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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湖南省各级党委
领导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新湖南报发起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在最近三个月来，已在湖南全省范围内普遍展开。所谓李四喜思想就是乡村干部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滋长着的麻痹松懈思想。展开这一思想的讨论已有效地克服了各地乡村干部的松气思想，推动了农村的各项工作。湖南省许多县、区领导机关现正结合中心工作，召开以讨论“李四喜思想”为中心议题的扩大干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湘潭、汉寿、怀化等十余个县的领导机关统一布置了开展“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工作，全省七个专区的地方报纸上也先后展开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因此，在全省乡村干部中展开了一个热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如望城县在布置秋征工作会议上，讨论和批判了“李四喜思想”，该县沱川乡干部熊兆亭在会上说：“我做了十多年长工，受尽了苦，刚一分田，就自私自利想回家生产，不想工作，真是忘了本。幸亏‘李四喜思想’这面镜子照透了我。我保证搞好秋征工作，坚决革命到底。”衡阳县茶市乡农民协会主席罗为本，土地改革后好几次到区里来辞职，他参加了“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后说：“这下子才找到了我的思想病根。”于是保证坚决干到底。在他带动下，该乡很快地完成了全乡增产捐献的缴款计划。临湘县五里乡民兵过去认为“天下太平了”，把武器都收藏起来，但经过全乡民兵会议上批判了“李四喜思想”后，又重新恢复了巡夜和守护铁路、桥梁等制度。该乡蒋福林等四个民兵在深夜里发现并制止了该乡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益阳县樊家庙乡、长沙县耕庆乡等地乡村干部讨论“李四喜思想”后，纷纷订立和修订了爱国公约，建立每天学习两小时和五天检查一次工作、学习的经常制度，并保证不松懈，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对李四喜思想的批判，已促使全省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重视乡村干部思想教育问题。中共常德、郴县、零陵等地方委员会除组织“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外，并有重点地检查了乡村干部思想情况。很多领导干部在检查中也联系检查了许多骨干干部由于工作有成绩，群众拥护，各方好评，亦不自觉的滋长了一种松气、骄气和忽视政治的倾向，并认识到这种思想倾向已影响到放松对干部群众的政治教育，使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滋长“李四喜思想”。新湖南报在“李四喜思想”的讨论展开后，又及时研究了读者来信，分期总结了讨论情况，用读者讨论中所举的实例，批判了“湖南是新区，农村松气现象不严重，不必组织讨论”；“用压任务办法来防止松气”等错误认识。这就使各地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进行得更加深入和广泛。由于这一思想本质上是农村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反映，因此，湖南省各地尚准备有计划地引导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的广大农民参加这一思想讨论运动。（根据新华社材料改编）
编者按：在新湖南报展开对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以后，湖南某些农村干部中类似李四喜的思想已经逐步得到纠正。但是，根据我们收到的材料，这一讨论目前还不够深入，这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干部对教育农民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开过一两次讨论会就以为“没有问题了”。有的地方，领导机关虽作了布置，但未督促检查，因此这一讨论也未能很好地展开。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应注意克服某些形式主义的缺点，把讨论深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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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支部领导宣传工作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太要乡党组织用先进事例和群众所喜爱的形式进行宣传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潼关县太要乡支部组织了全乡各种宣传力量，针对农民每一时期的思想情况，用群众中的先进事例和群众所喜见乐闻的形式进行宣传，收到很大的效果。
该乡中共支部有五个宣传员，并领导着三十九个读报组、十一块黑板报、三处“土电影”、七处“土广播”和两个自乐班（农民中一种唱奏的娱乐组织）进行各种宣传活动。
今春土地改革后，太要乡农民的生产情绪很高，当时正值春荒，必须动员妇女下地锄麦，以便抽出一部分男劳动力作副业生产。可是当地过去的习俗是：
“男人走州又走县，女人围着锅边转”，很少有妇女下地的。该乡中共支部就组织民间艺人编了一首快板：
“女人只要下决心，干活强似男子汉；
政府里有女乡长，更有许多女委员；
驰名英雄郭俊卿，还有模范赵桂兰。”
这首快板开始打动了乡里的妇女。但是她们对下地生产的信心还不够。太要乡女宣传员、乡生产模范山秀珍就亲自教妇女们生产技术。读报组和民校里又讲陕北女劳动模范梁秀英的事迹，于是妇女下地的逐渐增多。如马店村的九百多亩麦田中就由妇女锄了六百多亩，这样共换出了三十多个男人，使他们心无牵挂地砍了六万多斤柴，卖出去换回粮食，解决了全村春荒中的缺粮困难。
乡里原有几个女二流子，有的甚至吸毒贩毒，经大家一再劝说，并由人民政府管押教育，还没有改好。宣传员和自乐班就把这几个人的事迹编成了一出“女二流子改邪归正”的戏，在乡里公演。戏的内容是叙述旧社会如何引诱一个女人染上烟毒，走上绝路；共产党来了救了她，分给她土地，教育她参加生产，使她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这个戏剧深深感动了女二流子贺连娃等。她们在看戏以后，不仅戒了烟，下地劳动，还做了六十多双麻鞋，卖了钱度过春荒。宣传员又以“三勤加一懒，管教懒人也生产”的道理，说服了各劳动互助组组员，把贺连娃等都编在组内，使她们彻底转变过来。
为了使人人都懂得抗美援朝的道理，乡里在“五一”节以前曾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宣传员在会上讲过以后问大家懂了没有，到会的都说懂了。但会后一问，都谈不上来。于是宣传员又在每五户中选出一个积极分子，把他们集中起来讨论宣传材料，以后再由这些积极分子对每户每人进行宣传。另外又把民间艺人编的抗美援朝快板，抄写给各户。以后，全乡从十多岁的孩子到五、六十岁的老人都懂得了抗美援朝的道理。
爱国售棉储棉运动开始后，该乡中共支部动员了劳动互助组组长、民校学员和农村中所有积极分子参加了这次宣传，很快就做到了家喻户晓。但仍有人怕存储了棉花，用钱不方便；有人怕合作社的秤不公平。这时“土广播”站和黑板报上又传播了民间艺人的快板：“愿存愿卖随人意，零整存取都可以，早晚用钱都便利……”来动员农民售储棉。各妇女读报组又按报上登载的“赵保善存棉花”的连环画，绘制了“土电影”画片。在“土电影”放映的那天晚上，家家户户都锁了门来看。宣传员就当场向大家讲解赵保善怎么懂得了售棉储棉爱国的道理。大家听了，马上议论起来：“人民政府号召售储棉花都是为了人民好，咱怎能不响应！”以后农民自动提出了“边拾、边晒、边轧、边卖”的口号。他们在卖棉时并再三叮嘱代收站：“你们要不是替政府代收，咱可不卖！”万仓村农民刘顺利为了赶早卖棉，天还没亮就跑到合作社去叫人过秤。他说：“别处给的价再高，咱也不卖。咱卖给政府，纱厂可以多生产，志愿军也可以穿暖了去打美国侵略者！”这样，在半个月里，全乡农民卖给合作社的新棉就有二千六百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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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提高关于国家建设事业宣传的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还只有两年多，人民政府却已经办了许多大事，在各种建设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两年中已经进行了的一些建设，有许多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是在旧中国完全不可以想像的。这些伟大的成绩不仅已使亿万人民因此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也具体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有理由根据这些事实预见出在未来的更伟大的建设工作展开以后，将怎样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显示出我们国家的灿烂远景。
然而各地报纸关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宣传无论是质量和数量都还有缺点。报纸的宣传还没有充分地和本质地表现出这些建设事业的成就。克服这种缺点，提高关于国家建设事业宣传的质量，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不少报纸对于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建设事业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没有进行充分的完整的报道。以成渝铁路为例，这是一条从清末到国民党统治时代闹了四十四年都没有修成的重要铁路，在四川刚一解放的时候便开工兴筑了。仅这一件事就生动地说明了新中国和旧中国的本质上的不同。但是许多报纸对于这样一件大事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新华社七月四日播出的成渝铁路重庆永川段今年七月一日通车的新闻，在大行政区一级的报纸中，东北日报、西安群众日报、长江日报都没有发表。九月一日重庆永川段开始营业的新闻，东北日报和西安群众日报也没有发表。又如在防疫卫生事业上，今年全国已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种了牛痘，霍乱病例已有三年未发现，十余年来为患福建从未中断的鼠疫今年没有发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成绩，少数报纸如上海解放日报作了关于这一方面的宣传，但各地报纸一般对于这一方面的成绩宣传得都很少。类似的例子很多，可见各地报纸对于国家的建设工作缺乏应有的注意。
有些报纸甚至对当地的重要建设事业都没有及时地进行充分的宣传。东北从今年开始了建设西满防护林带的巨大计划，这个计划与苏联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相较虽然相去尚远，但全世界却没有别的国家进行这样伟大的工程，而且除了人民当权的国家之外，任何国家也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划。这个工程的第一部分已于今年五月完成。关于这个工程，东北日报仅在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和六月十七日，即在第一部分工程开始时和完成时发表了两则新闻，到了八月二十日才发表了张庆泰的报道，详细地说明了这个计划的全貌和它的伟大的意义，配合介绍苏联防护林计划的文章，组成了有力的宣传。事实上，这样的宣传在工程开始的时候也是同样重要的。吉林省郭前旗灌溉区是东北四大灌溉区之一，而且是用机器耕种的地区，这一工程今年六月二十日放水，东北日报七月十日加以报道，而吉林日报却只在七月十四日才转载东北日报的消息。湘桂铁路柳州到南宁段通车，是中南铁路建设上的最大成就，其中柳州到来宾段为旧道修复，来宾到南宁则是新修的，这个重要的建设事业的成功，长江日报只在三月十六日发表了一条五百字的新闻。成渝铁路重庆永川段开始营业时，重庆新华日报作了有力的宣传。可以想见，成都和川西人民对这件事也是密切关怀的，但川西日报却只发表了新华社所播的新闻，没有一点表现地方色彩的材料。
以上的例证足以说明，我们的报纸对于重要国家建设事业的宣传是不够重视的，这些宣传在报纸上没有占据足够的地位。因此，虽然在短短的两年中，政府已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国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人民还不能从报纸上充分知道这些。苏联报刊在苏联政府宣布了建设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土库曼运河等伟大建设计划之后，迅速地从各方面展开了关于这些伟大建设的意义的宣传。我国现在进行的建设事业虽然在规模、性质和计划性上都还远不能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相比拟，但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就能进行这样的建设，其意义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应该学习苏联报刊重视宣传国家建设事业的精神。
这两年中报纸关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宣传，在质上也有一些重要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于这些建设完成后经济上可以获得的巨大收益宣传得较多，而政治意义宣传得不够，没有注意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加强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这是值得注意的较普遍的现象。有的报纸在报道上甚至强调了这些事业的次要意义削弱了主要意义。例如关于修筑成渝铁路，川西日报进行了一些宣传，但其中较大的一部分是报道失业工人参加筑路的。成渝铁路的修筑在救济失业工人上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比起整个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来说，这究竟是次要的了。近半年来，报纸对于这个问题开始重视，有了一些初步的改进，但仍很不充分。
其次，在这些重要建设的宣传中，对于党的领导作用宣传得不够。一般地只是在新闻报道中抽象地提到一些“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党员模范作用影响之下”等概念，而很少具体生动的说明。解放日报关于治淮进行了有计划的报道，有很大的成绩，但对于党在治淮工程的各级组织中曾怎样发挥了他们的领导作用，党的基层组织如何团结教育群众共同完成任务，却没有进行多少宣传。皖北日报在治淮宣传中，一年来大量地报道了民工模范的光辉行为（这自然是必要的），而对党组织和优秀党员的领导作用却宣传得很少。对于民工模范行为的表扬，又多半孤立地强调了他们个人的作用而忽视了群众的集体力量和党对民工们的长期教育。对这一点，皖北日报在书报评论栏中已经指出。此外，有许多工程是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修建，或以人民解放军为主力修建的。对于这一方面，新疆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等曾着重宣传。但有一些报纸对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没有加以重视。河北省的几个重要工程如金门渠、潮白河工程等都有人民解放军参加，河北日报在报道中却只简单地提到“军工”等字样，稍不留意甚至会使读者还不知道有人民解放军参加。由于这种疏忽，河北日报就没有能够用这些具体生动的事实宣传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教育人民热爱解放军。
从报纸上也不容易看出人民对这些重大的建设事业的热烈反应。有些报纸上除了在新闻报道中加上了“群众称道不绝”，“热烈拥护”一类的抽象赞语之外，很少看到选刊这一类的读者来信。政府既然为人民办了这样多的好事，人民的感念是不待言的。报纸缺少这方面的反映，应该说是编辑部的一个疏忽。
对于重要的国家建设事业没有作足够的宣传不能归因于报纸的地方性，有些建设事业虽然与某些地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些事实原是应该向全国广泛宣传的。中心工作和时事宣传的重要性不能成为不宣传国家建设事业的理由，因为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便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和一切中心工作的最终目的，而重要建设事业也就是最重要的时事。报纸应该改变对于重要的国家建设事业不够关心的态度，提高这种宣传的质和量，使全国人民能从报纸上全面地看到我们伟大祖国的不断的发展。这样的宣传无疑地会百倍地增强人民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工作的积极性，会教育人民从各种活生生的事实中看出我国新民主主义的今天和社会主义的明天，而更勇敢坚决、信心充沛地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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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查获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又一罪证
文贵宾曾禁令天主教徒参加进步团体
已于今年五月二十八日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明令驱逐出境的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在居留中国期间，执行罗马教廷反动命令，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滔天罪行，从最近天津市公安局发现的文贵宾给卜相贤的一份手令中，更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梵蒂冈教廷公布了一件天主教徒应如何对抗共产党的命令，规定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种组织、各种学校；禁止天主教徒阅读进步的书报，并订出了对进步的教徒们的惩罚办法等。
此一文件首先经梵蒂冈电台广播，并由其他各个反动的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扼要报道其内容，同时在罗马出版的梵蒂冈半官方意大利文刊物“Obs- ervatore Romano”及梵蒂冈机关报拉丁文刊物“Acta
Apostolicae Sedis”上公布。梵蒂冈教廷并向其驻外公使或代表寄发此一文件，并经该公使或代表通告各所在国家的大主教。
在中国的“教廷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收到此文件后，即在其上海办事处，罗岗（Legrand）神甫主持的公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的油印刊物“家庭通信”（Lettre de Famille）上公布。天津教区的天主教主教文贵宾（Jeande Vienne）接到这一命令后，即召集天主教耶稣会天津院的“院长”兼津沽大学副校长卜相贤（Bonningue
Alf）及郑化民（L·Steenstra，已驱逐出境），满济世（Hendrik
MalieHermens），已逮捕）、甘墨林（E·Kammerer）、明兴礼（J·Mons Terleet，已驱逐出境），凌安澜（L·Brellinger）、张子良等中外籍神甫十余人集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此项反动命令，并作出议决方案。文贵宾于八月十五日将此次会议的议决方案签名颁布。
卜相贤接到这一文贵宾签名的议决方案后，即在耶稣会会员间依次密封传阅，并于当周的星期日在津沽大学教堂讲道时，对全体教徒逐条解释，着重指出：家长要禁止子女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此后，又不断在津沽大学、圣功女子中学及“圣母军”等学校及反动组织中对教徒宣讲。此一方案并曾在津沽大学、法汉中学、圣功女子中学、西开中学四校（四校代表：卜相贤、王际五、王珍、杨玉书）所组成的定期秘密会议上，由卜相贤主持，研究并讨论具体执行的办法及汇报执行的情况。在此以前，卜相贤曾从“家庭通信”刊物上将此项命令摘出，放在神甫休息室内以便于传观。
文贵宾等帝国主义分子不断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破坏天主教革新运动的罪行被爱国天主教徒揭露并进行控诉之后，天津市公安局根据广大天主教徒的要求，传讯文贵宾，并依法将其驱逐出境。但在传讯期间，文贵宾对于执行罗马教廷反动命令，并给卜相贤手令的犯罪事实，隐匿不供。天津市公安局后在案犯帝国主义分子卜相贤、鲍翊华口供中得到了线索，追查出该手令的原文。现将原文译出如下：文贵宾给卜相贤的手令原文
（译文）如何遵守罗马教廷一九四九年
七月十三日的命令
一、对干部如何？既然干部有若干等，不能定出一个同一规定。有些干部的职任是无重大关系而且没有害的，所以断定罪过应看他的职位。凡是接受共产主义道理的，及教授他人的，尤其是宣传道理的，当然要给予革除教籍的法定处罚。只有主教一人可以赦免这种处罚。（法典二三一四条）
二、禁止参加的学校：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公安学校、军政大学、职工学校。由于这些学校的性质，教徒参加有背教的危险，凡天主教徒学生入了以上学校，就不能给他们听神功。但如有重要原因必须在以上学校读书时，须经主教许可。
三、禁止参加的社团：青年团、民主青年同盟、南下工作团。由于以上各社团的性质，凡是教徒做了团员都不能给听神功及赦罪。
四、妇女会：天主教徒自动地甘心情愿进入这会者，不能给他听神功及赦罪。
五、天主教徒自动甘心愿意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者，不能给他赦罪办神功，因为那是真正帮助他们的。
六、工会及学生联合会，在目前形势下，不能完全禁止参加。
七、报纸：虽然是毒害的，不能完全禁止阅读，因为教授们、高级学生们、商人们需要看报纸的某一部分。因此，每个人应当按着良心看自己须要知道的，每个人都要小心，不要看理论方面的东西。
八、解释共产主义道理的书是被禁止的。然而学校的校长、教授们，如果有读那些书的必要时，可以看一部分甚至可以全看，以便预先保护学生不受假道理的毒害。在学校中有职任的神甫们，在某种特殊环境下，可以许可看那些书。
九、看时机的变化，以上的规定得随时增添或改动。
十约·文贵宾（签字）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在天津（附图片）
文贵宾给卜相贤的手令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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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英雄李升的经历
本报记者 白原
二十年以前，正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六十多岁的老人——李升正赶着自己的一辆大车，在松花江、黑龙江沿岸及兴安岭一带的偏僻小镇和乡村之间，依靠运送邮包来过日子。而在这以前，李升已经过了大半辈子颠沛流离、艰难曲折的生活了。他的老家原在山东的德州。当他二十五岁的那一年，因为家乡发大水，他独自一个人逃灾荒逃到东北，开始当了几年兵，后来又在松江省的方正县向当时的满清政府领了一点荒地来苦苦经营，但是经营了好几年，依然无法维持生活。后来俄国沙皇政府在东北招收修筑铁路的路工，于是他又随着人家到了俄国的边境上替沙皇政府修筑铁路，一直到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在那里亲眼看见了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的情景。他看见在乡村里农民如何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在铁路上，工人们如何起来与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李升当时也就在铁路上参加了工人们对把头的斗争。以后，因为红军和白匪作战，天天打仗，铁路也破坏了，于是他又回到了东北，在松花江畔靠给人家割稻子、打短工来维持生活。这样又过了好多年。他把自己辛苦积存下来的八十块大洋买了两匹马和一辆大车，继续过着漂流的日子，一直到了“九一八”。
当时中国共产党东北的党组织到处在秘密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的革命运动。就在李升赶着大车所来往的小镇和乡村里，他结识了当地的革命工作人员，而且参加了他们所组织的斗争，和他们一起在松江省汤原县的鹤立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发动群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不久，游击队到处都组织起来了，并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于是李升就接受了组织所交给他的任务，在抗日联军中担任交通工作。他赶着他的一辆大车，一边替人家运送包裹作为掩护，一边为抗日联军送信、送情报，进行联络。有一次日本人把他的大车拉去，让替他们运送军衣及子弹。那正是寒冷的十月天，风呼呼地刮着。他的车上装了满满的一车敌人的棉军服和子弹箱，沿着松花江边走着。乘敌人一个不提防，他拿起一根木棒，一棒把押车的一个敌人打死了，把敌人的尸体和满满的一车棉军衣、子弹连同大车一起推进了松花江里，自己又跑回了鹤立岗。大车没有了，他就背起一个篓篓，怀里藏着一把小小的斧头，继续为抗日联军担任交通工作。从哈尔滨到沈阳，从长白山到兴安岭，他为了与各地的抗日联军进行联络，掩护革命工作人员，跑遍了整个的东北。在整个东北的崇山峻岭，以及广大的密林里，他都能找到抗日联军所在的地方。抗日联军在山上转移以后，就在树上、石头上或者其他地方留下暗号。李升常常带着任务跑到山上碰不到他们，但是一看他们所留下的暗号，凭着他熟悉每一条道路，一找就又找着他们了。在找不着他们的时候，李升就用他的小斧头在抗日联军可能经过的地方，在树木上留下联络的暗号，通过这些暗号，最后又找着他们了。在树林里或者道口上，李升也常常碰到敌人。他好像一个老百姓一样背着他的篓篓，在敌人不防备的时候，他用他的那一把小斧头曾经砍死过好些敌人。当时党的组织在东北所派遣的许多干部，都是在李升的掩护下，称作他的儿女，由他领到各个地方去的。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杨靖宇、李兆麟、冯仲云，以及中国人民的不朽的女儿赵一曼等，都曾经在他的掩护下，由他送到了工作地点去。因此，东北人民热爱着他；而敌人则把他叫做“抗日联军的交通部长”，悬赏五千块大洋来捉拿他。
一九三九年，有一次他从长白山的抗日联军中带一封信到松江省依兰县的山上给周保中将军。那一天正下着小雪。他正走在半路的山上，被一个叛徒（原是抗日联军中的一个排长）领着十个敌人逮捕。他把没有带到的信咽到了肚子里，然后进了依兰县的监牢里去。他在监牢里受尽了毒打、蹲带刺的铁笼等等酷刑，但是他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点关于抗日联军的消息。最后，敌人判了他十年的徒刑，后来又把他从依兰的监牢移到呼兰的监牢里去，一直到“八一五”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以后，他才从牢里出来。他在敌人的监牢里生活了七年。
这一位中国人民的英雄，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因为过去的斗争经历太多，又因为年纪已经很老，他对许多过去的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但是他的那些斗争，那些经历，却已经全部记载在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上。今年国庆节，人民把他迎接到北京。他亲眼看到了胜利以后的祖国的壮大以及已经建立起来的幸福的生活。那一天我在他的住所看见了他，高大的身体，留着雪白的胡子。因为在敌人的监牢里受过许多的酷刑，他的身体很不好。在一间舒适的房子里，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和我谈着他一生斗争的经历。当他谈起过去怎样掩护杨靖宇、李兆麟和赵一曼，从一个地方把他们领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情形，谈起他们的牺牲的情形，他很难过。“如果他们没有牺牲，现在多好呵！”他说，“他们都是被日寇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害死的。”从这一个老英雄的谈话以及他一生的经历，使人想起我们祖国的无数的英雄，以及整个英雄的人民。我们因此而感到光荣，我们因此可以保证最后打败一切敢于向我们进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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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破坏我国内政的又一铁证
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给其同伙卜相贤的手令，是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反对人民政府的又一铁证。文贵宾在留居天津的期间，曾发过许多的反动文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这个反动的手令说明，帝国主义是如何恐惧中国天主教徒的觉醒，因为教徒的觉悟一经提高，就不再受他们的愚弄，而要求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反对自己的敌人——隐藏在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为了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竟利用教徒的宗教信仰，滥用神权，野蛮地控制教徒。他们禁止教徒接受革命知识，禁止教徒投考华北大学等人民的学校，禁止教徒参加青年团、妇女会、学生会等等人民团体和人民军队，他们甚至企图禁止教徒阅读人民的报纸；如果教徒违反了这些禁令，他们就“当然要给予革除教籍的法定处罚”。这就是说，他们要剥夺教徒参加人民团体、参加社会活动以及阅读进步书报的神圣的自由权利。他们既不准妇女教徒参加妇女自己的团体，也不准学生教徒参加学生自己的组织，他们企图借这些方法，以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灌输反动的思想，并利用教徒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文贵宾这一反动手令十足地证明了帝国主义者是企图把中国天主教变成和中国人民和人民政府相对抗的一种组织，使中国天主教徒和广大人民分离开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破坏中国内政，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
在“超政治”的烟幕之下，帝国主义分子在教会中进行着最卑劣的政治阴谋。这种阴谋，已经被许多爱国教徒所揭发，他们已经表示和帝国主义分子坚决分裂，但是应该指出仍有一小部分教徒还没有完全觉悟过来，还存在着许多糊涂错误观念。也应该指出：目前尚有一些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依然继承着文贵宾的衣钵，千方百计地企图愚弄、威胁和欺骗教徒。对于这些活动，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决不能降低警惕，决不能因为黎培里和文贵宾之流已经被驱逐，因而使宗教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松懈下来。须知要肃清帝国主义这些侵略影响，是个艰巨、复杂的斗争。这个斗争必须由全国爱国教徒，在广大人民支持之下，坚持下去，扩大开来，把帝国主义分子这些卑鄙龌龊的勾当，彻底揭发出来，并号召一切教徒认真和帝国主义分子决裂，积极参加爱国的自立革新运动，为彻底割断天主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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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化生活简评
报纸应充分利用图片进行
爱国主义的宣传
在报纸上有系统地连续刊登单幅图片，并配合简单扼要的文字说明，来反映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的成就，从而提高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是进行抗美援朝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最好方式之一。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已有十二家左右的省、市以上的报纸，在各种不同的标题下，刊登了这一类的图片。其中，中国青年报以“一切为了祖国”为题，刊登了青年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人物，以及青年们为祖国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图片，给广大青年以工作和学习的榜样；北京工人日报以“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为题，逐日刊登了我国工人阶级在祖国各种建设事业中所贡献的伟大力量的图片，说明了为什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向繁荣富强的这一思想；东北日报以“人民的东北”为题，逐日介绍了东北工业生产中的创造发明，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创造热情；西安群众日报以“我们祖国的西北”为题，逐日刊登了西北各民族人民为建设祖国西北而努力的图片，使我们可以看到西北逐渐繁荣的情景。以上各报所刊登的图片都是做得比较好的。此外，上海新闻日报的“人民新上海”、上海文汇报的“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上海大公报的“中国土特产”、平原日报的“热爱我们的祖国”和大刚报的“人民新武汉”的图片，也属于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
但是，有一些报纸对于图片的题材和照片质量的选择，以及印刷方面，都还做得不够好。因此，往往在表现主题上不够有力，或印刷得不够清晰，使读者难以辨认出图片中的事物，这是应该加以改进的。还有一些报纸没有充分地利用这种易为群众接受的宣传方式，也应该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这样方式。