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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静海县西琉城村支部的整党教育
编者按：中共静海县西琉城村支部的整党教育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个支部在进行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和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时，都是紧密联系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讲解和组织讨论的，所以经过整党，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了一步。这一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河北静海县西琉城村是一九四八年解放的，一九四九年三月建立了党的组织。除三个党员已带头参军外，现有党员十三人。党员思想作风上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党员觉悟程度很低，一般的不了解党的性质和党的最终目的，认为“分了地就是革命成功”，可以“松口气”了。（二）村里原来有宗派斗争，加上支部书记信平福工作作风不民主，因而党内不够团结。（三）民兵队长刘志民和支部书记信平福都是荣誉军人，居功自傲，在群众面前摆老资格，有时不执行上级的决议和指示，自搞一套。（四）党员有强迫命令作风，一部分人认为“只要能完成工作，强迫命令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个村的整党工作是八月一日开始的，共有十一个党员参加（外出和请病假的二人）。
一、了解情况，作好准备
整党开始时，工作组说明了整党的方针和目的，多数党员对整党抱着欢迎态度，要求整党；但一般还有些不正确的认识或顾虑。
支部书记信平福及民兵队长刘志民等四人，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得很积极，又都是负责干部，他们认为“整一整，不工作的就都工作了”。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思想上也有些顾虑：怕别人报复，怕受处分。于云来等五人，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得不够积极，但没有大的缺点和错误，没有什么顾虑，他们认为整党能学些办法。高永顺和张清年二人觉悟很低，工作消极，对整党“摸不着底”，有些恐惧。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首先反复讲解了整党方针，肯定了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的成绩，也指出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第二种人，指出他们愿意整党是好的，但必须用积极的态度参加整党；对第三种人则进一步说明整党的方针和目的，以消除他们的顾虑。另外，工作组和每一个党员进行了个别谈话，以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并帮助生活困难的党员，通过组织生产，解决实际困难。这样一来，党员的整党态度基本上端正了。十一个党员一致提出要积极参加整党学习。并要作到“三不误”，就是：不误学习，不误工作，不误生产。
二、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
的教育
（一）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心目的，是使党员认识革命前途的光明伟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及中国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进行革命前途的教育。这种教育的重点是使党员大体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以便进一步具体解决某些党员所残存的“凭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和其他糊涂思想。在讲解时，先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讲起，指出这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并使党员认识大机器生产的好处。经过讲解和讨论，多数党员检讨了过去“富和穷都是命该”、“在道门，好好地遵法，死后上天堂”的错误看法，认识了这是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蒙蔽。又经过解释、讨论，进一步认识了“社会是劳动创造的”，
“帝国主义一定死亡，共产主义一定要到来”。信平志说：“我们有了毛主席的领导，工农团结起来，社会一定进步得更快。”
（2）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的重点是指明革命的远景，使党员认识到那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生活的美满幸福。经过讲解和讨论，党员一般地认识到：只有工农业的高度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在讨论过程中，曾发现两种错误思想：有的用经验主义的眼光看社会主义，不太相信大机器生产。张清年说：“有了拖拉机，落后工具也不能取消。”有的则想很快实现社会主义。高凤五和信平安提出：“凑几千斤米去买拖拉机，赶快实行社会主义。”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介绍了苏联实况，以打破大家对大生产的怀疑。对于有盲目急躁情绪的同志，则着重解释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凭空想。经过反复的讲解、讨论，大家的思想明确起来，并且表示要积极工作，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3）对于中国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大家已经学习了上述两个基本问题，所以容易领会。一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有八个党员检讨了过去认为分了地就是“革命成功”的错误思想。信平安说：“我过去认为分地就是共产，共了产就是革命到头了。”现在他认识了：“要想走到社会主义，党员除了带头打倒三个敌人以外，还要组织劳动互助，发展生产。”孔兰英说：“我以后一定积极工作，给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经过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实际工作也马上有了改进，在支部领导下，村里登时组织了四个互助组。这以后，接着进行了关于党员标准的教育。
（二）在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以前，工作组先讲解了党的历史和提高党员标准的重要意义。使党员了解了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党是光荣的、伟大的和正确的，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该为更高的党员标准而奋斗。
（1）关于党的性质的教育。这个问题能够很好地得到解决，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因此，必须事先进行仔细的研究，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并且要时时掌握党员的思想变化状况，灵活地引导大家争论，并使争论逐步深入，以求最后统一认识，提高思想水平。
在讲解党的性质时，首先用大家亲眼见过的近代化机器的大生产，和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的小生产作比较，以机器生产的效率比手工业生产的效率，以火车比牛车，以集体比个体，以组织性比散漫性，肯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说明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经过这样讲解以后，党员开始在口头上承认了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在内心里还是
“搞不通”。张清年说：“党给农民办了事，就是农民的党。”信平福说：“工人阶级虽然进步，但是人数还少；等将来中国工业化了，工人多了，才能有工人阶级政党。”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工作组又进一步进行了如下的教育：除了肯定农民在革命中、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以外，同时教育党员必须认识农民不能成为领导阶级的根本原因。然后组织党员对这一点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党员这才认识了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信平福说：“农民是个体生产，若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有多少人也得失败，历史上李自成和洪秀全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信平安说：
“像作战一样，工人阶级是指挥的，农民是部队，有部队没有指挥，有指挥没有部队都不行。”信平志说：“不按工人阶级的道走，农民使不上机器，得不到最后的解放。”这样大家就大体上弄清了党和群众团体、党员和非党群众、先锋队和普通工人的区别；了解到工人阶级是通过共产党对农民实现领导的；纠正了某些党员承认党的领导而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观念。
（2）关于党的最终目的的教育。进行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进一步坚定党员的革命人生观、批判半截革命思想。经过学习、讨论，信平安作了自我检讨，他说：“我认为分了房子分了地就完事了，那知道大头还在后头呢。”信平福表示：“为实现共产主义，咱们大家不能散漫，要团结得紧紧的，作好工作，站稳立场。”最后有十个人表示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
（3）关于党的立场的教育。这是先从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应持的态度讲起的，同时联系检查每个人的思想。经验证明，这种讲法是成功的。由于过去这个支部的党员的立场较稳，因而这次进行教育时，他们领会得就比较深刻。经过教育以后，党员认识到：“半路上不干了，就不能当党员。”“立场站不稳，就不能走到共产主义。”信平志、于文仲还回忆了过去同地主斗争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提高了对敌人的警惕性。他们说：“过去地主高凤祥，给我们送礼，就没安着好心；我们要不拒绝，非上了他的当不可。”
（4）在进行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教育时，工作组考虑到这个村的党员多半有叔侄兄弟的关系，所以重点就放在了弄清党员和支部、支部和上级的关系，党员对党的纪律应怎样遵守以及对危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应抱什么态度等问题上。在讲解时，先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讲起，然后组织大家展开讨论。在讨论中，信平福说：“党在三十年的斗争中得到了胜利，这是因为党有统一的领导。没有统一的领导是不行的，一家子过日子不一条心还不行呢，何况党呢！”信平志说：“破坏了纪律就是危害了人民的利益。”在党员认识了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以后，工作组进而讲解了支部的领导作用，支部和党员的领导关系等，党员认识逐渐提高，多数党员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刘志民说：“有一次，支部书记叫我做宣传工作，我偏去召开民兵会议。我认为，俺俩都是荣誉军人，为什么我要受他领导呢？现在才知道，这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办事。”支部书记信平福也检讨了自己，他说：“有时我从县委、区委开会回来，不按县委、区委的指示办事，另想一套。常常想作什么就作什么，用感想代替政策，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5）讲解和讨论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问题的过程，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尖锐斗争的过程。讲解以前，党员认为“作工作就耽误生产，自己吃亏”，他们把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机械地对立起来，不了解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才有个人的解放。为了扫除这些糊涂观念，工作组首先讲明了党员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正确关系。在讨论中，工作组又教育党员用回忆和比较的方法，进行了检讨。高凤五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的时候，咱们受气多厉害呀；现在的光景多么好呀，这样好的光景正是无数革命先烈拿生命换来的。”这种比较的方法对党员的启发作用很大。经过比较，党员多半自觉地检讨了过去的自私自利思想，并表示今后决心改正。如刘志民说：“我过去认为负了伤有功劳，民兵去护路，我也不带领。这样的自私自利，那能当先锋队员呢！”信平志检讨说，他的牲口从来就没有出过工。他说，党员要有自私自利的思想，就必然脱离群众，因为“党员好比火车头，群众好比火车皮。车头不走，车皮不动。党员自私自利，就和群众挂不上钩”。
（6）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育时，工作组确定的中心是：使党员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保证党的团结和使党员不断进步的武器。工作组认为：树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观点和正确态度，将为审查和鉴定打下基础。在讲解这个问题以前，党员的思想情况大体是：工作积极的，一方面认为应当开展批评，因为他们想把那些不工作的党员批评一番，要这些人也都工作，“自己也出出气”；但另一方面对自己本身的缺点则不愿提。工作消极或本身有些错误缺点的，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般的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单找毛病”。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讲明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批判了认为批评是“降低威信，损害地位”、“丢脸”等错误认识，说明应树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态度。高凤五说：“这么说，批评好处真大，又能使大家团结，群众还拥护。”孔兰英说：“批评能找出工作中的优缺点，对优点能发扬，对缺点能找出根子，好纠正。”
（7）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时，工作组针对这个支部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纠正强迫命令作风，学习如何走群众路线。在讲解了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党员应加强群众观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观点以后，又说明了怎样作群众的勤务员，批判了当群众的“老爷”的错误思想。在讨论中，党员对这一问题有两种意见：三个人认为“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九个人认为“强迫命令，心是为群众服务，只是方式问题”。经过争论，大家认识了强迫命令是错误的，并作了检讨。同时进一步批判了“躺倒不干”的错误思想，认识了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这样作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单纯地批判强迫命令作风，就会给党员一种错觉，以为“干工作的就有错误”。经过了上述的教育，党员都联系自己做了检讨。高凤五说：“我过去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连开会也不到，真是群众的大尾巴。”经过检讨，党员都表示今后要好好干工作。
（8）在初步懂得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以后，特别是懂得既不能强迫命令，又不能犯尾巴主义错误以后，为了走群众路线，做好工作，党员都觉得非好好学习不可。信平安计划今冬要好好学习文化和理论。郑连英表示要好好学习党章。
经过了党员标准的教育，又进行了党员登记，党员都表示决心作一个够标准的党员，这以后，就开始了审查、鉴定工作。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工作组先讲解了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对党采取忠诚老实的态度等问题，接着以三天时间，对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以进一步奠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然后对每一个党员进行审查、鉴定，作出结论。在审查中，以党员标准具体地衡量了每一个党员，肯定了他们过去的成绩和优点，深刻地批判了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使他们明确认识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另外，恰当地作了组织处理。
三、整党后西琉城村支部的
新气象
西琉城村支部在整党以后，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一）过去工作积极的党员更积极了，过去工作消极的党员绝大多数也积极起来。如：刘志民带领群众去挖河土，在大雨中坚持工作；一贯不工作的张清年，现在也积极工作，带头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带动群众进行秋收和挖河工作。由于党员的积极工作，村里的工作活跃起来了。为了解决秋收、秋种和治河工作的矛盾，党员带头组织了十五个互助组，妇女也组织了二十一个互助组下地参加生产，弥补了男劳动力的不足。由于党员的带头作用，保证群众及时进行了秋种和秋收，并且扩大了种麦面积，大多数群众都订了种麦计划。
（二）党员干部作风有了转变。现在，党员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大都采取说服动员的办法，一些事先能够预料到的工作，就早作准备。如在秋收中号召群众做好缴纳公粮的准备。在这种准备工作中，党员起了模范作用。特别是支部书记信平福，每次向干部布置工作，都采取商量的态度。这样就取得了群众的拥护。群众代表于云志说：“整党以后，党员像过年的时候一样，跟群众说话都是喜喜欢欢的，不像过去大模大样的了。”有的群众说：“干部有了转变，咱们也不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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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思想变迁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技术室主任 金宝善
从苦闷到积极
一九四九年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建设富强的人民中国。一九五○年初，我抱着满腔热忱，从国外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我所接触的医学卫生界的朋友，表现着一种不正常的态度。他们一方面颂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另一方面有的只埋头于自己的专门学术，不问政治；有的因为自己所提意见不合实际，行不通而消沉、悲观。
当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样前途很有希望的环境里，有些朋友们的情绪却不太愉快呢？不久，我参加了中央卫生部的工作，开始接触到了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工作内容。一方面觉得从领导方面起，各级干部忠心耿耿地苦干，令人佩服；另一方面，对所见所听的也感到不习惯。我的那一套从个人出发的想法也行不通，而开始了苦闷，由此也就体会到了
一些朋友们为什么会有那样沉闷的思想。后来经过继续不断的学习，阅读关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才慢慢地开始了解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连串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和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文化教育上的空前伟大的成就，给了我以最实际也最深刻的教育。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像共产党的朋友们那样以忘我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毕竟是六十岁的我，脑子里陈旧的东西太多了，新的认识不够，必须努力学习，改造思想，才能拔除病根。这也就说明使我苦闷的不是别的，完全是自己的病根太重；不拔除病根，就一定不能吸收新的事物，在新的环境中好好工作，而发生苦闷。一直到今年夏天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由学习土地改革文件到参加实际斗争，目睹新解放区农村中地主阶级的凶恶剥削、农民的被压迫，才明白了土地改革的意义，使我更深一步地得到了社会革命的教育。我认识了土地改革工作，是农民翻身的运动，是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所有制不废除，农村生产力无从解放，农业生产不能发展，新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实现。经过了这次实际的体验和锻炼，我的思想起了很深刻的变化。我后悔自己走了几十年的错路，没有把自己所能发挥的力量，正当地使用在为人民服务的方面。我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我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生走了错路
我在日本学医，在美国研究公共卫生，以后工作了三十多年。起初在学校教书，在实验室里制造血清疫苗。后来转入国民党政府，做了二十多年的卫生行政工作。自恃“清高”、肯干，但在政治上毫无人民立场，只知跟着那些亲美分子跑，往上爬。我请求过反动统治阶级拨经费，接受了别有用心的美帝国主义送来的补助，办过一些医药卫生机关。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为社会“造福”。其实这些为社会“造福”的事业，不过是为反动统治阶级装饰门面而已。后来看到国民党腐败透顶，以为国事无可为矣，便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从新转入教育界。到了秋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约我去当顾问，我当时看不见人民力量，竟盲然地去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由这些事实看来，十足地说明了我糊里糊涂地混了一生，三十多年的努力，不过是为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所利用，对于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补益，真令人惭愧无已！在长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华民族，必须彻底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救治中华民族的唯一的道路，也是我晚年决心竭力奋斗的道路。
在工作上的一些体验
我参加中央卫生部工作一年半，从工作中得到了莫大的改造。这里，我仅举出以下两个例子来说明。
去年中央卫生部为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创办中医进修学校。我以为中西医很难团结，不容易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两年来的事实表现，证明我的思想是错误的，是纯技术观点在作祟。根据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不完全的统计，已有九百四十个市和县，中西医务人员共同组织了医务工作者协会和中医学会。全国建立了十个中医进修学校和三十四个进修班。参加进修的中医，都努力学习技术。在进修过程中，各医学院和各大医院的西医都真诚地和中医合作，许多专门的教授都不辞劳苦地去上夜课。由于他们共同工作，发挥了集体力量，使各地区完成了许多防疫医疗的任务。我在从事土地改革工作时，曾亲眼见到联合诊所的中西医士团结合作解决农村的医药问题，中西医已开始走上了“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的道路。这是在反动政府时代，所不能想像的。
在医学教育方面，根据全国卫生会议的决定，高级医学院校缩短修学年限，大量增设中级医士学校。起初我很怀疑，总以为医学必须有高深的科学基础和较长的修学时间，方能解决实际的医疗问题。但事实上，我在土地改革时期，看到许多乡村联合诊所的医务工作者，都未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也能运用简单的技术和药品，救治了很多病人。这证明了农村医药问题，并不是光靠有高深知识的专门人才才能解决。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将有史无前例的繁荣，对于医药卫生的要求，必将大大增加，必须培养大量中级医士和初级医务干部，才能适应农民的迫切需要。一切思想如不从广大人民迫切的需要出发，是会阻碍国家进步的。
今后更须努力学习
像以上这样的事实，一件一件地在考验着我、教育着我，也改正了我在思想上的许多错误观点。这使我不能不感谢领导同志对我的热诚和友爱。事实证明：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大家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前迈进！就目前情况来说，一般旧的医务工作者的思想，已有了不少的转变和进步，但旧的东西依然或多或少地存留着。旧的不除掉，新的是装不进去的。立场不坚决，群众观点不树立，就会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损害人民的利益，阻碍国家的发展。
因此，我们医务工作者今后必须加倍努力，积极参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更坚韧的斗争，使自己更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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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天津和东北的反应
北京市文艺界整风学习展开后，已得到天津的文艺工作者的响应。
天津各文化艺术团体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十二月七日举行学习动员大会，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松龄作报告。他指出：天津解放以后的文艺工作跟不上客观需要，主要是因为进城以后，在新的工作环境下，文艺工作者当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开始复活和发展，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发生了模糊动摇。天津文艺干部中有严重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倾向。有些同志在工人阶级文艺的招牌下贩卖小资产阶级的货色；在“推陈出新”的口号下，对旧文艺无原则地团结、让步或迁就。有些文艺干部中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以至文人无行的可耻的堕落行为。文艺团体如同虚设，文艺机关忙于事务。有些同志游手好闲，常年不做工作，不以为耻，个别的人已完全失掉共产党员的气质。最后他号召全体作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严格检查自己，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首先整顿党的文艺队伍，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思想，好带领全市文艺工作者把天津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接着由孟波传达了北京文艺界整风动员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情况。方纪、鲁藜等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方纪首先对自己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作了进一步的检讨，认为这是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歌颂了放任轻浮的恋爱至上主义。其次，他批评了芦甸和鲁藜的几首诗歌，批评了天津不少文艺工作者竟与一些错误思想和平共居，如公开为阿垅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辩护；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采取不严肃的态度；“天津文艺”受“人民日报”批评后，编辑人员竟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最后由中共市委宣传部李华生副部长作结论，他说，天津文艺干部的思想已经发展到几乎忘记了为谁服务的严重地步，全体党的文艺干部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一整风运动。参加此次整风运动的党员文艺干部一共四十多人，现已在文教委员会领导下分别编组，进行学习，将来由各文艺部门提出总结报告，交由大会讨论批准，然后对天津文艺工作中有关方针和思想性的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东北文艺作家协会副主席草明、沈阳市文工团团长孔方以及其他文艺工作者也在“东北日报”上发表意见，认为东北也应该开展一个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十一月下旬东北刚举行过一次音乐工作会议，批判了音乐工作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许多作品不能真正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或曲调不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音乐工作者喜欢大气派和西洋乐器；有人下工厂去，因为没有钢琴就开小差。此次会议特别指出：为克服目前东北音乐工作中的缺点，音乐工作者首先应该批判单纯技术观点和个人主义思想，加强政治学习，深入生活，并向中国民族的、民间的音乐学习；一切从群众需要出发，把创作群众歌曲放在第一位，大型作品的创作放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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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彻底纠正通俗文艺工作中的错误而奋斗
王亚平
北京市的通俗文艺工作，两年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在组织、教育工作和创作方面，产生了不少作品，有了相当的基础，这成绩是应该肯定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不过我这篇文章还不能作为整个工作或整个领导的检讨，而只是就我个人
（一个在这工作中比较负责的人）及一部分同我工作较接近的同志来谈。我以为我们是有严重缺点的，我们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及时认真地检查通俗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常常用“灵感”式的方法来领导工作。这样就造成在具体工作中缺乏或放弃了思想领导，不能严肃地开展思想斗争的错误，增长了夸功、自满、自大的思想，形成创作上粗制滥造的作风。在某些地方投降了旧形式，不断地发生政治上的错误，在群众中散布了不良影响。
我们曾提出“夺取封建文艺阵地”的口号，也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可是对于北京封建文艺阵地的具体情况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在工作上就产生了盲目性。在创作上，我们有“只求无害”的想法，以为只要没有毒害就可以写，可以发表。在剧本写作上以为只要写出来能演，总比老的封建迷信的戏好。甚至还错误地以为群众觉悟不够，还不到吃“馒头”的程度，给他们“窝窝头”吃也就不差。这些降低艺术思想，迁就落后的想法是错误的，不能容许的。我们常常以作品量多而自慰，以为多写比不写好。这不是以作品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态度，是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上，以写作来表现个人的错误思想。我自己有这种错误思想，而且表现为创作上的粗制滥造。慢慢地还滋长了“戏只要能演”，“诗歌顺口就行”，“小说要能说，曲艺要能唱”等等的偏重技术，忽视政治内容的倾向。
对于这些文艺思想上的混乱，错误倾向，我没有及时带头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斗争。这就造成了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这里搞一摊子，那里搞一摊子；自由发表，自由印行等等事实：不懂得用无产阶级毛泽东文艺思想来领导，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纵容了封建艺术思想及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传播。新民报“文艺批评”周刊的编者竟妄想“称霸文坛”，发表了假“清除旧文学中的色情毒素”为名，而以传播色情实例为实的，极端荒谬而有反动思想的文章；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写妇女姚瑢转变的“母与子”小说竟在“萌芽”上（新民报副刊）连载；不少可有可无的作品连续发表；“大众诗歌”刊载了我自己的“愤怒的火箭”和沙鸥同志的“驴大夫”等有政治错误的作品。这样，就把刊物、报纸当成了私人、朋友表现自己作品的园地。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思想领导不强，在通俗文艺工作中产生了极端的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思想残余侵进了我们的思想领域。
表现在我们思想上的另一种错误，是瞧不起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跟他们有对立的情绪。认为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是搞通俗文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是专门搞不通俗文艺的。这是我们对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缺乏正确的了解，才造成这种“门户之见”。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就不能切实地和专家紧密合作，不能吸收专家的意见和帮助来提高通俗文艺作品，更好地开展通俗文艺工作。有个别同志在群众面前，讲演会上，攻讦别人。有的用讽刺的口气说：“新诗是无韵、分行、带杠、加点、高低不平。”有的竟说：“我写的作品他们不批准，他们写的作品我们也不批准。”竟忽略了作品只有群众才能批准的真理，把作品看成自己的私有物，这是瞧不起群众，使文艺脱离实际需要、人民需要的具体表现。做为一个党员作家，竟不站稳立场，滋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真是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对于戏曲界的艺人，我们合作得比较好，也有一定的成绩。京剧“将相和”是合作成功的例证之
一；不少鼓词，经过有技术的艺人修改后，唱出去效果更大；评戏方面，也在合作中产生了新剧本，改进了评戏的音乐。在这些业务合作改进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巩固、发扬这些成绩。我自己和某些同志，不能虚心地认真地深入地学习民间文艺形式，有时枝枝节节地学一些，自以为懂了，却没有真懂，也就不能很好地运用民间艺术形式，吸收它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地发扬光大。在艺人一方面，虽说办过讲习班，进行过思想教育，都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创作、演唱中发生的错误，不能及时地批评、纠正，平素又缺乏政治、思想指导，形成了自编自唱的自流现象，跳不出旧形式的圈子，作品缺乏思想性。
对于工人、农民群众文艺方面的合作，我们是重视的。组织发动过他们创作，产生了较好的通俗文艺作品，配合政治任务进行了文艺宣传活动。缺点是，我自己和某些同志，实际上和工人、农民群众来往很少，具体地帮助他们很不够。我自己到北京两年多，没有到过工厂和郊区，也没有和工人、农民作朋友，当然说不到合作，说不到深刻地体验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学习他们丰富的语言，又怎能写出正确表现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呢？对于他们的不成熟的作品，不够重视，也就不能帮着他们加工、提高，使群众文艺创作有了萌芽而不能很好地发展，这是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
既不能很好地联系专家，又没有很好地联系群众，结果是看得不远，想得不深，接触的面不广，沾沾自喜地抱住自己的小圈子，提不高，深入不下去，“有点飘飘然了”！在这样情况下，表现在通俗文艺创作方面，就难以产生有血有肉，有思想内容的好作品。有不少作品，还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我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热情不高，对于政策不精细地研究，反映到作品里的就是思想性不强。同时满足于旧形式的运用，却又对旧形式的真正优点不熟、不懂，不能在民间形式上发展、提高，往往信手一挥，就算作品，其实那不是作品，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没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作品就起不了教育人民的作用，反而贻害了青年，让他们向坏作品学习。我们审查反映抗美援朝的稿件，一次就有作者不同，作品内容相同的四十余篇之多。“说说唱唱”每月收到稿件六百余篇，“新民报”文艺副刊和周刊每月收到稿件在千五百篇以上，其中能用的很少，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随便写，大家跟着随便写。这种自误误人的严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
实际分析一下二年来的通俗文艺创作，是好的少，坏的多。“填”的多，创作的少。一种是名义上运用旧形式，实际上是按旧调调填上去的，如“十二个月”“四季歌”“五更调”“孟姜女哭长城调”之类。这些旧调调，旧形式，多半是在封建社会里创造出来的，适宜于表达悲伤、忧郁的感情，硬填上新事物的内容，新人物的生活，怎么也不相称，情调不合，叫人听了很难过。一种是抄袭旧套子，如有了“三婿上寿”，再来个“五婿上寿”；有了
“三女夸夫”，再来个“五女夸夫”“九女夸夫”；有了“小女婿”，再翻一个“老女婿”。抄来翻去，出不了那一套，形成作品的一般化，没有新鲜气息。一种是按着鼓词的旧格律，写进新的内容，无论如何也得受拘束，不能把旧形式突破。有的用上一些旧词、滥调、老套套去形容新人物，那就把“通俗化”庸俗化了，自然也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比如用“乌云”（女人头发）“杏子眼”“樱桃口”“风摆柳”等陈词滥调来形容今天新社会的妇女，还成什么话呢？这是向旧形式投降，没有新思想，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用健康的纯洁的语言，不用新鲜的手法来表达新事物，其结果必然走进形式主义的泥坑。
从主题思想上，来检查通俗文艺作品，那就更显得空洞、贫乏、苍白了。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呢？就是对于表现主题的事物不熟悉，接触得不够，认识得不深。没有足够的观察、体会和了解，因而写出的作品就一般化，没有新内容，也就没有新鲜、活泼的感人的力量。
有些作品是报纸新闻的翻版，或是别人既成作品的翻版，我们叫这样的作品为“翻译”。既说是“翻译”，也就说不上思想性了。因为自己是不劳而获，主题是别人发现的，思想是别人的思想，人物故事是别人创造的，只不过把小说、新闻改成唱词、剧本，变换一种形式罢了。如果真正有文艺修养，认真负责，改编的比原作好，那当然也很好。最要不得的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乱改、乱翻。如“七个小英雄”“郭俊卿”“新事新办”等同一主题，就有好多人去随便写，随便翻，那不是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有些作品原是旧鼓词的改写，而我们管那叫做
“推陈出新”的作品。这个工作，如果做好了，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做不好，迁就原作的辙口韵脚，既未在思想上加以提高，也未在形式上将它发展，那就没有意义。甚而保存下原有的封建色彩，低级的描写手法和庸俗的词句。这都因为对民间艺术形式，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严肃的态度，就产生不小的恶果。
有一部分作品，是粗制滥造，没有思想性，甚至歪曲人物形象，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作品。我写的
“愤怒的火箭”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篇东西的创作动机是企图概括北京抗美援朝的现实，集中地表现人民的伟大力量。可是自己对于工人、学生、农民、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抗美援朝的运动，都了解得不够，认识得不深，对于政策又没有足够的体会，这就只有凭自己的空想来任意地虚构这篇东西，于是，把工人、学生、农民、人民解放军都集中到天安门来表现力量，把打特务、捉地主的形象也拉到天安门前。这个庄严的主题内容，变成了抒发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想像的场所，正似火箭一样，真到了“乱飞乱响”的程度，结果是歪曲了现实，曲解了政策，制造了一些混乱的语言。这说明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手法去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错误。
我和不少同志，总以为我们勇于赶任务，勇于写作。但赶任务并不等于配合了政治任务，实际是赶在任务的后边。我们打着赶任务的旗号，写了很多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作品，原因是平素对政治任务关心不够，也不调查、了解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新问题。单凭主观的“热情”，动笔去写，结果任务没有赶好，在政治上表现了低能和无知。
产生这些严重的缺点、错误的根本原因，正如乔木同志所指出的“在目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以致妨碍了文艺工作的前进”。也正如周扬同志指出的“由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放松或放弃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放弃了对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批判、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工作，这就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很大的间隙来占领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我们要坚决、迅速、及时地克服、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必须首先改造通俗文艺工作领导干部的思想，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来从事于文艺工作，从事创作活动；不断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彻底清除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残存封建意识及残余宗派思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工作中，要创造经验，总结经验，提高领导能力，有步骤有计划地和文艺专家一道夺取封建文艺阵地，建立新文艺阵地；批判地吸取民间艺术的精华，学习劳动人民的新语言，来丰富自己，培养自己，进一步创造民族的新风格，写出歌颂、表现伟大祖国和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以及英雄模范的高贵品质的作品；用严肃的态度，进行创作，矫正粗制滥造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已组成的通俗文艺队伍（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业余艺术学校等）进行严格的整顿，展开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清理、审查、研究已有的通俗文艺作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只有这样，通俗文艺工作，才能展开一副新的面貌，新的生动活泼气象，达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