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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清丰县委副书记马子英等
蛮横地拆散聂九爱的美满家庭
中共平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指示处理
中共平原清丰县县委副书记马子英等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思想，蛮横地拆散了一对自由结婚的夫妇。
这对夫妇的女方是聂九爱，清丰县五区报禄村人；男方岳喜堂是寒泗滨（距报禄村一里地）人，共产党员，革命残废军人，在安阳实业公司火柴厂作工。聂九爱从小就和岳喜堂认识。那时岳喜堂是寒泗滨的儿童团长，聂九爱是姊妹团团员，他俩常在一块开会，加上岳喜堂的姐姐又嫁在报禄村，因此两人接近的机会更多，就有了感情。后来，岳喜堂和聂九爱经过报禄村岳巧珍、张喜梅正式介绍，聂九爱又请了自己的四姐九云来当主婚人，去年六月十五日就结婚了。
聂九爱的父亲聂梅堂虽然是个共产党员，但残存着封建思想。当他知道女儿九爱与岳喜堂自由结婚时，非常生气，便向五区人民政府诬告岳喜堂拐走自己的女儿。副区长马怀警就把轰九爱、岳喜堂和两个介绍人传到区里审问。当场聂九爱、岳喜堂表示：结婚是双方自愿，并说明介绍人是自己找的，要求政府批准。马怀警一时无法作决定，就和该区中共区委副书记黄超群商量。黄超群认为聂九爱与岳喜堂是自由结婚，符合婚姻法的精神，建议区人民政府应批准他们的结婚，给以法律保护。马怀警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又觉得这样的自由结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好”，为了挽回在群众中的所谓“影响”，就把两个介绍人毫无道理地扣押了三天。对聂梅堂也进行了一些教育。
聂梅堂对此处理，极为不满，即设法陷害婚事介绍人之一的岳巧珍。聂梅堂首先拉拢张喜梅，甚至给张喜梅叩头，要求张喜梅不要承认是聂九爱婚事的介绍人，并诬蔑岳巧珍是拐子，从中得了两石麦子。张喜梅当即反对说：“我有啥说啥，是黑我不能说成白，我不能亏良心。”聂梅堂却执意要破坏女儿的美满婚姻，便说：“区里告不赢告到县，再不赢我告到省政府。”
聂梅堂有个侄子叫聂逢德，是区政府公安助理员，也是共产党员。他也不满意马怀警的处理办法，因此便帮助聂梅堂，到中共清破县委副书记马子英那里去“诉苦”。马子英听了轰逢德的“诉苦”后，不但没有站在党的立场，对聂逢德等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反而支持聂逢德、聂梅堂的错误行为，与清丰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商量着要惩办岳喜堂。于是派中共清丰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事刘景兆到报禄村去调查。刘景兆到报禄村仅听取了少数村干部和部分落后群众的意见，就回来汇报说：“聂九爱与岳喜堂不是自由结婚，是半夜走的，是‘拐带’。媒人从中取利，使了一个布，是买卖婚姻。”马子英和清丰县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李玉功，中共清丰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聂绍民便听信了这篇假报告，错误地作出这样的结论：聂九爱和岳喜堂的结婚是买卖婚姻。去年八月四日，清丰县人民法院审判这一案子，由审判员王福均（共产党员）审问。聂九爱、岳喜堂当场对县人民法院侵犯婚姻自由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斗争。以下是当时的问答：
王问：你结婚通过什么手续？拉车了吗？抬轿了吗？跟几个送亲的？
岳答：新社会反对拉车、抬轿。俺也没拉车，也没抬轿，是她自己愿意去的。
王问：她自己愿意上你那去？
岳答：你不能问问她吗？
王问：（向聂）你怎么叫岳喜堂拐走的？
聂答：我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就能随便叫人家拐走啦，我自己找的介绍人，我情愿和岳喜堂结婚。
王问：你结婚为啥不跟你大人说一声呢？
聂答：他顽固，把俺姐姐卖啦，我不愿意再受气。找俺姐姐当的主婚人还不行！
这个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王福均，见问不出他所需要的口供，竟违法乱纪地写了一个离婚证书，要岳喜堂、聂九爱按手印。当时岳喜堂知道是离婚证书，他想以此为证向上级政府控告王福均，便按上了自己的手印；聂九爱误以为是结婚证书，也就按上了手印。当九爱知道是离婚证书时，当场就表示坚决反对王福均的非法行为，她说：“你是政府干部，结婚自由你不知道吗？俺在学校里都学过婚姻法，结婚自由不准第三人干涉，你不准俺结婚，你犯法！”这个案件在该县人民法院一直问了三天，总是得不到王福均需要的口供。聂九爱总是说：“婚姻自由，谁也当不了我的家，俺爹不同意，我和他脱离关系，永不回他家去。”
聂梅堂见女儿意志坚定，便设计诱骗九爱。对九爱说：“回家一次再走！”聂九爱起初不回，王福均就帮助聂梅堂欺骗聂九爱说：“只要你回家，第二天就送结婚证。”这样才把聂九爱骗回家去。在回家的路上，聂梅堂、聂逢德威胁聂九爱说：“在县里由你，在这里由我，到家里，出门砸断你的腿！”“再不老老实实，就打死你，打死你我还有四个闺女哩！”聂梅堂几次要打聂九爱，被民兵拦住。到家后，当天晚上，聂逢德和该村民兵带着枪，把聂九爱送到西杨邵她姐姐家去了。
岳喜堂知道聂九爱回家的情形后，第二天，就跑到清丰县人民法院向王福均要人。王福均却说：“我没从你手要人，我是从介绍人手里要的，你关那心干啥，俺比你还关心哩！”岳喜堂坚决要上告，王福均无法对付，只得答应到报禄村重新审判。这时，由于聂梅堂的种种威吓，聂九爱已经不敢反抗。因此在审判时，聂九爱被迫按照她父亲教给的话说：“我不愿和岳喜堂结婚啦！”王福均随即定案，否定了聂九爱与岳喜堂的合法婚姻关系。
此后，聂梅堂因见自己的封建思想，得到了马子英、王福均等人的支持，对聂九爱更加蛮横，两次强制聂九爱出嫁。第一次把九爱嫁给河北省魏县五区田教村姓刘的。清丰县人民法院还特别发给了结婚证。结婚后，聂九爱不堪虐待，到当地区政府要求离婚，被批准了。第二次聂梅堂又强制聂九爱与本区兴旺庄申自芳结婚，聂梅堂并对申自芳说：“你打死她，俺也不管。”从此以后，聂九爱落到了苦难的日子里。
中共清丰县委在今年初整党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但对此认识不足；又因马子英、清丰县民主妇联主席、共产党员李可淑（马子英的爱人）、聂绍民等坚持错误，认为：“聂九爱与岳喜堂不是自由结婚，是‘拐带’，是‘买卖婚姻’；家庭不满意，群众不同意，这就不合婚姻法”；同时，该县县委书记曹士敬虽向中共濮阳地委反映了这一事件，但未引起濮阳地委重视；所以，此案也就一直搁到现在。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平原日报公布了这个案子，十月二十八日中共平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又指示中共濮阳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要他们立即指示这些干涉聂九爱婚姻的党员干部，深刻检讨反省，应受处分者，必须给以应得的纪律处分，并在报纸上公布。平原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指示清丰县民主妇联与濮阳专区民主妇联主要负责同志，应协同清丰县人民政府，认真负责帮助聂九爱解除痛苦，使聂九爱的婚姻，真正得到自由。（根据平原日报材料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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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我要彻底改造我的思想
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 蒋荫恩
听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感到万分的惭愧。解放以来，我看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书，也参加过校内的政治课，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新理论吸收了一些，思想也提高了一步，当时就以为有了这一点“本钱”，以后再继续“补充”，对于应付教书这件工作大概不致有问题。当时所以这样想，主要由于下面两种思想：一是对于自己的学习有了自满的心理，一是把学习狭义地看作只是为了应付教书。这两种思想，对于我的进步无疑是起了相当的阻碍作用的。最近一年来，我从实际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彻底改造思想的必要，因此也或多或少地改变过去对学习的不正确态度和看法；可是由于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因而进步也是很有限的。自从听了周总理亲切、感人的报告以后，我获得了极大的启发。我认识到今天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是不行的。所谓思想改造，首先要对自己过去的旧思想进行坚决而不妥协的斗争；把那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批判了、清算了以后，才能逐渐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才能逐渐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逐渐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在新中国一切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还不诚心诚意来改造我们的思想，结果我们的教育工作就会变成“误人子弟”的工作，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对自己来说，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行为。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父亲十六岁的时候，祖父就死了。为了负起赡养家庭的责任，父亲就放弃读书的机会，进了店里学生意，以后就自己经商。经过二十年的时光，他终于撑起了一份小小的产业，使家庭可以温饱。当他回忆他年青时白手成家的艰苦情形，就常常告诉我们弟兄要发奋读书，以求自立。他要我们洁身自好，更要我们力图上进。他终身从事商业，那些人心不古、世途险恶的旧社会情形，他知道的很多，因此他常常把自己立身处世之道讲给我们听，要我们敬上厚下，与人无侮。我的阶级出身以及我父亲这套人生哲学，就形成我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往上爬的思想。出了学校，参加新闻工作以后，脑子里所想的，是怎样才能做一个名记者？怎样才能当一个总编辑？过去我虽然厌恶政治，可是如果有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放在我面前，我不敢说我会无动于中的。
我长期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教育（中学、大学共十年），因此对于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心向往之的。在燕京新闻学系读书的时候，当时系里的教员大半是美国人和只说英文的中国人；所有课程，都是由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搬过来的。我在燕京受了四年这样的新闻教育，结果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这样的东西：美国新闻事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新闻是最自由的；美国报纸是最好的。因此我参加新闻工作以后，就认为中国新闻事业要发达，必须“以美为师”，把美国人办报的那一套完全搬过来。尤其美国式的新闻自由，最使我心醉。当时我觉得：苏联是根本没有新闻自由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只有美国才有。解放区也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除掉政治性的新闻以外，其他新闻是自由的。这种错误的看法，固然由于我不知道从本质上来认识苏联和美国、人民政权和反动政权的区别；但更其重要的，则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关系，往往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的。
由于我过去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不但不知道从本质上去认识问题，而且还存在着很严重的超政治、超阶级思想。我当时对国内政治的看法是这样：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贪污腐败，把中国弄得一团糟，是令人痛恨的；但对远在延安的共产党，虽然听到一些政治上廉洁、生活上刻苦的零星事实，同时也听到不少杀人放火、流血斗争的成套故事，因此对共产党是抱着怀疑和疏远的态度的。由于存在着这种思想，我觉得我在政治上应该超然，应该不偏不倚；对问题的看法应该中立，应该不站在任何立场说话。我在这方面，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还沾沾以自己能够“中立”为喜。其实，过去我对政治是不是真的超然了呢？我对问题的看法是不是真的中立了呢？今天我的答案肯定是反面的。
关于立场问题，解放前我是完全不了解的。解放前，我自以为没有立场，而且很痛恨别人说我有立场。我参加新闻工作的时候，对报纸的看法是这样：报纸应该是自由的，中立的，超然的。报纸在政治问题上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甲党有好的地方报纸应该赞扬它，有坏的地方报纸应该批评它；乙党有好的地方报纸应该同样赞扬它，有坏的地方报纸应该同样批评它。我觉得报纸必须如此，言论才算得上自由，态度才算得上公正。同时我认为报纸不应该和政治直接发生关系。报纸应该离开政治愈远愈好；否则，报纸就不易维持它的中立和超然的地位。我在成都燕京主持新闻学系的时候，曾出版一个四开六版的中英文实习周刊《燕京新闻》，专门报道国内学运消息。当时系里有两种思想不同的学生，斗争得很厉害。我为了表示“公正”起见，编辑部人员每年由同学自己选举。当时思想进步的同学人数较多，所以常常掌握《燕京新闻》的编采实权。那些反动党团的学生借口“内容问题”，常常向我提出质问。我当时的处理方法是两面劝解，不肯定说出那一方面不对。当时我自以为不帮助任何一方面说话，我的态度就是超然、中立；其实，我不积极支持进步学生，反而和反动分子妥协，今天回想起来，不是已经丧失我的起码的人民立场了吗？
过去我做过七年新闻工作“除掉一年在上海大美早报，其他六年都在大公报），编过报，也写过社论。当时我自以为我的态度是超然、中立，而实际却和反动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最近在小组会上讨论周总理报告中的立场问题时，我曾经提出下面这样一个例子（其他的例子多得很），来批判我自己的思想。
在太平洋战事爆发，港九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飞机，曾扔下争先恐后的乘客，把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的箱笼和爱犬等抢运到重庆。当时这个“飞机带狗”事件曾引起大后方广大人民的不满。昆明学生首先发动倒孔运动，声势很盛；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我当时对于四大家族是没有好感的，对于“飞机带狗”这件事尤其表示愤恨，因此很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但是我为了这件事在桂林大公报上所写的社论，却劝告青年学生不要“不择手段，逾越常轨；”并且希望他们“先坚强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成为转移时势开拓国运的人物，然后再凭自己的努力，使政治新生，国家健存。”我当时这样写，自以为出于爱护青年学生的至诚，并且希望他们不致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遭受意外的损失；可是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我这篇文章，恰恰帮了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忙，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正使用种种手段来压制学运，唯恐学运扩大；而我这篇文章正是要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今天我重读这篇社评，仔细分析为什么我同情学运，而又写出有害学运的文章？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情感上同情学运，但是我的立场并没有站在革命的一方面，因此我所说的话，固然不会有革命立场，也不会有中间立场，结果就必然倒向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方面去了。
一九四二年我回到燕京主持新闻系。由于我过去和新闻界的关系，我虽然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可是还不时被约替报纸写文章，其中包括当时的伪成都中央日报和以后的伪华北日报。我当时替伪报写文章，虽然避免谈国内政治问题，多写国际问题的文章，但是今天想起来，当时我的立场是很成问题的。虽然我可以替自己辩护，说我当时碍于情面（我和伪成都中央日报及伪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很熟识），不得不敷衍一下；或者说为了燕京新闻系的关系，不得不和张明炜这种人物周旋；但是我替反动报纸写文章，绝不会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并且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是可以断言的。
直到北京解放前夕，我还是用美国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教我的学生，并且把美国式的所谓新闻自由当作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向学生讲解。当时我不觉得这样做是错误。一九四八年秋我去美国，经过实际的观察和研究（正赶上美国大选），我才逐渐认识美国伪民主和假自由的真面目，因而对于美国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起了怀疑。一九四九年秋回国后，在学习中逐渐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希望加以改造。过去我曾经写文章批判过我的思想，但是批判得不够深刻，也没有找到错误思想的根源。这次听了周总理的报告，首先我认识了立场问题的重要，也仔细分析了我过去的立场，才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我自以为是超然、中立的立场，实际是和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一个鼻孔出气的。
解放以后，我虽然参加了校内的各种学习，可是我思想上的旧包袱还没有完全去掉，立场也是很模糊的。由于周总理报告对我的启发和鼓励，我决心在这次有领导有系统的学习中，彻底批判我的旧思想，正确建立人民的以至工人阶级的立场，把我自己改造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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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念陈波儿同志
邓颖超
波儿同志，你的死讯带给我沉重的悲痛。
你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正当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日益发展，我们正企待你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的时候，亲爱的同志，你突然死去了，这是我们党的、人民的、妇女的一个损失！
波儿同志，二十多年来你用戏剧和电影这两个重要的武器来为人民服务，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至今，我还记得起你所主演的片子在过去国民党统治区上演的情况，这些片子给那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以鼓舞。在近十几年来，你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在抗日战争期间你做了不少工作，在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后，你又参与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立工作。像所有优秀的女共产党员一样，你关心着妇女儿童的生活，并为中国妇女儿童的能够获得幸福生活而奋斗。在抗日战争初期，你组织了华北敌后妇女儿童考察团，活跃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在你担任电影局艺术处处长和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工作中，你曾力主多摄表扬中国优秀妇女的影片，这些都是我们忘记不了的事情。
有的人在工作中有了某些成绩时，便容易滋生自满。这种自满的情绪，能使人停滞下来，不能再有更大的进步。我们妇女干部亦往往表现有这种缺点。正因为在过去，妇女不容易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因而当妇女能够参加某种工作而取得某种成就时，也就易于被自满的情绪所毒害。波儿同志，二十年来的历程证明你不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你坚持电影艺术工作岗位二十年，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已经达到的成绩而自满自足，相反，你正在不断的工作与学习中力求进步，思想不断发展，作风仍然朴素。这一点，是值得大家向你学习的。
两天来，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然而你已不在人间了。亲爱的同志，我们将以加倍地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坚决地消灭侵略者，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悼念你的最好的办法。
亲爱的波儿同志，安息吧！
十一，十一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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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陈波儿同志
周扬
波儿，你的死太突然了。正当人民、国家和党期待你为年青的中国电影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宝贵的力量的时候（你已经为这个事业贡献了很多很多），你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你的死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坚强战士，你的死是中国电影事业上的重大损失。
你的身体本来是不好的。但每次我问到你的健康的时候你总是笑着回答说一天没有倒下，就要工作一天。你是那样地充满了生命的热力和工作的顽强性。你把电影事业，也就是人民、国家和党委托于你的事业看得比个人生命重要得多。离了革命的事业，个人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
波儿，你的革命事业精神，你在工作上的进取心和积极性永远值得每一个革命同志学习。
你是很早就开始演剧活动的。你不断地追求着进步的思想和艺术。你是中国革命戏剧的最老的演员之一。你和牧之同志合演的电影《桃李劫》曾经博得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眼泪，但那不是使他们悲观，颓伤，而是使他们奋起，使他们斗争。二十年的岁月当中，你经历了大时代的风浪，始终勇敢地走在前进的行列。
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就在你的艺术生命中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你成为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最早的和热忱的执行者之一。你探寻着为执行这个方针的各种新的道路和方法。你和姚仲明同志合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是第一个描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剧本。在这个剧本的创作演出过程中，又很好地实行了知识分子作者和工农干部的合作。在这里，也就充分表现了你在艺术创作上的勇气和革新精神。
年青的新中国电影的成长是遇到了物质上以及思想上种种的困难和障碍的。是你，波儿同志，还有许多其他好同志，一同克服了并继续克服着这些困难和障碍。你们把年青的新中国电影安置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基础上。你和许珂同志合作的“光芒万丈”就是向着这个正确方向的一个努力。你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工人同志们会永远记得你的，我看到了刘英源同志在你的灵前和我们一同流泪。
波儿，你安息吧，你的事业将为千千万万后起者所继承，你的精神将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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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加强今年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指示
全国各大行政区对今年冬学运动多数已发出指示，并已作了布置。毛主席最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示我们：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冬学是教育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个武器，配合其他工作，来实现上述的中心任务。为此，特作如下指示：
一、今年全国各地的冬学均应普遍和深入地向农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推进增产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并结合当地情况，进行关于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产互助以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这是今年冬学运动的首要任务。冬学文化学习的内容应尽可能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各地应防止和纠正因孤立地强调文化学习而轻视政治时事教育的偏向。
二、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各地领导机关应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在统一的计划下，分工合作，进行这一工作。县、区、村均应组织有专人负责的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或冬学运动委员会，动员和组织有条件的区、村干部，驻在地的机关干部、宣传员和政治水平较高的小学教师，担任冬学的政治教员，由他们作讲演或上课。事先应以县为单位集中政治教员进行短期训练，指示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要点。
三、今年冬学的政治教材，各省、市教育部门应即根据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毛主席的开会词、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彭真副主席《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编印教材提纲；并应结合当地情况编印关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和婚姻法等教材提纲。以上教材提纲均应及时地和有重点地传授给冬学教师。
四、各地冬学在加强政治时事学习时，应尽可能坚持进行文化识字教育；在比较正规的农民业余初等学校（常年民校），尤应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建立一定的制度，进行政治与文化学习。
五、冬学和农民业余学校的政治与文化学习，各地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尤应带头参加，以造成今年冬学运动的热潮。去年全国冬学入学农民已达二千五百万人，到今年秋季转入农民业余初等学校的已达一千一百余万人。我们应争取今年参加冬学的人数达到三千五百万人，明年转入农民业余学校的达到一千八百万人。全国教育工作者应立即动员起来，联合各有关方面，为达到上述目标，胜利完成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心任务而奋斗。
部长 马叙伦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3版()
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
拟定明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有计划地发展高等工业教育，大量培养高级工业技术建设人才，一九五二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已经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中拟定，将提交政务院批准实施。
在十一月三日到九日举行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研究了目前高等工业教育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严重情况。全国现有工学院四十二所，设有工程系科的大学六所，工业专科学校十七所，工学院学生三万三千八百八十人，专科和专修科学生九千余人，共四万二千余人。学生人数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日益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些学校大部分人才分散，设备的使用也不很经济。四十二所工学院、六所设有工程系科的大学、十七所工业专科学校中，分设有四十二种系和四十四种专科和专修科。由于系科庞杂，这些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也不能专精。因此，目前高等工业学校院系的设置与分工，急需作适当的调整。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会议上强调指出，高等工业教育必须统一布置，重点分工，进行调整，使全国工学院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工业建设干部。他并着重提出了发展工学院的新的方向，号召大家重视各种专修科。他说：专修科学生修业年限短，只要教得能切合实用，就能应客观的急需。今后工学院招收的新生，应有二分之一以上是专修科学生。
钱俊瑞副部长在会议上对工学院调整的原则，作了明确的指示。他指出这次调整院系和改革制度，第一，必须采取长期培养与短期训练相结合的方针，今年五年到十年内以短期训练为重点。第二，师资设备分散的情况，必须改变，以集中人力物力，合理使用。第三，要求各院校所设系科应切合工业建设实际需要，更加专门化。第四，遵守节约原则，反对浪费。各院校调整以后，不可能立即大事扩充，但为了因增加学生而必须增建的房屋和必要的设备，亦须因陋就简，朴实合用。第五，加强工学院的政治思想领导。他号召大家要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来办工业教育。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何长工副部长、燃料工业部刘澜波副部长，都到会讲话。他们希望在高等工业教育中，要发挥工学院的潜在力，在现有基础上，大量培养工业建设干部；他们并表示对工学院在设备和学生实习方面，尽量予以帮助。
出席会议的各工学院院长和各大行政区教育部代表等，经过深入的讨论，一致同意了中央教育部所提出的一九五二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并对高等工业教育发展的方针，今后五年到十年以短期训练为重点的原则，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一九五二年高等工业教育院系调整方案的执行，将以华北区、华东区和中南区为重点。
北京大学工学院全体教员，得悉该项调整方案后，在五日写信给教育部马叙伦部长。他们在信中表示：我们北大工学院全体教员团结一致，愿意克服一切困难，很好地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这个决定，为高等教育更高的成就及远大前途而奋斗。中国教育工会清华大学委员会也致函教育部并转毛主席，表示要将这个决定当作自己的愿望和决定，当作毛主席交给的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全心全意地贯彻和执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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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化生活简评
加强对冬学运动的领导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当前国家的中心任务，指示各地冬学应加强政治时事教育，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及推进爱国增产和爱国公约运动。这在各地冬学即将开始的今天，是切合时宜的重要指示。
今年的冬学，应该为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推行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任务而服务。各地领导机关必须足够地重视冬学工作，把冬学看作实现中心任务的重要工具。要依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与群众需要，吸收历年冬学运动的经验，明确规定本地区的具体任务与具体计划。要在冬学中大力加强政治时事教育，使农民群众普遍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并推进增产节约与爱国公约运动；同时又要照顾翻身农民的文化要求，在有条件有基础的地区，不放松进行文化识字教育，使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适当地结合着进行。
在领导思想上应克服中心工作、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彼此孤立的或对立的错误看法和做法。应该防止和纠正因单纯强调文化学习而轻视政治时事教育的偏向；同时又应该克服只进行口头宣传鼓动而放弃文化识字教育的偏向。各地领导机关，在布置与检查冬学工作时，必须着重地说明和贯彻这一方针。
由于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即将在明年全部完成，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农民生活的改善，广大农民群众的学习要求是越来越迫切了。去年冬学的入学人数已达二千五百万人。到今年八、九月间，转入常年民校学习的人数，已有一千一百万人以上。现在中央教育部根据各种条件，提出了今年冬学和民校的奋斗目标：冬学人数要达到三千五百万人，明年转入常年民校的人数要达到一千八百万人。各级领导机关应加强这一运动的领导，争取完成这一任务；务使今年的冬学，在广大农民继续开展抗美援朝工作、扩大爱国增产运动与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等等方面，获得比去年更加巨大的成就。
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必须首先为工农服务。教育机关不仅应该给广大的工农子弟以一切入学的机会与方便，还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他们中间培养大批的高级建设人才，做为我们国家建设的骨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全国范围来讲，“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还没有很好的贯彻；某些地区的某些学校，甚至拒绝工农子弟入学，对于工农子弟的入学加以限制。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如平原省汲县城关区第二完全小学，就曾发生过多次拒绝工农子弟入学的事件。他们的理由是：“工农子弟穿的是粗布衣，粗布鞋，很笨；扭起秧歌来很不好看。入学后学习进度慢，影响学校的平均成绩。还要学校方面帮助他们在校内建立伙食团，很麻烦。”因此，有些到该校投考的工农子弟，均在“学校不能起火”的借口下被拒绝了。在上海有的学校在“‘原则’上不反对吸收工农子弟”，但总嫌他们“脏”，怕影响学校的“清洁卫生”。这简直是污辱工农群众！有些地区对工农子弟的入学问题，很不重视。如河北省阜平地区的有些农民，因缺乏劳动力，不能让子弟整天上学，有的学校就垮了下来。但当地领导方面没有积极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竟听任孩子们失学，而不加过问。有的地区强调正规化，不照顾农村环境的具体情况；也有的地区竟单纯地从年龄方面限制农民子弟入学。这些事实，都说明了部分教育工作者，在对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任务的认识上，是十分模糊的。这种情况，必须引起各地区文教领导机关应有的注意，并进行适当地检查，以期纠正这种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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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四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一四期出版了。这一期的主要内容有《关于原子武器问题斯大林同志答真理报记者问》全文及该报对斯大林同志谈话所发表的社论《维护和巩固和平事业的伟大贡献》，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谷尼欧作的《“统一的欧洲”是重新武装西德的烟幕》，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尼斯库作的《铁托法西斯集团把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合法化”》等文章。在社论中，该报说：“所有国家的舆论都公正地认为，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谈话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对和平事业的一个新的卓越的贡献，是苏联一贯主张和平政策的又一明证。它使一切和平战士、一切正直的人们对于和平民主阵营的无敌的力量增加了信心，鼓舞他们为进一步加强保卫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危险而斗争。它挫折了战争贩子们的锐气，因为他们所恃以威胁和讹诈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主要武器已经从他们的手上被打落了”。该报最后指出：“斯大林这一谈话将有助于进一步团结和扩大和平拥护者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争取缔结和平公约运动，争取彻底禁止原子武器，保持并加强世界和平”。
在《“统一的欧洲”是重新武装西德的烟幕》一文中，谷尼欧指出：“所谓‘欧洲军’完全是欺骗，它的目的无非在于削弱对于德国军国主义有很不愉快记忆的西欧各国人民的民族抗拒。况且，反动的西德，不是已被派充整个西欧军事体系中的决定性力量这个角色了吗？而这就是美国的豪门巨富们所要的东西”。在《铁托法西斯集团把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合法化”》一文，康斯坦丁尼斯库说：“早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就已经在决议中指出：‘南斯拉夫经济的国营部分已不再是人民的财产了，因为政权是操在人民的敌人手里的’。但是，工业、矿业和银行里的国有财产当时虽然是资本主义性的，但是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外国帝国主义者‘自由’掠夺这种财产，妨碍了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完全恢复。于是在一九五○年六月，铁托集团就开始取消国有部分，把企业转移到‘工人委员会’手里，而‘工人委员会’事实上就是管理委员会，其首脑都是以前的资本家雇主。单单就薪水来说，这些企业的经理的收入就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三十倍到四十倍，甚至五十倍。这是资本主义企业所独具的特征。铁托集团就这样靠它的种种‘经济’措施同时在制造着新的南斯拉夫资产阶级阶层。”“铁托匪帮在一九五一年一月正式实行了资本主义贸易制度以后，在同年四月解散了所谓‘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联邦各共和国的一切计划机构以后，他们制造出一连串关于‘新的计划与财政制度’的法律草案，这些法律草案意味着公开恢复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新法》规定，各企业的‘独立计划’，将由资本家雇主自己拟订。企业主可以合法地在经济联合会这个幌子下按照地区和工业性质联合起来，并享有批准‘社会计划’的权利。而所谓国家社会计划实际上将首先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批准，因为他们是南斯拉夫的矿场和基本企业的所有者，在‘经济联合会’中是起领导作用的。”康斯坦丁尼斯库最后说：“这种《新法》是要在经济上造成一片混乱并引导它走向破产。它将不可避免地使南斯拉夫发生经济和政治危机，而要摆脱这种危机，唯一的出路便是推翻铁托匪帮的法西斯独裁并把南斯拉夫从美英奴役者的羁绊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