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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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迫切需要学习和改造
华北大学工学院教授 胡为柏
(一)向上爬与专家思想
在这次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运动刚开始时,我只觉得周总理的报告很亲切动人,但要联系批判自己思想时,总觉得过去只是读书、研究、教书,好像提不出问题。
经过一段时期的自学、启发、讨论,我才逐渐将千丝万缕过去认为“想当然”的思想意识抽出点头绪,认识了过去的错误,警觉到如不及早学习改造,让错误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父亲是个中学教员。因为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又亲历和目睹农民的痛苦,从小就决心要“振兴家业、显亲扬名”;要逃脱种田或做小学徒的生活,往上爬;并且还有等自己爬到他们头上去之后再去“同情”“帮助”他们的“雄心”。
我的父亲常常谈什么曾国藩,也谈梁启超,我爱读“曾文正公家书”,也爱读“饮冰室文集”等书,心中常常在忖度他们的“成功之道”。所以我勤心苦读,而也时常参加学生活动。
我之参加学生活动,除了想出风头及出出自己穷气之外,心中常想起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以及罗家伦、傅斯年等利用“五四”运动往上爬的故事的。我在群众面前有时也颇慷慨激昂,但到紧要关头就温文尔雅;所以出风头有我,但学校不会开除我。在北方念初中,当时正值“一二九”运动;在浙江念高中,当时新四军正在皖南大发展;有的同学坚决地走向革命,而我是热烈座谈,含泪送行,恕不追随。因为我要个人“丰衣足食,光宗耀祖”。我觉得“学而优则仕”的路比参加革命稳当得多。
“学而优则仕”的路,到我在陈立夫收买麻痹青年的贷金政策下进了大学时,逐渐明确了,那就是我要做“冶金专家”!有专门技术不仅可丰衣足食,还可待机而动,得到名利。在“专家”思想下,我一反过去积极参加学生活动的投机办法,而专心读书,对于什么左右党团会社,一概看不起,只觉得“技术救国”“工业救国”才是根本之图,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大学毕业后进了研究机关,我的努力目标就是要自己“更专家”些,附带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投考留学。
总之,我是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以求学研究作为手段而已。“工业救国”和“专家”思想已发芽生根了。
(二)由改良主义到中间立场
抗战胜利后,我到北京,生活逼得我惊觉到当“专家”很有被饿死的可能,于是由个人前途出发,关心起科学的社会效果以至政治来。
我一面借阅新华日报及进步书籍,一面又看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报纸,自己以为很“科学”、很“客观”地在分析时局。
觉得比较合意的就是当时对国民党又捧又骂、小骂大捧的“大公报”和“观察”杂志。在伪国大未召开前,我的想法是:国民党是不好,但要推翻它不是太费力而易引起大乱吗,还是加以改良来得好。
怎么改良呢?“好人政府”“乡村建设”“教育救国”“工业救国”……都有道理,都比武装斗争好。
我当时觉得根本问题是“科学建设和工业化”,为什么呢?要富强安定就先要老百姓丰衣足食,要丰衣足食就要工业化,要工业化就要技术人员,要技术人员就要请我出来,这就是我的救国逻辑。
当时胡适在燕京大学讲演,叫青年做梦;晏阳初在喊“农村复兴”。北京教授中有谈全般欧化的,有谈访美、访英、“乡土重建”的,有向魏德迈写信的。我当时很受迷惑,我还希望许多工业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共同讨论建国大计,并且就我所知战争对于工业的损坏情形,“客观地”写成文章投向当时我所钦仰的“大公报”和“观察”,鼓吹反内战。当时有人以为我有进步的一面,实际上我只是糊涂而反动的改良主义者。我仅是反内战,但并未指出人民解放斗争的意义;对反动政府也未深恶痛绝,我完全毫不负责,为稿费为出名而写文章,我痛恨自己这种作法。
后来内战扩大了,到一九四七年末,愈看国民党愈是摇摇欲坠,朽木不可雕了;我觉得在这基础上改良不容易,很悲观;悲观之余,当时寄希望如下:
(一)依靠以美国人司徒雷登等为中心的一些“学者”出来实行民主。
(二)如某些教授所宣传的英国工党路线那样,不费力不流血地将中国推向“社会主义”。
当时某哲学教授发表“资本主义无经济自由,共产主义无意志自由”的理论,我认为是真正的哲理。觉得只有走中间路线,退可明哲保身,进可混水摸鱼往上爬。
过去我总以为改良主义中间路线虽是失败,但也有其进步的一面。解放两年后经过“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和学习,我才明确认识这些思想的反动本质和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
我附带要求当时为我所钦佩、宣扬这些观点的教授们作检讨,因为他们有责任来解除许多受迷惑者的思想上的糊涂观念。
(三)崇美与“爱国”
我考得伪教育部留学资格,一九四八年就出国赴美。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乱纷纷愁米愁柴之际,一见美国的表面,崇美之念油然而起。留美,我那“专家”思想的客观条件成熟了,于是我又万事不管心安理得地读起书来,目标是先“硕士”后“博士”再荣返中国。
虽然我心底羡慕美国的文明,但因为我初抵美国时经济很窘迫,不能适应那种豪华生活,就由苦闷而起反感,说美国这样不好,那样我不欣赏……同时随时随地说中国好。当时自己以为是爱国,是民族立场,现在分析起来,实际上与鲁迅描写的“阿Q心理”差得不多。
当时我也注意在美国的中外“学者”所研究的救国之道:如“中国人口过剩要节制生育”,“中国人道德心差,要加强宣传基督教和多办青年会”,“中国老百姓贫、病、愚,要提倡乡村建设”,“中国缺乏美国一样的民主和科学,所以要多派留学生,使留学生回去后领导改革”……等等。当然留美同学中亦有进步分子指出“反封建反帝解放斗争”的大路的。
初到美国,我专心读书,有进步同学来谈,我用反动“学者”的一套理论去辩驳;有反动“学者”来谈,我又用进步同学的理论去辩驳,结论是:还是切切实实念书好。
经过了辽沈淮海战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留学生的费用停发了,在暑假期内就不得不去餐馆洗碗,到农场摘水果,赚点钱来维持生活和学费。对于反动派既没有希望,胜利的曙光又已明朗,小资产阶级没有摇摆余地了。我自己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又亲眼看到苹果在树上腐烂,马铃薯被喷上毒药,而街上失业者在挨饿的情景,对美国也失去留恋,自己觉得非向进步力量靠拢不可,于是向国内要书报看,与进步同学讨论。是有些转变了,是进步了一些;心里热烘烘地,觉得中国有转机,共产党有办法。然而一方面是想积极进步,另一方面又怕人家骂投机,有损我的清高。这种心理到现在还表现在我是否参加民主党派和是否应靠拢组织的矛盾上,充分显示我小资产阶级的惶遽状态。
由于祖国革命的胜利,我在主观上有了要求回国服务的思想,并呼吁其他同学回国,然而当美国加省大学给我一笔奖学金和小职位时,我就在“国内还很乱,现在回去帮不上忙,我家庭要负担,我在此赚点美金,再多学点技术”的伪装下,毫无立场地接受了“恩赐”,直至朝鲜战事发生,怕形势对我不利,才束装归国。
“留美”一段的收获,除了学得一些不甚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求得我向人民要更多小米的资格之外,就是使我的“专家”思想更根深蒂固,并有了浓厚的崇美观点。
(四)这一年来
回国一年多,在许多进步朋友的帮助下,我虽然有了某些进步,但在思想上还有不少严重的缺陷。例如:
(一)口头说要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计较着名利,计较工作岗位的好坏,不安心工作,并且还有将技术“恩赐”给祖国的观点。例如我到东北各选矿厂参观,人家客气地称我“教授”“专家”,我也就自高自大以“专家”自居、不知虚心学习。在学校对同事对同行亦是自命不凡。
(二)口头上批判美国,但实际上时常想着美国对我的“待遇”、实验室等等,对苏联先进经验不肯虚心服气地去学习。
(三)口头上说要虚心搞好业务,但实际上我有着一种优越感,觉得我自己有一套新东西。我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是脱离实际的,可是还强调“不晓得怎样联系法”。
(四)口头上说要学习政治,但实际上我总觉得政治学习妨碍我的业务,将政治和业务严重地对立起来。
(五)回顾和瞻望
我愈仔细检查,愈感不寒而栗。
因为我是小资产阶级中较有地位的,我的自私自利向上爬的思想要是继续发展,一有机会,就会以个人立场去代替民族及人民立场。
因为我已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我的优越感和纯技术观点如果继续发展,一有机会,就会不分敌我地做反动派的帮凶或帮闲。
因为我是留美学生,我的崇美思想要是不根除,一有机会,就会不自觉地做了买办阶级或帝国主义的走狗。
何况我现在是站在教育岗位上,负有为人民祖国训练建设干部的任务!
我过去虽未爬到人民头上,但也已骑在人民颈上了。现在要爬下来同人民站平,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自我改造的方法就是学习,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要学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要使理论结合实际,业务结合政治,要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今后工作的指南。
摆在我面前的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工作;改革学制,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具体工作都将给我以考验。
两年来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英勇的志愿军的感召,使我体验到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使我消除了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悲观和伤感。我要改造自己,充满信心地随着共产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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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金岳霖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到美国去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在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书。这时,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心已经养成了。凭个人的兴趣,我已陷入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底泥坑。回国后,我又介绍这一类的形而上的、概念图案式的哲学,并且还努力创造了这一类的个人哲学体系。这样的体系本来是离开现实的:教书是为教书而教书,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按照社会底需要而研究,而教书,而努力的宗旨根本谈不上。一方面在业务上我误人子弟,另一方面我也助长了清华大学那种强调个人兴趣的学风。
我有非常浓厚的纯技术观点,我特别着重抽象的分析方法,也着重训练分析技术。我从前是一个实在论者,就我个人说,我的确坚持实在论中的唯物成分,我的确和唯心论者作了近三十年的斗争。但是,我的注意点并不在唯物与唯心在观点上的分别,并不在唯心论出发点的错误,而只是在唯心论底说不通。我认为一个人有相信唯心论的自由,但是我要指出他的思想说不通,我不管别人底思想方向,只管别人的思想技术,在这一点上我又助长了清华大学的纯技术观点的学风。
因为我根本不愿意问政治,我有一套表面上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的糊涂思想。我赞成共产主义,可是又反对共产党。在昆明谈到共产党有解放北京底可能时,我表示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在北京解放前我又表示动摇。
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间,我开始“反对”蒋介石。我那反对只是口头上的反对,不但行动上我没有反对,连文字上的反对都没有。我逃不出一种随随便便的妥协性。在反动政府特别不像样的时候,我有时也有拔剑而起的情绪,但是这情绪维持不了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我又回到我那自由散漫的生活中去了。在这一点上,我又助长了清华大学教师不问政治底风气。
我是要抗日的,但是我不认识帝国主义。我所要抗的是日本,我所反对的是日本来占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更反对的是日本人来统治中国。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我相信“民主的力量”可以打败君主专制的力量。
因为不懂得帝国主义,我在国际与民族底关系上也有一套糊涂思想。我崇拜英美底政治军事力量,可是我反对他们的政治、军事的侵略,我根本看不起美国的文化,可是我实在早已成为美国文化侵略底工具。我想,我和清华大学许多教师一样是爱国的,但是照我这样的爱法行不行呢?
以上大致说来是我个人在解放前教师生活中的具体的思想情况。这样的思想似乎只是混乱而已,表面上看来似乎毫无一致的地方,似乎根本就没有立场。现在回想一下,这种思想是相当一致的,是有立场的。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中派知识分子。就经济地位说,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可是同时我又属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这一阶层在中国很特别。它没有统治阶级的权力,可是它享受一部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前身可以是士,也可以是大夫。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底主要思想是一种特别的保守主义,一种“骑驴”主义。我个人固然不十分想做在我前面骑马的人,但是更不要做在我后面推车的人。我的主要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的统治。
可是,我的确讨厌法西斯主义,所以我会摇摆于反动与进步之间。我不会彻底反动,也不容易彻底进步。我从前的哲学是理论与实际脱了节的哲学,我反对蒋介石,赞成共产主义。但这个“反对”与“赞成”都只是口头上的反对与赞成,我根本不愿意有政治上的行动。其余的糊涂思想也是有它的一致性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确是有民族立场的,但是这个立场的内容只是小资产阶级中派知识分子的意识。我的确反对日本人来杀我们中国人、侵占我们的土地,但是我最关心的也许依然是我所怕要失去的社会上的地位、教书的职业、个人自由兴趣底维持。无论如何,我没有从人民的利益着想,根本谈不上人民立场。不然的话,我不至于对抗日没有信心。
在教学上,我只是帮助了清华大学强调个人兴趣,加强了清华大学的纯技术观点,助长了清华大学不问政治的学风。可是我在清华大学教书已经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之后的几年中,进步的思想已经生了根,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底斗争已经激烈起来。在这样的时代,我所帮助了的学风不能没有阻碍进步的作用。在这时期中,起进步作用的是学生运动,可是对于学生运动我的确毫无积极的帮助。
回想起来,我那一直到解放时的糊涂思想是一致的糊涂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社会秩序而产生的东摇西摆的妥协思想。有这样思想的人当然是一个起了阻碍进步作用的人。
清华大学的解放,一个月零几天之后,就要三年了,我的思想确有一些改变,但要不得的思想依然很多,不过在现在这一学习阶段上没有暴露而已。我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些,但是这显然是不够的,以后还是要小组同仁在学习中继续帮助我发掘,帮助我改造。我是一个倾向于慢慢改的人,但是时机迫切,不能老是慢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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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
吕叔湘、朱德熙
第六讲 标点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制订的“标点符号用法”,已经刊布在今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这里面对于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都已经举例说明,我们这一讲就不再在使用这些符号的基本规律上多说话,只挑出一些容易发生问题的情形来谈谈。
关于标点符号,有一个很流行但是很错误的看法,这个看法具体表现在“加标点”这句话上。事实上,也很有些人把一段甚至一篇文章写完了,然后在旁边加上一些符号。这样办,就是没有能充分利用标点符号。
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认识:标点符号是文字里面的有机的部分,不是外面加上去的。它跟旧式的句读号不同,不仅是怕读者读不断,给它指点指点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有一个独特的作用,说它们是另一形式的虚字,也不为过分。应该把它们和“和”“的”“呢”“吗”同样看待,用与不用,用在哪里,都值得斟酌一番。起腹稿的时候,应该想到词语就同时想到标点;动笔写的时候,也是连文字带标点往纸上写。特别重要的是要有句子的观念。要想好这个句子到哪个字为止,然后动笔写第一个字,写完了用句号打住。
甚至可以说,自从有了标点符号,文章的风格也受到了影响。最显著的,有了问号,“吗”和“呢”可以少用许多;有了引号,“某某说”可以少用许多;有了省略号,从前必须加以注解甚至叹为神妙之笔的“半句头话”(如红楼梦九十八回黛玉临死时的“宝玉!宝玉!你好……”)也了不足奇了。从这些地方,可以悟出标点符号的作用不仅仅是“断句”,因而也就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标点符号极容易排错,校对的时候也极容易放过,下文所举的书刊中标点不妥的例句,难免有跟作者原稿不符的。举一个例,在今年二月四日的光明日报上有这么一段文字:
中共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指示:首都市政建设,应该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东西城一带历来为市政建设注意中心,而群众居住甚多所常来常往的地方,过去反动政府倒是从来不放在眼里,因而我们人民的市政建设计划,首先要替生产者劳动人民着想,明显的区别于反动政权的都市建设方针,让我们首先消灭掉北京历来统治阶级从来不去从来不管的肮脏臭沟——龙须沟。这一句显然太长,应该分成几句。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也有这一段文字,就在“路线”之后,“眼里”之后,“方针”之后,不用逗号而用句号。如果我们把光明日报的引来做例,就是冤枉了作者。可是哪里能每句都找得着校勘的材料呢?就只能凭书刊上的样子说话了。有些写文章的人写标点符号常常随笔轻轻一带,不容易辨别,这也是增加错误的原因。唯其标点符号的个儿小,更应该写得清楚;要跟文字一样清楚,甚至比文字还要清楚才好。
第一段 句号、逗号
句号的形式。句号的形式是个小圈儿。西文标点符号里的句号是个小圆点,许多人在中文里也就仿效办理。虽然排字房里会把它改成圈儿,可是因为圆点和顿号、逗号都极容易混淆,排错的机会就增加了。所以原稿上最好还是用圈不用点。
在一句之末是一个西文字或是数目字的时候,有人主张用点不用圈,怕那个圈让人误会是字母“O”或数目字“零”。假如标点符号一律偏右,这个误会是可以避免的。
句和逗的分别。句号表示一句话完了之后的停顿,逗号表示一句话中间的停顿。(表示句子中间的停顿的还有几种符号,不过它们都有比较专门的职司,只有逗号是一般性的。)这个分别好像很明显,可是实际应用起来并不如想像的简单。一句话,你说是完了,我看是没有完,究竟该用句号还是该用逗号就成问题:这就是说,这里免不了有主观的成分。不过如果能从结构和意义两方面去考虑,大多数情形是可以决定该用句号还是该用逗号,剩下的两可的情形是不太多的。现在常看见的句号和逗号用得不妥,恐怕只有少数是经过考虑而作了错误的决定,大多数只是无所用心,随随便便地点下去的结果。
现在的一般倾向是句号用得太少,逗号用得太多;很多地方都应该或可以断句而作者只用逗号隔开的。像下面这三句,都是每句应该分作三句的:
(一)受伤的时候,真不想活了,我寻思只有一条腿,要饭吃也赶不上大门,谁知国家对我们这样好,到什么时候吃什么饭,到什么季节换什么衣裳,真是比家还强。(报)
(二)为此,各地妇联干部首先要深入学习,熟习婚姻法,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进行婚姻法的宣传解释工作,对执行婚姻法中之偏差和不正确思想,妇联有责任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修正意见,在土地改革尚未进行,群众尚未发动的地区,执行婚姻法时更要估计到群众的觉悟,不可操之过急,目前重要的还是宣传解释婚姻法,准备逐渐实行的条件。(报)
(三)目前华北在恢复和发展经济过程中,贸易工作的开展是一个中心环节,今天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把农民为数很大的粮食、棉花、花生、植物油和农副产品如皮毛、猪鬃、鸡蛋、猪肉、肠衣、草帽辫、竹器、铁器、陶瓷器等和大批山货推销出去,并给农民换回他们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如煤油、布匹、水车、农具、化学肥料及其他生活资料,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农村生产就会被阻滞,农民购买力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城市工商业也就会消沉迟滞起来。(报)
(一)应该把第二个和第四个逗号改做句号。(“寻思”底下应加逗号。)(二)应该把第四个和第六个逗号改做句号。(第十个逗号可改用分号。)(三)应该把第二个和第五个逗号改做句号。这三句可以代表一般的情况。要讲极端的例子,我们曾经看到过一本打字油印的文件,有一段有九百五十多个字,中间用了九十五个逗号,最后才有一个句号。照我们分析,可以分成十八句,至少也该分成十一句。
下面两个例子里各有一个逗号该改做句号,同时也有一个句号该改做逗号。这可以证明上面所说,多数写作者对于用句号还是用逗号是随随便便,不去多考虑的。
(四)我们并不否认由于中国产业发展的落后,某些国货在品质上不及外货优良,这是事实。但这正是帝国主义长期经济侵略的结果。(报)
(五)这从哪些方面得到证明呢?首先,就表现在商标上,明明是中国厂商自己制造的商品,顾客对象亦是中国人民大众,但他们却偏喜欢仿造一个外商的商标,冒充洋货。或者在商标上、说明上、包装纸以及仿单上使用西文,甚至连一个中国字也没有。(报)
(四)把“这是事实”放在上一句,在结构上和意思上都是赘余;放在下一句头上就好得多。应该在它前面用句号,在它后面用逗号。(五)“洋货”之后不该断句,一个逗号尽够了。倒是“表现在商标上”之后该用句号。
该用句号的地方用逗号,有时候要影响意义的正确了解。例如:
(六)〔这个影片〕所以能够完成都归功于集体的力量,电影局艺术的领导,舞台剧原作者的协助,全体演职员全心全意投入工作,都是我从未经过的新经验。(期)“集体的力量”后面用逗号,读者自然把底下的“领导”“协助”等等都当作“归功于”的宾语,但作者是把后者用做“都是”的主语的。应该在“力量”之后断句。又如劳动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照人民日报所载):
(七)甲、女工人与女职员生育,产前产后共给假五十六日,产假期间,工资照发。乙、女工人与女职员小产,怀孕在三个月以内者,给假十五日;在三个月以上不满七个月者,给假三十日,产假期间,工资照发。(报)
“产假期间”之前应该用句号。甲项在这里用逗号还不发生问题。乙项因为上文已经有过分号,这里用逗号,叫人误会“产假期间,工资照发”是专指给假三十日者,而按整个条文的精神,应该包括给假十五日者。
有没有相反的偏差,就是该合成一句而分成几句的呢?当然也会有的,不过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例子。有时候会遇到一连串的短句子,如:
(八)事实上是一切都变化了。程疯子不疯了。不好好干活的丁四变成一个好的工人了。狗腿子改邪归正了。原来像死水一样停滞的龙须沟变得沸腾起来了。(报)这里的五个句子未尝不可以合成一句(用一个冒号和三个逗号)。可是作者这样标点大约是经过考虑的,他要使用短句子,予人以强劲的印象。我们就不能说他错,虽然在另外一个人的笔底下会有不同的标点法。
甚至后一句在结构上明明是前一句的一部分,如果作者有理由把它分开,也不能算他错。例如:
(九)他这一次的报告很短。但是很重要。(作)
(十)人民政权从一开始就很重视翻译工作。尤其是俄文翻译工作。(期)这样断句,表示说的时候有一较大的停顿。“但是很重要”另作一句,的确比合在上句显得更重要;同样,“尤其”的力量也因停顿而增加。但是这种标点法决不可乱用。
逗号要不要?用逗来划分句子内部的段落,一方面是反映说话的停顿,一方面也要符合结构的需要。以大多数情形而论,这两样是合一的,可也不是没有矛盾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只在结构需要的地方用逗号,可能中间包括的字数太多,一口气念下去有点吃力;可是如果把说话时候的停顿,不论大小,一一用逗号标明,又会使人觉得支离破碎,反而闹不清楚这句话的结构关系。像这一句:
(十一)目前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刚刚开始好转,各种困难还未完全克服,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就来举办劳动保险了,这就证明只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才能这样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工人。(报)一共用了七个逗点。单讲结构,只要有四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第六个)就够了。现在多用了三个,就觉得有点零碎,而且这一句的意思到底分几个段落也不很显明。可是如果把最后一个逗号取消,从“这就证明”起这一个分句念起来就有点吃力。要是在这个分句里面用一个逗号,按结构说应该用在“证明”之后,但是作者用在“国家”之后,那是因为他在“证明”之后没有打个停,到了“国家”之后就非停不可了。另外一句:
(十二)这些事实已经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及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反对奥斯汀谰言的运动中揭露无遗了。(期)这一句一共五十一个字,中间没有一个逗号。论结构,确是没有地方安得下一个逗号。但是一口气念五十一个字也的确有点为难,实际上会在“事实”之后,第一个“运动”之后,“学校”或“员工”之后,“运动中”之后,停顿两次或三次。可是如果在这些地方加上逗号,看起来又不很合式。
双方兼顾有时候是不容易的,所以关于逗号的用法也就难于定出一些划一不二的条文来。我们的想法,文章虽然代表说话,可是既已写在纸上,就以看为主,照顾结构关系也许更有助于了解。(有人做过测验:读出声音来,十一二个字就需要停顿;默读,一个停顿可以管二十多个字。换句话说,用脑的段落比呼吸的段落有加倍的长。)因此,在可用可不用的地方,还是少用一两个逗号为宜。下面提出几种具体的情况来讨论一下。
分句和分句之间。 分句和分句之间,如果还不到需要用分号或冒号的程度,一般用逗号隔开。这太普通了,不用举例。要注意的是两个很短的分句之间往往连逗号也不用,例如:
(十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十四)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十三)的第一个“瓜”字和第一个“豆”字底下都不加逗号。(十四)的两个“了”字底下也不加逗号。
主语和谓语之间。 在结构上,主语和谓语是不能划断的。可是在主语很长的时候,一般加个逗号。例如:
(十五)某制革厂制鞋部作面组工长特务分子王永泰,不仅经常打击工人中的先进分子,破坏工人团结,而且……(报)下面这三句里面,(十六)是可用可不用的,(十七)和(十八)就绝对用不着:
(十六)在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及其收音网,发挥了极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报)
(十七)哲学思想,也是思想斗争的一个部门。(书)
(十八)永兴电工厂,还自制了酸性蓄电矿灯。(期)下面这两句里的逗号使结构关系不清楚,妨害意义的了解:
(十九)体会到过去对于共产党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二十)所有新出版作品,经过“图书选购委员会”的调查,凡是读者需要的进步书籍,都在购买之列。(期)(十九)使读者先有一个错误的了解:“体会到过去对于共产党的认识”。等到看完了,才知道作者不是这个意思。(二十)初读意思有点含胡,“所有新出版作品”和“凡是读者需要的进步书籍”都像是“都在购买之列”的主语。把第一个逗号取消就清楚了。(这里可以加个“都”字。“书籍”底下的逗号可用可不用。)下面这两句的主语,虽然很短,有点断的理由:
(二一)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好的事。(作)
(二二)所有这一切,为顺利进行这一空前规模的治淮春季工程铺平了道路。(报)(二一)等于说:“要讲这件事,那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好的。”为了表示这种语气,“这”字后面加逗号是对的。(二二)如果没有逗号,“所有这一切”有被人误解为附加语的可能。
动词和宾语之间。
动词和宾语之间的结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只有宾语是个相当长的句子形式的时候,我们才在动词之后加一个逗号。如果宾语是个短语,尽管相当长,还是不用逗号把它隔开。下面这三句在“承认”“知道”“响应”之后用逗号是不妥的:
(二三)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不好的趋势和现象,而且必须马上想法子加以纠正。(期)
(二四)我们已经知道,英国备战经济使消费品的价格飞涨、人民生活日益恶化的事实,而在同时,英国大资本家们的利润却在增加着。(报)
(二五)现在上海全市的在业工人,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已纷纷响应,捐助一天工资来救济失业工人的运动。(报)在宾语的动词后面加逗号,我们心理上就有了一种准备,把底下的名词当作另一句话的起头。等到看见“而且”和“而在同时”,才知道不是这回事。(二五)尤其不好,很容易使人误会“运动”是“救济”的宾语,等到悟过来这是讲不通的,再回上去找着“响应”,已经伤了脑筋了。(二四例与其取消“知道”后面的逗号,毋宁删去无用的“的事实”三字。)
“把”“被”“使”等字之后。这些动词的后面必然跟一个名词(或代词)加上另一个动词。尽管在分析句子的时候这些构造不能一律看待(见第一讲第四段“复杂的谓语”节),它们的后随的两个成分是一气呵成,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常看见在这些动词后面的名词和第二动词之间加用逗号,例如:
(二六)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报)
(二七)这些东西都曾经被那些迷恋骸骨的人们,崇奉为无价的珍宝。(作)
(二八)但正是这六个人还使冲到面前的十六个美国兵,做了俘虏。(报)这三句的逗号都应该取消。
句子头上的附加语和连接词。 句子头上的附加语,像“其次”“最后”“另一方面”“十月十九日”“在朝鲜”等等,说话的时候是停一停的,用逗号来表示是对的。可是像“今天”“现在”“最近”“这里”等等,说的时候不一定有停顿,写起来也就应该斟酌,不一定都要加上逗号。下面例句里的第一个逗号可以不用:
(二九)现在,通货数量并不算多,如果和抗战前比较,还可以增加十多倍。(期)
(三十)刚才,我还看见他在宿舍里。(作)句子或分句头上的连接词,像“所以”“因此”“可是”“但是”这些,说的时候或停或不停,写的时候不妨以不加逗号为原则,有需要的时候才加上(例如底下又是一个连接词,像“但是如果”“所以即使”)。下面例句里,这些连接词后面的逗号是大可以不用的:
(三一)大家都看不起美国侵略军,但是,大家又相诫不要轻敌。(报)
(三二)但是还必须兼顾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商人的利润,否则,东西一定卖不出去。(期)
(三三)那时陇海路陕西一段还通车,而河南煤不能来,所以,采煤业也发展了。(期)“因为”和“虽然”说的时候并无停顿,更没有加逗号的道理。
(三四)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三个协定都以发展中国经济建设为目的。(报)
(三五)虽然,知道这是一种毛病,可是“闷头儿不响”已经成了习惯。(报)“虽然”之后尤其不应该用逗号,因为读者可能误会是文言里的用法,等于“虽然如此”,跟原来的意思就完全两样了。缺少逗号。
上面说过,一般的倾向是逗号用得太多。可也不是没有该用不用的例子,只是比较少罢了。如:
(三六)游行队伍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等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合。(作)
(三七)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根据人民的需要和实际条件把这次会议的议决一件一件地见诸实现。(报)
(三六)“等”字后面非加逗号不可。(三七)“条件”后也应该加个逗号,使这个较长的句子有个停顿。(“把”应改为“使”,否则“见”应改为“付”。)
逗号有无影响意义。有时候,有一个逗号或是没有一个逗号,会使一句话的意义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例如:
(三八)那些同学们,连我都看不起。
(三九)那些同学们连我都看不起。这两句的意思差远了。又如:
(四十)我知道你没有去过。
(四一)我知道,你没有去过。
(四十)的主要意思是“我知道”,(四一)的主要意思就是“你没有去过”。再比较这两句:
(四二)“我走了,”她突然站起来,说。(报)
(四三)“怎样,生气啦?”张秀英笑着,问。(报)
(四二)是对的,因为这里是叙述一先一后的两个动作,不是描写说话的姿势。和这相反,(四三)显然是用“笑着”来描写问话的神情的,作者用逗号隔开就不对了。
下面这四句都多用了一个逗号,因此产生与作者原意不符的意义:
(四四)巴勒斯坦高级委员将若干判死刑,犹太人改处徒刑。(报)
(四五)在民间画匠参加幻灯工作后,应该了解他们的工作过程,就是他们的改造过程。(报)
(四六)后来,他们发现了地道口,就叫伪军先下去挡头阵。(书)
(四四)判死刑的就是犹太人。多了一个逗号,使人疑心是有若干非犹太人判了死刑,而所有犹太人都改处徒刑。(四五)“应该了解”的是“他们的工作过程就是他们的改造过程”。用逗号隔断,就好像只要了解“他们的工作过程”,“他们的改造过程”变了注解了。(四六)作者的意思是:后来日军每次发现地道就叫伪军先下去。有了一个逗号就变成只有一次的事实,不能表示是习惯性的行为了。
下面这两句恰好相反,少了一个逗号:
(四七)毛主席曾经说过鲁迅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圣人”。(期)
(四八)临走送了他们许多礼物,还要求他们说:“明年一定再来。”(报)
(四七)需要逗号,因为这一句的主要意思是“鲁迅是……圣人”(比较上面四一例)。(四八)原意是“要求他们,说………”,少了个逗号就不是主人自己这样说,而是要求客人这样说了。(这一句更好的改法是把“说”字去掉。)
(本段完,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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