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br/>专栏：<br/><br/> 土地改革教育了我<br/> 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吴朝仁<br/> 在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br/> 在参加土地改革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些有关的文件，但是对于土地改革的任务和目的的认识，总是那么模糊，以为土地改革不过是解决农民生活问题和改善农村经济的好办法。因此，我参加土地改革的目的也不明确。一个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要参加土地改革呢？参加土地改革对他能起什么作用呢？是否浪费时间和金钱呢？这些问题当时在我的脑子里总搞不清。老实说，我最初决定参加土地改革的想法是很简单的，恐怕也是很幼稚的；那就是：我认为以往没有参加革命工作是个遗憾，现在要抓住这个机会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借以弥补这个缺点。对于土地改革真正的意义，当时就没去想它。开始工作之后，我才体会到土地改革不是单纯从经济出发来分田，而是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农民运动，是剧烈的阶级斗争，是在农村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由于封建地主阶级打垮，由于农民参加了政权，由于农村经济解放，生产力提高，我们国家工业化才有了条件，我国人民才能够巩固和发展革命胜利成果，才能够实现新民主主义。因为看清土地改革是这样性质的运动，我就很清楚地认识了土地改革不但是农民的问题，也是在共同纲领领导下的全国各阶级人民的共同问题。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把土地改革工作当作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的共同纲领要求我们这样作。我们有义务以全力协助农民搞好翻身工作，更有义务从实际斗争中来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因而使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br/> 坚定了革命立场<br/> 我虽然出身中农家庭，幼年就脱离农村生活，在我记忆里只存留些农民的艰苦生活和纯朴品质的印象。对于地主，我向来是鄙视和讨厌的，因为他们都是那么吝啬那么爱钱如命。但是自己没有亲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就谈不到什么对于他们的仇恨。在土地改革工作当中，访问了许多贫农雇农，听了他们的诉苦，看到他们过着牛马生活，参加了十几次斗争会，看到了地主的顽固、狡猾和抵赖，我才清楚地认识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罪恶。农民弟兄对地主斗争那么剧烈，敌我界线那么分明，这些都坚定了我的革命立场，加强了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斗争意志。因此在情感上我很容易地很自然地和农民结合起来。农民对我们是那么亲切、直率、坦白。在街上，在田野中，在他们的家里农民都是亲热地招呼我们。晚上，我们在村里开会到深夜回家时，农民自卫队总要送我们到镇上才放心。这些阶级友爱的表现，十分感动我，增强了我的为人民服务的意志。<br/> 克服了超政治思想<br/> 我在斗争中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一般来说，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在过去多多少少都有超政治思想、超阶级观点，都存在着“为学术而学术”、“学者可以不问政治”、“技术高于一切”、“医生就是治病，病是不分阶级的，没有政治性的，因此医生可以不关心政治”……等等的思想。我本人自然不能例外。虽然我一向反对以医术来剥削致富，曾经痛恨“敲竹杠”的医师，但是究竟医务工作者是为谁服务这一点，以往没弄清楚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医学设施是为了少数有钱的人，统治阶级的方便，而不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医学设施和医务人员都集中在都市里。服务的优劣是看代价高低，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我以往没有认识。我也没有正视这个问题。解放以后，我有机会学习，建立了新的观点，认识了医务工作者应对广大人民负责服务。去年中央卫生部确定了面向工农兵的政策，我认为是正确的，我诚心诚意地拥护着。这些认识在我多少还是偏于理性的，没有结合到实践中去，这次我在四川比较穷苦的农村中，亲眼看到农村卫生工作缺少的情形，农民对于医药的迫切的需要，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医务工作者没有尽我们应尽的责任。在我工作的村里去年婴儿死亡是二百五十左右，患脐带风死的也不少。此外，疟疾、疥疮、钩虫病、蛔虫病和其他各种传染病也是很普遍的。一般农民都不知道传染病是怎样发生的，连最常见的疟疾是由蚊子传染的，他们都闻所未闻。可见在农村中灌输卫生常识是多么重要的工作。以往农民过着“劳苦终日不得一饱”的生活，当然没有工夫也没有心思想到卫生。地主只顾剥削自肥，那里肯为农民想办法呢？他们住的是大房，吃的饱，穿的暖，根本就很少得病，即使有病，坐上滑竿到城里，或者请医生到家里诊治，岂不方便，——他们有的是钱。在这种社会里，你能说医生没有阶级性吗？封建势力不打倒，医生在中国也就不能发展。医务工作者不为广大人民服务，新医学在中国也就不能生根发展。<br/> 肯定了对医学教育的新看法<br/> 由于广大农民对医药的迫切需要，所以在两个半月的农村工作中，不但我个人为农民解决了一些医务问题，土地改革工作团的其他同志们也利用为了自用所携带的一些药品做了不少治疗工作，而且做得很恰当，很受农民欢迎。有的时候我还不如他们受欢迎，因为我看到一个病人，总爱多方面考虑、研究，想到这个可能，那个可能，不如“非医生的医生们”之简单中肯，直截了当。这说明了农村医务人员的高度缺乏和需要的迫切。也说明了要解决农村目前的医药问题，并不需要很高深的人材，而要大量的中级和初级医务工作者。因此，我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和同志们的谈话中，常常检讨我本人对于医学教育的看法。记得过去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解放前的北京大学，我曾经极力主张提高医学水平，反对减少修业年限，甚至主张医学院最好只收大学理科毕业生。我的理由是人命是可贵的，医术是深奥的，医学生须要长期的修养和学习才能胜任。这种思想表面上是“冠冕堂皇”，实际上是不正视国家的情况和人民的需要，是不自觉地中了美帝国主义的什么霍布金大学哈佛大学学制的毒，也可以说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因为我本人就是读完了大学之后才学医的。解放后，听到了以前听不到的话，读了以前看不到的书，在思想上起了不少变化，了解医学是为广大人民的，是为祖国建设的。因此去年极力主张把北京大学的七年制改为五年制。在土地改革实际工作中，更具体地看到农村目前的需要和今后的要求。农民健康有了保障，生产力才可以提高，土地改革胜利的成果才能巩固和发展。医学教育工作者不但要办好高级学校，更必须重视中级和初级学校的大大发展，来配合祖国建设的需要。
第2版()<br/>专栏：<br/><br/> 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br/> 山西长治专区农民热烈欢迎新农具<br/> 山西省长治专区不少农民，由于使用了新式农具，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该专区农具站今年推广了两千三百部新式农具，据屯留县劳动模范高贵山试验，去秋以同样品种、土质、肥料播种一亩麦子，一半用新犁耕，一半用旧犁耕，结果用新犁耕的土地每亩平均收三百一十斤麦子，用旧犁耕的土地每亩平均收二百五十二斤，较新犁耕的每亩少收五十八斤麦。陵川县五区八犊岭村魏双孩互助组今年用新式犁耕的六十七亩地，所用人工和肥料都和去年一样，但平均每亩比去年多收二至三斗粮。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因而农民对购买新式犁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陵川县有将近一百个互助组要求购买新式犁。九月份该县人民政府从专区农具站第六次购回新式犁一百四十部，小型玉米脱粒机一百二十部，到月底即售出新犁一百三十八部，玉米脱粒机四十余部。晋城、平顺等县的农民也希望能购买到新式农具。新式农具的广泛被采用，巩固和扩大了互助组。陵川庞家川互助组织由于使用了新式农具，提高了产量，全村互助组已由今春的一个组增至十九个组，并购进了八部新式犁和一部铡草机。<br/> （王玉英）
第2版()<br/>专栏：<br/><br/> 组织起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br/> 山西许多互助组创集体丰产新纪录<br/> 山西省近十万个农业互助组，在劳动模范李顺达互助组带动下，在今年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在竞赛运动中，所有互助组普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生动事实，进一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br/> 全国著名的平顺西沟村爱国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今年全组丰收。全组在李顺达领导下，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各项号召，开春就订出全组每亩比去年平均增产二十一斤原粮的生产计划，并向全国劳动模范和互助组提出开展爱国丰产竞赛的挑战。全组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觉悟空前提高，每个人都把增加生产支援国防建设，和改善自己生活统一起来了。全组经常学习时事政治，钻研与改进技术。组内实行了民主领导，科学分工，发挥了每个组员的智慧。每个季节的生产任务，都是实行短安排，勤检查，系统总结，因此，每季的生产计划，都是提前完成的。全组秋地七十一亩六分，每亩平均产原粮三百八十二斤，比去年增产二十五斤，超过了原订增产计划四斤，比抗日战争前的生产水平提高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七。<br/> 榆社大寨村劳动模范张志全互助组，首先响应了李顺达互助组提出的爱国丰产竞赛挑战，并向全专区和全县的劳动模范和互助组提出挑战。在互助组内，户与户、人和人也展开竞赛。一年中，全体组员保持了高度的爱国生产热情，订了爱国增产公约，并按时局变化和生产季节不断修改，使生产和爱国紧密结合起来。张志全组是山西全省改进技术的模范互助组，组内使用了各样新式农具，创办了出色的小农场。张志全组作到因地施肥，因地下种，看地留苗，因此，各种庄稼长得都比别人好。今年全组种地二百零八亩，共收粮三百四十六石，每亩平均产一石六斗四升，比去年增产一斗六升六。<br/> 武乡窑上沟劳动模范王锦云领导的互助组，今年全组丰收，大大超过了爱国丰产竞赛计划。全组种谷六十五亩八分，实收粮一万八千二百斤，每亩平均产二百七十余斤。全组种金皇后玉茭二十三亩六分，实收玉茭一万二千七百五十斤。全部土地（秋田、麦田合计）平均每亩收粮折谷一石八斗六升，每亩比去年提高产量百分之三十七点七，超过抗日战争前产量百分之八十二点三。<br/> 平顺川底村劳动模范郭玉恩互助组，今年全部耕地都庆丰收。该组今年已作到生产和政治结合，巩固互助组与改进技术结合，农业副业生产结合。全组全年贯彻了勤计划，短安排，深入检查，按季总结，每个组员的生产劳动情绪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因此今年取得了惊人的丰收成绩。全组种地九十二亩二分，原计划每亩增产七十斤，总结评比结果，每亩增产八十四斤，超过计划十四斤。该组去年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生产水平一倍多，今年每亩又超过去年产量百分之二十五。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已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五。平顺县人民政府经过实际调查，认为郭玉恩组是全县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模范丰产互助组。<br/> 黎城霍家窑劳动模范石寸金互助组，是全村今年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中，取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成绩最突出的一个组。全组十三户，种地一百六十一亩。全年加工施肥、勤劳耕作、改进技术，使竞赛计划条条实现，作到了亩亩增产。今年全组共种谷五十五亩，每亩平均收二石七斗一升，比去年增产四斗一升；种玉茭四十一亩，每亩平均收二石五斗二升，比去年平均产量增产四斗二。今年原计划每亩增产一斗五升，全组土地实产物共折谷四百五十三石二斗，每亩平均收获二石七斗六升多，超过增产计划三斗九升，每亩比去年增产五斗四升。<br/> 太原市四区北张村劳动模范李四海互助组，去年全组每亩平均产量为九斗四升，已较当地平均产量水平为高。今年在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中。全组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发挥了高度爱国生产积极性，加工耕作，改进技术，取得了更大丰产成绩。全组种地二百二十八亩九分，原计划平均每亩增产一斗五升，结果共产粮三百零四石四斗，每亩平均产粮一石三斗三升，比去年增产三斗九升，每亩超过增产计划二斗四升。（本报综合）
第2版()<br/>专栏：<br/><br/> 陕西兴平农民弓维舟<br/> 实行轮作法提高小麦产量<br/> 陕西省兴平县西弓村弓维舟互助组，采用苜蓿小麦轮种法，在一年只收一次的旱地上大大提高了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弓维舟互助组去冬种旱地小麦三十亩零三分，今夏每亩平均产量三百一十斤，超过当地一般产量百分之九十；其中有三分地，由于互助组特别加工细作和大量施肥，折合每亩产量达八百五十五斤。另外，该组能够浇水灌溉的麦田，每亩产量六百七十五斤，创造了西北区小麦丰产的新纪录。<br/> 弓维舟互助组小麦丰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采用了一种苜蓿小麦轮作法，又很注意精耕细作和施肥。苜蓿小麦轮作法是弓维舟从长期种麦经验中创造的，八年一轮，已成制度。轮作的次序是：第一年苜蓿小麦混种，当年苜蓿枝根幼小，不影响小麦生长。因此第二年不但能收麦，还能收苜蓿。第三、四两年只收苜蓿。第四年秋季将苜蓿挖掉，冬季种上小麦，连收三年麦子后，第七年秋季改种荞麦，并在荞麦地中套种油菜。油菜所需的养料较少，可使地力休歇一年。油菜和荞麦的收获也和种麦差不多。第八年秋季又种麦，第九年收麦后，秋季又和第一年一样，实行小麦苜蓿混种。苜蓿根部有大量的根瘤菌，能把空气中的游离氮（氮是重要的肥料）固定在土壤中。苜蓿遗留的枝叶腐烂后，可使土壤更加肥沃。该地每年每亩苜蓿可换小麦二百斤，经济价值很大。这种轮作法，弓维舟在解放前已摸索多年，又曾和其他农民联合试种过八年，结果每年每亩小麦产量最低也超过当地一般产量三十斤以上，证明了这种方法可普遍适用于一年只种一次小麦的旱地。解放后，他们已正式组成互助组，继续实行轮作。弓维舟互助组种麦很注意深耕细作。他们种麦前要普遍将地深耕三遍（七寸深），耙四遍，耱五遍，然后浅种（四寸深）；播种后，如下雨就耙一次，以免表土凝结，阻碍麦苗出土；地冻以前要锄一次，将土壅到麦苗根部，防止麦苗受冻。他们的麦地，每亩施基肥五大车到十大车<br/> （每车一千斤），第二年春季每亩又用化学肥料十斤或炕土粪两大车作追肥。<br/> 组织起来后，弓维舟的轮作法发挥了更大的力量。过去，他单独种麦时只能用单套犁（一个牛）犁四寸深，组织起来后用双套犁才犁到七寸深。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弓维舟的种麦法是提高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办法。（新华社）
第2版()<br/>专栏：<br/><br/> 湖南劳动模范杨天才李承贵<br/> 提出明年棉花水稻增产目标<br/> 湖南省的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杨天才和李承贵，在这次湖南省召开的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他们明年提高棉花和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目标。杨天才的目标是争取每亩棉田收籽棉一千斤，李承贵的目标是争取每亩稻子收一千五百斤。<br/> 杨天才刚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在会上传达曲耀离种棉花的经验说：“曲耀离的经验就是：选种好，下种早，肥料足，整枝好。我们照他的样做，增产没有问题。我们澧县今年的棉花，种得早的每亩收三百来斤，种得迟的就只收了一百多斤。我回去要发动大家在立夏以前种棉，带动大家粒选棉籽。”<br/> 李承贵是湖南全省水稻丰产的模范。他种田施肥多，肯下工夫，今年每亩稻收一千三百五十斤。他说：“明年多注意深耕细作和除虫，收一千五百斤没困难。”湘潭县银田乡劳动模范成命南向李承贵应战，明年也要争取每亩稻收一千五百斤。湘西苗族劳动模范龙大哥要推动全乡打一千眼水井。衡阳市郊的模范互助组长廖仁福要推动他周围的农民都组织起来。 （据新华社讯）
第2版()<br/>专栏：<br/><br/> 严惩诈骗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br/> 奸商杨锄东已在南京处死刑<br/> 奸商杨锄东等结伙诈骗国营企业巨额贷款、危害国家经济建设的案件，已由南京市人民法院在十月二十九日举行宣判大会判决。主犯杨锄东判处死刑，已在宣判大会后执行枪决；同谋犯杨效先等按罪行轻重分别判处徒刑。同时并判令该犯等共同负责缴回前所诈骗的统煤三千吨、糙米一百零八万二千二百零九斤。<br/> 主犯杨锄东是个一贯投机倒把的奸商。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杨犯主使不法商人应宏甫以“鑫达工程行”名义与山东贾汪煤矿订约，承揽订购五金器材。但到交货期满，却欠下矿方六百四十万元的器材不交。同年十月十日，杨犯本人以“大达橡胶厂”名义，与贾汪煤矿订立以一万三千五百打深统、浅统胶鞋换取统煤一万吨的合同。合同订明杨锄东交货不得迟于八十天，矿方收到胶鞋后陆续在三个月内交清统煤。矿方在杨锄东具保后，即付给统煤三千吨的价款八千四百万元作为购胶费用。杨犯领得煤款，仅以一千万元购买材料，其余款项都挪作他用，到十一月只交了几双样品。经矿方多次催促交货，杨犯仍玩弄花样，串通南京源昌漆庄经理陈候堃等人为其加保，拖延搪塞，蓄意侵吞国家财产。直到一九五零年五月杨犯被捕，始终未交一双胶鞋。<br/>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南京前贸易总公司第一分公司（现为中国粮食公司南京分公司）为平稳物价供应民食，动员公私力量采购食米。杨犯竟丧心病狂，布设更大骗局以盗窃国家财产。杨犯纠集上海、南京、芜湖等地的少数不法商人来到南京，自己藏在幕后指挥。十一月四日，杨犯派他的胞弟杨效先和妹夫林治平分别用芜湖祥泰永记米厂和永丰米厂的名义，并具五家店保，与贸易公司订约承办糙米两宗共一万石（一百五十万斤），言明九日交货。贸易公司在当天下午便将一万石米价款二亿八千六百万元全数拨给。杨犯等领得米款后，即按照事前商定的分肥办法，与介绍人、保人将四千多石米的价款私自分用，并在前南京中央饭店赁住十八个房间，天天酗酒狎妓。他同时又以五千石米款一亿四千三百万元通过保余钱庄（杨犯的保人之一）拆放暗息，牟取暴利，助长了当时的物价涨风。对于贸易公司，杨犯等则藉口“天雨船阻”，一再要求展期交货。在贸易公司坚决追索下，杨犯等仅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上旬交米三十九万八千多斤，随即潜匿上海，拒绝再与公司催货人员见面。连同后来审讯期间追交的计算在内，杨犯等共交糙米四十一万七千七百九十一斤，实欠一百零八万二千二百零九斤。<br/> 一九五零年五月，上海市人民法院接受贾汪煤矿控告，将杨犯等羁押审讯，同年七月解送南京市人民法院，与中国粮食公司南京分公司（即南京前贸易总公司第一分公司）的控告并案审理。南京市人民法院同年十二月判决主犯杨锄东死刑，共谋犯杨效先等分别判处十年以下、六个月以上徒刑。并判令各犯共同负责缴回从国营企业骗去的款项，杨犯等不服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驳回杨犯等的上诉，维持南京市人民法院原判，并令立即执行。<br/> （据新华社讯）
第2版()<br/>专栏：<br/><br/> 继续发展水利战胜华北旱灾<br/> 刘宗耀<br/> 发展农田水利，是战胜旱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最有效的办法。<br/> 华北春季亢旱，雨量多集中在七、八月间，常常先旱后涝，对农业生产的威胁很大。华北区每年平均雨量约为四○○至六○○公厘，因为落雨的时间太集中，不及时，远不能满足农田的需要。所以在华北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十年九旱”。华北区前年的旱灾较严重，今年若干地区又患旱灾，而以察哈尔、绥远两省为最重。<br/> 两年以来，华北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和旱灾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华北五省新凿水井九万眼，添置水车十四万辆，修建大型渠道三○处，小型渠道四千处，这对战胜旱灾，提高产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成绩还只是初步的，全华北的灌溉面积，现在还不到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因此，华北人民还摆脱不开旱灾的威胁。为了战胜旱灾，还需要做很多工作。<br/> 华北区灌溉的水源有两种，一种是地面水，主要是河流；一种是地下水——水井。华北的河流，因为受气候和地势的影响，平均流量与洪水流量相差很远，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蓄水工程，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华北五省，除绥远可以利用天然河流灌溉该省大部农田以外，其余各省，单靠河流的水量，解决不了灌溉问题。因此，水井在华北成了主要的水源。例如河北，百分之八十的水田是用井水灌溉的。平原省大部水井的出水量，赶不上水车的汲取量，必须在井底钻孔安置竹管，引取下层水泉（以下简称下泉，一般下泉在井底以下一、二十丈），才可得到足用的水量。两年以来，井水灌溉在平原省发展得很快。察哈尔省接受了今年旱灾的教训，亦准备大力开展打井运动。因此，发展水井灌溉，是解决华北干旱的主要方法。当然在有渠道灌溉条件的地方，也应该尽可能地发展渠道灌溉。<br/> 一、如何发展水井水车？<br/> 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是发展水井水车灌溉的首要工作。<br/> 在没有灌溉习惯的地区，群众还不知道浇地增产的好处，多不肯投资打井。在这些地区，应该用典型示范的办法，首先合理地运用旧井，组织积极分子安置水车。并用算账办法，使群众了解变旱地为水地，对提高产量所起的作用，给打井运动准备思想基础。<br/> 在有灌溉习惯的地区，群众对浇地增产已有认识。但因土地分散，一户打井不合算，或因资力小打不起，所以有些农民宁可种旱地。河北、平原两省发动地邻互助打井，伙买水车，已有很多成绩和经验。大名县组织打井互助社以解决资金问题，组织打井互助会以解决地邻伙打伙浇问题，都是推动合伙打井买水车的好办法。规定井水出卖价格，亦可促进水车水井的发展。发动群众制订使水公约，扩大已有水井的灌溉面积，使每眼井能浇地三十至五十亩，也是很好的办法。<br/> 有些群众在打井时，顾虑有流沙、水质坏或水量少，或顾虑技工的技术不良，不肯轻易尝试。平原省有几个专区，曾经开办打井下泉训练班，成绩很好。该省若干地方人民政府，聘请成绩特优的打井技师，经常到各处巡回工作，推广优良技术，起了很大作用。平原省汤阴县利用打井贷款，由银行、打井户、烧窑户几方面订立合同，烧窑户用款，打井户偿还，办法很好。水车的生产要早计划，早准备，不但要作全年计划，而且要作逐月的采购和生产计划。去年河北省若干私营水车工厂，因无工作被迫停工，就是计划不周的结果。<br/> 二、如何发展渠道灌溉？<br/> 旧的被封建势力所把持的渠道管理机构，在华北基本上已被摧毁。有些地区已经成立了以河系为单位的统一机构。要想把渠道管理好，第一要发扬民主，第二要健全机构。各地的组织形式虽不同，但已向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在渠道管理机构中，应有足够的干部，负责征收水费和保养修建等工作，并掌握水量的分配。增加工作干部，当然增加了开支，但与扩大灌溉面积的收益比较起来，这种开支是很小的。旧灌溉区的群众，已养成浪费用水的习惯，一旦加以限制，很容易引起反感，需要进行长期的节省用水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使他们认识到多浇水不但不能增产，反会减少产量，损坏土地质量。<br/> 为达到控制和有计划地分配水量的目的，必须：一、设立能够操纵水量的建筑物；二、掌握确实的灌溉面积；三、掌握作物的需水时间和需水量。建筑物必须是永久性的，在支渠口修建分水闸，在斗渠口修建斗门，必要时配置铁锁。平原省广济渠的灌溉面积，一九四九年只九万五千亩，经改善后，一九五○年已增至二十四万亩。可见旧渠道的工程及管理的改进工作是很重要的。农作物的需水时间和需水量因地而异，经过试验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来。河北、平原两省每秒立方公尺的水平均只浇地约一万亩，这无疑有很大的浪费，如果加以合理的控制，在棉麦地区，扩大到三万亩是不成问题的。<br/> 中小型渠道修建较易，目前应尽可能的发展这种渠道。动员山区群众作小型塘坝，挖蓄水池，一方面可以截洪拦沙，另一方面还可以蓄水浇地。华北的水源不足，河流中涓滴之水全是珍贵的，所以应多作蓄水库。各大河系的工程规划，现在即应开始。<br/> 在华北区除发展水利预防旱灾外，还必须依靠各种防旱抗旱的耕作方法，及时发动群众耕、锄、耙、耢以保持土中的水分。河北省杨秀峰主席、平原省罗玉川副主席，今春曾率领大批干部下乡，动员群众抗旱植棉，不但完成而且超过了原计划的植棉面积，成绩很大。养成广大群众防旱抗旱的耕作习惯，是很重要的。
第2版()<br/>专栏：读者来信<br/><br/> 北京市市民和各机关单位应严重注意冬季防火问题<br/> 编辑同志：目前冬季已到，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市民都要生炉火，再加上天气干燥，最容易发生火灾。因此，我们认为，首都各单位和广大市民、特别是正在修建房屋的施工地点更应提高警惕，随时检查防火设备，防止火灾。<br/> 首都自七月份以来，已连续发生火警一一五起。其中有五起成灾，共烧死两人，烧伤二十三人，财产的损失在七十二万斤小米以上。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情况。<br/> 这些火警和火灾，大多数是因烟筒、炉灶滋火，电线走电，以及吸烟不慎和小孩玩火等酿成。有些机关单位平日对防火注意不够，思想麻痹，甚至不接受公安局消防队防火的建议，所以发生了火灾。如复兴门外某修建办事处第十二工区施工地点本月九日发生火灾，烧毁大工棚两座和存放其中的全部建筑器材。在这次火灾发生前，北京市公安局消防队曾两次到该施工地点进行防火检查，提出许多防火建议。后来市公安局又曾致函某修建办事处，促请注意该施工地点的防火问题。但是这些均未引起该施工地点的负责人和其上级的重视。终因电灯工人修理电灯不慎而酿成火灾。再如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领导的第九区南纬路新新人记木器行在本月九日发生火灾以前，市公安局消防队曾先后七次向该行提出防火的具体建议，但因该行领导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除设置了一些消防器材以外，并未全部采纳消防队的建议，终于发生了火灾。除财产损失约值二千七百万元以外，还烧死了李书明和张福有两个工人。我们认为像这种平日不注意防火问题，又不采纳消防队的建议，严重忽视工人生命安全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作出深刻检讨在报上公布。大家应接受这些沉痛的教训，迅速注意防火问题，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北京市公安局宣传科<br/> 编者按：北京市公安局宣传科的这封来信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任何麻痹大意，都会造成巨大损失。在冬季到来的时候，所有机关团体和市民都必须小心烟火，克服麻痹思想，以免再使国家、人民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二、在机关团体中，某些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造成火灾的主要原因。这封信里所举的某修建办事处第十二工区施工地点的火灾，和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领导的第九区南纬路新新人记木器行的火灾，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对于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决地予以检查和纠正。
第2版()<br/>专栏：读者来信<br/><br/> 向压制批评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br/> 编者按：自本报发表“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br/> 宋瑛等严重压制群众批评应受处分”的文章和<br/> 简评后，中共武汉市委已令宋瑛等进行检讨；<br/> 并决定给予处分。但据我们了解，宋瑛的检讨<br/> 极不深刻，现正重新进行检讨。本报读者现仍<br/> 不断来信表示意见，现将一部分读者来信摘要<br/> 发表如下。<br/> 武汉市包庇宋瑛错误的党组织应作深刻检讨<br/> 宋瑛敢于压制群众的批评，除了宋瑛本人存在着骄傲居功的思想外，武汉市卫生局中共总支委员会、武汉市政府党组不执行上级党的指示，包庇宋瑛的错误，也助长了宋瑛的错误，这些党组织同样需要作深刻的检讨。 张采凡 梁玉麟<br/> 对党员错误的严正批评，保证了共产党永远前进<br/> 人民日报对宋瑛错误的分析、批评，大大教育了我。这件事使我知道，个别作风不正派的共产党员，一定会受到应得的批评和处分。这是保证共产党永远前进的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这样的政党来领导，一定能稳步地走上繁荣、富强的坦途。<br/> 王秉贤<br/> 武汉市卫生局党支部某些负责同志和宋瑛一样有压制批评的作风<br/> 我们青年团武汉市卫生局支部表示衷心拥护你们对宋瑛等的错误的批判。卫生局许多负责同志与宋瑛一样地存在着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作风。去年整风运动中，有些群众对领导上提了很多书面意见，秘书主任、中共总支书记张洁就说：“这是什么东西！”就把群众的意见书扔了。四月十九日大刚报转来一读者意见，建议卫生局应把门顶上的国民党党徽凿掉。卫生局秘书、中共支部委员姜冰竟置之不理。另外卫生局党支部对青年团也不是采取爱护教育的态度，而是有意无意地给予打击。如姜冰常说“青年团不如群众”。但又不对青年团进行教育、帮助。张洁、姜冰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宋瑛的错误一样，绝不是偶然的，平时他们几个领导人，根本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这种恶劣的作风一天天在发展。张洁、姜冰亦必须深刻检讨。<br/> 青年团武汉市卫生局支部 张春桥 谢 铭<br/> 叶彦如 周韵梅 张笃信 蒋一云 吴鸿来<br/> 武汉市有些干部仍对压制批评的错误抱自由主义态度<br/> 自从人民日报批判宋瑛等压制群众批评的恶劣作风后，在中南的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大多数同志积极支持下，武汉市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展开。但也有些同志，仍站在批评圈之外，甚至有些较负责的干部还在那里叫喊：“批评过火了！”或者说：“过去党员犯了错误，都是在党内批评和处理，现在不同了，这是‘新转变’。”这些充分说明了他们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认识不足。也还有些人在看到报上的批评后，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由主义态度，这也是错误的。这些思想都是阻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再好好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斯大林、毛泽东同志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著，好好体会，端正自己的态度；有类似宋瑛等错误的人，应大胆地正视错误，批判错误。 王世勋
第2版()<br/>专栏：读者来信<br/><br/> 山西平顺县北耽车村合作社<br/> 组织社员用棉花顶缴公粮<br/> 编辑同志：平顺县北耽车村合作社，组织社员群众用棉花顶缴公粮，节省了社员的开支和时间，受到社员群众的拥护。开始时群众都不愿用棉花缴公粮，该村合作社干部针对这一思想情况，用算账的办法对社员进行教育。他们对社员指出，如从本村出发往长治专区送公粮，要走一百二十里路，每头牲口驮上二百多斤，往返就得五天，人和牲口的需用，每天按十三斤米计算，五天就要花费六十五斤米。并且还要耽误秋耕。采用以棉花缴公粮的办法，不仅可以节省时间和开支，同时还供应了国家的纺织工业原料。经教育后，棉农觉悟提高。劳动模范段毛孩说：“政府处处都替咱打算，今春县社帮助咱解决优良棉种及肥料问题，使咱棉花增产，现在又给咱省钱省工，以棉代缴公粮。”在他的带动下，全村棉农都愿用棉花顶缴公粮。该村今年应缴公粮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五斤，兑成棉花为三千一百七十四斤。现全村社员已与合作社订好以棉花缴公粮合同，规定于十一月十五日前完成一半，至十二月十日全部缴齐。 <br/> 冯进祥 张腊旺
第2版()<br/>专栏：读者来信<br/><br/> 对于经典著作应加注释<br/> 编辑同志：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著的“论党工作底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一书，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认真学习的。但我认为该社今后在出版这类经典著作时，应对其中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的事件、人物等，加以必要的注释。这样，就使读者对该书内容能更好的体会。<br/> 关于经典著作的注释工作，我们是有着不少榜样可以学习的。如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列宁文选”、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工作，就是很好的范例。<br/> 革命军人 唐动
第2版()<br/>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br/><br/> 新华书店总店对于发行工作中的错误的检讨<br/> 编辑同志：十月七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登载的李正冠、杨德田、王兴仁三同志对我处订阅发行工作的批评和建议都是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有些工作同志，在思想上还没有真正把书刊发行工作看做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其次是由于我们的工作还缺乏严密完整的制度，出了错误，也不能马上找出毛病。如“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发重三期，根据现有贴头检查，并未发现错误，但事实上却因延期补发造成了重复。又如“新观察”的贴头上写着二卷十二期，包装时却错发了二卷十期。这严重地说明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我们对读者所提的意见没有虚心接受，如对王兴仁同志的复信，单纯强调客观条件，没有从主观上去设法克服。我们的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不但影响了读者学习，并充分地表现了我们对“读者意见是改善我们发行工作的有力武器”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br/> 我们决定的今后改进办法是：（一）彻底纠正忽视政治的倾向；（二）贯彻改进工作方案的执行，将剪贴工作划归栈务科，使工作专业，职责明确；（三）根据六月改进方案进行一次复查；（四）每月至少向邮局了解寄递情况两次，以共商改进。总之我们一定要把错误消灭。 <br/> 新华书店总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