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中央中南局指示武汉市委
认真处理宋瑛等压制批评事件
长江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武汉市委作出检讨报告
九月十一日,本报“党的生活”栏批评了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共产党员宋瑛等压制群众批评、严重违犯党的纪律的错误行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对此甚为注意,当于九月十四日指示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认真处理这一事件。武汉市委已于九月十六日召开全体市委委员会议作了检讨。九月二十七日,武汉长江日报以第一版的绝大部分篇幅,登载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给武汉市委的指示、武汉市委的检讨报告以及关于此一事件的社论。此外,长江日报因处理此一事件不当,亦作公开检讨;并全部转载了本报批评宋瑛等错误的文章。
长江日报在社论中指出:一年来,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曾两次指示武汉市委,应严肃对待宋瑛等压制群众批评的事件,但武汉市委并未认真执行上述指示。社论批评了武汉市委的这种错误态度,主张予宋瑛等以纪律处分。并提出应以这一事件作为教育全体党员的生动教材,在全体党员中,首先在领导干部中,结合着对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中南局有关文件的学习,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分析这种错误的性质、根源及其危害性,提出纠正和防止的办法。社论建议武汉市委要号召所有的党员及非党员干部对于此类压制批评的现象以及一切其他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大胆地揭发和批判。在武汉市委即将召开的第四次党的代表会议中,应将严肃党的纪律作为议题之一。同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以认真处理此一事件为起点,用严肃的态度来处理其他一切违犯党纪的事件,以转变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武汉市委完全同意本报对于这一问题的评论,坚决拥护中南局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并指出:过去对于违犯纪律、坚持错误的同志,未展开公开的批评,未给以必要的处分,是不对的。市委决定:(一)宋瑛、周季方、市府党组及卫生局总支须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及此次市委的检讨报告,作出严格的书面检讨,交市委审查。(二)为严肃党纪,给宋瑛和周季方以纪律处分。(三)在党报上公布有关处理这一问题的文件,号召全市党员学习,在全市各机关展开讨论,肃清不民主的压制批评的恶劣作风。


第3版()
专栏:

中共中央中南局给武汉市委的指示武汉市委并市府党组:
宋瑛、周季方等同志违犯党的纪律压制群众批评一事,拖延一年尚未处理,人民日报已于九月十一日将此事经过公布并作了评论。你们应该即刻对此事表明态度,说明:一、你们对此事的认识和态度;二、限期对违犯纪律的人和组织作出结论;三、对此事有关人员限期作出检讨。为着求得对这一问题在思想上更能达到一致,你们需要召开市委会讨论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对这一问题的简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南局一九五○年四月处理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由市委作出书面结论报告我们。此事要在市委所属的干部中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开展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联系个人思想和在工作中遇到的类似的问题进行检讨,并求得从思想上彻底弄通,以利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严肃党的纪律。你们对此事的处理态度务于一周内送来,以便长江日报转载时一起公布。致以
布礼中南局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
肃清压制群众批评的作风编辑同志:
我认为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有关宋瑛事件的报道是对的。因为我是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直接参加了这一事件的检查,熟悉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很多同志读了这个报道后,都觉得人民日报的批评很对,他们说:“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党的生活简评”对宋瑛等压制批评错误的分析是正确的。过去武汉市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对此事处理得不好。武汉市部分党员干部不民主的作风是很严重的,控告这种干部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控告书上不署名,有的署了名也要求代守秘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有的负责干部看那个同志提意见多,就要把他送走。有的要给提意见的干部戴“反领导,小组织活动”的帽子,并把不经党委审查的越级控告信叫作“黑信”,老想对提意见的人采取报复态度。有的则把控告者说成“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甚至说这是“民主专政的对象”。宋瑛正是这类思想的代表者。愈是这样,控告者就愈不敢署名了。正如“党的生活简评”中所指出的,“这种匿名控告,正是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民主作风极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极不开展的表现”。但是,正气必须发扬,邪气必须克服。武汉市的党组织应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展开对宋瑛所犯错误的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彻底肃清这种不民主的恶劣作风。 王世勋


第3版()
专栏:

人民代表的提案为什么愈来愈少?
——察哈尔省怀来县人民代表会议处理提案的情况
本报记者 朱 波
察哈尔省怀来县人民政府处理人民代表的提案是有成绩的,县级领导机关曾为处理提案花费了不少的力量;但是来自群众中的提案,却一次比一次的减少了,这一严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提案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该县领导机关对处理人民代表的提案,没有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
怀来县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收到的提案,比历次人民代表会议的都多。在这次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的两个多月,县的领导机关就专门发出了搜集提案的通知,散发了提案纸,确定由当时深入各村进行普“选”的各级干部,广泛地搜集群众对人民政府各种工作的建议和要求。县的领导干部并在大会开幕前组织了“提案审查小组”(大会开幕后,改为“提案审查委员会”),负责整理各地送来的提案。这次共收到三百八十一件提案,经过“提案审查小组”整理归纳成九十七件,分类如下表:
干部作风二十一件
修建问题一件
婚姻问题一件
产权问题二件
民族问题一件
镇压反革命活动二件
军、政、民关系六件
优抚工作二件
对供销社的意见七件
文教卫生十八件
工商业负担和工商管理十三件
村财政开支二件
农业税负担三件
农业生产十八件
共计九十七件
上表显示,有很多提案都是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农业生产方面的水利问题,工商税收负担不合理的问题等提案,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水利问题方面,六区北浩营群众提出了和涿鹿县姜营村的水利纠纷的提案。姜营村的清水渠紧靠北浩营,清水渠的水年年都用不完,却被白白地放走了。北浩营群众提出,如果修一道三百七十步长的水渠,把清水渠的水引过来,就可以使北浩营村增加七百至八百亩的水地,每年如果浇一次水,一亩地就可增产三斗粮食。在工商业税收问题方面,工商业界代表提出:去年征收夏季工商业税时,多征怀来、沙城、新保安等三镇工商户一千多万元税款。对此,工商业界代表要求人民政府退还或者作适当的处理。这些提案显然是应该认真加以处理的。
但是所有提案都没有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这些提案仅仅经过“提案审查小组”整理后,提出处理的初步意见,然后就在大会上由提案审查委员会(即会前的“提案审查小组”)讨论,也没有经过主席团审查,就交给大会秘书处编印成专册,分发给各部门及各村。只是在大会闭幕前,才由提案审查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就所有提案向代表们作了简单的解答。
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闭幕以后,县人民政府各部门也不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提案,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对提案处理的情形,没有进行过检查,提案处理的情况也没有向代表们报告。据此次调查,在九十七件提案中,已处理的五十二件,经过解答的二十九件,未处理的十六件。对没有处理的十六件提案,有关部门到现在也没有继续想办法处理。如对于工商业界代表所提的多征一千余万元工商税款的提案,当时县人民政府曾写信给专署,专署税务局答复是:全部税款已过账转交省人民政府,没有办法退还。县人民政府就以专署税务局的答复转告了工商界代表。又如对于北浩营和姜营村的水利纠纷问题,县人民政府水利局曾派人去涿鹿县姜营村处理过;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一水利纠纷问题不能解决的关键是因为北浩营和姜营村之间历史上有矛盾,因此,虽然曾两次去姜营村处理这一问题,都没有使问题获得解决。还有旧庄户村群众提出的前中共察南地委会冯志恩在该村借的四百四十一斤小米,现在已经四年的时间,还没有归还,该村群众要县人民政府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县人民政府请示专署,因为专署没有答复,就拖下来了。
对人民代表会议提案的这种处理结果,已经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群众认为“提了意见不能解决,还提什么意见!”如北浩营的群众对县人民政府处理该村和姜营村水利纠纷的结果极为不满。该村农民许守印说:“上级叫怎么办,怎么办就对了,办不了的事情提意见也不管事,我们和姜营村的水渠纠纷,提到人民代表会上已经一年了,还是不能解决。”许守云的妻子说:“县代表也不顶事,提出意见还不是不能解决!”桑园村的人民代表、县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于生贵说:“我们提的意见县里不给解决,群众心里就凉了(不愿再提意见了)。”新保安镇的人民代表张纯功,提起提案问题时,也表示非常不满。他说:“群众提意见是要求政府想办法解决问题,意见是提了,结果怎样,谁也不知道。以后谁还愿意提意见!”
从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以后,该县对人民代表的提案更加不注意了。据该县郭县长说:三次代表会后,我们就没有想过提案的事情。因此,提案就一次比一次的减少了。
第四、五、六次人民代表会议,在开会的通知上也没有提到搜集提案,大会上也没有专人负责搜集提案,也就没有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代表们都是临时凑几条交给县长,由县长在大会闭幕前简单地解答一下。直到现在,第四、五、六次大会提案的数字、提案底稿都找不到。知道的只是: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共一百余件;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数目不详;第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只有五、六件。至于对提案处理的结果当然就更谈不到了。
那么这些提案究竟从那里来的呢?据调查,第四次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是代表们临时凑的,第五次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我们访问了很多大会工作人员,都回答:“记不清了”,第六次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是在大会闭幕前一天的夜里,有五、六个小纸条凑起来交给县长的。新保安前进街人民代表顾万银说:“县里开代表会就是布置工作,我们带去提案也没有人搜集,也没有时间讨论。”辛庄子村人民代表王淑珍(女),参加六次县人民代表会议时,带着该村群众要求修水渠的提案,因为没有人管理提案,她不知道把提案交给谁,就又带回去了。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怀来县人民代表会议所收到的提案所以愈来愈少,完全是因为没有认真负责地处理提案所造成的。


第3版()
专栏:

我看见了伟大可爱的老区人民
北京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 何观清
这次我很荣幸地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随着中共中央华北局聂真同志率领的一小分团,到山西太岳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去访问劳苦功高的老区人民。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
八月十日由北京出发,十六日抵达了目的地。在沁源,阳城,及其他等地,我们进行了重点访问,召集了群众大会和各县代表会议。
群众非常踊跃地参加会议;参加群众大会的,计达四十余万人,代表会议出席人数计有三千三百五十八名,代表二十四个县老区的烈军干属、革命残废军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地方干部和群众。访问历时三十五天;行程约二千二百余公里。
群众的情绪很高涨,沿途热烈地欢迎我们;敲锣打鼓,扬旗奏乐,高呼毛主席万岁;盛备了茶点,来招待我们;向我们车上送满了鲜甜果子,要我们带着路上吃。当我们经过翼城二区的时候,路旁有一位笑容可掬的老汉,向我们车上投进一个三十斤重的大南瓜,瓜上写着:“献给毛主席,看看翻身后的好光景,翼城六区杨家河冯茂良。”这位老汉和广大的老区群众都很明白,他们翻身后的好光景是和中国共产党分不开的;毛主席就是恩人。
我们抵达沁源和阳城县城的时候,先有数千群众跑到城外二三里地来迎接,还有大队群众留在城内,等候着欢迎我们。城外城内形成了数万人的欢迎队伍,家家户户满贴着标语,每个人都热烈地鼓着掌欢迎我们,锣鼓声,鞭炮声,群众的欢呼声,震动了全城。“毛主席的访问团来了!”瞬息之间,便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大事,鼓舞了全城全县的群众。
周围数十里的群众都赶来看毛主席的访问团,要向毛主席致慰问信和献旗献礼。赶到阳城来看我们访问团的,有位晋城马壁村的翻身农民,他很高兴地说道:“请你们告诉毛主席,我现在的光景很好,有吃有喝,我的牛已经换成马了。”
群众爱戴毛主席的热情,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所以才受到人民这样热烈的拥护;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真理:凡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处处为人民谋利益的,必受人民拥护,结果一定成功;凡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违背人民的利益,必被人民憎弃,结果一定失败。老区人民的一切表现,处处可以证明这一认识是对的。
沿途我们也看见敌人残害人民的残迹,沁源城关及附近村庄,民房毁烧殆尽。我们亲眼看见曹家庄,几成荒墟。这就是一九四二年日寇活活烧死了二百二十六个同胞的地方,同时我们也亲眼看到沁源的英勇人民。自从一九四二年十月敌人占据沁源城关后,周围二十五里就成为敌我斗争最剧烈的无人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有计划地撤离城关并积极进行抢种、抢运粮食和围困敌人的斗争。乘着黑夜,群众成群结队地通过敌人的哨防线,到无人区去抢种或抢收,到埋藏粮食的地点去抢运粮食,到交通要道去破坏交通。设石雷于地上,水雷于河道中,吊雷于树上,磁雷于屋中,使敌人到处触雷,感觉草木皆兵,寸步难行。夜间民兵到处放枪,使敌人坐眠不安,啼笑皆非。“过了圣佛岭(注:沁县与沁源的交界),如同进了鬼门关;如若死不了,除非活神仙。”——这是当时描写敌人畏惧沁源人民的话。这样经过了二年半的剧烈斗争,敌人被消灭了,我们胜利了,沁源解放了。其他还有不少地方,也是采取同样的围困办法战胜了敌人,解放了城市和据点的。
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老根据地人民的革命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老区人民和共产党是分不开的。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老根据地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发源地和前进的基地。
我们看到太岳老区人民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仅从阳城、晋城的群众看,多能自觉愉快地优待烈军属,保证了烈军属的土地产量不低于群众的水平。家家户户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很适当地将爱国主义结合到生产竞赛、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工作上面。例如:为了增产捐献,浮山茶坊村今年就把三百多亩的玉米地加了追肥;范村王富全互助组今秋预购二十只羊,每个组员准备每月捐献一万元。阳城匠礼村的民兵对于美帝国主义故意破坏朝鲜和平谈判,表示非常愤怒,集体要求:“请你们告诉毛主席,该打就打,我们村已准备好了,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总之,老区的人民一致坚决地表示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老区的人民这样热烈地热爱祖国和毛主席,深深地感动、鼓舞和教育了我们。我们要向伟大的老区人民看齐!我们要向伟大的老区人民致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老区的人民为什么这样热烈地爱戴毛主席呢?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正确地领导了老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打垮了日本强盗,消灭了蒋阎匪帮,斗争了恶霸地主,使广大的劳动人民翻了身,过着今天幸福的好日子。
太岳老区的农业生产水平现在已提高了。根据我们在访问中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战争破坏过甚的地区外,太岳老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达到和超过抗战前的生产水平。超过战前水平的数量估计在百分之十左右。这个估计数与我们在阳城大宁村调查所得的结果,相差无几。大宁村有五户中农,耕地的面积在土地改革前后丝毫没有变动,但是近二年来的平均产量却比战前水平高出百分之十三了。另外的同志在其他村调查的结果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太岳老区在八年抗战中,遭受敌人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但在这样情况之下,老区的人民竟能于短短期间内将生产恢复到甚至超过抗战前的水平;无疑的,这是一个肯定的惊人的成绩,这就是老区人民伟大的力量。
太岳老区的生产水平怎么会这样迅速地提高呢?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土地改革改变了生产关系,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农民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多加劳力,多上肥料。“多犁,多锄,多上粪”,在太岳老区已成为农民耕地的一个普遍现象,非但对耕种自己的田地是如此,而且对代耕烈军属的土地也是这样。据云二年前,有些农民对于分得的土地还有顾虑,以致影响到生产的情绪,现在农民知道地主永远不会回来了,生产的情绪因此更加提高了,地价也随着上升了,两年前,一亩地约值二石米,现在已值七石米了。
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各村组织互助组,有系统地组织和领导农民劳动,无疑地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再加上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畜力逐年增加和普遍地实行选种与防治虫害,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依靠群众来消除虫灾,太岳老区表现有很好的成绩。单是阳城一县,今年县政府在五十天之内就发动了四万五千余劳力(占全县劳力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了六十五万个工,很迅速地把棉花虫灾消灭了。
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太岳老区人民的生活已一天比一天好转了。没有乞丐,没有小偷、强盗。过去有一部分农民很少吃到盐,现在家家都有盐吃了。过去贫农和中农都要吃糟糠野菜充饥。俗语说:“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现在情形却两样了,人人都有饭吃,不吃糟糠了,过年过节还吃上白面。过去老百姓穿得破烂不堪,现在老百姓都穿得整整齐齐;好些人都有三四套以上的衣服;过年过节开会,人人高高兴兴,穿着新衣裳。过去热水瓶和手电筒是城市人享受的东西,现在老区农民有的白天也带着热水瓶去种地,晚间也带着手电筒去开会、看戏。
随着生活的改善,老区涌现了人民要求文化娱乐的高潮。老区有群众自己组织的戏剧团,轮流到各地去演戏,场场观众拥挤。但是电影还是稀罕的,所以群众对于我们带到老区去放映的电影,发生浓厚的兴趣。无论在什么地方放映,周围数十里的群众都赶来看,观众甚为拥挤,常达数万人之多。在阳城看电影的群众,一天晚上就到五万多人;银幕前面坐满了,跑到银幕后面去,两面看!电影在老区是件新鲜的东西,银幕上的人物,又会活动,又会说话,的确是神秘奥妙!沁源有位老汉问我们放映的电影是否可以照到十里以外,好让他们村里的群众能看到毛主席的电影。阳城有位老婆婆晚上看完电影,翌晨就安然地去世了,群众说她有福气,看见了毛主席的电影,没有白活了一辈子!
太岳老区的群众普遍地要求学习政治、文化,但是现有的文化设施都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在老区现在的情形是:学校和教员都特别少,而学生特别多。一般的估计,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学龄儿童失学,尤其在山沟里的村庄,儿童失学的现象尤为显著。高小的情形更为严重,沁源有五座高小,每年只能收容三百名新生,但报名投考的却有一千三百余名,垣曲县高小只能收纳新生六十名,但报名投考的却有六百余名,民校是很普遍的,几乎每村都有,但在偏僻的地区,设立民校仍有困难。例如:浮山川口村因为找不到教员,想办民校也就办不成了。在全村七百余人口中,只有五六个勉强认识些字的人。烈军属青年妇女们要求学习文化更为迫切,要求政府早日成立烈军家属学校。很明显地,老区人民要求进步,要求学习的情绪是很高涨的,学校虽然逐年增加,但还不能满足群众学习的要求。
经过长期间的革命斗争,老区人民深深地认识到谁是敌人,谁是亲人,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翻身的好日子,所以老区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热烈地爱戴毛主席,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
这就是感动和教育了我的伟大可爱的老区人民。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

对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展开斗争
劳动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体;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中共中央给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祝词)因此,我们应该尊重劳动人民及其模范人物,这已经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人民的公德。可是有些工作人员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而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劳动人民。例如察哈尔省延庆县人民政府女工作人员徐淑琴等四人,在该县举行人民代表会议时,不愿与该县人民代表、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劳动模范代表高万红(女,延庆县董家沟人)同住一屋,竟大骂高万红“太脏”、“太臭”;并从屋里撵她出去,让她在院子里睡了半夜。这种轻视、污辱劳动人民的行为,完全违背了爱人民、爱劳动的公德。
察哈尔日报对于这一辱骂劳动模范、人民代表的原则性错误,曾领导读者展开批评。该报在九月四日的短论中指出,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徐淑琴等人“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坏影响”。并指出这一问题所以要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就因为这暴露了在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这样的思想,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出身,参加革命不久的干部,还有轻视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错误思想,还有统治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我们人民国家的干部应有的品质根本不相容的。有这种思想的干部,要他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要他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纠正这种思想,肃清这种思想。
很多读者参加了这一问题的讨论。该报从九月四日到十七日,已发表三十三件读者来信。在这些来信中,除对徐淑琴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以外,不少读者还联系这一事件,检查了自己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作风。延庆县人民政府除令徐淑琴等到董家沟向高万红道歉以外,并根据她们的错误大小,分别给予处分(徐淑琴记大过一次,房桂芬、胡云坤各记小过一次,史桂淑作深刻反省),通报全县。徐淑琴等亦作了检讨,认为这一错误的产生,是由于“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统治思想在作怪”(见九月十二日察哈尔日报)。
对于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思想必须继续展开斗争。应该在这个思想斗争中,使每一个工作人员懂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时刻联系群众,改变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感情。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以他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来指明这样一个真理:“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很显然,“太脏”的并不是劳动模范高万红,而恰恰是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徐淑琴等人。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机关首长应重视在职干部学习
搞好机关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环节,是机关首长的重视和督促检查。中央农业部的经验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该部学委会由两位副部长及人事处处长分任正副主任;并吸收学习积极分子参加,分工领导政治、业务、文化三种学习。李书城部长,不但亲自参加领导,还亲自检查司长一级的学习,责成教育科逐个汇报司长的学习情况。在奖励学习模范时,李部长并亲自主持发奖。因此,从今年三月下旬迄今,该部的学习一直没有间断。学委会能够主动地布置学习,并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培养了自己的在目前尚可胜任的理论教员。特别在三月到六月半这段时间内,由于领导干部抓得紧,时间支配得当,使学习紧密结合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因此,同志们不但在三大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学习成绩也是比较好的。如就政治经济学三、四、五章测验评卷的结果看:甲等就有一四一人,乙等八二人,丙等六人。六月份以后,该部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审查干部、统一战线工作及保密的学习;国庆节前集中学习时事。现在将根据中央人事部规定的学习计划,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学习,预计在两个月内结束。学委会并已制定此项学习的具体计划。
从以上情况看来,首长重视和学委会的健全领导对搞好机关干部学习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现在也还有些机关的首长,不关心或者不甚关心机关学习,把机关学习推给别人来管,这种现象应该加以改进。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实行公文检查和催办制度
读者何智来信反映:最近北京有些机关企业已经开始实行公文检查和催办制度。这种制度的认真执行,对于克服这些机关企业中的官僚主义的拖沓作风将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们的机关企业,是替人民办事的。机关企业的干部应该用切实负责的态度和最有效率的方法来办理自己的工作,绝不能让马马虎虎,拖拖沓沓的陈腐作风继续存在下去,以致影响革命机关和人民企业的威信和直接损害人民的利益。但事实上,却有不少机关企业的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这样的坏作风,他们对于本身职务应办的事情,并没有去办;或者一直延搁下来,没有及时去办;他们让文件在各部门间传来传去,作长期旅行;他们让案件躺在办公棹的抽屉里睡觉;他们以为通令一发出,文稿一归档,就会万事大吉。这种恶劣现象,是需要用各种方法去克服的。公文检查和催办制度,是医治这种瘫痪病症的一种良方,是攻击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的尖锐武器,同时也是加强革命机关和人民企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纽带。希望各地机关企业,都要实行这种制度,来彻底克服机关企业中的官僚主义的拖沓作风。


第3版()
专栏:

新中国第二年的辉煌成就
(三)全国共有三亿一千万以上农业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古元 作
一年来有一亿五千万以上农业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连以前完成的共有三亿一千万以上农业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使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大大提高,为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及国家建设提供了极重要的条件。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