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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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在农业税工作中违背依率计征政策的检讨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十一月六日二版经济工作简评“在农业税工作中必须坚持依率计征的方针”一文中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特将我们所以产生此种错误的原因和我们认识上的错误作如下检讨:
关于今年农业税工作,本省人民政府在八月初先后在财政科长与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根据政务院的指示作了专门讨论,确定在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以县或区为单位进行查田定产,实行依率计征,不往乡分派任务;工作基础薄弱之区则采取查田评产、分配任务与依率计征相结合的作法。并制定计划,确定全省于明年内在大部地区查实田亩(结合土地改革复查、发土地证工作进行),进行评定产量,实现依率计征,固定负担,以便鼓励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但我省只有一半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尚未复查;一半地区只是减租反霸。此时全省又较普遍地发生了地主反攻破坏事件,干部及群众又滋长着自满“退坡”情绪,我们深恐运动中断,工作“回生”;所以提出在土地改革地区进行复查,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则进行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并进行反霸,以打退地主反攻。但又顾虑查田定产费时过久,秋征拖延时日,耽误了秋后的土地改革工作;因而企图采取比较简易的办法,争取于较短时间之内完成秋征任务。遂于八月二十八日草率发出关于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强调完成分派任务,未遵照中央依率计征的统一政策。
我们又鉴于历年分派秋征任务时,有不少县、区以至于乡藉口怕完不成任务,而发生故意提高田亩常年产量,层层加派公粮数目的现象;为防止下边加重农民负担,竟不加区别,错误地把“依率计征”与“夺取农民超额负担”相提并论,致使各界误解我们抵抗中央人民政府依率计征的方针。
我们完全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依率计征的正确方针。土地改革复查以后的农民的要求是查实田亩,固定负担,也只有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才能稳定各阶层的生产情绪,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然而我们既没有详细反映下面情况,又轻易草率发出违背中央政策的指示,这是我们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这种错误的思想来源,是我们对农业税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此,人民日报提出对我省的严厉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这给了我们以严正的教育。
湖北日报社论系根据省委指示写的,因而其错误由我们负责。
上述错误已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作过检讨,并请求给予处分。
实行查田定产贯彻依率计征的方针,本省条件已逐渐具备,今后必坚决贯彻之。
中共湖北省委员会
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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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贪污犯法,浪费没罪”的思想是错误的
检查和检举一切大的、小的浪费行为,堵住损害国家财产的口子,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一环。
中共河北省委向直属各机关作了有关开展精简节约的动员报告后,即从领导机关做起,开展了初步检查。在检查中发现了产生浪费现象的一个思想根源,即有的同志认为“贪污犯法,浪费没罪”。这种思想在全国其他地区同样也发现了。他们认为:“浪费只是工作没有作好而已,不算什么,是可以原谅的。”这些同志所持的理由不外是“虽然浪费了国家财产,但毕竟不是为了个人享受”,“工作没有经验,谁也免不了犯错误”。就在这些思想支配下,在很多地区,浪费现象是一任其存在和发展着的。
根据河北省省级某些机关揭发出来的局部材料,可以证明浪费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是多么严重。河北省人民政府水利厅由于施工草率,只在一处引河工程的准备工作上就浪费了一万多斤小米。卫生厅向私商买的冰箱,结果全有毛病,也浪费了九千万元。土产公司运往东北的洋葱,因为没有及时进行检查,结果都霉坏了,损失了一亿四千多万元。水产局领导的干鱼厂,因领导干部不负责任,损失了一亿四千多万元。河北省省级机关对浪费现象的检查刚在开始,但是已经发现这么多的“一亿”元的浪费,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而且更严重的是这些现象是如此普遍地存在着。如果不堵住这个漏洞,增产节约又从何谈起?
贪污是犯法的,因为贪污直接地危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是浪费又何尝是合法的呢?共同纲领第十八条明白地规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于浪费现象,国家法律规定的是“禁止”,这就是说,一切浪费现象的存在都是不合法的,必须加以禁止。如果任其存在,那便是违背共同纲领的行为。
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各直属机关检查铺张浪费,已经得到初步效果,很多同志已经扭转了忽视对浪费现象作斗争的错误思想,认识到浪费同贪污都是对国家的严重危害行为。有的部门订出了增产节约计划,有的建立了专门机构清点家务,这些都是必要的。东北反贪污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导机关必须认真组织学习文件,并以文件作为武器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检查,只有群众性的检查运动,才能彻底消除贪污浪费现象,使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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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社会教育了我
 侯宝林
在旧社会里,我是一个受压迫、受轻视的艺人。十三岁时,开始学戏,学到十六岁。没有钱买行头,只能用一些简单的戏装在北京的天桥、庙会、市场唱小戏,生活很难维持。因此,到了十八岁,改学了相声。北京解放前那些年受的气,说也说不完。
北京解放以后,我头一回听人家称我们为文艺工作者,我心里非常高兴。经过学习,才懂得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积极地为人民服务。像我们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就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改进自己的艺术,才能够为人民服务。当我们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以后就自动地停止演唱以前那些胡乱讽刺、缺乏正确立场、观点的旧节目了。凡是相声词句里不纯洁、不健康的部分,也尽量加以删除。文艺界和观众随时指出我们的节目中的错误和缺点,使我们受到了教育,工作也得到了改进。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曲艺、相声工作者积极参加了宣传工作,在集会上、街道上向人民群众宣传这一伟大运动的意义。作家为我们创作了一些新作品,加上我们自己所写的,使我们能够演出新相声。今年三月间,当我知道有一个慰问团要到朝鲜去的时候,我心里想,抗美援朝,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人人都应参加,因此我就报了名。毛主席指示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现在能够有机会去为光荣的志愿军表演,我为什么不去呢?这是我最大的光荣。
到东北后,我生平头一次遇到轰炸,我不但没有害怕的心理,反倒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
到了朝鲜,我们曲艺服务大队分成好多小队,自己背着乐器道具,到各处去表演。不管是在山坡上、山洞里、树底下,也不管是千八百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个人的小会,我们都认真地表演。
我亲眼看到我们志愿军战士是非常坚定刻苦的,他们对我说:“苦又算得了什么!去年冬天我们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作战,饭送上来都冻成冰块;有时候用雪水合炒面吃。再艰苦的时候,我们饿着肚子也要追击敌人。”有一回,战士们作了这样的一首诗:“人民英雄汉,三天不吃饭;紧紧裤腰带,活捉美国王八旦。”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随时随地表现出他们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住的山洞都布置得很好,很有秩序。洞口还贴着鼓舞斗志的对联。
看过我们的表演以后,战士对我们说:“回国去告诉祖国人民,谢谢他们这样关心我们,我们要更坚决地打击敌人。”我问一位朝鲜老大娘,对我们志愿军有什么意见,她说:志愿军真好,住了我们的房子,临走时给打扫得干干净净,吃了水临走给挑满缸,他们什么都好,就是一样使我们不高兴:送给他们什么,他们都不要。
在朝鲜看到和听到这些事情以后,我更加热爱志愿军,更加严格地督促着自己向志愿军学习。在这些时间里,我创作了快板“飞虎山”,歌颂志愿军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我和孙玉奎同志合作了“俘虏营”“杜鲁门画像”和“一个医生的故事”,它们的内容都是揭露敌人阴谋和丑态的。但是这些创作都还不够好。
回国以后,我自愿跟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北分团到西北去宣传,亲眼看到祖国广大的人民怎样关怀中朝人民部队。在兰州,有个搓麻绳的瞎子,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一百万元——这是他二三十年积攒下来的钱,一直没舍得花,现在拿出来捐献飞机大炮了。在新疆,有一位河南老太太,她靠编席子生活,听了我们的报告,她说要多编一张席子,卖了钱买飞机大炮,没过几天,老太太果然捐了三十五元新疆币。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民都成群结队、锣鼓喧天地来欢迎我们。我们的飞机到兰州时,一打开机门就看见各界代表来欢迎我们,下了飞机就给我们披上红绸子,戴上光荣花。我问一个欢迎代表:你们干吗这样欢迎我们哪?他很快地回答说:因为你们到过朝鲜,慰问了志愿军。我听了很受感动。在西北一共呆了三个月,我作了三十多次报告,作了一百多次表演。
从西北回来,我光荣地被邀列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回想我的经历,我感觉到:过去在旧社会里,不管你怎样出名,始终是一个受压迫的作艺的,自己也不知道能作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新社会,在毛主席正确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我们曲艺工作者已经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我们已经成为人民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作出一点成绩来,人民就那么欢迎我们,这是多么光荣的事!
从今以后,我要响应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继续抗美援朝、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及时地编写新材料上台表演,宣传抗美援朝,批评那些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我要更好地团结所有曲艺相声艺人,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希望曲艺界同志们共同努力,齐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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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
为了提高翻译工作质量,使全国翻译工作者能按国家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本月五日至十二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
会议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主持。会议开幕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马叙伦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曾昭抡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陶孟和副院长和社会科学家李达等曾到会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胡乔木副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沈志远局长在会上作了有关翻译工作的两个专题报告。
胡乔木副部长在他的报告中说明:为了适应今天国家建设的需要,翻译工作必须加强和扩大,必须提高质量,并制定必要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制度。沈志远局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今后翻译工作的七项任务:(一)制定全国翻译计划;(二)确立必需的工作制度;(三)逐步建立专门性的工作组织;(四)展开翻译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五)统一译名和编纂各科辞典;(六)研究和整理翻译经验;(七)培养专门的翻译干部。
参加会议的代表一致同意胡乔木副部长和沈志远局长的报告。关于翻译工作计划化的问题,会议认为就目前情况言,政府必须估计现有的人力、客观的需要以及出版的条件,订出初步的计划,将明年度各科急需翻译的书籍列入。会议修订了出版总署所提出的“一九五二年全国翻译选题计划”草案,还讨论了实现计划的具体办法。
关于提高翻译质量,会议认为应先从有组织的工作机构入手,一方面应加强公营出版社在出版翻译稿件之前的审校工作,一方面应加强各编译机构翻译稿件的审校制度。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公营出版社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由出版总署提请政务院批准实施。(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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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各新闻、出版、印刷单位代表
座谈“消灭错误”问题
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北京市工作委员会特于本月十五日邀请首都新闻、出版、印刷界二十一个单位的工会主席(或代表)和编辑部负责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座谈“消灭错误”的问题。在座谈会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王子野介绍了人民出版社检查工作和组织“检查错误展览会”的情况和经验,并指出此次展览会不仅教育了人民出版社的全体工作同志,同时也引起了其他新闻、出版单位的严重注意。新华社的同志报告了新华通讯社开展“练笔运动”的经验,他们十月份的错误率,第一周是十万分之五点八,末一周降低到十万分之一。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介绍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建立检查组和关于编辑工作中实行责任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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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在十一月九日到十八日间举行了首届体育运动大会。参加运动会的有各部队的男女体育运动员三千人。大会比赛的项目有射击、劈刺、投弹、篮球、排球、跳高、跳远等。
▲苏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在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日在无锡市举行。参加竞赛的运动员共有一千八百六十人,其中工、农、兵选手五百五十名,女子选手五百七十五名。在大会竞赛中,搬运工人陈贵参加一万公尺赛跑,获得三十七分五十八秒的成绩。十六岁的农村妇女王蕙英参加六十公尺和一百公尺赛跑,都得第一名。
▲华北和内蒙地区的新年画,已选出新稿六十种,改作旧稿三十种,全部付印。
▲西北区通俗报纸“陕西日报”现在的发行数量较去年底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甘肃省“农民报”已发行到二万零八百多份。西北人民出版社在今年一月出版的“宣传员手册”,发行数量已自一万多份增加到十五万份。民间艺人谢茂公编的“说土改”
(快版)已发行到十一万多册。这些报刊发行数量的增加,说明广大读者正迫切地需要大量的通俗读物。
▲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十月三日至十一月五日在重庆举办西南文物展览会。展览品中有绘着精美花纹的史前时期的彩陶,有春秋时代的天秤,有汉代的精良铜镜,还有汉代的绘着盐井工人劳作情形的画砖和成渝铁路民工在资阳一带发掘出来的金器、玉器和化石等。展览会上并陈列着许多稀有文物,如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在川东涪陵城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满清统治的“训谕”,清代著名的爱国者林则徐抗议帝国主义以鸦片毒害我国的手扎,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的诗稿,明代画家唐伯虎的画笔和朝鲜艺术家郑元伯所绘的“孤山亭图”等。
▲北京市优秀保育工作者授奖大会,已于本月二十三日举行。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奖旗、奖状分别赠给成绩优良的洁如、香山慈幼院等九个托儿所,以礼品赠给常淑诚等五十九位优秀的保育员。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拨了人民币三千五百万元补助办理有成绩而经费困难的托儿所。并给女青年会等十四个托儿所的保育人员发了福利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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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第六讲)
 吕叔湘、朱德熙
第六段引号
引号的形式。引号有单引号(‘’)和双引号(“”)两种。用哪一种形式都可以,没有意义上的分别。一般是用单引号的居多,为的是方便,画单线比画双线省事些。如果引号里头还要用引号,就得用另外一种,看起来才清楚。出版家大抵各有划一的制度:像人民日报和人民出版社原先都是一般引文用双引号,引文里的引文用单引号;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是一般引文用单引号,引文里的引文用双引号。
(一)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二)“德莱赛先生,你看,我们只不过用这种没有用处的枪朝天放放罢了!”【典狱官的秘书说。】
“可是,用这种‘没有用处的枪’居然打死了那个矿工齐迦里克,”德莱赛反驳他们。(初中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引号里面用引号,究竟不很方便,能不用的时候最好不用。下面这个例子就没有在“广播”底下用引号:
(三)他高声读出来:“有趣味的生活是非常多的,但是我只记下两件事情。……无线电广播:加拿大消息,加拿大政府为了保持马铃薯的高价,收买了一千万布舍里来毁掉了。………”(教)
如果用了两道引号,还有用引号的必要,第三道引号的形式跟第一道相同。这种情形,能够避免自然更应该避免。还有人有一种误会:一般用单引号,到了引中有引的时候,外层用双引号,里层用单引号。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不能这样用。
横行的书刊,也有还用‘’和“”的,但是多数是用英文式的‘’和“”,法文和俄文式的“”还不大看见。
引述、转述、局部引述。引号是用来表示文中引用的部分的。引用别人的话有两种方式。把别人的话照原来的样子写下来的叫“引述”,又叫“直接引”。一般都用引号,如前面(一)(二)(三)例。也有不用引号的,如:
(四)也许有的人在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报)
(五)书选定之后,翻译者应当首先问问自己,
我是否对于这种学科有些修养呢?(期)要注意的是:如果不用引号,前面最好用冒号,不要用逗号,免得误会是转述。(五)的上文下决定它不会有误解,用了逗号不妨事,如果是这样一句——我问了他,他说,你自己去找吧——这个“你”就可能指说这句话的人,也可能指听这句话的人。要是用了冒号,就确定是指说这句话的人了。
传达别人的话,意思是他的,字句是我们的,这叫“转述”,又叫“间接引”。这是不能用引号的。例如:
(六)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毛)
有时候,引用别人的话,一半是转述,一半是引述,这可以称为“局部引述”。例如:
(七)“卑尔根报”就承认:不论各反动党派如何猛烈地反共,“共产党人仍然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报)
(八)这种情况使合众社记者也只有叹息:对于欧洲的严重的经济情况,“美国政府拿不出什么现成的万灵药来”。(报)局部引述的引号应该限制在引述的部分,不能把转述的部分也放进去。
引用现成语句。我们写文章,有时候引用现成的语句,也用引号标明,表示不是我们杜撰的,是有出处的(虽然出处没有说明)。例如:
(九)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
“引而不发,跃如也。”(毛)
(十)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鲁)
(十一)充分实现了“大家办工会”的精神。(期)许多文言词语,在文言文里是普通的,无需用引号,用在现代文里就都加上了引号。例如:
(十二)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毛)
(十三)他其实并不“顾影自怜”,倒在“沾沾
自喜”。(鲁)引用成语而不用引号的也很多,例如:
(十四)古今作者,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鲁)
(十五)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
(十六)使许多从前糠菜半年粮的农民因而得到了丰衣足食。(期)这里的“汗牛”“充栋”“代庖”“糠菜半年粮”就都没有加引号。
非成语加引号。有时候在一个词语的前后加引号,并不表示这是成语或熟语,而只是因为它是个专门术语,或是一地方言,或是因为其他理由要读者特别注意。例如:
(十七)周师傅嘴里说着话,手里还是不闲着,眼睛盯着“摇把”。(教)
(十八)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毛)
(十九)象形……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鲁)
(二十)以后他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因为工业太落后了,这才了解到“技术”这东西该有多大意义。(报)“摇把”(转动机器的把柄)是个比较专门的词儿,“蛋糕席”是只通行于湘乡一地的词儿,“目”和“日”在这里只作为两个字看,“技术”在这里要读者特别注意。诸如此类,都加引号。
这一类的引号的用与不用要好好考虑。不必要地多用引号反而搅乱读者的注意,例如:
(二一)看上去,很“朴实”,然而不“幼稚”,给人以一种“严肃”之感。(作)另一方面也有该加引号而不加的例子:
(二二)演员的名字也成了光荣的称号。(期)这一句“演员”该加引号,否则连下文讲,变成个别的演员的名字了。“的名字”三个字应删,删去以后不至于有误会,但是“演员”二字还是加上引号好些。下面这一句里,“共产党员”应该加引号,“金字招牌”倒不必:
(二三)朱总司令常说:共产党员的称号是“金字招牌”。(稿)朱总司令这句话的意思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是光荣的,可是作者把引号放错了地方,变成共产党员的外号是“金字招牌”了。
借譬、怀疑、讽刺。有些词语的加引号是因为在这里是借譬,或是因为作者对于那些词语的正确性有或多或少的怀疑,甚至是带点讽刺来使用的。例如:
(二四)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毛)
(二五)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毛)
(二六)从上午六时半到十二时,敌人“反击”十几次。(报)
(二七)该外务省官员说:美日“安全条约”生效以后,“美国的军用舰只和军用飞机将可随意使用日本的海港和空军基地设备”。该外务省官员说:这些基地是“免费出租的”,但这些基地的“建设费和维持费”则是由美日“两国分担”。他又说:只要事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允许”,美国部队可以调出他们的基地,进行演习。(报)
(二四)的“的”和“矢”是借譬。(二五)的“理论家”只知道背诵书本,不会应用,是否当得起“理论家”之名大可怀疑。(二六)的“反击”和(二七)的“安全条约”显然是讽刺性的。(二七)其余的引号虽然都是引述该外务省官员的话,因此本来应该加引号,但一般用转述而单单提出这些词语来直接引述,也不能不说是带有讽刺的意思。例(二)的“没有用处的枪”也是同类的例子。
专名、书名、篇名。为了排印的方便,多数书刊不用专名号和书名号,遇到书刊名、篇名之类,都用引号标明。这可以说是代替西文里的大写和字体上的区别的。例如:
(二八)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第一卷已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本选集编进两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
(二九)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和今后工作方针的决议”、“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和“关于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声明”。(报)在不用专名号的书刊里,一般人名、地名是不加符号的。其他的专名有时候加引号,如:
(三十)刚一走上“中苏友谊馆”的楼梯,一抬 头就看到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金色铜雕。(期)但这类专名一般也是不加引号的。(二八)例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就都没有加引号。
“某某说”前后的标点。在引人家的话的时候,常常要交代一句,这是谁说的。照过去的老办法,把“某某说”放在前面,例如:
(三一)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来。”(教)这就不发生什么问题。可是我们现在又常常模仿外国说法,把“某某说”放在后面或是插在中间。一般西文书刊的标点是这样的:
(三二)“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来,”武松道。
(三三)“我也要酒,”武松道,“也再切些肉来。”现在也有在第一种情形用句号的,如:
(三四)“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来。”武松道。按这类句子的结构,“某某说”是句子的主要部分,引号里面的话是“说”的宾语。“某某说”在前,这个关系很明显;搬到底下,还是一样,所以用逗号是有理由的。用句号也有理由,因为引文已经完了;“某某说”另作一句,作为追加说明。可是在“说”字后面用冒号,那就讲不通了。如:
(三五)“吃人家的嘴软。”老万说:冒号是引起下文的,下文什么都没有了,还“冒”个什么?
把“某某说”插在中间,标点格式也有欠妥的例子:
(三六)“老白,多派几个哨,可不是闹着玩的。”郭全海说:“斗争来不能叫乱套………”(书)
(三七)“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地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报)
(三八)“记住,你父亲是日本人杀死的,”母亲紧紧抱住儿子低低地说:“你们要争气,要替你父亲报仇!”(期)这三句的“说”字底下的冒号都有问题。(三六)的引文分两句,把“郭全海说:”搁在第二句的头上,那末头一句是谁说的呢?也是郭全海说的。那末,为什么不在头一句的末了交代,要留到第二句的头上交代呢?第一句交代了,第二句还是这个人的话,读者倒是容易意会的。(三七)的引文分两截,没有断句。“他………说:”在中间,算是照顾上半截的呢还是照顾下半截的?照顾下半截,则上半截无交代;照顾上半截,则“所以”不成段落,“说”字后面就不能用表示大停顿的冒号,只能用表示小停顿的逗号,“所以”和“我”才接得上。(三八)的引文上半截是可以断句的,“说”字底下的冒号可以改做句号。如果要跟下半截联成一句,这里也可以用分号。就只冒号不妥。总结起来有两点:一,冒号的作用是引起下文,不能把它当作“说”字的尾巴。二,引文分两截的时候,“某某说”属上不属下。引文要连起来看,前半截引文末了原来应该用什么标点符号(逗号,分号,句号),就把它移在“说”字之后,在原来的地方用个逗号。
引号和句逗号的先后。引号分上下两部分。用下引号(’)的地方往往也是该用句逗号的地方,这就引起一个问题:句逗号放在引号之内还是引号之外?照道理讲,句逗的停顿和引文的终止是同时的,这两种符号最好放在一条线上。像有些书刊把句逗号加在右边,也就没有问题。但照现在通行的排印格式,就不得不分先后。抽象地说,句逗号在内和在外,都有理由可说。引文如果成为一句话,它本身需要用句号煞住;如果是半句话,也需要有逗号或分号表示停顿。这是把句逗号放在引号之内的理由。可是如果这个引文被包含在作者的语句之内,那么这个语句也是需要有句逗号的。这是把句逗号放在引号之外的理由。现在所见的用法很不一致,参考各国书刊的格式,也很不一致,根本原因在此。(因此有人说,引号内外应该各有句逗号,但这是非常难看也无必要的。)出版总署拟订的“标点符号用法”里关于这一点有说明:“凡是完整的照录他人的话,末了儿的符号在引号之内。凡是把引用的话作为作者一句话的一部分,末了儿的符号在引号之外。”这个原则是很合理的,可是具体应用起来,也还有些不容易决断或容易有出入的情形。让我们找些实例来看看:
(三九)在新中国民族文艺肥沃的土壤里,我们已开始看见鲁迅在十八年前所殷切企望的“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报)“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不成为一句话或半句话,本身不需要句逗号,句号绝对应该放在引号之外。
(四十)山西榆次县好几个区人民政府竟擅自规定了带财产的原则是:“女的提出离婚者不带;男的提出离婚者可以带”。(报)这里引号里面的话是完整的,句号应该放在引号之内。可是如果把引号前面的冒号取消,引文就变了作者的句子的一部分,句号放在外面就对了。可见引文能不能算是一句完整的话,跟前面用不用冒号有关系。
(四一)宣言声明“各国对企图征服世界之野蛮与兽性之武力,从事共同奋斗”,并特别指出:“每一政府承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与和约。”(报)
(四二)信中绝望地说:侵略法军“本身在危险之中,甚至在很大的危险之中”。法军“在体力方面是不可能再在此地度过一个冬天了”。在九个月的“神经紧张”状态之后,精神方面也“大致不可能再度过一个冬天”。这个兵士说:“我们在印度支那也混过,但却不像这里的情形那么可怕。”(报)这两个例子的格式完全符合前面所说的原则。可是,以(四一)而论,如果“指出”底下不用冒号,“和约”底下的句号当然要放在引号之外。如果“声明”底下用冒号,“奋斗”底下的逗号是否要放在引号之内呢?还是放在引号之内而改用句号呢?(四二)又说明另一种情形:冒号之下如果不是全部是引文(即前面所说“局部引述”),像这里有“侵朝法军”四字不包括在引文之内,句号也还是放在引号之外。但是这种地方很容易弄错。
(四三)该报称:“接受三八线为分界线是很合理的。”该报又称:美国方面“继续在战场上和会议桌上,为了实际上以后并不打算保持的几哩土地而争斗,是有一些说不通的。”该报主张“立即宣布愿意承认三八线为南北分界线而谋求政治解决”。(报)
(四四)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四月三日在社论中承认“杜勒斯政策中的真正危险是:它可能证实美国所采取的亚洲政策,主要而且显然是以军事上的考虑为根据的”。“美国的对日政策,与其说是出于宽大,还不如说是出于需要获得一个同盟国”。(报)
(四三)第一句用冒号,句号在引号之内;第三句不用冒号,句号在引号之外,都合于原则。第二句跟(四二)第一句情形相同,但是句号放在引号之内,这就是误于上面的冒号了。(四四)第一句的句号在外是对的,但是第二句已经跟前面的“承认”隔断,句号就应该放在引号之内了。
(四五)美国共和党的反动头子胡佛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所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就曾公开供认,由于苏联的强大,“对共产主义大陆进行战争的任何企图都是纯然的蠢事。那将是数百万美国男儿的坟墓……即使把西欧远超过任何拟议中的计划而武装起来,我们也永远到达不了莫斯科。”(报)
(四六)刘少奇副主席在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得不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期)这两个例子说明另外一种情形。这里引用的话都是半路上引起的,即“局部引述”,末了的句号本来应该放在引号之外。但是引文内部已有句号,(四五)就把末了的句号放在引号之内。(四六)仍然放在引号之外。哪一种格式好些呢?恐怕(四五)好些。
(四七)“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他们有空就凑在一块儿讨论,过了半个月,居然想出个办法来。(期)这一句里的引文,本身是完整的,跟“局部引述”不同,但是引文终了而句子未了,接下去还有作者的话。这里的逗号该放在引号里面呢,还是外面?像这种情形,前面所引的原则就不能帮助我们很快地决定。参照(三二)和(三三)例,这个逗号可以放在里面。参照(十二)例,这个逗号又似乎应该放在外面。(四七)是逗号在外的,但逗号在里的也常常看见。(我们这个讲话里面也就不很一律。)
(四八)这一切,都使农民代表强烈地感觉到“城市变了”,“城里人和乡里人的关系变了”,“世界真正成了人民的了”。(报)这里的三句引文,本身也都是完整的,但是连在“感觉到”的底下,就只能把句逗号放在外面。假如这三句引文都加上叹号,那又非放在引号里面不可了。
要把各种可能遇见的情形都在这里列举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读者如能体会前面所引的“标点符号用法”里的说明的精神,再参考这里所举的一些例子,剩下来的疑难情形也许不会太多。好在这个问题虽然不简单,实际上稍微有点出入并不至于影响意义的了解。(本段完,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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