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br/>专栏：<br/><br/> 东北国营企业党组织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宣传工作（续完）<br/> 本报特约记者 富振声<br/> （三）适应各个时期的生产情况，发扬群众智慧，创造各种各样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鼓动性的宣传形式。<br/> 生产是不断发展的，生产中的问题，也是随时向前推移的。因此，党的宣传工作，必须适应各个时期的生产要求，发扬群众的创造性，在宣传形式上“推陈出新”。某厂在质量检查运动中，提出“干巴巴的下台，生动活泼的上台”的口号，也就是经常能够“推陈出新”的意思。<br/> 根据质量检查运动的经验，其一般规律是：在运动开始时，首先要求暴露问题，其次是解决问题，最后是组织经常性的劳动竞赛。当然，运动的发展，往往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而且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更高的基础上，要求再暴露问题，再解决问题，使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发展下去。宣传形式必须适应运动的发展要求，经常加以变动。<br/> 在暴露问题时，根据各地经验，有下列几种宣传形式是极为有效的。1、废品展览会。如某厂在质量检查开始时，经过两周的筹备，办了一个废品展览会。以车间为单位，按日夜两班，组织全体职工参观。这种展览会，以真人、实事和数字，对职工进行教育，其收效是很大的。某厂在展览会上，展出了由于违犯技术操作规程、不执行检验制度、劳动纪律松懈、技术人员闭门造车等原因，给国家造成四百六十七种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件废品，折合人民币二亿九千九百余万元。这笔钱，可盖五八○平方米的二层小洋楼一座，可买大米四一六○○斤。再从“一日废品”来看，仅六月七日一天产生的废品，其价值即折合人民币二千余万元。职工们看了都大吃一惊，说：“浪费这么多呀！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有的工友在感想簿上写道：“这回我可知道废品是从那里来的了，今后一定集中精力，保证不出废品！”老技术工人王永贵，外号叫“杠头王”。他过去总认为自己的眼睛比温度计好使，他固执己见，经常和其他工友抬杠，所以大家都叫他“包办代替的老经验主义”。这次展览了他的三种废品，刺痛了他的心，他懊悔的说：“大家都和我一样，质量再也不能提高！”于是他核计捉摸，把自己所做的废品，一一积累，细细一算，不觉大吃一惊，“唉呀！够我十年过活了！”于是他找工会主席，恳切地表示，今后下决心学技术，要对起共产党，对起毛主席。他要求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于工人面前，以示决心改正错误。后来为了深入质量教育，又把展览会搬到各个车间去，这叫“废品认亲”，“废品回家找主人”。各车间、工段、小组，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展开普遍热烈的思想检查，找出产生废品的原因，并想出改进技术的办法。二、用户拜访（亦称内外拜访）。这种形式已被各地广泛运用。它不仅适用于厂内外用户和车间各工序之间。以暴露产品质量中的问题，而且能集中各方面对职员和技术人员的意见。某厂在半个月中，发动各科、室、股、车间、班组，把过去日积月累的意见，都揭露出来，共提出五千二百一十五条。这就使职员和技术人员们大吃一惊，纷纷说：“咱们工作有这样多的毛病看不见，真糟！”“可得检讨啦！”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毛病不少，责任不小，原来的高傲自满情绪就一扫而光了。三、算细账。这是各地普遍采用的形式。经过算细账，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对提高产品质量的认识。某劳动模范经过算细账之后说：“过去我总觉得我们工人没啥了不起的，一天还不是守着一台机器做活吗？这回我可明白啦。就拿我们厂来说吧：一个工人增产节约的价值，就够五十个农民一年生产的，全体工人阶级都这样增产节约，我们国家很快就能走向工业化，电气化！”四、产品病院。分外科（即小的反修品），内科（大的反修品），和残废科（废到不可收拾的），三者均写明制造者姓名、原因，并配有漫画说明。五、废品诉苦剧。将产品作成大模型套在人身上，以快板对话形式，说明它是怎样被主人制成废品的。六、“三三”运动。沈阳冶炼一厂在完成原计划之后，为了克服自满情绪，完成三万二千吨的追加任务，便展开了找毛病找缺点的“三三”运动。如“三多”即多找毛病，多解决问题，多抢粮票（抢增产节约粮票）；“三找”即里找（从操作技术上找），外找（各车间配合着找），比较找（工友和工友，小组和小组互相找缺点）；“三动”（即动脑、动口、动手）；“三一”即每个党员和团员保证提出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团结一个人；“三钻”即钻技术，钻先进经验，钻缺点；“三防”即防浪费，防事故，防冻块；“三稳”即装车要稳，推车要稳，挂车要稳；“三查”即查制度执行，查目前存在的问题，查解决问题的好坏；“三省”即省煤，省水、风、电，省人工；“三光”即车扫光，站台扫光，车倒光，等等。这些口号都是根据各部各车间的具体要求提出的，其优点是不一般化，根据具体生产部门中的生产关键，提出鼓动口号，因此在工人中发生很大的号召力量。<br/> 当问题已暴露到一定程度时，领导干部就必须注意及时将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解决问题方面去，展开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和推广郭瓦廖夫工作方法运动。某厂经过用户拜访运动，结合进行技术人员的重点检查，在一周内，全厂揭发出二千四百八十六件有关产品质量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便展开合理化建议及推广郭瓦廖夫工作方法运动。由厂和车间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将全厂和车间的关键问题公布出来，号召大家开动脑筋，发扬智慧，提出合理化建议。已被采纳的，按其价值，根据奖励条例评奖。厂长代表厂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在全厂奖励大会上，将全厂六大质量关键，化为二十五个课题，公布出来。党委号召每个党员，要解决两个到三个问题。团总支号召展开一个问题运动，要求每个团员解决一个问题。经过党、团支部的动员，党、团员订出了解决问题的计划。某支部党员普遍地成立了以党、团员为核心、吸收新老工人参加的自由结合解决问题小组，由小组派代表抢课题，或把本组揭发的问题都要回来，在业余时间甚至回到宿舍研究，这就形成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热烈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另外，厂的领导干部又通过试点，取得技术表演的经验。这就是根据关键，找出先进人物，当场表演，并进行讲解，经过讨论补充，把窍门集中起来，由全体公认，经过技师鉴定，修正技术操作规程。经过试点，再组织干部学习，在全厂大力推广。于是，各车间普遍展开了表演，集中了窍门，形成推广先进经验的群众性的郭瓦廖夫工作方法运动。合理化建议运动和推广郭瓦廖夫工作法运动，对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发生了很大的效果：第一、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解决了技术关键问题，提高了质量和数量；第二、发起了工人学习技术的热潮，经过表演讨论，先进人物的生产经验已被大家公认，大家纷纷订立学习公约和建立技术研究会；第三、加强了对技术人员的教育，促进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结合。某厂在集中暴露问题之后，即在全厂范围内发动了找窍门运动。他们创造了许多新颖的宣传形式：如窍门登记处——负责登记有关窍门的合理化建议；窍门光荣榜——提出一个窍门者带上黄条，二个窍门者带红条，三个窍门者带光荣花；窍门研究站——负责研究批准；窍门群英会——即先进人物的会议，他们在会上作报告、行政方面发奖；窍门点将台——亦即窍门擂台，由厂方将全厂二十九个关键问题提出，有愿打擂者，即将某一关键问题取去，负责研究解决，现已解决了十九个，有的尚在解决中，群众情绪极高。<br/> 为了进一步把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组织起来，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增产节约运动更加深入与发展，在已经推广合理化建议和郭瓦廖夫工作方法之后，领导干部应该经常注意组织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生产小组的经验和推广优良产品。<br/> 某厂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发起包括全厂范围的“满堂红”竞赛运动，大大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使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深入和发展了一步。<br/> 据十一月十四日东北日报载：他们“竞赛所采取的方法，是‘红旗检查，蓝旗督促’；竞赛的口号则是‘红旗大进攻，争取满堂红’。‘红旗检查’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检查方法，也是一种不断引导群众前进的方法。小组、工段由车间工会负责，车间则由厂工会负责，每日检查一次。凡是小组能够完成当日的生产进度，并保证生产平衡发展者，便送一面小红旗；一个工段几个小组都得了小红旗，再送给工段一面大红旗，叫做‘工段满堂红’；全车间所有工段都得到大红旗，厂工会便给全车间再送一面大红旗，称做‘车间满堂红’。每到月终总结一次。不论小组、工段或车间，只要一直保持红旗，并按时或提前完成全月任务者，就将其所得的红旗，用‘捷报’的方式，送回各级工会，以便在下一个月中，再争取‘满堂红’。车间工会接到小组和工段送回的红旗后，便将其成绩记在‘胜利’牌上，厂工会接到车间送回的红旗后，便给车间再送一面‘胜利’红旗，作为永久纪念。‘蓝旗督促’则是由下而上的一种检查方法，也是一种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论任何时间，不论任何单位（包括小组、车间、科股等），凡是不能完成当日的生产进度，或因其他原因（如材料供应与技术管理等），影响下道工序或有关部门，发生停工待料而造成生产不平衡的现象者，便由下道工序或部门负责，送其蓝旗一面，上写‘争取红旗’四字，督促其注意和改进（如果原来有红旗，这时亦可通知工会拔去）。因此哪里有蓝旗，哪里就有问题。属于小组者由工段解决，属于工段者由车间解决，属于车间者就要厂部解决，一直到问题求得解决，并重新或全面插上红旗为止。”这种红旗竞赛，是在过去的红旗竞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能高度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发起空前大规模的生产热潮，更加发挥了企业内部的潜在能力；它改进了企业管理，为解决小组和小组、工段和工段、车间和车间之间生产不平衡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全厂能按计划平衡发展；它加强了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统一了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思想和行动，给党、行政、工会、青年团领导干部及时深入车间、工段解决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它进一步促进了各种工作的密切配合。<br/> 其次，就是经常注意推广先进生产小组与个人的经验，如马恒昌小组的先进经验，姜万寿的先进工作法，刘景贵小组的先进经验，王兆达的先进经验，等等。目前各种生产系统都创造了不少先进生产小组，他们的经验也是经常被推广着。<br/> 再次，经常注意推广先进技术经验，如用表演方式推广高速切削法的经验，通过“车间标准品竞赛”推广优良的产品。通过“质量改进宫”，将质量好的产品随时陈列，说明其提高改进的原因，给工友指示奋斗的目标。<br/> 除上述这些形式之外，在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式，正被各地灵活地运用着。如各种报告会、讲演会、黑板报、广播站、宣传画、连环画、图表、光荣台，以及各种鼓动口号等。通过这些形式，进行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的宣传，并且灵活地把生产任务和抗美援朝、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务结合起来。有些报告员在作时事报告时，生动地把当前生产任务和目前时局联系起来。东北化学制药厂通过广播站，举办爱国公约宣战大会，思想检查大会和时事问答晚会，在这些活动中，差不多所有的人员都参加了，连炊事员们也参加了讨论。这一时期的鼓动口号，有许多是宣传员和工人自己创造的。他们随着各个时期生产发展的情况，提出许多生动有力的号召。如“炮打问题响连声，揭发问题最光荣！”“要上光荣榜，多用脑筋想！”“大小毛病一齐端，一丝不漏才算完！”“要想质量好，多把质量毛病找！”“那组毛病不细找，那组质量提不高！”“合理化建议不怕多，有窍门竟管说！”“窍门满地跑，就看你找不找！”“技术人员理论高，工人的经验好，两下一结合，合理化建议就出来了！”“职工有病靠医生，产品有病找职工！”“人怕生病常诊断，产品怕病多抽验！”，等等。许多生产图表也把生产和政治形势结合的很好。<br/> （四）党组织在企业中推行爱国公约，其内容必须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把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结合起来，要简明、易记，要具体可行。<br/> 爱国公约是推动劳动竞赛，使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相结合的有效形式。目前企业中的爱国公约，已深入到车间和小组。据沈阳市最近的检查，爱国公约随着各项运动的发展，紧紧结合着中心任务，一般都及时进行了检查和修订。有些单位已检查修订了三次以上。为了实现爱国公约，已有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的职工订了个人计划。在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中，我们认为沈阳冶炼厂的做法是比较好的。他们的经验也是正确的。据十月二十四日东北日报载：他们“在找增产节约关键的目标下，引导群众广泛交换意见，进行讨论，把小组工作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订到公约里去，使之成为群众的明确而又具体的奋斗目标。在具体做法上，有的小组先由个人提出保证条件，经小组讨论通过成为个人计划，综合个人计划，作为小组爱国公约，有的小组则是先讨论出爱国公约，然后每人再订个人保证计划。要之，是使爱国公约的每一项条文都有个人计划为其实现的保证。而公约和个人计划的主要内容，则又不离增产节约中的关键问题。……下面是铜鼓风炉车间风口小组的爱国公约：一、保证实现集体合同，完成本组三二○吨粮食任务；二、保持炉温正常，做好三防，防跑空风，防黑风口，防通风不良，贯彻操作规程，消灭人为事故；三、保证沾好泥鼻子，不跑空风，送煤均匀，操作统一，保持炉况正常，稳定冰铜品位（按：二、三两条可并为一条）；四、加强四防工作，提高警惕，不让敌人钻空子；五、保证巩固技术文化学习，不迟到，不旷课，提高技术文化水平；六、响应一切号召和运动，此次捐献运动，我组各人每月献工一天至抗美援朝胜利为止。风口小组生产组长韩恩庆的个人计划则是：一、保证交班时详细介绍操作情况；二、对风口保证送煤及时，不叫它跑风，做好泥鼻子；三、保证对本组工友进行督促检查，使其贯彻执行操作规程；四、保证学习技术，不迟到，不旷课；五、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每月献工一天，至抗美援朝胜利为止。”<br/> 总之，几个月来的经验证明：党组织要做好企业宣传工作：第一、必须“坚持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克服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对立的观点。”如果党的工作者不关心经济工作，不钻研生产中的问题，不根据生产发展情况，研究如何正确地进行宣传工作，或离开生产孤立地去进行所谓政治工作，或空洞地强调“反对忽视政治”，而在实际上却很少注意领导企业宣传工作，或者放松思想政治工作，而去包办代替行政工作，那末，那里的生产任务就难于完成，那里的党的工作也就会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因此，党的宣传部门，必须善于主动地把各时期的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溶合在一起，在经常抓紧经济任务的宣传中，同时注意贯彻抗美援朝宣传，国内外时事政策的宣传，避免孤立于生产之外，去进行政治宣传的脱离实际的做法。第二、思想政治工作是细致而又具体的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绝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的宣传上。一般的说明一个中心任务的政治的经济的意义，这是必要的，但如果只是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容易流为一般化。因此，必须随着运动的发展，针对生产情况，紧紧掌握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态，把宣传工作渗透到各个领域里去，针对着各种思想障碍，正确地解释党的政策，统一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宣传工作必须善于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中，提高职员、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之懂得个人和国家、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要通过具体事例，经常在工人中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使之懂得今天的努力正是为了明天的幸福，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加强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团结，克服某些技术人员的旧思想旧作风，树立新思想新作风。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传工作成为提高技术提高质量的物质力量。第三、全党做宣传工作，善于使用各种宣传力量，互相配合，避免孤立地去做；在各时期的运动中，经常注意培养和提高宣传网，发挥宣传网的作用。第四、必须依靠群众，发扬群众智慧，创造各种生动活泼的宣传内容和形式，及时抛弃某些陈旧的内容和形式，注意实效，克服形式主义，随时吸收新经验，克服保守主义观点。
第3版()<br/>专栏：<br/><br/> 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br/> ——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br/> 周 文<br/> 对于目前的文艺战线，我提出三个意见。<br/> 一、有计划地有领导地<br/> 培养干部问题<br/> 文艺运动，必须有大量作品，而且必须有好作品，才有它具体的生动的内容。我想这一点是谁也不否认的。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当时的各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同志都学习了，又都参加了当时的整风运动，改造思想，并且大都参加到各种实际斗争中去——就是说，大都或深或浅地参加了变革现实的实践，因而获得了创作原料，产生了大量的好的和较好的作品，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使解放区的文艺面目焕然一新，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表现了划时期的意义，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无疑地，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上是有成绩的。到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全国基本解放以来，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的一切文艺工作者，都能够公开地学习毛泽东文艺方针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拥护并发表宣言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因而在全国造成了普遍的执行毛泽东文艺方针的热潮，陆续又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和较好的作品。无疑地，这两年多以来是有成绩的。但是拿今天全国胜利后革命发展的形势来衡量，这成绩显然是很不相称的，显然远远落后于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地大，革命的发展是如此地迅速，新事物是如此众多地不断涌现，而我们有不少文艺工作者曾有不算少的革命实践经验，我们是应该出现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作品的；然而两年多以来出现的作品，除了一些好作品以外，一般地说来是远为逊色的。这里不能不使我想到有计划地培养干部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创作，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情，那是靠自己的锻炼，靠自己的才能。这话自然是有它一定的部分的真理，那在旧时代在一定条件下也许是如此的。但鲁迅在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就有了新的看法，他是主张“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而在今天伟大的新时代，更须适应新的条件，采取新的方法，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干部，像过去那种在某些方面比较带自发性的自生自灭的现象，或手工业方式培养的现象，应该成为过去的了。在今天，我们只有拥有大批真正忠实地而又很好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干部，而且不断产生大量好的作品，才能够担当起当前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任务，才能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很好地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我们决不应该自迷于自发，或自迷于手工业式的培养；否则，一切都不免于空谈。当然，谈到培养，国家对全国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切人民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予以足够注意。这里，使我想到一九四二年以来、参加过整风、一直就在老解放区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自我改造中，在革命实践中，在创作实践中，更应该认真刻苦地起先锋作用。因为事实很明显，这些同志十几年来就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奋斗，有过思想改造经验，有过革命实践经验，这是时间——革命发展的状况曾经给了我们的优越条件；无疑地，新区的同志在经过了若干年的努力之后，在这方面会补起这个间隔赶上我们，甚至超过我们的。当然，这正是革命所欢迎的，革命是希望每个人都前进再前进的。但在目前说来，既然老解放区的同志比起新区的同志来受过更多的教育，因此革命对他们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他们应该比别人更艰苦些，作得更多些，更好些，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在目前说来，无论如何在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上他们应该起带头作用，起推动作用。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一点点来说，自从进了大城市以来，许多原来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大都作了行政工作，整天忙于事务，当然这种工作也并不是轻松的；而有不少的同志，本可以继续到实践中锻炼，但却浮在表面，日夜奔忙，满足于到处参加集会，演讲。因此有的人作品写不出来了，有的写不好了，有的则发生了变化，写了不好的文章，而且有些人自满于这种现状。我以为这是值得警惕的。当然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某些领导者对于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些文艺工作者还注意得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当然，某些行政工作不能完全放下不作，而培养干部的工作也不是没有，譬如一些文艺干部学校的创立，但我认为仅仅是这样是不够的。从整个领导说来，从全国范围说来，对于文艺干部的培养，还不是系统的、有计划的。现在似乎到了应该作出决定来的时候了。在目前，为了政治的需要，应该抓住重点，就是应该对于比较成熟的作者课予更重的任务，使他们作出更多更好的榜样来。既然这样，我希望各级与此有关的领导部门或领导者——党、政、军、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同志应当适当使用这方面的干部和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的干部。如何使那些已经有些实践经验的同志写出东西，和如何有领导地抽调干部到实践中去锻炼，如何帮助他们学习与适当地组织他们创作，乃至经过那个系统派出去，而又能在一定期间要得回来和记得要回来，都应当有一定的规定，才能使有关部门有所依据。而这样的工作，还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来管，建立自己的经常业务；否则也将仍然会落空的。我想我在今天就把这作为一个建议，希望同志们予以考虑。<br/> 二、更好地团结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问题<br/> 我们全国文艺工作者是团结的。特别是自从文代大会以来，大家更明确地一致地在政治上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纲领之下，在文艺思想上团结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之下。两年多以来，由于我们有这样高度的原则的团结，所以在工作上才获得了很多成绩。不过，现在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的团结是不是已经够好了？没有一点缺点了？我以为还不能那样完全肯定地回答。在这些原则下团结，谁都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文艺工作者间在工作中，在行动中，还没有做到更好。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必须发挥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热情才能搞得好，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但如何把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热情发挥起来？这就须要靠我们全体同志努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督促，共同改造。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在这方面是否作得好？就我的简单的某些感觉，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以我们整个文艺界来看，如果我们不是笼统地抽象地看问题，而是有分析地看的话，有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有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与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区别，乃至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之间、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并不完全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区别，当然，承认这些区别并不是为了扩大这些区别，相反，而是为了大家更好地努力，逐渐减少这些区别，乃至在一定条件下消灭这些区别，使大家都更好更坚强。因此所谓更好地团结的问题，所谓加强统一战线的问题，才具有它更深刻更现实的内容。从这点说，我们文艺界虽然是团结的，但在相互间并不是已经团结得很好。大家见面，彼此点头、握手，也能亲密地谈些不很重要的问题，但相互间很少接触到政治生活、文艺思想，很少互相开诚布公地把彼此的某些不同的见解拿出来，互相交换，互相批判，就是说，我们中间的政治空气还不浓厚，因此在这方面互相的了解很少，帮助很少，或者就没有什么帮助，就更谈不上互相学习，互相提高了。这样，虽然也是团结，但是一团和气的团结。这是表现的一方面。表现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互相很少拿出共通语言，因此也就很少见面，很少往来，在文艺批评展开以来，除了在刊物上有些论争以外，在日常活动中仍然很少争论，很少批评自我批评，显得彼此很隔膜。我想，这种现象是应该克服的。只有我们彼此间在文艺思想上互相帮助，而且在政治上互相帮助，才更能发挥大家的热情，才更能发挥统一战线的力量。我是共产党员，我想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员应该自我批评。对统一战线，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而我们共产党员更有责任把它搞得更好。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就指示我们，他说：“我敢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赞成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个叫做内外夹攻，把毛病治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这个指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至今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我们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路线，把统<br/> 一战线搞得更有力量，真正在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在党内就要认真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同时在和党外同志的民主合作中，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批评，用这样内外夹攻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毛病，更好地改造思想。当然，团结是双方的，我们对党外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在虚心听取之后，尽可以互相交换，互相帮助，乃至互相批评。只有这样诚恳地在政治上的团结，才会是更好的团结，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团结。这个工作，应该靠我们大家自觉地努力来做。但在领导上，除了我们党加强文艺统一战线的具体研究经常教育我们党员外，在文联，我以为也应该有些人负责做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发动我们全体文艺工作同志来关心这个工作，发挥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来搞好这个工作。在这次文艺界的学习中，将互相展开批评自我批评，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工作机构来经常提起我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这次学习中造成的新风气将可以继续贯彻下去，我们的文艺工作将更活跃，我们大家都将在政治上得到不断的提高。这算是我的第二个建议。<br/> 三、加强理论批评工作的计划性能动性问题<br/>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以来，不仅在文艺界，整个文化界都卷入了这个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我们大家都打开了眼睛，认清了好些问题，感到思想改造的重要。除此以外，文艺界对于其它问题的批评，近来也是颇为活跃的。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文艺界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个人认为很满意。但是在今天，提到更高来要求，我以为我们文艺界的理论批评工作还应当提出新的任务，这任务，我以为是应该建立核心的文艺理论批评研究工作，有计划地能动地来进行理论批评工作。因为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地大，全国出版的书籍、刊物、报纸、小册子以及其它等等是这样地多，而今天大家都在改造过程中，各种思想相当庞杂，如果没有专门的研究，专门发现问题，要及时精确地了解动态，发现问题，是困难的。就是说，除了像“人民日报”那样发动对“武训传”等的批评之外，单靠一些自发的批评活动，往往挂一漏万，往往不分主要次要，乃至往往不能很好解决问题。因此，我以为在目前来说，这样核心的研究组织，在领导机关很有建立的必要。它的任务，应该是专门研究各种文艺现象，发现问题，经过讨论，自己写文章，并推动各方面的人写文章。当然，总的文艺思想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但这样的机构作为领导的助手，那效果当会更大些，在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上，在文艺领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当可以更带计划性，从而对文艺工作者的经常学习上可以起一定的作用。这里，我想附带谈谈关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文艺工作同志中，我曾经看见有不少的人口头上都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要，但是真正认真准备比较系统地去学的似乎还不很多。然而这对于我们却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由于多年来作了别的工作，文艺作品是没有写了，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也还没有学多少，而且还没有学好。但我对此曾经有过痛苦经验。我过去是搞创作的，在搞创作期间，也曾经看过些马列主义书籍，但是并没有认真地钻研它。当时曾经有一种错误思想支配着我，以为我是搞创作的，重要的是生活、斗争经验（这自然是对的），而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则似乎还不是那么紧迫。后来经过整风，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其它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政策也学了些，但还没有那么迫切认识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到一九四七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就把自己考验出来了。晋绥的土地改革，它的成功与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毛主席是作了结论了的。我是当地的一个工作者，偏向——或者说，那些错误，我也有份。事后检讨的结果，看出自己还并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是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在思想方法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盲目性，在作风上还缺乏很深入踏实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因而在自己的一份工作中犯了错误。事实证明这是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少，也就是自己的思想改造还不够，因而在实践中把某些问题看不清楚，然而在那样极尖锐极紧张的斗争中往往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工作的损失非常清楚。从此我才痛感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迫切。我想，一个革命者，无论作文艺工作或其它工作，就文艺来说，无论作理论工作或创作工作，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能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思想上彻底改造，缺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作风，在实践中便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往往要碰钉子，而且有时候要碰得头破血流。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的创作泉源是靠实践，如果自己的思想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在这样的革命实践中，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新事物面前，又如何能获得很正确的认识材料，而且具有真正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从此我认识到，一面实践，一面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号召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我们大家在今天大会后就要整个进入学习了。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核心的研究组织——它是专门研究文艺思想问题的，参加这样工作的人就不仅要研究文艺问题，而且同时应该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因而它也将在这方面对我们的经常学习起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我们中国是这样的大，文艺工作者是这样的多，而今后提高思想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又这样的重要，特别是今后我们的文艺运动，应该有更高的理论水平，来发挥指导作用，即使各种工作都很重要，都需要人，但下决心从别的工作抽调一些人来专门搞这工作，斤两相较，我以为是千值万值的。我认为这也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这个建议，也请同志们考虑。<br/> 以上三点意见，都请大家不客气地批评。<br/> （原载文艺报第五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