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
东北农业生产获得飞速发展
本报特约记者 张庆泰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其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深刻提示,研究共产党的政策对于发展东北农业生产力的作用是很有意义和很有益处的。
一、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
情况
还在解放战争最紧张的年代,共产党即以大力帮助东北广大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当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被彻底打破之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立即发挥出来。特别在一九四九年东北全境解放以后,共产党集中力量领导经济建设,农业生产力更获得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如东北耕地面积在一九四三年为一、七八六万垧,一九四六年缩减为一、三一四万垧,一九五○年基本上全部恢复了。耕畜在一九四三年为四二七万头,一九四八年减为三七六万头,目前则已大大地超过了一九四三年的耕畜数量。一九四九年东北粮食总产量为一、三二○万吨,一九五○年增至一、八○八万吨,即增加百分之三十七,达战前一九四三年最高水平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八。每垧地单位面积产量在一九四六年为一、六一五斤,一九五○年增至二、四一二斤,超过了战前一九四三年最高水平百分之十三点九三。有些县份粮食产量且已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如吉林舒兰县在一九四三年全县总产量为一三九、五六六吨,一九五○年则增至一六六、七五八吨,超过了一九四三年百分之十九点四八。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业原料作物播种面积逐年增加,仅棉花一项,一九五○年即较一九四九年扩大百分之九十七点三,一九五一年又较一九五○年扩大百分之九十一点九,商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亦逐年增加,仅大豆一项,一九五○年即较一九四九年扩大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七,一九五一年又较一九五○年扩大百分之六点四七。广大农村的副业生产也在发展着,如黑龙江省一九五○年推销土产、副产品约折粮九十二万吨,一九五一年土产、副产商品化部分约可折粮一一○万吨。
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购买力也逐年提高,因而扩大了工业品市场。东北全区国家商业销布的数字,一九四九年为四○○万匹,一九五○年为九○二万匹;一九五○年较一九四七年增加十一倍强。一九五○年农民的购买力约较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三,如单从纱布来说,一九四九年平均每十个人买一匹布,一九五○年平均每四个半人即买一匹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在业务经营上主要是面向农村的合作社的零售总值,较一九五○年同一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一。应该指出,在农村社会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合作社零售额所占比重仅为百分之四十强。农民购买力的提高,突出地表现在购买生产资料的比重逐年增加了。据黑龙江省克山县民主村调查,一九四九年生产资料仅占全购买力的百分之十点七,一九五○年春生产资料已增至百分之二十三;松江省呼兰县腰堡村一九四九年生产资料占全购买力百分之十九,一九五○年增至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农民生产资料需要的比重逐年增加,正说明了农民要求扩大再生产的趋势。
目前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大多数,北部老区中农约占农户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南部新区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并出现了少数新式富农。多数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少部分农民虽不及中农的生活,但亦有某些上升。下降的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或因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与畜力,或者好吃懒做,而不能维持再生产的少数农户。总之,目前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绝大多数农民日益走向富裕。
二、党对农村的领导及其政策
东北农业生产力之所以获得如此迅速的恢复与发展,绝不能设想仅是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如所周知,土地改革后的农民经济,基本是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它是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方面去,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如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要发生的情形一样。”(“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版、下册、三八页)而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经过农民的最深刻的分化,在一个极端上是巨大的大地产,而在另一个极端上则是广泛的贫困化。显然用不着证明,东北农村经济绝不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而且也不可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如果一般地说,农村经济依赖着城市,依赖着工业,依赖着信贷制度,依赖着国家政权的性质,因而决定农村必不可免地跟着城市走,那么,在我们这里,城市完全是另一种面貌。因为在我们这里,城市工业主要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信贷制度和国家政权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政策是促进城乡互助,巩固工农联盟。这就决定了我们农村经济只能沿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前进。共产党怎样不断帮助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力呢?
(1)组织起来,由穷变富
在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时期,生产工具是分散的;由于战争动员频繁,农村劳动力相对减少了;当时耕地的荒废是很严重的。为了保证不荒地并进而扩大耕地面积,党便大力领导农民组织合作互助。列宁说过:“零星散漫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他们
(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切国家,在新时代一切革命中,从来往往就是如此,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永远会是如此),或者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他们(这在新时代某些最伟大革命高潮中最短促期间的萌芽形式上曾经有过;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俄国之比较发达的形式上也有过)。只有妄自尊大的倨傲之辇,才能空谈与梦想什么‘第三条’道路,什么‘第三种’势力。”(“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版、上册、三八○页)
在组织合作互助运动中,党曾不断地进行了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既要克服强迫命令,又要纠正放任自流。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村曾经流行这
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某些地区所提出的“大伙房”吃饭,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反映。党曾以大力批判并纠正了这种错误思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某些新式富农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不是可怕的;然而在组织合作互助运动中,却产生了打击与排斥单干的现象(在东北地区个体农民单独经营,需有两三匹马,即具备着富裕中农或富农的条件)。党及时地批判并纠正了这种偏向,并明确地指出,绝不能以强迫命令的粗暴态度对待中农,对新起的富农是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党在领导农民实行合作互助运动中,坚持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自愿两利”的基本原则。
党和人民政府,在领导农民实行合作互助运动中,不仅进行了巨大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且采取了实际有效的经济扶植政策。国家每年都要以数十万吨粮食的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肥料、农具、农药及耕畜问题。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帮助,都是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为重点。党深刻理解列宁的说法:“每个社会制度之产生,都需要有相当阶级的财政帮助。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之产生,是花费过许多万万卢布的代价的。现时我们所应当特别帮助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应当认识和具体实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版、上册、四九六页)毫无疑问,我们除了应当大力帮助合作社周转之外,把农村的劳动互助组织当做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给以财政帮助,是完全正确的。
几年来,东北农村合作互助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一九五○年的统计,农村组织起来的户数在四百万户以上,约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可见,在经济上与政治上,把散漫的小生产者——农民联合起来的,不是别的阶级和政党,而正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
事实证明,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改进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几年来,东北恢复撩荒和新开生荒数百万垧,如果没有农民的广泛合作互助,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东北耕地,一般需要两三匹马一副犁,特别是在北满开荒,至少需要五、六匹马一副犁,这是一般个体小农所办不到的。在农村合作互助运动中,各地大批改造了过去不事生产的懒汉二流子和地主富农分子,广泛地发动了缺乏农耕习惯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这对提高农业生产力,都起了巨大作用。而且这一情况还造成一种可能,使某些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到城市工业生产中去。如两年来仅南满地区,即有数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了城市工业生产中去。
毛泽东同志说过:“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论联合政府”、解放社版、七十九页)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长过程”的开端。
事实证明,组织起来,不仅解决了土地改革后农具耕畜分散不利于农耕的困难,而且保证了农民提高劳动效率,多打粮食增加收入,从而创造了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譬如黑龙江省王振堂互助组,原来是个三十二户的穷屯子,在土地改革之后,即组织劳动互助,农副业结合,开荒增产,一九五一年开始使用了新式农具,更加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该组几年来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耕地面积来说,一九四七年为六四·五垧,一九四八年为九六垧,一九四九年为一一○垧,一九五○年为二一二垧,一九五一年为二七二垧。马由一九四七年的十七匹,增至一九五一年的七十六匹;牛由一九四七年的六头,增至一九五一年的二十七头;粮食由一九四七年的一八○石,增至一九五○年的一、三五九石。全屯农户经济普遍上升,没有一户下降的。
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形式与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是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争取富裕生活的表现。”
(“论联合政府”、解放社版、八十一页)
(2)改进技术,改造大自然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就必须改进技术,就必须改进现有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技术条件。几年来,东北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的统治,给东北畜牧事业以很大的摧残,耕畜在伪满末期,不论数量质量都大为降低。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又遭到蒋匪帮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耕畜疫病与死亡。一九四八年,仅原嫩江省一个地区即死亡耕畜四万匹。这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是惊人的。党和人民政府认为必须逐步遏止耕畜的疫病流行和大批死亡,因此开始在城市大量制造各种防疫血清,然后派遣大批技术干部深入农村,展开了巨大规模的防疫工作。在牛瘟预防方面,一九四九年注射了五五三、五六七头,一九五○年注射了一、○四七、六九五头。在预防炭疽方面,一九四九年注射了二、二三○、八九○头,一九五○年注射了四、四○二、一七七头。目前各种耕畜疫病的流行基本已被遏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大量发展畜牧事业,从而把农业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一步。
为了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城市的农药厂正在逐年增多地供应农村以各种药剂和器械。在防治棉花病虫害方面,因为城市能够保证供应充分的药剂和器械,才促进了棉花播种面积逐年加倍的扩大。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已开始每年供应农村以数万吨的化学肥料和数万台的新式农具。
大家知道,土地改革之后,广大农民从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生产积极性是大为提高了,但仍然使用着原始的粗笨农具进行生产,原始的农具决定了原始的耕作法,而原始的耕作法是不能提高产量的。党和人民政府充分注意了这一重大问题,因此一九五○年即决定了改革农具。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从根本上改革农具从而改革耕作法的艰巨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才能逐渐为农业现代化——机械化从耕作法上创造条件。一九五二年国家将投资数万吨粮食,兴建一个巨大的新型农具制造工厂,这就有可能每年供给农村由数万台增至数十万台的新式农具。
党和人民政府对改善作物品种,给以极大的注意,各地农事试验场,示范农场,广泛地开展了品种试验研究和推广繁殖工作。目前对于大豆、水稻、小麦、棉花几种主要作物,我们已有可能争取在三、五年内完全淘汰杂种劣种,而推广繁殖经过科学试验研究的优良品种。这对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将是有巨大意义的。
几年来,在防洪治水方面,国家投资数十万吨粮食,进行了许多水利建设事业,仅一九五○年新筑堤五○三公里、排水渠道一二六公里,补修堤岸八○二公里、排水闸三十三座。东北著名的四大灌溉区,基本上已经恢复。党和人民政府充分认识了仅靠筑堤堵口,不能根绝水患。因此在一九五○年决定了以治本为主的方针,即着重于积极地开发水利资源,进行治水与发电、灌溉、航运及工业用水相结合的现代化水利建设。目前业已开始辽河治本工程调查勘测及其他准备工作。这个工程完成之后,辽河两岸的人民即可根本免除水患。
为了根本改造自然条件,杜绝风沙水患,一九五○年,党决定了在西满营造防护林带,并制定了初步计划草案,预定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十二年间(还可缩短),在东北区西部六百三十万垧土地上,每隔十公里营造一条宽三十至五十公尺的基干防护林带;在已耕地和可耕未垦地中,营造防风林网;在主要河川两岸,营造护岸林;在沙丘地带,营造固沙林;在山区与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涵养林;上述纯造林面积达一百万垧。这个防护林带的完成,可使一百九十万垧已耕地,每垧提高产量四百斤以上,并可扩大新耕地二百五十万垧,约可增产粮食二百四十八万吨;一百万垧林木的每年直接收益,约值九十四万七千吨粮食。此外,由于造林而创造的森林副产物的资源,给群众增加的副业收益,更是无法估计的。大规模营造森林,用以改造恶劣的大自然,使之造福人民,就像水利治本工程一样,是一个为人民长远利益做打算的革命事业。显然用不着证明,进行这种事业,只有在最有科学远见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中,才有可能。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连提出类似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一西满防护林带营造计划的提出,是由于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伟大启示。
苏联现代化农业生产建设的道路,是我们所向往的道路。当我国工业发展条件还不能供应农村以拖拉机的时候,我们从一九四八年就开始建立了机械化农场。目前东北机械化农场已有四十余处,耕地面积达十五、六万垧,其比重约占东北农业经济百分之一,已构成东北农业经济新的组成部分。各场拥有现代化的机械牵引力达三万余马力,各种农业机器达两千余台。目前东北机械化农场虽然还只是一个开端,还只是“星星之火”,但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它将是最有广阔发展前途的新事业。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这个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版、十五页)
这里给我们指出了整个经济建设的道路,也给我们指出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
列宁教导我们说:“……改造小农的事业,改造他们整个心理与习惯的事业,乃是好几代的事业。只有物质的基础,只有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运用拖拉机与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够解决这个对小农关系的问题,才能够使他们的全部心理趋于健全。”(“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版、上册、三二一页)
由此可见,为要改造小农,就必须发展现代工业,从而创造改进农业技术的条件。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建设过程。
(3)促进城乡互助巩固工农联盟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我们就必须正确地解决工农产品交换问题。因为:商业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也可以破坏农业。党和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发展了国营商业、私人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网,而在国营商业领导之下,以商业为纽带,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紧密地连结起来了。人们不能忘记,在解放战争最紧张的年代,东北地区处在被分割被封锁的情况下,当时城市工业品缺乏,商业不能正常进行,农民卖不了全部余粮,买不到足够布匹,曾不得不把大豆和豆饼当燃料烧。只有在东北全境解放之后,城市和大工业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商业,这才有可能大量收购农民的余粮及其他副业产品,并供应农民以日益增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譬如一九五○年国家收购农民余粮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收购农村土产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三百三十一。而在供应方面,一九五○年国家商店供给人民必需品,超过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其中经过合作社推销者,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六。大家知道,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上,主要是面向农村的。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估计一九五一年城乡购买力较一九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九点一,但到第二季度,销货额即已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一年一月至五月间,国营贸易供给城乡商品较一九五○年同一时期扩大了一倍,为一九四九年同一时期的五倍。合作社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六月供销总额较一九五○年同一时期增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说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提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的市场,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原料与吸收最广大的工业品。”(“论联合政府”、解放社版、七九页)
如所周知,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旧中国的少数大、中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除了带有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一般特点,即城市压迫与剥削农村外,同时还具有和中国社会相应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特点,即一方面是地主阶级与官僚资本、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互相结合,共同榨取农村;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操纵和垄断。因此,旧中国城市存在或发展的结果,不仅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的繁荣,而且加深了农村的衰落和破产。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的中国城市,完全与此相反:我们不仅一般地以商业做纽带,促进城乡的物资交流,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日益缩小工农产品在价格上的剪刀差额。这就是说,东北的党和人民政府经常密切注意掌握正确的价格政策。譬如粮布交换比值,一九四八年冬季,一吨粮食只换一匹又四丈布,一九四九年末,即可换到二点八匹布(北满、中满),随着工业的发展,这
一情况将日益好转。正如斯大林教导我们的:“农民对工人阶级既不是剥削的对象,也不是殖民地。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同样,工业是农民经济的市场。但是农民对我们不仅是市场而已。他还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正因为如此,提高农民经济,农民的大量的合作化,其物质状况之改善,乃是一种前提,没有这种前提,就不能保证我们工业之稍微重大的发展。反转来说,工业的发展,农业机器及拖拉机的生产,工业生产品给农民的大量供给,也是一种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向前推进农业。这是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的重要基础之一。”
(“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版、下册、第七四—七五页)
我们在商品交换方面,已经开始通过国营商店、合作社与人民银行,和农民订立各种定货及预购合同,用合同制保证农产品的适当价格,如棉粮比价麻粮比价等。如此,农民即可根据国家工业和贸易的需要,实行有计划的生产,而无因生产过多招致产品跌价的思想顾虑。同时,经过合同制也规定了农民对国家的义务,他们要保证工业原料和商品粮食的数量与质量,并按期交给国家。如此,我们就有了可能,把分散的小农生产纳入整个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上来。
我们在农业税收方面,明确地规定了,在土地评级之后,凡同一等级的土地,其因勤劳细作而提高产量,或因懒惰荒废而降低产量者,征收公粮一律不得随之提高或降低。在一般的公粮负担方面,一九四八年征收产量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四九年仅征收百分之二十,一九五○年大体仍为百分之二十。这就是说,有了一个公平合理的鼓励农业生产发展的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
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在经济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同样在政治方面(譬如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无产阶级都能够而且应当是农民群众基本的领导者。只有根据大多数农民群众(贫农、中农)物质生活之逐渐改善,才能真正实行国家工业化,这些农民群众是我们工业的主要市场。因此必须执行一种足以巩固工业与农民经济之间的联合,足以保持工人阶级与主要的农民群众之间联盟的经济政策(价格政策,赋税政策等)。”(“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版、下册、八二页)
我们正是这样执行了并将继续贯彻下去,因此,工人阶级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方面,在保卫祖国的军事斗争方面,都会永远保持广大农民群众这个最可靠的同盟军。
三、结束语
几年来东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说明了什么呢?
它说明了: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广大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枷锁,才给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它说明了:在土地改革后,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逐步地由合作互助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才是农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它说明了:只有城市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创造改进农业技术的条件,只有国家工业化,才有可能促进农业现代化。
它说明了:“只有根据大多数农民群众(贫农、中农)物质生活之逐渐改善,才能真正实行国家工业化,这些农民群众是我们工业的主要市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版、下册、八二页)
它说明了: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种正确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价格政策和赋税政策,才能真正促进城乡互助,巩固工农联盟。
它说明了: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就给广大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的提高,以及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奠定了物质基础。
最后,它说明了:我们正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各种敌人,沿着“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的道路胜利地前进!(附图片)
国营黑龙江省嫩江县鹤山机械农场联合收割机女驾驶手李桂兰和她自己的劳动果实——肥大的麦穗。
东北广大农民在爱国主义丰产运动中,显示了对国家无限的热情。这是辽东省植棉模范赖兆升晒棉花的情景;他准备把这些棉花,提前缴纳给国家。
飘扬着红旗的自动联合收割机,紧张地在田野里工作着。这红旗是创造新纪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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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张家口矿山机械制造厂
依靠群众增产节约有成绩
但生产管理赶不上运动发展
编辑同志:张家口矿山机械制造厂提前十天超额完成了十月份生产任务,并节约了大批原材料和工时,约合小米三十三万四千二百余斤。该厂所以获得上述生产成绩,与该厂领导干部依靠群众和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是分不开的。但目前该厂增产节约运动还存有以下缺点:管理工作还没有完全跟上运动的发展,如工务科的生产计划老是落后于群众;个别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还存有保守思想,不相信群众等现象。为了使运动坚持下去,领导方面还应加强计划性。 焦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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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东北蛋品公司领导作风转变
使增产节约运动有了起色
编辑同志:中国蛋品公司东北区公司由于过去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对国家财产漠不关心,因此,在这次增产节约运动开始时,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不高。如该公司副经理张甚祥因个人意气,无原则地调动工作人员,职工对此很不满意,在报上提出批评,张不但不接受,反而压制批评,追问写稿人的“动机”。去年五、六月间张甚祥将该公司所属畜产加工厂的两台切牛头的机器(据说东北仅有此两台)和一台羊毛机(洗羊毛、熟羊皮用的)打成碎铁卖掉(经该公司经理高楷平批准)。工友王廷科当时看见非常心疼,就马上找高经理说:“机器还能用,为什么打碎呢?”高说:“要还能用,就不卖吧!”但王廷科再返回现场时,机器已被全部打碎了。工人们对此十分不满。这样,影响了这次节约运动的开展。有的工人说:“我们增产节约的还不够给领导上浪费的!”
该公司中共总支委员会根据这一情况,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吸收群众参加。会上号召大家积极向领导方面提出批评和建议。该公司经理在会上检讨了自己过去的官僚主义作风。会后,工人群众的思想顾虑消除了,工作情绪大大提高,因而使增产节约运动得以开展。该公司所属畜产加工厂,在增产节约运动开始时只订了增产三千五百吨粮食的计划,现在则增加到七千多吨,并已完成全部增产任务的百分之七十。我觉得,领导干部纠正官僚主义作风,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关键。 周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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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北京市第四区西廊下胡同居民
响应增产节约号召
自动组织起来修好道路
编辑同志:我们是北京市第四区宫门口西廊下胡同的居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们连生活都顾不上,只觉得活一天少一天。
北京解放两年多以来,特别是自从伟大的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我们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大家觉得,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日子越过越美,越过越有意思。当我们听到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增产节约,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后,大家马上响应。不到五天,我们就把半年的爱国捐献计划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前些日子听说政府要给我们修路,大家想:这条路要是咱自己修,不就是响应了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给国家节省一笔钱吗?互相一商量,大家都赞成自己修。刚开始,我们担心修不好;一想到咱们志愿军在前线打美国鬼子,那么多困难都能克服,咱们连这一点困难都克服不了,怎能对得起志愿军同志?于是大家的勇气就来了,并决定:在不妨碍生产的原则下,每天抽出两小时时间修路。有点技术的做细活,没有技术的挖硬土,妇女们泼水,一共十三天,就把路修好了。一合算,共给国家节省了四百斤小米的财富。
这件事情,得到了区人民政府的表扬,大家觉得又兴奋又不安。因为这是一件极小的事呀!我们都表示了决心:今后要更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厉行节约,增加生产,支持我们最可爱的人——人民志愿军。
北京市第四区西廊下胡同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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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央贸易部人事司教育处
索取刊物随便弃置形成浪费
编辑同志: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人事司教育处,去年九月曾通令全国各省、市商业厅、局,要他们将出版的各种内部刊物,每期送该处五份。全国各地贸易机关凡有刊物出版的单位,每期都如数寄送,以致几个月后,该处即堆积很多。今春该处因机构变动,地方刊物指导科取消。但他们对旧存刊物既没作及时处理,又不通知出刊单位停止寄送,只是送来收下。这是很不应该的。这些刊物,每天从全国各地寄来,所付邮资费用很大,至于纸张的浪费就更不必说了。如果把这些浪费的数目计算一下,一定是相当惊人的。厉行节约,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希望全国各地机关在索取或寄发刊物时,要根据确实需要、确定份数,没有必要的就可以不必索取和寄发,以免浪费国家资财。
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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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应该让零售酒商重做招牌
编辑同志:我是一个店员工人。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最近酒业专卖公司北京分公司长辛店专卖处召开了一个小组长会议,据专卖处负责人谈,北京分公司指示,全市零销酒商,每户都要做一个卖酒招牌。这块招牌,规定长四十八吋,宽十一吋。经小组长向木厂询问,这块招牌,连工加料和油漆,需要六万三千元。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今年夏季长辛店地区酒商已做了统一的招牌。长三市尺宽六市寸,白底黑字,最上端还有红五星,酒商的目标已经很大。现在要是重做,一些大商号还无问题,可是有很多的小摊商就感到十分困难。现在政府正号召增产节约,重做招牌的指示,和人民政府节约的精神是不符合的。仅以长辛店地区来说,八十多户零销酒商,按每个招牌六万三千元计算,即需浪费人民币五百多万元,把这些钱用在抗美援朝上,便能增加一份力量。所以,我建议把这个重做招牌的指示撤回。
长辛店店员工人 刘福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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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仁慈堂”的帝国主义分子残酷虐待工人
编辑同志:我叫宋桂芬,河北省徐水县人。我来“仁慈堂”已经九年了。我的工作是在大厨房给儿童作饭。我们的生活苦极了。一日三餐,早饭是一碗稀粥,喝完也看不到一粒米。中午是一碗小米饭和两个半生的馒头。晚饭又是稀粥。菜是臭菜汤。每月薪金四千元,只够买一双坏袜子。衣服不够穿,冬天没有棉衣,也不给生火,向她们要棉衣也不给。肚子吃不饱,有时就偷着到外边买回五百元的杂面条吃。她们要我们打扫屋子,扫帚还要我们自己掏钱买。我曾在洗衣房给帝国主义分子洗过衣服。衣服都是白的。每次要分到四、五十件衣服洗。洗这些衣服只给一条(两小块)肥皂,稍洗不净还要挨骂。她们把我们工友看得连狗都不如。她们的狗每天吃面包、烹肉、白米饭。她们自己吃的当然更好。因为我挣不了钱,养不了家,我把孩子也接到这里。孩子在这里可真受了苦。我和孩子病了也没有人问。每天见了她们还要迎笑请安,她们却神气十足,带理不理。过年的时候,还得爬在地上给她们磕头。从前,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对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欺侮咱们中国人民的工具——“仁慈堂”,谁也不敢揭它的黑幕。在这里受折磨的工友、儿童,也得不到任何人的保护。
解放后,我们知道了外面事物的变化,知道了祖国的伟大可爱,知道了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是如何爱护人民。现在我家里分到了土地。我又参加了工会,并被选为正主席。我又当了这里天主教革新组的正组长。回想到过去,我真痛恨万分,我要求政府严办这些万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并盼望人民政府赶快接办“仁慈堂”。
仁慈堂孤儿院工人 宋桂芬口述
(龙美汀记)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神州国光社对于“扬州十日记”观点错误的检讨
编辑同志: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的国义同志的来信,指出我社出版的“扬州十日记”的序言中对史料看法有错误。我社已及时把尚未发行的部分立即改正。对人民日报和国义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部丛书共十六册,约二百五十余万字,解放后再版时曾作校勘,发见错误达五千四百零八处,足见解放前我社的工作疏忽,达到怎样可怕的程度。但在此次重勘中,亦仅注意到文字和标点,而放松了对于史料的处理所抱的立场和观点,这仍表明着我社对出版工作,是不够负责的。
今后我社当加强政治学习,并进一步检查自己出版的每一本书。 神州国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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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亚光舆地学社对批评“袖珍最新世界分国精图”图说的答复
编辑同志:十一月十日你报“读者来信”栏刊登王昌先生对我社出版的“袖珍最新世界分国精图”图说的批评,指出几点错误,我们对此非常感谢。我们已将该项说明加以修正,并在存图中附印勘误表。谨向你报致深切的谢忱。 亚光舆地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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