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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长葛县宗庄乡是怎样运用宣传员推动工作的
曲方明
河南许昌专区长葛县宗庄乡的工作,由于建立了宣传员,已经面貌一新。宣传员在这里是完成任何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宗庄乡的乡村干部从经验中体会了:“强迫命令的办法吃不开,非把宣传网弄好不行。”他们已把宣传员的宣传工作当做进行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
最近我们参观了宗庄乡动员治淮民工的情形,从这次动员工作中,宣传员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得特别明显。
十月十九日,宗庄乡的乡长、乡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等带着动员治淮民工的任务从县里回来了。这乡的农民从来没有受过淮水的灾害,如今要动员他们到一二百里远的地方去劳动半年,对于乡干部说,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任务。指导员说:“县里一再强调,任务要完成,但决不能强迫命令。”怎么办呢?指导员这样决定:“开扩大干部会,各部门先展开宣传。”展开宣传,这就是他们完成任务的根本方法。
全乡三十一个宣传员都参加了乡的扩大干部会。在这次会上,乡干部并没有首先分配动员民工的名额,而中心议题是如何展开一个全乡的宣传运动。在乡长、指导员报告了治淮的意义和动员民工的方法以后,各部门(村长、青年团、妇联、民兵、宣传员等)就散开分头讨论。指导员亲自参加了宣传员的讨论会,宣传员在会上对如何进行治淮宣传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每个宣传员都说了一遍应宣传的内容,说得不对的,就由大家矫正。
以后,党的区委书记又亲自召集和主持了全区的宣传员代表会,布置动员治淮民工的宣传工作。这样,更加强了宣传员的活动。
会后,宣传活动展开了。在各部门,在片会〔注〕上,到处都有宣传员在进行口头宣传——这是他们活动的主要方式。另外,宣传员还运用了广播台等各种宣传工具。每个村里都响动着一片治淮声。宣传员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每个人都觉得他责任的光荣。因此,他们在宣传的方式和内容上就富有创造性。在一次片会上,开始有些老年人对宣传员的宣传毫无反应。一个宣传员就苦口婆心地启发他们回忆以往的生活,讲到土地改革翻身,讲到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种烟叶的好处,……淮河虽然离他们远,慢慢地大家就会看到治淮的好处。他说:“毛主席的话多会落过空?”结果,老年人也点起头来了。
在宣传的思想性方面,一般说来是有的,那就是把治淮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一个宣传员这样讲:“修好了淮河,可以磨电,多开工厂,多造机器;引出水来浇地,可以多打粮食。这样,实行社会主义就快了。”另一个宣传员说:“不能说淮河淹不着俺,俺就不去修。天下农民是一家,邻家有了灾难,就应当去救。苏联帮着修淮河,难道淮河会淹着人家苏联?”也有少数宣传是错误的,如片面地宣传:“一天三斤四两米,多干还可以剩了带回来,这种好事谁不干!”
结果,经过不到两天的宣传,全乡自动报名治淮的达到五百多人,大大地超过了宗庄乡的原订计划。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这里由于党的领导通过宣传员的积极活动,做到了家喻户晓,因而变成了真正的力量。
总的说来,宗庄乡的政治空气是很浓厚的。群众迫切地要求学习文化、政治。全乡订报一百二十八份,平均四——五户就有一份报纸。群众自动地组织了剧团,成百上千的观众跑来看它们的演出。为什么群众具有这样高的政治热情呢?据党的支部书记说,除土地改革后,群众翻了身,群众生活已走向富裕以外,宣传员的宣传活动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俺乡自从有了宣传员,一切工作都有了劲,比以前活的多了。”
宗庄乡的宣传员能起作用,主要地是因为党支部书记和上级党委重视了经常的领导。党支部书记是现在该乡仅有的两个党员中的一个,工作是很忙的,但是他仍然能够亲自领导宣传员,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这是推动工作的一支有力队伍。他经常地每五天要召开一次宣传员小组长会,或者七至十天召集一次宣传员全体会,检查和布置宣传员的工作。党支部书记很注意领导和运用青年团这一力量,因为在全乡三十一名宣传员中,十九名是青年团员。每次党支部书记召集宣传员会议时,必让团的支部书记来参加。党的区委和县委在宣传员的培养和提高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它们曾用以下几种方法去培养宣传员:(一)宣传员代表会;(二)宣传员训练班;(三)传授站;(四)宣传员的代表参加布置中心工作的干部会。
〔注〕片会是住得近的农民于晚饭后自行集合街头的一种谈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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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传员的宣传工作改变了中洲乡的面貌
王云从
江西省万年县中洲乡自从建立了宣传员以后,宣传员在各项工作中都起了推动和组织作用,使全乡的工作有了迅速的进步。该乡原来是比较落后的,现在已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先进乡。
中洲乡共有四个自然村,四百一十六户,一千九百多人,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员的工作是在党的区委的直接领导下通过青年团支部去建立的。全乡二十四名宣传员中有十一个是团员。宣传员按四个自然村分成四个小组,掌握了四座广播台,四块黑板报,七个读报组和一个农村剧团。
今年四月以前,中洲乡还没有建立宣传员,群众觉悟不高,普遍存在着松劲、麻痹思想,干部想换班回家生产,民兵组织涣散;生产上顾虑水灾、旱灾,不愿精耕细作,靠天吃饭,迷信鬼神。宣传员一开始就针对着这些落后的思想情况展开工作。
首先,宣传员向群众宣传了抗美援朝,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使爱国主义教育和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紧密结合,发动群众诉苦,揭露反动会道门“十三太保”组织假农会的罪恶阴谋,同时,联系蒋匪过去的反动统治,和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阴谋,控诉从前日寇在万年县的暴行,借以激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仇恨。宣传员提出:“翻了身,扛起枪,打垮美国狼,卫国保家乡!”当时,全乡就有十九名青年自动报名参军。经过这一段爱国主义教育,全乡群众普遍懂得了抗美援朝的简单道理,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还能讲给别人听。“五一”劳动节全乡有一千二百多人扛着锄头、铁耙、镰刀等农具举行了示威游行。群众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
在生产方面,宣传员组织全乡群众战胜了自然灾害。六月间发生旱灾,群众悲观失望地说:“禾还小得很,抗得几时去!”宣传员分析了群众思想根源,提出:“不靠运气不靠天,作好准备来防旱!”“加紧防旱,搞好生产,抗美援朝,支援前线!”“只要大家肯努力,团结起来就能战胜天!”当时乡政府把群众组织起来,成立抗旱委员会统一领导,全乡集中了七十三个水库,参加车水的一百一十九人,以打锣为号,用竹筒滴水计时(因为当地无钟表),换班车水,人停车不停。车水队旁边设有黑板报,及时表扬、批评,休息时宣传员就读报上登载的各地战胜旱灾的消息来鼓舞大家的情绪,终于战胜了旱灾,救活了一千五百五十五亩田禾。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水灾,这时候宣传员又利用广播台号召大家:“抗旱准备不要散,起来抢险上圩线!大家一条心,团结象一人!”打破了一部分群众只顾自己抢收,不愿抢险修堤的落后思想,终于在乡政府的领导和宣传员的宣传推动之下,战胜了洪水,使中洲一带五千亩田地得到保全,使几十年来很难丰收的湖田也丰收了。
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三大号召以后,中洲乡的宣传员揭穿反动分子制造的谣言,正确地提出:“农民作田要农具,志愿军打仗要武器,我们一定要捐献飞机大炮来支援他们!”“捐献送得早,美国鬼子早打倒!”“捐献送得快,美国鬼子就早败!”因此群众思想通了,捐献运动也就很快展开,两天内全乡就把认捐的一千五百万元全部送到抗美援朝分会。
此外,在宣传员的推动下,中洲乡的一部分群众订了爱国公约,有效地开展了军属代耕,破除迷信,学习文化等工作。
宣传员为什么能起到这些作用呢?
(一)在党的区委的领导下,团支部重视和加强了对宣传员的经常领导。团支部经常研究宣传员工作,和农会、乡政府主动取得密切联系,并坚持了宣传员的会议制度和学习制度。团的组织并经常教育担任宣传员的团员,要以身作则来推动整个宣传员的工作。
(二)宣传员经常研究群众的思想情况,集中群众的先进经验和群众中的具体事例来教育群众。他们经常引导农民回忆过去的痛苦日子,对比今天的生活,启发农民的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并指出将来的前途和奋斗的目标。事实证明,“回忆”和“打比方”这种方式是教育农民的有效方式。农民觉悟提高了,工作推动起来了,宣传员的信心也更加强了。
(三)宣传工作能经常化。中洲乡自从有了宣传员以后,由于团支部领导他们坚持了各种制度,因而,使宣传员工作能够经常化起来。宣传员在各种工作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就逐渐成为推动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力量,无论什么任务布置下来时,宣传员就主动配合行政,首先展开宣传,给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中洲乡的干部们都把宣传员称为“开路先锋”。
中洲乡的宣传员工作已成为全县的模范。并且事实告诉我们,在党还没有建立支部的地方,团支部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是可以协助党建立和领导宣传网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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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华总社练笔运动情况
杨翊
新华通讯社总社编辑部开展练笔运动的目的,在于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这就是除了在日常采访写作中经常注意掌握政策、宣传政策、加强报道的思想性以外,并在全编辑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业务学习运动,先从最起码的业务学起,逐步提高,达到熟悉和精通全盘业务。练笔运动第一阶段的具体要求,就是克服目前编辑工作中粗心大意、更正频繁的严重缺点,减少并逐步消灭新闻稿件中的技术错误、事实错误和语法错误。
开展练笔运动的第一个工作,是通过行政、党、团的大小会议及墙报、刊物,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使编辑部每一工作人员都能自觉地、积极地、虚心地参加这个学习运动。动员中特别注意打破骄傲自满、信心不高和轻视业务技术的思想,向大家反复说明练笔运动的意义和重要性,说明新闻工作是一种专门学问,要掌握这门学问,必须下一番苦功夫,而我们在新闻写作上,恰好缺少最基本的严格锻炼,因之应该十分重视业务技术,痛下决心,从头学起,只要下苦功夫,一定会有收获。
在使大家对练笔运动有了正确认识后,接着就必须做好运动的领导、组织和检查工作,为此,我们进行了下述工作:
(一)由总编室规定练笔运动是编辑部当前的中心任务,作为汇报会、编辑会议和各部门业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总编室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和解决运动中的日常问题,并责成各部门负责人亲自领导、督促、检查、推动本部门运动的展开,随时介绍先进经验、优良方法,推动整个运动的开展。总编室和各部门都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对错误的检查、登记和统计。
(二)制订全编辑部和各部门消灭错误的具体目标和进程,要求在三个月内减少运动开始前一个月的错误率的百分之八十。
(三)做好检查登记和统计工作:订出一系列严密精确但又简便易行的检查、登记和统计手续,印制《技术错误登记表》和《成品错误统计表》,采用自我检查和层层检查的方法,认真地逐日登记,按周统计,以此作为一种经常的、严格的工作制度。
(四)组织竞赛和奖评:首先由党和团来发动组和组、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竞赛。对错误的检查结果按周公布,按一定标准计算全编辑部、各部门和各个人的成绩,错误少的插红旗,错误多的插黑旗。按月作出小结,成绩最好的团体和个人,可以得到物质奖励。同时,每日电讯检查及每周报道述评,也以练笔运动作为主要内容之一,针对发现的错误,进行表扬和批评。
(五)学习语法:选购一些语法书,分发各部门,供大家阅读,邀请专家来社报告语法,组织大家去其他机关听有关语法问题的报告,并由副总编辑向大家讲解稿件中语法上现存的一些问题。
(六)加强资料核对制度:稿件发出前交由资科室核对事实,提供意见。为保证做好这一工作,责成资料室把做好调查统计,搜集第一手权威资料,当作当前中心任务。
编辑部练笔运动第一阶段的三个月是有收获的。这表现在稿件质量提高,技术错误、事实错误和语法错误逐步减少,更正数量由运动开始前的两天三次减到两天一次。各部门的成品错误率,第一个月平均为万分之三·七,后两个月都降到了万分之二,有的组已做到一周不出现成品错误。文字也较过去通顺,一般能合乎语法。干部工作态度和作风也有改进。大家都较前认真细心地处理稿件,查对实事,推敲文字,重视语法。大家也都认识到技术错误是完全可以减少并逐步消灭的。此外,大家还摸索出一些纠正错误的规律,能够根据自己的错误订出具体纠正的办法。
练笔运动第一阶段推行的结果,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练笔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首先进行反复的思想动员,以形成认识上的一致,高度发挥干部的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坚持性。
(二)运动的领导必须是强有力的,经常的,具体的。总编室要推定专人负责,并有一定的助手,要取得党、团的配合和各部门的协助。只有这样,才能使运动坚持下去,并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提高和充实运动的内容。
(三)要制订一套简便易行而严密精确的检查、登记、统计、总结制度。逐日检查、登记;按周统计、公布;每月总结(或小结)、评奖。只有这样,才可以掌握运动发展情况,便于规定努力方向和具体进程、目标,保持热烈、紧凑气氛,将运动推向前进。
当练笔运动第一阶段进行了三个月后,总社接着开始了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由于练笔运动还未能在干部思想中生根,大家对消灭错误的严重政治意义还估计不足,练笔运动在学习期间就无形停顿下来,稿件中的错误又日渐增加。学习结束后,领导方面又没有及时抓紧督促,原有的制度、规定大为松弛,因此错误情况更趋严重。仅就更正一项来看,七月份为四十二次,八月份上升至四十六次,九月份再上升至四十八次,而到十月一日至九日的九天中竟多至十八次。
针对这种情况,总编室在十月中旬采取了下列一些办法来加强练笔运动:
(一)加强运动的领导。由行政、党、团联合成立“练笔运动委员会”,在总编辑领导下,负责练笔运动的计划、推动、研究、奖评。
(二)重新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由总编室整理并公布了最近练笔运动的情况、错误统计和典型错误事例,发动编辑部各部门和每一工作人员据此深入讨论,检查这一期间自己在业务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分析情况,研究原因,制订具体有效的改进办法。
(三)认真恢复练笔运动的各项制度。坚持执行原有登记、检查、统计的规定,业已中断的,即刻恢复。改进资料室核对工作,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如采用事前核对办法,建立权威资料等。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决定每月一评,三月一奖。继续学习语法。
(四)出版《每日新闻检查》,及时揭露错误,研究错误产生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并交流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合理化建议运动。
在进行了上述工作后,练笔运动已开始好转。自九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三日的全编辑部成品错误,第一周为十万分之五点八,第二周为十万分之四点二,第三周为十万分之三点三,第四周降为十万分之一点四,第五周更降为十万分之一。这说明消灭错误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只要经过很好的努力,这一任务还是完全可能胜利完成的。
最近我们召开了全编辑部干部大会,隆重宣布十月下半月练笔运动成绩评定结果,发给成绩最优秀的单位和个人以红旗。会上,总编室负责同志指出练笔运动是我们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之一,也是我们增产节约竞赛之一;指出练笔运动是一个消灭事故,减少废品、次货,提高质量,提高技术的运动;并号召大家积极参加这一爱国竞赛,开展创造消灭错误、提高质量的新纪录运动!
今后我们还准备继续进行经常的鼓动,加强运动的日常领导,进一步健全检查、核对、奖惩等项制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总署和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领导下,动员全编辑部工作人员,为没有错误的新闻报道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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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坚决纠正错误,实现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在中央戏剧学院文艺整风学习动员会上的报告
张庚
两年来我们学院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呢?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让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在这次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中,我们学院的错误是一个典型,因为它是严重地、集中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个错误和它所造成的损失,我作为在我们学院中负最高责任的党员,作为接受了党的委托担负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的党员,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我们学院的工作中究竟有些什么错误呢?
首先是不重视政治的、思想的教育。还在一九四九年我来北京筹备成立学院时,我就不适当地强调了正规化、专业化,片面地强调了技术学习,以为我们今天要提高,只是提高技术,错误地估计过去我们的艺术工作之所以未能提高,只是因为缺乏技术的缘故,而未能深切地认识到,今天文艺工作之所以迫切需要提高,乃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由于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由于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于这种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缺乏了解,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必须加强自己对工农群众现实斗争的联系,才能提高创作的质量。由于我的错误的想法,我们的学院就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思想学习。我们的干部思想学习,特别是在文艺创作干部中间,今年没有能够认真地进行,创作室和演出团体总觉得没有时间,我作为一个领导人,首先也强调了他们的特殊性,没有能够坚持让他们好好地进行政治学习。
对于当前的群众运动,我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它的政治意义。今年全国展开的三大运动,虽然在我院的群众中间也进行的很热烈,但是我没有认识到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乃是改造和提高思想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这种热烈的群众的政治行动,就没有能够被领导方面重视,把它当作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有力的武器。
我们的演出团体和同学,虽然也曾参加群众运动,接触实际斗争,如去年普通科曾经参加京郊的土地改革;今年的歌剧团五月下乡作抗美援朝宣传演出。虽然这些团体回来后其中很多人都曾经反应:这样的做法对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却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注意,我没有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普及到全院,并且把这些做法规定成为制度,继续坚持下去。
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于《武训传》的讨论,对于萧也牧同志的批评,虽然我们学院也曾经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学习,但是,我并没有抓紧这些学习,坚持在全院认真展开讨论,并且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
在我们的创作上,出现了《开快车》这样的坏作品,我也未曾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仔细加以研究,也没有及时发觉我们已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生活,小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抬头的错误倾向;因此,也就没有拿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严重的教训来教育全院,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让它过去,以至招致以后的接二连三的失败。
相反地,我却片面地强调了技术上的学习。
首先是在创作方面,这方面创作室有了初步的检讨,已经在《人民戏剧》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在这里不想详细谈了。我只想谈谈我个人关于创作问题的思想。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和作过一些报告,其中有些地方就表现了我在创作问题上的不正确的见解。比方我说,工农兵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是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主要还是要从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这样就使得那些未经改造的或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年轻作者们,忽视了深入生活,忽视和工农兵交朋友,忽视了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的艰巨工作。实际上这种从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出发去主观地体会工农兵的感情,乃是一种把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小资产阶级化的作法。比方我对于《钢铁战士》这个歌剧的批评,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难道张志坚就没有一分钟的动摇吗?”为什么一个钢铁一样的人民战士一定会动摇呢?我对于张志坚这样人物内心所表示的这种怀疑,实际上乃是表现了自己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怯懦心理;这种批评无异是对张志坚这样人物的一种诬蔑。又比方对于歌剧《白毛女》中间的喜儿最后对黄世仁所存在的那一点儿幻想,我曾经认为是好的,是合乎人情的,而没有认识到那深深存在喜儿心中的乃是阶级的仇恨。由于以上种种不正确的想法,就使得我忽视了我们创作室的年轻作者们必须改造自己,必须加强政治的锻炼,必须深入生活,参加斗争的重要性。不能够认识这些同志只有经过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群众斗争以后,才能够写出反映当前群众斗争的、为群众所喜欢的作品来。也由于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才使我错误地认为我们创作室的同志要写出好的作品来,仅仅在于加强技术的锻炼,其结果就产生了象《开快车》等一连串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歪曲了工人农民以及干部形象的作品来。
其次,在演出工作方面,比方在歌剧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是由于我认为歌剧表现什么内容,在今天已不是严重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是歌剧的表现形式问题。因此,我就片面强调了歌剧形式的提高。我曾在讲“歌剧概论”的时候谈过,今天新歌剧的提高问题,主要是一个创造形式的问题。因此,我就不适当地强调合唱队、管弦乐队的重要性;不适当地强调歌剧中的浓烈色彩和舞蹈的重要性。很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是本末倒置的。新歌剧的问题首先应当是如何表现新英雄、新群众、新的斗争生活的问题。我既然在理论上首先不注重内容,在实际上也就自然不能领导产生富有思想内容的节目和好的演出。
比方以歌颂工人游击队的英雄为主题的歌剧《节正国》,这是我亲手排的,因为内容错误而未能上演。这个戏是我从听作者讲述故事那天起,就十分欣赏并且竭力支持的。我所以支持它,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中有合乎我的理想的“鲜明强烈”的人物,富有我所认为的“歌剧色彩”。至于它的内容、思想性如何,有没有教育意义,就没有怎么仔细考虑。心想:这是歌颂英雄的,还会出毛病吗?当时就没有想到我们演出一个戏的目的应当是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思想水平。这说明我对于艺术创作所负担的严肃的社会任务,实际上是很少认识的。在这个节目排演的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它排成象一个合乎中国传统的歌剧,排成一个武戏。当时我的脑子里面,所想到尽是旧戏的《落马湖》、《天霸拜山》之类。我力求把这个戏排成一个新的武生戏,因此考虑得多的是排演的手法。虽然为体验生活大家也曾下过一趟乡,但是下乡的目的只是为演员找寻人物的形象和为戏的场面找寻地方性的气氛。我们甚至还从乡下找来了当时节正国游击队的队员。虽然如此,却根本不从他那里去学习东西,当我听到他谈起节正国的事迹,觉得跟剧中的要求不符合的时候,就干脆把他放在一边不理他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写出和排出有思想有内容的好戏来呢?很显然,这是非失败不可的。
又比方企图反映农村新型人物的成长,表现新的观念的建立和发展,歌颂劳动男女的爱情和爱劳动的品德的中型歌剧《新条件》,是我亲手参加修改的,这个戏演出之后,很多观众表示非常不满,认为内容空虚,形式夸张。这些意见完全是正确的。的确,这个戏的内容并不多,事件很小,台上台下却用了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又是大合唱队、又是管弦乐队、还有三个大布景。过去象这样的小剧本,比较简单朴素地演出了,往往还能收到它应有的效果,今天这么一“提高”,令人感到形式和内容完全不相称,小题大做,反而连应有的效果都大大减低了。
在作曲方面,由于新老干部都同样脱离生活和斗争,无论学中国遗产也好,学外国遗产也好,都是从形式着眼;动不动就是大管弦乐,把我们从前解放区那种朴素亲切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歌剧音乐抛弃了,引起群众的不满。
在排演上既然是存在着忽视思想性和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训练演员上,也就不能不存在着忽视思想性与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歌剧团的整训计划是我亲自起草的,其中就根本忽视了思想的整训,忽视深入生活而片面强调了学习技术,错误地规定歌剧演员的训练仅仅只是身体和嗓子;更错误的是,对于有些所谓技术,不是批判地去学,不是一面学,一面去分析它掌握表现生活的方法,而是简单地成套地搬了过来。对于我们中国的歌剧,向来是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看法的,那就是认为中国歌剧的表演都是象征的,不是写实的,而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如果不首先批判这种看法,我们就不能够正确地去接受遗产,批判遗产。如果在学习中国歌剧的时候,不去分析那些成套的舞蹈是如何表现了中国古代某些特定生活的话,那就必然要走到形式主义的学习。不幸我们的学习就正是这样进行的,因此,也就必然流于仅仅是学习了一些形式,而在运用上,也就只能毫无消化地硬搬。小戏《枣红马》就是这种为了硬搬技术从形式上着眼而创造出来的。
在声乐上,我曾经是坚持用西洋方法的。虽然口头上也曾说要研究中国唱法,要批判西洋唱法,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执行。由于这种学习不能够完全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因此,下面提了很多意见。我主观地认为下面是盲目抗拒西洋练声法,就用行政命令方法来坚持,并且告诉他们,学是你们的事,批判是我们的事,不要还没有学,就先讲批判。并且说:“你们只管学,将来没有出路我管饭。”特别是对我们的声乐教员,没有能够引导他们、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中国声乐上遗产的丰富,和其中合理的因素,应当把整理中国声乐的遗产作为今天我们声乐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没有切实地组织对中国声乐遗产的学习。(当然,要做好这一件工作,教员们首先应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并要亲自下去体验工农兵的生活和感情,而不光是学些民歌,或向艺人们学些唱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在舞蹈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没有给舞蹈团一个明确的方向,要他们创作表现当前斗争生活的民族气派的作品,也没有强调以学习我们民族的舞蹈为主,而自流地让他们盲目地学习芭蕾舞,甚至于排出以芭蕾舞技术为主的《和平鸽》这样的作品。当然,并不是说芭蕾舞根本不能学,但是强调了芭蕾舞,在整个训练中间让芭蕾舞占了主要的位置,则是不妥当的。
在我们艺术工作上其所以产生这些严重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在文艺思想的领导上,有这些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学院里干部中间存在着多数的新干部,对于这些新干部没有加以很好的改造、教育和帮助。这些新干部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个别人还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些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正确的文艺思想,如果不进行批判和纠正,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够得到正确的发展的。由于我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东西,和这些新干部的文艺思想有共通之点,也就使我不能够分清界线,明辨是非,来引导这些同志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全院的工作上,就造成了思想混乱的状态。在新干部中间,很多同志是尊重党,愿意受党的正确的领导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没有进行很好的帮助。欧阳予倩先生曾经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团和气,内容空虚”,这是对于我们学院党与非党之间一方面情况的正确描写。在这中间,我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展开思想上的讨论,展开对于文艺工作上的不同看法的讨论,这样就会把党与非党的关系弄得不亲密,其实恰恰相反,不展开讨论,不分清界线,反而使得党与非党的关系不亲密,因而也就不能改进我们的工作。
另外有些同志,过去对于革命不认识,不接近,受欧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很深,对于这些同志更没有能够进行很好的帮助,坚决纠正他们错误的看法,使他们对于革命和革命的文艺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也就不能团结。因此,党与非党的关系在我们学院里是不正常的,不亲密的。因此,也就招致了我们学院里文艺思想很大的混乱。这种混乱一直影响到党内,使某些同志不仅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活作风上沾染上不朴素、不健康的作风。而有些原来就有毛病的同志,则更是发展了他的毛病。
对于以上这些情形,院内是有不同意见的,是存在着思想上的斗争的,这表现在对于许多问题的大大小小的争论上。在我们院内,干部和群众中间存在着许多正确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缺点的,甚至于其中也有一些是偏激的,但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这种脱离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是不满的。而当时我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是改造我们学院现状、纠正我们错误的积极因素,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它们,研究它们,把它们集中起来,条理化起来,并且把它们认真实行起来;而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不理不睬的态度,听了以后也就放在一边,即使是严重的问题也就拖下去了。比方对于话剧团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和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不是不知道,由于没有积极设法改善,以致问题拖着一直没有改进,而且一天天严重化了。在某些问题上,对于下面所提的意见采取了不民主的态度,予以否定,坚持了自己不正确的意见。有时候对于院内的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采取一种避免正面争论的态度,以为这样就可以和缓这种意见的分歧。有时不能从这些分歧的意见之中看出问题的原则意义,把它提到思想斗争的高度来作原则的解决,相反地,却把它降低到私人纠纷去作和事老式的解决。于是这些意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分歧得更厉害了。假设我当时能够把这些不同意见提高到原则性来解决,分清是非,作出明确结论,在我院工作上的错误,是可以得到某些纠正的。不仅是下面有很多意见,而且中央文化部也曾一再指出我院的偏向,三次制止我们错误节目的上演,但是也没有引起我严重的注意,真正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去坚决转变错误的工作方向。其所以对于领导和群众的意见都不能尊重,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由于我脱离院内群众和干部,不接近他们,因此也就根本不了解由于我的坚持错误在院内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于是我院工作上的错误一直持续下去,并且更加严重起来,最后还影响了干部的团结。这样长期思想混乱的结果,造成了离心的倾向。党员很消极,有的人想着只搞好自己一部门的工作就算了,有的人想离开,有的人在看着领导方面到底怎么办,同时又造成了许多同志只钻技术不问政治的倾向,甚至有的党员不愿意担任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工会工作。非党的同志片面钻技术的倾向也很浓厚,甚至有人认为做组织工作是专家的跟包;有人说:“幸亏我没有早参加革命,否则我就没有今天的技术了”;有的新干部对于听政治报告完全不感兴趣,认为是苦差,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去,抽到的大呼“倒楣”,当然,这中间也不是没有人(其中也有非党的同志)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但这多半是由于他们的自觉和自己努力的结果。
全国的戏剧工作者、戏剧团体都很注意我们这个学院的工作,并且把我们当作学习的榜样,我们排一个戏,全国各地常常派许多人来学习;我们编的讲义,全国各地都纷纷来要;我们写的剧本,全国许多地方都上演;因此,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对于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起了很大影响,比如河北省的文工团,看见我们演出了《和平鸽》,他们就编了一个叫做《自由花》的舞蹈,这个舞蹈也是不好的节目。河北的人曾经说,北京有个《和平鸽》,河北有个《自由花》。在全国文艺工作中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了上风,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错误,在这中间也是起了一定影响的,这样就使得我们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更大了。
我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领导人,党交给我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责任,而我却领导着这个学院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为了彻底纠正这个错误,我必须进一步对于我个人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
我经过党的多年培养,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曾经参加延安的整风学习,在整风期中,我是努力清除了我思想中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的,但是,这种努力还不彻底。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些实际的斗争,如土地改革等,使我初步的认识了群众,认识了工农兵,在感情上也有初步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不彻底。当自己投身在群众斗争中间的时候,当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我的正确的思想是占上风的。但是入城以后,周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的周围,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在文艺上,他们喊出了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自己有“老资格”包袱,没有努力进行学习,提高自己,也没有寻求党的领导,就使得我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迷失了方向,对于今天文艺工作的严重任务认识不清,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够坚决地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文艺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教育群众;无论是对于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必须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党的思想来领导他们,改造他们,而今天文艺的任务就是这个。党所交付我的任务是严重的,而我却没有能够认识到我的任务的严重和艰巨,必须保持着高度警惕性,领导着党与非党同志,团结一致,坚决地向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才能完成任务。在我周围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我没有把它们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来看,没有把它们提高到思想斗争的原则高度来看。因此,也就不能尖锐地、明确地认识到它们的严重性,兢兢业业地、不断地研究思考,并领导着我院的同志们来克服这些不正确的东西,树立起正确的东西来。这就是我为什么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间,由于领导方面对于我的帮助,党和群众对于我的帮助,使我对于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但这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因为检查正在深入,问题正在发现。比方关于我院教学部门的工作,我在这个报告中间没有提到。但在检查中间,也逐渐发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待于清理。再则在工作中间所存在的后果,是要很具体地、细致地予以纠正的。这些工作尚有待于以后深入地来做,有待于以后坚持着正确的原则去做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依靠领导,依靠群众,这些工作是一定能够做好的,错误是一定能够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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