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苏南查办常州税务局集体贪污舞弊事件
首犯周谦等已被撤职送人民法院依法惩处
逃漏巨额税款的不法商人也已送政府处理
苏南区常州市税务部门中因为有一部分曾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人员没有得到改造，加上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造成了两年来税务干部和不法商人共同勾结行贿逃税，并由小而大、由秘密而公开的集体贪污的事件。这一事件在今年四月份被领导机关发觉，当即查出部分事实。七月，苏南人民行政公署人民监察委员会派出检查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检查，案情全部弄清，计查出贪污干部八十五人。贪污款额二亿四千三百余万元，行贿商店有二百九十三家，逃税十亿五千四百多万元，贪污行贿时间连续达二年。
为了慎重地处理这个案件，苏南人民行政公署人民监察委员会特召开了第五次委员会议，经过详细研究，作出关于处理常州市税务干部集体贪污舞弊事件的决定。决定指出：常州市税务干部贪污舞弊和不法商人行贿逃税事件，为时已近二年。贪污的干部从四人发展到八十五人，占全市税务干部的百分之三十七强；其中股长、所长四人，税务员七十九人，勤杂人员二人。其范围遍及常州市税务局秘书室、货物税股、地方税股、直接税股、检查股和所属七个税务所，常州专署税务局也有六人是这一案件的有关人员。他们采用了查账时敲诈受贿、勾结屠商逃税朋分税款、涂改缴款书凭证贪污中饱、找寻藉口向商人索借等主要方法，共计贪污人民币二亿四千三百多万元。其中，直接和不法商人勾结索贿的五十八人，受直接贪污分子腐蚀分肥的二十七人；内以双桂坊税务所直接税主办员周谦为最严重，竟连续贪污五十多次，贪污数额五千五百多万元；并以周谦、顾伯榕、张家声、石仲信四人（群众号称“贪污四大金刚”）主使结成若干贪污小集团，形成半公开的集体贪污舞弊的严重事件。
行贿的工商业户共有五十五个行业，二百九十三家；其中有十五个同业公会集体行贿，并有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界代表十一人参加行贿。经动员坦白并重点抽查了二十七家商号，发现他们采取以物易物、设置假账、进销货不登账等方法逃漏营业税、临商税、印花税款达十六亿五千四百多万元。
这一事件不仅使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受到巨大损失，特别是在政治上造成普遍的严重的坏影响。如某些职工就在这一点上不满意政府。部分商人甚至以为“只要有钱，就有路可走”。税务干部反应：
“贪污舞弊吃得开。”有的干部说：“这种严重贪污事件，领导方面不知道，很奇怪。”这说明这一集体贪污舞弊事件，已严重地破坏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威信，模糊了群众对人民政府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常州市群众的发动和各项工作的贯彻，损害了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这一案发生的原因：一是由于常州市税务干部成员比较复杂，以周谦为首的一部曾在国民党机关任职的人员，品质恶劣，贪污成性，解放后不求改造，自私自利，目无法纪，继续贪污舞弊，损害国家的财富。其次是不法商人逞其行贿逃税故技，引诱、腐蚀意志薄弱的税务干部。再次是由于常州市税务局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麻痹失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制度不严，缺乏检查，忽视对税务人员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满足于少数坏分子的熟悉业务和伪装积极，因而盲目信任，放松领导；并对群众的正确反应没有采取正确态度，及时检查处理，致使不法分子有隙可乘。加之个别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不够严肃，接受不法分子的邀请吃喝，并向不法分子借钱、互相送礼，也促使邪气上升，影响和助长了这一事件的发展。
决定称：为严肃法纪，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保护国家财富，现根据有关案犯罪行的轻重和在检查中坦白改悔程度，采取分别处理的原则；除责成常州市人民政府处理不法商人及追缴贪污干部的贪污款项外，对本案有关的工作人员，报请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批准决定分别给予如下处分：
（一）常州市税务局税务所直接税主办员周谦、顾伯榕、张家声，市税务局直接税股办事员石仲信，都是贪污主犯。一贯敲诈勒索，包庇不法商人逃税；贪污的次数最多，贪污数额最大；在检查过程中，他们仍执迷不悟，尤其是周谦，狡猾抵赖，坚持错误；因此，各予以撤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严办。
（二）市税务局直接税股副股长王春明、办事员张晋翼、孙博渊、高庆寿等，品质恶劣，和不法商人勾结舞弊，直接贪污数额都在九百万元以上。在检查中还能坦白，并曾自动检举别人的贪污行为。办事员朱云、陆拓、郎金绥、虞振良、苏石正等，贪污总额都在四百五十万元以上；在检查中经过多次教育启发，坦白还不彻底，甚至有的还坚持错误，阻挠别人坦白。市税务局货物税股副股长戴玉光、地方税股副股长庄诺，发觉贪污行为不加制止，反而随同贪污分赃，各得款一百数十万元，庄诺并帮助个别贪污分子逃跑。办事员周琪贪污三十四万元，自己不肯坦白，并破坏别人的坦白；怀德桥税务所副所长徐灿文，现调任该市郊区任乡长后，还不悔悟，继续犯贪污腐化错误；双桂坊税务所所长黄秀洲，是参加革命较久的干部，由于其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对周谦等贪污行为熟视无睹，并向周谦等借款、吃喝、接受不法商人礼物，同流合污；事后还掩饰抵赖，不虚心检讨。因此对以上十四人都给以撤职处分。
（三）办事员姚永年、陆洽常、邵鹤年、刘汉民、潘杰、王树明等，都直接和商人勾结贪污在二百万元以上，错误也很严重；但因他们在检查中还能接受教育，逐渐认识自己错误，故都给以记大过二次处分。
办事员吴民泽、孙心侠、蒋之栋、赵正军、陶长林、严洪元、王寿槐等贪污都在一百二十万元以上，检讨较好。办事员唐克颜、张崇友、耿福生、虞济孝等贪污都在七十八万元以上，坦白精神差，须继续作深刻检讨。对上述十一人都给以记大过一次处分。
（四）办事员朱庆昌、刘洪法、孙定之等贪污都在五十万元以上，虽作了检讨，但认识错误不够，都给以记过处分。
（五）办事员李正清，贪污九十七万元，但能认真检讨，诚恳坦白错误，积极改进工作，故从轻议处，给以警告处分。办事员马荣坤、史惠南二人贪污都不足三十万元，但表现不够坦白，故各给以警告处分。
（六）办事员赵桂蟾等四十四人大部是间接分肥，且贪污数字较少，经教育后，都能虚心彻底检讨，正视并积极改正错误，都免予处分。
（七）市税务局局长王士华，自一九五○年六月任职以来，其主要错误是严重的麻痹失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工作不深入，领导作风不够民主，忽视了对税务干部的思想领导，干部群众多次反映税务干部有贪污舞弊行为，而王竟置若罔闻，未能严肃检查处理，事后虽能正视错误，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但应负这一严重事件继续发展的主要责任，予以撤职处分。
（八）市税务局前任局长贺一峰，其主要错误是麻痹自满，片面的业务观点，对周谦等盲目信任，放松领导。并未能重视群众的意见，及时纠正税务干部的违法行为，表现群众观念薄弱，同时生活上也不够严肃，应负事件发生的主要责任，事后作了检讨，认识了错误，予以记大过一次处分。
市税务局前任副局长陈振东，在任职四个月期间，主要是思想麻痹，感情用事，表现在生活上不够严肃，接受个别贪污分子邀请吃酒，互送礼物，影响某些坏分子的恣意贪污；现除责令其继续深刻检查，改正错误外，予以警告处分。
（九）常州专署税务局前任副局长余一超，其严重的错误是贪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纪律和领导威信，知法犯法，为其胞弟委托税务所所长黄秀洲转托贪污分子出售“鸦片”四两，并两次向贪污分子借钱，接受贪污分子请客吃喝，助长了某些税务人员的贪污气焰。惟事后检讨还深刻，决定给予记大过三次的处分。
（十）常州市人民政府领导方面的责任，主要是平时对税务局的工作缺乏检查督促和具体帮助，事件发生后，认识不足，既未能严肃处理，又未及时向苏南领导机关请示报告，这是极不应该的。现市长诸葛慎已作了较深刻的检讨，并积极地改善市税局的工作，故免予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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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常州市税务局干部贪污舞弊和不法商人
行贿逃税事件的检查报告
苏南人民行政公署人民监察委员会
（一）检查经过
本案在发觉前已有一些可疑材料，但没有引起常州市领导方面的重视和注意，因此没有及时提出处理。
今年四月份，苏南税务工作队到常州市帮助工作时，发现部分税务工作人员有贪污受贿情形。当即由常州市税务局主持，以苏南税务工作队为主，进行了有重点的检查，发现木业、绸土布业、百货业等商号有严重的逃税行贿行为；同时在税务干部方面，即由市税务局组织了一次反贪污学习。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有关人员作了初步的坦白，计坦白出的贪污干部有三十一人、坦白的贪污数目只有人民币一亿七千余万元；行贿商号有八十三家，逃漏国税有六亿多元。贪污主犯周谦、顾伯榕、张家声及不法商人一新百货店老板张俊仪等当即为法院扣押。
常州市领导方面，虽将这一案情在市协商委员会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并一般地对工商界进行了教育。但对整个案情来说，追究得还不够彻底，也没有作严肃妥善的处理。
七月初，苏南人民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这一事件极为严重，政治影响极坏，为了能够进行正确处理，即邀请苏南检察署、苏南行署财政处、苏南税务局、苏南日报社、区党委统战部等单位，组成了检查团，通过常州专署、中共常州地委、常州市人民政府、中共常州市委，对这一案件又认真地进行了检查。同时法院又扣押了贪污严重的税务人员石仲信。检查过程分宣传动员、坦白反省、检举填表和重点查账等四步。
对干部的检查是通过反贪污学习进行的。在检查中，起初有贪污行为的税务人员思想顾虑很多，怕送法院、怕撤职失业、怕倒赃，因此不肯坦白。后来经过反复动员教育，消除了这些人员的顾虑，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有贪污行为的税务干部都写了坦白反省书，一般的也都做了反贪污学习总结。
在检查中，工商界开始时有三种顾虑：
（一）上层分子怕丢面子。
（二）中小商人则怕补税罚款。
（三）一般的怕吃官司。因此，大部分商号不肯承认有逃税行贿行为，强调税务干部作风不好，商人是被迫的“出钱求安”，不是行贿。大部行贿逃税的商人则说：“我们会计业务技术差，难免有些缺点，不是逃税。”“干部家属有病，我们借钱给他是‘治病救命’，没有逃税行贿企图。”有的则拉拢税务干部要税务人员别说实话，同时威胁职工：“我店关了，你们生活怎么办，不要说的好。”后来经过反复的教育，加上职工的推动，同时税务干部已先坦白了一部分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认识提高的商人开始写了坦白书；有的并且作了典型报告，像立祥棉布号负责人强彧础，就坦白了他行贿的目的是为了逃税，一共逃了一亿一千多万元税款，行贿了一千六百万元，同时他还揭发了很多同业也有这样情形。此外木业公会副主任汤梦熹，绸布业的汪仲远（都是常州市人民代表），对自己做行贿的媒介、腐蚀干部，也进行了坦白检查。但是很多行贿逃税的商号，还是隐瞒事实，甚至有对抗的。像立祥棉布号负责人强彧础坦白后，就有几家同业打击讽刺他，天昌棉布号负责人说：“你进步得太快了。”“是谁指使你坦白的？”“你承认逃税我们不承认。”因此政府方面又进一步对工商界进行了教育，批判了他们对抗检查的错误，并进行重点查账，共查了染织业、绸土布业、油麻业，百货业等二十余家，查出逃漏税十亿五千四百余万元（包括公营花纱布公司以纱换布漏税在内）。
（二）事件真相
一、贪污行贿情况
本案经过两个多月的检查，计查出贪污税务干部八十五人，行贿商号五十五个行业，二九三家，干部贪污数额共二亿四千三百六十多万元，不法商人逃漏国家税款达十亿五千四百余万元。这案件自一九四九年六月间起至今年四月被察觉为止，时间将近两年，贪污干部占当时市税务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其中曾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过的人员四十五人（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人员有十七人），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三十七人（内青年团员八人）。渡江来的较老干部三人（内两个共产党员）。按职责分：股长、所长四人，税务员七十九人，勤杂人员二人。其范围遍及市税务局所属七个税务所及地方税、直接税、货物税各股，专区税务局也有六个干部参加贪污（内二个是从市税务局调去的）。其中贪污五千万元以上的周谦一人，另黄金二两、银元八十枚，共贪污五十多次。贪污二千万元以上的顾伯榕一人；贪污一千万元以上的石仲信等五人；贪污五百万元以上的三人；贪污二百万元以上的七人；贪污五十万元以上的二十九人；贪污不足五十万元的三十九人。以贪污性质论：直接和商人勾结舞弊的五十八人，间接分肥（即了解案情、向直接贪污分子索借或受其腐蚀分给）的二十七人，贪污最严重的周谦、顾伯榕、张家声、石仲信四人，都是曾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过的旧税务人员。他们一贯贪污枉法，并且形成了一个贪污小集团。例如他们明知绸业、土布业以纱易布严重逃税，却不予查究，竟通过商人汪仲远（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向该业公会索贿，并且和天昌、立祥、合成、协勤、中华等棉布号勾结舞弊，包庇逃税，得贿一千零三十万元，共同分用。因此，他们四人贪污的款项多达一亿多元；时间也最长，他们平日作风又非常恶劣，生活奢侈，毫无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应有的优良品质。所以群众叫他们“贪污祖宗”，对他们非常痛恨。其中周谦在工作中并乘领导方面最初对业务不熟的弱点，欺骗领导，对抗组织。如征收一九五○年所得税时，就和不法商人勾结，将纯益率订得很低。经市税务局领导方面发觉，要他纠正，他即以“要提高，你们自己来搞，我没有办法”等来对抗。平时往往不请示领导，迳自对商人解释税法，独断独行，个人统制了双桂坊税务所的税收工作，骄傲自大，税务所其他干部都叫周谦为“先生”，有意见也不敢提；他凭借职权，和常州大观园书场某女人鬼混，经常上酒馆、舞厅，花天酒地吃喝挥霍；在一九五○年九月做三十岁生日，请客收十八家大商号馈礼共一百九十余万元。
至于某些不法商人，和贪污的税务工作人员都有历史上的贪污行贿关系，解放后就继续勾结舞弊。据查出其中最严重的如协裕顺绸布号的黄寿荣，除自己行贿三百万元、逃税一亿三千余万元外，还帮助其他商号行贿七次，计一千六百余万元；协勤布厂的经理张祖庆行贿二百万元、逃税三亿四千余万元，并又替三家商号行贿；一新百货号老板、百货业公会副主任张俊仪，自己行贿六十万元，逃税七百多万元，还帮助其他商号行贿及以公会名义集体行贿共计五百多万元，其中自己中饱一百五十万元，另又专替周谦存放贪污贿款。商号中行贿一千万元以上的二家、五百万元以上的五家、一百万元以上的五十七家、五十万元以上的四十家、五十万元以下的一百八十九家。其中有常州市人民代表十一人，以公会名义集体向干部行贿的有十五个公会，总计贪污行贿次数五百六十二次。
二、事件发展过程
这案件由小而大，由秘密而半公开，两年来是逐渐公开化的。由于部分曾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过的税务人员和商人过去都有联系，解放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把过去旧社会的贪污、行贿、投机、逃税等恶劣行为，带到新社会里来了。例如解放后不久，典当业理事长张仲平到双桂坊税务所领营业牌照时，周谦因张仲平在解放前答应给他一笔贿款没有送来，周就对张说：“你又来了么！”张很尴尬，回说：“开店的总是要领营业牌照的。”周谦接着说：“我们收税的还不是照样收税吗！”张会意，第二天就送周二十万元。同时税务所和市税务局领导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单纯的技术观点，对曾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过的旧税务人员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教育，思想麻痹，盲目信任。如所长黄秀洲，认为周谦有能力，能解决问题，就把他当做一个骨干；当市税局领导方面在一九五○年八月发现周谦贪污小南门外地价税四十五万元事件时，竟不立即认真追究处理，任其自流。因此使贪污有了发展。其次少数领导干部，如黄秀洲还向贪污干部周谦及不法商人汪仲远借钱，并接受不法商人黄云西的礼物，同贪污干部时常一起吃喝。再如前专署税务局副局长余一超，曾托以前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过的旧人员出售“鸦片”。常州市税务局副局长陈振东生活上不够严肃，接受贪污分子周谦邀请吃喝，互送礼物，前任局长贺一峰生活上也不严肃，群众观念薄弱，不能正视群众反映，反把周谦，张家声当做好干部，在市政府领导方面也很麻痹，长时期不了解下情，对干部及外界的反映，没有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情形使坏干部更有机可乘。如周谦看到以上这些情形，就对另一税务干部石仲信暗地里说：“现在我们可以动了。”使得正气下降，邪气上升。好的干部不服气，发牢骚说：“贪污舞弊吃得开。”有的干部羡慕贪污，如周祺说：“我以后能够学到和周谦一样吃得开就好了。”再像双桂坊税务所干部杨时度，本来是不贪污的，以后也就贪污了。因之造成了贪污行贿舞弊逃税的恶劣风气，贪污事件也就扩大了范围。如一九四九年夏季，贪污干部只有四人，到冬季就有二十一人，到一九五○年春季增加到三十六人，同年冬季又增加到六十九人，到一九五一年夏季检查时，已扩展到八十五人；行贿的商号蔓延到近三百家。
贪污行贿金额，也是由小而大逐渐增多的。一九四九年开始时每次只有一、二十万元，以后的数十万元、数百万元，再以后贪污行贿的款子，有一次就达一千万元以上。
（三）贪污行贿逃税的方式方法
甲、贪污行贿的方式方法
一、利用职权，查账舞弊。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查账查到疑点时，除将账册带税务所或税务局外，暂时隐瞒，不让领导方面知道；同时对商人故意虚张声势地说：“要罚多少倍、多少倍！”商人心虚，就托人说情，结果是从宽处罚，商人心中有数，就送款“酬谢”，这是一般的情况。也有些商人和干部，在贿赂款项的数字上，和做生意一样讨价还价。如立祥棉布号利用“产销证明书”进行逃税，被税务干部周谦、孙博渊发觉，他们就和绸土布业工会汪仲达、黄寿荣以及立祥棉布号经理强彧础等讨价还价，谈了几天，以行贿七百万元了结。
另一种情况是在查账时，商人因为账目有虚假，立即主动找人出面向税务干部“疏通”，送贿了事。也有些干部将商号账册调回后，故意暂时搁置，不立即审查，等待商人主动送贿，这是一种勒索的手段。
二、集体贪污，合伙分赃。贪污的税务人员，也有结成小集团的，大体是以主管业务部门为单位，集体受贿、共同分赃。如石仲信等接受公盛木行逃漏印花税贿款三百五十万元时，因张家声负责印花税业务，石就分给张一百七十五万元，但如一个人能够完全办妥的事情，则贿款独得。
三、互相勾结，朋分税款。屠宰税是以每头打印计税的，税票上少打一头猪，这一头猪的税，屠商和税务人员就各得一半。如税务人员朱云坦白，他收了二十天的屠宰税，就贪污屠宰税五十万元；屠商也承认没有一户不勾结税务人员逃税的。
四、涂改缴款凭证，舞弊贪污。税务人员对地价税，采用涂改缴款书的办法，进行贪污。如税务干部高庆寿代住户陈雨涧缴纳房产税一百二十五万元时，只缴五万元，贪污一百二十万元。
五、向商人“借贷”。税务人员王春明、顾伯榕（均薪给制）经常藉口家中生活困难，老婆生孩子不够开支等等，向熟悉的商人“借贷”。同时商人借钱给税务人员，自会得到许多方便，也乐于借钱给税务人员。如木业公会曾一次借给王春明一百万元，这些钱是有借无还的，实际是变相的贪污行贿。
六、代人行贿，贪污中饱。商人方面有专做贿赂桥梁、代人行贿、腐蚀干部的。如绸土布业的汪仲远、黄寿荣等。个别的还贪污中饱，如盐业公会主任张永基，贪污中饱贿款很多（已逃跑）。商人逢时逢节，以私人或公会名义，向税务人员送礼请客等，则是经常的事。
乙、逃税漏税的方式方法
一、以物易物。部分染织业及绸土布号，进行直接“以纱易布”交易（公营花纱布公司也是如此的），不作进销货处理以逃漏营业税等。如协勤染织厂就利用这种方法逃漏了税款共计三亿四千一百五十四万多元。
二、客户存货、提货账目含糊，私自划转，不作进销货处理，以进行逃税。如协余顺棉布号在去年二月中到五月底，客户存布七十四匹，提取时没有证明，逃漏税款一百四十万多元。
三、账外营业，销货不登账，以进行逃税。如华丰百货号去今两年在上海及门市陆续收购无发票货物，出售时也不开发票，不登账，约计逃漏营业额四千五百万元，逃漏税款三百二十四万元。
四、设置假账。如美丰布号设置假账仅就抄得部分，查出逃税三十七万多元。
五、逃漏印花税。如志远布厂，去年二月预付益新小粉号货款三千万元，虽立收据，但未贴印花。
六、伪造座商发票，吞扣临商税。如同新百货号在去年十一月间，向行商购进绒线四十磅，代扣临商税，但未缴库，便私刻联美号戳记，借名向座商买进吞吃已扣临商税四十五万元。
（四）干部和群众的反应
这一事件在检查前后，各方面的反应很多。在税务人员中曾流行“贪污舞弊吃得开”的错误说法。一般干部说：“这种严重贪污事件领导方面不知道，很奇怪！”在工商界中把税务人员叫“皂隶”（旧衙门里的公差），甚至于以为“只要有钱，就有路可走。”在职工、店员中有人说：“蒋匪帮时代也是他，现在又是他，人民政府怎么信任他们！”各界人民对政府不处理这些事件表示不满，因此怀疑人民政府的政策。
经过这次全面的检查，才开始扭转了各方面的不满情绪。首先、税务人员反应：“过去吹牛拍马吃得开，现在要吃官司了！”合成织袋厂的职工则说：“过去我对人民政府不相信，现在知道这是错了。”常州市建筑业、百货业、绸土布业、南货业、颜料业的职工，在漫谈会中，曾有同样的反应：“过去对人民政府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现在才知道人民政府是绝不准许有贪污舞弊事情的。”“做生意还是老老实实的好，投机倒把，行贿逃税，最后终是吃苦头。”
总之，从上述反映中可以看出，这一严重事件不但使国家在经济上受了很大损失，并且严重地破坏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威信，极大地影响了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也腐蚀了人民政府的税务干部应有的优良品质，好的干部也就不能发挥工作上的积极性。另外，由于不法商人的行贿逃税，也妨碍了正当商人经营上的积极性，因此也严重地影响到人民政府各项工作的贯彻。所以对此事件必须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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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为了消除出版物的重复浪费现象，河北省省级机关已停止十七种刊物的出版。
过去河北省的出版物中存在着各自为政、滥出刊物的现象。仅省级机关出版的定期和不定期的内外报刊就有二十七种。其中有些业务刊物，内容贫乏；个别刊物还因编审制度不严，泄露了国家的机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新闻出版处、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等组织了刊物审查委员会，将内容和其他报刊重复的和思想性、政治性不强的“河北交通”、“河北财政”、“粮工通讯”等十七种刊物停刊；并加强对继续出版的“河北日报”、“河北青年”、“河北教育”、“河北政报”、“河北文艺”、“河北农林”等十种刊物的领导，注意提高这些出版物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此外，根据工作需要，河北省总工会将筹办以工人为对象的综合通俗刊物。河北省省级机关出版物经过这次调整后，不但因停止十七种刊物的出版减少了二十多个编辑人员，替国家节省了十亿元以上的财富，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报刊的指导效能。
▲上海工人在二日至三日举行第一届体育舞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五金、铁路、纺织、教育共十九个产业工会的运动员近四千人。参加大会舞蹈表演的工人达七千多人。他们表演了“增产捐献”、“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工农兵大团结舞”、“毛主席万岁”等集体舞蹈。
在大会比赛中，工人们表现了优秀的技术。如参加女子铅球比赛的教育工会王灿华，以十一公尺四六的成绩，创造了全国新纪录（旧的全国纪录为十公尺九七）。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和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广播俄语讲座，从本月九日起增开广播俄语会话班，由刘媛娜、刘光杰讲授。广播时间为每星期日上午九时到十时下午六时半到七时半；广播周率为八五○和一○八○千周。教材采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出版、刘媛娜编著的“俄语会话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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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北京大学 中国语文系教授 游国恩
我是在旧教育界服务过的人。我基本上是为着个人生活而教书，过去虽不满意于反动统治和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反抗的决心，并且在客观上或多或少替国民党推行反动教育，起了麻痹青年思想、阻碍革命进展的作用。而我自己却以为二十多年“超政治”“超党派”的教书生活，总算比较“清高”。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就拿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一段事实来说罢：那时候教授中显然分为左右两派，我呢，一方面看见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四大家族贪污腐化而不抗日，大小文武官吏无不个个发国难财，心中非常痛恨；一方面受反动派恶意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也很不满意，于是我就抱着所谓超然的中立态度，明哲保身，走“中间路线”，绝口不谈政治，躲在学术的幌子下把自己同世界隔离起来，任何报章杂志要稿子，只写些关于学术性的文章，对时局、政治根本不沾边。昆明各报都曾请过我写“星期论文”，我一概用种种理由谢绝了。闻一多是我的老朋友，彼此的交情很不错，搞旧学问也甚为投契。由于思想的转变，他经常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激烈言论，攻击反动政府，并坦白承认他是走苏联路线，冷酷地讥讽我们的中立态度。而我总是不开口，心中却大不以为然。因此，我们的友谊暗中有了很大的损伤，在形迹上我们逐渐疏远了，甚至连学问也不愿谈了。“一二、一”惨案发生，学生坚持罢课，事态日益扩大，表面上我和其他教授一样，同情学生，捐款慰问，参加追悼会，但实际上却不同学生合作，更不赞成学生无限期罢课。傅斯年奉当时重庆伪教育部命令，到昆明来压制“学潮”，出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闻一多发言之后，傅斯年公然指摘他为“布尔什维克”，有意扩大风潮，破坏高等教育，当时许多教授竟都鼓掌。当时我虽没有发言，但也鼓掌赞成。这就证明了斗争一到尖锐化的时候，我的“中间路线”就不存在了。不但我个人的“中间路线”不复存在，在那掌声中简直闻不到“中间路线”的气息。
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我兴奋得连夜睡不着觉。毛主席飞到重庆的时候，我的愉快心情更难以形容。认为现在打败了敌人，正是建设国家的好机会，只要大家和衷共济，国家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不料经过几个月，协商终不成功，当时我非常失望，心里却怪共产党“要价太高”，不肯稍事迁就，以至造成僵局，而竟看不到蓄意破坏和平，发动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的阴谋。我那时对于国共两党的看法，存有主客观念，总觉得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闹蹩扭，不同它合作，而根本不了解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国家”是什么国家，人民公敌蒋介石所代表的政权是什么政权。现在检查起来，当时我对政治、时局的一切看法和想法，错误非常明显，我的立场是站在反人民一边也是极其显然的，如何还硬要说“超党派”、“超阶级”呢？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京。民主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进步青年、民主人士同反动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在此期间，各学校由沈崇事件所引起的抗暴运动，以及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寇等运动中，学生被殴打或失踪，学校被包围被搜查，伪警宪根据黑名单向学校要人，北京大学东斋被打得一塌胡涂，师范大学更惨。我对于这一连串的学生运动又采取什么态度呢？一言以蔽之，还是“中间路线”。其具体表现是：在课堂上我也骂过反动政府，说它不该迫害学生，骂“三青团”的学生不该出卖同学；对进步同学表示爱护，对他们的正义行动表示深切同情。当他们来访问时，我总是冠冕堂皇地说得好听；事实上任何一次有关学运的民主广场大会或示威游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当然也没有参加过反动派所制造的任何集会或游行）。有人以特别优厚的稿费请我为“周论”写文章，我婉辞谢绝。但在其他反动报纸如华北日报等副刊上和反动派出钱办的杂志如“学原”上，却写了几篇学术性的文章。目的只是为稿费，并且以为学术是“超政治”的，而不知正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使他们达到拉拢中间分子，点缀反动门面，模糊斗争意识，削弱革命力量的目的。还有几次北京各大学一部分教授所发起的正义签名，例如援助学生运动、反对解散民盟等，我都签过名。但本系进步学生请我做学生自治会办的孑民图书室的顾问，想争取我进步，我却坚决拒绝，退回聘书，好像怕有什么沾惹似的。在解放前北京围城中，我表面镇静，内心动摇，虽然没有到北京大学秘书长室登记去坐伪教育部派来的飞机，但心里确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分析我当时的动机，除了怕炮火的威胁外，主要还是想逃避解放。
总之，过去我主观上是害怕进步的，害怕革命的。我之所以长期落后，决不能单拿反动政府的封锁和反宣传为理由来掩饰自己，原谅自己。我之所以恨国民党反动派，不是真恨，而是看见他们贪污腐化，发国难财、胜利财、接收财，把国家搞糟了，在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势下，必然会同归于尽。这简直是风雨同舟之感，并不是恨不恨的问题。我之所以同情学生运动，也不是真同情，而是敷衍，明哲保身，主观上没有丝毫靠拢人民，走向革命的企图。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联系到胡适思想所给我的影响。
胡适给过我什么影响呢？我在北京大学读过六年书，虽然由于不同系，没有上过胡适的课，但他提倡“整理国故”，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我读了之后，觉得很合乎我的口胃，而且认为他那一套考据的方法是“科学方法”，能解决问题，心中十分仰慕。于是自动去拜访他，拿文章给他看，希望得到赞赏，给我介绍发表。后来他竟把我的文章印在“努力”报的“读书杂志”上，我当时实在觉得光荣。从此以后，我就决心把自己投进牛角尖里去，一面埋着头用全力读死书，做一些脱离实际的考证工作；一面又同几个朋友办一个刊物，陆续把自己的文章印出来，猎取名誉。那时北京大学在学术思想上已经分为新旧两派，教员和学生办的刊物多得很，但我连“新潮”都不爱看，“向导”更不消说，摆在各院各宿舍号房代售，我从来不会瞧它一眼。只有“努力”报，尤其是它的星期增刊“读书杂志”则非买不可。“语丝”、“莽原”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之类虽然也看，但只把它当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由于胡适的诱导而日益发展，使我不但不认识现实，而且同现实一天天距离得更远。
胡适曾经高喊“学术独立”的口号，这个口号有两种影响：一方面是诱致知识分子在一个“清高”的美名下进行学术研究，表面上好像不依附政治，实际上替反动政府服务。这样一来，所谓知识分子、学者们便一个个进入反动政府的圈套。另一方面是使大批落后的知识分子藉口“学术独立”，不问政治，逃避现实。而其结果也只是对于反动政权有利。胡适的思想言论曾经领导着广大的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可左可右的各阶层的人们倒向反动政府。他引诱了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彷徨于改良的迷路上，抱着“学术独立”、“超阶级”、“超现实”的态度，直接间接地替反动政府帮忙或帮闲，点缀或捧场，对于阻碍革命的前进，巩固反动政权，延长并增加人民痛苦起了巨大作用。过去我就是在胡适这个“学术独立”的口号影响下，不自觉地尽了一分推行反动教育以服务于反动政治的责任。
国民党反动政府贪污横暴，堕落腐化，我本非常厌恶。同时由于我念过几本旧书，对于旧时儒家学说所谓“有治人，无治法”，所谓“人存则政举”等等老教条是非常相信的。胡适的“好人政府”的口号真的又打中了我的心窍。后来看见由于他的推荐或鼓励，一班大学教授如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等人都一个个先后加入反动政府，担任重要角色，便以为“好人政府”马上就要实现了。因此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情绪就逐渐降低了，以为坏蛋只是少数几个人，将来“好人”逐渐多起来，坏人自然会逐渐减少，邪不敌正，国家就会有转机了。胡适这样大大地给反动政府打了气，无形中替它争取了无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心于反动政权，自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常常这么想：我们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将来才能够做“好事”，假使个个都能像我这样安分守己，努力工作，国家还不会好起来吗？我当时的确就这样幼稚、糊涂，而这样幼稚的人，在反动派看来是越多越好。
以上只是我在此次思想改造学习中一点初步的思想检查，当然是很肤浅的。如何深入检讨，肃清一切反动思想残余和批判不正确思想，还有待于继续不断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