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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在讨论“武训传”的基础上继续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 王之
河北日报五月二十一日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同月二十六日又发表了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关于开展对“武训传”批判讨论的指示以后，我省许多党员干部和文化教育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了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讨论。不少地方的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了党员干部、教员和学生对“武训传”作了批判讨论；邯郸专区、临清镇、馆陶县等重点地区的党员干部和文化教育工作者，在讨论中特别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检查。这一讨论，现在各地已先后结束。
经过三个月来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讨论，许多党员干部和文化教育工作者都认识了这个真理：武训并不是像武训宣扬者所说的是什么“奇人”、“伟人”或“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觉者”，而是一个丑恶无耻、忠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奴才。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以后，使得大家更清楚地认识了“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也认识了所谓“武训精神”，实质上是奴隶思想或投降主义思想；宣扬“武训精神”的“武训传”是一部歪曲历史，污蔑中国民族，污蔑农民革命斗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影片。
开展对武训和“武训传”的讨论批判，是一课具体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所有在这次讨论中，积极参加讨论的一些同志，都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学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有些同志，经过这次学习讨论，明确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划清了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线。他们对待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普及教育”有了正确的看法：认识到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中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不彻底推翻封建的反动统治，劳苦农民的子弟要在文化上翻身是不可能的。离开了人民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普及教育”完全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点，懂得了分析批判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少数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在参加讨论中，使自己的政治认识进一步地与实际相结合，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加敏锐了。文化教育工作者中，通过这次讨论，又一次地批判了“教育救国”和教育“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他们在这次讨论中的收获，是澄清了自己的混乱思想，比以前清楚地确定了教育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讨论中也提高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兴趣。
应该指出：这次学习的运动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些同志的确在这次讨论中提高了思想，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但仍有不少同志并没有在这次学习运动中，很好澄清自己错误的思想和观点。部分文化教育工作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对“教育为谁服务”，认识上还不够明确，他们中还有错误地认为教育是“超政治”“超阶级”的，还存在着不管历史时代如何，不管教育效果如何，“只要办学就好”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思想是由于他们长期受了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观点的薰染，参加革命后又没有很好改造自己的思想所造成的。同时在这次讨论中，文化教育部门的行政领导上，缺乏具体明确的思想指导，所以这些错误的教育观点在某些文化教育工作者中还相当地存在着。某些党员干部中，也还没有通过这次对武训问题的讨论，完全澄清自己赞扬崇拜武训及“武训传”的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他们没有把这次讨论看成是一个自我教育的问题，因而，没有能够认真地批判自己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以及看待历史问题的客观主义等错误思想，因而没有从思想上把自己提高一步。
从这次学习讨论中，我们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死啃条文，而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际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辨别一切政治是非，去检查与处理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来讲，政治头脑是应该十分清醒的，要随时注意每一件事情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对待一切事物要有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能力，决不能盲目地人云亦云，或对问题本质不加分析研究，被某些现象迷惑了自己的思想。这次对“武训传”的讨论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前，好些党员干部对武训问题不去加以分析批判，反而盲目附和错误意见。这是失掉共产党员政治分析能力的表现。
我们应该从这次讨论“武训传”收获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应该毫不例外地积极参加政治学习，造成一种学习理论和重视政治事件的浓厚的政治空气，对各种有害于人民民主事业的各种错误思想，开展不调和的斗争，把我们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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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
陈鹤琴
编者按：“活教育社”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一个教育团体。它提倡“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活教育”。今年四月，人民教育杂志二卷六期发表了张凌光的“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一文，对“活教育”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接着，“活教育社”即在“新儿童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的文章，以“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解释他们所提倡的“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是主张叫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于是人民教育杂志又在三卷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林英才的“希望倡导‘活教育’的先生们进行自我批评”的文章，指出了“活教育社”替自己辩护的错误。接着，人民教育杂志最近在三卷五期上继续发表了王泰然的“活教育的主张能使中国旧教育变活吗？”一文，对活“教育”的理论进一步作了比较全面的批判。陈鹤琴的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以上对于“活教育”的批评而作的初步的自我批评。一、为什么要进行自我检讨
“人民教育”第二卷第六期和第三卷第四、五两期先后发表了张凌光、王泰然诸先生关于“活教育”的批评文章。我是“活教育”理论的初创人，在今天更愿意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教育思想，以便能更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服务。我细心地读了张凌光等先生的文章，同时也曾向其他一些朋友征求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在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启发。经过一番思想检讨之后，初步地认识到我的“活教育”的主张，原来并不是什么进步的东西，而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由于我没有站在先进的阶级立场，不问政治，幻想用教育来救国拯民，其结果，不但国没有救成，反而为反动派服了务，为反革命统治装饰了门面，因而损害了革命的事业。这正如钱俊瑞副部长在“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活教育”也就是这样，在人民中散播了坏影响，帮助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一个人的旧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改造过来的，因此我愿意把自己的初步检讨发表出来，以便在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之下，达到彻底肃清自己错误思想的目的。这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一些曾受过我的“活教育”影响的同志们，来清除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遗毒，也将是有利的。二、这不是“超政治”“超阶
级”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吗？
我生长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长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看到的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内军阀的混战，做官的贪污腐化，老百姓贫穷如洗。当时我也曾为中国的这种衰亡现象悲愤，我也曾立志要想救国。记得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反动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那年，我正在美国读书。那时，我非常的愤慨，为了要报仇，便每逢星期五绝食一顿以效法“卧薪尝胆”。这种天真幼稚的做法，一直继续了半年，自然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我便想中国人为什么不如外国人而受人欺侮？我以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本身“不行”；要是能把中国的“人”教好了，使他们具有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和服务的精神，那么别人也就不会来欺侮我们了。于是，我选定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我从来未认识到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老百姓之所以贫弱，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统治的结果，不打倒帝国主义，不推翻反动统治便不可能救国，以致数十年来，陶醉在教育万能的美梦中而不能自拔。
很显然的，我过去对“人”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我以为人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因为社会上有坏人，他们好侵略，好压迫人，他们自私，就使得好人吃亏。假使能把坏人感化，变成了好人，社会岂不是就太平了吗？我从这样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出发，提出“活教育”的目的论，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日本投降后改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满以为人人都抱“假如我是你”的精神，用“照妖镜”（忍耐）“天平秤”（公平）“十字架”（自我牺牲）的办法来处世，“与世无争”，就可以使战争消灭，使流血革命用不着，剥削压迫也就不再发生了；却没有认识到人是有阶级的，剥削阶级为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剥削人，压迫人；不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一切都是幻想。而且剥削阶级是决不可以理喻的，不作流血革命，阶级斗争，武装推翻反动统治，则反动统治是不会自动让位的。因此我的“与世无争”“假如我是你”等等提法，适足以“削弱人民的战斗意志”。
由于我所了解的“人”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与政治性，我所培养的“人”在主观愿望上是要他们为老百姓服务，要他们把社会改造好，但是，因为我没有灌输他们以先进的阶级意识，正确的政治目标，换句话说，只不过要他们在反动政权下来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好人”。虽然提出了做“人”要“爱国家，爱真理，爱人类”，因为缺乏阶级立场和观点，就成为空洞不明确的教条。骤看起来，好像是标榜爱国，讲求人道，但在反动统治下的旧社会中，国家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屠杀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那时“爱国家”其实质是爱反动阶级的国家，其结果是巩固了反动阶级的统治。
这样看来，我提出活教育的目的“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或者“做世界人”，表面好像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实际上还是“有阶级”“有政治”的。其阶级性则属于剥削阶级，其政治则属于反动政权。因此，今天如果不再从思想上来认清自己“超阶级”“超政治”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是不可能在教育的实际工作方面，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来服务的。三、主观唯心论和狭隘经验
主义
我过去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以为单凭教育的力量就可以改造人，就可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数十年来醉心于这种“教育万能”的梦想，虽然在旧社会中也曾碰过壁，遭到困难；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前后，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大场办农忙托儿所的时候，反动的上海教育局长李熙谋，曾不只数次的警告我，留难我，而我仍没有因此得到教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却依然继续着为教育而教育的做法。
由于我没有认识到教育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而错误地认为旧社会的教育之所以没有办好，是因为旧的传统教育不行，教材不好，教科书错误很多，方法不好，教学法太死板的缘故；认为用自己的“活教育”方法，就能培养出所谓“人”来。这就是所谓“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活教育”的课程论和“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承袭了杜威的“儿童本位”与“经验论”，接受了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主张。
杜威曾经说过，“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要发展儿童的个性，让儿童在“做中学”。杜威办实验学校，提倡打破系统的课程，要根据儿童的需要和兴趣来经常改变课程。他的实验学校中，教师在教学中是站在辅助的、被动的地位。杜威这种唯心的经验论给我以很大的影响。当我主张用“活教育”的课程论与方法论来反对中国旧社会的传统教材教法时，便有意无意地通过自己的主观幻想，给以片面的论证。
我常常认为别人的经验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因此，我否定了人类祖先的经验也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没有认识到科学在历史阶段中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是有其绝对真理性质的。知识的来源，除了感性的直接知识以外，还有前人的或别人的经过实践考验的科学与文化的间接知识。片面强调感性知识，其结果使认识停留在低级的阶段，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本质。
我的这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多半也是由于我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结果。我孤立地观察儿童心理发展的个别的现象，以为儿童生来时一无所知，通过自己的感觉和活动，逐渐认识了世界；由于摸到火，烫了手指，知道火是热的；摸到木头，知道木头是硬的。片面强调感性，忽视了理性认识的重要作用。却没有通过这些现象，来深刻的理解到儿童心理发展的本质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辩证的过程。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所谓“活教育”的课程论，就这样的片面强调了自然界、社会生活中个别现象对于教学的作用，否认系统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在教育方法论上，自然也就陷入经验论的泥沼中去了。我曾经很热情的赞美过“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个口号，也曾经欢迎过陶行知先生根据杜威的“从做中学”所得出来的
“教学做合一”的口号。我也曾向往于陶先生创办晓庄师范时，指天空为天花板，指大地为地板，指自然界为课堂的作法。我在江西开始办幼稚师范的时候，也曾经醉心于“寓学于做”的办法，带着学生们，开荒筑路，盖房子，种菜养猪，烧饭做菜，并且称心满意于这种鲁滨逊的“变荒山为乐园”。学生们工作了一天之后，同时就来上课，以一天生活为题，学习作文，认识自然，教材好像非常丰富；看到学生有了些收获，兴趣很高，就认为这不但是“做中学，做中教”，而且也是“做中求进步”。并且根据这个别的现象，来作为一般原则的根据，提出所谓“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还以为这种直接经验，就是“使人进步的最大动力”。
现在且不说这个“进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仅就强调“做”这一点，在教育实际工作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的这个问题，简单回答，有下面几条：
（一）教学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意识。
（二）不能给儿童以系统的科学知识。
（三）使儿童不能得到学习科学知识的基本能力。
（四）忽视教师的领导作用，使儿童流于盲目的摸索，尝试错误，浪费时间。
（五）忽视教科书的作用，养成儿童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
也许会有人以为我这样来否定“活教育”的教材教学法未免过分，或者认为“活教育”的某些教学法也还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是我却同意张凌光诸先生所提出的意见：首先用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来克服“活教育”的缺点，改造“活教育”的思想体系，只有当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端正了，才能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有所贡献。四、“活教育”的坏影响究竟
是什么？
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长期进行着“超政治”、“超阶级”的改良主义式的教育，其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想就现在所记起的举几个事实来说明。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公共租界为帝国主义办教育，主观上是想“收回教育权”，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服了务。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以后，我从上海到重庆经过江西，反动派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留我在江西办教育。当时我对国民党抗日所采取的两面政策及其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没有认识，一心抱着为教育而教育的观点（这种观点仍保留在“活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见活教育五卷二期），以为这是自己实现教育理想的好机会，并没有理会到这个狡猾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熊式辉，是盘算着利用我的教育工作，来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装饰门面，迷惑人民，以掩盖其丑恶的反人民的面目。记得当时反动派原想请陶行知先生去讲学的，后来因看到陶先生的一首诗，认为靠不住，而改变了计划。这时所谓“不问政治”“自鸣清高”的我正为反动派所欢迎所满意。很显然的，在他们看来，我的教育主张是对他们的统治有利的。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我长期做教育工作，又研究儿童心理，在美国留过学，在欧洲各国考察过教育，所见所闻，对于教育方面个别事例也很“丰富”，因此，就有可能在我的反传统教育的主张中，补进了许多似乎足以耸人听闻的材料。于是，一些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青年与教师也都觉得我是进步的，愿意到我主持的幼稚师范中来工作，来学习。我们办学愈起劲，反动派就愈来喝采捧场，说我是儿童教育专家，是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在这件改良主义外衣下，我们都陶醉在“活教育”“乐园”之中，革命的青年们虽不只一次劝告我，但都被我的“丰富”的理论挡回去了。于是我的改良主义教育，就这样的在旧社会中迷糊了许多人的战斗意志。直到后来回到上海，青年学生们都在革命运动中前进了，他们又自动地下乡办农村托儿所，而我从教育出发，也鼓励他们去为老百姓服务。这时反动派认为我的改良主义教育已超出了范围，终于二次把我逮捕起来。那时什么儿童教育家，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都不知那里去了。为什么开始时要喝采，捧场？为什么看到我的学生与老百姓站在一起，参加革命运动的时候，他们就要迫害我呢？回答是很简单的，因为我还不能完全把学生都教成反动统治者所喜欢的那样，他们有的不满于我的教育，自己跑去革命了，因此，反动统治者就迁怒于我。可见问题不在别的，而在于我的工作是不是对反动统治有利，现在我认识到这一点了。
我所培养的学生有很多也是为反动派直接服务的。在我所办的鼓楼幼稚园中，教养的很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中上层官僚的子女。数十年来，为他们服务，一直到解放后才有了改变。日本投降后，我还派我的学生到东北沈阳去为反动派办“美龄小学”，所做的同样是粪堆插上了花朵的工作。
在今天我不仅认识到“活教育”理论在旧社会中所起的坏影响，而且我还得要说明在新社会中，当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进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时候，如果还不从思想上来清算这种改良主义的遗毒，那末，我们就不会很勇敢积极地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我们也不容易站稳人民的立场，来对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国民党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仅如此，如果纵容这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也同样会在教育工作上阻碍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与任务。五、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根源
在那里？
现在我打算来说一说我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根源：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我的出身是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排斥而日趋没落，对旧社会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限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害怕严重的革命，特别是经过一番个人奋斗之后，我又在旧社会中取得了“事业”和地位，更限制了自己向革命靠近的勇气。这样，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就在我的身上找到了阶级的基础。
其次，我从小所受的是封建的家庭教育和教会的学校教育。我的母亲具有浓厚的封建旧道德，无论是家庭间相处或与邻居发生纠葛的时候，她总是劝我们要忍耐，并且常常说“吃亏就是便宜”、“求人不如求己”。我在教会学校中读书，所受的教育无非是“博爱”、“人道”、“从牺牲中得到快乐”，这一套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宗教哲学。长期在这样的教育影响之下，在我的思想上就失去斗争性和革命性。
第三，我在美国留学数年，在那里我又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受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儿童本位的思想薰染，回国后，又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
最后，我想附带声明两件事：
第一，我在“新儿童教育”第六卷第十二期上用“活教育社”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的文章，这里所说的“活教育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只不过是为了出版“活教育”月刊时所用的名称。
第二，我所以发表那篇文章，原意是想提供一些关于“活教育”的材料，在取得大家的批评之后，帮助我能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以便更好地做个自我批评，并非为“活教育”的错误思想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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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在陈鹤琴先生的“初步检讨”之后
柳湜
我们欢迎陈鹤琴先生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
陈先生对这次批评和对自己的检讨，都表现了诚恳和严肃的态度，这是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所需要的，这种精神应该在教育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风气。
目前对“活教育”的思想批评，还仅在开始。因为张凌光同志等的批评文章，只能算是对“活教育”批评的引子，所触到的问题还只是“活教育”的几个基本观点。“活教育”不仅是一种理论，而是有行动的。如果批评不结合“活教育”的全部实践，那末批评就会陷于片面性，并且也不能对“活教育”作出正确的理论的批判的。这工作还要我们继续来做。
同样，陈先生的“初步检讨”，主要的也仅仅针对批评者所提出问题的范围，自然还没有全面地具体地结合陈先生数十年的教育工作实践的。“活教育社”其他的人，也还未来得及发表意见。因此，这也表现了在自我批评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
为了使批评与自我批评两方面都正确地向前发展，我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我以为无论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不应限于“活教育”的言论，重点应在它的实践，而且不仅限于“活教育”旗帜打出以后，或某一阶段的实践；应是包括陈鹤琴先生的整个教育活动。陈先生的教育活动有三个中心部分。一是中国首先实验杜威学说的南京鼓楼幼稚园；二是上海公共租界在帝国主义直接领导下为“华人”而办的八个小学，一个女中；三是“活教育”旗帜打出以后的活动。这三部分活动是互相联系不可分离的，其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上。必须研究这三部分的教育实践，我们才能对“活教育”作出应有的系统批判。陈先生和“活教育社”也只有这样认真地检讨这几方面，才能算全面地检讨了自己的工作，才能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作出正确的结论。
今后正确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我以为最好不过的是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所创造的方法。即抱着严格的科学态度，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鼓楼幼稚园，至今还是由陈先生所领导的；那几个工部局学校，虽然解放后已经是属于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市立学校了，但原有的教职员尚大多仍在任教，调查工作都不是很难进行的；“活教育”时期——从江西到上海——的调查研究工作就更容易进行。至于如何有计划地来做，那是另一问题。我们希望陈先生及“活教育社”其他的人自动地用自我检讨的精神来作这项检查工作，并可取得华东、中南两大行政区教育部，上海、南京两市文教局，江西省文教厅的领导，协同来做这件事。我想，这是对陈先生、“活教育社”以及其他从事人民教育工作的人们都是有很大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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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欢迎国际文学家、艺术家的盛会
朱树兰
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了一个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亚洲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的盛大的国际文艺作家的聚会。这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欢迎应邀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各国人民代表团中文艺作家的招待会。在这一个表明了国际、特别是亚洲各国文学艺术家广泛团结的盛会上，新中国的文艺作家和来自友邦的文艺作家，在充满着友好的气氛里进行了亲切的会晤和热诚的谈话。这个聚会里的作家，有的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有的来自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有的来自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朝鲜、越南，有的来自与新中国建立了友好邦交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这些作家，他们不但从事着相同的工作——文学艺术的工作，而且还有
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保卫世界和平。他们不但用“小说家”、“诗人”，……这样的称号来介绍自己，他们更骄傲地告诉大家“我是保卫和平的战士”。这个光荣的称号标志了作家们为人民、为和平事业服务的特征。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在会上首先向与会的作家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说：“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和各位代表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的招待会虽然形式简单，但彼此之间的感情是深厚的。各位不但是文艺作家，也是和平的战士，新中国作家都是为保卫和平而努力的。”他指出这个聚会的空前重大的意义。最后，他祝贺作家们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获得更大的成就。
作家们在热诚的欢欣的气氛里，以亲切的、生动的口吻作了自我介绍，他们向中国人民致敬，他们为中国作家的幸福而祝贺。苏联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首先代表苏联音乐家向中国及全世界为和平奋斗的音乐家致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雅科夫列夫表示回国以后将努力宣扬新中国两年来的伟大成就，以及他在此所见到的世界各国作家们的友谊。和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友谊。波兰作家耶齐·普特拉曼特是作家协会秘书长，也是波兰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古丝妲·伏契科娃是捷克人民英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作者尤利斯·伏契克的夫人。她说：“我是尤利斯·伏契克著作的编辑人。尤利斯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学习了苏联人民和苏联作家，所以他才能对法西斯作宁死不屈的战斗。”德国雕刻家古斯特夫·赛兹代表德国文化民主复兴联盟向中国文艺作家致敬。写过一部反法西斯名著的‘第七个绞架’及其它许多小说的女作家安娜·西格斯为她能到中国来而表示高兴。匈牙利作家协会秘书长拉约士·孔尼亚热情地说，他要用人民的语言，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写一本诗集，贡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四日在北京渡过七十五岁寿辰的保加利亚作家季米特尔·波梁诺夫兴奋地说他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不但见到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而且看到了中国的解放。这次他更见到了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写过一首歌颂孙中山的诗，这回又写了一个题名为“我看到了毛主席”的诗篇。站在反帝斗争最前线的朝鲜文艺作家李泰俊起立发言时，博得了会场全体的热烈鼓掌。他胸前的二级国旗勋章在人们的眼前闪耀着。他说他要向获得胜利的苏联和中国学习。越南文化协会代表阮春水是越南新闻记者会会长，也是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全印进步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印度著名进步小说家安纳德说：“我是和平战士。”缅甸作家德钦哥都迈表示：能和全世界的作家见面感到十分高兴。他说，他回国以后要写一篇访问中国的诗。印尼作家塔勃兰尼和巴里昂都表示了要向中国学习的愿望。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巴基斯坦的伊布拉希姆·杰利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团员罗伯特·哈福曼等。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扬同志在他所作的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报告中，首先指出：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产生了像屈原那样伟大的诗人，他的辉煌的诗篇“离骚”是中国文学的宝贵的遗产之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破天荒第一次的文学革命。反对了多少年传下来，已经僵化的文言，提倡了与口语比较接近的新鲜的白话，反对了封建旧思想，提倡了民主的和科学的新思想。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卓越的代表，他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是奠定新文学的最坚实的基石。五四以来，中国的优秀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而郭沫若、茅盾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人物。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但比之更伟大、更深刻的第二次文学革命。毛主席提出了文艺创造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正确地认识工农兵，正确地表现工农兵，这就需要作家不但要熟悉工农兵，并且要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因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就必须经过一番思想改造。这个改造是长期的，甚至要经过痛苦过程的，但这种改造却是必要的，有益的。从一九四二年到现在，由于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新中国的文艺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成就。他指出：由于作家们深入到各种群众的斗争中去，才在群众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因此才能产生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最近出版的柳青的“铜墙铁壁”等这样描写农村斗争的小说，以及“红旗歌”、“原动力”这样描写工业生产的作品。我们的作家，由于在部队中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产生了许多描写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作品，如刘白羽的小说“火光在前”，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和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在诗歌方面，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和艾青的描写农业劳动英雄的诗歌。所有这些作品，都毫无例外地是作家亲身参加了群众实际斗争的产物。此外，并特别介绍了工农出身的“活人塘”和“平原烈火”的作者陈登科和徐光耀的小说。周扬同志说明，我们的新文艺继承了民族文艺的优秀传统，并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尊重自己丰富的文艺遗产，但是并不盲目崇拜它。我们仍然要学习外国的优秀的和进步的文艺，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文艺，更是给予了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教育。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就指出了：“文学艺术中对于死人与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模仿与替代，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因此，我们在文艺工作上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我们反对盲目的崇拜资本主义西方，这就是说，我们要反对今天全世界进步人民所一致反对的世界主义。同时也反对盲目的崇拜国粹，这就是说，我们要反对反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样就保证了新文艺永远保持前进的、战斗的性质和无限的生命力。最后，他指出：新文艺的群众性的特点表现在广大的工农兵都参加到文艺活动中来。作家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单为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兴趣而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写作已成为对国家和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当一个作家写了错误的作品时，即使文艺批评家不进行批评，广大的群众也要提出批评的。广大群众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政治觉悟的提高，以及新的文化生活的影响，他们对文艺是十分重视和爱护的，同时对文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文艺作家必须回答他们的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创造无愧于伟大祖国和人民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更高的作品。他诚挚地表示中国作家愿与世界各国作家共同勉励，来为文艺创造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而作更大的努力。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丁玲生动地谈了中国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情况，指出一个作家只要深入群众，就能得到群众的欢迎，也能写出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中国作家在广大群众和政府的关心之下，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她介绍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等培养青年作家的办法和经验。这一个国际文艺作家的聚会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在友好、欢愉的情绪中结束。下午并分别举行了三个小型的座谈会，就各国文艺作家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的共同任务以及有关文艺的许多专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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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不应画错国旗
国旗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标志。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爱护和尊重我们的国旗，是我们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之国旗的样式具有绝对的严肃性，不能任意更改的。山西画报第四十期国庆纪念专刊上，刊登了一张以“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为题的宣传画，国旗上面却只画了三颗星（一颗大星，两颗小星），这面旗既然不是被风卷起，遮没了其它两颗星，那么少画了两颗小五角星，便显然是一种不能被允许的政治错误了。“山西画报”在刊登这幅图画时，表现了编辑工作的不负责任和不严肃的工作作风，是很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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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应重视工人的美术创作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上海总工会、上海文联工人文艺工作委员会合办的“上海工人红五月美术展览会”在今年五月举行后，现又评选出一部分优秀的作品，于九月十六日召开了给奖大会。
这次评奖是根据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观众的意见来进行的，从七百二十几件作品中评选出三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九个三等奖。
举办工人美术作品展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作品的水平说明，工人阶级的艺术创造才能在新社会里得到了发挥。他们的结合时事和生产运动的美术创作，成为他们自我教育的工具。各地工厂文教部门应有计划地领导和鼓励工人的创作，使工人美术创作在生产运动当中充分发挥它的宣传鼓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