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本溪市非直接生产单位开展反贪污运动所采取的办法
本报综合稿
东北区本溪市各个非直接生产单位（包括本溪煤铁公司各处及各厂矿科股，市政机关及市政企业单位，市级的党和群众工作部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获得不少经验，值得各地在开展这一运动时参考。
中共本溪市委在运动开始前，就确定了在全部非直接生产单位中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反对贪污现象、蜕化现象、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先从反贪污开始，逐步深入。各部门按照业务性质，进度先后，分别抓住中心进行，最后达到解决全部问题。反贪污的重点是市府财务科、市政企业单位、商业局、合作社、煤铁公司的经理处、行政处、基本建设处和卫生处，公安局的派出所和监狱。预定的步骤是：首先学习文件，其次进行坦白和检举，最后明确地规定制度，整顿机构，制订节约计划，处理案件。方法是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争取自觉坦白；另方面发动群众性的检举、揭发。
十月十六日，中共本溪市委召集领导反贪污运动的主要负责干部四十多人开会，研究了市委的计划和领导方法。十月十七日召集了七百人的党员干部大会，作了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号召首先开展反贪污斗争。十月十八日，全市分六处召开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大会，又分别作了动员报告。大小单位都召开了党的支部会和小组会，讨论了保证胜利开展这一运动的办法。然后进入学习文件的阶段（学习十天左右）。学习文件之后可以先让各个人表示态度，即自己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坦白的决心，这样可以促进大家的思想斗争。然后进入坦白和检举阶段。运动初期，群众的检举不一定公开进行，因为群众的觉悟还不够高。有贪污行为的人，在坦白之后，应将坦白事实整理成文，签名、盖章，表示自己对坦白材料负责。这份材料作为上级最后审查的根据。这样作可以促使坦白的人坦白得更好。
本溪市的经验证明：没有领导方面的坚定的态度和群众行动起来的宏伟气势，运动便不能顺利开展，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便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揭发。所谓领导上的坚定态度，决不是简单地表示一下决心，而是要踏踏实实地组织力量，进行领导。没有这一条，决心就会变成空喊。本溪市委在领导这一运动中，不但表示了决心，而且组织了所有领导干部，参加这一运动的领导。如从运动的第一天开始，党、行政、工会的所有负责干部，便每人亲自参加了一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典型突破的时候，他们亲自找人谈话，参加小组会议。另外并组织了检查小组，规定各部门每天汇报一次、全市各机关及煤铁公司两天汇报一次的制度。这样便使得既定的决心，获得组织力量的保证。至于群众的宏伟气势，必须依靠对群众进行反复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出于至诚地积极保卫国家利益，无畏地检查自己和揭发别人的一切贪污浪费行为。本溪市的经验证明：群众不起来，便不可能击破贪污分子的抗拒，反之，群众一起来，则任何抗拒都立即失效。譬如有的贪污分子在群众没有行动起来以前，在铺底下放了菜刀，说是谁检举他就杀谁。但在群众起来以后，揭发了他的贪污事实，没收了他的菜刀，他什么本领也没有了，只有老老实实地坦白了贪污事实。贪污分子之所以不愿意坦白，主要是怕丢人，怕倒赃，怕受处分。一般群众最初不敢检举，主要是怕弄错了要负责，怕得罪人，怕将来遭受报复。因此，领导者在运动中的主要责任就是用一切办法加速群众的觉悟过程，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办法是：反复地进行教育，给群众以不受报复的保证；严格限制贪污分子的一切非法活动，给群众以各种揭发贪污行为的便利。
贪污分子为了逃避罪责，曾用尽各种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劣迹。他们在刚刚听到反贪污的风声时就说：“我们主要是官僚主义”，“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企图以此转移群众的目标。他们设法改条子，烧账本，捏造理由，蒙蔽众人眼目。经过深入学习，群众开始动起来了，贪污分子怕斗争展开，就空话连篇地讨论名词，还企图压制民主，不叫群众讲话。有的甚至结成集团暗中活动。迫不得已时，他们就避重就轻地说一点，假装已经“彻底坦白”。或是刚刚开始坦白了两天，他们就说：“差不多了吧！”或说出一点之后，马上装成积极分子，气势汹汹地揭发别人曾拿了公家的一把小刀之类的事情。更有的制造一些荒谬的贪污“理论”，说什么“人有私欲，私欲要富，要富必贪污”；“人就是私有动物，贪污就是人性”；“革命是为了生活好，贪污也是为了生活好”。及时地领导群众批判这种错误的态度和“理论”，是保证运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工作。但仅有这一方面的工作还不够，最主要的还是从正面教育他们，使他们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自动地坦白。否则，只靠群众的检举，上级的调查，还不能从思想上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人。本溪市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一、领导同志在一定时期多给贪污分子开小会，上小课，或进行个别谈话，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不要只向他们说：“坦白吧！坦白了组织上会减轻对你的处分！”因为我们有责任从思想上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人。二、组织群众来教育他们，特别是组织觉悟了的贪污者去教育还没有觉悟的贪污者，用这种方式收效更大。三、对坦白了的人，应当教育群众不要过苛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处处抬不起头来；而应当欢迎他们的坦白和觉悟。四、对那些实在顽固的人，则必须进行严格处理，否则就不能打倒邪气，使运动开展起来。这里要注意的是：除了不立即处理即会妨害运动开展的问题以外，一般的问题不要立即处理，否则会影响运动的深入开展。
本溪市的经验还证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三个内容不能机械地分开，也不能不分轻重地一齐端出来。在一般情况下，不管任何部门都应当先从反贪污开始，然后逐步深入、扩大，以便使全部问题得到解决。这里要说明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一般部门都要从反贪污开始？过去有人认为：技术部门、党和群众团体及一般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多大问题，只有财务部门才有问题。这是不对的。本溪市的事实证明：贪污分子是无孔不入的，连医院开药方的人都能贪污。而且有些贪污分子，正是利用上述那种不切实际的说法，强调“我们在贪污方面没啥，应当快反官僚主义”，以图蒙混大家。本溪煤铁公司行政处的某些同志说“没有啥”，但是运动刚一起来，只揭发了一个人的贪污数字，就大大超过了事先对行政处全部贪污的估计数字。由于贪污行为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侵袭我们的结果，因而通过反贪污运动，把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之间划一条鲜明的界限，打下开展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是完全必要的。本溪市许多单位的事实证明，那里的反贪污运动进行得彻底，那里的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就进行得好。比如本溪煤铁公司生产处在反贪污运动以后，许多技术人员便自动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并要求上级多给工作，自动研究怎样下厂进行工作。
第二个问题，所有部门都从反贪污开始，但这并不是说不分轻重主次地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同时再转向统一的中心。比如技术部门就不应和财务部门一样。财务部门可以用较长的时间来进行反贪污运动，而技术部门在把一般贪污问题弄清以后，就应迅速转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第三个问题，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不可能严格地分开进行。因为群众动起来以后，往往什么问题都想提出来解决。本溪市在这一运动中第一个中心是反贪污，但群众提出来的许多问题都超出了反贪污的界限。比如有人上班来晚了，群众就说：“贪污、浪费是损害国家利益，工作马马虎虎不是损害国家利益吗？”群众在揭发某人贪污行为的时候，也往往说：“他不但贪污，还有官僚主义！”群众这样作，领导方面不应阻止，也不应任其自流，而应当及时地把群众这种进步要求导向当前讨论的中心问题。
在工人群众中应不应当开展反贪污运动呢？这一问题，本溪市的领导机关曾考虑了很久，直到最近才得出结论：应当。本溪煤铁公司基本建设处的工人看到干部反贪污做得很好，有的工人就提出来：
“干部反贪污以后就好好工作了，咱们也应该清理清理。”于是就在学习时间开了个坦白会，一个个起来坦白私用公物的事实。最后大家都说：“一个个坦白太麻烦了，现在先举手看看谁还想坦白吧！”结果一百多个工人除了两个刚来的以外，都举了手。这说明了两件事：一、说明我们过去对工人没有很好地进行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因而工人随便动用公物的现象很严重。所以，在工人中间开展这一运动是必要的。二、说明这一运动在工人中间可以开展起来。本溪市领导机关根据这一情况，最近先后在耐火材料厂、铁厂等处发动了这一运动，收效都很大。工人检讨得很干脆，很痛快，并在检讨以后互相定约：“今后再不干那丑事了！”但在工人中开展这一运动时应当注意，不要时间太长，一般的以四、五天至六、七天为适宜。在这以后，应迅速转向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产量和反对浪费方面去。因为工人的问题一般都比较简单，而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增加生产。
第3版()
专栏：
落地的人头称赞“好快刀！”
——谈反对分清敌我的一种错误论调
杨耳
京津两地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开展，已经获得很大成绩。但听说在讨论划分敌我立场时，有人说：“如果敌人的枪实在制造得好，那末，虽然他用这枝枪把我打死了，我还是要称赞这枝枪好。”
“好”倒是“好”，可是自己却被它打死了。既然打死了，虽要称赞也就不可能了。所以，这位先生的逻辑是不妥当的。“聊斋志异”里有一则故事，和这里的情形有些相像。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被人砍下了脑袋，因为刀太快，所以头落在地上还大嚷“好快刀！”这个故事听来虽很有趣，但是只能算是“志异”而已；因为，实际上这不是扯谎，就是扯淡罢了。
这位先生辩解说：“我不是说人死之后还会称赞枪好，而是说，我即使可能被它打死，也还是要‘客观’地称赞它好。科学发达总是对人类有利益的。”
这里的逻辑也还是不妥当。首先，你既然想到可能被它打死，难道设法不让它打死不是更好些吗？你为什么不想到先把这枝枪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再谈枪好枪坏呢？你为什么把称赞枪好，看得比划清敌我界限、反对敌人行凶还更重要些呢？如果大家都照你的意见办事，不谈立场，不分敌我，只是一味地称赞枪好，甚至认为人头落地事小，称赞刀快的事大，那不是太危险了么？其次，科学发达就对“人类”有利吗？可惜这个“人类”里既有占极大多数的人民，又有极少数的人民的敌人。你难道没有认识到如果原子科学完全掌握在美帝国主义手里将对全人类有什么威胁吗？自然科学（不谈指导它的世界观、哲学思想）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服务的，可是今天敌人如此野蛮残忍，你也愿意把你的科学去为他们服务吗？有些主张“为科学而科学”的先生，甚至今天还把科学报告、论文寄到美帝国主义的研究机关去，你难道不怕在你的科学报告上，可耻地沾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圣洁的血花吗？
记得鲁迅先生嘲笑过一种人，说他们抓住自己的头发就想把自己提到半空中去。那位大谈死了也要称赞敌人枪好的先生也可以和这样一种人相比。他根本忘了人生在世，办事说话总要有个立足点。在现在敌我斗争如此尖锐的世界上，如果不坚决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虽然自己以为已经把自己提到了半空中，实际上就不知不觉地站在持枪行凶的人民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第3版()
专栏：
我的思想在改造中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 工业原料司司长 孙恩?
过去的错误思想
我二十二岁在北京清华学校毕业以后，就到美国去学农。当初的目的是要在农业科学方面为国家社会服务。但对服务的对象没有搞清楚，也不认识当时代表封建地主并勾结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服务的途径是想当教授，做官或做农业资本家；总之，都是打算爬到人民的头上。南京解放以后我写自传时，曾说我因为要帮助佃农改善生活才学农。但现在我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学农的目的是要向上爬，写自传时的态度是不老实的。
我学习农业科学，是没有农事经验做基础的。我原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在美国大学里学农，也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回国以后我感觉到长期这样搞下去，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于是开始重视吸取实地经验。我在学校里一面教课，一面带学生到田间工作，并时常下乡向农民学习。虽然如此，我当时并不认识劳动人民的伟大，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因此，只能得到一些零碎的经验，不能学会他们的整套本领。但是这就使我骄傲起来了，以为自己的农业科学基础很好，又加上一些经验，已经成为有实学的农业专家了。
我既自命不凡，也就看轻一切。以为农民单有经验，没有理论；而一般农业科学工作者只有理论没有经验，他们都不能解决问题；惟有理论经验齐全的我，才能创造一切。我自命为棉作专家，并以改进我国棉产为己任。这种不择服务对象，和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在今天看来，真使我惶愧万分。
两年来的思想转变
我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作将近两年，结合着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得着很多的好处。头一个打动思想的问题是机关中的用人制度。农业部从南京调我到北京工作时，并没有告知职务和待遇。当时我虽不言语，心中不免有些疑虑。直到到农业部工作和学习后，才知道人民政府用人，完全根据人民的需要，并要求各人放弃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我们能不能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第一个考验，就看我们是不是听从政府分配工作，讲不讲待遇。从此我也体会到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我在工作中因为重视个人兴趣，常发生重视棉花，轻视其他工业原料的偏向。这也是不合乎人民所分配给我的任务的。
农民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新纪录，是打动我的思想的又一问题。过去我以为只有农业研究机关才能改良棉花品种和改良棉花的栽培方法。只有在良种和良法研究出来以后，指导农民照做，才能实现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农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是不可能自己找出办法来的。我这样看不起劳动人民，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参加过劳动的原故。直到看到植棉劳动模范曲耀离、梁家瑞等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丰产纪录以后，才使我真正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人家推崇过我为全国仅有的棉花权威专家，我过去也曾这样自许的；而我一九二四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劝业农场内所种的二十四亩脱字棉，每亩平均仅出产籽棉老秤三百斤，折合市秤三百三十八斤，才及曲耀离今年每亩九百二十斤丰产的百分之三十七弱。从这以后，我不敢再自居为棉花专家了。实在惭愧得很！我应当继续学习技术，努力于理论和经验的结合，俾能帮助农民经验的提高。
还有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我做过多年的农业机关的负责人，已经养成了一种独断独行唯我独尊地处理事务的习惯，对于群众的能力认识不够。我总以为我的智慧超过别人，特别是我的学生和佐理人员。但是到农业部工作以后，渐渐地认识了群众的智慧比我强。今春我写过一篇关于棉花整枝的文章，试用我新学会的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把这文章提出来请同志们提意见。同志们也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很多的宝贵意见，鼓励了我更加深入地研究问题，也阻止了我去发表不成熟的论文。现在我体会到：谁说群众不如我，谁就会脱离群众，也就必然地会犯错误。
今后应当加倍努力学习，
改造思想
两年来我的思想已经有了些转变，但是进步不大，赶不上时代的要求。时代要求我们从旧社会出来的科学工作者，在生产建设中发挥科学的效能，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们所有的一些科学知识，都是人民培植出来的。人民现在宽恕了我们过去的罪恶，还鼓励我们积极工作，我们应该怎样地报答人民的好意，衷心悦服地为人民服务！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加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过去的自私自利的错误思想，改变为大公无私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3版()
专栏：
评电影“刘胡兰”
萧 殷
刘胡兰是中国共产党所教育和培养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之一。她的高尚的革命品格、她的为革命献身的高贵气质以及她的英勇不屈的英雄事迹，通过传说、报道、连环画和歌剧“刘胡兰”，已经深入人心，为群众所熟悉和敬爱。因此，毫不足怪，人们怀着很大的希望来期待电影“刘胡兰”的放映。人们希望电影能比歌剧“刘胡兰”更好，希望借助于电影艺术的特殊性能，使它能够更真实地更有说服力地表现出英雄人物的历史、她的性格和性格的成长过程，就像苏联电影创造出索雅和奥列格等青年英雄形象一样。
但是，影片“刘胡兰”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银幕上的刘胡兰和群众心目中的这位青年女英雄的英勇无畏的形象距离还远。编导者确实没有创造好这个受到千千万万人民敬爱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青年女共产党员的形象。不仅如此，电影所描写的刘胡兰的英雄性格和它的成长过程，是被严重地歪曲了的，刘胡兰的家庭、革命经历也和实际出入很大。
我曾读过梁星写的“刘胡兰小传”（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根据刘胡兰的同志、乡亲、家属的谈话记录下来的”，“保持着人物和事实的本来面目”的传记。这篇传记，虽然还可能遗漏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但对于刘胡兰的品质与事实的主要方面，应该说还是记录出来了的。它记载了她的平凡的、然而显示了她的伟大的革命品格的一些言行；它记载了形成这品格的环境和条件，并且具体地写出了刘胡兰怎样在党的影响和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只要比较一下入党以前的刘胡兰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实际生活中的刘胡兰和电影形象中的刘胡兰是多么不同。“刘胡兰小传”的作者告诉我们：刘胡兰在入党以前，是经过党的阶级教育、受过革命斗争的深刻影响，并在实际工作中受过考验和锻炼的。然而在电影里，刘胡兰却有另外一种经历。我们并不要求电影编导者把刘胡兰所经历过的事实都丝毫不变地搬到银幕上，但是也不能容许完全离开刘胡兰的生活的主要情节而凭空杜撰。电影的描写对象既然是刘胡兰，而刘胡兰的本来性格和事迹既具有典型性质，她的革命品质和她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献身的英雄事迹本身，既包含着深厚的教育意义，那么编导者为什么不根据刘胡兰的本来面目——本来的环境、年龄、经历以及她的性格特性和事迹加以描写呢？如果说，艺术家对于机械地反映实有的现象和事实，感到不足，而要求有适当的艺术加工，那是完全应该的，而且是合理的。但是必须根据人物原有的性格与事迹的主要方面，加以深化和概括，使之更鲜明、更突出、更集中、更有组织性。绝不应该以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斗争来代替刘胡兰的生活和斗争。据我所知，电影中刘胡兰的斗争生活和真实的刘胡兰的斗争生活，除了英勇就义一点相同之外，其它重要情节都和原有的事实不相符合的。曾经有人说过：“何必一定要根据刘胡兰的生活来描写呢？这样写不是也能教育人民吗？”但是我要问，既然撇开刘胡兰的本来生活，那为什么不写另外一个名字？而独独要写刘胡兰的名字呢？又为什么把毛主席对刘胡兰的悼词也写在银幕上呢？
其实，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电影“刘胡兰”所以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不仅仅因为它歪曲了刘胡兰的本来面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歪曲了生活的真实，阉割了生活的逻辑。
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里，如果文学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也在内）离开了党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离开了革命运动的影响、离开实际斗争的锻炼来观察或处理英雄性格的成长，是很难想像的。“刘胡兰小传”是较真实地叙述了党的教育、革命运动以及实际锻炼对于刘胡兰内心所促成的变化过程的。但在影片中，党对于刘胡兰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却是极端薄弱的，甚至是看不见的。在银幕上，我们只看见这么几个镜头：当刘胡兰才四五岁的时候，红军指导员孙同志曾向大家（刘胡兰也在内）说过：“……我们队伍里，也有许多人是种庄稼出身的，你们不要怕，我们是专打剥削咱们穷人、压迫咱们穷人的地主老财。”此外，孙同志还教过刘胡兰写字，支部书记曾告诉过刘胡兰要“好好工作”。当敌人烧了村子之后，支部书记见刘胡兰很颓丧（这种表情是不合乎青年共产党员刘胡兰的性格的），曾教导她“拿起精神来”。抗日胜利后，小青向刘胡兰说过：“……以后，你更要带领大家好好生产。”这是仅有的几个有关教育的镜头，而且都缺少阶级教育的内容。至于革命运动对于刘胡兰思想的影响，在影片中几乎很少提到。
其次，刘胡兰和群众的关系，在影片中也被处理得很无力和很不恰当。刘胡兰是群众心目中的妇女领袖，据“刘胡兰小传”记述，她曾参加过反贪污斗争，参加过土地改革；担任过村妇女会秘书，处理过群众的纠纷，还和吕雪梅到附近各村开展过妇女工作；她动员、组织妇女群众做军鞋，募集慰劳品，教育过落后分子；当情况紧急时，为争取动摇分子金仙，她冒着危险留在村里工作；当敌人已经包围了村庄，她为了怕连累了段金忠一家，宁愿自己去顶……这样有血有肉的斗争生活以及她和广大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处处都体现着她的高尚的革命品格，体现着她对于广大人民利益的关心。但电影的编导者完全无视这些，反而另外去杜撰一套。影片描写刘胡兰教妇女群众认字，和许多妇女一起缝军衣；指挥群众撤退；救过一个小孩子，并且给过小孩子一些小米。……编导者以空想去代替事实，用薄弱无力的概念和想像去代替对于刘胡兰的历史生活的认真的调查和研究，正是这样，结果把这个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以及她和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模糊了，甚至歪曲了。
既然编导者未能恰当地写出党对她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作用，又未能恰当地写出她和群众的正常关系，那末，影片就不能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刘胡兰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支部书记的行为，以及她被俘之后的英勇不屈的行为，都缺乏使人信服的力量。谁都明白，这些英雄的行径，是需要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来支持的。但影片对于刘胡兰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及其提高的过程，却没有明确的交代，这样，就使人觉得刘胡兰这形象，并没有强固的阶级觉悟的思想基础。既然这样，那末在银幕上刘胡兰的许多英雄行为和言谈，就不能不是无思想基础的、缺乏说服力量的东西。
电影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编导者有意这样，也不是在理论上认为应该如此。我以为影片“刘胡兰”的失败，主要原因是电影编导者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实际、离开了对刘胡兰的具体历史的深入调查和认真分析。对于这样一个“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英雄人物，编导者在处理上仅仅保留了她的英勇就义的一幕，仅仅保留了她的事迹的一点点轮廓，她的真实的生活被弃置不顾，这样做法显然是无法表现出她的伟大的英雄品格以及它的成长过程的。不管编导者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下过多少工夫，但实质上，仍然是从一般英雄概念出发去处理这个题材，是用一般的英雄概念去代替对刘胡兰具体历史的掌握和理解的。
正因为缺乏生活和没有具体地理解生活，电影编导者就不能不用一些惊险的场面来粉饰生活的贫乏和填补生活的不足。明了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编导者为什么把幼小的刘胡兰写得勇于反抗地主，为什么让刘胡兰在混乱中去救小孩，为什么要写刘胡兰昏倒，为什么要写刘胡兰抢救支部书记，为什么要写她打枪和敌人作战，简直变成了一个战斗员……等等场面的用意了。编导者也许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刘胡兰这英雄形象生动地“塑造”出来，其实，他们首先就好像忘记刘胡兰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像她这样年轻的人，她的高尚的革命品格不能和成年的英雄完全一样，而是有其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表现方式的。生活中刘胡兰的高尚的坚强的气质，是贯串在她的平凡的而又伟大的、英勇的而又不违背她的年龄特征的革命活动之中，贯串在她的单纯朴素的行动和言谈之中的。然而影片编导者没有从刘胡兰的具体历史中去把握和理解她的这些特点，反而用成年英雄的生活去代替刘胡兰自己的生活，拿刘胡兰所不惯使用的武器，硬交给刘胡兰去使用。……其结果，不仅会妨害刘胡兰性格的真实的表现，而且也会歪曲生活的真实。电影“刘胡兰”的失败，已有力地证明：一切脱离生活、片面强调“技巧”的作法，都无法达到艺术上成功的目的。
第3版()
专栏：
民主建国会各大城市分会
年来积极组织工商界学习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后，民主建国会为帮助工商界展开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总结一九五一年的宣传教育工作经验。
民主建国会在过去一年中，为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曾组织了会员及一般工商界的时事政治学习，获得了工商界的热烈欢迎。工商界的学习，除经常的小组学习外，一般地采取了演讲会、座谈会、时事学习会及夏令讲习会等方式。有些分会最近还联合其他党派或单独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或夜校，对会员进行有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
民主建国会组织工商界学习的工作，已经获得许多成绩。重庆分会在组织工商界时事学习中，曾派很多会员担任工商联合会各学习小组的辅导员。经过这些辅导员努力的结果，十七个学习小组很快就巩固起来，并且发展到一百一十三个小组。重庆的工商界便因此在很短时间内认识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反动性和错误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重庆分会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还举行了十一次座谈会，许多向来就有“明哲保身”思想的工商业者，在参加座谈以后搞通了思想，便能够迅速分清敌我，勇敢地检举自己同业中的反革命分子。例如中药材业周某控诉了把持该业二十多年的特务周懋植；干菜业石效宽控诉了该业中的恶霸谭绍彬等，都是在座谈会中得到了启发，打破了思想顾虑才敢提出的。
北京分会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起，举办了“新知识座谈会”（实际上是演讲会），到现在止已举办了一百三十二次。听讲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工商业者，累计已达二万七千四百七十九人。经常到“新知识座谈会”听讲的人后来有许多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在各种爱国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如粮食业的赵宜堂，已经六十岁了，经过学习，了解了人民政府的政策，经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对新中国发生了无限的热爱。
天津分会举办的“新世纪座谈会”（实际上也是演讲会），由李烛尘、资耀华等主持，每次听讲的人都在一千人以上。对天津工商界思想的提高也发生了作用。
上海分会举办的“新时代学习会”和“工商学习会”，对会员及工商界的学习也有帮助。为推动捐献飞机大炮工作和改善公私关系，他们召集了工商座谈会两次，改善公私关系座谈会一次，使工商界对公私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火柴业的刘念义（民主建国会会员）在会议上生动地介绍了火柴业接受国营经济领导而得到顺利发展的情形，许多工商业者因而放弃了对公私关系问题的错误想法。
武汉分会的会员和工商业者经过不断的学习，政治觉悟都普遍提高了。
济南分会会员李玉淑姊妹两人，在参加民主建国会和进行学习后，爱国热情空前提高。在和平签名运动中，她俩发动了一千五百四十三人参加签名及投票运动。
第3版()
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举行第一次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
强调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总结一年多以来全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经验，进一步推进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
会议研究了一年多以来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发展的情况。各地现已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四十所，学生有一万零七百四十四名。各地工农速成中学在招生、教学等工作方面，都创造了一些经验，有不少成绩。在教学方面，各地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师们都能掌握学生特点，联系学生实际革命斗争经验，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进行有重点的讲授。学生们的学业成绩，特别是语文和数学的成绩，有显著的进步。学生初入学时，一般要花五小时才能写二、三百字，现在他们一般在二、三小时内，便能写出一千字左右较通顺的文章了。他们初入学时数学程度还不到高小水平，现在已学习代数、几何。多数学生在初入学时，不安心学习，经过一年多的教育，他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国家培养他们成为建设骨干的重大意义，因而树立了克服困难，长期学习的决心。
会议对工农速成中学的方针和任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到会代表一致认为工农速成中学不仅是为了满足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对于文化的要求，而且是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准备培养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成为各种高级建设人才。因此，工农速成中学的性质，和一般干部学校或党校不同，也和一般中学不同。工农速成中学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升入高等学校的一种准备学校。会议根据一年来各地试行的情况，决定工农速成中学的修业年限暂时仍定为三年到四年，并拟订两种教学计划同时试行。但会议认为必须精简课程和教材，并注意课程排列的联系，适当地增加上课时数和减少自习时间。关于师资问题，会议认为目前只能从普通中学抽调较优秀的教师来解决。关于教材，会议决定在今年寒假期间，约请一部分工农速成中学教师，根据他们实际教学经验，编订各科教学大纲，并研究和修改已经编出的教材；关于招收学生，政治条件必须严格，文化水平不应过低。会议认为必须加强工农速成中学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时事政策的教育。（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怎样解决下乡干部的学习问题
——介绍邢台、新乐两县组织下乡干部学习的经验
李之乾
在各地干部业余文化教育中，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这就是下乡的干部不能经常到课，不能坚持文化学习。这个问题已在河北省邢台、新乐两县得到解决。
邢台、新乐两县的县级机关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干部经常住机关，偶而下乡去突击中心工作；有百分之三十的干部时而下乡、时而回来，二者的时间约略相等；有百分之十的干部经常在区、村工作，留在机关内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这说明的确有相当多的干部要经常下乡，坚持文化学习确有不少困难。但是，他们的业余文化学习为什么又坚持下来了呢？
干部在下乡工作期间，并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学习的，也不是不能学习的，关键在于他有没有学习的决心。如邢台县长胡希德曾在三个月内，下乡三次，费时一月；但因他有坚持学习的决心，下乡时带着课本、练习本，抽空就演算自己选修的代数，结果，学习不但没有耽误，而且成绩很好。又如文教科李瑞音，半年内曾下乡三次，每次来回二十来天，功课一点也没有荒废。原因是他在下乡前请教员教了课，又找了参考材料带在身边；下乡后，一有空暇就看课本，演习题，在十八天内演算了四个习题，赶上了学校的进度。在乡间的工作一结束，又急忙赶回来，争取多上一课，以尽量减少缺课。
仅仅是下乡干部有学习文化的决心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邢台、新乐两县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即根据每个干部的程度、下乡时间，订出了如下的办法，克服了下乡干部不能经常到课的困难：
（一）预讲：干部下乡前请教员预先讲课，下乡后由自己复习、做作业，回来交作业。
（二）补课：如干部因任务紧急，必须立即下乡，来不及让教员预讲时，则等回来后由小组同志给他讲解，或请教员补课。
以上两种办法，适用于下乡时间较短的干部。
（三）领课、交课：干部下乡前，按其下乡时间的长短和学习的进度向教员领课。即由教员作重点讲授，指定作业，由学员下乡自学，回来后交作业，再由教员作重点讲解。这样可使干部能在基本上领会课程的内容。
（四）函授：教员编出讲课的教案，印发给下了乡的干部，让他们结合课本进行自学，回来后交作业。这种办法虽然不如讲课的作用大，但对学员是很有帮助的。
（五）学习站：以完全小学为基础，建立学习站，由完全小学的教员担任顾问，帮助下乡干部学习。
以上三种办法，可适用于下乡时间较长，而有高小、中学程度的干部。
根据邢台、新乐两县的情况来看，学员每次下乡的时间最长的约一个月，其间课程的进度最多不过三、四课；如果下乡半个月，所误不过一、两课，如果能设法使学员认真学习，是可以赶上进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