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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爱国丰产运动的情况和明年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山西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副厅长 张 涛
（一）全省农业生产总值已
超过战前水平。
山西省今年的农业生产，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战胜了部分地区的旱、雹、霜等灾害之后，终于恢复和超过了战前生产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已超过战前生产水平百分之十。其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战前百分之九十七点九，总产量达到战前百分之九十九。棉花单位面积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总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七十八点三。在今年的爱国丰产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丰产户、丰产互助组、丰产村，有些县的各种作物的产量都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根据我们初步调查的不完全的材料，各种作物方面出现的丰产户有：赵城县温国恩的水地小麦每亩产量达七百一十五斤；洪洞县张凯的旱地小麦每亩达五百二十九斤；黎城县李运城的旱地玉米每亩达一千二百斤；解县邵双合的水地回茬谷子（即收麦后种的）每亩达八百六十斤；祁县程元丁的高粱每亩达八百四十斤；介休县赵增荣的水稻每亩达一千零七十五斤；解县曲耀离的水地棉花每亩产籽棉达九百二十斤；赵城县申奎子的旱地棉花每亩达六百斤；长治县牛四红的线麻每亩达二百零四斤；清源县李大元的葡萄每亩达五千二百斤。丰产互助组有：平顺县李顺达互助组每亩平均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零七；解县曲耀离互助组四十八亩棉花，在去年每亩平均产籽棉二百五十八斤的基础上，今年达到每亩平均五百四十九斤；解县阎家村邵双合互助组水地棉花二十七亩七分，每亩平均产籽棉四百五十六斤，超过战前的一倍；旱地棉花二十九亩四分，每亩平均产籽棉二百三十七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二百四十四；小麦六亩六分，每亩平均产四百一十斤半，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零二。在较大面积上丰产的：洪洞县南尹壁村，共二十二户，一百二十亩零四分旱地棉花，每亩平均产籽棉二百七十九斤，超过当地一般产量一倍以上。此外运城农场旱地棉田六百七十二亩四分六厘，每亩平均产籽棉二百五十三斤，他的水地棉田，每亩产量达一千斤；临汾专区农场植棉四百四十亩，每亩平均产量达四百五十二斤，其丰产地达七百一十六斤；阳曲县农场各种作物均获丰产：玉米十四亩，有十一亩，每亩平均产九百九十七斤，其余三亩，每亩平均产一千三百五十三斤；高粱八亩，每亩平均产八百二十五斤；谷子十五亩，每亩平均产七百六十五斤；洋麻六十亩，除三十亩留种外，有二十八亩，每亩平均产一百五十斤，其余二亩平均达二百斤。全县获得较高产量的：黎城县谷子每亩平均达二百一十一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七十八；麦子每亩平均一百三十四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三十六；玉米每亩平均二百五十五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七十五。平顺县谷子每亩平均二百零一斤，超过战前百分之四十八；麦子每亩平均一百五十六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三十；玉米每亩平均二百八十七斤，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这些丰产事迹，在全省范围虽然还是少数，但它对继续开展爱国主义丰产运动提供了奋斗目标。今年春天有不少的干部和群众还不了解爱国丰产运动的意义，许多人满足于战前的水平，有的说：“人老几辈啦，也不过打这么多的粮食”；有的甚至认为“没有农业的机械化，产量还能提高到那里去！”因而他们不重视改良技术，发挥土地的潜在能力。现在这些丰产实例已打破了经验主义者的保守观点。有些农民走过丰产地边时，情不自禁地赞美道：“毛主席真好，人解放了，地也解放了。”不少干部也从调查和总结丰产经验中，具体地认识了爱国丰产运动是把农业生产提高一步的基本动力。
（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
生产力，也解放了农民的智慧。
各地丰产模范，在爱国主义丰产运动中，不仅努力投资于生产，也在耕作技术上创造了一系列的丰产经验：
（1）秋耕和伏耕是提高产量的重要环节。各地丰产模范秋收后进行秋耕，夏收后进行伏耕，目的是使土壤休闲、风化、增加养份、增高温度、减少虫害。所有的丰产户，均较一般农民深耕一至二寸。在耕翻之前，一般的都是先耙一次或数次，也有因人畜力一时来不及，先耙两次或浅耕一次而后深耕的。为了保墒，多数都在耕后将地耙平，但有些水地和地下水位较高的旱地，不耙更能促进风化。麦茬地伏耕后不耙，也是为了达到风化和蓄水的目的。总之，各地丰产模范都能根据自己人力、畜力、土壤、水位及节令等具体条件，合理地进行了秋耕和伏耕。夏县小麦丰产模范樊浚说：“耕好麦地一半收”，说明伏耕、秋耕十分重要。
（2）春耕保墒，保证全苗，是获得丰产的主要因素。山西省十年九旱，要求保证全苗是农业生产上的大问题。所有的丰产模范都能根据气候、土壤掌握了保墒捉苗的规律。如黎城李运城在惊蛰节刚解冻时耙地两次，谷雨节犁一次，犁后耙平下种。再耱二次，因此他的玉米获得全苗。崞县弓满有则采取早耕耙五天的办法，让阳光照射土地，增加地温，促进种籽发芽，所以他的玉米出的早，长的快。
（3）中耕（锄苗）管理方面，每个丰产户均有一套合理办法。他们都能根据作物的不同和土壤的差异而决定锄多锄少、锄深锄浅、留多少苗，以及如何管理。他们在拣苗时一般的都是拣二次至三次，他们拣苗的原则是：“稠留苗，稀拣苗，后定苗”。曲耀离在棉苗长出两个真叶时拣头次，四、五个真叶时拣二次，七、八个真叶时定苗。他们锄苗的办法是：幼苗浅锄，成苗深锄，开花后不锄。此外天旱、雨后都要锄。有锄至十一、二次的，达到了因松土保水，植物根部发育完全的目的。各丰产户对禾苗的管理也很周到，如对棉花是采用五打的办法：一是在棉苗已定，花蕾初现的时候打去木枝（俗叫游条）。二是在中暑节令待果枝长够时打去正顶，限制生长。三是把立秆和果枝的叶子下面生虫的强芽（俗名贼牙）全部剥去，以免消耗果枝和棉铃的养分。四是在处暑前把果枝的尖打去。五是白露节时，由下而上的把大叶打去，以便吸收日光，促桃成熟（但霜前能成熟的不打）。此外他们对各种作物的株、行距特别重视，棉花每亩一般在三千株左右，金皇后玉米一般在一千二百苗左右，谷子在三万株左右……但这些数目也不是固定的，要根据品种和地力来决定。
（4）大量而合理的施肥，是获得丰产的关键，各丰产户发展了“庄稼要好，手勤肥饱”的农谚。实行了分期集中施肥的办法，按土壤性质和作物各个时期的需要给肥。所有的丰产户一般的都在下种前施了一定数量（按肥质不同大体每亩施二千斤至七八千斤不等）的底肥。棉苗在开花前再施追粪一次。也有施二次追肥的，一次在定苗后促其生长，一次在开花结籽前或含蕾时促其结果。追粪一般的均经发酵（俗称熟肥）。此外他们改进了对积肥和保存肥料技术的改进，也是获得丰产的重要措施。
（5）及时而合理地浇水，保证作物不旱不涝。许多丰产户不仅积极的变旱地为水田，也创造了一些合理的使水办法。他们说：一人喝水太多肚涨，地浇水太多不长”。曲耀离的植棉办法，是幼苗不浇，便于防碱（因该地水中含碱）和蹲苗（使棉根自己向下发展寻求水份），等到有了花蕾时开始浇水，至吐絮时停止。他又根据棉株的需要（如叶子发黄下垂和地皮发红白时），采取勤浇轻浇的办法，使棉株得到良好的生长环境，他说：“浇水要看天，看地，看棉花”。虞乡张齐荣的植棉办法，则是在幼苗将出土时从行距间轻浇，使水渗到棉垅，以便出苗整齐（他的水中不含碱）。赵城温国恩的小麦浇水是：清明苗长三寸左右时浇一次，立夏麦已孕穗时浇一次，小满出穗时浇一次，他说：“浇水不能错过时机，有了这三水，麦粒又大又圆。”但是“还要看天气，雨多少浇，多了还坏事”。此外，灌溉、施追肥、锄苗等必须配合进行。他们一般的都是施肥后就浇水，浇后就锄，这是十分合理的。
（6）选育良种是每个丰产户、丰产组改进生产技术的起码条件。如李顺达的金皇后玉米在那样贫瘠的山地，每亩能收到八百斤以至九百八十斤，除了改进耕作技术外，选用优种是一个重要条件。所有的丰产模范都重视选育良种。如曲耀离的斯字四比棉是外来的优种，经过他十年来的连续选育，就使它成为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优种。据他说：初来时棉桃五室的很少，现在五室六室的占百分之七、八十，七室八室的也出现了。阳曲县农场也出现了每穗一千粒的玉米。他们选种的办法一般的都是收获时田选，下种前粒选。选种的一般标准都是株形整齐、苗壮穗（桃）大、成熟期早、无病虫害、产量大、质量高、抗风力强等。
（7）改良土壤是提高产量的根本办法。所有丰产户主要是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改变坡地为梯田，里切外垫以调剂土壤。如平顺县郭玉恩的一亩地经过切、垫、加边后，由一石二斗的产量提高到二石四斗；他的互助组用起高垫低的方法改良了五十七亩地，达到全组丰产。二是改良碱地。有用水洗的；有挖沟壕排水的；有的铺砂盖碱，不让碱上升；解县丰产模范邵双合用羊粪加石膏（每亩六斤）的办法施肥，及秋耕、春耙（不耕）的办法，限制碱气上升，获得了丰产。也有种植耐碱性作物的。
（8）植物病虫害是农业生产上的大敌，但是被丰产模范战胜了。他们的办法主要有三点：一是及早预防，如刨烧根茬杂草，选用无病虫害或抗病虫害品种及进行种籽消毒等；二是早准备药械和早动手除治，如虞乡张齐荣、洪洞王世杰等，就是早买了喷雾器和烟叶等药剂，在蚜虫刚出现时就把他治死，因而苗未受害。李顺达组的玉米和谷子由于用王铜拌种，黑穗病大为减少，他们又用了“发现就拔除”的办法，保证了全组的丰收年成；三是组织起来齐动手，不使病虫蔓延。
上述经验，都是彼此互助联系着的。特别是比较突出的劳动模范如李顺达、曲耀离等，他们获得丰产的原因，都是把上述各种条件结合进行的。
（三）一九五二年的丰产运
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由于全省农业生产已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各地丰产模范创造了一套丰产经验，干部和农民有了把农业生产提高一步的具体目标，这就给全省丰产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开展一九五二年的丰产运动中，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继续加强干部和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许多农民从其亲身体验中，懂得了“只有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才能很好发展生产”。荣河县邱家庄村的棉麦产量经过二年的努力普遍提高，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五十，超过敌伪时代的一倍，他们说：“新社会有五好：一是土地改革了，农民有地种；二是组织起来，能精耕细作；三是土匪绝迹了
（该村靠近黄河滩，解放前十余年来滩中的土匪没有断过），二流子、懒汉改造成了好劳动；四是镇压了反革命，社会安定，人人安心生产；五是政府实行了生产奖励政策，人人生产劲头大，劳动光荣”。农民从其本身生活改善中，认识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可爱，也想望着远大的美满前途，因此，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但也有不少农民把个人生产和国家的关系处理得不好，也有一些干部把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任务对立起来。因之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用爱国主义丰产运动的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
（2）进一步开展技术改良运动。提倡各种作物和各种作业上的改革，那怕是很小一点的创造或改进，都应给予奖励或表扬。为此，本省准备抓紧下列三项工作：一是今冬明春要大力完成四万个村干部、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的技术训练任务，并尽可能的按作物分类进行专业训练。在方法上应重视组织丰产模范或有经验的老农作专题报告，着重解决当地生产技术上主要的问题。二是今冬明春必须普遍的建立和健全村技术委员会。在委员中应按每个人的特长和本村的作物（如棉、麦、谷、玉茭、高粱等）或作业（如病虫害、畜牧、林业、水利等）进行分工。在区、县召集会议或进行训练时也应注意这种分工以便培养其专门技术。各互助组内也应注意技术分工，发挥特长。如此既能很快地提高技术，也可解决因学习技术致误工太多的问题。三是加强县农场的工作。除对各专区的农场积极帮助其提高技术外，县人民政府应该加强对农场的领导，应尽量从地方粮内挤出一点钱来帮助建设，使农场能发挥技术部门的作用。
（3）各级领导应重视培养各种作物的丰产旗帜，以便创造丰产经验带动群众参加丰产运动。根据许多丰产模范的经验，要想提高产量，必须把有关丰产的许多条件同时实施才有可能。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和投资，因此，应该先集中一定的力量，从重点做起。如洪洞县王世杰就是因为具备了“有一张七吋步犁，每亩施二十斤肥田粉追肥，选种斯字棉良种”三个条件，十亩棉花均获丰产。因此除重视培养丰产旗帜外，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丰产运动，各地应抓住本地区的关键问题加以解决。如运城专区应突出地解决肥料和水利问题；特别是肥料，如能在二、三年内做到每亩土地年年施入一定的肥料，估计可提高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
（当然不是说不要其他条件）。又如兴县专区要获得丰产，重点应是改变坡地为梯田。李顺达领导的西沟村，就是由于把百分之八十的坡地改成良田，才获得了丰产的。所以各县、村、互助组至每个农民都应有重点有组织地解决自己生产上最主要的问题，达到丰产。各级农场应该积极的从技术上帮助农民，特别是帮助丰产户、丰产互助组订出具体的丰产计划。
（4）组织村干部、劳动模范及农民进行实地观摩，抓紧竞赛的评比工作，是一九五一年领导生产的一条重要经验，明年还要继续推广，使之更广泛、更深入地推进丰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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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皖南区宣城团山区农民
兴修水利今年得到丰收
皖南区宣城县团山区今年的丰收，是广大农民兴修农田水利得来的。团山区的经验证明：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兴修水利很积极；发展群众性的农田水利事业，是防旱和防涝的有效办法。
团山区是山地，稻田主要依靠散布在全区的二千多个大小水塘蓄水灌溉。这些水塘在解放前就已经坏了，“有雨三天满，无雨七日干”，不能起蓄水灌溉的作用。旱的时候塘里无水，雨大了却又淹田，多年来，团山区常发生旱灾和涝灾。去年团山区有四十多天没有下雨，旱得塘底朝天，结果全区普遍歉收。
解放以前，团山区农民就想把所有塘坝认真修一遍。但是，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只管搜刮，地主只管催租，谁也不管水利。农民有心无力，人心不齐，修也没有修出成绩。去年冬天，团山区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的前后，宣城县县长惠峻峰到了该区，领导农民修塘坝。土地改革工作队也一面发动群众，一面领导农民兴工。当时，全区成立了一个水利委员会，各村成立了村工务所，农民组织了一百五十四个塘坝工务组，与进行土地改革同时，动手修塘修坝。农民根据大家的规定，互相帮助，先修死水塘和灌溉田多的塘坝，后修活水塘和灌溉田少的塘坝。对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的农户，大家帮助他们。有五处塘坝工程较大，人民政府就予以贷款扶持。这样，今年三月底，全区就修复了大小塘坝二千一百四十七处，使全区塘坝的蓄水量增加了一倍到两倍，保证了五万三千多亩农田的灌溉。
为了好好管理和养护这些修好的塘坝，人民政府又帮助农民成立了五十九个塘坝整修管理委员会。小的水塘也有一个小组或一个专人来加以管理。过去农民常因争水发生纠纷，这次人民政府又帮助大家订了一个用水原则，规定：一、先用小塘的水。二、足水时先给近田和高田放水，后给远田和低田放水。三、缺水时先用田里的存水互相调剂，尽量保留塘内存水；必要时放弃青苗、晚稻的灌溉，保住早稻。四、遇山洪暴发时，全体青壮农民出动守护大塘大坝。
修好了塘坝，扩大了灌溉面积，虽然团山区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旱了四十天左右，但是全区赢得了丰收。去年团山区每亩稻田平均产稻一百二十斤，今年每亩平均产稻三百五十斤，增产将近两倍。总计今年全区比去年增产稻谷一千三百万斤以上。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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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技术员赵玉亭
耐心帮助农民改进技术
陕西省长安县农业工作站技术人员赵玉亭，今年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方面有很大成绩，最近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特别通报表扬了他。
今年春天，赵玉亭被派到长安县主要产棉区三桥区高低堡子村工作。当时西北各级人民政府正在大力号召农民粒选棉籽，但该村棉农认为自己的棉籽都是优良品种，没有什么选头。棉农张新法的妻子对他说：“我的棉籽是自己留下的好籽，用不着粒选。”赵玉亭就请她取出一百颗棉籽，当众拣选；结果拣出绿籽十一颗、虫籽四颗、黑籽一颗、秕籽二十九颗。这时候，棉农们才大吃一惊，都说：
“没有想到‘好籽’中有这么多的坏籽！要想出苗好，还是粒选保险。”接着，赵玉亭又告诉他们，拣出的坏籽还能榨油，要不选，种上苗出不齐，补一亩苗要费多少工夫？这样，他说服了全村一百一十二户棉农，粒选了三千五百斤棉籽。今年高低堡子村粒选出来的棉籽，出苗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
赵玉亭还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用他们的先进经验来推动工作。今年七月初，三桥区的棉苗普遍发生棉蚜，有的棉农在棉地里洒了些不好的烟叶水没有生效，便打算把棉苗犁掉改种晚秋作物。这时，赵玉亭便帮助高低堡子村农民傅振民配制了些烟叶水和棉油皂，指导他治了半亩棉苗。两天后，这半亩棉田里已经枯萎的棉茎就长出了新的嫩芽，萎缩的枝叶重新伸展开来了。为了推广这个方法，赵玉亭邀集全村群众来参观，当场表演给大家看。农民看见治蚜有办法，三天内就把全村的三百三十亩棉田用烟叶水喷了一遍。随后赵玉亭又请高低堡子村村干部梅振兴到各乡去宣传，发动各乡的干部和棉农到高低堡子村来参观，很快就把全区范围内的治蚜热潮鼓动起来了。一周以后，全区的棉田都治了，棉苗都复苏过来了。（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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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产到顶”的思想打破了
汪家千
编者按：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许多农民产生了“增产到顶”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是极端保守的，它障碍着单位面积产量的继续提高。无锡县组织农民到先进地区参观，来打破这种错误的保守思想，各地应该推广这种方法。
去年和今年，无锡县稻子丰产。一般每亩都达到五百至六百斤，个别高的达到七、八百斤。因此，农民普遍产生了“增产到顶”的思想。他们认为：“今年功夫已经道地，肥料已经加足，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增产了。”
十月十二日，无锡县召开县农民代表会，中共县委负责同志根据苏南日报的消息，告诉代表：江阴县马镇乡的农民唐宝铭，每亩田收了稻子一千二百斤。代表们听了，当场纷纷议论：“每亩收一千二百斤，除非他有仙法。”“他的田大概一亩有两亩大吧！”“从古以来就没听说稻子每亩能收一千二百斤。”各区劳动模范更不相信。南泉区劳动模范朱八郎想：“我朱八郎种田是最好的了，我乡周围老小都知道，我顶多只收了八百斤，他唐宝铭那能收一千二百斤呢！”代表们向大会提出，要去丈丈唐宝铭的田，数数他的稻个头。主持大会的同志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每区推一代表，由农村工作团的卢乃昌同志带领，到江阴参观，向唐宝铭学习经验。
代表们一路讲讲说说。他们虽然不相信一亩田能收一千二百斤，但是对于领导同志的话和苏南日报的消息，又不好完全不信。走在半途，八士区代表徐菊初忽然说：“马镇乡就靠我们八士区，前次唐宝铭有个亲戚，来我们庄上，他说唐宝铭只收了七、八百斤。那个给苏南日报投稿的人，知道自己吹牛吹得太大，已经吓跑了。唐宝铭自己也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经他这一说，有几个代表马上要求回去，但另外一些代表说：“就是假的，我们也要去弄得个‘假’出来。”这样，他们才继续往前走。来到西暘桥，离马镇乡只有三四里了，又听当地农民说，唐宝铭真的只收了七、八百斤一亩。这时连带队的同志也不敢相信苏南日报的消息了。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又不得不向代表们说：“就是他每亩田只收七、八百斤，那也比我们一般产量高，我们也可以去学学他的经验呀！”
到乡政府，乡长黄培春拿出一棵穗子长大、粒粒饱满的稻子来给大家看，说明这是他自己田长的，每亩顶多收了一千零六十斤。他种田的办法是跟唐宝铭父亲学习的。他又告诉代表们，本乡有个军属黄坤林，有一次来乡政府打证明书，要卖二十四担稻，买木料盖房子，同志们关心他家生活，叫他少卖一些，黄坤林说：“我的产量不会低于唐宝铭，卖二十四担稻，也不过是牯牛身上拔根毛。”原来他六亩多田，收了七千斤稻子。这时代表们恨不得马上到唐宝铭家里看看，但黄乡长阻止了他们，黄乡长说：当地群众害怕增加负担，都怨唐宝铭“不该自己发财连累别人”，因此唐宝铭思想上很有顾虑。所以便决定把他找来乡政府谈谈。
当唐宝铭到乡政府介绍经验的时候，代表们才知道，他有许多种田的办法，都比自己高明。首先他注意选种。他种的稻是“黄谷早二十日”，三十多年来，每年或隔年穗选一次，在收割前三、五日，到田里选不老不嫩的三平顶或四平顶。这种稻的穗子大，秆子粗硬，可以抗风避螟。因为它在八月十五以前就要抽齐穗子。而三化螟的第三代须要到八月十五以后才孵化，这时因稻秆长老，它已不能在上面打洞了。他施肥的办法是把基肥一次施足，以后不再追肥。他说这样可以使稻子一开始就长得旺，又说施追肥会使稻子迟迟不长老，容易遭虫害（按：他的田土壤好，并由于早稻成长期短，可能适宜于这种办法，其他田是否均不宜施追肥尚待研究）。唐宝铭除一般生活都比别人做得仔细以外，最突出的就是用水得法。为了让太阳把田晒热，促使稻子发育，平常他田里的水只保持两寸深。到稻子抽穗时，他经常夜里把水灌进，白天把水放出，使泥土发硬，稻根长牢，不易困倒。
代表们都钦佩唐宝铭的种田经验，又问他究竟每亩能收多少。开始他还有顾虑，只说收七、八百斤，但这时代表们反而给他打通思想了。藕塘区代表李桂生说：“唐同志，我们都是一家人，人民政府有政策，多收又不多交公粮，你生产好是光荣的。”大家又给他算了一次账：“无锡一般田还收六百斤，你的稻种好，田里没有白蛸，肥料足，功夫细，当然要多收很多。”这时唐宝铭才说明他每亩田收四百一十七束稻子，每束二十四棵，每棵二、三十株稻，每穗至少一百五十粒，一般二百二十粒，最多三百粒，平均每穗一钱重，每束约三斤。今年虽受台风，顶高的一亩田还收了一千二百斤。
大家去唐宝铭家里一看，他的稻棵的确是又粗又壮，拿一棵竖起来，稻秆笔直，沉重的稻穗，像钩子一样在顶上弯下来。代表们想，如果把自己家里的稻竖起来，稻秆就要被穗子坠成一个弯弓形了。剥开稻秆看，里面虽有螟虫，但它并没有使稻子长成白蛸。稻田里土色墨黑，岸脚边没有一棵杂草。
代表们当场买了稻种，要了些稻棵，如获至宝地转回来。一路上不但不说苏南日报吹牛，而且说：“像唐宝铭这样，应该选成特等模范去见毛主席。”有人计算着：“今年我们每区都种了唐宝铭的稻种，三五年后可以普遍传开了。”又有人给他补充：“唐宝铭收得多，并不完全都靠稻种好呀！”
他们回到开会的地方，连饭也不吃，就滔滔不断地向大家叙述着参观的经过，藕塘区劳动模范李桂生还特别有系统的向大会作了报告。全县七百余代表，听了报告并且亲眼看了唐宝铭的稻子，“增产到顶”的思想就消除了，很多代表并且准备明年照唐宝铭的办法进行实验。
（原载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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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开封市诚实腰鼓店资方
残酷剥削工人应予严格处理
编辑同志：我是开封市私营诚实腰鼓店的工人。我店工人到今天仍受着资方的无理压迫与非法剥削。
开封市私营小工厂在工时上原规定一般不能超过十小时，但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五时至晚上十二时，除了休息时间外，足足要做十七或十八个小时。我店刘经理经常强迫我们加班工作，而且也不发加班费。他不许我们工人开会，有时知道开了会，就逼问工人：“开的什么会？”他对工人的安全也是毫不关心的，比如我最近生了病，他不但不叫我去治疗，而且还说我故意装病。他限制我们的饭量，每天只许吃两顿，他自己却天天到全市最大的饭庄吃饭。他的妻子每逢女工请假或来迟时，就说：“别捣蛋！不愿意干就滚蛋，我有的是工人。”我要求本市有关部门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隐名
（代笔人 李中原 中相泰 张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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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哈尔滨市私营瑞林针织厂
擅自加班损害工人健康
该市劳动局已予适当处理
编辑同志：哈尔滨市私营瑞林针织厂于八月十七日承揽了中国百货公司松江省公司加工的五百套秋衣，约期两个月交货。该厂在承揽该活时，明知按工厂现有生产能力，必须每天加班四个钟点才能按期完成任务。但该厂单纯为了追逐利润，未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的备案批准和该厂工会的同意，竟自行决定每天加班三、四个钟点，有时甚至加班六个钟点或九个钟点。由于连续加班的结果，技工于长盛等终于因劳动过度而病倒。该厂的这种违法行为，并不是从这次开始的，在今年七月份就有过擅自加班三小时的情形。现哈尔滨市劳动局根据该厂工会所揭发的上述事实，已作了适当的处理。资方负责技工于长盛等的医药费，工资照发，直至于长盛等能恢复工作为止。曲从先 薛俭
编者按：开封市私营诚实腰鼓店、哈尔滨市私营瑞林针织厂资方不顾工人健康，擅自延长工作时间的残酷剥削工人的行为，是今天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所不容许的。哈尔滨市劳动局已对瑞林针织厂资方的错误行为，作了适当的处理。开封市有关部门，对该市诚实腰鼓店的违法行为，也应严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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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浙江衢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等
应重视保管和贷放种籽工作
编辑同志：去年浙江衢县漳潭乡由县政府建设科贷给棉种二千七百斤，种植了二千七百亩地，结果只有百分之二十出了苗，浪费了很多人力、畜力。后来这些地又大部分改种谷子和芝麻，但因为时间迟了，中间就少种了一熟“六月豆”，以每亩产九十斤计算，全乡共损失“六月豆”二万四千多斤。今年三月，该乡由衢州专署种籽管理站贷给谷种三千六百九十斤，结果种了以后，只有百分之五、六十出了苗。这二次贷种出苗不齐的原因，据农民反映是这些种籽大部已经败坏霉烂，失去了生长能力。这说明衢县县政府建设科和衢州专区种籽管理站在贷放种籽工作中还是存在着问题的。我建议今后各地有关机关在贷放种籽工作中，首先在选购时必须认真细心地加以科学的检验；保管和运输时必须严密防止水、虫的侵蚀；贷放时，还应向群众详细解释各种种籽的特性与种植法。这样才不致使国家资财和群众在生产中受到损失。徐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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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南通专区部分农村中
发生严重的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目前各地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但是南通专区广大农村，在秋收以后，却发生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南通县彦明乡新民村有两户做斋，共花去一千五百万元；四烈乡坚决村陈有德兄弟四人做斋花去皮棉三百斤。东县胜利乡文照村、施桂村请十个和尚做了几天斋，花去近四千斤稻子；五义、双德二乡和丰利镇从八月到十月共计做了一百九十场斋事，费去稻子达十五万斤以上。在农村中，不仅一般农民做斋，而且有的农村干部也这样做。如东县新利乡的中共支部书记洪同志做斋花去三千多斤稻子；新兴乡俊年村村长吴火裕，别人动员他订阅报纸学习，他说没钱，可是在做斋上却花掉近四千斤稻子。这种迷信、浪费的现象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反对这种迷信、浪费的现象，才能教育、领导群众。希望南通专区各级领导机关严重注意。
杨卓如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必须学习的一个文件
——读“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后
编辑同志：读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见十一月十四日本报三版）后，我想到在目前，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已认识到自己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服务，并有不少人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
在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当中，就常常可以看到：某些知识分子只片面地估计自己好的方面，给自己以至高无上的评价。他们心里私下认为革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的进化是可以凭着某些知识分子——“伟大的优秀的人物”的愿望来推动的；至于建设工作，那更是“知识分子的事”了。这些人总是自高自大，看不起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可能依靠群众。譬如，从人民日报连续揭发的基本建设中的错误，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着这种思想的人，给了国家以多大的损失！这种人在作教师，他们就鼓励学生单纯地学习“知识”，不问政治，传播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完全违反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原则。
某些人否认革命的必要，他们错误地把革命与反动的改良主义混淆起来。像不久以前，就有不少人美化了反动的武训，借以宣传“教育救国”，而模糊了广大人民对革命、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又如去年华东、中南等地开始土地改革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产生了“和平土改”思想，做了地主阶级的应声虫。他们错误地认为历史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会自动地让位的。但是，事实终于批判了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因此，当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在展开的今天，我建议广大的知识分子都认真地学习这一文件，批判并清除自己残存的错误思想，使自己能更好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服务。
黄 隼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电影和文学作品要及时反映现实
编辑同志：我是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两年多以来，我们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有不小的进步。可是，我看见有些反映工人生活的电影和文艺作品，还是着重描写落后工人怎样转变。这种老一套的写法，我们不十分爱看。如有些电影和文学作品在描写积极分子准备创造新纪录的时候，常常着重地描写落后分子怕自己的饭碗打破，就打击那个积极分子。我觉得这已经不合乎今天一般工人的思想情况了。像我们工厂里的林文厚同志经过苦心钻研，改进了手工锯书工具；李纯阳同志发明了三刀断裁法；庄福禄同志发明了裁本垫纸板的方法，全厂工人都被这些发明所鼓舞。大家都祝贺他们，找不出一个工人对他们不满的，更没有人产生害怕打破自己饭碗的想法。因此，我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多下工厂，了解工人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反映工人生活的好作品。北京新华印刷一厂工人 王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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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
对该局发生严重贪污案的检讨
编辑同志：人民日报九月十二日“读者来信专页”栏发表的对我局发生严重贪污案的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我们于一九四九年接管时，曾检查出东花园仓库的物资与账目有所不符，但当时因很难确定这些物资是否在解放后没有的，所以便把此事留后处理。一九五○年下半年清理仓库时，我们又发现仓库材料与账上数字不符。于是，我们在十一月后开始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先后经过四个月的调查，终于使这件贪污案的真相大白（如报上所载）。今年五月份，我们召开了全体职工反贪污大会，以及举行了反贪污展览会。我们所以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我们对留用人员赵以儒等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单纯以为他们对业务熟练，就原职原薪地留用起来。并且，平时对他们又缺乏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因而使国家财产遭受了很大损失。
（二）工作不深入，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如赵以儒保管的仓库，经过我们第一次检查，发现少了新旧轮胎十五条和内胎一百三十五条。当时我们只认为没有确实的材料，怕处理错了，遂把此事马虎放过，致使不法分子大胆妄为。
（三）工作中缺乏制度，形成混乱现象：我们缺乏科学的工作制度，比如变卖材料，听任承办人员作价，领导干部并不审查，这给予腐化分子以偷盗贪污的机会。
我们没有把政府交付的事情办好，觉得非常痛心。我们已先后向山西省人民政府写过两次检讨报告，请求处分。
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局长 霍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