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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学习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 金克木
现在我们高等学校教师开始了自我改造的政治学习运动。我想我们首先要学习做一个革命干部，做一个工人，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工会会员，教育工作者，这也就是学习做国家的主人。我们都是从旧社会中来，如果不在思想上翻个身，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把自己完全交给国家，怎能亲切感觉到国家是自己的？如果不坚决倒向工农兵一边，不坚决粉碎旧社会给我们的思想镣铐，而采取旁观革命的态度，怎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在思想上翻身就是彻底改变立场，坚决站进工人的队伍，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做人民的革命干部。拿什么来考验我们的立场，来考验我们学习改造的程度？我想就是在个人利益、本位利益乃至小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有了矛盾的关头上，在这样的实际问题上考验。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人民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体利益。我们首先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论行动是否都遵照这个原则。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自我改造的武器。我们能不能破除情面，破除个人顾虑，而大胆指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思想上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考验。能够这样，我们的学习就可以前进；不能这样，就是过不了这一关，学习就要成为空谈。为了工作的改进，也就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敢于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批评一切应该批评的现象。
北京大学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光荣传统。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忘记了北京大学同样也有不光荣不革命的历史一面？北京大学的革命传统之所以为革命，就是因为它不断对旧的黑暗势力进攻。革命的力量不断对反动的力量斗争而最后革命力量胜利，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发展规律。在五四运动时代，北京大学里面也有新旧两种势力，有“新潮”，也有“国故”，有李大钊教授，也有辜鸿铭教授。蔡孑民校长当时的“兼容并包”之所以有进步意义，是因为他容了进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容了保皇党。我们今天引以为光荣并且要承继和发扬的只是革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恶势力不断斗争的传统。如果我们竟以为北京大学有一个笼统的传统，竟以过去的光荣自满而隐讳缺点逗留不进，那么，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人，不论是前辈先生或是我这样的末学后进，就是背弃了北京大学的革命传统。
今天的北京大学有没有缺点？我想任何人也不会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毫无缺陷。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我们就要指摘出我们的缺点并且追究其所以发生的思想原因。这样，我们才可以前进。这样才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
就我所见到的说，北京大学今天还没有消除的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缺少明确的思想领导，因而也表现出并不真正重视政治思想教育。
解放以来，北京大学当局还没有宣布过学校工作的具体方针路线。这就是说，一直还没有把人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结合到本校具体情况中来贯彻执行，因而也不能确切规定出一个时期中的工作任务和中心环节。这样使大家都不能明白认识工作的方向和道路，这样也不能树立公是公非的标准，不能展开正确的表扬和批评以推进工作。行政负责人的确是忙碌工作，但请让我大胆地说一句，可惜这种工作往往还是被动的枝枝节节的工作，还不是有目标有方针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没有思想领导，只剩下行政系统的组织关系来推动工作，一切工作就缺乏思想性，就难得从解放前的行政工作的老作风中实现彻底的转变。大家往往只知道工作，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工作，这样，许多工作就会成为盲目的事务性的纯技术性的工作。即使领导人心中有数，但是若不贯彻到群众的思想中来，也还是等于没有，大家就免不了还是盲目。
没有政治思想领导的结果之一，就是应该贯串在所有课程之中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不被重视。尽管爱国主义教育的口号高唱入云，但是学校当局和院系负责人什么时候认真讨论过如何把这个口号变为事实？什么时候检查过课程内容是否合乎爱国主义？尽管大家都说我们的教学内容要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什么时候学校当局注意过大家的了解是否一致，是否正确，究竟符合到什么程度？
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受重视，全校性的一年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课程又何能独受重视？每一学期都是到了开学才拚凑“社会发展史”或“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员。课程内容和学生要求一年比一年提高，教学工作一学期比一学期困难，教学组织本学期也开始由教学委员会改为教学研究指导组，但是教员不断流动，不断减少。从没有一系的负责人过问本系一年级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学习情况，仿佛这种公共必修课程并不同时是本系最重要的课程。因此有的学生不及格，甚至连续两学期，两门都不及格，也不补修，系主任并不去考虑怎样处理，似乎他们所管的只是所谓业务，决不过问政治思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何能使学生改变单纯技术观点？政治思想教育从课程方面说就难于避免“一齐人传之，众楚人咻之”的危险。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时事学习的教员的培养更未受注意。到本学期由于教育部指示才留下这一方面的助教，才调一位助教去人民大学学习。以后学生人数增加，这两项课程也更加繁重，如何进行，教育行政当局似乎还没有考虑及此。
既然没有统一的思想领导，也就自然会出现各自为政的本位主义。我在这里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图书馆的情形。几乎每一系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各系的书自己买，自己管，常从校图书馆提出书籍，对外系人借阅则加以限制。校图书馆只为各系的书盖章编目，其他不能过问。由于没有统一领导，买书就没有计划，往往重复；由于没有统一管理，系图书馆没有严密制度，系图书馆情况就无人过问，甚至大批丢书；由于图书经费照各系学生人数分配到各系去，校图书馆就除了定几份报纸杂志之外，每月只能买极少的书点缀一下。校图书馆房屋不够，分散固然有必要，也有方便，但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是否应该？
又如法学院有“新法学研究室”，“行政研究室”，“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都有室，有人，有书，当然也有经费，但是做些什么工作？有了什么成绩？是否合乎国家人民的需要？
又如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是以前的校务委员会委员，但是他在主持全校行政的前校务委员会的会议中却曾一再为他的经济系争教授名额，坚持通过他所聘任的教授，甚至当场“惯纱帽”，完全忘记他是全校负责人之一在参加处理全校性问题的会议。当时像这样的缺乏全面观点的校务委员或者还不止他一位，不过樊弘教授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是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所以我在这里指出他的名字罢了。
只顾本位甚至只顾个人而不顾全体的思想，也表现在学校对学校的关系上。这是了解北京高等教育情形的人们所都知道的。
举一件小事作例子。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有藏文科。民族学院另办一个同样的藏文科，没有教员，把北京大学的藏文教员和学生一齐拉过去上课。北京大学并不因此取消藏文科。于是这位教员在民族学院工作，却在北京大学领薪和参加工会，参加学习，两头不配合。北京大学的两个学生在民族学院上课，有的成绩送到北京大学，有的成绩送到民族学院。为什么两个学校不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领导两个学校的上级也对这样的现象不管？
（在这里，顺便也可以用北京大学以外的学校来作例子。听说燕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很少，有的学生要跑到清华大学去上课。两校为什么一定要学生这边上课那边记名，而不能商量一下把两校哲学系的力量合起来？）
在缺少思想领导的地方，庸俗的自由主义习气就自然蔓延起来了。
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表现首先是对于反动思想的容忍。东方语文系有一个学生曾公然在教室里当众唱国民党党歌，居然无人过问。西方语文系俞铭传副教授虽是共产党员，却保留了地主阶级思想，一直到发生了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严重事件时才由上级党委察觉予以开除党籍处分。平时在学校内竟不曾有党内党外的人发现过他的严重的错误思想。互不关心思想因而政治嗅觉迟钝，这正是庸俗自由主义的当然产物。
庸俗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教课方面。例如中国语文学系的《文艺学》是一门主要课程。全国各大学都有人教，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就未必一致。大家都说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谁真谁假？孰短孰长？纵使全国范围内不便商讨，同在北京的几位教课先生总应该经常共同研究以取得一致见解来教罢？总应该提出些困难问题和不同见解来讨论罢？却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这是旧学风还是新学风？
系主任对待本系的课程和教员也是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各系并没有以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规定下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材。教育部召开课程改革会议，规定了各系任务。这些规定没有在学校中通过群众的实践来考验，也就没有为每一位教员学生所掌握。方针任务不明确，就说不出学生毕业后究竟能够在什么岗位上担当什么工作。系主任只是安排课程，分配教员，至于课程内容是否互相配合，某人教某课是否适当，更重要的是教学的实际内容是否与课程的堂皇名目相符，这样的教学能不能保证培养学生到预定的人材标准，这些似乎并不在系主任的考虑之列。他们从没有去检查教学内容，提出批评或表扬公诸大众。我相信，如果系主任真正检查一下许多课程的内容，他至少能发现不少挂着马列主义招牌的课程中贩卖着非马列主义的货色。因为不检查，不从实际培养人材的需要上考虑，自然真伪莫辨，优劣不分。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材重任的系主任，对学生学业的关心不如对同事面子的关心，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习气？课程内容不符合实际需要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见得有教授想过：如果自己今天做自己的学生，学了自己教的这一套，除了当教授之外还能做什么实际工作？系主任对本系课程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严格检查本系任务是否能够完成，这正是整个盲目教学中的一个现象，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表现。
总之，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似乎还没有在北京大学彻底实现。我们的教学内容还不一定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教学方法也不是理论实际一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在这次学习中深刻检讨的地方。
我对于北京大学和高等教育问题所知很少，以上所说的意见，或者并不正确，但是我既然看到这些问题，就有责任提出来要求加以澄清。无论如何，我相信，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国家干部，承认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一类的问题就不难在我们的改造思想过程中得到解决，我们的思想也可由解决实际问题而提高。否则，脱离实际而空谈改造思想，我们的学习就一定不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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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章乃器委员
关于提案审查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指定提案审查委员十七人，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现在向大会报告提案审查的经过和结果。
本次会议取消了提案的连署制，提案较之上次会议为多，一共收到一一五件。按其性质分类，计：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八件；统一战线三件；军事一件；工矿十一件；交通、铁道五件；农林、畜牧、水利十一件；金融、贸易二件；劳动三件；一般经济三件；教育、训练十六件；医药卫生四件；科学、文艺七件；出版、新闻三件；人口、移民四件；妇女、婚姻法五件；老根据地十件；民族六件；华侨五件；宗教一件；救济一件；其他六件。
提案审查工作依照常务委员会的指示，采取认真负责、充分尊重提案人意见的态度。许多提案先向中央主管部门取得材料以为审查的根据，有些提案还和提案人研究、商量，再经过审查会议的反复讨论，才作出审查意见。
提案须送政府处理者，审查意见分为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核办、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予以注意二类。提案须由常务委员会处理或送请有关机关、团体处理者，审查意见亦以此分类。此外，还有个别提案另作特殊处理的。
凡提案内容全部或一部为政府应该办理的事务，不论政府已在办理，或在最近期间可能着手办理或着手准备，均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核办。此类提案共八十七件。
凡提案内容值得注意，但目前尚难办理，或提案的理由、办法尚待进一步研究者，均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予以注意。此类提案共十五件。
凡提案须由常务委员会处理或送请有关机关、团体处理者，审查意见亦依上述标准作成。计交常务委员会核办者五件，予以注意者一件；送请有关机关、团体核办者三件，予以注意者三件。
提案第八十号，经常务委员会决议，改作临时动议，向大会提出。
又：本次会议收到意见书三件，已按其内容、性质，分别送请有关机关予以研究。
由于我们知识有限，经验不够，加以时间匆促，审查工作是会有缺点的。希望各位委员、各位同志对于提案审查意见加以检查。如有不同意见，即使不及在大会提出，会后仍可以书面提交常务委员会再作考虑。
全部审查意见已经另行印发，请大会连同本报告予以审查核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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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兵痞傅家成毫无人性地挖掉妻子眼睛
傅犯已被乐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浙江省乐清县磐石镇河北村兵痞傅家成，公然破坏婚姻法，残酷地虐待妻子，挖掉妻子诸金妹两只眼睛，人民政府已把傅犯判处死刑。
傅家成曾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当过兵，在一九四九年乐清县解放前三月才回乡，去年十二月跟他的表妹诸金妹结婚。诸金妹和傅家成婚事完全是她的父母包办的。婚后傅完全无视妇女权利，不准诸金妹自由外出，也不准同邻家妇女讲话，并百般阻止她参加妇女联合会。他常常威吓她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挖掉你的眼睛。”有一次，村里的妇女来叫诸金妹去开会，傅家成竟当场把妇女联合会的旗子撕掉。妇女会来动员诸金妹去除虫，傅家成破坏说：“虫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什么虫！”把除虫的妇女骂散了。
今年八月十五日，诸金妹因祖母病重，请求回家探望，傅家成不但不允许她去，反而用铁锤打得诸金妹鼻血直流。傅家成把来劝解的邻人骂走后，又闯进房里把门闩起，把诸金妹摔倒地上，要挖她的眼睛。诸金妹吓得两手遮眼，苦苦哀求，残暴的傅家成竟用两脚踏住她的手，硬把她的左眼挖出来。在这生死关头，诸金妹拚出全身力气，挣扎着躲到床下，傅家成又凶狠的把她拖出来，要挖她的右眼。诸金妹哭着哀求说：“亲表哥，这只眼睛不要挖，剩给我看看吧，我宁愿给你挖几块肉去。”傅家成不肯，又狠心地把她的右眼挖破，这时邻人听见诸金妹高声惨叫，忍耐不住，大家打破门窗去救时，只见诸金妹已经晕去，左眼像田螺肉一样挂在脸上，右眼翻出在眼眶边，眼球已破。邻人要想法急救，凶手傅家成反而瞪眼阻止说：“怕什么，眼睛挖了人不会死的。”河北村民兵立即报告磐石镇公安分局将凶手傅家成逮捕扣押，另将诸金妹急送到温州医院去诊治。
这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以后，引起当地农民的公愤。磐石镇妇女联合会为这件事情专门开了妇女代表会，妇女代表们一致要求人民政府要依法严惩凶手傅家成，以伸张正气，保护妇女权利。被害人诸金妹和她的父亲以及河北村的农民、妇女们共同向乐清县人民法院控告傅家成的罪行，要求严办凶手。该县人民法院接受这一案件以后，立即协同磐石镇公安分局、磐石镇人民政府和乐清县民主妇联进行就地调查肇事真象三次，同时又派员到温州白累德医院慰问被害人诸金妹，并听取诸金妹的控诉。调查属实后，该县人民法院就在九月十九日依法判处傅家成以死刑。当地群众对人民政府这一正义的裁判，无不表示拥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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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不能容忍的野蛮行为
浙江省乐清县兵痞傅家成挖掉妻子双眼的残暴罪行，对于稍为有点人性的人都是不能容忍的。解放了的我国人民决不能坐视这种中世纪的对妇女的野蛮暴行而不过问。我们的同胞姐妹还遭受着这样深重的痛苦，我们完全有责任把她们引到战斗的道路上来，为她们自身的解放而坚持斗争，使万恶的封建制度的残余从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彻底肃清，使每个妇女都能过平等的、民主的、自由幸福的生活。
从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形来看，当地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和党组织的负责干部都应该发现自己工作上的弱点，从此接受一个沉痛的经验教训。傅家成既然蛮横到敢于公开撕掉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旗子，甚至敢于用铁锤打得诸金妹鼻血直流，该村的民主妇女联合会就应该采取坚决的态度，为什么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会员们竟被傅家成骂“散”了呢！该村的党支部、政权和其他革命组织与干部，对于傅家成结婚以来“不准诸金妹自由外出，也不准同邻家妇女讲话”的任意剥夺人权的非法行为，以至“挖眼睛”的威胁，不能毫无所闻；但是，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予以干涉和制止。这就使作恶者越来越放肆，越胆大，以致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为了根绝此类事件，除了应该向所有干部、群众深入进行婚姻法的教育，做到家喻户晓，彻底改变人们对妇女的错误态度之外，必须大力加强基层政权与人民团体尤其是妇女团体的战斗性，使所有基层干部认识我们国家的性质，认识自己所领导的团体的性质，认识自己有责任为贯彻执行婚姻法而斗争，有责任保障妇女的生命和其他民主权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中说：“今后如有妇女因婚姻问题得不到婚姻法所赋予的权利与保护而被杀或自杀者，区、乡（村）街级的主要干部，首先应负一定责任。”这应该使所有区、乡（村）街的干部们完全了解，对于侵犯妇女权益的一切行为，必须及时地坚决地加以干涉和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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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化生活简评
相声和滑稽戏艺人要正确解释婚姻法及其他政策法令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对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必须作正确的解释，不能有任何的歪曲，以免在观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但据许多观众反映，有些演员常常对此不加注意，以致错误地解释了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这种现象在相声、滑稽戏的演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由于相声、滑稽戏的脚本的固定性不大，演员们可以在台上临时编排穿插。以致某些演员常常卖弄噱头，信口开河，结果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乱解释一通。像上海大世界共和厅赵奇怪和张伯云两人演滑稽戏时说：“新婚姻法实行后，结婚只要一千块钱；真省。”还说：“现在结婚很容易，离婚也很容易。”这样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在相声、滑稽戏中是不少的。戏曲界，特别是相声、滑稽戏的演员们必须加强政策学习，对政策的宣传要采取严肃的态度。
应该改进游艺场的演出节目
游艺场多半是劳动人民游乐之地。由于剧种繁多，票价低廉，它经常拥有大量观众。像上海“大世界”，每天观众有一两万人，每逢节日，甚至有三、四万人。如何通过文化娱乐节目对这大量的观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和民主精神的教育，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各游艺场自解放以来，都有若干改进，但这些改进还是很不够的。许多游艺场在演出的节目中，仍有不少低级无聊的，封建迷信的，或者色情下流的节目。如歌舞团跳的是好莱坞式的大腿舞，唱的是用肉麻的声音唱出的解放歌曲；西洋镜里尽是大腿明星等等，有时和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并列。某些剧团还在演出《马寡妇开店》、《怪侠》、《姻缘》之类。这些现象已经使许多观众不能再忍受了，他们纷纷写信给各地报纸如上海戏曲报和《大众戏曲》等刊物，表示抗议，要求改进这些节目。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改进游艺场的演出节目应该是游艺场的改革工作中重要的部分，而游艺场的改革工作应该是戏曲改革工作的重要的一环。游艺场的领导方面和艺人们应该加强政治理论和戏曲改革政策的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应该懂得：随着观众觉悟的提高，那些庸俗落后的节目也将一天一天地遭到更多观众的唾弃。只有遵循戏曲改革政策和政府法令才能继续得到观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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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祖国的森林
刘继卣
（八）在容易发生火灾期间，王清恒组织了全村妇女放哨，检查入山行人。在通过林区的要道旁，设立着触目的防火标示牌，让人人注意防火。
（九）王清恒每七天入林区检查一次，衣服磨破了，鞋子穿通了，从来没抱怨过。他在寒冷的森林里，打小宿（露宿）也不点火，他不顾饥饿和寒冷，昼夜在深山里巡视。
（十）王清恒每次检查后，总要向林务局或区政府报告检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