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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加强增产节约运动领导的通报
编者按：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加强增产节约运动领导的通报，总结了东北所有国营和公营的工厂、矿山、企业中正在热烈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提供了领导这一运动的基本经验，即依靠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力，提高工业生产与改善企业管理，来完成增产节约的任务，并为今后发展工业生产打下更好的基础。通报中批判了不相信群众创造力的错误观点和官僚主义的作风，确定了为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所应进行的必要措施。这对于加强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转载了这个通报的全文在这里，供各地参考。一
城市工作会议后，东北所有国公营厂矿企业都先后开展了群众性的增产与节约运动，并已获得了初步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各企业计划增产节约的价值已超过一千万吨。在运动中有些厂矿（如沈阳的冶炼厂、五三厂、机器二、六厂、橡胶四厂、大连的玻璃工厂、化工厂、哈尔滨的水泥工厂、抚顺市的露天矿、鞍山的化工部等）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认真地学习了高岗同志的报告及其他有关文件，对本企业内部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干部与全体职工中反覆地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与经济知识的教育，统一了思想认识，提高了全体职工的政治觉悟。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组织科股技术人员、成本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深入车间，协同广大职工开展挖潜力的运动，挖掘潜力之后，制订出以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为重点的全厂、车间、班组与个人的增产节约计划，并以合同制与小组爱国公约的形式把各个单位、个人的计划组织成整体，开展竞赛，推动运动前进。这类厂矿车间、小组的计划大大地超过了上级分配的任务。如机器六厂的计划大于局原分配计划的四倍；机器二厂第六车间的计划大于厂部分配的任务三倍；五三厂局给的计划是三万吨，经过厂里干部的讨论提高到三万五千吨，但经过群众发掘潜力之后，提高到四万三千九百三十吨。其中降低成本占百分之五十多，增加产量占百分之二十多，节约流动资金占百分之二十多，八月份已完成五千六百四十二吨。冶炼厂铜电解、铜鼓风炉、反射、铅鼓风炉四个车间，八月份计划增产节约一、六七七吨，实际上完成四、三六七·五吨，为原计划的百分之二百六十；大连玻璃厂孙德友小组，半年增产节约的计划是四六二吨，由于该组提高了质量，节约了小玻璃，七、八两月已完成二五二吨；大连化工厂七、八两月提合理化建议三百件，半年可增产节约七千吨粮。这些厂矿已获得不少成绩，并创造了若干有益的经验。
但有些企业领导机关与某些厂矿，至今尚未掌握增产节约的基本精神是在于依靠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企业潜力，推动工业生产与改善企业的领导。而采取单纯的任务观点，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领导这个运动。因此，就产生以下的现象：（一）把增产节约的重点仅仅放在加速资金周转上（其中不少单位只是片面的强调处理呆滞材料，其中典型的是七道沟铁矿，清理积压所节约的资金，占其增产节约总额的百分之八七·六），而对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方面则注意不够。如电工局增产节约二十万吨粮食，其中节约流动资金十六万余吨，增产三万余吨，降低成本仅七千五百三十四吨。机械局向工业部报告的增产节约四十八万吨粮食的计划，其中加速资金周转为四十万余吨，降低成本四万余吨，增产利润三万吨。而更典型的是煤矿管理局，该局增产节约计划为九万七千吨，而加速资金周转为八万七千吨，增产一万吨，根本没有降低成本的计划。
（二）有的厂矿把上级分配的增产节约计划，采取逐级向下分摊任务与按人分配的办法。如电工七厂就是如此；另外机器四厂，每个管理人员分摊的任务是一吨又七百六十公斤，徒工每人一吨又四百零五公斤，技工每人三·二吨。（三）有些厂矿的领导干部把增产节约单纯看成为财政任务与消极的节约观点。如橡胶七厂领导干部在动员增产节约大会号召全体职工完成“财政任务”。沈阳化工厂曾打算把三个没有开工的场子，卖掉一个场房和机器，把钱凑起来上缴。辽东省营化工厂接到增产节约的任务后，没有认真地研究和学习有关城市工作会议的文件，就把厂里暂时用不着的机器卖掉。橡胶三厂因为能完成生产任务，就能实现增产节约的数字，因而就不再进一步发动群众发掘潜力，并且有的领导干部说：“不是交上钱（指增产节约任务）就算吗？我们计划订不订都行。”某机器厂制订增产节约计划时，职工情绪很高，但由于缺乏领导，科股人员的计划重点不是如何深入车间为生产服务，而是每月保证少用几张纸，少领几个钢笔头等。某些厂矿由于未教育群众，群众不了解增产节约的积极意义，所提出的计划只限于“少用机器油”、“节省手套”、“不用鞋盖”、“少用洋钉”等。（四）有些厂矿的领导干部，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不注意技术人员、职员的工作，因而那里的技术人员、职员思想上、工作上，至今存在着极严重的问题。如机器七厂的不少技术人员，仍经常坐在办公室不深入车间，并存在“怕工友出难题”、“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错误思想；工程师则认为：“如果叫我到一个车间，岂不影响了全面”，但车间主任因为凿岩机的某种“插牙”始终不合格，找了工程师三次，而工程师最后的答覆是：“这点小事，找我干什么？”该厂的空气压缩机因硬度不合格，找技师研究，技师说：“我管砂眼的，不管硬度。”
（五）地方工业方面有些省市的领导干部，认为增产节约运动只是国营厂矿的任务，与地方工业无关。因而不采取积极的态度，少数省市直到九月初旬才正式布置这一运动。
上述现象应引起企业行政与各级党委的重视，并迅速予以解决。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增产节约运动获得更大的成绩，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组织企业干部继续学习研究讨论城市工作会议有关文件与学习先进厂矿的经验，端正领导思想，使所有领导干部领会并掌握增产节约的关键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发挥企业潜力，提高工业生产与改善企业管理；而不是单纯依靠处理某些呆滞材料与仅仅推销某些积压成品而完成财政任务（这当然是应该做的）；更不是像某工厂所提出的“找仓库、挖仓库”来解决问题。增产节约的目的不仅是完成今天的任务，而更重要的是为今后发展工业生产打下更好的基础，这就要求所有厂矿企业中的领导干部深入运动，站在运动之前，领导运动。通过增产节约运动，把经济核算制推进一步，把企业管理提高一步，把职工的政治觉悟、业务水平、技术水平提高一步。
（二）采取有效的办法，对管理人员、全体职工继续进行深入的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应包括：1、增产节约的政治经济意义。2、列举事实说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3、反覆说明提高质量，是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完成增产节约的重要方法之一，不但今天质量大检查时需要，今后任何时候都需要，只有职工思想上明确了这一认识，才能将提高质量成为经常的工作。因此，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教育，推广郭瓦廖夫工作方法，推广先进经验开展合理化建议，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必须大力进行。4、有计划地对职工特别是工人进行经济知识的教育。只有厂矿的领导干部，对本企业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具体情况，结合上述教育内容，以算细账的办法，对职工进行反覆教育，从思想上发动了群众，增产节约运动才有巩固的思想基础。五三厂、冶炼厂除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外，并组织成本人员与抽调科股一般管理人员，加以训练，共同下车间教育工人，帮助工人计算材料、零件成品价格，以确立职工注意质量与成本的思想。这一办法各地可以采用，只有全体职工的政治觉悟与业务水平，继续不断地提高，才能把运动开展的更深入更广泛。
（三）各级领导机关要深入厂矿，认真地进行检查工作。目前检查的重点是：质量大检查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工业部所规定的几种制度是否确已建立，增产节约计划的重点是否放在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上，计划中有无具体措施，科股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是否深入车间，为车间生产服务，群众是否真正自愿自觉为完成自己的计划而行动起来（包括合同制的推广与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竞赛的情况），各厂矿执行计划中存在什么问题。在深入检查中随时总结先进经验，纠正缺点，使运动不断前进。
（四）为了使质量大检查达到预定的目的，并为今后增产节约奠定巩固的基础，在厂矿工作转入加强车间工作，开展车间经济核算制之前，领导上必须一个个地检查所属厂矿是否真正按照工业部关于质量检查的要求建立了必要的制度，以及这些制度贯彻的情形。凡此均应作出正式总结，经上级批准后，才得转入加强车间经济核算的工作。以保证今后工业产品质量的优良，为今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三为了及时的了解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东北局要求工业部、财政部、贸易部、农林部、林务局党组、东北铁路办事处政治部与各省市委自九月份起每月将所属国公营工业生产单位（机关经营的企业在内）增产节约运动进行的情况、具体收获与经验（包括具体增产节约数字在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报告东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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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衷心的感谢
——饰演影片“赵一曼”的一些微小的心得
石联星
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和培养，在我的演剧工作上，给我指示了努力的方向，使我因饰演赵一曼烈士而荣获第五届国际电影赛会的优等演技奖。这光荣是属于党，属于毛主席和中国人民的。
我永不会忘记，一九三二年在瑞金中央民主政府后院，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晚会上，我饰演一个苏联女孩。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我的演员生活。以后在工农剧社里，在高尔基戏剧学校里，党时刻教育我：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耐心地帮助剧校的工农分子，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党总是教导我们，要倾听群众对演出的意见，演出的节目要与当前政治任务紧密地结合。就是这样，我们在党的教导下一天天地进步。
在游击战争中，党又再三地教导我们要深入到农村和红军中去，用艺术的武器宣传党的政策，坚定群众对革命的信心，鼓舞战士们的战斗意志。在那些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我们常在红军与敌人作战的前几小时为红军演出，战士们看完戏后，乐观地、坚定地、无比勇敢地投向战斗。他们的英勇行为教育着我们演员们，使我们满怀胜利信念，和他们一起走向胜利。党指示：“不仅要做个艺术工作者，而且要做个坚强的红色战士！”我们在红军中的演员们是那样高兴地穿着红背心、黑短裤的舞装，手里拿着红缨枪，紧跟着队伍爬山越岭，冲过了无数层的敌人封锁网。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战争中有多少英勇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为了粉碎蒋介石匪帮，北上抗日而流尽他们最后一滴血！当时留在江西的红色战士们是如何想念着毛主席，想念着党中央，想念着骨肉相连的战友啊！我们坚信只有战斗、再战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今天，亲爱的党，亲爱的毛主席领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都有了，过去不懂得的，不熟悉的东西今天都要学习。
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正在一日千里地进步着。我是电影工作者之中的一个新兵，一个幼稚的一年级生，我的这个事业的童年是幸福的，美丽的，前途是远大的。当我正式上第一堂课时，也就是接受了饰演赵一曼烈士的角色时，我的内心是怎样地喜悦啊！我决心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我经过怎样的学习过程而得到赵一曼烈士的形象呢？首先我是以爱党，爱祖国，爱赵一曼同志的心，打开了迎接角色的大门，以老实诚恳的态度和角色见面，以向赵一曼同志虚心学习的态度与角色开始接近的。
我熟读剧本，并向作者、导演请教，了解作者、导演对影片的意图和计划，然后开始进一步的准备工作。看参考书籍、参考影片，听报告，访问以及回想过去所看过的影片中的英雄形象，回忆和寻找自己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与角色有关的事物，以及有联系的思想感情。赵一曼烈士的形象，是受到许多具备着高贵品质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的提示而形成的。我想到了我们杰出的妇女领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同志，虽然我与她们接触得不多，但她们对党的忠诚，她们的坚强的斗志，谦虚的态度，对革命事业的忠心与毅力，以及为人民服务的高度工作能力，是我们妇女的好榜样，也是女革命家赵一曼同志所具有的高贵品质。我又回忆到在江西游击战争中牺牲的刘伯坚同志，他坚强不屈，从容就义，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这个真理的呼声是永世不灭的。这个呼声也正是赵一曼烈士就义前壮烈的呼声。我忆念着很多健在的和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我的角色受到了她（他）们的血液的养育。
我又研读了抗联奋斗史册，听取了冯仲云同志关于抗联的报告，使我对角色的历史时代的特色有了了解，使我更明确了创造赵一曼同志形象的时代和生活的根据；使我理解到一些他们是怎样在斗争中历尽艰险，尝尽辛苦，在白山黑水之间，冰天雪地之中，直到吃树皮草根，仍旧坚贞英勇地与日寇战斗。英雄们站在祖国东北的山巅，眼看到阳光普照的祖国美丽的土地上，日寇在到处横行，村庄沦入火海，人民遭受残酷的屠杀，英雄们是多么愤怒啊！为了亲爱的同胞，为了神圣的祖国的土地，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党的崇高正义的事业，英雄们坚强地战斗着！他们为祖国的生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像杨靖宇、邓铁梅、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烈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
在哈尔滨烈士馆，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默立在烈士的遗像前，默立在杨静宇将军遗首前，默立在曾是敌人审讯赵一曼同志的审讯室里，我的心里燃起了难以抑制的悲痛和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我默默地向烈士们宣誓，要学习烈士们对革命的无限的忠心，要克服自己的缺点，把一切都献给革命。我觉得烈士们的鲜血在我的血脉内流注着。我又从影片中的张大夫（现为哈尔滨市卫生部副部长）那里，了解了赵一曼同志被捕后在医院的情况。赵一曼同志不但是出色的共产主义宣传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才干的组织者。她对革命的忠心，激起了医生、护士的爱国心，她在群众的爱护下，冲破敌人的监视，群众用担架将她抬出医院逃走。……赵一曼的形象强烈地在我的创作思想里生长着。
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的遗作“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对我的创作也给予了力量。英雄的自白，充满了一个革命战士对敌人极端的卑视与憎恨。他所关心的不是他个人的生命，而是祖国与人民，苏联的胜利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他坚信和平一定会战胜战争，但是和平是要用斗争去取得的。在他就义前的日记中写道：“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这是何等动人的教言啊！全世界共产党员的品质是具有同一性的。又如李伯钊同志著的“女共产党员”中的帅大姐，苏联影片中的空军英雄，“虹”中的沃琳娜，和著名的女英雄丹娘……这些中国的、外国的英雄们、革命家们的思想语言行动，都给予我在创造这位具有高度党性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女儿赵一曼同志的形象时，起了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至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对于角色的具体行为、动作，也是不可分开的。回忆自己经历中每个有关阶段的细节是十分必要的。
影片中赵一曼烈士在哈尔滨地下工作的部分，是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上海党领导的一个人民团体的工作，和我在白区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
赵一曼在农村中的部分，是以我在中央红区和游击战争中与红军及群众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我以红军是工农的儿子，红军是一支自觉的为真理而战斗的队伍的体验，来处理我的角色与群众的关系，来理解东北人民对抗日联军的热爱。一九四七年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使我又一次较深地体会到农民对党、对人民政权及对革命干部的热爱，启发我得到赵一曼同志在农村中与农民接近的精神和正确执行党的任务的精神。
赵一曼在部队中的部分，也是以我在红军中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党领导工农子弟兵，为求自己解放，奋勇杀敌，官兵一致为实现崇高理想，同甘苦，共患难，依靠群众，取得了胜利。这就是我演赵一曼同志在武装斗争中的创作根据。
赵一曼在敌人监狱里、法庭里、刑场上的部分，在创作时我开始感到很困难，因为我的生活经历还不能充分地掌握到角色的精神；但是对党和战友们及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向往的情绪，在我身上还是充溢着的。当我在战争中被敌俘去又被释放后的长时间里，我一直是向往着党和党领导的队伍。在创作中我一再回忆这些，在我的内心上复燃起当时的情感。我也从白大方同志讲述他在新疆监狱中的生活中获得很大的帮助，同时帅大姐、丹娘、沃琳娜、伏契克……给予我的感受，使我渐渐解除了困难。赵一曼在狱中的自白，受刑，走出监狱，从容就义的许多镜头，我是把全副身心集中在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的心情来饰演的；并且以无限的阶级仇恨、卑视与憎恨敌人的情绪来完成我的工作。今天祖国人民的胜利，使我在敌人面前感到骄傲，党和毛主席给我以无穷的力量。毛主席就是胜利！毛主席就是光明！我的心里开朗了，眼睛有了光彩了，受伤的腿有了劲了，我傲然地仰着头胜利前进，前进！
这样经过八个月的拍制过程，我一点一滴地，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工作着。在最后一个镜头结束时，我深深感到这才是真正创作的开始，这时候，我才懂到了一点创作的意义。在工作中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观念：只有在工作中继续改造自己，才能与角色的思想感情结合。我自身的缺点很多，我必须要学习，学习，再学习！锻炼，锻炼，再锻炼！
向党的好儿女、中华民族女英雄、中国共产党员赵一曼同志致敬！衷心地感谢你，因为我扮演了你，受到了你的教育！（附图片）
第五届国际电影赛优等演技奖获得者——石联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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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贯彻婚姻法，保障妇女权利！
浙江金华县浦口村干部干涉群众婚姻自由
坏分子俞章全乘机逼死妇女
金华人民法院对有关案犯判处太轻应重新处理
浙江省金华县人民法院于今年二月间判决俞章全等干涉婚姻自由、逼死滕桂芬一案。首犯俞章全等分别受到法律制裁。
滕桂芬，女，金华县浦口村人。自去冬开始，即与本村青年团支部副书记俞宪邦恋爱；双方感情极好，已准备向父母说明后结婚。但该村民兵认为滕、俞二人有“通奸嫌疑”，曾数次埋伏“捉奸”未遂。
今年一月六日晚，滕桂芬、俞宪邦二人于参加少年儿童队工作会议之后，至滕家谈天。民兵得知后，猜定俞宪邦在滕桂芬家，遂由民兵班长卢家宝发起，集合民兵代理副队长俞章权、俞章齐等八人，埋伏在滕家周围。约十时左右，俞宪邦由滕家走出，被俞章权捕获，押至民兵队部。当即由农会主任俞耀明进行讯问，并强令坦白。俞宪邦除承认“是去滕桂芬家约婚”以外，并被迫具下“坦白书”。俞耀明又派人将滕桂芬叫来，责令坦白。桂芬拒绝坦白。之后，住该村区干部施世文、孙友雪及外村来该村工作的干部陈某将滕、俞二人带至乡公所谈话。陈安慰了俞宪邦；施世文、孙友雪则认为桂芬
“不老实”。
当晚，施世文打电话请示孝顺区区公所对此事件的意见。第二天早晨，施世文告诉村干部：“不能再要他们（指滕、俞二人）坦白了。”因此该村干部及一般民兵、青年团员便不再准备要滕、俞二人坦白。但该村青年团员俞章全坚持斗争滕、俞二人。俞章全向农会委员俞家邦说：“你们农会不斗争，青年团里要斗；青年团里不斗；我个人也要斗！”并以“否则民兵、青年团都解散”相威胁。俞章全之所以肆意进行破坏活动，是有政治原因的。俞章全的两个哥哥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当军官，父亲是土讼师。俞章全的家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很不满意，俞章全把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称为“老虎”。滕、俞二人在土地改革中很积极。俞章全企图借此转移群众在土地改革中的斗争目标，煽惑民兵代理队长俞宪亨共同召集了青年团、民兵大会，并派人去找俞、滕二人前来“坦白”。约九点钟，两个民兵把俞宪邦叫去开会。不一会，女青年团员俞海妹、俞根芝二人受了俞章全的唆使，来叫桂芬开会（即去坦白）。桂芬不肯去，两人硬拉着她走。走到桂芬家的右边三义路口处，桂芬挣脱她们的手说：“我是不去了，你们叫俞宪邦来吧！”二人走后，滕桂芬越过小山坡，到离村一里路的关帝庙，在佛座右边木栅上吊死了。
俞章全看她们没有把滕桂芬叫来，带了几个民兵自己去叫。但已找不到滕桂芬。因此，俞章全没有让俞宪邦单独坦白，只宣读了青年团团章，并订了民兵纪律。硬说俞宪邦、滕桂芬二人恋爱是“与团章上规定的团员要纯洁是冲突的，是违反纪律的”。
桂芬母亲得知桂芬没去开会，怕出意外，到亲戚家遍找不见，后来在关帝庙发现了桂芬的尸体，经医生急救无效。
事件发生后，金华县人民法院即组织有关机关团体进行了三次实地调查，将事实完全弄清。金华县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对此案有关主要案犯判决如下：首犯俞章全鼓动群众，召开大会，迫人坦白，逼死人命，判处徒刑二年，赔偿损害五年，每年稻谷五担。（滕桂芬为滕家主要劳动力，桂芬死后，其家庭将遭遇很大困难，故金华县人民法院酌责本案首要分子赔偿损害。下同。）卢家宝诬害他人通奸，非法逮捕村干部，处不拘束自由劳役三个月，一次赔偿损害稻谷五担。俞耀明、俞章齐、俞宪亨诬蔑他人通奸，强迫他人坦白并进行公开侮辱，各处不拘束自由劳役二个月。俞章权诬蔑他人通奸，参加非法逮捕村干部，给以批评教育。此外，施世文、孙友雪对婚姻法认识模糊，使工作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在浦口村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开检讨。
编者按：金华县浦口村干部、民兵等干涉婚姻自由，被坏分子俞章全钻了空子，逼死滕桂芬一案值得各地注意。坏分子俞章全在此案件中的阴谋是恶毒的。村干部、民兵干涉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给了俞章全以进行破坏活动的机会，并且造成了严重恶果。我们认为：金华县人民法院对此案有关的某些罪犯的判决是过轻的，应重新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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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区乡干部对婚姻法的学习
李正
一年多以来，婚姻法在全国各地实行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广大群众在向封建婚姻制度斗争中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成就和胜利的获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党组织与政府的正确领导，特别是由于大多数区乡（村）干部正确宣传、执行了婚姻法。但是，在这伟大的胜利中，群众也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某些地方造成了过多的伤亡。譬如，中南区一年来因婚姻问题而被杀或被迫自杀的妇女竟达一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他地区被杀与自杀的事件也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婚姻制度残余还在广大的农村中严重地存在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不少区乡干部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与不良作风，直接间接地保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阻碍了婚姻法的贯彻执行。
区乡干部的封建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怕天下大乱”。婚姻法颁布后，东北的辽东、黑龙江，华北的平原、河北，华东的山东、浙江以及其他地区的不少区乡干部，较普遍地产生了不敢宣传婚姻法的现象。辽东有些村干部怕宣传婚姻法耽误了群众的生产。平原省有些村干部接到婚姻法以后就锁在抽屉里。浙江省更有个别村干部说：“谁要在我的村里宣传婚姻法，就打断他的腿！”由于干部不敢宣传，群众自然不能理解婚姻法的精神；而不法地主、某些不良分子，即乘机对新婚姻法进行恶毒的诬蔑、曲解和诽谤，说什么婚姻法是“离婚法”，“政府要发动离婚运动”等等。这一来，一部分群众就对婚姻法害怕起来。因而某些地方开会宣传婚姻法时，群众不让年轻妇女参加，因为“怕动员离婚”。处理离婚案件中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们认为离婚会使男人吃亏，弄得男人“人财两空”。因之，他们对于要求离婚的妇女订出了种种限制条件，甚至公然进行无理的干涉。湖北省襄阳县刘家村吕芝春向丈夫提出离婚，她丈夫便勾结乡干部将她关起来，毒打一顿，并逼她承认以下四个条件：一、不准离婚，三年内不准住娘家；二、大小便要向公婆、丈夫请假报告；三、不准和娘家村里的任何人说话；四、出村要向妇女代表会报告。如果违反了这些苛刻的条件，罚“喝三碗大粪”。“大男子主义”思想也极无理地表现在处理妇女离婚带财产的问题上。不少区干部与县人民法院干部处理妇女带财产问题时，竟然主张“多带不如少带，少带不如不带”。山西榆次县好几个区人民政府竟擅自规定了带财产的原则是：“女的提出离婚者不带；男的提出离婚者可以带”。所以，有些妇女离婚后因生活无着而不得不又和原来的丈夫复婚，恢复了原来的痛苦生活。
以旧的道德观念来处理离婚纠纷。他们认为离婚是“坏事”，“丢人”，“拆散家庭”。不少区干部调解离婚纠纷时，总是劝和不劝离。这样，调解便变成了对女方（目前提出离婚的多半是女方）的劝说。山东莒南县一对夫妻，双方自愿离婚，但区政府不批准。这对夫妻在从区政府回家的路上，找到一座土地庙，跪在“土地爷爷”面前离了婚。许多地方的妇女都说：“离婚过三关，过了村关过区关，过了区关过县关。村关最难过。”
纵容与支持旧婚姻制度，对抗婚姻法。虽然这类人较少，但其危害却很大。这表现在包办婚姻、强迫出嫁、吊打妇女、暗地用钱买老婆、为别人说媒从中取利，或其他违法行为。山西兴县专区就有些区干部为人作媒包办婚姻。长治专区屯留县某村一个公安员因不够结婚年龄，怕政府批不准，便找人代替登记，直到“拜花堂”时才换成他本人。这一部分人是封建意识最浓厚的，他们给予群众的危害也最大。
除了上述几种封建意识以外，在不少区乡干部中还存在着另外几种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
一种是狭隘的贫雇农观点。不少区乡干部为了“保护贫雇农利益”，凡是贫雇农的老婆提出离婚，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准。热河省朝阳县毛营子村一个贫农的老婆要与丈夫离婚，区长不批准，并把男女双方扣押了十多天，强迫发生肉体关系，然后才放回去。结果女方喝卤水自杀。张家口市一对夫妇，年龄悬殊，感情恶劣，女方提出离婚，区干部说：“不用离吧，看你丈夫是个工人，赚钱养活你，好不容易。”没有批准。不几天，女人失踪了，留给男方一个婴儿。这样，既害了女方，又害了男方。
再一种是对群众的婚姻问题漠不关心，认为贯彻执行婚姻法是妇女的事。浙江省杭县某些区干部处理婚姻问题异常马虎，无论处理离婚案件或作结婚登记，都不超过半小时。有些地方对离婚采取了“有求必应”的态度。有些夫妇仅因一时口角，要求离婚，便被政府批准；结果不久又请求恢复夫妇关系。
还有一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行政命令作风。山西某些区村干部对于群众的买卖婚姻，采用了没收财礼与扣押人的办法。陕西省靖边县某区自婚姻法颁布后到去年年底处理的八件婚姻纠纷中，就有四件是区长谢某与乡长罗某用捆绑办法解决的。有的地方在解决男女关系问题时，召开群众斗争大会，以致逼出人命。
由于不少区乡（村）干部存有上述封建意识与不良作风，群众在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中就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就使许多地方残余的封建婚姻制度保存下来，就使新婚姻法在某些地区不能与群众见面。
不少区乡干部之所以存有这种思想与作风的基本原因，是他们长时期受着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又未受到严厉的批判。大多数区乡干部还是脱离家庭不久，或现在仍然是半脱离生产或不脱离生产的。他们的觉悟程度还不很高，“族权”、“夫权”的封建宗法思想还没有被清除。所以，在反对封建土地制度这个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尖锐斗争中，他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然而，推翻旧的婚姻制度的斗争却是农民内部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婚姻法一旦贯彻实行，男女之间的关系就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旧的家庭关系也会逐渐改变，而封建的婚姻制度，旧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在他们已习以为常，因此，他们不愿接受，甚至抵抗婚姻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某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对区、乡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关于婚姻法的教育十分不够。在婚姻法颁布以后，各地曾一度注意了对区乡干部进行婚姻法的教育工作，使大多数区乡干部初步地了解了婚姻法的精神；然而，这方面的经常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指导是非常不够的。婚姻法颁布一周年的前后，中央各有关部门曾组织了婚姻法执行情况调查小组到山西进行调查。调查小组在山西走了几个地方，发现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下边（区、乡）发生的问题多，上边（县以上）指导帮助少；一是民政部门在贯彻执行婚姻法中应做的工作最多，却对这一工作注意得最差。如山西榆次县第四区自婚姻法颁布后至今年三月，共办理结婚登记与处理离婚案件约四百件，其中除三十件婚姻案件送法院处理外，其余都是在区政府办理的。由于上述几种脱节情况，所以，有不少区乡干部的政策思想不能提高，他们曾无意地犯了许多错误。调查小组曾在榆次四区使张村简单地测验了十五个村干部，其中有九人不知道婚姻法是什么，包括民教委员与妇女代表会副主席在内；有六人模糊地知道婚姻法是“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男的结婚年龄是二十岁，女的结婚年龄是十八岁”。从这里看，即使干部没有封建意识，婚姻法也很难良好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因此，加强区乡干部对婚姻法的学习是贯彻婚姻法的头等大事。
如何做好这一工作呢？
一、各地党组织应把关于婚姻法的教育作为农村支部党员思想教育的经常内容之一。在许多地区，村的主要干部中党员是占多数的。过去各地的经验已经证明：那里的党组织注意领导，那里的婚姻政策就执行得较好。山西昔阳县白羊峪村民主和睦的家庭已占全村户数的半数以上，基本上树立起新的婚姻制度，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党的支部能正确地领导以及大多数党员能够领会婚姻法的精神并以身作则的缘故。
二、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区乡政权干部的政策指导，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与业务水平，以减少错误。县的领导干部只管当前的中心工作而忽略了贯彻执行婚姻法是不对的。对于区乡干部的学习应做经常的布置并进行定期检查，这样才不至于发生中断脱节现象。
三、区一级党的组织、政府、人民团体尤其是妇女联合会，应将本区执行婚姻法的情况与干部的思想作风，做为区扩大干部会议工作报告的内容之一；对于本区发生的婚姻问题，区的扩大干部会议，在通常的情况下，一定要加以研究、解决。区干部应将协助村干部贯彻婚姻法做为自己经常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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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纠正音乐演唱中的不良现象
根据各地报纸读者的反映，目前各地音乐演唱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容忍的现象。若干黄色歌曲仍在某些地方公开播送，若干庄严的歌曲也被歪曲和庸俗化了。“旅大人民日报”读者桂馨反映：旅大天光评剧团在八月中演出“天河配”时，穿插了许多黄色歌曲，还把“伟大的共产党”的歌词填在“卖糖歌曲”里来唱。上海某些电台的滑稽节目中将解放歌曲任意改编，加上些低级噱头。如在唱“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的时候，就夹杂了许多笑话。汉口、重庆的舞厅里，甚至有将“国际歌”伴舞的恶劣现象。这些不可容忍的现象应引起各地文教部门的注意，迅速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