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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
——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丁玲
这两年来,我们出版了不少刊物,据今年五月间统计,仅仅文艺刊物,全国一共有九十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不上不下,毫无目的,也没有销路的杂志。宣传会议后,地方刊物都有些调整,在编辑方针上也有些改变,但全国性的大型刊物都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改变,也没有看到有所检讨或新的计划;因此在这次学习中,改进我们的刊物,提高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我今天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文学艺术的刊物,是表现文学艺术思想活动的工具,一切活动,创作的、批评的、学习的结果都在这里发表出来。文学艺术工作的成就和缺点都凭借刊物到群众中去发生好的或坏的影响。我们的刊物是我们工作的司令台,我们要整顿我们的思想、作风、工作制度,也必须要整顿我们的刊物,整顿我们的喉舌,整顿我们与群众联系的最密切的工具。不整顿思想,杂志没有办法办好。在整顿思想中首先要把我们对杂志刊物的认识、任务搞清楚,从而订下我们今后的方针以及工作的步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曾经给我们作过这样的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个规定是很明白的。我们应该把今天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提到我们刊物上来,站在人民的立场,用新的人生观去分析,以教育人民,使他们能在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下向旧的一切残余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获得解决。我们曾经笼统地接受过这条纲领,但如何从自己的工作上去更深刻地理解和执行,就没有很好地注意。
我们还有很多人用一种传统的观点,旧的观点去对待我们今天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是一伙人的事。过去一小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即是所谓同人刊物),发表这一伙人的思想,宣传这一伙人的思想,反对一些他们要反对的,也慷慨激昂过,也发牢骚,这些刊物有的曾经因为被进步人士所掌握,当时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有的编辑部里因为有过党员,曾反映过一些党的政策。但这种办刊物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喜欢办刊物,但我们却缺乏勇气,缺乏责任感,把一个负有领导责任的刊物当成是一个旁观者的刊物,出版的目的不明确,政治态度模糊,思想不尖锐,甚至跟着落后的群众走,没有战斗性,战斗的目标自然也是不清楚的。我自己就有这个缺点。我在“文艺报”担任编辑工作,遇到别人指出“文艺报”应该是思想领导的刊物,是指导文艺思想、文艺运动的刊物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不安,总想不要让“文艺报”戴上这顶帽子。我不问实际上“文艺报”应不应该负指导的责任,而只从个人去想问题,因为戴上这个帽子,责任就更严重了,这是我怕负责任的表现。
刊物既然是教育群众的,一切问题就要从群众出发,就要同群众联系得好。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一年“斗争报”创刊时的社论中写道:
报纸最重要的责任——是尽可能接近工人群
众,尽可能经常影响他们,作为他们自觉的和领
导的中心。
并说:
报刊——这是最有利的武器,在它的帮助之
下,党每日每时地,用自己的,党所需要的语
言,来同工人阶级谈话,在党与阶级之间扩展精
神联系的别的工具,别的类似的灵活的机关,天
地之间还没有。
这些话虽然是对政治报纸的估价,实际也完全适用于我们的刊物。联系群众,是刊物的首要的任务。从编辑部里提出来的问题一定要是今天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在整个政治活动中,和人民生活中一切应该提到思想领域里来的问题,一切生活中新思想和旧观念的交战的问题。譬如还是跟着人民政府走,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去从事建设呢,还是跟着反动阶级走,来违反政府政策,反对人民呢?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呢,还是苟且偷安,苟延残喘的个人主义呢?是赞扬武训的奴才思想,还是反对这种违反人民利益的反动思想呢?刊物要发动广大的群众注意这些问题,对这些现实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思想问题发生兴趣,展开讨论,并且随时注意讨论中的倾向。刊物要根据这些群众的需要组织创作、领导创作;组织批评、展开批评;组织学习,帮助作家去接近生活、接近群众,接触最主要的题材,纠正他们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上错误的观点,引导他们沿着正确的创作道路前进,写出为人民需要的作品来,为群众所欢迎,却又教育群众。
刊物既然是最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司令台,那末从这里所发出的一切言论,就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因此编辑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看稿人或集稿人。他们就应该具有高度的明确的思想性,最能判断是非轻重,敢于负责地表明拥护什么,鼓吹什么,宣传什么和反对什么,而且是热烈地拥护和坚决地反对。高尔基曾有过这样的话:“编辑是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作家,教育作家的人。”因此编辑必须比作家知道得多,他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也第一个替作家考虑一篇作品在群众中所将引起的影响,他就应该从刊物的任务,从群众观点来帮助作家,弥补这作品里的某些缺点,提高作品所能起的政治作用,以及作更好的艺术的加工。因此编辑人员首先应该认识这个工作岗位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和责任。应该以能担负这种工作为光荣,而努力地、艰苦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政策思想,及文学艺术的修养;兢兢业业,虚心谨慎地从事日常工作,并且随时加以检查。
上述的任务,我们的刊物(指全国性的刊物)就没有很好完成。不是说我们的刊物没有起过作用。我们的刊物也曾登载过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曾有过一些比较重要的批评。我们的编辑人员中,大部分还是很努力的,想把刊物办好。可是同其它部门工作来比较,却是落在很远的后边。我们没有把两年来伟大的变革和成就很好地反映出来,我们刊物办得不能令人满意。我们经常听到从群众那里来的批评,这原因我们不能不去好好思考一下。
第一就是我们的刊物本身缺乏思想性,没有明确的方针和任务。拿“文艺报”来说吧,它是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联的常委会讨论过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刊物么?我知道是没有过的。我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得到的指示是“文艺报”是一个会刊,登些指令、号召、决议、各地报告之类的文件,还可以登登工作经验。我个人是不满意这个刊物的性质的,我们几个人依据这个指示,订了一个方针,就是“文艺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这个方针,现在看来是极不明确的,任何刊物都可以这样写的。我们究竟以何者为主,而且将文艺运动向哪里推进呢?这个方针发表之后,至今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们提出质问。第三卷起,“文艺报”又将方针集中到学习与批评方面,但也没有什么人来提出问题,“文艺报”也没有根据这个方针进行深刻的检讨。“人民文学”的发刊词,则更表现了懒于去用思想。它在前边照抄了六条文协的章程,然后说,“如何使它具体化,那就是本刊的责任。”怎样具体化呢?没有说,只把责任又加在大家身上。然后就要各种形式的稿子,对于稿子思想上内容上的标准也没有明确规定,只着重地说:“最后,本刊编辑部有一点意见也要乘这机会奉告文艺界同人。我们觉得编一本杂志,实在也就是一种组织工作。一要善于组织来稿,使杂志内容不单纯,不偏枯;二要善于有计划地邀约作家们写稿,使每期的杂志既能把握我们的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而又富于机动性。我们希望用了这样的方法,尽可能地把本刊编得活泼、多方面,而又不至于漫无重心。”从这个发刊词里面,我们恰巧找不到这个刊物的重心。文协的常委或编辑部并没有讨论过这作为文协的机关刊物的方针。我也是文协的负责人之一,我就没有关心,好像这只是茅盾同志和艾青同志的事,我到今天才提出来,我就应该在这件事上受到严重的批评。如果再要举例,也可以举“人民戏剧”。这个刊物既没有发刊词,也没有什么编者的话。不过这刊物如果不标明出版年月的话,你简直也可以把它当成过去几年了的旧刊物,找不出有什么时代的特征。其余的例子我就不再详细列举了。我们检查这些领导刊物的思想,的确是不明确,很模糊,丝毫没有一个领导者的感觉和负责者的态度。军队里打仗,指挥部应该做些什么是很明确的。我想世界上也不能有这样的指挥部,指挥员只要打仗却不做作战计划,不下命令,没有战线,甚至没有明确的敌人和朋友。假如有,这样的指挥部,那也只会是吃败仗的。
思想性不够,任务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已经很难办了,可是我们又都喜欢办刊物(地方上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几个能写写文章的人就一定办一个刊物)。一九四九年,胡乔木同志曾提议“文艺报”和“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合并,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五○年胡乔木同志又提议减少刊物,我同意了,可是剧协、美协、音协的负责人又不同意,强调有他们的读者和需要。刊物一多,稿件就分散了。我们之中能做点研究工作写写文章的人本来是不多的,加之刊物分工不明确,一篇稿子既可以在这个刊物上登,也可以在那个刊物上登,于是编辑部有计划地组织稿件就增多了困难,就不得不降低稿子的水平。有三篇好稿子的时候,舍不得一次刊用,留下一篇到下一期吧,那末就放进去几篇不十分好的,或者是不一定要登的稿子了。这样,如何能提高我们的刊物的质量呢?
我们刊物的质量是不够高的,在那一个刊物上都可以找到可有可无的文章。“文艺报”就常有一些不必要的批评,或者在批评文字中有不恰当的态度或措辞。“人民文学”虽然也登载了一些较好的作品,但同时也登载了一些不好的作品,如“我们夫妇之间”、“烟的故事”等;“说说唱唱”也登载了像“金锁”那样歪曲了劳动人民的作品。这些都是已经被群众指摘出来了的,但至今我们也还没有看到那个刊物深入的检查一下。我们怎么会登载这些作品的呢?我们为什么会欢喜这些作品,而且要向读者去推荐这些作品呢?
其次,刊物的负责者没有足够的责任感。我们听到一些编辑人员不安心工作的呼声,一些牢骚,很少听到自我批评与积极的想办法。因为对群众负责的责任心低,就不会很关心群众,就失去从群众那里来的政治敏感,取舍稿件也就不是根据一定的政治要求,而是根据个人的欣赏水平和兴趣,甚至有的负责人连稿子的最后审阅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我以为编辑人员没有责任感,经常对工作采取敷衍的态度,这应该作为劳动纪律的问题来看,应该认为是失职行为,一定要进行严格的批评。编辑组织稿件也不是有计划的。有的完全不去组织,坐在办公室等稿件。有的编辑部随便找些人担任编辑,过一个时候开一次会,会上不讨论什么问题,只分摊几篇稿子,也不管被分摊者有无写作的条件。主编出题目,也只是灵感式地临时想出来的。结果被分摊的稿子常常是交不了卷。交不了卷我以为也没有什么,因为这样不是按需要和能力分派的稿子,并不一定就能写好。编辑不是万能的作家,什么问题都可以写的;如果有这种万能的编辑,自以为什么都精通,实际上一定是什么也不精通的。
再呢,就是刊物的负责者缺乏自我批评,也害怕批评,不喜欢听批评的意见。如果有人对他编的刊物中的任何文章提出意见,他就把你往无原则的人事关系上扯,说你对他们有成见,或你这个集团对他那个集团有问题。这样做不过为的使提意见的人不敢再提,为了使人不愿纠缠在人事关系中而把口封住。“文艺报”是一个批评刊物,不免对某些文章有些批评,就遇到过这种情形。我有时是坚持了,有时也就向这种情况投降。我曾经很痛苦过,为了怕得罪了朋友,就宁肯不向群众负责。我把朋友看得比群众重要,把个人的烦恼看得重要,我是一个胆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很喜欢日丹诺夫所引的那段斯大林的话,我不妨引用一下引起我们警惕:
如果我们要保存干部,要教育和培养他们,我们
就不应当害怕得罪什么人,就不应当害怕进行原
则性的、大胆的、坦白的和客观的批评。没有批
评,任何的组织,连文学组织也在内,是会腐朽
的。没有批评,任何的病是会深入膏肓和难于医
治的。只有大胆和直率的批评,才会帮助我们的
人们改善,才会鼓舞他们前进,克服自己工作的
缺点。那里没有批评,那里腐臭和停滞就会生
根,那里就没有前进的余地。斯大林同志还屡屡指出:
我们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每个苏维埃人
必需每天总结自己的工作,无所畏惧地检查自
己,分析自己的工作,勇敢地批评自己的缺点和
错误,深思熟虑怎样使自己的工作达到更好的成
绩,并且为改善自己而不间断地工作。这一点适用
于文学家,正如适用于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一样。
谁害怕批评自己的工作,谁就是卑劣的胆小鬼,
就不配受到人民的尊敬。
这些指示,应当成为刊物编辑的座右铭!
还有些刊物的领导人及编辑人员,在某些时候,其思想远远落后于群众的思想斗争的实际。如“说说唱唱”第十八期上登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有关“武训传”的社论,“武训传”的讨论已经热烈地展开,群众正在激愤地批评的时候,那里却来了一个纯“客观”的介绍,可见编辑者对于正在展开的对“武训传”的讨论的意义毫不理解,也说明了编者自己的思想混乱。
个别的刊物还有小集团倾向。譬如“人民戏剧”的头几期,就用了许多篇幅来登主编人的作品。后来“人民戏剧”主编换了中央戏剧学院的人,则又大半是戏剧学院同志的稿子了。有一件我认为最不好的,就是当中央戏剧学院同志们创作的几个短剧
(“母亲的心”,“人民的意志”等)上演时受到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并不过份,但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的领导人和“人民戏剧”的主编人却写了一篇捧这三个短戏的文章在“人民戏剧”上发表。后来这位主编的同志虽然作了检讨,却不深刻。他为什么利用主编地位随便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此外,大家知道,“光明日报”的“文学评论”和“新民报”的“文艺批评”的编辑态度,也是不严肃的。
虽说如此,但我相信我们的刊物是可以办好的。为了加强我们的刊物,首先是应该依靠文学艺术团体的领导和它的活动。文联其所领导的各个协会在领导文艺工作时应该对刊物加以密切的注意,使刊物成为团结群众、团结作家的中心,成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中心,做到以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去教育群众,鼓励群众向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的目标前进。这一次全国文联调整刊物的决定是正确的。全国文联发动的这次整风学习将是我们刊物的一个转机,我们的编辑人员,大部分都是希望把刊物办好的,那末也将在这一次学习中深刻地来检查本身的缺点,克服它,纠正它,订出新的计划来,认真地工作。
创作和批评是可以组织的,过去我们也组织过,但因为方针不明确,组织的稿子便不是在很好的计划中的。从我们的经验中,也知道比较有组织的稿子,是群众需要的稿子,是可以得到较多和较好的反映的。稿件的能否组织,依靠编辑部工作的是否主动,编辑部应该经常召集一些作品的座谈会,一些问题的座谈会,编辑部应该收集研究一些存在的问题,将资料供给作家,并且帮助作家下乡、下厂、下部队,帮助他们写作。编辑部是组织者,却不是只顾自己写作的人,编辑部的人员动了,开动了脑筋,作家们也就跟着动了,问题也就活动起来,文章就多了。文章多,思想讨论活跃,这样编刊物才有意义。编辑部不怕没有稿子,就怕自己不主动。我们的群众是积极的,我们文章中的一些大小错误,都是首先被读者指出来的。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依靠着群众,是最好的办法。随时随地记着群众,记着马列主义,那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同志们,努力吧,我们有这样多的读者,有这样多的作家,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我们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我们一定可以办好我们的刊物,毋负于我们的光荣任务和伟大的时代。同志们,努力吧,好好学习,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吧!


第3版()
专栏: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放了我的心灵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高尚仁
我信仰基督教三十多年。一九五○年十月,为了追求真理,我自动参加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这次在革大的学习,是我个人生活史上一条很清楚的分界线。在未入革大以前,我的心灵被一连串的思想问题捆绑着,在精神上像是一个全身佩枷带锁的罪人。自入革大经过学习,我的思想就逐步地被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解放了。一直到作了思想总结之后,在精神上,我一扫胸间多年以来的积郁,感觉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每和老朋友们闲谈时,我常说:“这次在革大学习,是我生平最大的一件快事。”
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多年以来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常想:自己的生活是规规矩矩的。大逆不道的事自然没有作过,就是很多小事,也都是很知道洁身自好的。更使我自豪的是:我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青年会是一个清高的、超然的宗教的团体。它是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宗旨来服务社会的。
经过在革大的学习后,我明确认识了什么是“立场”、“观点”,哪些人是反动统治者,什么是帝国主义。更进一步地联系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同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关系。于是我恍然大悟,明白了已往对自己的估价是完全错的。
我所服务的团体——北京青年会所住的那座大红楼,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万那美克“捐助”的呀!北京人谁不知道青年会是一个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机关?在表面上它装得很清高,但事实上,它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散播亲美、崇美、恐美毒素的机关。在这样的机关里,我把工作搞得越好,我的罪恶也就越大。因为我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就以赫赫一时的青年会领袖余日章来说,他是蒋匪介石的忠实走狗,同时又是和美帝国主义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人。那些年我反而极端地敬仰他;更钦佩他的所谓“人格救国”的口号。这说明我以往的工作,只不过忠实地为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做了一条狗腿!三十年来的一切努力,实质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工作,从未想到那些工作对广大劳动人民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根本就没有为人民服务过,更不用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了!
经过学习,我认识到自己的品质是一个卑鄙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同时也认识到什么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我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这是我在万分惭愧之中的极大的安慰。
什么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
在我生平的某一阶段中,曾经希望有这么一天:我可以看见“天使”,因为我以为“天使”的品质是最高贵的。我也曾幻想过“成仙得道”,因为我以为成了仙,既可以逍遥自在,又可以普渡众生,那够多好!我也曾立过志愿,想“入圣超凡”,因为圣贤是最被人尊敬的。我曾长期地、恳切地盼望过我有一个高贵的品质。
以往我鉴定人的品质标准,是要看他是否有“道德”、“学问”,是否一位和我的信仰相同的基督教徒。从前我认为最可敬爱的人,是蔼然可亲的“谦谦君子”,风雅洒脱的学者文豪,英俊豪放、丰采悦人的青年和纯洁美丽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
经过在革大学习以后,我认定:一个好人、圣贤、“天使”和最可敬爱的人只有那能做到“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想像中的“天使”虽然皎洁可喜,但是千万年来,她们未曾把苦难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她们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又有什么“功劳”可言呢?文人、学者、豪杰、英雄、大圣、大贤,这些人若是在实际上没有解决过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问题,他们就不配享有那种光荣的称号。青年和少女,无论怎样的英俊美妙,若是没有那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那只是剥削阶级的点缀和玩物而已!现在我已认识到鉴定人的好、坏、善、恶的标尺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住在革大九个多月,接触过不少共产党员,我观察他们,研究他们和接近他们。我体验到他们真如斯大林所说的,是“由特种材料制成的”呀!
在革大,我第一次被感动得流泪的,是听了佟嘉励的“地道战”报告。佟嘉励是一位贫农出身的青年干部。他曾有一次在地道里和敌人坚持七天天夜。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他只吃了半个窝窝头。渴了的时候,和同志们互相喝小便。但是他们始终和敌人坚持斗争。他是一位英俊的青年,因为长期从事人民解放的斗争把身体也拖坏了。他也有父母妻子之爱啊,但是他的艰苦斗争,却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在听他报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实在是抑制不住了。我是一个最易流泪的人么?我前后左右地看看其他同学,也有不少人是和我一样地在用手帕揩着他们的泪水。
看看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上那些像诗一样的史实吧!看看刘胡兰、赵一曼,上饶集中营被困的英雄们……他们为人民所留下的万载千秋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吧!更放眼看看我们的周围,我们所接触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作风吧!我们自然就会了然,共产党员真是“由特种材料制成的”了。
从此我再不为人类的前途忧虑
我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从十七八岁我就常幻想。年事稍长,我接受了基督教思想,我的精神曾有过一度兴奋。我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类若都信奉了基督教,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九一八”事变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刺激;我自己问自己:“什么时候全世界的人才能都信了基督教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曾为伤兵服务过,看到伤兵的惨痛。我也曾多次目睹敌机轰炸以后的惨状。我多年见到反动政府的污浊。我开始为人类的前途悲哀了。我以为国际间将永远战争相循,人类的文明必将因战争而毁灭。每每想到共产党,但也是不相信的。我那时认定了:凡人都是有罪的,党派都是自私的。思想上真是走头无路。于是,在我的心灵中就发生了一种不得解脱的烦闷和忧伤。
多年来受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所以一向以为美国是地球上的极乐世界。满想到了美国就可以看到幸福之邦。一九四六年我果然到了美国。我到过黑人的贫民窝和红人的“保护”区,我参观过包肉工人的罢工大会,我天天在报纸上看到凶杀案和抢劫案,我认识到美国人民生活的不安,我听过美国人讲给我听的美国政治黑幕,我知道在美国能享福的只是那几个有钱的吸血鬼。我了解了美国社会的真情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教堂林立的国家,情况不过如此,于是我更心灰意冷起来了。因此我常常在思索:人类社会真是苦多乐少的“婆娑世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有生不如无生,人类的文明将要被战争毁灭,人类的前途是悲惨的。因此我的心灵总是被愁云所笼罩着,郁郁无生趣。
经过学习,我认识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国际主义的本质,也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美国和世界主义的本质。我看到解放以后祖国的一切情形,同时我联想到苏联人民生活的幸福。我知道决定人类幸福的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我还依然信仰基督教,但我认定基督教只有革新,才能对现社会有所贡献。从马列主义的初步学习中我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大同世界的来临——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认清楚了这点之后,我再不为人类社会前途忧虑了。
我找到了真理——真理使我
得以自由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十几年间,每年冬初,我都照例带领一批少年儿童到北京的贫民区去“调查”贫户。为的是启发少年人的“服务”思想而捐款“救济”贫苦同胞。在每次的调查中我都想:那些贫苦的孩子们饥寒交迫,一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难道这些孩子生下来就“有罪”么?再看我带领着的那些富裕家庭的儿童,个个丰衣足食,天天上学。这是公平合理的么?当然不是。但是怎样办呢?小姐太太们光着两条大腿从来没有人干涉过,而那些洋车夫一赤背,警察就要打骂他们。这是对的么?不对!但又怎样呢?被生活所迫而行劫的人,被警察捉住,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决,但那些贪污累万的官僚军阀们呢,反可以安富尊荣。真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是公平的么?不公平!不公平又怎样?所以那些年,在思想上我常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有真理么?”第二个问题是:“真理是什么?”我曾和不少人谈过这两个问题,但是一直到参加革大学习之前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这次学习之后,我认识了苏联社会,我看见了解放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我才大觉大悟地明白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就是真理。
这真理体现在生活中:从北京天桥斗争恶霸的大会上,从土地改革以后贫雇农翻身的情景里,从抗美援朝的胜利中,从革命干部的生活中,我都看见了真理。我在旧中国和美国从来没看见过真理。今天在新中国我找到了真理。真理使我得以自由。
我觉得:马列主义像是一架显微镜,通过它,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马列主义又好像罗盘,通过它,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马列主义也像是一架望远镜,通过它,我们可以看见人类社会美丽的远景。马列主义更好像一粒愉快的种籽,把它种在我们思想的园地上,它必发芽,生长,开花,结实。通过马列主义,我们可以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通过它,全世界被压迫的人类必然得到解放和自由。


第3版()
专栏:

“我的转变”
天主教徒 李梓林
我是大名府人。家里是贫农。祖父、父亲和我三辈都信天主教。我们家乡没解放的时候,我常听外国神甫们关于共产党的造谣,所以我非常害怕共产党。大名解放后,我事事不愿出头。土地改革时,人家斗争地主,我想法躲着不去。分胜利果实,我不敢说要,也不敢说不要,人家给啥就算啥。
去年八月十五日,我到天津津沽大学当工友。刚来时,外国神甫们见了我很客气。我想:“这倒不错,人家不是很和气吗?”法国神甫柴古值嘱咐我说:“千万别跟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接近,不然就要下地狱。”我听了他的话,一见到同学们就想法躲开;给同学们扫屋子时,我看那屋里没人才扫那屋。后来,我被分配到第一宿舍,恰巧韦力同志
(中共支部负责人)在那里住。我想:糟啦!紧躲慢躲,又碰上这个“头儿”啦!扫地的时候,我先偷偷地看看他在屋里没有,要是在屋里我就等他睡着了再扫,只怕他给我谈问题。有时人家叫我一声李同志,我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
去年十二月,学校里先生和学生们搞校政改革时,我想:完啦!他们先把外国神甫们赶走,接着就赶教徒了。我的事干不长了,只好听天主的意思吧!后来,有人介绍我参加“圣母军”。我想既有圣母的名字,一定是办圣事,我又是个热心的教友,便参加了。每次去听讲,外国神甫们点着蜡烛就传教,讲完了道理,把蜡烛一吹,就给我们讲“共产党是魔鬼,千万别跟他们接近。”“不要看共产党的书报。”这一类的话。革新运动开始后,他们又说:签名就是“背教”。革新促进会号召签名时,我总是躲着不签。有一次学校里举行大聚餐,叫工友们参加。我想:又是什么花招儿,别是骗我们去签名吧!我不但自己没去,还告诉别的工友也不要去。当时我还觉得我很聪明呢!
但是我慢慢地开始怀疑了。我看到外国神甫房如晦他们表面上和我们在一起吃饭,回去后却又偷偷地买面包吃。我想:他们这不是骗人吗?这时对他们说的话开始想一想了,有时要看看事实。比如他们说共产党是“魔鬼”,可是我看到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们个个功课好,又守规矩,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爱护。我想:党、团员们没有一个地方像“魔鬼”呀!最使我感动的是解放后物价平稳了,我个人的生活也好了。我亲眼看见许多事实:像我们家乡附近一条河过去年年泛水,解放后人民政府每年都早早防范好了。拿天津来说:马路修好了,谦德庄的脏泥道没有了,小偷没有了,失业工人有活干了……。我又联想到政府治淮河、修铁路……。中国历来那有这么个好政府呀!圣经上不是说过:不是“主啊!主啊”的才能升天堂,而要把事办好才能升天堂吗?共产党办了这么多好事,为什么天主教总是反对人家呢?
这时候美国间谍、天主教神甫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等被公安局逮捕了。他们的罪证公布了:安电台、设密室、组织“圣母军”,散发反动传单、造谣、破坏革新运动……一件一件,人证物证,确确实实。我当时又奇怪又害怕,奇怪的是:这些“神长”们怎么净干这些事呢?他们不是来传教吗?害怕的是:我也参加了“圣母军”,人家一定拿我当特务办。我觉着做一个天主教徒很丢人;把圣牌放在脖子后头,不敢再露出来了。可是后来学校教职员们开会,没有一个人看不起我们,大家都说我们是受骗的。王教务长还号召我们认清帝国主义分子的面目,和非教徒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接着学生会又号召我们去看公安展览。我头一次跟同学们一块排队。我开始觉着教徒和非教徒离着并不远,过去是叫外国神甫把我们隔开了。在展览会上,陈列着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证。我又联想到房如晦他们把十字架扔在床底下,把春宫画放在桌子上……。我开始明白,外国神甫不是来传教,是来欺负我们中国人,不叫我们爱国,还叫我们过以前的苦日子。他们过去见了我们点点头,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原来是想欺骗我们。我开始由怀疑他们到仇恨他们。
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有矛盾:中国一天天的富强,我很高兴;但国家强了,天主教是不是还能存在呢?我实在想不通。后来,找韦力同志一谈才明白了。韦力同志告诉我:爱国和爱教并不矛盾,一个善良的教徒应当首先爱自己的国家,参加革新运动正是为了爱教。他又给我解释了人民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认清了天主教必须革新的道理,便积极参加革新运动。除了在革新宣言上签名以外,还常常给别人讲革新的道理。每次开会讨论革新运动时我都参加。在取缔“圣母军”时,我首先退出这个反动组织。在教友学习会上,我带头发言,揭露“圣母军”的罪行。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参加。最近政治测验,我考了九十五分。
现在想起来,革新运动使我整个变了样。过去我认为好的,现在知道它是坏的了;过去我认为坏的,现在知道它是可爱的了。过去有人骂帝国主义,我认为是骂天主;现在我分清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叫宗教信仰自由了。(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介绍“在新事物的面前”
本报记者 子冈
由杜印、刘相如、胡零合写的四幕话剧“在新事物的面前”曾经在一些城市中上演过。这次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们经过几个月的下厂体验生活,认真地把这个戏在首都演出了。
在解放后的二三年中,北京的话剧舞台上出现过不少以反映革命斗争、暴露旧社会黑暗统治和表扬新社会新人新事为题材的戏,也演过一些苏联的翻译剧本,但是我们所企盼着正面反映我国工业建设的戏,一直到现在才出现,这不能不给北京的话剧舞台带来一种新的气象。
剧中第三钢铁公司经理薛志钢,虽然只读过四年小学,但他是印刷工人出身、久经锻炼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不怕任何困难,对业务有不知疲倦的钻研精神,善于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来取得工作的胜利。在一九四九年东北工业恢复初期,薛志钢就搜集并研读经济建设的书籍,尤其注意吸取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他在医院里从身上取出一颗四五年前抗日战争中打进去的子弹,身体是不够健康的;但他为了准备今后参加工业建设的条件,他连休养的时间也用在学习上了。这时他不只熟读经济建设的书籍,而且还积极学习俄文。当他被派到第三钢铁公司的时候,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克服了修建工程中的困难,提高了生产计划,使铁的生产超过了伪满时期每天三百吨的产量。这个剧本也形象地说明了东北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观众是能从这个剧里感受到不少的新鲜东西的:
第一:剧本着重宣传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人作了国家的主人翁以后,在第三钢铁公司所表现的,不只是把许多贵重器材献交出来,使废铁堆翻了身;而且他们的智慧和积极性也得到充分的发挥,公司的面貌为之一新,以致总工程师顾成林一连喊叫“奇迹”。在这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第二,剧本也告诉我们,要搞好工业生产,必须加强工人和技术专家的团结。老工人在厂子里琢磨了三十二年,画出了应该是修建工程师画的图纸,虽然他没有算入炼铁炉炉缸的“膨胀系数”,但是他画得很实际,使得总工程师也赞美不已。薛志钢正是由于正确地执行了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的政策,才能克服困难,胜利地完成生产任务。这里说明了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工人和技术人员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必要。
第三,剧本也使我们认识了钢铁工业是一个联合性的大工业,不独没有炼焦炉炼不了钢,就是机器缺少一个零件也难动弹。这的确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过,这总归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副经理高泉却把这看作是主要问题,薛志钢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关键是在发动工人群众的基础上,团结技术人员,从而解决关键问题。
这个戏尖锐地提出一个思想问题,就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作风和一种保守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作风的对比和冲突,前者一定获得胜利,也一定永远保持思想上的年青、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感觉和极大的兴味,因此新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而死抱住经验主义不放的人呢,他们会腐朽下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想对国家负责,兢兢业业,事实上是不能完成愈来愈重大的工作任务的。而且严格分析起来,高泉一类人物所犯的毛病还不止于经验主义,他之盲目尊重顾总工程师的权威和能力,不肯听取有经验的工人和赵工程师的意见,也是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祟。
全剧里贯穿着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观众们随了剧中的共产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活动接受着新事物,随了薛志钢的钻研精神而关心东北的大工业,关心第三钢铁公司的修建计划。当听到四号炼焦炉可以修复使用的时候,观众们就像是在自己工作中打了一个胜仗。而一次次炼焦失败,工人们托了一盘盘焦粉上场的时候,观众们又是多么失望,之后,大家又学习了薛志钢的摸根精神,最后工人们托着覆盖了红纸剪花的好焦子出来了,而且他们诚心地给工厂的领导方面送礼——三座铜铸的小炼铁炉,并且各部门的工人表示了他们的决心,炼铁厂修建队还学习了苏联在战争时期抢修炼铁炉的一些经验,打算在那一年年内修复第三座炼铁炉。
当台上的第三钢铁公司的人物们举杯预祝中国新工业的胜利的时候,观众们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人们不是在看戏,而是上了对症下药的一课。每个人每天都遇到些大大小小的新事物,如何对待它们呢?如何钻研一切新事物呢?人们愈加亲切地感觉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幸福和庄严伟大的历史任务。
这个戏里没有一个反派人物,只是郑重地批评了高泉副经理这一类型人的辛辛勤勤的事务主义者,他的作风是强调“集中统一”,甚至于干部要求牛奶的名单,也要经过他批准。他畏首畏尾地怕负责任。剧本里对教育他、劝说他、以及由事实说服他的过程是很仔细地描写了的,让观众们也爱他,为他的庸庸碌碌惋惜,尤其高兴看到他的觉悟。
“在新事物的面前”是一个有益的戏,它所以得到这样好的演出效果,无疑地和剧本的经过多次的锤炼和演员同志们的深入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演出的缺点在廖承志同志一文(见本月七日中国青年报第三版)中已涉及,这儿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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