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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批判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员
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严仁赓
我的远祖是大盐商。祖父严范孙自幼考科举、点翰林,作过前清的翰林院编修、学部左侍郎,并曾出使贵州考察学政。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在祖父的直接督责和教育之下长大成人,又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接受了整整十年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时就已经在我身上生根了。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正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一方面又进行一些表面的所谓“县政改革”的“实验”,当时和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正遥遥相对。我对国民党进行的“县政改革”觉得倒是“一条正确的和有效的道路”。我幻想能够通过“实验县”的“县政改革”,尽先达到澄清基层政治的目的,再进而改造全国的政治制度。在八年的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中,我跑过十来个省份中的几十个县去调查地方财政,曾以怜悯的心情同情于农民的贫苦境遇;但是,我不能从本质上观察问题,认识不到中国农民生活的贫苦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制度所造成,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统治,农民才能获得解放;反而觉得老百姓是“愚昧落后”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尚只能由上而下”。于是,便把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反动的国民党政权身上,完全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县政改革”,不过是一种装饰门面、巩固反动统治的骗局而已。在反共反人民达到高潮的期间,我鼓吹“实验县”的“成就”,其效果正是帮助反动派进行对人民革命的镇压。
我希望国家富强,政治趋向于清明;我也希望自己生活步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逐步提高。现实的中国政治我不满意,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国家既不富强,我的生活没有改善,老百姓也异常痛苦。我深切地盼望着政治改革。
一九四一年,借休假机会由伪中央研究院送我到美国去研究。我发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比较国民党法西斯式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其“优越”之处,对它发生了好感。虽则逐渐地我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经济的不平等、政治的假民主,其发展更形成经济垄断,制造重大的灾害;但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以及所受的资本主义的教育,使我幻想着还能运用“政府”的财政政策,
一方面实行高度累进的直接税,另方面大量地推广社会性支出,就可以纠正一些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弊害。对于苏联革命的巨大成就我虽表示羡慕,但对它以激烈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却不以为然,认为“社会改革本可以以和平方式由渐而入的,不必采取激烈的手段”。因此,我转而赞扬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同时我也赞扬英国实行的“社会保险计划”。
四年半的留美生活,在我旧有的资产阶级的面孔上,又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颜色。
一九四六年夏,我回到祖国,到浙江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上加紧法西斯化的情况下,人民过着黑暗凄惨的日子,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国内战争再起之后,我毫无原则地痛恨一切战争,我看不见国家的前途,感到恐惧和悲观,后悔从美国回来。
我不仅不能区别国内的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战争,同样也不能区别国际上的反侵略的还是侵略的战争。我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描写为:“仅不过两种对内设施的经济政策而已,彼此间并没有基本的冲突、矛盾、或绝不能调谐之可言。”在我看来,只要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改良,慢慢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所以我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所走的方向相左,“主要区别尚只是重心不同和行动缓急不同”。只因不愿见国际间再发生战争,我竟然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模糊和平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侵略阵营间的斗争(实际也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表现)的性质,取消革命,代以改良,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社会改良政策的欺骗性质。
解放前的几年,学校里时常发生学潮。我害怕斗争,害怕革命,因而我也“为学潮久悬不决而着急”。我提倡在大学里开设“时事研究”的课程,以使学生“对于时事判断,可以不完全诉之于感情,不至盲目乱动,纯以感情用事。即使到了时事迫在心头非动不可的时候,他们已知道运用理智。他们对国事世事有了充分的认识,这种动,是有意义的动,是容易收到效果的动;即使动,也可以适可而止,不至扩大而僵持不下”。很显然,在这里我一方面设法麻痹学生的正义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又替反动统治者献出了妙计,希望它采用怀柔的手段去镇压学潮,更阴险毒辣地迫害学生。试想,这和资产阶级学者们替资本家提出疏导罢工、破坏工人斗争的方策,有什么不同?
害怕斗争,害怕革命,是我出身的阶级、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所决定的。我虽对旧社会不满,但又反对根本改革旧社会。我虽然也抨击黑暗和落后,但当恶势力压到身边时,则又缩头缩脑地屈服于恶势力之下,不敢和它斗争;且一旦进步的要求已趋向于非变革现实不可的时候,就又感到彷徨恐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例如:一九四七年底特务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以后,我虽也振臂高呼,主持正义;但在受到特务恐吓,说我是共产党的时候,便诚恐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时期”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条例、法规也被用在我的头上,写了一篇表明身份的文章,埋怨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偏偏对待一批“最珍惜它的过去和最担心它的前途的人”,“反而最为不公”。
在思想上、感情上一直和反动统治阶级有着联系的我,过去二十年来,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在发展着,并始终贯穿着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直到解放前一年,因新的局势的发展,才开始有了些转变。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日趋紊乱和崩溃,使我对它的幻想破碎了。
一九四八年,曾经陆续透过特务检查网寄到我手里
一些进步刊物和通过进步朋友的关系借到的毛主席的少数著作,使我初步地了解了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思想上起了一些波动。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我不再写文章,开始缄默起来,只是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写了一篇纪念“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的文章。这时,我虽已比较认清了中国和世界今后发展的必然道路,然而尚未曾想到究竟在走向这条光明大道的途中,自己可能发生什么作用,更没有想像到自己也应该参加斗争。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准备渡江,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交给我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任务。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以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我参加和主持浙江大学和金华英士大学的军事接管工作,又任命我担任浙江大学的教务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一边在革命工作中锻炼自己,一边又在领导大学政治学习的同时,和同学们共同学习,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不再怀疑恐惧,廓清了我对共产党的许多错误认识,粉碎了我的改良主义的幻想,才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只有由共产党领导,以革命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才能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些以经过社会改良达到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资产阶级或其代表人借来粉饰太平、缓和阶级矛盾,以便继续其统治的欺骗手段。
虽说如此,但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根深蒂固,在不自觉间,尤其在碰到具体问题时,还是时常暴露出来,没有能够完全克服。例如: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浙江日报要我写一些意见,我当时只着重说明土地改革对新中国工业发展前途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它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去年秋天,面对工作困难,我坚持要离开浙江大学来北京大学工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后,我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面缺乏足够的勇气,不能坚持真理。三大运动学习以后,我虽已有了仇美的心理,但我对地主仍感到“恨不起来”。批判“武训传”的学习开始时,我对“艰苦卓绝”的武训深表同情,改良主义的思想再度抬头。这一切,都表示我还惧怕斗争,革命意志仍然很弱,还没有把自己和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
今后我要继续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自己,紧紧地跟随着和靠拢着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让旧思想旧意识再来危害人民和阻碍自己的进步,培养并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发展而终身奋斗!


第3版()
专栏:

介绍“中国青年报”
池荣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正式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全国性的青年报纸,是我国青年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青年报”是我国青年运动发展的产物。自“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一直保持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这一光荣传统的继承者。目前,全国青年团员已达五百余万,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国家各项建设工作,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中国青年报”的任务,就是“为了加强指导青年团的工作,加强在青年团内及全国广大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使得团的组织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与后备军作用”(见青年团中央“关于出版‘中国青年报’的决定”)。半年来,“中国青年报”正是遵循着这一方针进行工作的,并已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中国青年报”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我国青年运动的指导作用。“中国青年报”根据青年团中央的工作方针,教育全国青年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每一号召,积极参加当前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工作;同时不断地解决青年思想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今年纪念“五四”的社论,就批判了宣传工作和中心任务脱节的错误作法,给广大青年指出:今后在深入抗美援朝运动中,应使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宣传中,则有计划地发表了社论、新闻报导、通讯、问答等各类文章,并且都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即向广大青年进行加强国防、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并针对每一工作阶段中所发生的问题,给以适当的解决,从而配合了这个运动的进行。
“中国青年报”经常对青年团的工作进行指导。它不仅对各种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经过分析,指出明确的方向;同时以极大的力量来集中群众的经验,加以推广。关于青年团组织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民主改革、农业劳动互助、土地改革等运动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青年团在学校中如何进行工作,“中国青年报”都发表了言论,并介绍了一些经验。同时从九月起曾较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青年团员郝建秀所创造的工作法及各地推广的情形,教育青年学习郝建秀的劳动态度和爱护祖国财产的品质,给予青年群众以较深刻的印象。六月五日“从‘学习张海涛运动’说起”的社论中,对沈阳市小学开展的“学习张海涛运动”作了批判,并对在青年儿童中树立旗帜的问题,作了清楚的说明:“青年团员和少年儿童队员的最高典范和旗帜,是久经考验的党的领导者,是毛主席,不是别人。我们不应也不能从青年团或少年儿童队的队伍中,来提出团员和少年儿童队员的全面学习的典范人物。”最近一个时期,更对某些地方青年团组织忽视政治的倾向,不重视团员、青年中的政治工作,团的基层组织干部兼职、开会过多,工作忙乱等现象进行了批评。
如何报道青年运动,这是一个青年报纸首先遇到的原则性的问题。该报经常刊载国内外青年运动的消息和文章,并着重地介绍过一些青年中的先进人物,以鼓舞青年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青年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孤立地或过分突出地报道青年运动是错误的,因之在报道时就应该正确地掌握青年运动在人民群众运动中的位置。青年需要从青年运动和青年本身事例来学习,但更需要用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成就,来教育青年一代。从“中国青年报”的版面上不难看出:它是注意反映国家建设和群众运动的全貌的。它运用丰富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伟大成就的材料,对广大青年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它一方面把党和政府每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当作青年运动的中心任务和报道方针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又从教育观点出发,着重地报道了青年参加当前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情况,根据青年的特点和要求,加以具体指导,把两者正确地结合了起来。
指导青年思想,帮助青年学习,是“中国青年报”第二项极重要的任务,也是它的第二个特点。这就是说,它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经常向广大青年解释各种问题,同时批判青年群众中各种不正确的思想,特别是妨害当前斗争的不正确思想。比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对青年群众进行了提高警惕、划清敌我界限的教育,批判了那种所谓“仁慈”、“可以有两个立场”的错误观点;最近又在贯彻婚姻法的宣传中,开展了反对封建思想残余的斗争。此外,还经常发表许多有关青年思想修养的文章,告诉青年如何对待工作、学习和生活,帮助他们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中国青年报”努力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通俗宣传,教育团员和青年完全信任党的领导,并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了纪念党的三十周年,从六月下旬至七月底,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通讯以及党史连环画,用以说明青年必须学习中国共产党伟大而光荣的奋斗历史;说明党和毛主席从来就关怀中国青年的生活和斗争;说明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成就,是和党的领导教育分不开的。它同时刊载了介绍毛主席青年时期革命活动的文章和许多革命领袖、革命先烈以及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的故事。不久以前,“中国青年报”著文号召青年团员积极参加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学习,以加强团员对于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认识,对于祖国前途的认识,正确地理解党和团的关系。
“中国青年报”很重视时事和政策的宣传。它经常教育青年关心政治,学习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它经常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抗美援朝专刊”的时评,加以通俗解释,使自己在时事和政策宣传方面,成为“人民日报”的助手。它通俗地解释党的政策,主要是通过每期的“宣传员讲话资料”去进行。每次所讲问题集中,说理清楚,举例生动,文字浅显,一般青年都很爱读它。
“中国青年报”的第三个特点是通俗。这是根据今天广大中国青年的需要而确定的。它要使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大致都能看懂。在通俗化工作上,它曾努力作了一些尝试,如在时事宣传方面,除通俗改写新华社电讯稿以外,还通过“时事讲话”、“要闻简述”、“时事信箱”、“资料”等形式,作了通俗的宣传。这样使知识缺乏的青年,就能够较全面地了解时局的发展,以至历史背景、地理知识等。“中国青年报”很注意用文艺的形式去教育青年。它除每期在第三版上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外,每月还要在第四版上出两期文艺专刊。上述各版所发表的文艺作品中,如“结婚”、“小胡久”、“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在读者中都发生了很好的影响。另外,“中国青年报”在形式上,文章短小,字大画多,尽量做到“图文并载”,每期插画约占四分之一的篇幅。每一个月还要出四期画刊。这些都受到广大青年读者以及部分县区干部的欢迎。因此,报纸的销行量,只半年多时间就增加到二十万份。
“中国青年报”的缺点,主要是联系实际不够,如在配合当前国家建设、鼓舞和教育青年积极参加各种斗争方面还做得不够;对于青年中存在的不正确思想还不能系统地深刻地进行分析批判;在贯彻通俗化方面今后也还得作很大的努力。“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是初创时期,我们相信,这些缺点在今后的工作中是能够克服的。


第3版()
专栏:

发动少数民族人民做好区域自治工作和开展生产运动
广西举行第一次少数民族工作干部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已成立鄂伦春旗人民政府
广西省在上月下旬举行了第一次少数民族工作干部会议。会议确定了广西省今后一年少数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少数民族人民做好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和普遍开展生产运动。
会前,该省有些干部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发展生产这两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少数的汉族干部错误地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可有可无的事。也有少数干部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进行反恶霸、退租退押或土地改革等工作就不能发展生产”。会议针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检查和批判,使到会干部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
会议依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建政工作的规定和中共广西省委员会、广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建政工作联合指示的精神,讨论并确定了凡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乡、区、县都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凡少数民族人口杂居的乡、区、县都应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凡少数民族人口较少的乡、区、县,应由少数民族选出适当代表,参加当地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争取在明年春季成立大瑶山瑶族自治区;西隆、西林、三江等县苗族、瑶族、侗族、僮族杂居区争取在明年秋收前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其他区、县部分少数民族杂居区的建政工作,争取在明年冬季完成。
关于发展生产,会议决定:要大力宣传人民政府的生产政策,发动少数民族人民积极生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切实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条件,把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国家长期生产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制订具体的生产计划。目前应着重恢复粮食生产,并加强土产和特产的外销,使他们的土产特产能迅速地换到食盐和布匹等日用必需品。此外,应选择适当的地方恢复或建立墟场(一种交易场所),并有重点地设立国营贸易机构,特别是应多组织流动购销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购销工作。
会议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发展生产是两件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特别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事先必须充分准备,认真地发动少数民族人民自觉地参加这个工作,并应迅速着手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好宣传工作。
(新华社)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接受该区鄂伦春族人民代表会议决议成立鄂伦春旗人民政府的请求,经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已在十一月一日成立了鄂伦春旗人民政府。
十一月一日,该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散居在呼纳盟境内的鄂伦春族人民,推派了三百多名代表参加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等单位,也送了锦旗致贺。在庆祝大会上,该旗旗长白斯古郎号召全旗鄂伦春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的领导下,学习各兄弟民族的先进经验,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发展鄂伦春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而奋斗。鄂伦春族人民代表在讲话中也一致表示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深切关怀,并保证今后要以实际行动完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号召。为了表示对毛主席和乌兰夫的敬爱,代表们特将自制的皮靴子、皮手套、绣有花纹的皮制背包、皮褥等特产,交大会转送毛主席和乌兰夫。
鄂伦春族是内蒙古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散居在该区呼纳盟境内东兴安岭一带的多布库尔河、诺敏河、纳门河、奎勒河、甘河等河流两岸。该族人民以狩猎为业。日本投降以前,鄂伦春族在满清统治者、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下,人民因贫病而大批死亡。该族在内蒙古境内原有四千多人,到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只剩下一千多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鄂伦春族人民聚居地区,都成立了鄂伦春族区、村人民政府、合作社,开办了鄂伦春族小学。呼纳盟中学还为鄂伦春族人民的子弟特设了班次。人民政府又为该族人民医治天花等疾病,培养了许多初级卫生人员。此外,人民政府还组织他们打猎、护林、防火等,使鄂伦春族人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西康藏族自治区兽疫防治工作获显著成绩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兽疫防治工作,在人民政府领导和帮助下,一年来有显著的成绩。
犛牛是藏族自治区人民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解放前,牛瘟蔓延严重时,犛牛成群死亡,藏族人民倾家荡产。据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间康定以北各县不完全的统计,因牛瘟流行,死亡的犛牛达二十五万头以上。去年中央人民政府西南访问团到达西康,曾派兽医工作干部深入藏区调查牛瘟情况和给牛治病。今年五月间,康北甘孜、邓柯、乾宁等县发生牛瘟,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拨款十亿元帮助该区购买药品器械,并派来兽医专家协助救治。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也调了八十多个干部组成防疫队前往扑灭牛瘟。工作队一面进行治疗工作,一面协助藏族自治区成立了兽疫防治委员会,开办短期训练班,培养出各民族兽医技术干部一百一十人。兽医防疫人员在康北藏区发动广大藏族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封锁疫区,隔离病牛,掩埋死牛,一个多月就制止了牛瘟的蔓延。到八月止,该区共防治了牛马一万六千二百多头,扑灭了牛瘟。藏族人民对人民政府的关怀非常感激。德格县副县长根呷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要求了十几年没有办到的事,现在解放才一年多,人民政府就给我们办到了。”牧民各珠在防疫队医好了他仅有的一匹马后,他感动得流着眼泪说:“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的领袖,愿毛主席活一万岁!”
为今后大规模地发展藏区畜牧事业,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最近派遣了兽疫防治专家到藏族自治区继续调查研究,进一步开展兽疫防治工作。(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西康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更改带有歧视藏族人民性质的县名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原来带有歧视藏族人民性质的巴安、瞻化、理化、定乡等县名废除,将巴安县改为巴塘县,瞻化县改为新龙县,理化县改为理塘县,定乡县改为乡城县。这些新改的县名,是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由巴安等四县人民政府广泛征求当地藏族人民的意见,并和各该县的藏族代表人物共同研究后提出来的。这些新改的县名,已经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已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定。
按:巴安县原名巴塘。一九零五年满清封建王朝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统治巴塘时,当地藏族人民不堪其残酷压迫起而反抗。满清政府派四川提督马维骐前往镇压,焚毁巴塘县康宁喇嘛寺,屠杀了巴塘土司及头人等一百多名,事后并将巴塘改为巴安,表示用武力镇压了巴塘人民,反动统治者可以“安然无事”。瞻化原名杂对,理化原名理塘,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根据其对少数民族的所谓同“化”的反动政策而更名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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