,在执行扩大并巩固全国民主力量的统一阵线的任务时还存有缺点。有一些共产党员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有些党的宣传员有时缺乏耐心,不愿和那些受了帝国主义者欺骗的普通社会党员工人打交道,使他们真正醒悟过来。社论强调说: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责任,是进行忘我的坚持的斗争以争取工人的团结。社论并摘引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情报局会议的决议说:工人运动的团结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加强,非但对于解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日常问题是必要的,就是对于解决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着推翻独占资本的政权、按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斗争的阶级)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必要的。
本期刊载了日本共产党的新纲领“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纲领中分析了美国的占领怎样使日本人民遭受痛苦,吉田政府是美国占领制度的精神的政治的支柱,并指出日本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不可避免。纲领中举出了日本共产党关于对外政策、国家制度、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的三十二项要求,指出实行这些要求会把日本国民从奴役和贫困下解放出来。纲领最后号召日本一切进步势力首先是工人、农民立即加强和发展民族解放民主统一战线。
本期刊载了费列依卡的论文“捷克斯洛伐克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繁荣的象征”,文中叙述一九五一年捷克国民收入(即某一年度国家的整个经济的生产总值)比一九三七年高出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但在战后捷克人口减少了,所以最能反映经济成就的材料是以人口平均计算国民收入的增加,这一数字显示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三七年高过了百分之六十八。在一九四九年,捷克国民收入比战前上升了百分之十二点五,一九五○年上升了百分之七点二,一九五一年上升了百分之十四点五;而美国国民经济收入每年增加不过百分之零点五到一点五。费列依卡说:国民收入的迅速上升是与工业的增长有直接关系的。一九三七年捷克工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百分之五十三点二,一九四八年就增长为百分之六十一点九。国民收入的增长保证了人民消费力的增加,一九五○年和一九三六年相比,人民对肉及肉制品的消费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七,麦粉和五谷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四点四。今年工业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五。
本期刊载了法国总工会书记摩林诺的论文:“法国劳动人民团结斗争的意志”,论述了法国工人团结斗争的现状。本期还刊载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谢胡的文章:“铁托—兰科维奇法西斯集团反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罪恶阴谋”,文中详细揭露了铁托匪帮屠杀南斯拉夫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派遣间谍进入阿国境内,以及在边境挑衅的情形。(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黑龙江边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民族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杨英杰
编者按:鄂伦春族是一个很小的民族。由于人民政府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鄂伦春族已有很大进步,人民的生活也有了相当的改善。杨英杰同志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鄂伦春族人民各方面的情况,对研究少数民族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原文载九月八日到十三日东北日报,长二万五千字。经本报删节,发表于后。
(一)鄂伦春是怎样的一种民族、他们的生产和社会生活是什么样子
鄂伦春族是世居黑龙江及嫩江流域间和兴安岭数千里山林中的一个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枪、马和猎犬。约在四、五十年前,开始使用单响枪。约在一九二○年间,就大量使用各种步枪了。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他们曾弄到少数机关枪、手枪等。他们的枪法颇纯熟,十中八、九。马是生产工具,同时也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无论男女老少都善骑马,每人一匹。各家都养猎犬。好猎犬的价值有等于两、三匹马的。他们按一定季节出猎,叫做“红围”。每次“红围”时间约为一个月。第一季为“鹿胎期”,时间在二月至三月;第二季为“鹿茸期”,时间在五月至六月;第三季为“叫鹿围期”
(这是鹿的交配时期),时间从九月至落雪;冬季落雪时期为“打皮子期”。此外,还随时上山打猎。猎取鹿、熊、野猪、犴(像牛大小)、倭刀、飞龙、乌鸡、树鸡等等的飞禽、走兽。行猎时期,从佐领到群众,都三人、五人地自愿结成小组,骑马携枪,入山打围。猎到野兽,割取皮张。兽肉由专人或妇女割成条条,挂在树上晒干,以备分配食用。打猎完毕,平均分配猎物,参加的人,不分男女,每人一份。对于虽没有参加劳动、但为鳏寡孤独或有其他困难的户,也分给一些皮张和肉类,只是不给贵重的鹿茸、鹿胎。妇女很能劳动,在家从事日常家务,并做晒肉干,熟皮子(这是很重的劳动),薰蚊虻(山中蚊虻很多,如不薰烟,人马受不住,有被蚊、虻吮咬而死的),采集山菜等劳动。此外,妇女还养马、喂马,准备出猎行装等。由此可见,鄂伦春人的生产关系是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只是生产工具(枪、马、犬)则归各家族私有。这种氏族社会的生活,由于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相接触,已经多少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社会组织,以“佐”为单位。“佐”是清代的名称。从其机能来看,是一个最基本的行政、军事、生产单位。最先,大概就是一个氏族。过去各佐负责人是由有威望或有技术的人担任。清代则改由满清政府委派。但在委派时,也多照顾到这个人的威望。有的佐领是世袭的。一般地讲,群众对佐领很尊敬。佐领权力很大。但在处理“犯罪者”时,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遗迹。如某人犯“法”,就以佐领为主,组成“临时法庭”,请许多人参加,征求大家的意见,进行处理。对某些犯“法”的,只打一顿桦树条(妇女则打手板)就算完事。没有监狱。对于因酗酒而杀人的,多调处完事。他们没有成文的法律,许多事情都是遵照习惯来办。如各佐打猎地区多从祖宗规定,各有境地,互不侵犯。
在生活方面,鄂伦春人绝大部分是以狍肉、犴肉、鹿肉、野猪肉为主食。南部地方的鄂伦春人吃粮吃肉各占一半。冬夏衣服,都是用兽皮制的。一九四七年以后,布类逐渐增加,现在许多人已穿上布衣,但在冬季或入山行猎时,主要还是穿兽皮衣。皮衣表面和边缘,都刺有花纹,妇女的外衣,还刺有美丽的花朵。被子是狍皮做的,缝成圆筒。铺的多是熊皮、狍皮,很暖和。关于住房,现在瑷珲县等处某些鄂伦春人已住木房。但绝大多数还住在“撮罗子”中。“撮罗子”是类似北方农民戴的圆草帽形的一种帐篷。当中有一火炕,顶上开孔,以通空气。三面是炕床,一面是门。有的“撮罗子”外面用兽皮或布装饰,但一般人家只是蒙上桦皮。每一“撮罗子”可住六人。住“撮罗子”的,每隔十里八里有三、四家,住在靠山沿水的地方。现在有二、三十家住在一处的了。
男婚女嫁,由父母包办,用酒、马为礼。有十五、六岁结婚的。也有个别招婿的。基本上是实行一夫一妻制。过去一般不赞成寡妇改嫁。如寡妇要改嫁,须把小孩、财物(除了女人由娘家带来的马匹)留下。不过近年来寡妇改嫁的已逐渐多起来。鄂伦春人姓氏很少,现在只有六姓:关、吴、魏、葛、孟、莫。同姓严禁结婚;关、魏、葛三姓之间,孟、吴两姓之间,也禁止通婚。只有莫姓可以和其他五姓同婚。因此,大大妨害了鄂伦春族人口的增殖。他们喜认义父子,拜干兄弟。人死以后其生前所用的武器、用具,一般都要装入棺材。过去还把死者生前骑的马杀死,把马皮、马肉挂在树上,并把马具烧掉。现在杀马的已大大减少了。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祖先。看到奇山怪石、出众大树或特别景象,就要跪拜叩头,有时还要上供。过去有人打猎时不打狐狸。患病时多用火烤,病重了就请“大神”跳“神”。妇女生小孩,必须到离原住处百步以外新建的小“撮罗子”里去生。过一个月才许回原住处。有的甚至在屋外生。冬季风雪大,婴儿死亡率很高,产妇也极易生病。小儿玩具多用兽爪、兽骨制成,五、六岁的儿童就和母亲同骑一马。鄂伦春人爱喝酒,皮张换来的钱,大部分消耗在酒上。吃酒必众人聚饮,酒后常发生打架情事,甚至动刀动枪。他们的记忆力很强,眼力也强。他们现在通用的语言是汉语和鄂伦春语两种。但鄂伦春语中缺乏很多现代语汇,不够应用,因此也夹杂了许多汉话,如毛主席,共产党,苏联,飞机,电灯,电话等。鄂伦春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满清时代少数人使用满文,如今懂满文的已寥寥无几,远不如使用汉字的人多。他们最热闹的日子是过年、男婚、女嫁或死了老人。每逢婚礼,大家都去饮酒作乐。席间大家唱着多年传下来的歌曲,如:“好好过日子,男女都好。不要打架,不要骂人。好好过日子,要发财。男子努力打围,女人好好熟皮子,好好缝衣服,要勤俭,不要懒。男子上山打围,妇女在家好好做饭,好好喂马。”从山上打猎回来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唱着古老的韵调抑扬的山歌。两亲家见面高兴的时候,也是用唱歌来表示:“咱们老在一起,不要离开太远。离得太远你想念我,我也想念你。我们互相团结,互相送礼,我感谢你,你也感谢我,咱们一辈子要好好保持亲家关系。你的东西,我的东西,不要分;我使你的,你使我的,不要客气。”一般人都能即席作歌。
总起来讲,鄂伦春人在满清康熙二十二年被征服前,还是一个以游猎为生的氏族社会。被征服后二百多年以来,他们的生产、生活虽然变化很慢,但确实已在变化。特别是近五十年来,虽然还是游猎为生,但因改用新式枪枝,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品也有了剩余。生产品除了直接解决衣食问题之外,主要部分是变成商品出卖,以买进生产、生活资料,如枪枝、弹药、布、盐、酒、火柴及部分食粮等。在生产关系上,一方面是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但另方面也已发生贫富不均现象。有一小部分人已从事农耕,个别人家有了雇佣关系。鄂伦春人内部的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不十分明显。可是大民族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满清,在旧中国,在伪满时期,都是如此。
(二)满清时代、旧中国时
代、伪满时代的鄂伦春人
(甲)满清时代
满清政府自从康熙二十二年征服鄂伦春人以来,曾有意识地作了两件事:第一是统治剥削他们;第二是利用鄂伦春人的武装为自己服务。
满清政府在征服鄂伦春人以后,设立五路,即库尔马路(在呼尔马河附近,辖三佐)、阿力路(在阿力河附近)、多布摩尔路(在多布摩尔河附近。以上两路共辖一佐)、托路(在托河附近,辖一佐)、毕拉尔路(在毕拉尔河附近,辖二佐)。这以后,开始让鄂伦春人学习满文。光绪八年,因满清统治者的残酷压榨,鄂伦春人痛苦不堪,起而反抗,才改设兴安城总管衙门,专管鄂伦春人的事情。光绪十九年,撤消兴安城总管衙门,又分设数路。光绪三十三年,库玛尔路协领公署在瑷珲县城正式建立。毕拉尔路协领公署设在逊克县境的车陆村。这两路以下的佐的组织,至今基本上没有改变。在经济方面:光绪十一年,满清政府开办漠河金矿时,命二十名鄂伦春人引路,经山岭森林,首创嫩漠山路栈道。满清政府对鄂伦春人剥削极为残酷,要他们献纳大量的贵重的灰鼠、水獭、元皮以及鹿茸、鹿胎、熊胆、犴鼻、飞龙、猴头等贡物。
鄂伦春人勇敢善骑射,而且很早就使用了火枪,因此很受满清统治者的重视。在百年前,满清政府征了八百名鄂伦春人入伍,去新疆打少数民族。那时鄂伦春人有烟炮枪(火药枪),新疆少数民族没有火枪,而是弓箭、长枪等,结果新疆被满清征服了。这八百鄂伦春人打完仗,归途中得传染病,死得仅剩八人。当时的入伍规定,是兄弟二人或三人要出一个兵。同治初年,吉林等地兴起了许多民众武装,满清政府就调五百名鄂伦春人给“剿平”了。于是鄂伦春人的武装,更被满清重视。自光绪元年起,每年三月间调鄂伦春人五百名,在兴安岭旺山一带操演四十天。光绪六年,调训名额增至千名。这时满清政府又使用鄂伦春人防御帝俄,因此鄂伦春人曾和帝俄交战。后来漠河一带金矿业发达,就用他们保护金厂和地方治安,防备溃兵、散匪和人民的反抗。鄂伦春人因被调训,弄得妻离子散,曾发生过暴动。
在满清时代,鄂伦春人的经济生活未被破坏,其社会组织,也大体保持着过去的状况。
(乙)旧中国时代(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三一年)
旧中国统治者是从四个方面来统治鄂伦春人的。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仍旧继续满清政府那一套政策,仍旧使用协领公署、旗佐等机构。他们一方面利用鄂伦春人保护当地的金厂,同时又设法防止鄂伦春人和汉人闹革命。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蒋匪介石勾结东北军阀向苏联挑衅之后,反动派更利用鄂伦春人加强了“防共”的工作。旧中国的官僚、军阀、地主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间组织鄂伦春人“栖林游击队”或“山林游击队”,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对于组织“游击队”,鄂伦春人很乐意,因为可以得到枪枝、子弹和津贴。
在这一时期中,鄂伦春人的经济主要还是游猎经济,但猎物却多半商品化了。直接和鄂伦春人作买卖的,都是汉族商人。这些商人背后,则是当时的军阀、官僚资本家。因此,交易非常不公平。私商用马驮货、酒入山,和鄂伦春人交易,多是先拜盟兄弟,卖酒给他们,把他们灌醉,然后以极低价钱买进贵重的鹿茸、鹿胎、熊胆、皮张等。鄂伦春人手中无货可卖时,可以赊欠。但欠债要利上加利。有春欠一元、秋还二十元,明年即变为二百元的。
一般都是春欠一元,秋还十元。还不起钱,就拉走马匹。有的人因还不起债,就把妻子作价抵账。由于这种种情况,鄂伦春人被逼得无路可走,一九二三年发生暴动,杀死官员、商人,抢掠钱财、货物、马匹,跑进深山。这次事件发生后,统治者就开始设立“官督商办”的商号,这是官僚资本家有计划地管理散商、独占对鄂伦春人贸易的办法。一九一七年间,由于奇克特及瑷珲县境山中野兽日见减少,旧中国政府就拨给逊克县境奇兴社荒地八千四百垧,拨给瑷珲县境宏户图、依西罕等处荒地三千垧,又在宏户图、依西罕等地盖房二十余间,提倡鄂伦春人定居务农。其办法是首先贷给农具、种籽,规定垦荒三年,垦熟交地,按东四、户六分土地,发给地照,作为己有。这一时期,瑷珲、逊克等地,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奇克特鄂伦春人已种地四百垧,瑷珲已垦地近一千垧。至一九二九年,呼玛县内的鄂伦春人请求拨给宽河以北长百里、宽八十里的土地耕种。一九三○至一九三二这几年中,灾害严重,野兽稀少,鄂伦春人男丁被拉去当兵,影响生产,很多人又弃农入山,从事围猎。
在文化教育方面,一九一七年,开始提倡办理鄂伦春人学校,在嫩江、瑷珲、逊克各有一处。经费由公家补助一部分,其余由鄂伦春人摊钱。教员条件是会汉文、且会鄂伦春话。此时学校,学生既少,又不能坚持学习。学校经费,也往往不按时发给。
(丙)伪满统治时代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鄂伦春人的政策是:暂时利用鄂伦春人,最终消灭鄂伦春人。
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日本帝国主义在黑河的特务机关,负责直接统治鄂伦春人。这时,一方面还保持协领佐领一套旧有组织,同时从伪满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年)开始,将旧民国年间的鄂伦春人游击队改编为“山林队”,每队或数队派一至二名日本指挥官。伪满康德七年(一九四○年)后,凡山林队员,都由日本特务机关发给“九九”枪一支,每年领取四次子弹,每次五十至一百发。队员每年春秋两季受黑河的日本特务机关训练两次,每次半月至一月。当时黑河的日本特务机关,指挥各佐对付抗日联军,沿江数千里,几乎完全利用鄂伦春人作为巡逻队。日本军队进山打抗日联军时,则令鄂伦春人引路。日本特务机关并不断派遣鄂伦春人渡过黑龙江去搜集苏军情报。这期间,原来的协领公署有职无权,成了协助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机构。只起传达作用,而且钱也发得少了。库玛尔路协领于多三不满此种地位,曾在公文中多次发牢骚。
在伪满统治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挑拨鄂伦春人和汉人间的团结,隔绝鄂汉两兄弟民族间的来往。伪满康德六、七年间,日本人将鄂伦春人集中起来,驱向山中,不许种地,不许和汉人来往。发现有来往的,就严加惩处。日本帝国主义者经常宣传说:“不要怕汉人,我们给你们作主!”鼓励他们和汉人作对。又说:“你们打死一个汉人,比打死一个野兽强得多。野兽一张皮,人两件衣。”(意思是扒下死人衣服,价钱比兽皮贵)此外,日寇采取种种手段,镇压鄂伦春人,如在某屯,就有一个日军指挥官,曾无故杀死一个佐领。有个日本指挥官因强占鄂伦春人的妻子被打死,结果那家鄂伦春人全家五口都被杀死。日本特务还暗杀鄂伦春人。后来有少数觉悟了的鄂伦春人为抗日联军带路,或参加了抗日联军。
日本帝国主义对鄂伦春人的经济统治一年比一年残酷。开初鄂伦春人还可以从事农耕,猎物也还可以自由卖出,但自伪满康德六、七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强迫鄂伦春人聚居山中,从事打猎,从事“追剿”抗日联军,不许再在下边种地。于是种地的就绝迹了。不但如此,猎获品也实行统治,规定一切皮张山货,统由日本的“满畜公司”收买,别人收买就是违法。收买皮张山货时,低价折成粮食或日用品,拖延偿付时间。从伪满康德七年开始,对鄂伦春人的粮食、日用品也实行配给:每月每人小米二十斤,白面五斤至十斤,盐油各半斤。到伪满康德十年后,小米、白面配给数量更少,每月增加橡子面二十斤。盐、油、火柴配给也不能保证了。鄂伦春人所猎获的一切皮张、山货,甚至一部分兽肉,都必须送到“满畜公司”去。这样,鄂伦春人在经济上被逼得走上绝路。
日本帝国主义迫使鄂伦春人倒退到野蛮境地中去,使鄂伦春人和比较进步的汉人隔绝,并对鄂伦春人实行毒化政策。全体鄂伦春人(除辽远的呼玛的一部分外),凡是二十岁以上的,不分男女,都配给鸦片。到现在为止,有些人还吃鸦片。日本帝国主义还给鄂伦春人制造了很多传染病,促使他们大量死亡。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了消灭鄂伦春人的政策,在伪满短短十四年中,鄂伦春人生产后退了,身体衰弱了,恶习增加了(如酗酒、吸鸦片),生活贫困了,人口大量减少了。以库玛尔路为例,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人口共一千六百六十三人,一九三二年为一千五百七十人,一九三七年为一千二百二十七人。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伪满政府倒台时,只剩下八百七十七人了。黑龙江全境内的鄂伦春人(除去现居内蒙及松江的,那里人口较少),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有二千三百三十一人,一九四五年伪满倒台后,只剩下一千一百六十四人。这就是说,伪满洲国统治十四年,日本帝国主义用各种办法把鄂伦春人消灭了一半!
总起来看,在满清统治二百余年,旧中国统治二十年,伪满统治十四年间,虽然形式不一,但都给鄂伦春人带来了灾害。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其压迫和消灭鄂伦春人政策的毒辣更表现得明显。只是到了人民政府时代,鄂伦春人才停止了倒退现象,走上发展的大道。
(三)人民政府是怎样扶助
鄂伦春人发展的
解放后,我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以及上级党委和政府及时而正确的指示,对鄂伦春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在政治方面:为了达到民族间的真正平等,我们对于经济、文化上比较落后的鄂伦春人给了特别的帮助。一九四七年黑河地区成立了协领公署,黑河地区各县成立了协领分署。我们清除了协领公署的腐朽反动的内容,充实以新内容,使它成为团结鄂伦春人,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管理国家的能力,协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卫生事业,培养鄂伦春人干部以逐步实施社会改革的机关。为了便于工作,在最初时期保存鄂伦春人多少年来所已经熟知的政权机关(协领公署)的形式,是十分必要的。协领公署已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定期召开鄂伦春人人民代表会议,经常研究护林防火,发展农业生产,开办合作社,增建学校,改进卫生状况,培养鄂伦春民族干部等工作。协领之下,还保存了佐领组织,这是在各县协领分署领导下的工作机关。真正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以佐为单位,组织防火护林队。鄂伦春人有了自己民族的指导员。个别队由政府派去指导员,帮助他们工作。他们订立了“爱国护林”公约。我们提倡境内各民族互相友好团结。为了使鄂伦春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迅速发展,自一九四八年起,每年吸收他们参加县的和省的劳动模范大会,而且出外参观学习;吸收他们参加县的和省的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中有鄂伦春人关春生为委员。我们经常对他们进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热爱人民祖国的教育。因此,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了。
在经济方面,采取了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自一九四七年起,人民政府除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外,还采取了补助办法:每人每月发给粮食若干斤,另发一部分钱。以后统一规定如下:凡鳏寡孤独以及妇女小孩(除了防火护林队员和学生外),每人每年补助粗粮二百四十斤,布十五尺,盐、油各四斤,黄烟八斤。对于防火护林队员,每年发给六个月薪俸:每月队长一百四十工薪分,小队长一百二十分,班长一百分,队员七十分。学生每人每年发给冬衣、夏衣各一套,冬鞋一双,夏鞋两双,二年一床被子、一床褥子,伙食费每月三十五工薪分,文具费五分,日用品费五分。凡患病住医院的,医药费用完全由协领公署报销。
防火护林工作,这两年来很有成绩。特别是一九五○年秋和一九五一年春,因为荒火蔓延到了林区,在政府把群众动员起来以后,由鄂伦春人领路,经过多日努力,终于把火扑灭,保护了国家森林。在人民政府提倡和扶助下,现在逊克、瑷珲一带的鄂伦春人,有许多人又从事农业生产了,现已种到七十八垧地。他们猎获的皮张,现在由合作社用公道价钱代销。他们所需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合作社以公道价钱卖给,而且已经有了鄂伦春人自己的合作社。合作社的股金不足部分,由国家银行贷款扶助。
在文化教育方面:现在逊克、呼玛、瑷珲等县,都有鄂伦春小学,附设在各县完全小学内。教授法和汉族学生相同,教育内容也相同。鄂伦春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只好借用汉文。从学习成绩看,鄂伦春小孩丝毫也不比汉人小孩差。每当鄂伦春人来城开会的时候,鄂伦春族的小学生就到会上为他们的家长唱歌跳舞,家长非常欢喜。现在已有学生九十九名(女十七名)。比伪满时代的四十多名多了一倍,比旧中国时代的也多。现在瑷珲县鄂伦春人学龄儿童共四十名,其中有三十八名已经入学。
社会生活方面:现在逊克、瑷珲鄂伦春人的住屋已大有改善,就是呼玛的鄂伦春人也住得比较集中了。他们开始注意卫生,使用毛巾、肥皂,个别人已开始刷牙。妇女也懂得了生小孩应该在暖屋里面,小孩死亡率已在减少。吸鸦片的人只是个别的了。人死以后,一般也不再杀马殉葬了。守寡也一般不提倡了。穿布的也多了起来。
由于以上情形,鄂伦春人明白了自己民族有了向前发展的保证,他们坚决执行防火护林、维持治安的任务。我从黑龙江的下游走到上游——漠河,当地干部和人民都感到人民政府对鄂伦春人政策的正确。沿江三千多里以及在兴安岭里的广大森林中,现在胡子(土匪)绝了迹。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这期间,人民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一方面是对鄂伦春人宣传民族政策,尽力争取和教育他们。尽管还有一部分鄂伦春人由于不了解民族政策、加上被坏人挑拨而和我们作战,甚至使我方遭到伤亡,我们仍然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政策。我们发了许多宣传品,作了许多工作,派遣过许多和他们熟识的人前去送信、谈判,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讲解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暴露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罪恶,介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如何为中国各民族人民服务,说明只要他们斩断和日本战犯及蒋匪帮的关系,痛改前非,则人民政府保证不究既往,而且按照民族政策,给以切实的扶助。这是主要方面。黑龙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以及人民政府,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但另一方面,对于混入鄂伦春人中的日本战犯、蒋匪特务,则采取坚决打击、消灭的政策。因为不坚决肃清这批坏蛋,不把他们和鄂伦春人分开,则鄂伦春人分不清是非,要吃大亏。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坚决打击、消灭了这些坏蛋,鄂伦春人就弄清了是非,很快地站到人民政府方面来了。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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