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共产党员应否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
共产党员应当不应当制订爱国公约呢？我们的答复是：共产党员不仅应当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并且应当成为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的模范。
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的伟大创造。经过领导机关的集中，爱国公约已成为组织各阶层人民进行各项工作的良好形式，成为组织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各地党委为了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前进，必须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把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爱国公约正是组织群众进行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各地党委应当十分重视爱国公约，并严肃认真地领导人民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凡是党委注意领导这一工作的地方，那里的人民群众的觉悟也就大大提高，各项建设事业也就有着很大的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随之提高。
党委应当怎样来领导这一工作呢？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全体党员去团结人民群众，一同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在群众性的修订爱国公约的运动中，党的组织要动员全体党员起模范作用，党员和干部要同群众在一起共同执行爱国公约，纠正某些党员或干部认为爱国公约只是一般群众的公约的错误看法。但是，有些地方的党员和干部，却不是这样去认识和这样去作的，而说什么“共产党员已有自己的党纲党章，不必再订爱国公约”，甚至说“订立爱国公约是降低党员的水平和作用”，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共产党员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不但不会“降低党员的水平和作用”，恰恰相反，这正是充分发挥党员作用的重要方法。因为通过党员在爱国公约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即可把党的主张很自然地变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这样，就能够进一步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因此，凡是积极参加爱国公约运动的党员，都应该受到鼓励；而那些只站在爱国公约运动之外不去积极参加订爱国公约的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
第3版()
专栏：
北京市召开报告员宣传员大会
廖沫沙号召普遍展开婚姻法的宣传
为了贯彻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进一步做好全市关于婚姻法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会宣传部于十五日下午一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集全市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和市民宣传队员五千多人举行大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和北京市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张晓梅做报告。
廖沫沙在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公布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婚姻法的宣传工作作得很不够。九月二十六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发出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每一个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和市民宣传队员都应该普遍进行关于婚姻法的宣传，以贯彻执行婚姻法。
廖沫沙说：“婚姻法的颁布，是新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改革。因为旧婚姻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这种旧制度使得很多男女牺牲幸福，遭受痛苦，甚至被迫自杀或被杀。所以这是广大群众的一个切身的问题。我们对于广大人民的痛苦是不能漠不关心的。新中国是要消灭一切黑暗的、残酷的和野蛮的现象的。”
谈到目前北京市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廖沫沙说：“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封建的婚姻关系仍旧存在着。虐待妇女，包办婚姻的现象还很普遍，一部分干部对待婚姻问题也有浓厚的封建思想，有的干涉别人的婚姻自由，有的甚至虐待自己的妻子，而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的。”
最后，廖沫沙指出：“首先干部要好好学习婚姻法，要了解新婚姻制度的主要精神，检查自己的旧思想和行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检查周围的人，同事，亲戚，邻居对婚姻法的认识，要向他们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发现不合理的现象，不合婚姻法精神的事件，就要坚决地进行斗争。同时要帮助和鼓励被压迫被虐待的人作斗争。”对于进行宣传的方法，廖沫沙也作了详细的说明。
会上，张晓梅报告了北京市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委员会收集的许多有关婚姻问题和封建思想残余的典型事实，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自由结婚的美满家庭的例子。张晓梅号召宣传员们要首先在干部中进行婚姻法的宣传工作，端正干部们对婚姻法的认识。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用典型事件教育自己，教育群众，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并且要协助本市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发动群众，大胆揭露和检举违反婚姻法的事件，克服在检查工作和宣传工作中的困难，把婚姻法认真地深入地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北京市新闻处）
第3版()
专栏：
从我的思想谈到北京大学的工作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 马大猷
祖国在短短的两年中，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的深入展开，在国防、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上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切地感到兴奋和骄傲。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我们祖国已战胜困难、战胜敌人，成为亚洲和平以及全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她已空前地壮大和巩固了。在这些伟大成就的前面，全国人民（包括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和认识都自然地有了很大的转变，很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前不关心政治的，现在也对政治学习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教育”，一直从事应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思想中存在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庸俗的自由主义。在抗战期中，受爱国思想的驱使，从美国回到国内来，不肯在外国混饭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见到政治腐败的情形，渐渐灰心，就采取了“管不了的事，不管”的态度，不问政治了。那时正是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候，但是因为政治认识不够，对它也没有信心。那时，除了教书外，就是作些脱离实际的研究工作，每年写一两篇论文寄给外国杂志发表，觉得也就对得起祖国了。在工学院工作几年，看到多数教师只是把外国学来的或者在外国书籍上学来的知识原封不动地传授给学生，做做“知识贩子”，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少贡献，训练出来的学生也只能代代公式，拉拉算尺，觉得很不对，并且认为这就是祖国科学和工业不发达的原因。因此提出了创办五年制工学院的主张，以为提高了工学院的学术空气，国家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事实证明，在反动统治下，这种改良主义的尝试也得不到鼓励，几年的工作没有任何成绩——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成绩。自己实际是不自觉地做了反动统治的帮凶，用“科学救国”的思想麻醉了青年。解放前，自己思想非常混乱，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失去了任何幻想，但对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解放初期，常常有些工业部门的同志来征求对缩短工程教育年限的意见，思想也很受波动。对于东北许多工厂“过分地”重视工人，忽略技术人员是非常不满意的。对院系调整的讨论尤其有反感，以为这是领导上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表示。两年的工作和学习使我的思想有很大转变，尤其是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使我更加认识了人民政府一切政策的正确性，对阶级立场，群众路线等也有进一步的体会。要想巩固这些收获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非加强学习不可，因此对这次的学习运动是有极大希望的。在学习中，初步进行批评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们已经检查出一些缺点和错误。
北京大学自蔡孑民先生提倡“兼容并蓄”政策以来，就形成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的自由散漫校风，几十年来如一日。如金克木教授所说，解放后学校还是没有领导的，因而有时更是紊乱了。校务委员会中樊弘主任为经济系争不到一个教授名额而掼纱帽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事实上，校务委员会等于院系协商会议（但并不是各系都有代表），每位委员只是代表他的院或者他的系说话，遇到相持不下的时候，则希望同学代表讲一句话，以为这就是走群众路线。校务委员会没有听过各院系的报告，对各院系的工作也很少检查或指导。没有一个委员是了解全校情况的，汤用彤先生作了二年多的校务委员会主席，从来也没有到过工学院，恐怕理学院也很少去。行政负责人都是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者，系主任只是管排功课表，掌握经费，对教员的工作，同学的学习差不多都没有领导。院长管的是承上启下，转转公文，甚至于有时公文都用不着管，教务处和各系都已直接联系好了。因为工作缺乏原则，搞得大家都非常忙。有的系主任为了照顾系中某先生，使他工作安心，就向院长提出给这先生升级或加薪。院长为了不得罪这位系主任，不管是不是该升该加就提到校务委员会，并且替他力争。校务委员会开会时也不谈原则，所考虑的是“升”了这一个或“加”了这一个，还有那些人也要提出，怎么样对付，一开开到半夜，没有结论。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用去的。因为没有很好的领导，学校中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很严重，前些时还有职员集体舞弊的事，教员自由在外兼任工作或课程的很多，同学甚至于有不少在外面兼课到八九小时的，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进行，使为祖国培养建设干部的工作受到了损失。
因为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系与系间，院与院间无原则的争执和不团结在过去也很严重。法学院与理工学院的经费争执很久才得到解决，结果还是都不满意。个别的系还有浪费经费的情形，引起他系的不满。全校的制度很久没有建立起来，各系教师名额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很多争执都是从这里来的。教师间的不团结更是普遍，机械系的一位教师对系主任有意见，一年多也没有提，这次学习中因为别人都直率地提了意见，他才提出，像这样的事别的系也都有。某系两位教授因为对系务的见解不同，无原则的互相攻击，每个人都把对方糟踏得不成样子，使系中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和这个相反的是，有的系作无原则的“团结”，形成小宗派，甚至于在学校内成了独立集团。某系的主任在上课期间为了私事跑到上海去两三个月，课程系务都没有交代。系中的教师和同学也只发发牢骚。学校征求他们对处理这事的意见时，竟提不出来（多数是因为私人感情的关系，其他则怕得罪人）。
很多教师的思想是保守自满的。少数人觉得自己是够进步的了。但是在工学院很多教师觉得我们搞的是自然科学，与政治无关，只要党团员们能和我们“相安无事”，让我们安安静静工作就于愿已足了，没有要求进步的动力。事实上，我们任何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无法脱离政治，这且不提。就是自然科学的讲授又何尝能丝毫不受政治的影响呢？我们教学的目的是为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优秀干部。为达到这个目的，各种课程（包括业务课程）中就必须具有丰富的政治内容，爱国主义内容。但是有的教师作的恰好相反，有时简直是宣扬资本主义文化。管理实验的先生告诉同学说美国货可靠。讲电子学或无线电时，一讲就是马可尼试验，爱迪生效应，对于最早作无线电通信试验的伟大苏联科学家波波夫的贡献却一字不提，本国的就更没有可说的了，理由是：这都是因为美国教科书上没有的。有的教师讲授美国英国的机器怎样设计，德国的怎样设计……，至于我国的机器怎么样呢，却没有讨论。像这种“崇拜英美，迷信德国，夸张日本，怀疑苏联，不相信自己”的思想虽然不是人人都有，但仍是相当普遍的。难道这不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么？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太大，崇美思想还没有完全肃清。我们的教学工作与祖国的实际脱节，就是这种余毒的恶果。
在工作上强调个人兴趣的情形很多。甚至于有的教授强调个人对研究的兴趣，要求不教书的“自由”，对培养干部的重要任务毫不考虑。讲书有时也从个人兴趣出发，不考虑实际需要。遇事常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有时为个人利益不惜破坏学校制度。学校中的讲师、助教都是一些青年，人民政府对他们期望很高，希望在短期内把他们培养成优良的师资，并成为高等学校中的新兴骨干。但少数教授却不顾学校的规定，私自在外兼课，妨碍了工作；尤其重要的，妨碍了业务的改进，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些理由，但是基本上还是目前的个人利益。这种个人主义和庸俗的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使多数教师对学校漠不关心，只搞自己的工作，系中的事情只有系主任管，他作的什么，大家也不问，甚至校务委员会作了些什么事，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学校的自由散漫是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教师间也是相当普遍的，部分教师的工作动力是完全靠个人英雄主义的：作一篇研究论文，目的是要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名字；讲一句话也希望一鸣惊人；即使是真理也不愿人云亦云。工作有时遇到挫折，就没有动力了。
在工作作风上，学校中各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封建家长主义。以我个人而论，我在学校中只能算是少壮派，可是系中教师半数以上都是我的学生。在历史长的系里，三代同堂、五代同堂是常有的事。因此系里的事几乎完全是主任说话，大家同意，没有多少讨论，更没有批评。在校务委员会里也是大委员讲话，小委员听。
上面所述当然不够全面，其他缺点还不少。在两年中已有了一些进步，尤其是马寅初校长到校后，许多缺点已经加以纠正，使北京大学逐渐走向有组织，有制度，有领导的方向。但是问题还是很多的，因此学校中普遍地要求有计划有系统地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又经过了六个星期的讨论学习，已普遍地展开了自我批评，得到了一些收获。当我们读到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的“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后，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切。我们已认识到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是祖国建设的一部分。我们对祖国对自己都有责任加紧努力把这次学习运动搞好。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用最大力量，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解决实际问题，努力把自己改造为祖国所迫切需要的人民教师。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五期内容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五期已在十七日出版。主要内容有社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不屈意志”，时事述评“亚洲各国人民反对准备新战争的旧金山条约”，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阿约艾·高士所作“印度共产党为统一的民主阵线、为人民民主政府而斗争”，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谢嘉所作“加斯贝利承担军事义务的结果”等文章。
本期的社论指出：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和规模的增长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的提高。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是使世界各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彻底认识斯大林的伟大的思想：“如果各国人民把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保卫到底，和平就能保持和巩固。”
“亚洲各国人民反对准备新战争的旧金山条约”一文综述了各国人民关于这一方面的舆论，说明美国签订单独对日“和约”，已经在亚洲和大洋洲各国引起了普遍的愤怒。这证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日本的走狗将永远不能实现其罪恶计划。
在“印度共产党为统一的民主阵线、为人民民主政府而斗争”一文中，阿约艾·高士指出：党已经表示：在现阶段，党的斗争目标是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消灭封建主义，使土地归与农民，没收英国资本并与英帝国决裂，成立人民民主政府。这种政府，根据印度的情况，应该是由工人、农民、中等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政府。党已经宣布：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要努力建立以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行动上的坚固团结为基础的最广大的人民团结。党已经号召一切党派、爱国阶层和团体必须团结起来，担负这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谢嘉在“加斯贝利承担军事义务的结果”一文中指出，加斯贝利访美的结果，是给意大利带来战争的“使命”，修正和约的诺言和承认意大利对的里雅斯特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的。美国微不足道的“贷款”和战争订货不但不能减少意大利的失业人数，不能缓和工业危机，而且会使劳动人民的状况和这个国家整个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第3版()
专栏：
访问湘赣边老根据地
朱学范
一今年八、九月间，我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了湘赣边老根据地。计在各地工作三十余日，接触了数十万老根据地和老游击区的人民。这次访问给予我的印象是极深刻的。
湘赣边老根据地包括江西西南部及湖南东南部，在罗霄山脉的中段，井冈山便在境内遂川、宁冈、永新、酃县等县之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亲手建立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发源地。这些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和这里的人民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并在这些地方建立革命政权，组织革命军队，训练革命人材，实行土地改革，考验了党的各项政策，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为以后的全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里的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教育下，认清了只有坚决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才能够翻身。因此，他们发挥了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热情，与残暴的国民党匪帮进行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打过了无数次的仗，得到过无数次的胜利。红军北上以后，国民党匪帮，封建势力，地主恶霸曾对这里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烧杀，但人民绝不屈服，坚持了游击战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一直到全国解放。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人民牺牲了无数生命，遭受了无比的摧残，但也锻炼出无数革命人材，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史实。老根据地人民对于革命事业作了伟大的贡献，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二和老根据地人民谈话时，他们会以极大的仇恨向你诉说在国民党匪帮统治时期所受的严重的摧残和损害；也会激动地告诉你许多英勇的共产党员和人民与敌人斗争的英雄事迹。
国民党匪帮曾对这里的人民实行了所谓“三光”政策。据直接和间接了解：茶陵全县被杀的革命工作者和人民，就有两万数千人；以第四区为例，该区有上尧、下尧、洮江等六个乡，合计被杀的人民有一千一百人。郴州分区单登记的老烈属就有十三万五千多户，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已无后代。酃县第四区石洲里乡大院，原有三百六十户，共千余人，现仅剩七十五户，共二百四十八人。耒阳“三大屠夫”段子维、谭斗才、李济坤所杀的革命工作者和人民，就在三千人以上。宁冈全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原有人口十三万人，现仅剩三万五千人。永新县鄱阳、澧田、石桥、怀忠四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原有人口九万四千一百○五人，现只有七万九千七百五十九人，减少了一万四千三百四十六人。其他如烧毁房屋、损坏财产的情形更是无法统计。如茶陵第五区溪江乡民房八百四十四间，一九二八年曾被全部烧光。永新被烧或拆作碉堡的房屋，共一千九百九十二栋，被地主夺去的土地共十一万○九百四十七亩；仅石桥、怀忠、鄱阳三区，农民被倒算谷租共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一担。茶陵第四区上严乡原有茶山六十里，被烧毁五十四里，过去每年出产茶籽约一万担，榨油六万斤，其中二万斤可供外销；现在每年只出产一千担，榨油六千斤，连本地消费还不够。攸县十一个乡，损失牲畜共三千四百六十九头。安仁全县现在平均都是三户才有一头耕牛。此外由于杀戮、抓丁、苛捐杂税、农民逃亡等原因，荒芜田园的情形也很严重。如永新县、鄱阳、澧田、石桥、怀忠四区，共荒田一万八千四百九十四亩。攸县第六区洋网乡，荒田达五千二百七十三亩。茶陵第三区洲陂等五个乡，荒田共达三千六百一十七亩。安仁羊老乡福星村一村的荒田，即在二百亩以上。
国民党匪帮残害人民的手段，更是凶狠毒辣到万分。他们杀人的口号是“鸟过剪翼，龙来切角，石头成灰”，“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走一个”，“见人杀，见屋烧，见了石头也要过过刀”。所用酷刑名目，有“锁颈骨”、“下踩棍”、“上快活凳”、“压杠子”、“上称杆”、“香火煨”、“开肠破肚”等。中共耒阳县区委书记谷枚青临刑时被匪帮用梭镖反复刺戳，头部被戳成肉酱。茶陵芙冲乡秘书尹释生被匪帮剖开肚子、挖出心脏泡酒吃。茶陵石波乡农民刘端仔为革命作情报工作，被杀时身体支解为四块；匪帮并切下他的头来，示众三天后，把头还给他的老婆，要她悬在自己屋里客堂上，还逼着她缴付四十块光洋的杀头手工钱。此外如匪帮抢劫财物，他们不动手，要你自己挑起，连人一齐跟着走。其他种种压迫剥削，苛捐杂税，此处难以尽书。
但是，直接受过毛主席和共产党教育的老根据地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行了无比顽强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凶焰。他们大批地送了自己的子女、父兄和丈夫去参加红军，并克服了各种严重的困难，积极支援红军，保护革命政权。在斗争中，写下了无数页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史实。如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领导酃县农民运动的朱子和烈士生前被捕后，匪帮逼他供认组织关系，他不肯吐一字。匪帮先把他绑在县里，让人们去“参观”，并让地主恶霸尽情侮辱他。后来正式审讯，匪帮边审边动刑，给他头上顶起烧红的铁锅，膝下跪着烧红的火砖，又不断在火砖上加泼冷水，让蒸气上腾，炙得他浑身皮肤尽脱。但是烈士没有屈服，他咬紧牙齿，没吐出一个字。匪帮无计可施了，对他说：“你是不是木头啊？”他这才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木头，我是铁，是钢，是共产党员！”茶陵八团烈士欧阳德喜，一九三一年十月间在某山地工作，被反动派围住，他用一块木板做武器，打死了两个持枪的敌人，还打伤了四个敌人，他自己身中三十多发子弹后，才光荣牺牲。茶陵湖口乡烈士陈梅莲的哥哥陈初仔，因为进行革命活动，被反动派用铁钉钉死在戏台上。陈梅莲为了替哥哥报仇，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坚持游击战争整整十二年，最后他也被捕壮烈牺牲。临刑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访问老根据地的时间里，每天我们听到许多类似的故事。它们燃烧起我们对敌人仇恨的火焰！对英雄们无限崇敬与感激的感情！今天祖国自由的大地上，开遍了朵朵的鲜花，这些鲜花都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出来的；其中和着老根据地人民的鲜血。三重新获得了解放的老根据地人民，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大力帮助下，正积极重建曾被国民党匪帮毁灭了的家园。经过不断的努力，并经过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后，生产已渐渐恢复，人民生活已逐步得到改善，农村里家家户户出现了新气象。永新一九五○年农业增产了百分之六，今年单早稻可能增产百分之十五；两年来开了荒田一万五千余亩，开荒收益估计在三百万斤稻谷以上。茶陵农业今年计划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六，一亩田增产二十斤。酃县解放前，农民每年平均缺粮两三个月，冷天甚至有人身盖蓑衣睡在棺材里；现在他们已有饭吃、有衣穿，基本上消灭了沿门乞讨的现象。攸县第六区的贫雇农，解放前大多数一年四季吃稀饭或红薯渣，荒年甚至摘食野草度日；现在大多数已有大米吃，日子一天天好过了。人民对于未来丰衣足食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由于老根据地人民所受的国民党匪帮的摧残十分深重，因此，如何进一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改善生活，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当地人民政府应该定出计划，以便有步骤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重建革命的乐园。
经历过国民党匪帮长期残酷统治的老根据地人民，格外珍惜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绝不允许任何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再来奴役他们。因此，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们以当年积极参加革命的同样热情，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参军、捐献飞机大炮及订立爱国公约等运动。永新、宁冈等县的参军计划，在县的代表会议上就超额完成了。到处父送子，妻送郎，一幅壮伟图画！家家户户订立了爱国公约，保证了增产，捐献，优抚，完粮，纳税等任务。各县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也都完成了或超额完成了计划。
老根据地人民拥护和热爱自己的领袖毛主席。当他们知道毛主席关怀着他们，派了代表来访问他们的时候，都高兴得了不得！访问团所到各地，必受到当地人民无比热烈的欢迎，有远从数十里外翻山越岭赶来看看“毛主席派来的人”的。他们老早就列队鹄候在郊外数里的地方，迎候访问团到来。秧歌队、龙灯接上两三里路长。一路唱起“东方红”
“歌颂毛泽东”的歌子，锣鼓喧天地簇拥着访问团的人进入县城。县城里景象更是热火朝天，爆竹声震耳欲聋，家家户户悬挂国旗，到处贴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等标语。他们都说这是解放以来的第二次盛况（第一次是庆祝解放）。各地人民都献出当地最好的土产，托访问团带给毛主席，并纷纷给毛主席写了信。访问团离开时，他们又必列队远送，依依不舍。老根据地人民热爱毛主席的真挚的感情，是令人感动的！
经过这次访问，老根据地人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光荣，人人表示要积极地响应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茶陵腰陂乡女乡长袁富娇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一定要搞好生产来回答他老人家！”在她的带动下，全县在天旱时很快地成立了十一个车水队，共五百六十多人，救活了一千二百多亩稻田。永新花溪乡动员了男女六千七百二十人，组成三百二十多个车水互助组，八天中抢救了旱田三千六百四十亩。攸县老漕乡烈属唐慈龄的父母和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这次他领到了毛主席送的礼品后，站在毛主席的像前庄严地宣誓：“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响应政府的一切号召，水里去，火里去，什么也不怕！”
这就是伟大的、光荣的老根据地人民！
第3版()
专栏：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
组织干部学习婚姻法
经过讨论和测验，干部对婚姻法的认识提高一步
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六日组织本机关干部进行关于婚姻法的学习。学习时间每天为一小时。学习以后曾于十一月六日举行测验。测验内容为：（一）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有那几个原则？（二）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有那些特点？（三）根据婚姻法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离婚？什么条件下不可离婚？（四）根据婚姻法夫妻之间有那些权利和义务？如果你已结婚，你和你的爱人在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上可得多少分（假若满分是一百）？（五）婚姻法对于非婚生子有什么规定？（六）你曾否在婚姻问题上遭受过封建压迫和迫害，你是怎样处理的？（七）婚姻法公布前或公布后，你在你自己和你家属、亲友的婚姻问题上，曾有过那些违反婚姻法的精神与原则的思想和行为，你现在认识如何？这次参加测验的共四十人，有十三人不及格，说明一部分同志对婚姻法还不够重视，对它的精神还体会得不够。
学习的方法主要是阅读文件与检查自己的思想相结合。妇联学委会指定了六个必读文件：（一）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与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二）婚姻法，（三）全国五大人民团体关于贯彻婚姻法的联合通知（载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四）邓颖超同志关于婚姻法的报告（一九五○年五月在张家口市扩大干部会上的演讲），（五）毛主席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六）“新中国妇女”二十四期社论“关心妇女生活，支援妇女斗争”。学委会拟定的讨论重点是：（一）政务院公布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后，你有那些新的认识？（二）结合实际检查自己对于妇女群众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的态度。
妇联干部经过此次学习，在思想上都提高了一步，有的同志还改进了自己的工作。思想上的进步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从婚姻法公布以后还有许多妇女因为婚姻问题被杀、被迫自杀以及某些干部干涉群众婚姻自由的事实，认识到贯彻婚姻法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反封建思想影响的斗争。
（二）认识到关心妇女生活，支援妇女斗争的重要性。过去有许多同志认为有关婚姻的事件不在自己工作范围以内可以不去管它，也有把婚姻问题看做是“生活屑事”的，也有把贯彻婚姻法看做只是妇联做婚姻工作同志的事，与自己无关，这些观点现在都已纠正了。
（三）清除了干部本身的封建思想，例如纠正了过去对男女社交公开和对非婚生子问题的不正确看法。
北京市妇联干部通过这次学习和测验，对婚姻法的认识提高了不少。这个经验值得各单位组织干部学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时参考。
（北京市新闻处）
第3版()
专栏：
北京十六区第二派出所长等漠视妇女生命安全
造成孟庆坤杀妻自杀的惨痛事件
北京市第十六区门头沟镇于九月三日发生了孟庆坤杀死妻子而后自杀的案件。这一案件的发生，是和该区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漠视妇女生命安全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
凶犯孟庆坤是河北省霸县人，今年四十四岁。一九四六年在宣化和寡妇祁桂兰（察哈尔省延庆县人，三十三岁）结婚，一九四八年来门头沟谋生。一九四九年将其妻祁桂兰、岳母及祁桂兰前夫留下的二女接至门头沟居住。当时夫妇因生活困难，经常吵嘴打架。一九五○年孟犯在北京市广安门外新华砖窑厂作工，所得工资，胡乱花掉，还不断嫖女人，很少给祁桂兰捎钱。祁桂兰因为一家人生活无着，又加上孟犯染了花柳病（生殖器已开始溃烂），便和另一煤矿工人刘德才好起来，全家生活费完全靠刘德才供给。
今年八月二十六日孟庆坤回家后，强迫祁桂兰和他同睡。祁怕染上花柳病，坚决拒绝；并提出离婚。孟犯坚不答应。二十八日，祁桂兰发现孟犯在席底下藏有剪子和刀子各一把，心里害怕，便马上到当地派出所报告说：“孟庆坤准备了刀子和剪子，不知道要杀我还是要自杀。”当时并向派出所所长穆长清提出，因与孟犯感情不好，孟又有严重的花柳病，要求离婚。穆长清曾派人前往检查，在孟犯睡席底下找出小刀和剪子。当时看见剪子已生锈，刀子也是钝的，便主观地估计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问孟时，孟又坚决否认有自杀或杀人的意图。穆长清因为平时就和孟犯认识，就轻信了孟的谎话，没有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当天下午祁桂兰又到派出所来，一直痛哭不止，坚决要求离婚，仍然提出孟犯有准备杀人的意思。而穆所长只相信孟犯的话，认为“祁桂兰与人通奸”，“小刀和剪子是祁故意放在席底下制造离婚藉口的”；因此就不听祁桂兰的哭诉，很不耐烦地说：“离婚就上法院去！”直到夜里下一点钟，祁桂兰仍然痛哭着不敢回家。后来穆所长把孟犯和祁的表弟找来，要他们将祁桂兰领走。祁坚持不走，最后被推出来了。
二十九日，祁桂兰到北京市郊区人民法院驻十六区审判庭去请求离婚，又把上述经过告诉了该庭助审员张本忠。张也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只说对具体情况不够了解，祁又没有带来街、镇政府或公安派出所的介绍信，要等调查后再处理。要祁先回家去，到九月四日再来审判庭。当时祁不愿回家，并在法院痛哭了两小时之久。最后，祁提出要住在外边店里，张本忠又和孟犯商量后才说可以暂时住店。九月三日，祁桂兰无奈回家，孟犯欺骗她到郊区人民法院驻第十六区审判庭去。当走至门头沟六号门前高粱地边时，孟犯即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刀子，对准祁的腰部和脑部连刺七刀。祁当场死去。孟犯畏罪，也自杀身死。（朱波）
第3版()
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人民政权机关必须完全负责保护妇女生命安全
北京市第十六区门头沟孟庆坤杀妻自杀案件的发展过程说明：只要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止，像这样惨痛的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第二派出所所长穆长清和郊区人民法院驻十六区审判庭助审员张本忠等没有这样做。他们在被害者祁桂兰三番五次地提出孟犯有杀人或自杀的意图时，表现了对妇女生命安全的严重的漠不关心。甚至检查出孟犯睡席下有凶器时，还不认真负责地加以追究，采取预防的办法，而轻率地主观地认为这是祁桂兰故意制造离婚的藉口。被害者祁桂兰在派出所和法院伤心痛哭，不敢回家，也完全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这种对可能发生的人命事件的漠不关心态度，表示他们完全不了解人民的公安、司法机关对人民生命安全应负的责任。试想，如果他们在祁桂兰提出这一问题时，能够负责地帮助祁桂兰解决临时住宿问题，并组织一些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严密注意孟庆坤的行动，然后迅速地合理地解决他们的离婚问题，这两个人的生命是完全可以获救的。
由于某些政权机关和干部对可能发生的事件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没有积极主动地给可能被害的妇女以必要的保护，以致一再发生惨痛事件。各地应该接受这些沉痛的教训，研究有效的办法，防止同样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