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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省级各机关党员干部大会
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河北省委，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在本月十八日，召开了省级各机关的党员干部大会。会上由杨秀峰同志代表河北省委讲话，他号召省级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增产节约号召。杨秀峰同志在说明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重大意义后，即指出：河北省地区的党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都获得一定成绩，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也有些机关和个人，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甚至有少数政治品质恶劣的党员和干部，沾染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发生了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在浪费方面，仅以机关盖房子说，由于计划和预算未经批准，擅自动工，和没有正确设计，盲目施工，而造成的损失就是非常严重的。而某些工作人员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也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另外，有些机关仗恃着有“小家务”，不遵守制度，乱花钱，在生活上的铺张所造成的浪费，也是不小的。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倾向，必须提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接着，杨秀峰同志指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首先要从领导机关负责干部开始，从上到下，普遍开展。进行的具体步骤：先对党员、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和贪污浪费对人民事业的危害。然后发动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事实，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杨秀峰同志又指出：必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制订节约计划，以保证节约运动顺利展开。杨秀峰同志并对开展节约运动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交各机关酝酿讨论。最后，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李子光同志，向各机关、各单位的党员干部提出：应深入讨论杨秀峰同志的报告，并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制订计划，迅速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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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莱西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
动员搞好冬季生产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山东莱西县委于本月十四日召开全县区委书记会议，检查冬季生产，动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目前莱西全县已冬耕土地约十七万亩，占全县应冬耕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四。冬刨、压沙、翻土亦有一定成绩。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运动开展尚不够深入有力，不少的干部群众存在着“冬季生产做也可，不做也可”与“能做到什么样算什么样”的思想；更有些乡村干部和群众认为“冬天是闲散时候，不管怎么的也要歇歇”，“冬耕冬刨，有空就耕点刨点，没有空就算啦”。所以产生这些思想，主要是干部群众对增产节约的意义认识不足。针对以上情况，莱西县委负责同志分析了冬季生产工作与抗美援朝、爱国增产的关系，使大家认识到作好冬季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会上，大家计算了一下，莱西全县如能按照原计划进行冬季生产，则明年的增产数字是巨大的。单以冬耕土地来说，按计划冬耕土地四十万亩，明年即可增产粮食四百万斤。估计全县增产节约数字可以达到全年农业生产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强。经过这样详细的讨论和计算，六区区委书记姜树云说：“在具体分析之前，我对领导冬季生产表现了麻痹自满，劲头不大，现在才认识到毛主席提出的增产节约号召的意义。”五区区委书记吕洪美说：“这样一分析，很明白，做好冬季生产工作是热爱祖国和关心群众生活的具体行动，一定要下决心，把冬季生产工作作好。”大家根据当前的工作情况，对深入领导增产节约运动，研究出如下办法：一、继续深入进行抗美援朝，爱国增产的思想教育。召开各种会议，通过检查冬季生产工作，广泛宣传增产节约对抗美援朝、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使群众从思想上动员起来，投入冬季生产运动。二、结合修订爱国公约，把作好冬季生产工作作为爱国公约的内容之一，以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三、更广泛地组织党员、团员、代表、模范、干部、民兵等带头行动，以推动冬季生产运动的全面展开。四、注意发挥组织起来的作用，并结合进行整理互助组与加强合作社的领导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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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机关团体要特别注意揭发各种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的现象，有意识地进行民主检查的工作，同一切不爱护祖国人民财产、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这种检查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河北省委为此目的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向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介绍了贪污浪费的具体事实及其对人民的损害，号召大家进行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作法是完全必要的。有个别机关的干部觉得似乎增产节约与本机关无关，实际上是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增产节约的伟大意义，经过动员教育，民主检查，揭发和批判等工作，这些同志就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可以节约的地方还多”，每一个人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纠正一切可能的浪费的现象，警惕地保卫着祖国人民财产，那么，实现增产节约计划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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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贯彻婚姻法，保障妇女权利！
从梁安氏被杀案件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编者按：河南省睢县梁永诗母子谋杀梁安氏一案的消息，发表于十月七日本报三版。该案因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副院长张泽、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及睢县第四区副区长轩辕尊言（现已离职）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以致拖了两年之久，直到今年九月才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作出公正判决。现在张泽等已作了检讨。兹将他们的检讨报告刊登如下：
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副院长张泽的检讨
河南省睢县梁永诗、梁王氏虐杀梁安氏一案，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发生的。一九五一年九月，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就地审判，开棺验骨，始将该案案情弄清。最后在当地召开公审大会，将梁永诗、梁王氏二犯判处死刑。该案拖延时间如此之长，检查起来，我应负主要责任。
我在一九五○年三月底到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工作。同年四月间，我听取了前副院长陈丽泉同志对梁永诗母子翻案情形的叙述，当时就认为梁永诗母子在县供称杀死梁安氏及在本村向群众坦白都可能是被逼出来的。以后又亲自审讯、阅卷，看了验伤单的记载，印象又深了一层，认为梁安氏吊死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商邱专署以前已将此案呈请上级核批，我即搁置不问。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其他机关的同志谈及此案时，我的答复是该案死者梁安氏不一定是被勒死和扎死的，并强调说睢县司法科是“诱供”、“逼供”的；强调安崇山过去是“官司油子”，善于捏词控告；强调梁永诗是老实农民，等等。一九五○年七月接到上级批示判处梁永诗死刑时，我的思想发生抵触。认为梁永诗如果是反革命分子，杀了没啥；他既是农民，应再慎重些，杀错了也是损失。由于我有这种主观主义的想法和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当时未与本专区首长研究，即写信派专人到省人民法院提出反面理由，要求重新调查。后虽得到省人民法院的准许，但我不是以积极负责的态度，组织力量，迅速将此案案情弄清，而是当作一般案件去处理，只让睢县司法科、专区法院的几个同志就地调查了两次。结果仍认为梁安氏吊死的可能性很大。当时虽觉得此案案情复杂，各方意见分歧，但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一九五○年十月底在省人民法院开会时，又与各级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县、专区法院的同志研究，仍未得出结论，会议作出重新调查的决议后散会。在此期间，我与省人民法院刘副院长前后争执了三次，我的态度均表现强硬。刘副院长主张宣判（判梁永诗以死刑，判梁王氏以十五年徒刑），我以“会议决定重新调查”为理由，抵抗刘副院长的意见。我回法院后，又以整风为藉口，仍未重新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又拖了一个多月。直到十二月间，上级一连二次写信催促宣判，始正式宣判。至此，该案告一段落。后经被告提起上诉，又将此案提至省人民法院重新处理。后又转至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处理。
梁安氏被杀案拖延二年，主要是由于我的政治水平低，思想方法片面、主观。我对这些错误的分析与认识是：
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当时对该案的情节既认为可疑，却又不虚心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不积极地组织力量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将案情弄清，使案件早日获得解决。对于这样重大的虐杀案件，竟按一般刑事案件处理，以致拖延二年。这种作法实际上是站在封建立场上，支持了封建势力，其恶果是助长了封建势力的气焰，阻止了妇女解放运动，使虐杀妇女的事件层出不穷。
二、不执行上级指示。在接到上级指令和催促宣判的信件后，均未坚决执行。且在此期间又与刘副院长争执三次，坚持不正确的理由，如说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张剑秋同志不执行会议决议等，以致发生违犯组织原则的错误。
三、主观主义，不肯认真研究，武断地认为不可能有勒死又扎死的情事。因此故步自封，对别人的意见不是以虚心冷静的态度来分析，而是感情用事，随便拒绝，认为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张剑秋同志和省人民法院刘副院长主观，对他们抱成见，态度强硬。结果发生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动。
产生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是：
一、出身于封建的富农家庭，又受了封建社会的薰染，因此对妇女被杀自杀事件重视不够。
二、骄傲自满。自认为参加工作以来，大的错误从未犯过，因而有些自满情绪，对这一案件未采取谨慎的态度。
三、粗枝大叶作风和狭隘的经验主义。认为既有验伤单证明，梁安氏又有吊死的某些征象，即不详细考虑与分析勒死又扎死的可能。过去我也从未听说过勒死又扎死的事情。特别是以前处理过的少数翻口供案犯，最后证明多少都有问题，因此就认为张剑秋同志替原告登报，可能助使原告制造假情况。把张剑秋同志坚持原则的精神，错认为是替原告找理。这也是狭隘的经验主义的具体表现。
四、不走群众路线，也是处理此案中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此案发生后，我只听信司法干部的片面意见，而未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与呼声，依靠群众来了解案情，这也证明自己官僚主义的作风是严重的。
根据以上情况，梁安氏被杀一案拖延二年未作处理，是我的主观主义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所造成的，这样就扶持了封建势力，阻止了妇女的解放。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应负主要责任。我现在痛悔不及。这件事给我敲了一下警钟。今后我除抱定决心清算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危害革命的思想以外，对此次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已忠诚地告诉了党和上级，并已自请处分。特再将我处理该案的原委和错误，作为典型，登在报上，借以教育群众，教育干部。
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副院长 张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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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的检讨
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调任睢县司法科科长。当时司法科只有我和刚从部队中下来的陈兆昌同志（科员）二人。过去我们对这一工作生疏，经验很少，在处理梁安氏被惨杀案中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现检讨如下。
梁安氏夫家在我县四区烧盆李村。该案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古历后七月初三夜里。起初先经第四区副区长轩辕尊言同志检验尸体。轩辕尊言因处理此案非常潦草，引起梁安氏娘家人的不满，要求复验。但轩辕尊言同志未予答复。延至五日，经安家控诉，县府才获知此案。本科当即派科员陈兆昌同志前往验尸。该同志走到四区区政府时，太阳已落，未及检验。次晨偕同区政府的同志前往烧盆李村验尸。行至中途，遇该村村干部等数人赴区报告，称：“尸体业已腐烂，现已入殓，臭气难闻，无法勘验。”陈兆昌同志素无验尸常识，当即轻信，未经勘验，也未到该村调查，即回县汇报，研究埋葬问题，他因没有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现已作了检讨。但此案发生后，我没有深入乡村调查，只轻信区干部汇报（汇报中未谈到梁安氏阴户被扎之事），便确信梁安氏是吊死的，所以对此案就放松了。这样引起安崇山的不满。安崇山每逢告状即盛气凌人，我等以为安崇山系官司油子，不愿理他。这也是不对的。嗣后安崇山与梁王氏（即梁安氏的婆母）对质的时候，安崇山的态度依然如故，不遵守审讯秩序，与政府对抗，发言疯狂。当时无奈，遂将安崇山扣押。由此看出我们在审讯时，没有分清黑白，很好地给原告以适当安慰，而是以武力威胁、压制，是有偏差的。后来把梁永诗母子讯出口供，没有作出判决，即移交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因当时有商邱分院数人参加审讯），这是推出门不管的思想。
综上所述，处理此案时，如此粗枝大叶，潦草从事，对人民不负责，我们作一深刻的检讨是应该的。由于处理梁安氏案的错误，不但给我本人一次教训，对全县干部也是敲了一次警钟。自此以后，每有惨案发生，即亲至出事地点反复地勘验调查，细致地审讯，纠正了盲目从事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河南省睢县司法科科长 郭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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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睢县四区副区长轩辕尊言的检讨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早晨，我到烧盆李村检验梁安氏的尸体。当时烧盆李村是一个群众未经发动的村庄，群众觉悟低。因此我到了该村，只找着村干部了解了一下情况，又叫出卸吊人，问了问卸吊情况，即会同梁安氏的叔父及其婶子大娘检验尸体。先由死者头部验起，逐步下验。验阴部时，梁安氏娘家的一个妇女因为有封建思想，说：“不怎么样，不要验了。”我也有这种封建思想，就没有坚持意见。验尸后也没有办理检验手续。检验时虽有广大群众在场，但因梁家的人也在，群众没有新的反应。我回区研究后，即认为梁安氏是吊死的。现在检查自己的思想：一是对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上有一种严重的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作风。二是因为有残余的封建思想，没有详细地检验死者的阴部。三是对保障人权抱有严重的不负责任态度。自该案发生到我离职的四十多天中，我只注意了剿匪和反恶霸工作，而没有详细调查此案情况。总起来说，在工作上是“单打一”，作风上是官僚主义。
以上这种思想和作风，是对人民危害最大最深的。我除诚恳接受贵报批评外，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警惕起来，一切工作都要详细调查，走群众路线，克服以前的不良作风。
轩辕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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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婚姻法救了我全家
曾懋普
当我和我的妻子李时英重归于好，共同牵着高矮不齐的四个孩子，从法院回到我那个破落已久的家的时候，我难过，我也快乐。难过的是我亲手摧毁了一个快乐的家庭；快乐的是人民政府教育了我，把我从毁灭和堕落的路上拉了回来，使我重新作人，重新和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我是一个在重庆经营百货业的商人。我和我的妻子是在一九四四年结婚的，婚后感情很好。但是没过好久，我就不正当地爱上了别的女人，在外边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商场中的人，要想生意兴隆，周转灵活，必须懂得交际应酬；而交际应酬又不外乎是吃、喝、嫖、赌这一套。所以无形中我便把这种腐化、堕落的生活，看作“理所当然”。
人一走上邪路，心也变得狠了起来。几年来，我一直卸下了当丈夫和当父亲的责任，从不过问我的妻子李时英和孩子们的生活，尽管我在外面胡乱花钱，却不把一个钱拿回家去。李时英曾几次哭着劝我，希望我回头，但我反以打骂对待她。不久，因我不料理百货店，百货店亏空太多而倒闭了。可是我仍然在外鬼混，并和妓女胡次萍正式宣布结婚，不管家中妻子和孩子们的死活。
解放后，我照样过着灯红酒绿的日子，我嫌李时英年纪大了，人不漂亮，并觉得四个孩子是我的大累赘，于是我常常想把他们甩掉。因此对李时英的态度也更坏了。去年婚姻法颁布后，我想钻空子，就提出要和李时英离婚。重庆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我的离婚案件，法院工作同志认真地对我进行批评和教育，指出我和李时英原是自由结婚的，不应该在妻子生了几个孩子以后企图遗弃她；不应该逃避对亲生子女的养育责任。法院工作同志指出：婚姻法规定：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同时，还分析了我过去那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是由于我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气所致。在新社会里，应该彻底改造自己。我听了重庆市人民法院工作同志的话以后，心里难受起来，想到李时英对我的深厚感情，想起天真活泼的四个孩子。在审判那天，孩子们随着他们的母亲到法庭来了。审判员对我说：“曾懋普，你看你身边的这些孩子，全是你的亲生儿女呀！”我抬头看看他们，他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脸上也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没有血色，孩子们骨碌碌的眼睛直盯着我，我的眼睛顿时被惭愧和不安的泪水润湿了，心里千头万绪的，说不出话来。我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们。我第一次认识到我的错误，也第一次受到良心的责备。因此，当审判员再问我时，我就表示不再要求离婚了，我愿意和我的妻子李时英重归于好，同时，我愿以劳动所得，补助胡次萍和我脱离同居生活后的生活费用。
目前我们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精神上是快乐的！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宽恕了我，不辞劳苦地和我共同克服困难，养育孩子。我深深地忏悔着我过去的错误！今后我只有加紧学习、加紧生产、努力自我改造，以答谢人民政府对我的教育以及妻子对我的宽恕。（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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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梁安氏被杀案的处理者必须从思想上深入检查
河南省睢县梁安氏被杀案的审理者河南省人民法院商邱分院副院长张泽、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以及前睢县第四区副区长轩辕尊言等的检讨，批判了自己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不走群众路线等不良作风，这是对的。但这些检讨还没有深入到思想的根源。以张泽为例，他用很大篇幅检查自己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有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却检讨得很不深刻，这就是他强调凶手是“老实农民”。似乎既是老实农民（这并非事实），就可以随意杀死或逼死自己的妻子，法律上就应该予以宽恕、减轻他的罪过似的。这是什么思想？有些农民所以敢于惨杀或逼死妻子，还不是由于干部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宽纵，因而使他们认为杀死或逼死一个妇女不算大事吗？张泽为什么不检讨这种思想？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的检讨，则是一股劲强调为梁安氏伸冤的安崇山在法庭上“盛气凌人”、“发言疯狂”、“与政府对抗”、“不遵守审讯秩序”，所以“当时无奈，遂将安崇山扣押”。丈夫和婆婆可以随意杀死妇女或逼得妇女上吊，副区长和司法科长对梁安氏惨死事件的处理（包括验尸）可以那样马虎草率，不负责任，主观武断，为什么伸冤者就不允许有丝毫激愤呢？难道我们要求群众进了人民的法院也要像进了旧社会的衙门一样吓得发抖吗？为了制服伸冤者，使伸冤者服从所谓“审讯秩序”（主观地、武断地肯定梁安氏为自杀的审讯秩序），睢县司法科肆无忌惮地给伸冤者扣上“与政府对抗”的帽子而把他扣押起来，这是多么“疯狂”的侵犯人权和“不遵守审讯秩序”！这将使人民对人民司法机关发生多么恶劣的印象！郭唤民为什么不很好地检查这些？轩辕尊言对于自己进行验尸工作时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现象做了检讨，这是好的；但他并未进而看到这是对被压迫被惨杀的人民缺乏同情心的突出表现。在梁安氏娘家要求重新验尸时，他竟予拒绝，这是为什么呢？不从这方面进行深刻检查，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自觉性就不可能提高，应付差使似的作风就不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希望上述人员继续从思想上进行深入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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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
周祖谟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九月间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这是中国人民文化教育事业上一件重大的事情。对于标点符号的用法，我们有了这一个正确的标准以后，不但目前在应用上混乱的现象可以早日澄清；而且所有从事写作的人也可以由此在书写上求得更精确的途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其意义，并且普遍地展开学习，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
文章里应用标点符号，自“五四”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一部分新人物为了在书写上把语意表达得更清楚起见，参照了外国书籍所用和本国沿用的符号应用起来。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又跟旧日读书人只用圈点的习惯不合，但是因为用起来很方便，大家也就乐于效法。可是，从五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在用法上始终没有一定的标准。有些人是完全摹仿外国文中的用法的，但是摹仿之中，从违去取之间，又互有不同。还有一些人对于这一件事情素不重视，写文章的时候也就不免“信手”一点，滥用逗号、破折号；有时写出“？！”这样一个符号来，又问又叹，兼容并包，令人不知所指。这样就造成一种混乱的现象。最苦的是一般年青人，他们看了人家写的，简直莫名其妙，于是在自己写作的时候不是逗点到底，就是随笔乱点。真正会用句号、逗号、分号、破折号的百里挑一。这种现象，今日必须加以纠正。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标点符号应用得正确，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因为标点符号是在书面文字中帮助我们明确表达语义和语气的工具，没有它，人家不容易看明白；用错了，人家就发生误解。我们必须养成随写随点的习惯，一方面切实地为读者负责，一方面借此检点自己的思想是否已经表现得清楚，文句是否明确；这都是非常必要的。为了符合这种需要，我们就应当细心地学习每一种符号的用法，多多练习，正确地应用在文章里。
就我所知，一般人不会应用的不是专名号或书名号之类，而是句号、逗号、顿号之类。最严重的现象是很多的中学生根本不知道文句中哪里要点，哪里不要点。举例来说，他们常常在一句话的开头儿“我”字之下点上一个“，”号，岂不令人奇怪？现在可好了，出版总署所公布的文件恰恰解决了这些困难。这一份文件里根据我们民族语言的形式，经过科学的分析，正确地指出语言和应用符号的关系。那就是：符号是跟语言的停顿相配合的，有停顿，就要用符号来表示这个停顿。可是语言中有种种不同性质的停顿，因此也就要用不同的符号来代表它。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问号、感叹号之类就是配合着这些停顿而设的。如果会正确地应用这些符号，同时也就把语句中的逻辑关系表示清楚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明。过去出版的许多讲标点符号用法的书，还没有联系到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内容发挥得这样透辟的。我们应当认清这一点，从这一点入手学习。
除这一点以外，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件对于标点符号的分类和各种符号用法的指示，是集中过去大家应用的习惯并且结合目前实际的需要而定的。它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它符合今日广大人民的要求，跟“五四”时期单由一部分新人物所创始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现在及时地公布出来，确实值得我们称赞。同时我们要知道语言是社会上调协共同活动的工具，在当前史无前例的统一局面下，我们不但要谋求发展民族共同语，而且在书写上我们还要要求标点符号的统一：这正是为进一步发展我们文化教育事业所必备的条件。我们应当为这一份文件的公布而欢欣，努力学习，把“正确地应用标点符号”作为我们在写作上应负的责任，为发展伟大祖国的文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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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
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 张 维
清华大学是由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庚子赔款）创办起来的，目的是要制造一批为它服务的洋奴。其用意十分毒恶。最初办留美预备班。后来虽改为大学，但其实质始终没有改变。很多先生经留美预备班再到美国留学，然后回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工作。学生也是如此。在“七七”抗战前，教师们全用英文（那时一般的称之为“原文”）讲课；谈话时总是夹杂着英语。学生也以能听懂英文为荣。一直到最近，我们所用的课本大部分还是英文的。又如中国工业上采用公制，政府也明白规定以公制为中国的度量衡标准；但是我们工学院的不少先生借口找不到关于公制的资料，而继续使用英制。
清华大学在过去曾培养出一些人材。很多教授因而自高自大起来，认为别人全不如他，别的系全不如他那一系，别的学校全不如清华大学。但是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绝大多数学生离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其中特别“优秀”的则先后出洋留学，得到美国人赏识的就留在美国作教授。像在流体力学方面有贡献的几位同学，他们在美国干什么呢？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解决飞机设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为美帝国主义研究超音速飞机，让美国的空中强盗去轰炸朝鲜的和平居民和我们的志愿军。对于这些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科学家”们，我们（其中包括我自己、钱伟长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学校里不但不加以公开批评，而且有时在讲课或谈话中还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中国人民在力学方面的成就。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很模糊的。
从个人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是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这在目前的清华大学同人中也不能例外。机械系金属试验室的一位教授在过去由于害怕把学问传授给助教以后会影响自己的地位，竟将新的参考书收起来，不给助教看；试验设备也不愿让助教使用。结果气得两位助教先后辞职他去；另一位助教也对他有了成见，见面时彼此不说话。不但如此，他与其他教类似课程的教授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完成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在院与院、系与系之间，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清华大学过去用美帝国主义的“美元”——中国人民的血汗盖了很多房子。几乎理工学院的每个系都有一所楼，叫做什么馆。在每一个馆里，系主任有着支配一切的权利，他认为别的系不能“侵入”他的范围内，因此，新成立的采矿系没有足够的房子，只好把燃料工业部送来的模型暂时放在汽车房内。采矿系的房子问题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吗？事实并不是如此，有的系宁可将房子给本系的学生作休息聚会用，却不愿暂时“借”给采矿系用。
我们学校里的金工设备不算太少，大部分在金工厂，小部分散在各系。金工厂的设备除了给学生作实习之用外，还为校内外作修配工作。为了扩充设备，金工厂领导同志产生了单纯的营利观点，收费很高，引起各系工作同志对工厂的不满。对于各系的车床则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在统一领导下，将这些设备有计划地加以使用，为全校的实习及修配工作服务。但是因为各单位及金工厂的领导同志只看到本单位的利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今年年初清华大学在教务处的领导下拟出了一个全校的院系调整方案，将原有的四院二十一系扩充到十四院四十二系。虽然开了多少次会，大家争辩了许久，但由于各方面的领导同志没有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去考虑问题，这个问题终于没有解决。大家念念不忘的是：自己这一系是不是扩充为院，有无调出的“部分”等等。有两个系从性质上说本可以合并成一个院，但是怕其中的一位系主任不愿意居他人之下，结果两系全“并”为院。
清华大学行政领导方面对思想领导是不够重视的。校委会或校务工作会议很少主动地根据人民政府的文教政策去计划及布置工作。就以这次教师学习来说吧，一个多月以来，分学委会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但是学校行政负责同志却很少亲自参加实际的领导工作。关于教师们的思想情况，目前存在着那些问题，下一步应当如何去作，学校和工会的负责同志恐怕都是不大清楚的。领导同志必须在学习中起带头作用，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深入的检查，否则将来的工作还是难于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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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翠花改嫁
方增先
（四）翠花去年在妇女会里听人家讲了“婚姻自由”以后，一天在路上碰到妇女会主任，便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她。妇女会主任决定替她先探问一下王老头的意见。
（五）谁知老头子很固执，说：“翠花劳动倒起劲；就是……是个寡妇。”并说，村里这样的事多了，会出乱子。
（六）妇女会主任打不通他的老脑筋，只得把事情提到农会里去，但农会当时也没法解决，就把这事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