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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克服官僚主义，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抚顺市委会
抚顺市国营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发展得很不平衡。除了胜利矿西井等七个单位外，多数厂矿尚未使增产节约形成群众性的运动。绝大多数厂矿把任务数字分配到车间或班、组以后，就很少再去过问了。有些厂矿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材料的发放与处理呆滞材料上，有的已“完成任务”或将要“完成任务”而工人还不知道。有的工厂仍旧采取摊派的方式分配任务。其中最典型的是露天矿深部车间的增产节约计划，该计划确定：从节约材料费中完成百分之四十，从人工费中节省百分之四十，从管理费中节约百分之二十。结果八月份没有完成，反而浪费了一百四十吨粮食。九月份他们又向工人布置：每人每天要增产节约二十二斤四两粮食。弄得工人莫名其妙，到处拣废铁废料，以致影响了生产。还有些单位虽然注意了发挥生产潜力，但是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只坐在办公室里，找个技术人员关起门来查看记录，“找潜力”。他们在做出计划以后，就用命令公布，让工人照办，这自然行不通。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基本原因在那里呢？
是否因为某些厂矿干部强些，因而增产节约运动就开展得较好，而其余多数厂矿干部能力弱些，因而运动开展较差呢？不是。几个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单位，除发电厂之外，都是较小的厂矿，一般说，这些厂矿的干部能力要比某些大厂矿的弱些。
是否因为增产节约运动没有明确的方针以及具体办法呢？也不是。九月初市委曾召开了干部会，在会上把增产节约的方针和具体办法问题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
市委认为：基本原因在于领导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浮在上层，放弃领导，这不但是增产节约运动不能很好开展的基本原因，也是阻碍各种工作提高的关键。目前有些企业部门的领导方式已形成一套八股：任务布置下来以后，就召开一个全厂的或全车间的工人大会，行政领导同志照样把上级给的任务宣读一遍，或者把数字简单地分配一下，就以为是尽了领导的责任。缺乏切实的动员工作、组织工作和检查工作。在这种领导作风影响下，技术人员也不深入车间和工人一起研究怎样发挥潜力，解决具体问题。如胜利矿保安检查中的问题，工人可以解决的已大部解决；而提交矿上技术人员解决的至今原封未动。工人提出大批合理化建议，无人研究；正确的不实行，不合理的不答复。因此，这次发动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时，工人首先问：“提了意见是不是处理？”
中共抚顺市委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及作好其他一切工作，决定采取下列措施：第一，用一切力量克服企业的党、行政、工会、青年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一方面使所有干部在思想上认识反官僚主义的重大意义；一方面要作出组织决定，责成企业党委必须执行。为此，必须作到下面两条：一、党与群众团体的干部必须深入群众，进行切实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二、行政干部，特别是技术人员，必须深入车间及时处理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协同工人研究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第二，用先进企业的经验教育干部，及时地批判运动中的各种偏向，把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第三，中共抚顺市委主要干部分工抓住主要厂矿，对他们的工作要切实地检查、督促并予以具体帮助。
（原载十月三十日东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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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级机关报告员在国庆节的活动和收获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遵照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山西省级各机关的三百四十五名报告员，在国庆节前后，分别到阳曲、徐沟、太谷、晋源（现太原市第六区）等地作了报告。在各地报告会上，共到听众四万多人，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
山西省级机关报告员在这次作报告时，有意识地试验了固定报告地区的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党委会的报告员到晋源作报告时，就试用了这个办法。试验结果，证明有以下好处：加强了报告员的责任心，报告前，报告员就去了解自己作报告的地区的工作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以便使自己的报告完全符合当地群众的要求。同时也督促报告员考虑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宣传，才能更适合自己作报告的地区的群众的习惯，收到更大的宣传效果。山西省人民政府党委会的报告员，这次创造了座谈会的形式。这种形式受到群众的欢迎，大家说：“这比开大会解决问题。”报告员在向人民群众作报告后，要注意到搜集群众对报告的反应，以改进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报告员作过报告后，即给支部布置宣传工作，使自己所报告的内容，贯彻到农民群众中去。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报告员均作了负责的解决。因此群众满意地说：“人熟了，啥话也敢放心说了。”村干部也很高兴，认为这种办法能推动村里的工作。
在这次到各地作报告时，报告员曾利用各种机会和组织一切力量进行了宣传。山西省人民政府党委会报告员去阳曲时，途中就抽了十四个人在列车上作了宣传。到村子后，有不少报告员小组又召开村宣传员会议，先给他们讲解报告要点，动员他们配合宣传。另外还注意了和下乡的区干部协同做宣传。并举办了一些小型图片展览。
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办法，这次报告收获很大。群众在听了关于新中国成立两年以来的伟大成就的报告以后，更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可爱，因而增强了抗美援朝和建设祖国的信心。在听了关于“兰村事件”（特务杀害群众四十九人的事件）的报告以后，群众认识到不能麻痹，要警惕特务分子的破坏和暗杀。大家说：“江山不是容易得来的，有了毛主席的领导，光景才一天天的好过起来；谁要再来破坏我们的好时光，我们就不能答应他！”报告员在阳曲大泉沟作报告时，当场就有五个青年要报名参加志愿军。许多村子的群众在听了报告后，重订了爱国公约。
经过报告，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工作积极提出意见。其中主要的有：群众要求政府多发些贷款；要求政府协助兴修水利；要求政府帮助多购买些新式农具和肥料，加强农业技术的指导工作；要求政府对某些已捕获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处理，对漏网逃跑的反革命分子迅速缉拿归案等。对某些干部的贪污渎职等非法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政府处理。上述的意见，已由报告员转交有关方面处理。
（原载十月二十八日山西日报，编者略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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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医师 邓家栋
自从教师学习运动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展开以来，中国协和医学院的教师们也热烈地进行了学习。一般都认识到应该联系自己，结合实际，才能得到思想改造的效果。在协和，值得我们检讨的实际问题是很多的。协和的需要改革和协和教师们的需要改造，比之其他学校的教师们，应有过而无不及，因为协和在过去无疑地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而许多教师们又都曾经是这文化侵略的工具。自从全国大陆解放以来，尤以自协和投归人民的怀抱以来，教师们一般地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进步得太慢了！太不够了！许多实际问题，我们似乎还不敢正视，更谈不到检讨。我认为这种局面必须突破，然后我们的学习才能前进一步。自我批评，谈何容易！但这一武器我们必须学习掌握。我是协和的毕业生，又在本校工作多年，因为学习得不够，现在就要来批评协和的各方面，当然不可能很透彻的。但至少我愿意先提出一些问题来为我们的思想斗争作一个开端。
过去的协和是特殊的。它是美国大资本家拿他剥
削所得的九牛一毛来设立的。若不是因为它的建筑
是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它所收容的病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我们的同胞，它尽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美
国机构。它的建筑特殊，制度特殊，教育特殊，风气特殊，……一切都是特殊。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至少五年以上的薰陶之后，自以为特殊，也确实是特殊。当他们在各教会大学辛辛苦苦读完医学预科而考上了协和之时，私自庆幸与内心羡慕之余，往往就以为协和是“伟大”的因而看不见祖国的伟大。这不过是第一课。此后五载暖窗（不是寒窗）换取一张美帝国主义商标的博士文凭，于是无往而不特殊：自命有特殊的学问，抱特殊的眼光，愿做特殊的事业而为特殊的人物。
被协和的人们认为可以骄傲的第一个特殊之点就是它的“标准”。因为骄傲，故死守而不肯改。这个特殊标准的内容是什么？首先谈一谈它的教育和行政制度。当初订定这些制度的人们是曾深思熟虑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所根据的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需要，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环境条件，更不是中国的政策法令。这制度有没有优点呢？有的。在美国人的立场，拿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优点多得很！它代表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以及奴化的殖民地政策，充满了毒素。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所要求的。在这种制度之下，种族的歧视，劳动的剥削，经济的压迫，以至于人与人间的明争暗斗、虚伪奸诈，是经常滋育着的。设立协和的人们想拿这样的标准制度来夸耀于中国人民之前，并进一步要在我们的国土上推广，这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辣阴谋。
其次，看它的课程。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大学院注册立案的，所以它的课程一定得合乎纽约的标准。任何更改必须得到批准，否则不仅博士文凭要成问题，毕业生不够“标准”将如何得了！因为合乎标准，所以毕业生能直入美国的医学研究院。凭这个“国际标准”，他们在国内可以“目无余子”而以特殊人物自居。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在卫生行政或医学教育机关之中得到重要的位置。这些毕业生可以把美国的学问连同美国的思想与作风任情地在我们国土上传布。他们是亲美崇美思想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义务推销员。他们在技术知识方面的贡献有多少？而这些文化毒害的罪恶又多少？协和的人们！我们不该在自己的脸上贴金了。现在该是大胆地承认罪过的时候了。
与课程标准同样被认为可以“骄傲”的是研究工作。协和的研究工作有成绩吗？有的。他们的研究报告大多数是在外国（特别是美国）发表的，一部分是在国内发表的（用英文的多！）。这些研究报告竟能与外国的相抗衡，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但是，这些研究解决了多少有关于我国人民健康卫生的问题呢？这问题曾否被考虑过呢？他们强调兴趣与自由。越是偏僻的牛角尖式的问题，越常被认为有研究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口胃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主要作用是使研究者的身价提高了。有几篇研究报告是确确实实帮助提高了我国医药科学的水平的？有几篇曾帮助增进了我国广大人民的幸福的？少得很！
最后，谈一谈协和的学风。以往协和的学生是以用功读书紧张工作出名的。这是不是好的学风呢？表面看来是很好。但是，要追究一下我们的动机。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假如我说，大多数为的是自己可以往上爬，成专家，派出洋，将来可以居于特殊阶级的地位，不见得过于冤枉吧？是的，我们当中曾有些人自始立志献身于医学教育及医学研究。这些人是不是也在个人的事业上着想得多些，而在服务的对象上着想得少呢？在我们的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考虑的是不是仍然以个人的名与利为主要问题？同学们用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从领导者耳濡目染到的是美国个人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导者经常鼓励学生们闭户用功，各奔前程。因而同学们就多成为典型的旧社会眼光中的好学生，超社会，超政治，甚至于超国家。我校三十年来培养了六十一个毕业生，其中有五十四人到现在仍眷恋着帝国主义的“文明”而逍遥在敌人的国土上；最近有一个毕业生藉口出国深造，竟偕妻挈子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这是值得骄傲的吗？
今天，协和的行政领导同志必须及早放下这个包袱，改革领导工作。但到今天为止，协和还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领导方面从来没有好好地作一个通盘的计划，更没有认真地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为广大人民的许多迫切的医药健康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组织疗法至今还没有引起教授们的重视，负责行政领导工作的同志竟不知道谁在负责做组织疗法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会议时随便派几个人去应差。
以上所提到的不过许多实际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在今天，我认为协和的教师们应当在学习中联系着这些和其他问题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思想。两年前在教授餐叙会中我自己就曾强调维持协和的课程标准，保持协和的特殊教育制度。解放前我也曾自以为颇有医学“道德”而暗自骄傲。两年余后的今日，我不敢再陶醉于既往，我清楚地认识到我需要大大的改造。我要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深刻地批判我自己的思想，更愿与协和所有的教师们进一步来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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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南昌市公营剧院违反戏曲改革政策
南昌市江西省总工会经营的江西工人剧院和江西军区的胜利剧团，藉口排演新戏不卖座，到各地争聘名角，演出“大劈棺”、“钟馗”、“四郎探母”等戏，并抬高票价。江西省总工会索性将江西工人剧院的“工人”二字取消，大演旧戏。并且用“场面伟大，布景惊奇，情丝绵绵，香艳温软”；“乌龟满台大搬家，真火漫烧金山寺”、“斗大乌龟、特大老鼠”及“小姨多情”等下流词句广事宣传。长江日报曾于五月六日针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但他们竟置之不理。该报又于九月二十六日批评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方针。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十月十八日在江西日报上作了检讨，认为公营剧院不能很好地进行戏曲改革工作，是与经营剧院的干部思想密切关联的。由于剧院负责同志对戏曲的宣传目的认识不足，对戏曲改革工作缺乏信心，单纯地从营业盈亏出发；而领导机关对这些错误采取了迁就、姑息的态度，这就造成了以上错误。江西日报并于同日发表短评。
公营江西剧院及胜利剧团从单纯经济观点出发演出迷信色情的剧目，已在观众中造成很坏的效果，经长江日报批评后竟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以及当地主管机关及江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对此种严重现象竟熟视无睹，没有在长江日报批评后采取积极的态度，迅速纠正该剧院及剧团的错误方针，这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麻痹现象，必须彻底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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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举办的“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展览会”于十五日闭幕。这次展览会自十月二日起在故宫文华殿开幕以来，至本月十二日止，参观者已达三万八千六百多人。这个以实物与图片相结合的展览会，通过具体的形象，在继续发展和深入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上，在号召大家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完成和继续扩大捐献武器运动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展览会，是在国际友人云集首都的国庆节期间举行的，国际友人前往参观的有二十余起。澳洲的马休思先生在参观后写道：“一个清楚、有条理的展览会，充满了事实的力量。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朝鲜的战争，和中国志愿军对朝鲜人民的援助。我们一定要尽力把和平带到朝鲜及全世界。”
▲绥远省伊克昭盟郡王旗人民政府卫生科建立喇嘛医社，团结、改造喇嘛医生，使全旗疫病防治工作顺利展开。
现在郡王旗的六个区，每区都建立了一所喇嘛医社。全旗已有四十多个喇嘛医生参加医社工作，并有三十多个青年喇嘛要求进医社学习。这些医社的喇嘛医生，在旗人民政府卫生科的领导下，今年春天为全旗四万多蒙、汉族人民中的三万一千多人接种了牛痘，扑灭了多年来蔓延旗内的天花。夏天，他们又扑灭了旗内流行的疥疮和疟疾，治好全旗脓疥患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治好疟疾患者仅红庆庙、昌汗召、宫义召三地就有六百四十三人。
各喇嘛医社建立后，旗人民政府卫生科曾派专人对参加医社的喇嘛医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解民族政策，并在业务上认真帮助他们，教他们打防疫针、接种牛痘、治疟疾、治脓疥等。有些喇嘛医生还学会静脉注射，开始用“六○六”替群众治疗梅毒。目前各喇嘛医社正在进行赤痢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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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戏曲改革中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
何其芳
杨绍萱同志所写的有关戏曲改革的论文和剧本，其中有许多都包含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次，他的“新天河配”受到批评，他不检讨自己，反而狂妄地要求发表这种批评的人民日报“彻底检讨”，并写文章来为自己的不好倾向辩护。这是极不应有的错误态度。他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上说：“我认为艾青这篇文章是一种错误思想的透露，不是单纯一篇文章问题，也不是为了什么个把剧本的问题。”“在本质上则是违反了戏曲文艺政策。”这些话刚好可以用来批评他自己。从杨绍萱同志的论文和剧本可以看出，他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浓厚的主观主义，表现在创作方法上则成为公式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公式主义使他写出某些带有反历史主义色彩的剧本，并且严重到公然赞扬许多鼓吹封建奴隶道德的旧戏。这都是和今年五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直接相违反的。
在创作方法上，杨绍萱同志首先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不是用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历史和传说，从它们里面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意义来，而是用他脑子里面的几个为数甚少的概念来简单地以至牵强附会地解释它们。依靠这种从概念出发的方法绝不可能写出有深刻的思想性的作品，而且必然会招致艺术性也贫弱的结果。所以杨绍萱同志的许多剧本又有另外一个特点，它们常常是写得相当枯燥的，缺少很有个性的人物，缺少丰富的生动的生活内容，而只是他的一些概念的说明。
旧戏里面有一个写卢俊义故事的“大名府”。杨绍萱同志把它改编了，号称“新大名府”。到底有什么“新”的地方呢？“新”的地方就在于他生硬地把“民族战争”这一概念加在这个故事上。他说，“水浒传中所写大名府的故事，本来有着金宋两个民族战争的关系，而旧本却一字不曾提到。”〔一〕其实“水浒传”上不过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到了杨绍萱同志的笔下，曾头市却成为已“被金兵占据”，曾长者成为“降顺金邦”的“曾长官”，史文恭和卢俊义也被称为“二位将军”，史文恭代表金人来和大名府商量“联合夹击梁山”，并劝卢俊义到曾头市去，而卢俊义却被写为一个富有民族思想的“贤明士绅”。然而无论根据历史，还是根据传说，梁山泊所进行的农民战争并没有反抗金人的民族战争的性质。在宋徽宗宣和三年，梁山泊的起义就失败了，而金人入寇却在宣和七年。这个戏还有一点“新”的地方，就是把卢俊义的妻子和他的总管家的通奸写为“不是一个淫荡行为，而只是一种浪漫主义”，并且后来这个宋代的地主婆姨居然“悔悟到自己浪漫享乐的错误”，改变得和卢俊义的夫妻关系“建立在正义原则之上”。这也改得反而不如原来的故事合理。但是，加上了这样一些并不高明的臆造，杨绍萱同志就自己鼓吹“新大名府”是“改革旧剧的一个实际范例”，而旧本“大名府”却是“封建主义的内容”，“应完全停演”〔二〕。
杨绍萱同志还改编有一本写刘知远故事的“新白兔记”，也是给原来的故事加上了“民族战争”的内容。刘知远的时代是有契丹入侵，人民起而反抗的事实的。但这个戏也有问题。它把刘知远写得好像是一个民族英雄，或者用杨绍萱同志自己的话说，他“确系民族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三〕。在过去的传说里面，刘知远不过是一个无赖〔四〕。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家所写的“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都说石敬塘勾结契丹的密计，刘知远是和桑维翰一样，完全赞成的。“资治通鉴”上才记载了他不赞成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但他的话是这样：“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这也只是在勾结契丹的具体方法上他们有些争论，至于勾结契丹并向之称臣，两人却并无什么分歧。石敬塘死后，契丹入寇，打下了晋的都城开封，刘知远还上表称贺。耶律德光赐诏褒美，和对石敬塘一样称他为儿。契丹蹂躏人民时，刘知远并没有打契丹，却在太原保存实力。等到人民群起反抗，契丹退走以后，他才带兵进入开封。他到开封后，对契丹委任的文官武官一律承认，不加变更，并把告他们的状子都烧了。对这样一个人物，连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家向来都是有贬词的。“旧五代史”的作者薛居正说他“昔莅戎藩，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说他“幸祸以为利”。“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说他“不仁”、“不信”。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说“确系民族战争中的重要人物”！
为什么共产党员作者的杨绍萱同志，竟会对这样一个连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家也不满意的封建统治者盲目歌颂呢？这就是他头脑里面的主观主义在作怪。他硬要把“大名府”和“白兔记”的故事加上民族战争的内容，硬要把卢俊义和刘知远写成富有民族思想，于是他看五代史材料或“水浒传”的时候，凡是可以供他夸大附会的地方他就特别注意，而不利于他的主观想法的地方他就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抹杀。他不知道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的民族战争，但绝不是任何时候都有民族战争；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民族英雄，但刘知远绝不是这样的人。“民族战争”，这就是杨绍萱同志最喜欢到处应用的概念之一。他和其他同志集体创作过一个“逼上梁山”。这个戏把创造历史的人民表现为舞台上的主角，这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曾因此给以很大的鼓励，说它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但这个戏的演出的成功却成了杨绍萱同志的包袱。因此，必须指出，虽然整个地说来，这个戏是好的，而且由于经过了其他同志的修改，现在出版的“逼上梁山”已比杨绍萱同志的原稿缺点少，但在这个戏里面也还是可以找到比较勉强的地方。把高俅写成主张联合金人，林冲写成主张反抗金人，以至在禁军里面也要操演“农民战术”——穿沟战法，这也是他的“民族战争”概念的应用。把禁军这种封建皇帝最可靠的武装写得那样好，不但富有民族思想，而且很同情穷苦人民，也不大恰当。杨绍萱同志在“论旧剧革命中的旧‘野猪林’与‘逼上梁山’”〔五〕中说，“逼上梁山”这个戏“基本上是写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的问题，它终是写了工农兵为骨干的革命理论”。他不满意别的同志修改时“把原稿工农兵的成份削弱了”。他好像竟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工农兵，其中的兵只能是革命的军队，而不是任何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杨绍萱同志的许多剧本和论文就是用“民族战争”、“阶级斗争”、“历史性”、“阶级性”、“群众性”等这样一些概念组织起来的，有些时候简直成了概念游戏〔六〕。在“论水浒传与水浒戏”中，他对于“水浒传”所写的“阶级斗争”是这样讲的：他认为一般人说“水浒传”是写官逼民反，那是“浅白之见”；据他的独特之见，“水浒传所写的阶级斗争是‘庄客’运动和‘庄主’动摇”。他的证据就是把水浒传上有“庄客”二字的地方抄上许多：“庄客出来”，“庄客答道”，“叫庄客安排饭来”，“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菜蔬”，“坐着四五个庄客，都在那里乘凉”，“只见庄客托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一壶酒”，“晁盖叫庄客四下里只顾放火”，
“宋江宋清却分咐大小庄客，早晚殷勤服侍太公”〔七〕……这叫什么样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呵！恐怕连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方法都说不上吧！
杨绍萱同志的主观主义不仅发展到可笑的程度，而且严重到不止在一篇论文里热烈地赞扬许多鼓吹封建奴隶道德的旧戏。他在“开展戏曲文艺评论”中说，“中国戏曲里最突出的是写奴隶写得好，战蒲关的刘忠、春秋笔的张恩、走雪山的曹福、九莲灯的富奴、以至一捧雪的莫成等等，都是在支持正义斗争上，牺牲了自己，这不宜简单看做‘奴隶道德’，而应看做是反映了奴隶阶级在中国历史上的支柱，正义斗争的支柱。一捧雪里也存在了这样一个因素，就是以莫成为代表的奴隶阶级抱着一个希望，就是牺牲自己以求解放奴隶的后代儿孙，大体上剧作家也都向这个方向做的，以至成为戏曲史上的代表作。”〔八〕在“新文化运动与戏剧革命”中，他把这样的意思又讲了一遍。除了以上那些人，他还举出了“双官诰”的薛宝。他说，“无论原剧作者观点上有何偏差，而旧剧舞台上反映着奴隶阶级是社会的基本支柱，那是很明显的。”〔九〕这些奴隶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义仆”。“战蒲关”的刘忠，是自刎而死，让主人把他的尸首烹来给围城中的军民吃，以便“买服人心”〔十〕。“春秋笔”的张恩，是失落了主人的儿子，主母放他逃走，后来他为了“报恩”，代主人受死刑〔一一〕。在秦腔剧本“杀驿”里面，张恩叫吴承恩。他在代替主人死以前这样说：
想当年白马脱缰救主，黄犬钻草报恩，畜牲
尚知报主之恩，何况我吴承恩是个人乎？
我想为人在世，不怕早死，但怕死后无名，
我吴承恩今日一死，我是替主死的，我也死的
该，我也死的值，我死的该！“走雪山”的曹福，在主人主母都被奸臣害死后，救出主人的女儿一起逃难。路过广华山时遇到一场大雪，曹福把衣服脱给主人的女儿穿，因而冻死。京戏脚本写他冻死前还大笑三声，因为王母娘娘带领八仙来迎接他升天，并封他为南天门都土地〔一二〕。“九莲灯”的富奴，为了救主人，死也不怕，闯入“阴界”去求那“能解难度厄”的九莲灯〔一三〕。“一捧雪”的莫成也是代替主人受死刑。他的主人莫怀古不愿把一只叫做一捧雪的玉杯送给严世藩，弃官逃走。严世蕃派人追赶，捉住莫怀古以后要就地正法。这时莫成自动要求替死。京戏脚本写他也是企图“落个万古流芳”，并自比为犬。等到莫怀古接受了他的这种要求后，他又可怜地说：
小人有一子，名唤文禄，在钱塘服侍大相
公。大相公性情不好，开口就骂，举拳就打。
可怜我那文禄孩儿，他三岁亡母。小人今日替
老爷一死，算算刚刚七岁，可算七岁亡父。望
求老爷另眼看待我那文禄孩儿。小人纵死九
泉，也是感恩非浅。这大概就是杨绍萱同志所说的“求解放奴隶的后代儿孙”的希望（但是，这算什么“解放”呵）。莫成死以前也是大笑三声，因为他认为“一世为奴，今日替我老爷一死，乃是一桩喜事”〔一四〕。“双官诰”的薛宝，是在讹传主人病死以后，帮助主人的第二个小老婆守节教子，后来主人回家他和那个小老婆都受到皇帝的封诰〔一五〕。像这样一些封建地主阶级捏造出来的以犬马自居，甘心替地主阶级服务到死的人，杨绍萱同志居然说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的支柱”或“社会的基本支柱”，岂不是像在说梦话吗？杨绍萱同志说，莫怀古这样一些人属于正派，严世蕃那样一些人属于反派，“这种正派和反派的对立，不能只看做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内部纠纷或宗派纠纷，而应看做是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因为社会阶级的斗争一定要反映到封建社会的朝廷内部去，从而在朝廷上发生了正义的和反正义的斗争”〔一六〕。这是他歌颂那些“义仆”为历史支柱或社会支柱的理论根据。但是，“一捧雪”里所写的莫怀古和严世蕃明明是争夺一个玉杯，一个古玩，又算得什么“正义斗争”呢？在这里，杨绍萱同志的牵强附会的法宝又拿出来了。他说，可以修改一下，可以把莫成的牺牲改为“是为了支持反抗严嵩专政的运动”。其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不一定都是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即使某些所谓忠臣和奸臣的斗争带有一定的正义性，为什么他本阶级的人不去替他死，而一定要仆人来作牺牲呢？这明明是非常露骨的提倡封建奴隶道德的宣传，不惜用死后的名誉、皇帝的封诰以至迷信来欺骗麻醉人民的恶毒宣传，正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曾经明确地指了出来，必须加以反对的。
连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界限都分不清楚，这就是杨绍萱同志常常标榜着的“阶级观点”。
在许多文章里面，杨绍萱同志都标榜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标榜着历史唯物论。他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略与旧剧革命的方向”中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连旧剧都不好让你轻谈。”〔一七〕他最近写的回答艾青同志的批评的文章，“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最后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文艺胜利而努力”。但是，不幸得很，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级思想，他所了解的历史唯物论，不过是很少几个抽象的概念。他以为依靠这样几个简单的概念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既可以谈历史，又可以谈文艺，既可以写论文，又可以写剧本。他这种作法，真是好像以为“把理论应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比解决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更容易”〔一八〕。他不知道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令是唯物论的观点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的发展，也是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这很明显，仅仅依靠词句是不行的，只有大量经过批判的选择并十分熟悉的历史材料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一九〕至于要写出一个真正好的历史剧，更不仅要在根本之处符合历史科学，而且还要使它成为一个动人的艺术品。这样，就必须有个性很鲜明的典型人物，能够吸引人的生活内容，优美的结构和语言。不然，即使这个戏的基本政治内容是正确的，也仍然是马克思所批评过的那种“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的席勒主义”，违反了他所强调的“必须莎士比亚化”。中国的京剧，在许多方面都很定型化，连说白都有一批惯用的套语。如果没有必要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我们改编或创作京剧脚本的时候很容易走公式主义的道路。做戏曲改革工作的同志既要善于保存和发扬中国戏曲原有的优点，又必须有勇气引进一些新的东西到它们里面去。但这种新的东西应该真正是好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分，而不是杨绍萱同志那样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
从杨绍萱同志的“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和他给人民日报的三封信看来，他还完全不认识他的倾向的错误。他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我们要移掉封建主义之山，帝国主义之山，这也是“借神话影射现实”。这只能证明他连“比喻”和“影射”都分不清楚。他又割裂“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面的一段话来为他在“新天河配”中乱用新式语言辩护。这更是牛头不对马嘴。马克思那段话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他讲的是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利用旧传统的问题，根本和文艺作品的语言问题没有关系。他又还举出了鲁迅的“故事新编”。“故事新编”里面是用过“影射”的手法的。这也不过说明了在一定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影射”的手法并非绝对不能用。但杨绍萱同志却应该更进一步来研究一下鲁迅自己对于“故事新编”的说明。鲁迅说，“故事新编”里面，“游戏之作居多”，“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而“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他又说，“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二○〕杨绍萱同志就正是常常犯了这种毛病：只取一点因由，或者甚至毫无因由，随意点染。鲁迅对于当时上海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曾给以批评〔二一〕。硬要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加上一些鸽子和?枭之类，以为这样就算“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正是和教人吃西瓜也必须想到当时被割碎的土地一样不伦不类。我们需要严肃的作品。要认真地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高的作品来，无论是反映当前的现实，或者是以古代的历史或神话为题材，都是并不容易的，都要比随意加上一些鸽子和?枭之类困难得多。杨绍萱同志说，要对旧故事旧剧本加以改革，就必然会成为“另外一个东西”。他用这来为他的随意加上一些鸽子和?枭之类的“新天河配”辩护。但问题不在于抽象地争论改编旧剧可不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东西”，而在于第一，是否适当地保存了原来的传说或剧本的优点；第二，改成的“另外一个东西”是否真正好。杨绍萱同志又说，对于工人农民的文艺作品，尽管它很幼稚很简陋，我们也应该采取爱护和尊重的态度，因为
“没有幼稚就无所谓壮大，没有简陋也难以想像完美”。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能用来掩饰他自己的作品的缺点，尤其是带倾向性的缺点。继续走主观主义公式主义的道路，那是永远也壮大不起来，完美不起来的。
应当说明，主观主义公式主义是戏曲改革中相当普遍存在的倾向，并不只是杨绍萱同志的作品中才有。杨绍萱同志自己就曾经批评过这种倾向：“现在处理旧剧本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一看某一个旧剧本，在某一点上引起他某一种感想，于是他的思想浪潮就泛滥起来，就此大改特改，东扯西拉，结果乃变成了另一个东西，演出后却使观众发生新不如旧之感……现时舞台上就有这种情况，把已往若干情节不同的剧本，乃不谋而合地改成了一个面貌的老一套，而使观众生厌了。”〔二二〕这些话用来批评他自己，也是适合的。但问题却在这里，这些话只能用来批评别人，不能用来批评他。谁要是批评了他，就是“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表示了不满”，就是“帮助的是美帝国主义杜鲁门”，而且连发表这种批评的党报也要“彻底检讨”。斯大林说，“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也正在于：他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又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毛泽东同志也谆谆告诫我们：“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去年四月，我们党中央又还作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然而，喜欢标榜无产阶级思想的杨绍萱同志，却在这一点上非常缺乏无产阶级的作风。因此，除了反对他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而外，还必须反对他的这种坚持错误，拒绝批评的态度！十一月六日晨〔一〕“‘新大名府’里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
（见“新大名府”或“戏曲报”第三卷第八、九期）。〔二〕 同上。〔三〕“关于刘知远李三娘的故事及其史迹”（见“新白兔
记”）。〔四〕 “五代史平话”说刘知远有“三般病”：“第一病是
爱赌钱；第二病爱吃酒；第三病爱贪花”。〔五〕“新戏曲”第二卷第一期。〔六〕“‘新大名府’里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讲
“新大名府”的好处是“历史性”、“阶级性”、
“群众性”；“论旧剧革命中的旧‘野猪林’与‘逼上
梁山’”讲“逼上梁山”的好处是“历史性”、“阶
级性”、“群众性”、“有用性”；“论水浒传与水
浒戏”讲“水浒传”的好处也是“历史观点”、“阶
级观点”、“民族观念”等。〔七〕“人民戏剧”第一卷第五期。〔八〕“新戏曲”第一卷第二期。〔九〕八月三日、四日“文汇报”。〔一○〕“戏典”第二集。〔一一〕“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九“龙灯赚”。〔一二〕“走雪山”亦名“南天门”，见“戏典”第一集。〔一三〕“缀白裘”第九集卷一。〔一四〕“戏典”第一集。〔一五〕“双官诰”的一部分即“三娘教子”，见“戏典”
第一集。“缀白裘”第四集卷四、第八集卷四中也
有几个片段，但其中人物的名字不同，薛宝成了冯
仁。〔一六〕“开展戏曲文艺评论”。〔一七〕“人民戏剧”创刊号。〔一八〕引文见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一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鲁迅书简”第七○九页、四○一页，“鲁迅全集”
第二册第四五○页。〔二一〕“鲁迅全集”第六册第六○四页。〔二二〕“怎样修改旧剧本”（“新戏曲”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